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一种社会活动出发,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成功不仅有赖于调查者的努力,也有赖于被调查者的合作。一次成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必须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共同参与、相互合作的产物。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还不能做到这一点。被调查者的贡献,往往只是调查者心中有数。任何一个清醒的调查者,若意识不到被调查者的关键性价值和作用,他肯定做不好人类学田野调查。加拿大人类学家P. C. 萨尔兹曼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民族志报告的内容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主体和客体的共同产品,任何报告都必然地反映出这两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任何民族志报告都应看成是著作者本人的诠释之作,他(或她)是凭自己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的感觉来反映客体的” [1]。其中所指出的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两种因素间的作用”具有双向性这一点难能可贵。这也是当代人类学田野调查有别于以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关键所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学者,总认为自己比调查对象高一等,是他们去研究被调查对象,而被调查对象,则是不可抗拒地被置于被研究对象的地位,没有赋予被调查对象发言权。
今天,不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开始看到了自己力量的有限,主动地提出与被调查对象合作。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进步。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田野调查中被调查对象的作用是绝对不能抹杀的,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力争与被调查对象进行合作,使人类学田野调查成为一个双向互动的社会过程,理当是人类学田野调查面临的关键性任务之一。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双向性,不仅表现在具体的一次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还表现在若干具体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整合中。换句话说,不仅调查者可以选定任何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被调查的民族也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把调查者所属民族及其文化事实作为调查对象和认知对象。建立这样的观念,标志着当代人类学的日臻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和兴起,很多过去被置于被调查地位的民族,出于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也将田野调查提上了议事日程,他们也需要了解世界其他民族。这已经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事实了。19世纪,中国汉族也被置于西方学者的调查对象之列,但是今天的中国学者去西方已经不仅是求学,有的直接把西方的社会生活和各民族的文化特征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同样的情况在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在发生,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互为调查对象和被调查对象,已经成了不可抗拒的潮流。值此民族间的双向调查蓬勃开展之际,每一个人类学田野调查者都应理性地注意到,在调查活动中多看看来自调查对象的反馈,特别是被调查对象的人类学家们怎样评述自己所出身的那种民族文化,这将大有益处,至少可以使他观察和思维的角度更为全面,使他的视野更为广阔,使他分析问题的方法更能贴近实际。这样一来,在当代做人类学田野调查,自然又增加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即在调查中有意识地搜集来自被调查对象的各种反馈,特别是认识异民族的学术思想的反馈。
总而言之,在具体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除了它本身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完成的主要任务之外,由于这种调查必须通过社会活动,而且是跨民族、跨文化的特殊的社会活动,致使任何人类学田野调查都会遇到一系列派生的直接目的和任务。若不能达到这些派生的目的和完成这些派生的任务,在当代就无法做出具有科学价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来。
语言是田野调查中最为显著的族际差异表现形式,又是贯彻始终的制约因素之一。调查用语的问题值得研究,大致而言,田野调查中可能遇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使用同一语种。即使使用同一种语言,也不能说在这类调查中就遇不到语言障碍问题。在田野调查中存在若干需要研究的问题,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被调查者与调查者之间是否存在语言上的差异。譬如,用词习惯、语法的特例、发音的变异、区域俚语、暗语等,这些差异并非纯粹语言的差异,它们往往来自文化内部的习惯性差异,准确地捕捉这些语言中表现出来的差别,在很多的情况下有助于透视被调查的某些文化事实特征。
第二种情况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使用着完全不同的语种,不通过翻译或者在调查者尚未学会被调查者的语言之前,这种田野调查则无法展开。语言障碍对田野调查的影响表现得十分明晰,调查者很容易看到这一事实,但要解决这一问题,却有很多环节容易被忽视。调查者一般以为,选定一个好的翻译人员,事情也就解决了。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翻译者也存在一个素质高低的问题,其素质高低的标准与对一般翻译人员的要求不同。这是因为,田野调查的翻译人员不仅要准确地沟通双方的语言,还需要帮助调查者捕捉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这项任务是未经训练的翻译者很难完成的。因此,田野调查中的翻译人员需要经过一定的培训,要让翻译者准确地了解调查者的真实意图,了解被调查对象语言中蕴含的文化。经过这样的培训,使翻译人员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和敏感性,不仅能提醒调查者应当注意的对象,还能够把握调查者的要求,不失时机地主动利用语言去诱导调查对象,在语言中揭示调查者所需要的文化现象。
调查者对翻译者做好这样的培训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不仅包括技术技能上的训练,还包括很多有待探讨的理论问题。譬如,向翻译者介绍自己的意图,就必然存在一个分寸的问题。如果和盘托出,翻译人员就会脱控,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调查者反而受到限制。如果对自己的意图交代不清楚,翻译者将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很显然,这是需要认真对待和研究的问题。为此,为了完成对翻译者的培训和有效地控制他的实践工作,田野调查中最为理想的做法,当然是调查者学会被调查对象的语言。这意味着调查者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需要做长时间的准备。但是,若调查者决心对被调查对象做系统的调查,这样做是很值得的。调查者即使学不好被调查对象的语言,也应当对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少人类学家对他们的调查对象的语言都能运用自如,他们的成就因此而达到很高的水平。马林诺夫斯基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还应当注意的是,学会被调查对象的语言,并不意味着所有语言障碍都解除了。这是因为语言的学习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在调查中逐渐深化。如果在调查过程中还存在语言掌握不成熟的问题,必然会造成观察的盲点和死角。即使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被调查对象的语言,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在语言实践中蕴含的文化特点都能被调查者捕捉到。调查合作者和翻译人员的提示仍有重要价值。掌握被调查语言后,调查者还需要继续诱导自己的翻译人员,使其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时提醒自己哪些语言现象比较特殊,这对于通过语言捕捉文化特征极为有用。
第三种情况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中介语,调查者可以把中介语作为调查的工作语。选择中介语作为调查用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有人初通汉语。被调查社区只要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成员通汉语,用汉语作为调查工作用语就是很方便的事情。在我国,这一做法有很大的普遍性。近五十年来,我国的很多田野调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的,很多调查者对此习以为常,但却忽视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被调查者汉语运用不熟练的情况下,对调查质量有重大影响。说到底,我国的汉族调查者,在对少数民族社区进行调查时,尽管少数民族已初通了汉语,仍然还有学习被调查民族语言的必要,有培训翻译者和调查合作者的必要。
利用中介语作为调查用语,还会遇到另外一些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地区不是以汉语作为中介语,而以某种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中介语。譬如,在云南的西南部,傣语是众多民族的中介语;在新疆南部地区,维吾尔语充当几个民族的中介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调查工作中的多重翻译现象。这将使调查工作变得更为复杂,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更难以解决。反之,情况则会有很大的不同。少数田野调查者对汉族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其碰到语言障碍的情况则要少得多。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