以上所述,都是一般情况下评估田野调查报告质量的标准,但是在实际评估的过程中,却可能发生诸多的例外。作为一位田野调查者,不可忽视这些例外情况的存在。造成这种例外情况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调查者所属文化的特征和现状;二是调查报告发表时的社会背景和应用需求。
关于调查者所属文化的特征和现状,如下一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获取新奇的异民族文化现象的冲动,因而能够提供新奇的异民族文化现象的调查报告,往往会引起不应有的过分重视。但是,对一般读者而言,能引起他们新奇感的东西,常常是异文化的表层现象。对于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对本民族而言,即使十分新奇,差异性也很大,但一般读者却鲜于动脑筋去从这方面思考。
对比上述一般质量评估标准后,不难看出,一般读者的这种倾向,恰好背离了上述的评估标准。更加为难的是,人类学家不是超人,一般读者的这种倾向,肯定会影响到人类学家评估调查报告时的客观性。这样一来,每一个田野调查者,在撰写自己的调查报告时,即使自己对质量的要求很高,也不可能完全拒绝对文化表层现象的生动陈述,以求得调查报告在读者心中具有较高的兼容性。这种情况,即使是大师的名作也在所难免。
另一种情况则是读者的主观臆断所带来的偏见。田野调查者在田野作业中的经历,局外人是很难领悟的,其间的甘苦,若不是做过田野调查的人是很难领悟的。这样一来,评估一份田野调查报告的质量,从原则上讲,必须要求评估人站在调查者田野作业的实况下去加以论证,并将论证之结果提出来商讨。但是对这一基本要求,却很难具体化,以至于在进行质量评估时,对调查报告的质量没有给予足够的肯定,这是田野调查报告评估中常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一种不良的后果,一些调查者往往有意识地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暗示,甚至明言自己在田野调查作业中的艰辛。这种自卖自夸的做法,对田野调查报告本身而言,价值并不大,调查者仅是出于迎合的需要而有意识地这样做。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蔓延。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绝不应当急功近利。
田野调查报告并不等于新闻公布,而是一份严谨的科学论证报告。从读者的心理上看,总希望调查报告写得越通俗越好,越文学化越好。但是,这与调查报告撰写的原则相悖。调查者若要坚持原则,调查报告肯定写得很艰深。尽管文字上趋于通俗,但读者不经过领悟和品味,仍然会感到枯燥乏味,有时甚至感到晦涩,近乎读玄学。一些田野调查者,为了迎合时尚需求,往往不惜牺牲原则,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有意识地掺入文学性描写,甚至大谈个人的心理感受和感想。这样的做法,虽然扩大了调查报告的读者面,但是却带来了不应有的副作用,它会误导自己的读者曲解被调查文化的实质。
对此,我们认为照顾读者的需求和情绪,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坚持科学研究的原则应当是第一要素,不容改变。解决的办法,有如下三条途径。
其一,把人类学的普及读物和正规的田野调查报告区分开来,既鼓励田野调查者撰写正规的田野调查报告,也鼓励他们在有兴趣、有可能时,多写一些人类学的普及读物。
其二,着力提高全民族的人类学理论水平,让更多的人都能读懂田野调查报告上的理论内容,特别是那些艰深的理论探讨。要做好这一工作,与有关民族对人类学的认识和理解有关系。人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学科,已经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人类学的价值。有的民族很重视,有的民族则不然;有的民族表面上支持人类学研究,但仅把它作为一种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引导自己的同胞从理性上去把握人类学的理论,而是凭感情支配,去割裂人类学的理论,人为取舍。这样一来,提高全民族对人类学的理解水平,自然成了一句空话。人类学的应用价值不容置疑,对它的认识加深一层,应当视为有关民族的福分,而不是一种负担。为此,我们吁请海内外学者都来关心这一工作。随着全民族对人类学理解的深化,正规的田野调查报告,读者面也将随之拓宽,调查者在撰写调查报告时也就无须削足适履了。
其三,加强质量评估中的正确导向激励。田野调查报告的撰写,是一项严谨的科研使命。一份正规的调查报告,其真正的价值为世人所接受,为相关的民族所接受,总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识之士的引导,学术机构的肯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总希望本民族的有识之士和科研机构,眼光更加远大一些,兼容不同意见的气度更广一些。当然,这仅是希望,而事实上,我们在不同民族中看到了这方面的重大区别。法兰西民族能及时地高度肯定列维-斯特劳斯的“玄学”,可以作为这方面一个好的例子。大和民族容不下本尼迪克特的评议,这是气度不足的表现。虽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也非尽善,但是作为一种高尚的气质,无须惧怕别人议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
田野调查报告的评估,还会受到调查者出身民族自我意识的干扰。世界地位显赫的民族,乐于看到别人的短处;而实力地位不足的民族则相反,他们喜欢看到别人的长处。这种心理变态,古已有之,而今后还会继续存在。田野调查的基本任务则在于教会人类既懂得尊重自己,也懂得尊重别人,还要懂得如何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正确地评价异质文化的得失利弊,从而找到各民族并存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田野调查的这一使命,自然难以与每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相吻合。这种民族心理反映到田野调查报告的评估上,也会造成不应有的偏颇。而田野调查者尽管知道这样的情况,也不应当迎合社会心理,而曲解田野调查的原则。一个正派的田野调查者宁可暂时受到社会的冷遇,也不应当牺牲科学的原则。我们坚决主张,田野调查者应当正直,应当甘于暂时的冷遇,坚决不拿科学的原则做交易。
调查报告发表时的社会背景和应用需求也是影响调查报告评估的又一特殊因素。田野调查的终极目标,在于认知异质文化和民族间的关系,从而提高全人类的自我认知能力。不言而喻,田野调查这一使命,仅具有长线性的应用价值和具有基础性的理解价值。它可以深化各种学科的认知结构,可以为一切学科提供新的角度、新的手法和新的观点,但却不能独立应付一项现实的任务。因此,明确田野调查的基础研究地位至关重要,但是做起来却十分困难。
社会的运作乃至于科研活动,不能不受近期利益需求的制约。比如说,田野调查者出身的民族出于战略的需要,与某一民族的关系被推到了利益的前台。那么,做该民族的田野调查,往往能引起社会的较多关注和争取到更多的物质资助。写成的调查报告,读者面也大得多。与之相反,若与调查者出身的民族关系较远,则很难得到社会的赞助,写成的调查报告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多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情况势必严重干扰田野调查工作的正常展开。但是,这又是田野调查者和学术界无力左右的客观事实。
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吁请社会各界维护田野调查的基础研究地位,对田野调查资料的应用不应当急功近利,应当多听一听田野调查者的呼声。田野调查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关心社会、关心现实、关心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否得到应用。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肯定会及时地提醒大家,该如何运用这些资料,但他们却不能靠牺牲研究的性质去迎合,甚或哗众取宠,奢谈自己的调查结果。在评估田野调查报告的质量时,也希望求得社会的理解。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则不仅是田野调查者的大幸,人类学学科的大幸,也是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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