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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调查合作者的培训与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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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到了调查合作者的自愿协助,还不等于他们就肯定能把工作做好。为了保证资料的搜集按照既定的计划有序地实施,就得对自己的调查合作者进行培训。对调查合作者的培训工作包括三个方面,即操作能力的培训、心理素质的培训、对自己文化表露特征的联想和复述能力的培训。

首先,对调查合作者操作能力的培训。族际差异对调查的干扰,在调查者和合作者之间表现得最直接、最具普遍性。然而,调查合作者对这样的差距并无思想准备,当他发现双方不协调时,大多数情况下是归咎于调查者的失误或者说笑。因此对调查合作者的操作能力的培训,就要保证他们从心理上很好地重视资料搜集的各项操作规则,并严格遵循这些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调查合作者都会很自然地按照本民族的文化惯性,以自己习惯了的方式去办事。他们对于调查者特别重视的规程,常常不屑一顾,甚至明确要求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习惯办事,仅仅把违反既定规则看作小事一桩。其实他们的这些反应,正是族际差异的常规表现,既不是他们说笑、不认真,也不是他们缺乏理解能力。面对这样的情况,调查者往往习惯于滔滔不绝地把要求这样做的理由说给他们听,或者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原则必须遵循,甚至着急发怒。事实证明,这些做法的结果都是欲益反损。

行之有效的培训办法,应当是自己做示范,并引导合作者把尊重操作规则变成他们的自然习惯。当然,做这样的工作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为此,应当对族际差异的干扰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调查者必须明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向自己的调查合作者反复解释和反复重申,其实正是对族际差异干扰认识不足的表现。调查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族际差异干扰的存在,反复地解释和重申,对帮助调查合作者对自己调查意图的理解几乎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让他们理解你的意图,正像你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一样,都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培训调查合作者决不能指望在他们懂得我们的意图后,自觉地去遵守调查的规章,只能凭借调查者的行为诱导、感情的联系,以及互利的协作,去将他们完成任务的过程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长期以施政调查代替田野调查,既要抢进度,又要求所获资料的整齐一致。不少调查者总是以当时的政策内容向自己的调查合作者做反复的解释,他们很相信政策的力量,以为只要自己的调查合作者理解了政策,他们就会自愿地参加调查合作,调查任务也就完成好了。这自然不是切合田野调查实际的做法。当然,政策能使族际关系宽松,为田野调查提供一定的条件,但它并不能为田野调查提供所有的条件内容,因为田野调查自有它内在的规律和要求。

族际差异是民族间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双方出现分歧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要求别人一定得像自己那样想、那样说和那样做,不仅做起来难以达到目标,而且在对方的感情上首先就难以接受;指望自己的调查合作者与自己具有同一思路后再进行资料搜集工作,这是一件不切实际的妄想。因为这样做,你不是在培训调查的临时合作者,而是在培养一批专业的人类学本科生。

对调查合作者违反资料搜集规程的做法,多次指出,反复强调,同样无济于事。这是因为合作者之所以习惯性地违反规程,是受本民族文化规约的结果,这正是族际差异干扰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干扰,不是你重视与否就能缓解的。遇到这种情况的培训技巧是,最好先鼓励他“做得很好”,并认真地做好记录,装出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然后再向他说明:我们还要以另一种方式了解你们如何生活,如果愿意的话,这一次你最好按照我们讲的办法去试一试,你肯定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我们也正需要这些东西。表面上这仅是在玩一个小花招,而实际上是对他实行有效的引导,这是一种可取的培训办法。

总之,对调查合作者的技能培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他们能全部代理自己的工作。我们只能在尊重他们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运用个人的谋略和经验,一点一点地训练调查合作者,使他们接受和习惯这样的技能训练,并掌握这样的技能去有效地搜集资料。

其次,对调查合作者心理素质的培训。因为我们要求调查合作者所做的事,在他们那个社区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如果他们做起来过分认真,对于一个没有这种工作经历的人来说,过分的紧张只会误事。当然,也不能让他们不重视。最好的心理素质培训办法是使他们感到正在做一件十分有趣的消遣性活动。为此调查者在培训他们的精神状态时,切忌把这种调查工作说成是伟大的创举,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因为这样的大话和空话并不能解除他们的顾虑,也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这些大话离他们太远,甚至与他们无关。

然而在今天,我国的田野调查最易犯的毛病是用行政命令去挟制调查合作者,其实调查合作者对行政干部不容易产生真实的感情,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出于应付的需要。用行政命令去要求他们,他们表面上表现得唯令是从,但绝对不会以饱满的热情去做好这样的工作。相反,出于应付行政命令的需要,他们反过会来揣摸你的想法、喜好而讨好你,调查者如果处于这样的状况下,搜集到的资料肯定是背离事实的。要在精神上使他们感到有趣而不是一种负担,最好先与他们建立融洽的无所不谈的知己关系,把自己需要他们做的事,用风趣的谈话方式自然地流露出来,让他们知道。在可能时掺杂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内容,甚至不妨让他们以游戏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让他们把完成搜集任务看成是有趣的活动,这样做既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和作业时的紧张,又能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不仅搜集资料的背景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且人为作伪的假资料也难以混入。

最后,对调查合作者自己文化表露特征的联想和复述能力的培训。在对调查合作者的培训中,对调查合作者智力的培训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因为在做这样的培训时,族际差异的干扰随时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对调查者来说,进行此项培训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调查合作者按照他们的文化模式去对自己所需要的资料进行归类和联想,而不是要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归类和联想。调查者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懂得自己的固有文化与被调查文化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对立。通过前期的调查,已经对自己的文化做了反思。现在需要把自己的文化作为参比对象,确定所需要的资料在被调查文化中所处的位置。这项工作只能由调查合作者去完成,因为他熟悉自己文化的联想和归类方式。只有他们原原本本地提供这方面的素材后,调查者复原被调查文化的有关资料结构设置才有可能。

培训他们的思考能力和联想能力,在做法上不应当把话说得太直或说得太露骨,而应当采用引导的办法。进行这样的培训,调查者可以有计划地向调查合作者介绍各种文化的强烈反差现实,甚至介绍自己民族对某些具体事物的做法。做这样的工作,目的在于引导他们习惯于确认族际差异的存在,对调查者的行为举止不感到意外,同时也知晓完完整整地介绍自己的做法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无须做任何掩饰,更无须说假话。

再者,就是调查者在合作者的面前不要表现得全知全能,必要时可以在他们的面前犯一些常识性的小错误,让他们感到不同于调查者的意见,并不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而是很正常的现象。经过这一步的培训后,让他们树立信心和勇气,勇于把自己社区的实际情况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有了这样的基础,提高他们的联想能力和表述能力才是可行的。

接下来,调查者就应当在适当的场合,耐心地听取调查合作者的陈述和描写。陈述的内容可以随机而定,不必一定要在自己的调查框架内。在认真听取他们的陈述后,用发问或请教的方式,把谈话的内容逐渐地向自己的调查目标上引导,直到其所说的内容与正在从事的调查工作之间呈现出他可以理解的联系时为止。

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向调查合作者直接点明调查者的想法和陈述与希望他做的事,并不存在违拗。换句话说,我们以这种方式鼓励他按自己理解的方式去看待正在做的事情。类似这样的工作,经过多次反复后,就会养成一种思维习惯,会自觉地将他知道的事情按他的思维习惯去联想和陈述,而不是用我们硬塞给他们的方式,去机械地像背八股文那样罗列他所知道的事情。

培训调查合作者,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对调查所获的资料进行归类和联想,是一件极其艰苦的培训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合作者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虽然天天在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对周围的事物进行归类和整理,并准确地陈述出来,但是我们委托他做的工作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要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好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对他们而言,要吸收一种新的因素,需要经过相当长的调查时间。当然,调查者不可能等到他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去搜集相关的资料。因而引导他们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去对需要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类和联想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进行这样的培训和引导,关键在于调查者在初步了解了他们联想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用他们的语言和表述方式将自己希望搜集的资料介绍给他们。这一工作有很大的难度,有时不得不通过翻译人员来协助完成。这种做法可以刺激他们把我们所要搜集的资料纳入他们归类和联想的惯例中去。一旦这一步取得成功,他们转述出来的内容就可能基本上符合当地的思维习惯。只要经过适当的鉴别和选择,他们的思维方式就可能被捕捉到。之所以要经过筛选,是因为我们的引导在客观上很容易受到族际差异的干扰,我们对他们的培训和引导在无意中掺杂了调查文化的特质,以至于他们在进行联想时,发生了理解和联想错位,只有通过筛选的手段才能排除族际差异带来的干扰。如果这一步工作取得了成效,调查者能跟得上被调查语言的陈述逻辑,那么就可以完全委托调查合作者按照他们的惯例去对调查资料进行归类和联想。这样得出的结果,最后反映了被调查文化的实质,研究价值也就很高。不过在一般性的田野调查中,不可能要求做到这一步,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愿景。

安排调查合作者为调查服务,同样得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和尊重当地的习惯法,决不能让他们干在当地有失个人身份的事,更不能唆使他们去触犯当地的习惯法。若那样做的话,调查合作者会被当地的社区孤立起来,再也不能发挥调查合作者的作用了。在调查作业中,如果有些操作与当地的习惯法和伦理观念有冲突而又非做不可,那么宁可调查者自己做,决不能让调查合作者代办。因为调查者毕竟是外来人,即使触犯了当地的习惯法和伦理观念,也容易得到当地社会的谅解,加上调查合作者为自己说话,难堪的局面并不难化解。若让合作者做这些事,调查者去为合作者说情,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因为,在调查社区调查者并不具有为人说情的合法身份,调查者仅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被接纳的外乡人。调查者出面说情,可能会被他们理解为干涉内部事务,弄不好可能连调查工作都会被迫中断。

给调查合作者布置任务,态度必须诚恳谦和,千万不能对他们指手画脚。即使双方出现了冲突和误解也不能动怒,决不能训斥他们。调查者必须牢记调查合作者并不是自己的雇工,更不是贴身的听差,对他们付予报酬,仅是一种平等的礼尚往来,并不意味着他具有左右调查合作者的权利和义务。向他们布置任务时,最好采用协商的口气,力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他们感到是自己乐于干这样的事,而不是被强迫干的。一个工作经验丰富的调查者,常常会用各种巧妙的手段,引导自己的调查合作者答应愿意帮忙。能做到这一步,事情就好办多了。有的调查者,在自己的调查合作者面前装作笨手笨脚的样子,引起调查合作者的同情而自愿帮助他。有的调查者,则对自己的调查合作者推心置腹地说出自己的苦衷,让调查合作者乐于替自己排忧解难。有的甚至用闲谈的方式介绍自己的经历和趣事,诱使调查合作者对这类情况感兴趣,而主动把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吐露出来。上述各种做法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具体怎么做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则要看具体的对象和环境,由调查者灵活发挥。在这个问题上,田野作业的经验积累具有重大意义。

就常识而言,安排调查合作者完成具体任务,不应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在田野调查的田野作业中,如何安排调查合作者从事资料搜集,却大有深究的必要。因为在这样的工作情况下,由于受到族际差异的干扰,调查合作者在领悟调查者的意图和理解自己的工作任务时,都可能产生偏差,因而很难保证工作的协调,也难以将具体的工作要求贯彻到底。上文已经讲过,面对族际差异,要想通过解释说明的办法让调查合作者完全领悟承担任务的所有含义,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或者说在短期内是办不到的。

为此,如何组织调查合作者进行调查,得遵循另外一些原则,这样的原则大致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布置给调查合作者去完成的调查任务,应当尽可能地切分到一个最小的单元,以至于他们在观察中直接可以得出不容置疑的结论来。由于要他们所做的事极为具体和明晰,不需要他做任何形式的推理和综合,因而族际差异带来的系统性对立,不容易在其间造成干扰,工作的安排就可以贯彻到底。

第二,每一项具体的调查任务,尽可能安排给一两个稳定的合作者去执行,务使各位调查合作者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他们各自对调查者负责,相互之间无法进行商量和帮忙。这样做如果发现差错,就很容易找出原因,同时也避免了调查合作者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改动我们的调查要求。

第三,调查者给调查合作者布置任务,要尽可能做出示范。这样有利于调查合作者理解调查任务和执行调查任务。由于调查者与调查合作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语言障碍,调查合作者对调查任务还有不理解之处,需要通过翻译人员为此做详尽解释。调查者要通过翻译人员控制好调查合作者对调查任务的理解和搜集资料的标准与原则。

第四,为了确保工作要求一贯到底,经常性地与调查合作者交谈和督促检查非常必要。由于理解上的困难和长期思维习惯的关系,调查合作者误解工作任务的含义,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另干一套,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督查中看到这种情况,不能责怪他们,千万不能动怒。因为他们的本意并非有意作难,最妥善的处理办法莫过于肯定他们做得对,但要按照自己的要求重做一遍。不消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后一种材料。对于前一种材料,我们对他们的鼓励仅是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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