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田野调查既是一项科研活动,又是一项社会活动。而“社会活动”这一属性,决定了人类学田野调查者所处社会背景对其选题产生的制约是一件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
从前人的成功案例中不难发现,抛开其对人类学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不论,他们在确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选题时,的确被深深地打上了研究者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烙印。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研究经费问题。为了争取必要的科研经费,他们在进行研究时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需要,尽量使自己的选题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合拍。譬如,鲍亚士时代的美国学者,对北美洲西部印第安各族的浓厚兴趣,显然与当时美国挺进太平洋的国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属殖民地上所做的工作,同样无法避免带有英国殖民政策的烙印。 [1]
时至今日,任何一名人类学田野调查者,仍然不能完全立足于纯理论的探索需要去确定自己的选题,他们同样得遵从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的需要,以便其与选题相关的科研项目顺利获准。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选题的确定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偏离研究者的初衷是时常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不仅在过去、今时,哪怕是未来的研究中,大概也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
世界上的民族是如此众多,从探讨人类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无论选择哪个民族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在原则上都是可行的,也都有可能为人类学理论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是,调查者所能接触到的异民族毕竟是有限的,真正能够将对它们的调查付诸实践的更是有限。调查者在这些有限的对象中,最终确定将哪个或哪几个民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往往与调查者的学术师承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都是在自己老师的指导下迈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第一步。调查者指导老师所熟悉的或想调查但未成行的研究对象,往往会成为调查者的首选。不少人类学田野调查者不仅在选择调查对象时会自然地受其老师影响,包括所调查的内容也是由自己的老师悉心指导而来,因此师承相同的一批学者,他们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可能十分接近,甚至还可能被框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形成某一学派的传统调查范围。这一切,在人类学界的调查研究中司空见惯,即使调查者想要突破这种惯例,现实中也没有绝对的限制,但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困难。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外,调查者的个人经历和学术素养对调查选题也有很大的决定作用。但平心而论,来自这方面的影响力并不是科学研究的能力差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调查者个人的特殊经历甚至是感情偏好相关联。这个问题要在逻辑上讲清楚显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作为一个研究者,首先应该考虑学术需要,而实际情况却非如此。大致而言,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易于被理解。
首先,是对调查对象的熟悉程度问题。人在面对完全陌生的事物时,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回避心理,而很难想到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在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之前,如果调查者已经接触过某一个异民族,那么该族往往会成为调查者调查选题的主攻目标。
其次,是调查者的个人感情偏好问题。不同的调查者即使经过了相似的学术训练,但不同的经历依旧会在情感上影响他们的调查选题方向。所以,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对调查者个人造成感情上冲击的异民族,往往会成为调查者调查选题的对象。
再次,与调查者的学术禀赋有关联。应当承认,人类学田野调查者虽然选定人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但在学术禀赋上却千差万别——有的对自然科学有特殊的造诣,有的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有的则长于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以至于他们在确定调查选题时很自然地将那些与自己学术专长合拍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自己的选题。
最后,与调查者对问题的好奇程度有关。不得不承认,调查者的好奇心对选题的确定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否则人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对奔赴远方如此乐此不疲,甚至把几乎消失的异民族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
上述看似简单的陈述,事实上内里的影响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并在潜移默化中牵制着调查者,致使他们在确定自己的调查选题时,个人理性思维的判断结果反而不那么突出。
通过对前人选题实现情况的反省,很难从中找到可资遵循的操作原则。如此一来,当前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到底应该如何去确定选题,就很难从他们的实践中找到足够的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田野调查没有可资参考的选题原则,这样的原则确实客观存在。因为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至今已经拥有自己的一整套学科特点,从这些特点出发便可以总结出有效的选题原则。即,人类学田野调查作为一项独立的科研活动,它们基于人类学学科特点,让自身不再无规律可循,并且可以总结出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则来。以下五条基本原则,对现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第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选题,不应当片面地去追求险、远,应当根据实际的可能,力求花费较少的人力、物力以完成人类学田野调查任务。
前人确定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大多偏爱追求生僻、边远、奇物、冒险,这是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人类学理论所致。彼时的人类学,往往把自身的民族排除在研究之外,而把鲜为人知的“落后”民族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当然领域。秉持古典进化论的研究者们正是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竭力选择那些遥远的、当时鲜为人知的异民族作为自己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对象。 [2]
播化学派的研究者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为了追踪文化传播的轨迹,而热衷于选择那些他们所认为的文化传播的发端以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对象。为此,他们同样乐于选择那些边远的民族作为调查的对象。
功能学派的研究者也倾向于选择险远、封闭的民族作为自己的田野调查对象。但他们与播化学派不同,他们希望选择那些尽可能少受现代文明波及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以便于透视该种文化的总体原型,也便于排除该种文化的非本质因素。
至于结构主义学派的研究者,也热衷于选择边远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们要考虑的是捕捉普同的人性,越封闭、越落后的民族,普遍性的人性表现得越鲜明、越纯净、越少受功利的熏染,通过此类调查对象所总结出来的人性,更具有说服力。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种种考虑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它们应该被视作学术研究的陈迹,不应当支配今天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无原则地延续学术研究的传统惯例,是一种没有创新、因循守旧的做法,并不值得仿效。
今天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科研目标上与前人比较,已经在此前的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单纯的特异文化现象报道,已经不是研究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了。如今亟待研究的,是对已知文化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的透视与解析。换句话说,前人的调查力求广博,现今的调查则力求对已知的文化现象做精深的剖析。前人往往把探险精神与人类学家联系在一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杨成志、江应樑只身闯凉山后,都受到英雄凯旋似的殊荣,但如今看来已非难事,畅通的公路与铁路交通使得它不再是难以进入的神秘之地了。
相反地,对那些已经经过了反复研究的民族,若能在理论建树上有深层次的突破,反而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如,费孝通先生对江村的研究,反反复复数十年,虽然调查对象依旧未变,但是内容却次次翻新,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与突破,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比之于靠冒险获知特种文化现象,更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同。
有鉴于此,现今再要确定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应当遵循一条新的原则:不能片面追求险远,而要在研究深度上下功夫;不应轻视对习见民族的调查,特别是那些与现代化关联密切的民族,应该把他们放在优先选择的研究地位。当然,条件许可时,也不应排除对封闭、险远民族的继续研究。
第二,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应该尽量与当前的政治生活相协调。
在人类学发展的早期,不少人类学家热衷于自谤清高,不屑于与政府官员、企业家、商人为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项高尚的职业,是为追求人类崇高的学术理想而奋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部分人甚至不自觉地竭力美化自己的调查对象。在20世纪前中期,一些人类学家为了学科的生存,也曾不甚心甘情愿地取悦过时政。但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
今天再看人类学的研究,它既不是超脱于世的清高职业,也无须做政治经济利益的附庸,而仅是众多学科研究中的平等角色。而无论是哪一门学科,要做的仅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需求的科学研究。要对社会做贡献,就必然要面对现实需求,而不是无视现实,将自己关进象牙塔中。譬如,我国现在大力推进的现代化建设,立足于这样的现实需求,每个民族,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符合深入调研的条件。从世界范围而言,不少原先不引人注目的民族正在崛起,并且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去关注这样的民族显然是一种失误。又譬如,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实现,犹太人那样的族群,就具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再譬如,我国周边国家的民族,对国内安定和周边关系发展关系直接,虽然不少民族前人已做过研究,但立足于我国现实发展的需要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需求,重新深入地研究依然大有必要,类似于缅甸境内的掸族、克钦族,俄罗斯境内的那乃族等,都应当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为了我国国际交往的政治需求,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手段重新认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各民族,也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现今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虽无须趋附短期的政治经济需要,但也不应当回避现实的需要,而应当恢复人类学基础学科研究的本来目的,立足于国际国内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长远需要,以此确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选题。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应当立足于长远的社会需求,并非无视短期的政治经济决策需求,而是出于学科特点的考虑。因为短期的政治经济需求并不属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所能掌握的问题,这类问题应当由具体的施政调查和行情调查去做出判断。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性质决定了它的优势在于服务于长期的决策需要,因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在通常情况下是长周期的科研活动,一般研究可以一到二年为期,长时段研究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要求它服务于短期的政治经济的决策需求显然是不现实的做法。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攻目标,在于透视一种文化的整体深层结构。这样的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属于该种文化的本质特征。一方面,短期的政治经济行为不足以动摇其稳定性;另一方面,短期行为也不会对它造成实质性的改变。此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常规手段也难以总结出短期政治经济行为的作用机制,要对类似的短期行为做出正确的评估,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来说,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
人类学田野调查所要揭示的是文化深层的内在联系,政治经济仅是这种内在联系的局部表征。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表征在一种文化中存有一定的波动幅度。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来看,这种波动是正常现象,所以利用人类学研究惯常使用的田野调查方法很难区分这种表征性社会现象的波动哪些是属于政治经济决策的影响,哪些是文化固有的正常波动。因而,要求人类学田野调查服务于短期的政治经济需要,的确是不现实的。
总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选题应当遵循本学科的自身特点,并立足于文化的基础研究去确定选题。从学科特征出发,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不应当强行掺入为服务短期政治经济目的的内容。 [3]但是具体到某次调查规划,或具体到调查者个人,也应另当别论。在完成基础研究的同时,研究者如果有足够的精力与兴趣,自愿兼做部分施政或行情的调查研究也不应该被完全否认,特别是当这类附加的调查工作能够在经费、工作环境上有助于研究者的主要研究顺利展开时,只要坚持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的主次之分,杜绝本末倒置,那么接受这样的附加任务对主要研究无疑是有所助益的。
第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选题要有创新,不能只因循师说,甚至墨守成规。
人类学本就是学派林立的学科,各学派作为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其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题也可能大相径庭。 [4]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背景的变化,人类学田野调查也应当有所革新和发展。完全跟在前人的研究背后亦步亦趋,不仅可能是研究者自身能力欠缺的问题,对整个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更是一处致命伤。因而应该鼓励有创新精神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者,不要被前人的成就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在研究选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实,即使前人已经做出过具有重大贡献的选题,但换一个角度思考,或者加入现代技术的应用,借助于当代的人类学理论,同样可以做出不一样的研究成果。譬如,有关我国傣族的研究中,曾经留下了陶云逵、江应樑这些名家的足迹,他们对傣族研究的充分程度在我国各少数民族研究中名列前茅。尽管如此,今天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者,若能换一个角度,同样能做出成绩来。不过,创新并不意味着可以违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各种时兴的学术思想生搬硬套地添加到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去。
第四,田野调查的选题不必强其所难,要坚持以调查者自身学术素养为准则。
民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调查,其调查的最终结论应当是趋同的。调查的切入点,如果恰好是调查者的学术专长之所在,那么调查工作自然能够事半功倍;相反地,如果切入点选得不恰当,调查者又在这方面知识素养不足,那么做起来就会显得十分吃力。但是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不会最终影响调查结论,只会影响调查的进程以及人力、物力、时间的投入量。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所谓“从不同的切入点进行调查会得出相近或相同的结论”的提法需要考虑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即调查研究使用的是同一种理论。而前人做过的调查,现今再做,同样可能得出新的成果,所指为前人调查的指导思想、所借助的人类学理论,而不是指完全重复前人的做法,这样得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结论几乎不可能与前人的重复。因此,随着人类学理论不断发展的需求,对同一个民族反复多次地进行调查不应当成为选题的禁区。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选题确定还应当尽量避免赶“潮流”。民族文化作为复杂的整体,值得研究的对象众多且内容丰富,盲目追逐社会“热点”作为学术研究完全没有必要。每一名调查者都必须牢记,只需关注个人的学术专长、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切入点,这样无论面对怎样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象、采用怎样的具体手段进行调查,都可以获得成功。相反地,因他人的成功而亦步亦趋地刻意模仿,不仅会导致重复劳动,还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更难以做出成绩。在调查选题中,根据自身的学术素养主观能动地进行创新,从前人没有涉足的领域或切入点进行调查,才是最佳的选题思路。
第五,确定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应当充分地评估调查对象的已有文献资料。
现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几乎不可能遇到完全陌生的民族来开展调查工作。因而确定调查选题前,大量搜集并评估有关拟调查对象的已有文献资料显得异常重要。在做这项工作时,由于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不少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往往只注意到前人做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轻视或者懒于搜集历史档案资料,也容易忽视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搜集。时至今日,人类学已发展成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其采取的是整体论研究方法 [5],而非单纯的民族志编纂。因此,要对民族文化的纵向过程做出准确、全面的分析,历史文献是不可或缺的文字资料,忽略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总结会严重地影响最终结论的准确性。对一般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者而言,由于这并非他们的专业所在,故对历史文献的处理和把握能力可能十分有限,但出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即使有难度也应当通过各种学习或请教之法将这项基础工作做好。
另外,在具体的田野调查过程中还需要用到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对自然科学的文献资料的引用也不可忽视。对一般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者来说,这一点要求也同样具有难度但又必须做好。不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其差别仅在于所涉的自然科学学科门类,或需要触及的深度之别而已。例如,针对一个民族的生态分布而展开人类学田野调查,对地理学的依赖性就很大;而针对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而展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若所选的民族处于斯威顿耕作阶段或狩猎采集阶段,就更倾向于生物学知识。所以,调查者除了考虑自己的学术素养外,拟调查对象所处地带的相关科学文献,也应该在确定选题前获得调查者的高度重视。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际需求出发,通盘地评估已有的文献资料是选题的重要环节,也就是说,正确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只有在掌握所需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因此,确定选题时优先考虑那些文献资料较为充分的民族或社区,并将他们确定为自己的调查对象也无可厚非。
上述五点内容分别讨论了作为当代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的原则,但它们实则是统一的整体,确定选题时应当综合地加以考虑和平衡,在若干个拟选题目中,通过反复的权衡比较,汰选出适合自己的选题来。只有这样,人类学田野调查选题的落实任务才算真正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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