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一项跨文化的社会活动,这就决定了田野调查的特殊性。调查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与被调查对象所处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会给田野调查的展开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调查者从在调查现场的生活到他的思想反映,无一不受到两种文化不相协调所带来的困扰。被调查的一方不可避免地会把调查者视为外来的访客。田野工作者在调查别人的同时,也成了被别人关注的对象。调查者在生活上的一切行为,同样使被调查者感到意外,对他的活动也格外注意和审慎。这种反应对被调查者来说是正常的现象,但不一定是调查者所希望的。要做好一次田野调查,就得处理好两种文化的不协调给当事人造成的影响,使他们的行为都按照田野资料搜集的原则而协调起来,尽量避免文化的冲突干扰田野调查的进程。
对调查者来说,他所熟悉的文化是在长期生活中习得的,若不是为了田野调查的需要,他无须进行系统的清理,甚至无须理会自己所属文化的存在,正常的生活会将他融于该种文化氛围之中。一旦要进行田野调查,情况则不一样,他即将进入一个完全不相同的文化氛围当中,原来习以为常的东西即将成为生活的例外和特殊。不管他是不是理性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原先所属的文化都将成为被调查文化的参比对象,必定会将原来熟悉的东西与新遇上的现象进行对比。只要遇上异文化,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
但是,要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情况就更不同了,这种文化间的相互参比不再是个人的行为,需要把参比的结果如实地记录下来形成田野调查的资料。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把这些问题含混过去,必须有理性、有条理地去进行异种文化之间的比较。要做到这一点,他绝不能像以往那样听任自己的所属文化自然地规约自己,他必须先对这种文化进行理性的清理,以期用学术术语把他所属的文化特征表述出来,以利于在以后的调查中预先有一个按学术要求总结出来的参照物。这就是在调查中需要建立参比框架的价值所在。就这个意义而言,田野调查者第一个要清理的文化对象不是被调查的那种文化,而是调查者自己所属的文化。
调查者对本民族文化的清理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服务于他的田野调查。为此并不需要调查者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做出全面的总结和学术性的表述,只需要清理自己所属文化的一个有限部分,由调查的目的和范围去对之进行框定。比如,若此次调查需要了解被调查对象的饮食文化,相应地,调查者就得清理自己所属文化的有关饮食部分,要将这些能代表文化特性的表露形式,尽可能用学术术语表述出来,进而在这个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带有特征性的现象,从中归纳出一组文化事实来。这类文化事实乃确定日后调查项目和构拟框架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来的项目,就是我们所说的参比要素。而参比要素的总和,则是我们所说的参比框架。在田野调查中,参比框架就是调查者认知异种文化的出发点。参比框架的质量也必然影响到调查的质量。
调查者在进入调查现场前,对调查对象的文化事实的特征并不了解,无论他怎样努力,他在调查准备阶段构拟的参比框架,总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参比框架很难与被调查对象的文化事实相吻合。要提高这种吻合度,使田野调查更富于成效,就需要调查者去努力寻找导致这种不吻合性的原因,以及发现处理不吻合现象的正确方法与手段。
由于文化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两个民族之间在同类社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肯定会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别。即使表面相同的社会现象,在实际的文化运作中也不一定是同质的现象。这些客观事实,将会给田野调查带来诸多的困难。族际差异是各民族文化间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若仅用几个有限的文化要素进行简单的对比,不足以界定这种差异的全部内容。
然而,任何一个田野调查者,都不能指望在彻底把握了他所属民族和被调查民族间的所有族际差异后,再进入调查。也就是说,族际差异始终是阻碍调查者进行田野调查的系统性网络。如此一来,就会遇上一个尖锐的矛盾:要弄清族际差异,只能在调查后才能做到,可是,在调查中族际差异又在随时随地干扰调查活动。这就要求调查者在初知两者族际差异的情况下,着手他的调查工作,而调查过程中又要随时考虑族际差异对调查的干扰。
田野调查的时空跨越与参比系数的确立。田野调查者要受到时间、空间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不可能把调查工作无限制地做下去,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揭示特定民族的某一个方面。这就出现了时空上与田野调查任务的衔接问题。换句话说,任何一次田野调查绝不会在一个完全空白的基础上展开,而是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去拓展、深化和补充。其调查活动又只能是在选定的目标内完成既定的任务。这样的既定任务,仅能揭示该种文化的某些社会事实或某些特征。为了确保其田野工作既能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衔接,又能为后人研究做铺垫,就必须明确自己调查的内容在该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使其研究成果与其他人的研究成果相互沟通,共同为人类学研究服务。
田野调查成果能够相互沟通,不仅是由于这是田野调查者在田野调查的全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还由于民族文化本身具有可以沟通的属性。这些属性是民族文化的固有禀赋。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由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社会历史与族群交往等环境的差异性,在其文化指导下呈现出来的文化事实具有一系列的特征,足以和其他的民族文化区别开来。而田野调查的整个活动,就在于揭示某一民族文化的特异性。田野调查作为跨文化的科研活动,在其实施的过程中,调查者至少要涉及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即调查人本身所属的民族文化和被调查对象所属的民族文化。如此一来,文化的特异性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显示出来,也才能被调查者观察到和记录到。
为了保证田野调查者所搜集的资料能够让其他人正确地理解,调查者首先得明确自己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角度去进行观察和记录。这里就涉及叙事视角的问题。叙事视角指的是叙事者组织安排故事的视角,即选择以何种观察点看待事情。 [1]需要说明的是,田野调查者采取何种叙述方式,一般情况下都难以避免其出身民族的所属文化。不论是以“我”的视角来叙述,还是以当地人“他”的视角来叙述,其实都难以克服族际差异的困扰。那种刻意回避叙事方式以期达到“客观”的叙述,往往是无效的,甚至具有欺骗性。 [2]
由于任何一次田野调查都不可将被调查的文化事实无一遗漏地全面掌握,因而田野调查者只能为自己确定一个资料搜集的范围,并在这个范围内,将自己所属的文化与被调查的文化事实做比较。也就是说,整个田野调查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参照和比较的过程。作为参照和比较的那种文化,就是田野调查中的参比系统。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参比系统也即是调查者自身所在民族的文化。
在一次具体的田野调查中,不可能把被调查的文化事实全貌揭示出来,但为了确保调查工作的完成,就必须选定有限的项目、确定具体的文化要素去进行观察和记录。其中来自调查者的文化要素,理所当然地成为调查者的参比要素。不言而喻,参比要素是为了调查的需要。从参比系统中筛选出来的调查基点,它代表着调查者所属文化的文化事实所组成的部分。而调查工作则是要从这样的参比系数出发,去发现被调查文化事实的特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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