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际差异的实质出发,族际差异是异文化间的系统性对立。因而,族际差异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影响具有层次性、全局性和隐含性。
认识一种异质文化,除了认知该文化由哪些文化因子组成外,还应当明确各个文化因子在文化事实中各自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功能,还需要知道各个文化因子之间怎样结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动关系。在田野调查中,认识一种异质文化,不是一个齐头并进的推进过程,而是一个由表及里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因此,族际差异对田野调查影响的层次性是指除了在显性文化因子中有表现外,在隐性文化因子里也会表现出来;除了对浅层的文化现象的观察识别造成干扰外,还会对深层文化现象造成观察和认识上的干扰。
这个深化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阶段来完成的。先是认识和区分开一个一个的具体文化因子,然后在深化的过程中,弄清这些文化因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然后才在这些文化因子发挥功能和意义的交错关系中,逐步地发现各因子之间的联动关系。由于调查者的文化与待认知的文化在结构上的差异,因而在认知异质文化的每一个层次上,都会给调查者造成重重的障碍。由于这样的障碍具有针对性,它的实质内容与调查者自身的文化和待认知的文化直接相关。调查者自身的文化不同,或者想认识的文化不同,所造成干扰的实际内容也随之而异。
进行一次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自己重点调查的文化因子原则上都应该进行全面的界定。正因为这种界定工作极其复杂和艰难,因而往往有意回避这一原则。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缺乏规范的应急做法。在条件许可时,应当尽量做得规范一些。由于文化因子的界定极其复杂,因而下一步的工作也连带着发生了问题。由于每一个文化因子在文化事实中的社会内涵具有多重性,而任何一个文化因子的社会功能都绝非唯一,乃是一种多功能的复合体。而多功能复合体对文化事实的影响,有的是直接发挥功能,有的是间接发挥功能,有的是独立发挥功能,有的是与其他因子配合才能发挥功能。由此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功能—意义结构关系网络。
对文化因子的界定和对文化因子的功能的观察,在田野调查中都属于浅层次的观察,而文化因子间的依存、制约、连动的制衡关系,则是较深层次的观察内容。文化因子之间的连接方式形式多样,有的是靠文化因子之间的存活条件去达成因子之间的联系;有的是靠实现其社会功能的连带关系去实现文化因子之间的联系;有的则是靠文化因子间的交互制约去实现其联系;而一些文化因子只有附属于其他文化因子,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田野调查的深层次任务之一,就在于发现并说明文化因子间的这些已有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文化事实之间的联系与意义。完成这一任务,也要受到族际差异的干扰。干扰的根源,仍在于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之间在文化结构配置上的不相对应。在田野调查中,无论从哪一个文化因子入手,最终都会回到这个实际存在的文化事实网络上来,从而完成田野调查的使命。
在做调查设计和编制调查规划时,都需要对文化事实进行人为的切分,只要切分的结果具有相对的完整性,调查工作又能确保按照要求的规范贯彻到底,那么调查对象尽管是文化事实中人为切分的一个部分,调查结果仍能复原文化事实的基本面貌,从而实现田野调查的目标。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田野调查很像一幅全息摄影,即使照片仅保留其中一部分碎片,仍然可以复原整个图片的全貌。
在具体的文化事实中做文化因子间的结构观察,同样会遇到族际差异的干扰。调查者对于那些与其固有文化结构配置相对应的文化因子之间的联系非常敏感,对文化事实中不存在的文化因子间的联系,则失去了敏感性。他们容易注意到文化因子之间的主要关系和直接关系,却容易忽视文化因子之间次要的关系和间接关系。这里所讲的直接、间接和主要、次要,是指调查者从其固有文化观察的结果,不一定是被调查文化的固有情况。在这个问题上,调查者已经戴上他固有文化的眼镜,他的观察已经因为族际差异的干扰而发生了扭曲,致使被调查文化的本来面貌,在他的眼里不能够准确地被观察到和加以复原。要复原其原貌,首先得对自己固有文化的相应结构进行反省,才能深化对被调查对象的认识。
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事实中还有另一部分文化因子主要服务于精神生活。这样的文化因子,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很难直接观察到和体验到,对这方面的调查,需要借助两方面的手段。一是通过对物质生活部分的文化因子所做的深切了解,通过文化因子间的联动关系,去间接地捕捉被调查文化中有关精神生活的文化因子,并利用这种连带关系的分析和推理去认识这些文化因子的内容和性质,从而达到对它们的认识目标。二是靠调查项目的设计去实现。作用于精神生活的文化因子,在文化中也不会完全架空地独立存在。有的需要以具体的物质生活为依托,有的要与相应的物质形式相关联。比如,宗教信仰就需要有自己的祭祀对象——神像、寺院、法物等。这些与它们有关的物质就构成了精神生活的物化形式。通过巧妙的设计去完成对物化形式的综合测量,就可能间接地界定这种精神文化因子的特性。
不管进行上述的哪一种操作,调查者个人的思维推理、归纳都是必需的中间环节。而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又完全受制于调查者所属的那种文化,因而从规划调查到得出结论,都会受到调查者固有文化的干扰。所做的每一步操作,虽然都符合逻辑,但能否反映被调查文化的实际情况,还不能确定,因为单对操作过程进行控制,还不足以保证它能准确反映被调查文化事实的实况。为了发现其中的差异并得以及时修正,还需要凭借在现场随时搜集到的资料作为参比对象,对自己所属的文化进行反思,更需要对自己所属文化推演出来的整个调查程序进行反思,并加以相应的调整,才能逐步使调查程序更加接近被调查文化的实际需要。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认识精神生活的这些难点过后,就很容易理解进行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事实的调查,何以需要较长的时间和丰富的调查经验了。由于对精神文化事实调查需要借助于调查者做一些抽象思维工作。因此,这类文化事实的调查在田野调查中属于更深层次的调查对象。族际差异这一层次的干扰,主要是通过制约调查者思维方式的调整、联想面的拓展,对观察和认知结果产生干扰。排除干扰的办法,不仅仅是调查者的努力和缜密思考的问题,还必须从获取资料的手段和方法的改善做起。
在田野调查中,属于最深层次的调查任务,乃是探索被调查文化的认知框架、认知取向、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要揭示这些深层次的文化现象,不仅要借助于对该种文化浅层特征的资料积累,还需借助该民族精神生活文化特征资料的积累。在必要时还需对某种文化的历时性发育过程有较为丰富的资料积累。因此,对这类文化事实的调查具有很大的难度。
族际差异会对田野调查造成层次性的干扰,原因在于田野调查中相关的两种民族文化,各自都存在着层次性的结构,而且双方的结构配置都是各自文化的历时性发育的结果。在这样的发育过程中,这两种相关文化之间很可能没有发生过联系,或者仅发生过间断性的联系,因而相互之间各自自成系统。文化因子与文化因子之间的联系,在各自文化网络的配置中,很难找到成规律性的对应关系,致使田野调查者在实际的操作中,难以借助成熟的理论加以指导,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凭借经验的积累和相互间接的参比,去绕过这种族际差异的干扰。
田野调查的很多特有的工作办法和操作原则,正是针对这种实际需要而来。如果要打一个恰当的比方的话,田野调查的这种特点,正像数学上的两套不同的坐标系一样,浅层次的调查只能确定有关点在各自坐标系中的有关位置,但若要找到能兼容双方的对应规律,就得对双方坐标系的特点进行分析。这一步正像在田野调查中,确定各文化因子的结构配置和各自的认知特点那样,需要长期、大量的素材积累,才能归纳得出来。田野调查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族际差异的干扰来自两种文化的结构性对立,因而这样的干扰带有根本性,它体现为对田野调查的全局性阻滞。对被调查文化事实的每一个文化丛结,甚至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文化因子和文化因子之间的联系,都包含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困难。调查者若按其固有文化去进行观察和测量,表面上也能获得丰富的资料,但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不仅读者难以做出判断,连调查者也无从把握。这正是族际差异的干扰必然带有全局性的根本原因。为了使人们获得对族际差异干扰全局性的感性认识,我们准备以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的调查做一个概略性的说明。
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景颇族和部分苗族至今尚在延续的刀耕火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类型。执行这一生产类型,对有关民族的文化造成了连带性的全方位影响。这种生产类型在耕地使用上具有不稳定性,相应地,在这些民族的居住习俗上造成了与之相应的一些特点。如村寨具有流动性,住房的建材主要取自刀耕火种砍下的幼树和茅草,住房结构非常简陋,以利随时搬迁,等等。
村寨的流动性支配了这些民族的资源利用观念,他们并不把土地视为个人或集体的有价占有物。自己一时没有耕种的土地,可以无偿地转让给别人使用,自己耕地不足时,也会理所当然地要求别人转让,无须付出任何代价。这样的观念还影响到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狩猎和采集是山神的赐予,因而都要对山神进行答谢。利用耕地时,也要举行仪式,要求山神转让土地。不言而喻,这种转让也是无偿的。
他们的村寨处在迁徙时,他们随时需要祭祀的祖先,也处在不停地迁徙中。为了使祖先跟得上他们的迁徙步伐,他们的村寨虽然搬迁,但寨名永不更换,务使祖先永远可以保佑他们、庇护他们。其实,不仅如此,这些民族的相关习俗,如衣着、饮食、节日、恋爱方式、技艺特长,乃至于文学艺术,无一不蒙受了这种特有生产类型的牵连性制约和促进作用,使其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特点来。
在这种文化的交互制约网络中,无论从哪种文化因子出发,都可以把它的特点与其他因子的相应特点对应起来。只要方法得当,就可以从一滴水窥见大千世界。但是要做到这一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田野调查者大多没有在这种文化下的生活经历,出自这些民族并有这些民族文化实感的人类学学者,目前还十分罕见。因而真正能立足于这样的民族文化感受而进行解读的报告,至今还很难找到。
很多田野调查者,绝大多数从汉文化出发,因而对上述这类民族进行调查时,族际差异的系统性干扰也就在所难免了。从如下一些带有结论性的说明,可以看出族际差异系统性干扰所造成的失误和偏颇的痕迹。有的调查者说,这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饱受民族压迫之苦,因而村寨不稳定,耕种的土地都是贫瘠的荒山。另一些田野调查者则说,这些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效率不高,耕作季节和生产季节拖得很长,因而产量很低。还有一些调查者认为,这些民族实力太弱,生性懦弱,一旦遇到别人欺凌,只好搬迁逃离了事。
调查结论尽管千差万别,但仔细分析这些调查者的思路后,总能够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即他们总是把汉族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拿去与自己调查对象的有关文化特征进行简单的类比,而很少从这些被调查对象文化的角度,对汉族文化进行反思,因而很难发现自己在做现象类比时,汉族文化与被调查文化无法类比的这一客观事实。因而尽管他们在搜集资料时十分努力,但是在归纳总结资料时,总是从一种失误牵连出另一种偏颇,以至于对这些民族文化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结论,都呈现出带系统性的误差。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只需对这些民族文化特征做系统性的分析,并对作为参比的汉文化也进行系统性的反思,相应的失误必将获得全局性的修正。
可见,族际差异对田野调查影响的全局性是指族际差异的存在会对我们认知一种异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造成干扰。它不仅对我们感知和辨别具体的文化因子造成困难,也给我们认识各种文化因子的功能造成困难,还对我们认识文化因子间的联系造成障碍。换句话说,族际差异对认知异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造成障碍。
族际差异对田野调查影响的隐含性指的是这种影响植根在调查者的思维活动之中,与调查者的认知思维方式息息相关。因而,这种干扰,调查者往往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能明确地发现它的存在。族际差异对田野调查干扰的隐含性可以从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从调查者的情况看,他观察事物和分析事物所用的一整套方法,完全来自他出身的民族文化。在他未与异种文化接触之前,这种为他习惯了的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根本不会出现任何阻滞和漏洞,因而思想上不可能有任何精神准备。当他接触到异文化时,一旦发生了阻滞和不相适应,他很难想到要检查一下自己已习惯了的思维方式,而是尽力地把观察到的非逻辑现象——当然这种非逻辑现象是立足于他自己的习惯而言——尽可能地理解为自己观察上的失误,测量上和访谈方法上的失误。甚至于在整个田野作业完成时,一直在搜集资料的具体操作上打转,很少考虑到从材料的非逻辑关系中,反省自己的思维习惯和方式。也就是说,族际差异对他调查的干扰,使他往往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甚至意识不到这种干扰的存在。
其二,从被调查者一方看,他同样是按自己的那一套思维习惯去行事。在缺乏参比对象的情况下,他认为自己的所思所言,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根本说不出有任何文化特点来,而且认为调查者也像他们一样地思考和行动。当调查者的行为举止出乎他们的预料时,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他视为怪人,要对他采取超乎常规的对待办法。在这样的背景下,调查者要从被调查者的口中获得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归纳和总结,事实上是绝对办不到的。但是,要调查者承认这一件客观存在的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调查者同样以为被调查者会像自己一样思考与行动,其实他们双方都发生了期望错位。由于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做下去,等到最终结果出来时,一旦发现了失误,对于到底从哪儿开始出的错,将会变得毫无踪迹可寻。对被调查对象存在这种理解上的偏差,而自己又不能自觉,正是族际差异干扰具有隐含性的一种表现。
其三,有的学者由于习惯于将施政调查与田野调查视为一体,因而主张在田野调查中可以广泛使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去搜集资料。如果我们的调查对象,真的能够对他们的文化特征做出系统的说明,或者哪怕是做出局部的说明,那还需要我们的田野调查者去做艰苦的参与式调查干什么?如果真能够在调查会上互相启发,对本民族文化得出逐步深化的认识,那么我们的田野调查者还有什么必要直接去体验异种文化生活的感受呢?事情很清楚,一个多世纪以来,若干代调查者孜孜以求地去探索田野调查的理论与实践,究竟是为了什么?想来他们也很清楚,开调查会无济于事。因为在同质文化下行之有效的资料搜集手段,在干扰因素具有隐含性的异质文化背景下,显然失去了它所适用的环境。
其四,从田野调查的环境控制手段看,任何科学实验都需要有效地控制资料的搜集环境,田野调查自然也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调查者对环境控制的一切规划,都是按照他熟悉的那种文化做出来的,在研究异质文化时是否适用有待证明。而证明的机遇,仅限于田野作业期间。这就意味着搜集资料与校正所搜集资料的办法需要同步进行。于是,因族际差异而造成的干扰,不仅影响了所搜集的资料,致其偏离原貌,而且对搜集资料方法的校正也可能蒙受族际差异的干扰,致使发现和清除这样的干扰变得更加复杂,常常使得调查者在常规的操作中,很难意识到干扰因素的这种循环作用的存在。这是族际差异干扰具有隐含性的又一表现形式。
对付族际差异干扰的隐含性,需要调查者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意识,注意到调查者自身的文化与被调查的文化都是相对完整和有效的体系,并不依靠其他文化的存在而存在。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双方之间的沟通必然是一个多次反复的互动过程。而每一次反复所可能出现的偏离都会被自觉地意识到,这才是保证搜集资料方法的校正取得成效的关键。在这种“自觉”中进行的调查,才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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