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真正要求调查者从事参与式的调查,搜集被调查对象全方位的文化资料,情况将会变得大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就不再是简单的问题了。这时候的调查者不仅不能把被调查者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漠然置之,而且必须直接参与到其间去获取对该种文化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实感资料。这将意味着调查者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把自己固有的一切暂时抛开,去接受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然而调查者无论如何努力抛开自己的固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身上新旧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所必然发生的碰撞,这种碰撞给调查者造成巨大的冲击,造成“文化震撼”而具体表现出失范、压抑和退避等。田野调查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忍受这种“文化休克”的苛虐,是因为学术研究的使命感、出于道义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尊重问题。
尽管田野调查者心存要尊重被调查者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这一信条,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对人对事进行评估时,调查者思维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与被调查者之间仍有很大距离。在这种差距没有有效地弥合之前,调查者很多漫不经心的行为举止都会给被调查对象造成伤害,都可能会刺伤他们的感情,有损他们的尊严。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调查者内心愿意尊重被调查者的人格,但实际上却做出了有伤他们尊严和感情的事情。可见,只抽象地要求调查者尊重被调查对象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很多具体的情况下,调查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
为此,我们认为每一个调查者在进入调查现场的初期,必须向翻译人员和合作者反复请教当地的生活准则和行为禁忌,不管能否理解都应当严格地遵守,并且随着调查时间的延续,对这些生活准则和行为禁忌慢慢就会知晓。换句话说,一个调查者在进入现场的初期,必须审慎地亦步亦趋地仿效其调查对象行事,不管理解不理解都得这样做,必须把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暂时丢在一边。
调查者在进入调查现场初期,这种亦步亦趋的模仿行为是必需的。虽然这样的模仿很可能成为笑柄,甚至遭到责难,但这没有关系,可以通过适当的解释,甚至通过幽默的玩笑使气氛缓和下来,从而使被调查对象很快将调查者视为他们的同类,使调查者较快地被田野社区所接纳。
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民族无不将自己的固有文化视为最合理、最正常的社会存在,有人愿意认真地学习和仿效,对被调查者来说是一种欣慰,决不会视为一种嘲弄。关于这一点每个调查者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坚信自己这种诚心的仿效一定能够得到有利于资料搜集的结果。不过具体操作起来仍然是很困难的,调查者同时应该做好承受精神压力的思想准备。在进入调查现场的前期,类似的思维观念和伦理道德取向之间的冲突,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多,然而只要细心地仿效,勤勉地按照调查对象的思维逻辑去思考问题,“文化震撼”所带来的不适很快就会缓解。
“文化震撼”所造成的各种不适一旦缓解,调查者又将面临另一种触犯田野调查伦理规范的危险,这就是从畏惧与调查对象亲密接触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偏离自己的调查使命去多管闲事。其实这种心情的变化很容易理解,在田野调查中,一旦与调查对象建立了感情后,萌发出想为他们多做点好事的冲动,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田野调查中却无意触犯了一条田野调查伦理规范的禁令。田野调查者的使命仅止于做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他既不是也不可能是调查对象的救星或仲裁者。事实上,他能直接为调查对象服务的内容极其有限,最多止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般性礼尚往来。他对被调查社区所做的实质性服务,只能等到他的调查报告写成后,引起了社会反响时才能真正地帮助到调查对象。至于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调查者本身做不了主,被调查社会同样左右不了这种局势。事情很清楚,无论以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调查者的感情与现实发生何种冲突,调查者是无能为力的。
为此,无论调查者的感情如何与被调查对象接近,同情也好,自愿效劳也罢,都不应当在调查现场表露出来,更不应当在调查对象的面前做任何形式的承诺,而应该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谨言慎行,获得被调查社区的暂时接纳,以确保调查任务的完成。田野工作者是一个为科学目的而来的投奔者,而不是一个自视清高的骑士。这样的身份决不容许颠倒,否则将会成为自欺欺人的败坏科研伦理的罪人。
长期以来,我国以施政调查代替田野调查,很多调查者养成了一种不应有的情绪。调查者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是来辅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功臣,是党和政府派来送温暖的代言人,以为应当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尊敬和礼遇。其实这是一种很荒唐的想法,因为无论什么形式的调查者,仅仅是在做科学研究,或者为施政提供依据而已。要让少数民族得到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待遇,最终依赖的还是国家政策,而不是调查者个人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调查现场,调查者任何一种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想法、说法和做法,都是违反田野调查基本伦理准则的欺骗行为。
田野调查者不仅当不了救世主,也当不了被调查社区的仲裁人,他只能是被调查社区普通的暂住人,其行为应当受到该社会的习惯法仲裁,而不是由他去对该社区的现实指手画脚。若当地的习惯法和习惯势力有碍于田野调查的科学活动时,最多只能回避,以利于科学研究的展开,而不是让自己成为一方势力的代表,去与当地社会中的某一种势力或某一种观念作对。若这样做,不仅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而且其资料搜集之工作也将随之成为泡影。这样一来,做田野调查的初衷就会因为这类不理性的行为而葬送掉,别无其他好处。
田野调查必须遵守上述各项伦理准则,这是可以通过调查者的自我约束去做到的,在实际执行中不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当调查者跨越两种及以上的文化去展开田野调查时,遇到的困惑还不止于此。最让调查者进退维谷的事情,在于到底应遵循哪一种文化下的伦理道德,因为世界各族的伦理道德相互悖谬的现象十分普遍。北美的因纽特人在冬季迁徙时会把走不动的老人杀掉,田野调查者若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该如何办?是参与进去,还是做旁观者?不管他怎么做,就我们自己的伦理观念来看,这种做法都是不道德的。他参与进去,自然会被世人看作食人的妖魔,他做旁观者,别人也会说他纵容杀人事件发生,同样是一种罪行。又譬如,西亚的贝都因人执行一夫多妻制度,如果有一位贝都因妇女竭力要做调查者的第二位妻子,他该怎么办?如果不接受,势必违反当地的婚姻制度,如果慨然同意,以我们的观点来看,显然是犯了重婚罪。类似的例子,不仅在国外的田野调查中会遇到,在我国各少数民族间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可能遇到。
面对这样的现实,田野调查者确实是面临一种极其严峻的而又不能置身事外的两难处境。对待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田野调查者的一切行为应当以调查的实际需要为转移。我们提倡调查者应参与进被调查社区的社会生活中去,但是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仅止于资料的搜集,并非毫无自己原则地照办。我们说在调查现场应当接受该社区的伦理规范,不用自己的原有伦理规范强加于被调查对象,也仅仅是为了搜集资料的方便可行。因此在实际做法上,还有一个分寸问题,凡于资料搜集而言不是绝对必需的事情,应当允许调查者做一定程度的回避。田野调查者在现场留住仅是他学术生涯的短期需要,他最终得回到自己所属的民族社会中去。这样一来,又提出了另一个带实质性的原则问题,即调查者在调查现场的一切行为,不能为他以后的生活遗留下问题。因而田野调查者在调查现场的个人行为,原则上应当遵循被调查社会的伦理规范,但还不能完全无视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只能想办法回避,千万不要给自己日后的生活留下隐患。
严格地说,上述情况仅是田野调查中的特殊案例,大多数情况下调查者不会遇到这样的两难处境。如果因为害怕遇到这样的两难处境而不去做田野调查工作,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过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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