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田野调查十二讲 / 正文
点评
第一节 田野调查的伦理准则
发现错别字或排版问题?选中正文中的文字即可提交纠错,审核通过后才会修改原文。 ✍️ 编辑本章

从事田野调查必须遵循一定的调查伦理准则,这一准则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初期,人们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违反调查伦理所带来的危害也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田野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中,往往片面强调田野调查是一项高尚的科学实验,对有碍于田野调查的社会现实,均一律视为对科学的不理解和愚昧,甚至公开宣扬无须尊重被调查者的个人意愿和他们的伦理道德。一些极端的作者,公开鼓励调查者使用欺骗和盗窃的手段获取资料和文物。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民族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通过类似手段获得的文物。这样的做法表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获取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和文物,但是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危害,对田野调查的打击更其沉重。20世纪20—30年代,很多第三世界的民族,拒绝接待田野调查者,指责他们是侵略势力的帮凶,就与类似的欺骗行为直接相关。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的纷纷觉醒,旧时代的做法引起了人类学界的反思。不少学者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靠这种短视的行为去获取资料弊大于利,“田野调查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准则”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在当时的论著中,学者们大多仅从抽象的人权去讨论这一问题,还来不及全面审视田野调查伦理准则的实质和影响。很多学者仍然没有看到田野调查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协调努力的过程,而且双方都对调查结果有均等的影响力。以至于在当时的讨论中,仅强调要尊重人权,要保护自己的被调查对象。换句话说,仅把调查者遵循调查伦理视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行为。为此,他们仍然不愿排除在田野调查中采用利诱等办法去达到搜集资料的目的,甚至声称,只要公正地支付报酬,让调查合作者替自己去做一些违反调查伦理的事,也是可以容忍的做法。

今天,这一认识已经不一样了,人类学家普遍认为遵循田野调查的伦理规范应当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因为田野调查不是商品交易,不能用市场交易的支付报酬的形式去获得调查资料。自己不触犯调查伦理,用利益诱使别人替自己去违背道德甚至违法,同样是对田野调查伦理的践踏。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才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调查伦理的规约,也才能认识到调查伦理的规约,其实也在帮助我们的调查实践,也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的资料搜集。总之,遵循田野调查伦理的准则,乃是构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互动关系的基石,才是田野调查得以成立和正常运行的前提。

譬如说,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被调查对象禁止我们做某件事,从表面上看我们无法获知这方面的实际观察资料,但我们不要忘记被调查对象不准调查者参与某项调查活动,这本身就是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当是调查者资料搜集的一个方面。而且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反而会激起调查者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迫使调查者想出其他的办法去间接地获取有关资料,有时反而会获得更好的调查结果。一个调查者如实地把这些写进报告中,同样会刺激其他调查者在这方面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最终总会促使有关资料的全面获得。同样,由于遵循了调查伦理规范,形成了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之间互信互助的理想工作环境,这就为调查者对其他资料的搜集铺平了道路。再者,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项锻炼智力的探求过程,遵循调查伦理能为调查者创造一个磨炼自己智力和毅力的机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容许调查者在调查现场使用欺骗和窃取的办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田野调查中影响较为普遍。我国岭南的一批学者在黎族和苗族中进行调查时,就曾经使用过诱骗的手段。譬如,为了获取巫师跳神的现场资料,就曾让调查者伍况麟装病,诱使巫师前来跳神,以便完成影片摄制任务。对于这种做法的后果,调查者之一的王兴瑞就做出过公正的评判。他说:“大概他们已知道我们是开玩笑的,跳得不甚起劲儿,草草结束,结果我们付了酬费四元,作法用的一只小猪,也被他们抬去瓜分了。” [1]平心而论,这一做法,对田野调查的结果并无积极意义。既然跳神治病是当地文化的正常现象,作为一个田野调查者可以坐下来等待调查机会,完全没有必要耍这样的小聪明。至于为了拍摄电影而诱使别人就范,那更是有意地作伪,不是严肃的科学研究态度,决不能提倡这种做法。

当然,如果是新闻记者、艺术家或者游客,要做这样的取巧,我们无权干涉,我们要说的是,作为科学研究是不容许这样做的。事实证明,采取这样的手段,即使获得了一些资料,但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实感,如活动中的气氛、当事人的感受等,是无法获得真切体会的,最多不过像看了一场戏而已。演戏不等于实事,田野调查决不能满足于看“表演”。

利用田野调查的机会非法获取民族文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也时有发生,这种做法同样不能容忍。因为这种做法会给以后的调查者造成重重障碍,甚至玷污了田野工作者的名声,使这项正常的科研活动遭到不应有的人为抵制。相反地,我们主张,获取民族文物必须通过正常渠道。只有用这种方式获得文物,才能确保文物自身的完整性,同时才能保证所获文物背景材料的清晰和完整性,文物自身的科研价值才能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在田野调查中之所以提倡使用这种文物登记卡,正是出于这样的科学研究需要。

我们不仅禁止骗取或窃取文物,还应当诚心地为被调查对象考虑,向他们宣传保管好自身文物的价值和意义,引导他们珍视和保管好自己的文物。这应当视为田野调查者应尽的一份科学与社会职责。这对于那些由于对外开放少,尚未意识到本民族文物价值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田野调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这样做,很多珍贵的文物就会散失,给日后的田野调查造成人为的困难。对待民族文物决不能短视到只图自己方便,而不顾科学研究长期的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平等原则的普及,过去那种容许调查者通过欺骗和窃取的方式去获得调查资料的行为已经遭到人们的唾弃,类似的行为得到了根本性的遏制。但是当一种不良倾向得到基本控制的同时,另一种不良的倾向又冒了出来。这些新冒出来的不良倾向,表现形式很多,在田野调查中要引以为戒。

其一,一些行政部门借口管理和了解实情的需要,强行要求调查者公开资料提供人的姓名,甚至以此为依据,去追究违反“国家规定”的当事人的罪责。这样的要求对田野调查者来说,是一种违反科学研究原则的苛求。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者尊重提供资料人的隐私权和匿名权,是必须遵守的伦理准则,也是田野调查得以合法进行的生命线。如果有关部门以这样的方式去要求调查者公开被调查对象的信息,无异于葬送了田野调查这一科研活动。行政部门出于施政的需要,要做案件调查理当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由刑侦人员通过司法程序去调查完成,决不能假手田野调查者,更不能苛求田野调查者代劳。因为这违反了我国的法律程序和盗用了执法人的权责。此种做法于法不通,于理不明。

其二,以征集文物为由,要求田野调查者为文物部门搜集民族文物,但是却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在授权不明、管理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让田野调查者无偿地征集民族文物。这种做法对田野调查者来说,也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民族文物的价值,田野调查者最有发言权。正当的程序应当是事先广泛地征求人类学家和田野调查者的建议,为具体的民族制定文物登记标准,然后再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对各级管理部门进行授权,明确什么样的单位有权收藏、管理哪种等级的文物,最后再确定征集文物的报偿方式,这样才能交由田野调查者去依法执行。长期以来,以行政命令要求田野调查者无偿征集民族文物的做法,应当尽早地杜绝。

其三,要求田野调查者配合政治运动去展开田野调查。这一要求的实质,无异于要求田野调查者扮演双重角色,既要他担当基础科学的研究者,又要他做一名应用型的施政调查员。这样的双重使命,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兼顾的。作为一名基础学科研究人员,根据田野调查的伦理准则,他只能与被调查者处于平等身份去展开工作,决不容许他拥有任何形式的强制性行政权力。如果要他同时充当施政调查员,就意味着授予他行政上的强制权力。拥有这样的权力,意味着触犯了田野调查的伦理准则。因此,不应当要求调查者去这样行事。即使田野调查者愿意担当施政调查任务,也应当坚持田野调查伦理准则,允许他们为被调查者匿名隐私,同时决不能因之而授予任何行政特权。行政权只能授予行政干部,而让科学研究者担任,是一种于理不通的做法。强行这样做,只会干扰田野调查伦理准则的实施。

当前,我国的田野调查工作已取得了众多的成就,田野调查者的工作环境已大为改观,但是相应的立法任务亟须跟上。每一个田野调查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现状,在有关法制尚待完善的情况下,一定要洁身自好,自觉遵守田野调查的伦理准则,不应当钻法律不健全的空子,为自己谋取任何形式的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人员,不要做那种官民不分的畸形角色。

要求田野调查者执行严厉的伦理规范,是由田野调查性质决定的必然结果。田野调查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因而在执行田野调查的田野作业时,基本上可以排除应用方面的考虑。虽然这样做与人类学学科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并不矛盾,但要求田野调查执行严厉的调查伦理,事实上就是要确保田野调查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地位。执行这样的田野调查伦理,才能保证田野调查尽可能少受社会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功利因素的干扰。我们主张做田野调查时,特别是在现场操作时,可以暂时不考虑田野调查的应用价值。这样做,绝不是否认人类学的应用价值,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学的研究结论不仅可能而且必须付诸应用。

20世纪中期,应用人类学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人类学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并取得了众多的应用效果。应用人类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因为这门学科奠基在众多前辈从事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类学的应用性和田野调查的直接应用价值,不应当混为一谈。田野调查的应用价值具有长期性、隐含性和潜在性,它需要通过丰富和完善人类学理论的过程,才能显示出其应用价值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田野调查者在调查现场就匆忙地做出急功近利的应用性尝试。民族文化毕竟太复杂,短期的接触和浅涉的参与很难把握其全貌。在这样的背景下和认识层次上,做任何急功近利的应用尝试都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不主张在调查现场匆忙地搞应用,但我们绝不反对田野调查者关心自己的调查对象,热心地为调查对象的现代化服务。我们只是主张要对这样的服务高度负责,同时要高度审慎,至少要等到调查结论出来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并与有关部门达成共识后,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操作办法。换句话说,一个合格的田野调查者要搞应用,不应该由他在前台发号施令,充当救世主,而是要用经得起科学检验的结论去影响决策部门,并由决策部门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形成行政结论后,才开始进行应用问题的实施。这样的主张并不会制约人类学的应用价值;相反,会使人类学的应用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这才是真正为调查对象负责的起码态度。

至于某些田野调查者向自己的调查对象许愿,要帮他们向国家申请资助、要帮他们引进资金、要帮他们引进项目等,这样的做法也有待商榷,即使他有能力办到,在调查过程中由于调查对象有求于他,向他展示的文化现象,可能已经违背了文化的原貌,这就违背了田野调查的初衷。如果他办不到,那更是一种欺骗行为。用欺骗的行为获取的资料,与科学研究的本质不符。至于用空头许愿去换取调查对象对自己的盛情接待和礼遇,那简直是无赖行径,应当遭到唾弃。

为此,我们坚持田野调查必须遵循调查伦理规范,以确保这项科学事业的纯正性。我们当然不反对田野调查者为自己的调查对象做力所能及的普通人能做到的事,但是最好要放到调查现场后期去办,在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不会影响现场调查的时候去实施。

在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田野调查即进入现场调查阶段。调查者无论是通过翻译人员的介绍、亲戚朋友的引荐,或者是行政部门的指派,都会妥善地进入调查现场长住下来。毋庸置疑,在进入调查现场时存在着若干技巧问题。进入调查现场初期,不管遇到多大的不适,调查者都必须牢记,田野调查是一项正当的科学研究活动。这样的活动经受得住任何角度、任何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考验。因此,在田野调查中,更应该牢记自己的科学使命,自觉地约束自己,务必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田野调查的基本伦理规范,并且将这种自觉的自我约束行为坚持到整个现场调查终结。

田野调查是一项跨文化的社会活动,这就意味着调查者要面对两种及以上不同文化的背景去展开工作。文化背景不同,各自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大不一样,抽象地谈应当遵守伦理道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解决调查者必须遵循哪一方的伦理道德规范的问题。即到底应该遵循调查者自身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还是遵循被调查者一方的伦理道德规范。当然也有第三种看法,即双方的伦理道德规范都应当遵循,或者视具体情况而定,兼顾双方的伦理道德规范。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先行解决、澄清,遵循调查的伦理道德规范就成了一句空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田野调查现场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做一次田野调查,意味着做一次大型、规范的科学实验。凡科学实验中研究人员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田野调查原则上也必须遵循。譬如说,必须端正工作态度,只容许做与田野调查有关,或者对田野调查有帮助的工作,不容许在田野调查中掺入个人的私利。比如借田野调查之机,窃取财物珍宝、盗取民族文物等,都是亵渎科学研究的不道德行为,应当受到斥责,甚至应该交由法办。

科学研究是一项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活动。在田野调查中,决不容许任何人不尊重事实地编造调查记录,或者为了附会调查假设而窜改数据,或改动被调查者的原话。类似的做法,都违反了科学实验的基本准则,应当视为有意识的欺骗行为。在田野调查中,这个问题值得反复重申,因为这个问题还有其特殊的原因。田野调查总是在脱离本文化情况下的个人或小集团的科研活动,这样的活动由于脱离了本文化的规约,加之要对田野调查的资料进行验证、识别是否作伪,操作起来难度较大。为此,在培养田野调查者时,要首先打好预防针,让每个调查者都知道伪造调查资料是一种极可耻的行为。对田野调查资料的作伪,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是对科学尊严的践踏。

田野调查也跟其他科学实验一样,获取的资料、数据、实物标本等,都必须有其特定的获取背景,这样的背景是科学资料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因而,民族资料中不论何种资料,都必须清楚、准确、全面地记录下各种资料获取的背景,不容许漏记或丢失背景资料,更不容许为了增加资料的可信程度而改变背景材料的记录。譬如,是转述的资料,决不能写成是目击资料;决不容许将观察所获的资料写成自己亲身参与的资料。对于实物标本,也必须准确地记录。是正在使用的物品,还是上辈留传下来的东西,或者是考古发掘的结果,都要忠实地记录下来。只有忠实地记录所获取资料的背景,进一步地科学分析,才可能使田野调查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

田野调查的目的在于获取科研资料,但资料并非超然地存在,它们往往与具体的人、具体集团的行为和利益休戚相关,有的还要涉及具体人、具体集团的隐私。搜集资料意味着有可能触及这些人的利益,揭露他们的隐私,因而对调查者来说,必然存在一个如何保护被调查对象的问题。这种情况不只在田野调查中,在社会调查中也会遇到,为此在社会调查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调查者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调查者严格按伦理道德去从事调查活动。譬如:不容许披露被调查对象不愿公布的隐私;未经被调查者的允许,不得获取被调查者私生活的材料;凡有关被调查者切身利益的材料,不能用真实姓名公布;等等。为了保护田野调查中的调查对象,还要求调查者妥善地保存原始调查资料,不得向除调查组以外的人公开,甚至不得向上级部门泄露,只允许公布数据和匿名处理后的材料。这些做法都是十分必要的。从调查者的个人品德方面看,还要求调查者不得使用欺骗、恫吓等手段去获取资料,只容许调查者如实说明真实意图后,在被调查者完全自愿的条件下获取资料。

原则上说,社会调查者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来说同样适用。当然,田野调查者与社会调查者所面对的情况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田野调查比社会调查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它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要求调查者尽力克服民族本位偏见,平等地对待自己的被调查对象,并对被调查对象中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予以承认和尊重,既不能当着被调查者的面妄加评议,更不容许粗暴地干预,要始终保持符合自己调查角色的有理、有利的行为和举止。

在民族地区做人类学田野调查,必须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和民族团结政策。对于民族的风俗习惯、一切禁忌和宗教信仰,必须尊重,严肃对待。还要制定出共同遵守的行动守则。守则的具体内容,要因民族、地区、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不能千篇一律。但有些基本要求,是应一致遵守的。 [2]但是若考虑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千差万别,要执行这些基本的伦理规范,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譬如制定共同的行动守则问题就比较复杂。因为调查者触及的是整个民族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接触具体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又牵涉若干具体的利益和冲突。要制定一套人人遵守又行之有效的行动准则,就实际情况而言,很难办到。或者即使按共同的行动准则行事,仍不免发生预想不到的事情。因此,调查者共同的行为守则,只能是极粗疏的原则要求。除此之外,调查者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遵循不给被调查者带来伤害、不欺骗被调查者这一原则去做灵活的处理。

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问题,在执行中也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组织田野调查时,是借助国家的力量组建调查团和访问团,调查成员的生活和工作都按照调查团的统一安排去进行集体管理,调查者的个人活动余地并不大,调查的手段又仅止于简单的访谈或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查者事实上是浮在被调查社会之外的人群实体。所谓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无非是把被调查对象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视为发生在身边的外在之物,不去干预就可以了。以后虽然提出了“三同”问题,即与被调查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但为时很短,切入被调查社会欠深,根本无法与真正的参与式调查方法相比。 [3]即使“同吃、同住、同劳动”,照样可以把被调查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漠然置之,或者有意识地加以回避。在类似的调查中,调查者的固有生活习俗和信仰,都不会与被调查对象发生正面冲突。

田野调查是一项合法的科研活动,它的整个活动内容应当完全守法。很自然地,田野调查活动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过,在人类学形成的初期,其田野调查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的人类学家大多是受殖民当局的指派,甚至由殖民当局赞助去执行研究工作。当时只承认殖民当局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而被调查对象的习惯法和传统,很自然地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的陈迹,现在不应该再发生了。靠猎奇和探险去获取资料,也不应当是值得推广的调查手段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被调查对象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应当拥有平等的地位,调查者无视被调查对象的法规、法纪、传统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那样做,调查者就不再是他所调查社区的合法留住者了,而是一个外来闯入的不速之客。正常的身份一旦丧失,搜集资料的基础也就随之崩塌,调查工作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因此,调查者自觉遵守被调查社区的法纪、法规和传统,同样是调查者必须遵循的伦理准则之一。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