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田野调查十二讲 / 正文
点评
第一节 对族际差异的认识历程
发现错别字或排版问题?选中正文中的文字即可提交纠错,审核通过后才会修改原文。 ✍️ 编辑本章

所谓族际差异,就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系统性对立。在文化人类学发展的早期,人类学家对族际关系的认识十分肤浅,他们仅注意到异质文化之间相应文化因子的表面不同。例如,他们很容易注意到,在西方各族中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而非西方一些民族中的某些历史阶段,一个男子可以与一个以上的女性发生正当的性关系,对女性而言,亦复如此。于是,他们从西方的观念出发,将这样的两性关系诠释为一群男子与一群妇女之间的婚姻关系。这样,“群婚”这个术语,就被带进了人类学中。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这一术语的定型过程进行反思,不难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浸透了西方文化的若干定型概念。譬如,家庭、婚姻、夫妻等等。事实上,在被他们指称为实行“群婚”的这些民族中,是否存在家庭、婚姻这样的概念,西方人类学家在当时并没有进行过验证,或者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应当做这样的验证。当然,更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这些人类学家根本没有在自己所研究对象中的生活经历,也就根本没有能力做这样的鉴定。

于是,他们形成“群婚”这一概念的全部实证依据,完全是建立在有关文化事实的外露表征形式上,而且是以他们的文化事实为参比对象,不是建立在相关的系统对比之上。这样一来,当时所能理解的族际差异,自然只是一种文化因子的表征差异了。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参与式调查法。此后,调查者开始意识到只有系统地把握被研究对象的文化事实的共时性全貌,才可能对该种文化做出准确的诠释。这无疑是田野调查史上的一大创举。于是,田野调查中随之而产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田野调查者不再孜孜以求地去罗列各种各样的文化因子表征形式的差异了,从而形成了调查者以自身的母文化作为参比对象去获得异文化的各种表征形式。这样的调查结果,在人类学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作民族志学。

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的田野调查者,竭力通过分析被调查文化的内在结构而揭示其文化因子的社会功能。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看到的已经不再是表面的特征和其间的差异了。文化因子的互动和依存、需求和功能成了调查报告的主体。不过,在这场变革中,同样地,有一个环节也被人为地忽视了,那就是调查者自身所荷载的本民族母文化在调查实践中的客观存在。这样的存在,使得他们在确认异质文化因子时,以及在评估文化功能时和构拟异质文化的结构时,无处不打上了调查者固有文化的标记。然而,他们的这套研究手段一经推广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它的缺陷来。

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那个时代,其田野调查的特点,正在于通过调查者的参与观察,去发现被调查文化下的个人如何受该种文化的支配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关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动,都不会动摇整个社会的固有配置格局。他们认为这种固有格局是稳定的、可以长期延续的。于是,这样的固有配置就被赋予了一个专有的名称——社会结构。他们的这种认识,在布朗对社会结构的定义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布朗说:“社会结构应被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 [1]按照这个定义,田野调查的具体任务就在于廓清被研究对象的社会结构,而民族之间的族际差异,也就相应地被看成是社会结构的差异。

在他们理解的这种逻辑关系中,社会结构自然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调查者只需要通过参与观察,就能发现被调查对象的个人行为,以及因个人行为而造成的他在社会配置中的地位变动,就不难最终归结出该社会的结构来。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主导思想深受社会调查统计方法的影响。他们坚信自己所能观察到的东西,肯定与该社会的结构直接相关。就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文化中深层次支配因素的存在,他们对族际差异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表征形式的归纳上。

他们真正具有开创性的功绩,仅在于注意到了族际差异具有结构对立关系,即承认被研究对象具有完整的结构。要认识这样的完整结构,不能仅仅停留在被观察到的现象的罗列和排比上,而必须进一步归纳其稳定的配置,这样才能发现该种文化的社会结构。知道了这一点,后来列维-斯特劳斯把他们对社会结构的这种理解称为“统计模式”或“统计结构”也就不难理解了。

立足于今天的认识,对马林诺夫斯基时代的族际差异观察做出评估,对今天的田野调查者来说十分有用。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后继者们,在理解族际差异时,有一个未曾明言的前提,那就是在参与观察中,调查者可以毫无遗漏地感受到被调查文化的一切细节。因而只要调查足够深入,凭借所获资料复原的社会结构,毫无疑问,那肯定是被调查文化的全部真谛所在。结构功能主义者所坚信的这条“公理”,有三点值得质疑。

其一,调查者在进行参与观察之前,是不是有了定型的概念、定义和理论。不言而喻,他们早已有了这样一些东西,而且这套东西是他所出身的那种文化的内容。于是,问题便出来了,他们预先有的这套东西,是不是一定能适应观察异种文化的需要?这一点,从科学实验的角度上讲,是应当先行证明的问题,然而他们却没有做出这样的证明。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追问:在参与观察中,调查者带来的这些预定的框架,对观察会不会形成障碍?如果有障碍,其观察的结果还能不能保证是被调查文化的真实现象呢?

其二,如果承认了被调查民族也有自己的社会结构,而且和自己的社会结构一样有效和精致,那么参与观察显然是在将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下的相应文化因子做出参比,从而得出相互间的差异。这样一来,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既然供作调查者参比系统的自身文化结构与被调查文化在结构上不同,那么所谓相应文化事实的文化因子,在其各自文化中的结构配置,就不可能完全对应起来。既然如此,凭借这样的对应因子参比所观察到的结果,会不会走样呢?即使观察不走样,但在诠释其功能时,还得回到自身的文化中,凭借对自身文化结构的理解,去诠释异种文化因子的功能和结构。这两种在参与观察中始终相伴的文化既然结构不同,相互诠释的可靠依据又何在呢?

其三,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后继者一致认为,参与观察最终绝对可以发现被调查文化的一切隐秘。这就是说,在参与观察中不存在观察者有观察的盲点和死角,只可能存在有个人观察的失误。需要指出的是,既然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文化结构不同,那么就不能保证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被调查对象中,有的文化因子在调查者的文化因子中,完全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东西。调查者在失去参比物的情况下,能够绝对保证无一遗漏地发现被调查文化事实的文化因子的存在吗?事实证明,无论观察者如何细心,在失去参照物的情况下,都很难发现事物的差异来,特别是对那些支配精神生活的隐性因子,调查者往往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于盲点和死角的存在,在马林诺夫斯基时代,同样未能做出科学的论证和妥善的对策来。

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注意到了语言学研究当中结构分析的若干重大成就,并将这些成就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从而开始了对结构功能主义缺陷的反思。他首先注意到凭借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结论,是否与被调查文化的结构真正吻合。凭借语言学研究的成就,他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同时提出了“统计模式”和“机械模式”这两个对立的概念。

在他看来,凭借参与观察得到的仅是“统计模式”,而被调查文化的真实结构是一种“机械模式”,这两种模式不能重合。在两种模式不相重合的情况下,凭借简单的分析也不一定都能得出“机械模式”。要实现从“统计模式”到“机械模式”的转换,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调查的过程中,调查者自身所荷载的文化对被调查对象有巨大的影响力,调查者搜集到的观察信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被调查文化固有结构所导致的表征特点。这样的表征特点,被调查对象无法掩饰,是一种纯自然的流露,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举措。其二是被调查的当事人。由于其社会内部的原因而出现了一些超常的需要,当事人出于个人私利和小集团的利益需要而做出超常的反应,以对付超常的事变。调查者的存在也是超常情况之一,被调查的当事人也会做出超常反应。这样的反应对当事人而言,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并不能代表该种文化的实质,只能代表该种文化震荡中的一种特例,是该种文化动态平衡中的偏离正态分布中心值的特异个例。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参与观察中,调查者所搜集到的信息,是上述两个方面的混合物。他将由前一方面的信息构拟出来的被调查文化模式称为“无意识模式”,将后一种信息构拟出来的文化模式称为“有意识模式”。于是,他认定对分析一种文化而言,只有分析其“无意识模式”才有意义,只有“无意识模式”才接近于该文化的“机械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无意识模式”并不等于“机械模式”。原因在于“机械模式”是被调查文化的整个内容所在,它除了一些容易触及和容易感知的表征外,还有一些不易直接观察到的潜在的特征。因此,“无意识模式”要与“机械模式”重合,还得做一些特殊的努力,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发现那些隐秘的特征,也才能逐步接近“机械模式”或接近文化的真相。

此外,他还注意到,在一次具体的田野调查中,所能搜集到的“无意识信息”总是有限的,凭借这些有限的“无意识信息”构拟出来的“无意识模式”,与被调查文化的“机械模式”相比,差异就更大了。

对于在田野调查的“有意识模式”中所获得的资料,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仍有一定的价值,它可以说明被调查者的某些文化特殊情况。通过这些特殊情况,可以发现该种文化的波动幅度,同时也可以借助它去认识该种文化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容忍的超常范围。但是,在构拟该种文化的正常结构时,要尽可能排除“有意识模式”的干扰。至于排除的办法,主要取决于调查者是否对自己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过通盘的仔细清理,是否将那些重现率最高的、重现特征最稳定的观察资料筛选出来。因为它们绝大部分属于无意识的反应,或者说是该文化固有的内容。至于那些重现率不高,又不带规律性的观察结果,绝大部分属于被调查当事人个人有意识的反应结果,尽管它们不能代表该文化的正常特征,但也反映出了该种文化可以容忍与波动的边界。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对族际差异的认识有如下一些特点。

其一,列维-斯特劳斯考虑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被调查者由于受到自身荷载文化的影响,他凭借观察结果所得出的被调查文化的模式,仅是一种“统计模式”,这样的“统计模式”已经打上了调查者固有文化的标记。如此一来,族际差异的影响恰好体现为“统计模式”与“机械模式”之差异。

其二,调查者所荷载的文化在调查现场的出现,对被调查文化而言也是一种超常的刺激。由于这种超常刺激所引发的对被调查者的反应,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应。但它与被调查文化规约下所做出的无意识反应性质不同。这也是族际干扰的一种方式。调查者要获得对被调查文化的正确认识,就应当在搜集到的观察信息中剔除有意识的反应,把族际差异带来的这种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其三,由于田野调查现场中并存着两种异质文化,其“机械结构”各不相同,因而双方的沟通,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进行。为了保证这种沟通的准确与可靠,调查者需要将双方的文化事实分解到最基本的单元上,并在这个水平上相互比较,才能保证这种沟通的准确与可靠,以至于双方的比较才具有实际意义。

通过对族际差异认识发展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族际差异是贯穿整个田野调查始终的干扰因素,这种干扰因素体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系统性对立。调查者观察到的仅是这种对立的表征形式,而且是双方中具有相互对应的那些文化因子的表征形式,或者说可以构成相互参比的文化因子间的特征反差。至于不具有这样性质的文化因子,调查者在一般性的观察中不可能发现,它们构成了调查者观察的盲点和死角。发现这些盲点和死角的最简易办法,是选用第三种文化与被调查文化参比。这意味着要认识一种文化,需要通过多次的调查,多种文化的参比才能接近文化事实的真相。

我们知道,参与观察所获得的资料,有一部分是调查者所荷载文化干扰的结果。这样的观察结果,不能反映被调查文化的实质,它仅是族际差异干扰的一种表现形式。排除这种干扰的基本思路有两条,其一是调查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干扰因素来自自身荷载的文化,因而不能对观察的结果抱以过分的轻信;其二是整理观察结果时,除了认真地分析所获资料本身的内容外,还需要随时将所获得的资料与自身的文化进行反向的参比,力图发现其间的结构性差异,从而深化对有意识反应的资料的辨识率。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参比系统,同样会成为资料整理和分析的诠释依据。这样的诠释依据由于与调查者的文化并非同质,因此是族际差异干扰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干扰出现在田野作业阶段的后期,或者是在室内资料整理阶段,要补救显得更加困难。为此,如何发现这种干扰的存在,对调查结论至关重要。调查者需在现场田野作业中,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做种种诠释,可以向自己的被调查者做反馈调查,筛选出被调查者认可的诠释内容来。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将田野调查资料纳入科学验证的过程。

由于族际差异的干扰是异质文化间系统性的对立,因而干扰的结果,理当是有序的,而不是随机的。因此,发现干扰造成的观察结果失当,不应当使用纯数学的按比例淘汰办法,而应当在被调查文化与调查文化的结构性多次反馈参比中,发现干扰结果出现的规律,这样才能有效地辨识有意识反应和无意识反应。

综上所述,田野调查的过程是一个两种异质文化的互动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族际差异的干扰必将贯穿始终。对调查者而言,他想认识的是异种文化,而凭借认识的工具又是自身的文化。由于自身的这种文化,调查者早已习以为常,他凭借这种文化所做出的一切反应,包括他的调查设计和调查实践,绝大部分属于无意识反应。因此,虽然调查者出自该种文化,但调查者对该种文化的“机械模式”并不清楚,特别是在没有参比对象的情况下,这种“机械模式”对调查者来说就是一个“黑箱”。

田野调查者只能在这种“机械模式”的潜在操纵下去组织其调查活动。对他想要认知的那种文化而言,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参与观察,回收该种文化“机械模式”支配下显露出来的表征形式。这样的表征形式,在与他荷载文化的表征形式的参比下,而被他注意到并搜集起来,透过他自身荷载的文化做出反馈。然而,他想认识的那种文化的“机械模式”,对他来说同样是一个“黑箱”。他从这个“黑箱”的表征形式所获取的信息,对他熟悉但不明确的“机械模式”的那个“黑箱”,同样构成一种刺激,并从他自己的身上表现出“机械模式”的反馈来。因此,只要他留心这样的反馈,他就有可能逐步摸清自己所荷载文化的某些特点了。

这样的情况,很像两面镜子相互反映出对方的投影来,当然这些都是变形了的投影。在这种相互交错的反馈中,调查者不仅认识到了被调查文化,同时也透视出自身所荷载文化的某些特点。随着他对自身文化的透视和认识的清晰,他对被调查文化的认识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换言之,调查者在认识被调查文化的同时,也在认识自己所荷载的文化。这就是以他者文化来观照自我文化的过程。由于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必须置身于这种文化交错的反馈中,因而族际差异的干扰,正好集中地反映在调查者身上;排除干扰的手段当然得从他身上做起。而族际差异干扰的集中表现方式,正好是这两种文化交错反馈中所折射出来的信息,以有意识反应的形式造成了信息的扭曲和偏离。

因此,可以形象地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全过程,乃是两个“黑箱”之间向对方发出的表征信息相互反馈的过程。而调查者则是在巧妙地利用这种反馈的差异,去同时透视两个“黑箱”内部的结构特点,以期从这种交错反馈中,使自己对这两个“黑箱”内部结构的认识得以深化。这是一个人为控制下的互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查者在调查异种文化的同时,他自己和他所荷载的文化也成了被调查对象,而且也可以收到理想的调查结果,这一结果可以作为他认识异种文化的副产品。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