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者及其调查活动,对被调查的社区来说,犹如一池平静的湖水投进了一块石子,打破了以往的平静。因此,这是一个不符合常规的、外来的干扰因素。无论调查者如何努力,都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干扰。这种干扰的存在,可能会使被调查社区不能按正常状况运转,而田野调查又必须要求被调查社区按正常情况运行,以利于资料的搜集。因此,如何减少调查者所带来的干扰,提高调查质量,则成为田野调查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围绕这一问题,目前人类学界倾向于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加以解决。
第一,对调查者及其活动确立一套行为准则。
调查者如何使其田野调查活动尽可能地减轻对被调查社区的干扰,或者在造成干扰后如何尽快地平息被调查对象的负面反应,使之尽快地恢复常态。经过长期的实践,人类学家们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对田野调查者的工作要求规范。这就是田野调查的伦理规范问题。有关这个问题,本书有专章详加讨论。值得指出的是,这套伦理规范不仅涉及一个社会问题,也不只是为了田野调查而实施,它还牵涉科研性质问题。违反伦理规范,就无法保证被调查对象处于正常状况,由此处于非正常状况下的被调查者,其社会行为不足以代表该种文化的实质,即使记录到这样的材料,也不具备科学研究的价值。因为它没有普遍性,也就谈不上准确性,因而是无效的。
第二,让调查者以被调查对象可以接纳的社会角色进入调查现场。
由于调查者的社会身份是被调查社区已有的社会角色,而调查者又是按这一角色展开调查,从而可以把干扰降到最低限度。要选好这个角色,却包含着若干亟待研究的理论问题。比如,被调查社会有哪些社会角色?调查者适合充当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他能够很好地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对资料的搜集更加有利?诸如此类。然而,调查者在对被调查者社区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都难以把握,更缺乏进入角色后的心理准备。在探索调查中,列入即将扮演角色的相关资料是非常必要的。除了相关资料搜集外,还得解决切入方式的规划问题,以保证在进入调查现场后能很快地适应这一角色。
曾几何时,我国的田野调查,在社会角色的选定上大多数是以行政部门的派出人员和学者深入实际的身份进入调查现场。原则上说,田野调查者以这样的身份出现不是一个错误,但失误之处在于以千篇一律的同一身份出现,他们的视野会受到严重的限制。被调查者对他们的反应,无形中已变成了单调的条件反射。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无法从被调查者的反应上观察到。长此以往,田野调查很可能趋于僵化,从而失去田野调查应有的价值和生命力。其实,田野调查者可选的社会角色极其丰富。人为地把调查角色机械化地限定,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改革开放之后,田野调查者可以选定的社会角色更为灵活多样,他们可充当雇工、商贩、教师、医生、宗教职业者,甚至以亲戚的身份进入调查现场。如此一来,他们的社会角色更加丰富多样,田野调查的成就也将更为显著。研究这样的课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客观实在的应用价值。
第三,做好被调查对象的工作。
要使被调查对象逐步习惯于田野调查,见惯不惊,干扰因素自然随之化解。围绕这一课题,也存在很多值得研究的内容。譬如,前人已调查过的对象在再次接受调查时,其反应特征是什么,以及这些反应特征对田野调查会有什么影响?又譬如,通过有关部门向被调查对象说明田野调查的目的和作用,又会给被调查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切,对田野调查质量的影响如何,很值得研究。再如,调查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向被调查对象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目的、意图,对调查更为有利;而对自己身份的说明,以达到什么程度最为理想;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人类学田野调查是需要当地人来参与的一项社会活动,那就是田野调查者不管其自觉或是不自觉,都得以某一社会角色的身份出现,并伴随着现场调查的全过程。自从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那天起,调查者无一不是按一定的社会角色去从事自己的科研活动。自从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参与式调查后,人们对调查者社会角色的选定便开始了认真的思索。因为既然要求亲身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那就必然得给自己选定一个适合的角色。角色选定不同,参与的方式和角度自然不同,所获的效果也随之而异。田野调查者的社会角色问题,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不少田野调查者出于能够更加深入地被调查社区的社会生活所需要,不再像前人那样按自己原来固有的社会角色参与田野调查,而是为了提高调查的效率,人为地主动选择了一个被调查社区容易接纳的社会角色去展开现场调查。
田野调查中的角色选派与社会成员的关系,从此成了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地进行研究的课题。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多田野调查的研究报告,开始有意识地用不同的方式交代调查者自己是以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完成该次调查的,其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准确地把握其所公布的材料和形成的结论。由于所选定社会角色的关系,其调查中肯定存在一些盲点和死角,这样的交代说明能够使读者对其调查报告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到了今天,调查者进入现场前必须慎重地选择自己即将在田野中扮演的社会角色。而读者也有权利知道调查者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进行调查的。因为这一切,已经成了田野调查指导理论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尽管每一位人类学家都客观地承认,无论其做了多大的努力,对调查社区的介入对被调查社区来说都是一种扰动,都是一种外来的因素。从其介入的那一天起,由于这种外来因素的存在,该社会已经不是固有的正常状态了。这一现实与田野调查者希望在正常状态下观察被调查社区的初衷有所违背。然而,任何一位调查者都是普通的社会人,而不是超人,也不可能给自己穿上隐身衣,保持绝对中立的立场去观察被调查对象。这就是调查者的理想境界与客观现实的尖锐冲突之所在。不言而喻,这样的冲突永远也解决不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所能做的仅仅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地缓解这一冲突,或者采用另一套手段确证这种冲突的存在正如何影响调查的结果,从而找到修补调查结论失真的对策。
田野调查这种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在规划实验手段上很不相同。如一位化学家做化学实验时,并不把自己放进实验中去。这样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田野调查则不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实验”的全过程中,同时被卷入“实验”中去。调查者在观察、测量、分析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别人观察、测量、分析的对象,而且别人观察他的结果,还会以折射的方式从被调查者身上反馈回来。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调查者对被调查者的分析和观感,尽管能克制自己在调查现场尽量不表现出来,但这有一个限度问题。不管有意或是无意,对被调查者的分析和观感总会流露出来,并影响到被调查者的行为。就这个意义上说,田野调查的研究者确实羡慕自然科学家,因为他们能绝对做到超然和中立,而自己却不能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去捕捉自己渴望的事实本真。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既然是永远摆脱不掉的影子,作为田野调查者来说,能够做到的事情仅仅止于使这种互动关系有利于自己的调查。调查者社会角色的选定,就是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争取主动的有效手段之一。
调查者固然可以通过角色的选定求得理想境界与现实冲突之间不同程度的缓解,但是缓解并不是彻底地解决问题。于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自然派生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首先是能达到何种缓解的程度问题,或者说达成这种缓解后,调查结果存在着多大失真的可能。其次是如何提高缓解程度的问题,或者说降低所获资料的失真度问题。再次是通过这种缓解后达成的实际后果问题。这个问题是上述两个问题的深化,即调查者不仅知道自己的结论肯定存在局部失真,而且应进一步明确失真在哪一个范围内。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我们得回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关系的基点上,凭借对互动关系运作的认识达到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论说明。
对于被调查社区而言,调查者是一个外来人,他与被调查者的互动关系肯定不会是该社会固有的社会内容,仅仅是因为调查者凭借自己的人类学理论造诣,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努力,而且自己又与被调查者生活在同一社区中,致使这种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该社区固有的社会现象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这样一来,被调查者眼中的调查者外来因素的成分越重,行为举止在该社区越超常,这种互动关系与该社区的现实重合度越低。于是缓解程度的研究问题,就转化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互动关系与当地社会的重合程度的研究问题。按照这样的逻辑关系,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调查者的活动越接近被调查社区的常规,他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当地社会的重合度越高,调查结果的失真度就越低。
田野调查者的真实身份,以及这样的身份致使其在田野调查现场的行为是每个人无法摆脱的客观事实。然而其所从事田野调查又需要尽可能掩盖这种身份和相应的行为,借以保证其在整个调查活动中,和被调查者的互动关系与被调查社区的社会现实尽可能地重合。重合度越高,对其调查成效越有利。由于田野调查具有跨文化性,致使其在这方面所能做的努力,被牢牢地控制在极有限的范围内。事实证明其不可能完全放弃其身份和研究工作,与自己的调查者过完全同样的生活。因为这样做,就完全失去了田野调查本身的价值。于是其所能做的努力仅止于两个方面:其一,选定一个在当地社区可以被接纳的社会角色,以掩盖自己的身份。在做这样的努力时,其近乎一名演员,演得越像,对当地社会扰动越小,能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就越接近被调查社会的真实。只要能提高这些“业余演员”的演技水平,就有可能提高调查结论的真实程度。其二,使调查活动中的行为尽可能地贴近当地社会的常规。当然,最先要做的是扮演角色的行为常规,其行为举止越符合当地的行为规范,对当地社会的扰动就越小,调查的结果当然也就越真实。但是这两种努力都与其真实身份不相容。如果表演得惟妙惟肖,就不可能做田野调查工作了;如果使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当地的常规,搜集资料的操作也就无容身之地了。于是对待这一现实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在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演技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平衡,既要保证自己调查工作的顺利展开,又要保证使所获资料的失真度降到最低。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该种文化所维系着的个人,并不会对该种文化全知全能,也无须全知全能,只要按照自己的特定身份去把握文化中的相应部分就行了。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在田野调查中就必然派生出这样一个难题,即调查者一旦选定了一个从事田野调查的社会角色,他所能观察到的视野就会一定程度地受到所扮演角色的限制,该社会其他角色的活动领域就很可能出现观察的盲点和死角。加之调查者选定的社会角色在现场调查区内很难轻易更换,由角色选定所造成的观察盲点和死角带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调查者个人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把调查者的调查盲点和死角,或者说调查的失真区,定位于其所扮演角色的正常活动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区域。
无论怎么努力,田野调查中的失真现象依然存在,那么从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出发,就有理由要求田野调查者找到解决调查失真的办法,或者说如何修复所获调查资料,使之更贴近被调查文化的原型。
要想有效地修复失真,首先得想办法发现失真的具体文化区位。要使失真区位的搜索更加准确,就在于缩小调查者的盲点和死角。调查者因所扮演角色而导致的盲点和死角,暴露得越多,失真的文化区位就越窄,对失真的搜索也就变得越容易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遵循两条思路:一是调查者自己做审慎的角色选定,使自己即将扮演的角色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有较宽的视野;二是借助他人的力量拓宽自己的视野。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两条思路并不相互抵触,在调查中可以兼容并用。
上述两条思路的操作基点不相同。从第一条思路出发,调查者在选定自己的角色时,显然应当优先考虑那些在当地社会中活动面较宽,与当地不同角色的人都容易接近的社会角色,以这样的社会角色进入调查现场,可以随之而获得较宽的观察视角。而客观上也存在着有利于田野调查者优先选用的社会角色,譬如教师、医生、神职人员等,其在当地社区的观察视角,就显然比单纯的探险者、行政官员要宽得多。因此,这一思路在操作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从第二种思路出发,调查者可以通过训练和聘用调查合作者的方式,使自己的观察突破自己所扮演角色的限制。此外,甚至可以使用引导的办法,让该社区其他社会角色的个人成为代其感知当地社会的各种触角。无论哪一个民族社区,不同角色的个人之间,都会按照文化网络的规约结成互动关系。调查者只要能够争取到自己的合作者,这种调查者的视觉和听觉的延伸永远是可行的。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调查者观察的死角和盲点肯定会降低到最小的限度,但是并不等于消除了盲点和死角。要发现这些最后的盲点和死角,显然还得采用其他的办法。这个办法可以通过两个方面的努力去实现:其一,采用特殊的操作办法;其二,理论分析的办法。
对于前者,最常用的办法是对同一调查社区选用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调查者,去进行重复调查,使他们各自观察的盲点和死角区相互交错,从中找到原先未发现的盲点和死角。另一个办法,是调查者在与调查合作者合作时,有意识地选用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担任,也可以收到相似的效果。当然这两种办法并非万全之策,前者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后者则有赖于调查者训练调查合作者的成效,或者说调查者视觉和听觉的延伸,会不会因合作者的素质而导致观察的失真。
从理论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有赖于调查者对该被调查文化的系统认识。这样的认识只能来自调查结果,不可能形成于调查过程中,更不可能在调查初期形成。若处理不好需求与可能之间的关系,从理论角度探知、调查盲点和死角就可能落空。当代人类学注意到了不同文化之间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具有可参比性,这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一线生机,即调查者可以通过与被调查文化相近的他种文化作为自己调查的参比系统,从而间接地捕捉到自己观察的盲点和死角之所在。不言而喻,做好这样的理论分析,也离不开调查者的角色选定。因为观察盲点和死角,大致与采用同一角色去调查的作为参比系统的那种文化出现盲点和死角的位置相应。如果作为参比系统的那种文化前人已做过了充分研究,那么借助于两种文化的系统比较,观察的死角和盲点自己就会暴露出来。不难看出,在这样的理论分析中,调查者所选定的社会角色是整个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础。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