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随着播化学派理论的兴起与传播,对人类学田野调查也造成深远的影响。当时的学者,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学者,热衷于追踪文化要素的传播线索,却忽视同一文化要素在特定文化氛围内的社会功能,致使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只看到文化要素的传播,却看不出文化要素与特定社会的关系。不同学派的学者,各秉师承展开人类学田野调查,导致田野调查的程序、手段、方法等千差万别,莫衷一是,甚至不同学派的学者相互责难。
如果说,鲍亚士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中已经意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并注意到族际差异会对田野调查工作造成干扰的话,那么,马林诺夫斯基则在理论的高度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的整体观,并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对付族际差异干扰的办法,建立起当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架构,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科学化铺平了道路。
功能主义学派重视现实文化研究,但不看重人类文化的历史过程,注重文化整体观。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若干文化要素,然而这些文化要素并非孤立地存在着、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而是在不断的运动中、在相互的影响中去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从而结成一个有序的文化总体。该学派反对把文化中的各要素割裂开来进行诠释,并认为文化的各要素之间具有特定的功能,在整体文化中各要素都发挥出不同的作用。
马林诺夫斯基在其代表作《文化论》中有精辟的说明:“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近来,在人类学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注重于制度、风俗、工具及思想的功能。这派学者深信文化历程是有一定法则的,这法则是在文化要素的功能中。这派学者认为把文化分成原子及个别研究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文化的意义就在要素间的关系中,他们亦不同意于文化丛体是偶然集合的说法。” [1]这就是功能学派对文化要素的总体认识。
按照这样的认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发现异民族一些特异的文化要素,更重要的在于要弄清这些文化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动态联系。这种认识第一次把田野调查的核心任务透辟地表述出来。正因为如此,在功能学派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将错综复杂的文化要素纳入一个功能的系统中,得以全面地表述出来。这不仅增加了田野调查报告的可读性,还使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能够做到中心突出。功能学派的理论透视、资料整理,以及田野调查报告的撰写,比之于鲍亚士学派因孜孜以求搜集文化要素的目击资料而长期无法做出结论,显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从文化功能理论出发,马林诺夫斯基走上了与前辈学者不同的道路。他不仅不满足于第三者提供的访谈资料,甚至不满足亲闻与目睹的资料,而是要求调查人亲身参与被调查社会的活动,从中体验该种文化的特性和社会价值。按照他的这一要求,调查人不再是一个目击的旁观者,而是以文化持有者的身份在该社会中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靠亲身的体验去捕捉资料信息。他的这一调查主张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者的社会角色问题。可以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到这个时候,才成为定型而规范的科学研究活动。后人将他提倡的这种田野调查法称为“参与式”调查法,或“居处式”调查法。
马林诺夫斯基按照这样的田野调查规范,在西太平洋群岛的美拉尼西亚人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当地人的语言,与被调查者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而且也参与到当地人许多重大的社会活动中去。他以个人的经历和实践证实了他的田野调查构想,因而他所获得的田野调查资料准确可信,而且极其生动,足以展示被调查社会的全部动态过程。后人根据他的田野调查实践,对他的调查工作做出了规范式的说明。首先,在田野调查中,需要将调查对象的文化结构,以明确、清楚的提纲形式记录下来。具体地按统计法去编集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写出这类资料提纲的基本框架。其次,在这一框架中填充实际生活细节及行为类型。而这些细节及类型之搜集,只有靠细微而仔细的观察,靠密切接触当地人的生活才能办到。这些搜集起来的资料,应当以田野日记的形式记载下来。再次,有关田野点民众的记叙、说明、典型的话语,以及民俗项目与巫术仪式的惯用特定语句,都应当作为描述土著居民精神状态的文献内容,作为文献整体而记载下来。 [2]
后人总结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参与调查的程式,已经包含了确定参比框架和调查框架、亲自参与被调查社会活动搜集资料,以及透过具体的实际生活资料捕捉被调查文化持有者的精神面貌等三个带规范性的调查环节。它已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雏形,这准确地体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田野调查方法的规范性。
通过这样规范性的田野调查——参与式调查法,一般情况下都能对如下三个方面获得足够的准确资料:一是习惯和传统所规定的日常事务,二是这些事务执行的方式,三是文化持有者头脑中对这些事务的评论。不言而喻,获取这样的资料不是终极的目的,而仅是捕捉到被调查民族各成员行为中带共性的内容,也就是该民族文化特异性之所在。马林诺夫斯基正是按照这一要求,对自己的调查对象做出了自己特有的判断和评述,这体现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报告中。这样的田野调查报告表明,运用这种调查方法,使他在人类学研究中获得了全面的成功。
要做到这一步,对调查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只有科学的好奇心还不足以支撑这种艰苦的科学实践活动。它必须要求调查人把认识异民族作为一件乐事去执行,才能够使调查人在异种文化的冲击下,在孤立无援的生活环境中,勃发出顽强毅力去完成整个调查使命。马林诺夫斯基自己就这样说:“主观上没有愿望去体会这些人怎样生活,去了解他们快乐的实质,却去研究他们的制度、习惯、法规,或是研究他们的行为和精神状态,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是不能得到在研究人的过程中可望获得的最大的报偿。” [3]
按照这样的要求,调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不仅他的行为与调查对象之间水乳交融,而且他的思想情调也与调查对象逐步接近,变得既可以用被调查对象的思维模式去观察问题和考虑问题,同时又不忘自己的参比系统和参比框架,能够清醒地按照自己原有的文化模式去发现被调查对象的文化与自己文化的差异之处,并对观察到的、体验到的文化现象做出中性的评判。这样的评判完全立足于特定的氛围、地点、时间和事件,既没有完全取准于他本民族的文化,也没有完全取准于被调查者的文化,因而,这样的评判才是具有中性意义的判断。总而言之,文化功能学派的田野调查,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其田野调查呈现出下列五个根本性的特征。
第一,田野调查是立足于把握被调查对象的整体文化特质,对被调查文化进行整体参比,使得田野调查的参比系统和调查框架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第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人被置于被调查社会之中,致使调查人获得了两栖思维的可能,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民族本位偏见,也避免了族际差异带来的资料搜集干扰,使获得的资料具有了可靠性。
第三,调查人完全以被调查人正常生活的场景来进行资料搜集,而不是刻意猎取调查人心目中的典型资料,因而所获资料具有很高的客观性,其所获得的田野资料能经得起严格的科学论证。
第四,这样的田野调查,不仅调查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充当的社会角色,还能够灵活地与各种各样的被调查人接触。这样一来,搜集资料的角度、渠道都为之多样化,确保搜集的资料能全面地反映文化的整体面貌,很好地满足了功能学派文化整体论的要求。
第五,这种田野调查,由于事先已确立了参比系数的调查框架,致使资料搜集的目的性很强,资料的科学整理已成为可能。而这种调查法要求忠实地记录事件发生的背景,整理出来的资料还具有与其他调查资料相互沟通和相互参比的基础,这也提高了田野调查的科学性。
由此可见,作为文化功能分析时代的田野调查,正是在参与式调查的这五个特征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并逐步地丰富和完善起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参与式调查当然并非尽善尽美,它的不足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它在强调参与被调查社会活动的同时,忽视了调查者个人应当如何有效地控制调查环境和个人情绪,致使一些刻意模仿的后继者陷入“进得去、出不来”的困境。
这种调查法过多地强调亲身体验,却忽视了文化实物资料的搜集和利用。这就束缚了调查人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广泛地利用到手的资料,更难以排除个人主观色彩的干扰。这种调查法硬性地强调长时间的居处,其实这也不是绝对必需。如果在调查中能够有效地发挥调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其实是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搜集任务的。这种参与式调查法片面强调事事亲历,不利于调查分析较复杂的社会组织,不利于拓展调查人的视野,致使一些后继者误以为这种调查法仅适用于小社区的调查,不能满足大面积范围的复杂社会调查。后人的这种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却与功能学派开创者的片面主张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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