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学理论的演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古典进化论的局限性,他们当中虽有个别学者,如摩尔根注意到了文化的多重性,在调查实践中也注意到多角度搜集资料,但从整体上对文化整体性的认识很不充分。到了鲍亚士时代才开始真正对文化的完整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运用于调查实践。鲍亚士在北美杰塞普的北太平洋印第安人中历时五年的调查,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次调查有美俄两国不同专业的学者参加了资料搜集,涉及语言、习俗、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等方面。在这次调查中彻底改变了古典进化派学者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手法,在一个调查现场长住下来,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资料搜集。这种做法,在他以后的调查中,以及在他的学生的工作中都得到了贯彻执行。这标志着鲍亚士对文化的整体性有了很深刻的理解。
鲍亚士的这些做法还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与今天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他能够做到这一步,算是开创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新风范——进行全面综合调查的风范。在其间他注意到了“族际差异”对田野调查的干扰,并在调查实践中使用了不少可行的办法去避免族际差异对调查活动的干扰影响。
鲍亚士主张不应当在调查之前就先行确定一个理论去指导调查的活动,而应当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足以说明这些资料的理论来。鲍亚士的田野调查实践一直贯穿这一指导原则。他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几乎耗尽了他半生的精力,加上他的两代学生为他所做的资料搜集,总量上千万字。然而,直至他去世前,尚未对这些资料做理论的说明。这完全证实了他对自己所确定的调查原则的执着,也表现出作为学者的审慎风范。他虽然长期不做理论归纳和总结,是美中不足的事情,但是我们确信他所留下的学术遗产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本位偏见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的限度。今天我们并不主张像鲍亚士那样长期不做总结,而是主张更自觉、更理性地克服民族本位偏见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干扰,在调查终结时需要做出理论判断。总体来说,鲍亚士对田野调查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高度重视对被调查对象语言的学习。语言是族际差异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也是所属民族的文化载体。鲍亚士要求调查人须尽可能地掌握被调查对象的语言,直接听取被调查人在正常社会生活中的谈话,将这些谈话作为资料搜集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这些谈话资料的来源被控制在正常状况之下,从而确保了所搜集资料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其二,高度重视对翻译人员的培训。在田野调查中,鲍亚士将自己的翻译人员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1874—1948年)称为自己最忠实的合作者,公开承认他的研究成果与乔治·亨特的努力分不开。他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是他没有把乔治·亨特作为一般翻译人员对待,而是培训他具备搜集资料的能力,利用他与被调查社会的天然关系,去主动地搜集调查所需的资料,翻译者已经是一个平等的合作者、一个教自己学习被调查人语言的教师,而不是充当翻译人员的雇员。鲍亚士的这些做法在今天的调查中仍然有很大的借鉴和仿效价值。
其三,鲍亚士提出了在田野的长期观察与追踪调查。这样的追踪调查改变了前人浮光掠影式的调查传统,要求调查人长期留住调查现场,直接目击被调查社会的实况,甚至提出了追踪调查的办法,即一次调查终结后间隔一段时间,再重新回到同一调查现场继续类似的调查,以便验证以前的调查结果。他的这些调查要求,虽然没有正面提到田野调查必须克服族际差异,但是在田野点的长期留住,就足以将族际差异的干扰降到最低限度,也能保证被调查人在调查人存在的情况下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在这一点上,实质上已注意到对调查现场的有效控制和在保持正常状态下搜集资料的必要性,追踪调查对防止调查中的族际差异的干扰有好处。在多次反复调查之后,调查人与被调查人彼此都熟悉了,双方的误解和猜疑大大消除,族际差异造成的障碍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得以化解。
其四,鲍亚士坚决反对前人的代理式调查法,强调调查人必须亲自住进调查现场,亲自观察被调查人的社会活动,亲自搜集调查资料。他还强调在调查现场不要轻易对所获资料做筛选,在对资料的实际价值把握不准的情况下,不要急于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甄别,这样容易把有用的资料漏掉。为此,他要求他的学生们如实准确地把在调查现场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一切记录下来。鲍亚士的这些主张事实上开创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人类学田野调查法之所以会成为一门专门性的学科方法论,与鲍亚士提倡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必须专业化分不开。
其五,随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专业化,调查人必备的专业素质被提到议事日程。按照鲍亚士的理解,所有的调查者都应当有丰富的知识,在调查团队中需要有不同学科、不同性别的调查人员,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身份去搜集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生活资料。鲍亚士能提出这样的主张与他个人的学识和经历分不开。他既是一位物理学家,又是一位语言学家。在自然科学上的造诣,使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被调查文化中的有关科学知识,也使他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处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遇到的自然科学问题。由于鲍亚士对调查人员知识素养的严格要求,使他门下的很多学生不仅成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行家,同时还是其他专业的知名人士。
其六,鲍亚士主张人类学田野调查与考古学相结合。这是因为考古学所获得的资料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干扰最少,具有准确性和可靠性。但是考古获得的资料毕竟是“死”的资料,它自身无法对它所处年代的社会现象做出系统的说明,它必须借助生活中的社会现象资料去加以诠释,才能复原它的文化含义。人类学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相结合,可以相得益彰。
作为一位知名的人类学家,一个学派的开创人,鲍亚士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在田野调查中虽然未能从理论的高度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做出理论的总结,但是他的若干做法,事实上已经体现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要求,他由此开创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专业化的新时期。他亲手培养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专业队伍,支撑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活动。他的一些主张直到今天,仍有效法和借鉴的价值,他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功绩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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