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田野调查报告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公开发表则意味着调查者将自己的调查成果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精神财富。一旦达到了这一步,调查报告自然就有了相应的社会价值。不同的田野调查报告相互比较后,必然会显示出相互间的质量差异来。不管是谁,都希望自己的调查报告成为学术界公认的高质量作品。然而,调查报告质量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调查者对调查文化认识之深浅,它还受到社会需求以及报告撰写人表述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评估一份调查报告质量的高低,始终存在一些比较稳定的客观标准。调查者若能正确地认识这些客观标准,并将这样的标准落实到自己的调查报告之中,这对争取提高自己的调查报告之质量,当然是大有好处的事情。因此,有必要向读者介绍评估调查报告质量高低的一般性客观标准,然后再谈一下影响调查报告质量的一些特殊原因,最后谈一下社会环境、社会需求对评估调查报告质量所可能发生的干扰和分歧。
一份田野调查报告质量的高低,可以从它提供的资料性质、对被调查文化认识的深浅、对人类学理论的贡献这三方面去加以综合评估。
首先,田野调查报告所提供的资料性质。
田野调查报告都是调查者靠个人亲身经历所获资料为基础去撰写。任何一份田野调查报告都必须为社会、为学术界提供一批新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评述一份调查报告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得看它所提供的第一手新资料的性质。若获取这样的新资料越困难,则标志着调查报告在这一方面的质量越高;若它所提供的新资料在搜集和整理时,花费的劳动量越大,调查报告的质量也就越高;若它所提供的资料,前人完全没有涉及过,便能对人类学资料库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这样的调查报告在资料方面就应当视为高质量的产品;若一份调查报告所提供的第一手新资料十分完整详实,又能有序地汇总表述出来,则标志着调查者在搜集资料时,思维规范且组织极其严密,同样可以看作在资料上具有较高的质量水准。若一份调查报告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则应当将它视为在资料方面质量最高的调查报告。
获取田野调查资料,客观上存在着难易之别。世界上并存的6000多个民族中,有的民族的分布区其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局外人要进入这样的生存区,得承受极大的体力、心理等方面的压力。调查者要获取这些民族的文化资料,不仅要付出科学研究上的艰辛努力,还要付出额外的体力和精神上的担待,甚至还得探险。能成功地获取这样的田野调查资料,当然是一项重大的成就。调查报告中所发布的第一手资料如果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则应该视为高质量的报告。
进入异民族的难易程度具有相对性,在评估田野调查报告的质量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进入异民族生存环境的难易程度与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各自的民族生境接近程度相关,与双方的文化谱系亲疏相关,与他们之间的经济生活类型相关。调查者所属的民族,若与被调查民族所处的生境越相似,则进入该调查社区的难度就越小;反之难度就越大。因此,我们在评述一份调查报告的质量时,应充分注意到调查者所属区域与被调查区生存环境的差异。
各民族的文化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亲疏之别。文化谱系上较近的民族,在调查时难度较小,而文化谱系较远的民族,在实施调查时,难度较大。所以,在评估调查质量时,同样得考虑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文化谱系上的亲疏远近。对文化差异较小的民族进行调查,有理由要求调查者在认识层次上更深一些,否则,这样的调查报告将显得过于平淡。
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具有类型上的差异,经济生活类型不同,相应的文化也必然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异。若对与自己民族文化处于不同类型的民族进行调查,难度比较大;对同一经济类型的民族进行调查,难度则较小。
田野调查资料获取的难度,只是评估田野调查资料的一方面因素。作为一位田野调查者,在选定自己的调查对象时,应充分考虑到工作的难度,但不应为求得较高的评估而片面追求难度。调查难度虽不高,但如果对被调查文化的认识很深入,同样可以写出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来。
田野调查的资料要进行完整的搜集,所必须投入的劳动力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资料搜集起来并不困难,但有的资料要搜集完整,必须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劳动。单以搜集资料的数量来评估调查报告资料的水准是很不够的。搜集资料的劳动力投入量与资料的性质相关,与资料的出现周期相关,也与资料分布的空间相关,更与文化因子的物化形式相关。一般而言,表露性的文化特征搜集起来比较容易,而隐含性的文化现象,资料搜集得投入大量的劳动。以一个民族的衣着、饮食为研究对象,由于所需的资料可以直接进行观察和测量,搜集起来花费的劳动力较小。若对一个民族的生产技能、伦理观念进行调查时,投入的劳动力必然较大,否则难以搜集到必要的资料,原因在于这些调查项目得借助于多种间接的观察测量手段,才能搜集到足够的资料。观察测量项目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投入的扩大。从总体上讲,凡调查项目属于表层性的文化现象,搜集时花费的劳动量不大,在做质量评估时,尽管所获资料数量很大,也不应当评估过高。对于隐含性的文化现象,尽管成文资料的字数有限,但在完成资料搜集时,劳动力投入很大,应当给予较高的评价。
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各种文化现象呈现的周期长短不一。有的文化现象几乎天天在重现,而有的文化现象往往一年才重现一次,有的甚至数年或十多年才重现一次。但调查者从事田野作业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在评估调查报告的资料质量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比如亲属称谓,天天活在人们的口中,而且一问便知。对这种短周期高重现率的文化现象,要搜集到完整的资料,耗费的时间并不多。类似的文化现象还有,诸如一个民族的衣着、饮食习俗、居住习惯、口头文学和艺术品,等等。像这样的文化现象,只需要在调查现场连续住上一两个月,所获资料就能落落大满。但另一些文化现象则不然。比如对一个农业民族,或一个畜牧民族做生产活动的完整调查时,情况则大不一样。由于这一类文化现象是以年为重现周期,调查者若不在调查现场住满一年,则很难搜集到完整的资料。若要保证搜集的资料有足够的重现率,确保所获的资料有较高的可信度,甚至还需住上两三年,或者用零星的补充调查或追踪调查的方式,才能完成资料搜集的任务。调查者要捕捉观察和搜集资料的机遇,不但需要长时间的等待,有的还得靠运气,其耗费的劳动力自然更大。对于这样的资料,尽管从表面上看,形成的文字材料不多,但调查者在其中所耗费的劳动力却相当大。调查报告中,若能全面地反映这方面的完整资料,绝对不能低估其工作的成就。若能搜集到这样的资料,理应给予较高的评价。
在一种民族文化中,各种文化现象牵涉的执行空间各不相同。有的文化现象牵涉的空间很小,在一个村寨甚至在一个家庭范围内就可以完成资料搜集的任务;而有的文化现象则牵涉好几个平方公里的范围。牵涉的地域广与窄,意味着调查者的田野作业范围也有广和窄之分。牵涉地域广的调查内容,意味着调查者将要付出较多的劳动力,特别是体力和时间上的代价。因此,在评价调查报告的资料质量时,应充分考虑到搜集资料的范围广和窄这一要素。两相比较,若两者的资料完整性相同,对两者质量的估价,应当有所不同,对后者的估价,自然不能太高。
有些文化现象牵涉的面很宽,而且散布面很广。为了廓清这种文化现象的特征,就得进行多项目、大范围的资料搜集。比如,要对一个民族的生态分布做出系统之说明,就得对该民族的村寨规模、村寨之间的距离、村寨与地貌、植被、水源的相互关系分别进行调查,还得对该民族的耕地或牧场配置、水源的取给、燃料的供应、野生动植物及矿物的应用等项目,有选择地进行调查和资料汇总。不用说,调查者的资料搜集面,至少得跨越好几个平方公里,所要搜集的单项资料,每一项都得有数十份的观察测量结果。调查者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显然极不容易。因此,对这一类调查选题,只要资料完整,都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
评估调查报告的资料质量,还得考虑到所调查的文化现象,具有什么样的物化形式。有的文化现象,其物化形式比较单一,而且对应关系直接、简单;有的文化现象,其物化形式具有多样性,而且其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这种文化现象的差异,也给调查工作形成了客观的难易之分。前者显然容易调查得多,后者则难度大得多。前者如衣着习俗的调查,它的物化形式具体表现为纺织、成衣、式样、衣着惯例、首饰配置等。物化形式十分具体,与文化现象的对应也十分直接,调查起来并不会遇到间接取证一类的困难,也不需要对同一现象进行多项目的观察和测量。但另一些文化现象则不然,比如要查清一个民族的历法,或者一个民族宗教信仰中神或鬼的概念,其物化形式就极为复杂。以历法为例,就得查清他们认识年周期的标志,认识月份的标志,还得查清他们祭礼的规范。除了这些可以通过物化形式具体地进行观察测量外,还有一些内容,物化形式不明显,得借助于间接的观察测量项目,去归纳其特性。比如他们如何去理解历法周期的成因,我们不仅需要搜集他们的各种有关历法的民间故事,还得弄清他们如何去理解这些民间传说和实际历法之间的联系,同时还需弄清他们的社会生活周期与历法周期相应,等等。这些内容都不可能仅通过一两项直接的观察和测量就可以澄清。因此,调查者若能圆满地完成此类调查,那么在提供资料的质量上肯定要略胜一筹。
上述几个方面都直接关系到调查者在科研上的劳动力投入量。此外,还关系到调查活动中附加的体力和时间的投入,对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才可能获取的资料,理当充分肯定其资料质量较高。
当今世界上并存着6000多个民族,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民族没有进入正式的田野调查报告中。人类学资料库中,急需有人去填补这些空白。应当说,这些民族至今没有进入人类学调查报告,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难度问题,对田野调查者来说相当不容易;有一些则是受政治因素的干扰;有的是由于认识导致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类学界有不少前辈都认为,所谓田野调查,专指对所谓没有文字的民族进行调查。但这个传统,本身就存在着漏洞。过去没有文字的民族,不等于今天和未来也将没有文字。原先有文字的民族,随着历史的演进,也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文字,而改用他族的语言文字。若考虑到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后,如下一些情况必须引起当代人类学家的高度重视。
第一,田野调查应该是双向或多向导通的科研活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调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权利和必要,也应当有接受别人调查的义务。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后,那么过去没有接受过正规田野调查的民族,其民族资料自然是一个空缺,需要填补。与此同时,过去接受别人调查多,但自己未对其他民族做过调查的民族,若能着手对其他民族进行调查,也应当视为对田野调查的空白做了填补。
第二,前人做田野调查,往往以具体的民族为调查对象,不管调查者对该民族文化中的任何部分写过调查报告,都算对该民族做过调查了。然而文化毕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仅调查文化的一部分,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对前人未涉足过的文化部分做了成功的调查,写出完整的调查报告,也应当视为填补了田野调查中的一大空白。
第三,前人做田野调查,着力点在于认识一个个具体的民族,或者对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进行静态的对比。但是,民族这一社会实体并非孤立地存在,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关系,这样的关系也应当是田野调查的任务。长期以来,做田野调查时,这一内容往往被忽视了,仅仅注意到了这一动态的某些特征性后果。如,对两个或多个民族之间的互动过程,却缺乏完整的调查报告。今天,若有人能完成这样的工作,也是对田野调查资料的空白做了填补。填补空白,意味着从事一项开创性的科研活动,即使调查的其他方面质量不高,也理当获得较高的质量论证。
田野调查资料是否填补了空白,只能在与前人和同代人的调查报告比较后,才能加以论证。一位田野调查者必须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他有责任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明确地写明自己所搜集到的资料与前人和同代人比较起来,在哪些方面填补了什么样的空白。当然,他个人所做的结论还需要通过事实的验证。只有在验证的基础上达成了与学术界的共识,才有理由认为他确实填补了调查资料的空白。
田野调查报告中公布自己所获的资料,绝对不允许像开药方一样,罗列出来。即使再好的资料,再新或再有价值的资料,若不经过有序的组织,同样不能称其为调查报告。因为,文化本身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反映文化实质的科研成果也应当是有序的。开药方式的办法,只能视为原始资料的辑录,不能称其为科研成果。
田野调查所获的资料,只能依据调查者对被调查文化的总体认识,哪怕这样的认识仅是复原了被调查文化某一局部的结构设置,但所复原的部分必须是相对完整的,以便能给读者提供一个总体的印象。而进入调查报告的所获资料,一定得服务于这一需要,既不允许残缺,也不允许有无关痛痒的浮笔。前人所写的调查报告中,事无巨细,有材料则多写,无材料则空缺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当代田野调查的要求。当代的田野调查报告,必须确保对被调查文化认识主线的鲜明和突出,必须确保进入调查报告所获的资料详略得当,目的明确。这应当是评估田野调查报告所获资料之质量标准的一个方面。
其次,评估田野调查报告的质量高低,除了要看它所发布资料的质量高低外,还得看它对被调查文化认识的深浅。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序的网络,田野调查者对这个有序的网络而言,仅是一个局外人。调查者想认知的这个文化网络对调查者而言,只是一只“黑箱”。调查者要认知“黑箱”的内容,只能凭借参与,让“黑箱”按照自己的内在系统做出反馈,调查者则按照搜集到的这些反馈资料去复原“黑箱”的内在结构。这些反馈资料,有些是属于显性的,很容易被注意到和观察到;有的是隐性的,不容易被捕捉到,或者得靠间接的手段才能感知到。这样一来,即使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民族的同一社区进行调查,他们各自所获得的资料,无论在形式、内容和数量上都相去甚远。进一步说,各人凭借自己所获的资料去复原被调查文化的内在结构,也必然呈现出深浅层次上的重大差异。评估一份田野调查报告的质量,就是得充分肯定那些对被调查文化认识较深、对被调查文化的结构复原做得更具体的调查者的调查成果。
在一种民族文化中,最容易被局外人观察到的是那些物化形式单一,而物化形式提示性明显的文化因子;最容易观察到的文化因子之间的联系是那些功能相近,或某种物化形式之间的相似性较高、联系较紧密的文化因子间的联结。这样的文化因子,属于该种文化的表层因子。这样的文化因子之间的关系,属于该种文化中的表层联系。就一般情况而言,支配一个民族物质生活方面的文化现象,大多数属于表层文化因子和表层联系。若一篇调查报告中,主要的表层因子和表层联系为论证对象,则该报告在认识被调查文化的层次上质量水准不高。在质量上不能给予较高的评价。
民族文化中,还有一类文化因子,其物化形式多样化,而且各种物化形式与该文化因子的联系并不直接,也不呈现稳定的相关性。这些因子都是属于该种文化的隐性因子。隐性因子大多属于规约该种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因子。对隐性因子的认知,需要调查者付出艰辛的劳动。要搜集到廓清这些文化现象的足够的资料有较大的难度。一份调查报告主要讨论有关精神生活的文化现象,对它的质量评估应当较高,原因有二。
第一,除了完成这样的认知,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外,做这样的研究还必须以对该种文化表层现象的研究为基础。实质上,它必须经过两个层次的研究,方可完成自己的调查报告,若不给予充分的肯定,则很不合理。隐性因子之间的结构联系以及隐性因子和显性因子间的结构联系,具有多样性和联系的不稳定性。因此,要廓清一个民族精神生活方面的文化结构设置,具有很大的难度,不仅要借助众多的间接手段,还需要凭借调查者的理论素养。因而,凡能关注被调查文化的精神生活诸文化因素间的联系,能够认识到这一步,表明调查者已经透过文化的表面现象和孤立现象,看到了文化的深层结构设置;能够从理性上系统地把握该种文化的特性,做出透彻说明的调查报告,当然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
第二,一种民族文化中,最难以把握的是该民族的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伦理趋向、审美意识等高度抽象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都处于该种文化的最深层次。对它的认知,得以前两个层次的认识为基础和凭借。这样的文化特征还具有抽象性,不能通过直接观察而获得认识,它是凭借大量的直接观察资料去加以归纳和总结,并得借助于该种文化的逻辑联系去领悟。因而能完成这样的研究课题,标志着对被调查文化的认知进入了最深层次。凡在调查报告中,能对这类问题做出系统的说明者,都应当视为达到了很高的质量水准。
对被调查文化认知的层次,主要是一个深度问题,只要达到了某一深度,都应给予相应级别的评价。在这一点上,它与资料质量的论证有所不同。对资料质量的论述,需要进行综合的横向比较,靠计量的积累去得出评价的结论来。对认识层次质量的评估则只需看它涉及哪一层次的内容,就可以给予相应等级的评价。
再次,田野资料对人类学理论的贡献。
任何一份田野调查报告,都能对人类学资料库提供新的内容。从原则上说,它都可能对已有的人类学理论构成挑战。但是,调查者本人能否意识到这一点,能否将这种意识深化为理性的总结,从而澄清对已有理论的不足做出理性的说明,这并非每一位田野调查者所能办到的事情。因此,在评估田野调查报告时,不能硬性地要求调查者一定要对已有的人类学理论做出相应的修订和补充。
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一项艰巨的、审慎的、复杂的工程,它需要众多调查者的通力合作和长期积累才能做到。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即使完全没有涉及对已有理论的补充和修订,也不应当妨害它取得最高的评价。但是,如果在调查报告中,确实是取得了对已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当然应当受到最高的评价。
我国的人类学前辈,在应用文献资料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而动摇了西方人类学理论的传统观念。按照西方人类学家的观念,田野调查主要是针对那些无文字记载的民族,因而在田野调查中,无须考虑文献记载的存在。中国人类学家的这一突破,确实发展和完善了原有的人类学理论。这一成就当然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田野调查的最高水平。这样的突破,在今天和以后都肯定还会发生。能做到这一步的调查者,当之无愧地应当享受到学术界的尊重和最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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