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人类学界虽然学派林立的局面继续加剧,出于不同人类学家对所获得的田野资料进行沟通的需要,进而认真地审视了田野调查中的规范问题,但是对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规范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普遍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必须要求调查人亲自参与被调查人的活动,至少要成为社会活动的目击者,并要求调查人对调查活动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还要求调查范围要具有一定的完整性,等等。至此,人类学田野调查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定型化。如果说从摩尔根到鲍亚士,再到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实践反映了调查方法的进步和深入,那么从迪尔凯姆到列维-斯特劳斯则反映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资料诠释上,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曲折过程。
迪尔凯姆(E. Durkheim,又译杜尔干,1858—1917)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总结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并以此去指导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迪尔凯姆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但是他从实证主义的学术思想出发,开创了一个新的人类学学派——法兰西学派,也叫法国社会学派。特别是迪尔凯姆的后继者们,对调查资料的诠释走到了古典进化论的前头。但是,当民族文化的复杂性被人们逐步了解后,迪尔凯姆所创立的实证主义的诠释,开始显得苍白无力。他的第三代、第四代后继者不可避免地需要另辟蹊径,从人类认知的特征上去寻找诠释文化的抽象符号,着力阐释抽象符号被普遍采用的根源。他们的这种做法在局外人看来,显得艰深晦涩,被世人视为“玄学”也就十分自然了。这种“玄学”之风,还流传到功能学派的后继者之中。在“二战”前后的一段时间,这样的“玄学”之风笼罩了整个欧洲学术界。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进化学派的崛起,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资料才获得了新的诠释武器。这就是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对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做出可量化的科学判断。
迪尔凯姆本身是一位社会学家、哲学家,而不是一位真正的人类学家,他本人没有做过实地田野调查。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在法国整整影响了好几代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莫斯把迪尔凯姆的学术思想引进到人类学中。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扩张力,关键在于他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的社会学观点,切中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本质,有些认识直到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首先,迪尔凯姆把个人观念和集体观念区分开来。他所理解的个人观念是指个人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总结得出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纯粹是个人的行为。当然,他的这种看法还有商榷的余地,因为社会人的纯粹个人行动并不存在。迪尔凯姆所理解的集体观念是社会强加于他人的全社会所共有的看法,社会正是靠这种集体观念而维系起来。其实,迪尔凯姆所讲的集体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好是我们所理解的民族文化事实体系。他对于集体观念的表述正好与民族文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标志着以后的法兰西学派对文化本质的理解,比它同时代的其他学派更胜一筹。而这种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又直接影响了法兰西学派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
其次,迪尔凯姆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全人类的共同社会,他认为社会是具体的、并存着的、各自独立的。他的这种想法,与当代人类学的民族观也存在内在的同一性。他所理解的不同社会的并存,实质上是不同民族并存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由于他承认了各民族社会的并存,这就导致了以后的法兰西学派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注意到了异种文化的特异性,也就是注意到族际差异的存在。
再次,迪尔凯姆还认为人类社会并不存在同一进化模式,不同的民族社会各有自己的发展历程,或者称为各自的历史过程。他的这种看法与古典进化论的观点相对立,他不像古典进化论那样把民族的发展看成不同的阶段。这一观点使得法兰西学派在田野调查实践中,极端重视异种文化的具体差异,而不重视文化现象的先后承接。这也是后来的法兰西学派在民族中不避苛细、力求全面的思想根源。
又次,在方法论上,迪尔凯姆极其重视社会事实本身,主张从社会事实本身去确认,并不是从逻辑思辨中去认识它的概念。这种方法论奠定了法兰西学派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对民族社会事实力求准确的传统。迪尔凯姆方法论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对具体社会存在出发,主张对不同的社会应当进行有系统的分类。这一做法类似于生物分类,将不同的社会分为不同的纲、属、科等。这对今天的民族谱系的划分,无异于开创了一个先河。民族谱系的划分,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有一定的价值,它可以帮助调查者把握被调查文化的基本特征。
最后,迪尔凯姆认为不管是多么复杂的社会都可以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就是克兰(氏族)。比克兰更复杂的社会不管是胞族、部落或现代民族,都是克兰按照不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只要把握克兰的基本属性,就不难分析比它更复杂的各种社会。他的这个主张,正是后来成为人类学中结构学派的思想渊源。
我们必须指出,迪尔凯姆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客观社会实体,它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象征主义和符号论有很大的区别。对比一下迪尔凯姆对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研究和结构主义对图腾崇拜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迪尔凯姆强调集体观念的同时,否定个人心理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他的这种方法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却认为他仅提出了一种与进化论相左的悖论。古典进化论的学者大多认为,个人的心理因素导致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迪尔凯姆的看法不仅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而且他的这种观点导致人类学田野调查者从具体的社会事实出发,去捕捉文化的特征。这对今天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来说,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总之,迪尔凯姆的思想和方法不仅开创了一个人类学的学派,而且在很多方面对当代人类学田野调查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更为可贵的是,迪尔凯姆的学术思想重视对社会事实存在的研究,而不像后来的结构主义那样把象征符号看得超越社会事实本身。
莫斯(M. Mauss,1872—1950年)是迪尔凯姆的学术继承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迪尔凯姆的“精神儿子”。他全面地继承了迪尔凯姆的学术思想,把社会学理解为包罗万象的科学,而将历史学、法学这样一些独立的学科都视为社会学的一个部分。莫斯所理解的社会学框架与迪尔凯姆所理解的大同小异,他将社会学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形态社会学,另一部分是生理社会学。前者以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为研究对象,后者以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按照这种区分,他所说的形态社会学已经包揽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所研究的内容;而他所说的生理社会学,则包括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宗教学、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内容。
依据这种区分方法,可以看到莫斯的基本企图是想把有关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都包括进社会学之内,以利于对人类社会进行总体的综合性研究。这与他对社会的理解有其内在的联系,他把社会视为由最基本的单位组建起来的复杂体系,而维系这种复杂体系的支柱则是人类所共有的“集体观念”。因而把一切社会现象纳入统一的学科去进行研究,更有利于全面地综合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用于人类社会的合理解释。
在法兰西学派中,其研究隐含着探寻和研究社会基本单位的企图。要做到这一点,自然得找出一些比较简单的社会单元作为切入点,要找到这种简单的社会单位,他们认为只有在落后的边远民族中才会寻到,并做出相应的研究。这样的学术构想,必然导致对异民族社会研究的高度重视。当然,迪尔凯姆本人并没有致力于异民族的研究,这项工作是由莫斯来具体实现的。
莫斯在继承迪尔凯姆的学术思想后,着手将这种学术构想付诸实践。1925年,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瑞伟(Paul Rivet,1876—1958年)三人在巴黎大学创建了民族学学院。这个机构主要是为培养业余的民族学学者而创设的,在当时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是法国的殖民官员。这个教学机构的设置,标志着民族学中的法兰西学派的成立。通过这个教学机构,莫斯等人系统地介绍他们的民族学理论,并开设了田野调查这门课程,培训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学研究和田野调查的专业人员。但很奇怪的是,莫斯本人没有亲自去做田野调查,他只是通过朋友、学生的调查资料,用他的“社会学”理论去加以诠释。不过,由于有这个民族学学院的存在,使学生们有计划的田野调查得以顺利开展。这个学院由莫斯组织和领导出版了一套名为“民族学学院工作与论著”的丛书。这套丛书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这是按照同一的田野调查规范,由多人通力合作,分别在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由于莫斯的学术思想起着主导作用,加上巴黎大学民族学学院组织的是一个大集团的田野调查,致使法兰西学派的田野调查从一开始就呈现如下的独有特点。
其一,为了便于各调查人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他们所做的调查常常是按照周密设计的调查表格去具体实施,因而各个不同的调查者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所获得的调查资料,其搜集资料的范围和项目大体一致。只有以这种规范方式搜集的资料,莫斯等人才能从事具体的比较分析和研究。该学派田野调查的这一特点,为此后的人类学组织合作开展田野调查确立了一个蓝本,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
其二,由于世界的各民族文化差异太大,要设计一套适用于所有民族的调查表格,不仅极其烦琐,而且力不从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莫斯等人原先的调查表格很快就被突破,不得不重新增补新发现的内容,扩大调查的项目。结果这样的调查表格日趋膨胀,而且越来越烦琐苛细。
其三,由于莫斯的声望和他在田野调查中的主导地位,对该学派的田野调查人来说,往往成了专事资料搜集的工作人员,而其研究才能和主观能动性却得不到有效发挥。他们搜集的资料都得纳入莫斯的学术框架,才能得到合理的诠释,而莫斯本人也正希望这样做,这使得田野调查的操作过于刻板。
客观地说,法兰西学派田野调查的三个特点,利弊参半。从好的一面讲主要表现在:其一,以这样的框架去进行田野调查,其所搜集资料的范围很宽,能在短时间内从世界各地搜集大量的资料,效率很高。其二,这些资料比较整齐划一、规格一致,有利于比较分析和宏观研究。其三,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调查,调查者容易相互沟通、互相启发、取长补短,有利于田野调查的大面积展开。其四,组织这样的田野调查,对调查人员的素质要求不是很严格,一般的非专业人员,不经专门训练都可以完成这类资料搜集的任务。莫斯之所以能利用殖民官员做调查,就是得益于这一好处。
然而,这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缺陷也不言自明。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千差万别,其设定的表格肯定无法包罗万象,按照如此的资料搜集办法,大量的资料自然无法发现。这是因为同一调查表格的使用面太宽,在甲民族比较适用,在乙民族就会出现观察的死角、盲点,而乙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就不可能被调查人发现,致使有些项目被遗漏。这样的调查,极不利于调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尽管在莫斯门下参与调查的人很多,搜集的资料数量也不少,但是在学术空气的活跃方面,比之于英国功能学派的弟子们就差得多。造成这种学术氛围的要害正在于此。
由此可以看出,以莫斯为代表的法兰西学派,他们所做的田野调查由两大块组成:一部分是专事理论探讨的书斋学者,另一部分是通过他们训练而成的从事资料搜集的帮手。而整个田野调查的核心部分,则是莫斯主持的资料诠释集团,莫斯是这个集团的首脑。法兰西学派的田野调查对后世最有影响的部分,在于他们对田野调查资料的诠释。他们开创的这一项工作,对今天的田野资料的整理仍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我们知道,莫斯所规划的田野调查,凭借组织者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纵然获得了一些理想的成果,但时间一长,调查的成效则每况愈下。该学派的后期调查备受世人的责难,其实是调查方法本身的缺陷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田野调查的实际活动与资料诠释的分离,是他的致命伤。而面对的调查对象是千差万别的民族和文化,随着调查范围的拓展,新情况被不断发现,调查的实施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甚至难以执行。于是,一种在资料诠释上提出更高要求的学派也就脱颖而出,这个学派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的结构主义学派。
列维-斯特劳斯与莫斯不同,他不像莫斯那样对别人指手画脚,自己却专事于资料获取规划和资料诠释,他亲自深入调查对象所处的社会中,从事资料的搜集工作。在资料的诠释上,他也不以验证调查的假设为满足,而是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他希望明确文化的底层内涵。
由于他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目击观察所能触及的范围,因而他的很多著作,在一般人看来有似乎于“玄学”。其实,他的学术理想事实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逻辑是连贯的。不过他的这种理想太高远,一般人难以接受或是难以企及,被世人视为“玄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后人对他的评说中最中肯的一句话是:“列维-斯特劳斯似乎从未意识到,一般说来,他所提出的问题比他的答案更科学些。” [1]确实,列维-斯特劳斯对田野调查资料提出了一个高度抽象、高度理性化的资料诠释目标。这样的目标不仅他的后继者,或是其他的田野调查者难以达到,就连他本人做这项工作也觉得不甚满意。
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比利时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位画家。他自小接受了艺术熏陶,成年后就学于法国,出自莫斯的门下。莫斯的学术思想是他的结构主义学术思想的一个渊源。他的结构主义,同样看重文化的整体性,看重文化的各要素之间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也看重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学术思想渊源来自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特别是布拉格学派的雅可布逊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是索绪尔首创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后继者从三个不同方面发展了结构主义,从而形成了三个学派,即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描写语言学派。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事实上是把语言学上的结构主义引进了人类学中,与法兰西学派人类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在问题分析的框架上采用了语言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而对社会和文化的总体认识取准于莫斯的思想。
此外,列维-斯特劳斯还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和鲍亚士历史学派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列维-斯特劳斯是众多人类学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结构主义确实开创了人类学的一个时代。由于现代人类学思潮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开始式微,不过至今余波尚存。
列维-斯特劳斯把人类文化所划分的最小文化单位称为文化要素,认为这种孤立的一个或几个文化要素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这些文化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才能构成有意义的文化单元或文化丛结,也才会赋予它特定的意义。这种组合的规则要由具体的民族文化去赋予。在分析民族文化时,看重的是具体民族的文化单元。对一个具体民族文化而言,它的文化单元是有限的。但每一个文化单元中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文化要素,在这些文化要素中,有的能代表该文化单元的实质,有的则是个人的超常行为。
在具体的民族文化中,符合该民族文化单元的文化现象是当事人受到该文化规约的结果。当事人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因而最能代表该文化中这一文化单元的基本特征。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特别重视无意识的文化表现。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不管哪一个社会成员都会有超常行为,往往是有意识的个人行为,而不是文化规约的结果。因而从文化分析的角度着眼,这种超常的行为只能被看作该种文化的例外。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民族文化中的每一种文化单元,总是结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来共同形成该民族的文化事实体系。文化单元的这种依存和制约的关系,就是文化因子之间的动态联系,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结构。文化单元之间也只能受该文化规律的制约,而不是马赛克式的随意拼接。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其文化单元之间的关系都是特异的,都有其内在的规则,这样的规则能够反映出该种文化的特征。列维-斯特劳斯称这样的规则为该种文化的结构文化因子之间的定型联系或结构模式。分析一种民族文化的目标,正在于抽象出这样的结构和模式。
田野调查的目标就是要探寻能代表该种文化的结构与模式。但当我们对该种文化进行观察时,却不能保证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都是该种文化的真正代表,都能反映该种文化的结构与模式。为此,列维-斯特劳斯提醒人们注意,应严格地区分有意识的模式和无意识的模式。
有意识的模式是指搜集到的资料是该种文化的超常行为,是个人的特异表现,对个人来说是有意识的举措。凭借这样的资料推演出来的结构模式,是一种假象,不能代表该文化的特质。而无意识的模式则是指被调查对象自然流露的行为,当事者个人并没意识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观察者搜集到的是这类资料,并凭借这样的资料抽象出该文化的结构模式,则称为无意识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才能代表该种文化的特质。然而,在实际的文化分析中并不这样简单,对局外的观察人来说,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文化现象混杂在一起,都被观察者所感知,无从分辨哪些是有意识的,哪些是无意识的。这就导致了文化研究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为了阐释文化的复杂性,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机械模式”和“统计模式”两个概念来对田野资料进行分析。他认为只有那些无意识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才与该种文化的无意识模式呈现出严整的对应规律,像机械一样准确。凭借这样的观察资料才能够抽象出该种文化的无意识模式,由此可以揭示出该种文化的本质结构。这样的观察资料形成对文化研究的模式,叫“机械模式”。按照他的理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目标正在于探寻这样的“机械模式”。
“统计模式”是相对于“机械模式”的另一种对文化复杂性的阐释方式,也是列维-斯特劳斯针对与他同时代的结构主义者所谈的文化结构而设定的。他认为这些结构主义者,把观察到的一切文化现象,不加分辨地按统计结果去推演文化结构。这种从资料上看统计的结果,必然包含着众多有意识的社会行为,这些经过统计趋势的有意识行为与该种文化规约下的无意识行为混杂在一起。列维-斯特劳斯把靠这样以资料统计推演出来的模式称为“统计模式”,并认为“统计模式”与该民族真实的无意识模式存在着一定距离。列维-斯特劳斯把“机械模式”和“统计模式”视为不在同一规模上。要使“统计模式”与该民族的无意识模式相重合,或者说把“统计模式”转化为“机械模式”,需要经过一翻加工筛选和演绎。遗憾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交代如何使“统计模式”变成“机械模式”的具体操作,或者说连他自己也尚未解决这个问题。
列维-斯特劳斯为复杂文化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很高的理想,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还有待今后若干代人的努力。中国有句古话叫“曲高和寡”,列维-斯特劳斯过分理想化的学说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因为他把根据客观观察的统计结果所推演出来的文化结构视为仅具皮象的粗陋的“统计模式”,不足以说明该种文化的本质。这样一来,他激怒了同时代的同事,甚至他原来的支持者。布朗教授毫不客气地写信对他说:“我使用的‘社会结构’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与你的那样难理解以致未必有益的探讨是很不相同的。” [2]又说:“对于模式,是你所指的结构形式的本身,还是我所描述的情况,我不清楚。” [3]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立场出发,这并没有什么不清楚之处。列维-斯特劳斯追求的是潜在的规约着该种文化运作的核心模式,而布朗及其他一些结构主义者所满足的则是可以直接观察和体验到的文化“统计模式”而已。两者之间确实不同,只要经过转换,两者还是可以沟通的。
列维-斯特劳斯从自己的田野调查主张出发,曾向大家推荐了一个田野调查的基本程式,大致内容如下:第一,用两个或更多的词之间的关系,真正地或猜想地,给所研究的对象下一定义;第二,制作一张这些词之间可能对换的表格;第三,把这个表格作为普通的分析对象,放在这一水平上就可得出必要的联系。从字面上看,他所推荐的这一程式很难理解其含义。要讲清楚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个程式,也不是片言只语能办得到的事情,还需要细细体味列维-斯特劳斯的做法。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所企望捕捉的“文化内语言”系统,是绝不会让我们轻易地捕捉到的。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贴近它,靠我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跋涉去逐步感悟他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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