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以解读或认识特定民族文化下的具体文化事实特质为目标,理所当然地不把文化下的个人差异视为认知的主攻点,而仅仅把它们视为捕捉文化事实特质的一部分有用材料,通过这样的材料去认知具体的文化。但是,因参与或访谈而得到的资料并不是调查者唯一的认识渠道。资料的获取手段可以多种多样,认识的方式也可以变化无穷。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田野调查中选定处于什么地位、角色、经历的个人去展开调查活动,或去参与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和什么样的社会集团活动,抑或以其他什么方式获取资料,对调查的结论来说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差异,仅仅会导致调查活动展开之难易程度上的差别和截取文化资料的视角不同而已。
在田野调查的历史上,围绕这一问题曾经引起过诸多争议。有的人认为了解一个民族的妇女问题,应当是由女性调查者完成;要了解被调查文化的隐秘宗教活动,最好是不择手段地参与到这种活动中去;要准确把握被调查文化的全貌,最好是训练该民族的成员去从事该民族的调查工作。类似的想法和做法,人类学的前辈都尝试过,但结果均不如他们预先设想的那样好。
女性去调查妇女问题也存在诸多困难。在直接密切接触被调查妇女这一点上,女性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好。但是,当她们需要把妇女的观点、想法、体会在该民族社会中进行验证,或者观察其他人对这些问题的反响时,她们同样得与男性接触。这时,她们又将遇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困难。而男性去调查,则会遇到刚好相反的问题,不能与被调查社会中的女性密切接触,但却可以与男性密切接触。其调查结论同样需要女性验证。两相比较,得与失几乎均等。再如对隐秘宗教的调查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能直接参与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参与需要通过冒险来取得,这对于田野调查来说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样获取的资料必然失去了他人能按常规进行验证的可能。失去了验证的可能,也就失去了科学的研究价值,自然也背离了田野调查的本意。这样获得的资料仅具有辅助性的参考价值。若把这样的调查视为田野调查的常规,是很不恰当的看法。
至于训练本民族的人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调查,倡导者的初衷是认为这样的人对他调查的内容极为熟悉,做起调查来可以事半功倍。然而,这样的倡导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田野调查必然是一项跨民族的调查活动。本民族出身的调查者尽管很熟悉本民族的文化,但是他却会缺乏对异种文化的体验和田野调查所必须准备的参比系统和参比要素。要他们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参比系统和参比要素,也得花费同样的时间和同等的精力去体验和认知另一种异质文化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否则在失去参照物的情况下,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特异性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样对做田野调查来说,也许不是变得更容易,而是变得更艰难了。
当然,类似的提法和做法,仅是田野调查历史上某些个人的主张和尝试,由于他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文化具有共有性,因而这样的主张不能代表田野调查的主流。从人类文化的共有性出发,理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田野调查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科学研究工作。要做这样的研究工作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调查人接受专业的训练,达到既定的素质要求,并且在调查的过程中严格按该项科研活动的程序和操作规范行事。对被调查人而言,只要他处于需要调查的文化范围之内,获得了正常生活的能力,并得到了他所在社会的认可,他都可以算作被调查人。他们的性别、地位、年龄等,都不足以对调查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调查人的具体调查实践中,只需要从工作开展方便的角度去物色被调查者就够了。
综上所述,田野调查者选定一个理想的社会角色进入现场,乃是提高调查资料可信程度和有效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综合分析各种可供调查者选择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利弊得失,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目前,我国做田野调查有时选用的社会角色是行政官员,或者是接受行政官员委派的调查者。我们应该看到,利用这样的身份展开田野调查具有诸多的不便。按照这一角色要求,调查者肯定无法直接参与当地的正常社会活动,当地人自始至终都会把他们视为局外人,视为仅需要应付过去的外在因素。这样获取的资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该社会非正常生活的内容。这样的角色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观察的深度和广度,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能在当地社区行政干部之间周旋,无法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一些行政部门明令抵制和取消的社会内容,如当地的宗教活动,往往被人为地掩盖起来,使他们很难接触到实情。这样的角色,还使他们深受自己身份的限制,他们的活动肯定成为当地群众关注的焦点,因而他们所能进行活动的内容,被限制在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内,使参与当地社会生活以获取资料变得困难重重。
由此看来,要做出有质量的田野调查,有时候这样的角色并不理想。不过,这样的角色对调查的展开也有一定的好处:首先,调查者无须承受文化震撼带来的精神压力;其次,他们在调查现场的生活有充分的保证,无须付出太多的体力和物质上的代价;再次,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控合作者,使调查工作进行得容易一些;最后,他们始终受到当地的礼遇,不管是真心的还是应付的,他们都可以避免卷入人际纠纷之中。有鉴于此,这种角色在完成某些最大限度的田野调查项目时,还有一些价值。譬如说,搜集硬性的社区指标,包括民族社区人口统计、主粮产量统计、田土面积统计等。这些调查内容不是田野调查的主体,仅是辅助的内容,或者仅是安排正规田野调查的先期性工作。
职业自由者在任何一个社区接触的社会面都相对较广,因而在观察中存在的死角和盲点较小。这样的职业,不管在哪个社区都受到人们的尊重,可能与很多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接触,并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因此利用这样的身份很容易物色到有利于扩大自己视野的合作者,也容易诱导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为扩大自己的视野服务。从调查者的主观可能性考虑,也便于和容易扮演这样的社会角色。一个田野调查者,去做几个月的小学教师看来没有大的问题,略为经过一点知识的训练,在边远的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地区,充当几个月的“民间医生”也不会有多大的困难。当然,在都市从事田野调查时,充当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成员也是可以办到的。因为这样的社会角色与调查者的原有身份比较贴近。还有一个好处是,这样的社会角色与进行资料搜集的行为和举止比较相称,不容易被被调查对象视为超常的行为,因而对调查现场不会有很大的扰乱,能够保证资料搜集的可信度。
用这样的身份从事田野调查真正的困难在于,其接触面虽广,但深入的程度却很浅,只能在与其社会身份相称的领域内获取他所希望得到的资料。譬如说,这很难深入家庭生活的实况中去,也很难捕捉到被调查对象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再一个困难,由于受到职业拖累,实际用于调查的时间往往会被扮演角色必须应付人事的时间而挤占掉。此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调查者在被调查者心目中的位置被定型下来,人们与其之交往主要被限制在业务交往之中去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事的资料搜集工作,必然有着一层隔膜。
与职业自由者相类似的,还有游动的商贩。这样的身份与职业自由者的身份得失大致相当,但是可以互补,因为游动的商贩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了解要比职业自由者深得多。其真正的困难是这样的身份不适用于长期的定点工作,资料搜集的机会比较少,也不便于利用调查合作者。与商贩相似的社会角色还有各种工匠和艺人等,在调查实施中的利弊,同样具有互补性。
选用旅游者与探险者这样的身份,最大的不利在于被调查者永远不把他们当成局内人看。为了保持其扮演这种身份的完美性,调查活动往往得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否则会被当地人视为一种外来的干扰,甚至误解为怀有不良企图的歹徒。这样,很难保证正常生活之下的资料搜集。此外,这样的身份会使参与社会的深度受到很大限制。按照这一身份从事调查,好处在于个人活动的自由度和空间比较大,无须经常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超常,聘用服务性的合作者会显得理所当然,不大可能被调查者看成超常的行动。因此,采用这样的身份做系统的田野调查并不理想,仅适合于为正规的田野调查架桥铺路。
按照被调查社区的惯例,通过特定的仪式被接纳为该社区的成员从而获得该社区已有的社会身份,是做田野调查经常使用的进入现场的手段之一。选用这样的社会角色进行调查,可以追溯到人类学的早期。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是通过被接纳为养子的身份进入易洛魁塞纳卡部落鹰氏族展开田野调查活动的,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纯粹的印第安人的名字“他牙道乌库”。这样的做法,长期以来被田野调查者所乐于选用。直到今天,以这样的身份展开田野调查仍是理想的做法。
利用这种手段获得理想的现场调查身份,可供选择的社会角色其实是非常多的。如被调查社区接纳为义子、义女或同庚等是常见的做法。此外,以家庭雇工的身份,如家庭管家、家庭教师、女仆等,同样也可以达到直接参与当地社会活动的目的。而一些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学者对本民族实施调查时,则更多的是利用自己已有的社会关系,很方便地进入调查现场,甚至可通过社会关系辗转地攀上亲戚而达到以最佳身份进入现场调查的目的。在西方,有些人类学学者甚至为了调查的需要在调查期正式结婚成家,以当地普通一员的身份长期留驻调查现场;有的则是将自己的整个家庭搬进了调查现场,接受当地头人或者当局的庇护,像当地人一样过着家庭生活。
用这样的方式进入调查现场,好处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对当地社会的干扰最小,进驻调查现场几乎不产生较大的社会波动,被调查者完全视他们的存在为当然之举。因而他们所获得的资料,基本可以确信是对该社会的正常反映。其次,他们展开的调查活动可以公开地、从容自如地进行下去,无须对调查对象做任何形式的掩饰,工作的效率比用其他身份高很多。再次,他们这样做可以直接与不同角色的被调查者接触,从中获得被调查者最真实的思想情绪变化,甚至被调查对象的某些隐秘也瞒不住他们。最后,获得这样的身份,还能帮助他们有可能切身领悟到该种社会生活深层次的内容,譬如被调查对象的价值观、情绪变化的特点、认知特点等。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类学家都有均等的机会获得这种身份。也就是说,这样的角色选定,仅对幸运者开放。还要看田野调查者是否有接受的勇气,并且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由此带来的所有社会责任。以这样的社会角色进行现场调查,在实际操作中并非不受牵制,因为调查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的是只能以自己的角色身份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至于该社会其他角色活动,反而不容易直接触及。倘若跨越自己的角色,去直接触及不该触及的领域,那样做会使其在当地社会中的形象受到影响,干扰以后的调查工作。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同样得选用其他社会角色的合作者为其调查工作服务。利用这种社会角色进行调查,最大的麻烦在于其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精神物质代价很重。这一点绝对不能低估。因此,选定这样的角色时,必须高度审慎,综合权衡利弊得失,切忌草率行事,弄巧成拙。
展开现场调查的社会角色虽然多种多样,但各种角色互有利弊,互有得失,十全十美的调查角色是永远找不到的。因此,摆在田野调查者面前的只能是综合分析主客观的可能和需要,按照一定的基本原则去确定该次调查的角色。大致而言,如下一些原则对调查者选定自己的社会角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角色选定必须针对本次调查的设计需要而定,不同的角色在获取资料上互有短长。有的角色对获取家庭实况的资料十分有利,如被当地收养接纳为正式成员就是如此。如果要获取有关儿童的资料,以教师的身份出现就再理想不过了。如果要获取宗教方面的调查资料,莫如向当地的宗教职业人才拜师学艺。田野调查者调查设计的不同,主攻的对象各异,他们进入调查现场的社会角色也应当互有差别。此外,还应当考虑每一项调查设计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料搜集手段,而这样的手段往往对职业有要求。如果以商贩的身份进入调查现场去搜集土地资源的资料,或去测量各个家庭的耕地状况,显然是不适宜的。同样,如果选用行政官员的身份进入调查现场,他就很难公开地与宗教职业者直接接触。因此,在调查设计中,凡遇到包括特殊的观察、测量等项目时,必须将这一因素在角色选定时慎重地考虑进去。
第二,角色选定需要考虑调查者个人的素质。譬如,他是否有相应的体力和技能足以担当这一社会角色之需,他的知识结构是否与选定的角色相应。同时,个人性别对角色的选定也不容忽视,因为有些社会角色不适合女性去充当,有些社会角色也不适合男性去充当。调查者的年龄也应当考虑进去。年轻人不容易做好在当地社会地位较高的角色,而年长者难以当好流动性较大的社会角色。只有在综合考虑调查者各方面的素质特点之后,才能准确地选定自己准备担当的社会角色。
第三,角色选定必须建立在对现场社会的深刻理解上,这样的理解往往需要通过对知情人的走访和探索性调查去获取。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必须确定以下一些内容作为自己角色选定的依据。首先,必须弄清当地社会角色获取的方式、手段、条件和仪式,以便自己能按当地的惯例获取展开调查的相应角色。其次,必须明确各种角色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权责、义务、活动方式等。因为这些内容不仅可以保证其在日后进入现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还能助其有效地利用这些角色的特点完成自己的调查任务。最后,必须弄清楚这些当地的社会角色与其原先所处社会的角色有多大的差距,以便在以后的工作中随时提醒自己不要违反自己所扮演角色的禁忌。有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知识,而个人又有能力去完成这一角色的要求,才能最终选定自己进入调查现场的角色。
第四,角色选定与进入调查现场的物质准备有一定的关系,不同的角色对随身携带的物品有一定的限制。以商贩的身份出现很难携带测量设备和各种录音、录像设备,但是以教师的身份携带这些设备就显得十分自然。如果被所调查社区接纳为正式成员,还需要按当地的礼仪携带相应的礼物。以游医的身份出现,得备办与职业相应的象征性的行头。怎样选定角色,还得视相应物质准备的完备程度而定。
第五,不管选用哪种角色,调查者都得做好相应的精神准备。既然是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当地的社会就会按照这种角色向你提出要求。然而你仅是一种扮演,最多也只能是在业余的情况下干一些与你的角色相应的工作,因而被调查现场的群众向你提出的正当要求,可能会成为你的精神压力,甚至会扰乱你调查工作的展开。譬如,你以游医的身份出现,若当地又恰好缺医少药,于是天天门庭若市求医问药,这会让你为疲于应付而苦不堪言。这些情况在选定角色的时候,都应当考虑到,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便在日后遇到麻烦时,能够从容应对,脱身有方。
在这个实施调查的过程中,调查者除了搜集资料外,还必须遵循调查工作的伦理准则,保证自己的活动不给被调查者造成麻烦。这一切必须心甘情愿地去承受,努力克服重重的阻力,使自己变成一个被调查者和被调查社会能够接纳和容忍的外来者。这样的现实,迫使一个人类学田野调查者要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学会异样的生活方式,学会与完全陌生的人打交道,学会揣度陌生人的心理,以不失自尊的适当方式满足这些陌生人的意愿和要求。一句话,田野调查还得学会做社会工作,而且是跨文化的社会工作。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还得保证所做的这些社会工作不至于过分扰乱被调查者的正常生活秩序,也不能让被调查者对其意图和目的产生误解。这种错综复杂的任务都得个人去承担,在找不到人商量的情况下,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若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强健的体魄,没有对冲击和误解高度冷静的气质,没有宽容精神和虚怀若谷的情怀,那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因而,人类学田野调查还有一项专门针对调查者个人的特殊任务,那就是针对调查者的个人品性进行严格的训练。至少要对磨难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使其事到临头时不至于惊慌失措,更不至于沮丧失望,半途而废。要知道,完成这样的任务并非易事,人类学田野调查者是普通的人而不是圣人,要忍受这种超人的磨难,连功勋卓著的前辈们也不免彷徨苦闷。马林诺夫斯基在《野蛮人的性生活》中坦白地向读者承认,他在那里调查时精神上极度孤寂,心灵上极度苦闷,埋怨调查生活太平淡、太乏味,以致曾想取消调查的计划,逃回原来生活的社会中去。前辈尚且如此,何况你我呢?一个有志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人,若不能对调查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有足够的训练和准备,是无法完成调查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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