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资料的特点,必然影响到调查者对资料搜集的具体操作,加之资料搜集还得在排除族际干扰的情况下付诸实施,致使田野调查的资料搜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技巧。合理灵活地运用这些技巧,可以帮助调查者有效地获取资料,同时又能确保所获资料的质量。确切地说,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技巧具有专属性,仅对田野调查适用,对其他调查来说,要么价值不大,要么根本无法付诸实施。譬如,在社会调查中,可以直接发放调查问卷,请被调查者填写,就达到了资料搜集的目的。但在田野调查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一则因为语言有障碍,再则被调查者对问卷的理解没有把握。也就是说,社会调查中行之有效的资料搜集技巧,在田野调查中无法发挥效益。相反地,田野调查中,调查者直接参与、亲身感受是搜集资料的正常技巧。但社会调查者也会觉得使用这样的技巧去搜集资料效益太低,所获资料没有足够的代表性。这样的一些差异,是各个学科的自身特点所造成的。
首先,田野调查资料的参与搜集法。调查的目标和对象不同,搜集资料的技巧当然得随之而易。对这一点原本不足为怪,但是作为一个田野调查者,对田野调查资料的搜集技巧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加以把握,应用时显然很难做到得心应手。为此,认真地从理论认识之高度透辟地理解这些资料搜集技巧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如果认识不到被调查文化的特异性,那么对该种文化的某一现象进行界定,也就完全做不到,所谓的资料搜集和记录就成了泡影。为此,调查者在思想上必须是有意识地保持对本民族文化的记忆,做一个被调查文化中的思想局外人和行为局内人。要扮演这样的角色,确实十分艰难,因为两种文化的结构性对立,会经常在他的头脑中打架,文化的差异与冲突,随时迫使他在两种文化间左右摇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成为文化归属上的“两栖动物”。也正因为是文化上的“两栖动物”,他才能对被调查文化进行理性界定和特征的确认。如果他这时将自己的调查规划所确认的资料搜集范围引入对异种文化的感受中,并以之为感觉的中心和焦点,那么他对被调查文化特定现象的界定和形成记录才能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做一个被调查文化的思想局外人,扮演好这一特定的角色,对调查资料的获取同样必不可少。目前,我国人类学界对有关资料搜集的论著大多注意了田野调查资料搜集的形式,尽管他们也在用参与式调查的技巧去搜集民族资料,但是对实施这种技巧的实质却缺乏认识。在参与式调查中,调查者必须同时兼备这样的三种不同身份,这才是参与式调查的实质。田野调查要求调查者用参与式的调查技巧去从事资料搜集,单看到参与这种形式,却忽视了调查者必须多重身份的这一实质,是绝对达不到资料搜集实效的。我国田野调查的资料搜集,长期停留在20世纪中叶的水平,与这种对参与式调查法实质的理解欠深入不无关系。
然而,要掌握好参与式调查的技巧,仅认识到这种技巧的实质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求调查者对这种技巧实施的具体操作过程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事民族资料搜集,即使调查者亲身参与了调查活动,仍然不能等同于在河滩上捡鹅卵石,也不能等同于单纯地凭机遇去盲目瞎碰,撞上什么就记录什么,然后把记录的结果在文字上稍加理顺,就算是完成了调查报告。如果说,只要参与到被调查文化中,凭瞎碰就可以获得满意的调查结果的话,那么田野调查就降格为个人适应能力的毅力考验了。只要毅力顽强,能在被调查社区长住下来,或许被调查社区的有用资料的获得自然就能十拿九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国长期在异民族文化中生活的人,简直是指不胜屈。我们的干部、科技人员、教师、医生到异民族当中长住下来就业的人难道还少吗?倘若这种理解成立的话,他们理当都成为成绩卓著的田野调查者,可是,事实上他们一个也成不了合格的田野调查者。
参与式调查,应当是一个调查者主动捕捉资料、认识资料、记录资料的过程。田野调查获取的资料当然具有偶然性,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参与式调查的执行者,对资料的获取不能守株待兔,他应当凭借自己的调查规划,凭借他对人类学理论的掌握,培养出自己对异种文化感知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去主动地获取资料。每一份资料的获取,都是对他识别异质文化这一敏锐性的考验。
使用参与式调查法获取资料,同样不是一个对资料俯拾即是的简单操作。尽管被调查文化就在自己的身边,无时无刻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你的眼皮底下表现出来。但是,假若你不能对存在于身边的文化表露形式进行理性的识别,它们就会从你的身边滑走,那么捕捉资料自然成了一句空话。为此,这样的资料搜集技巧,要求调查者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一旦他所需要的资料在他的身边出现,就能给他造成强烈的刺激,使他会以这种刺激为契机,追踪下去,直到廓清其基本面貌为止。到了这一步,将它如实地记录下来,资料的搜集才会成为可能。
由此看来,执行参与式调查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用人为手段强化他的注意力、提高他的敏锐性,致使有用的资料一旦露头,就能被他捕捉到,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追踪下去,从而完成资料搜集的过程。完成这样的过程,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办到的,也不是留住的时间越长,能捕捉到的资料就越多。因而,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资料捡拾,也不是坐等资料送上门来,它是一项艰苦而又需要特殊素养的脑力劳动。
任何文化现象都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网络之中,纯而又纯、超然存在的文化现象在一个具体的文化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同一种文化现象,绝不会以千篇一律的表征形式呈现出来,让调查者自由观赏,自由捡起。在活着的文化中,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会以千姿百态的表征形式呈现给调查者。调查者若不能对这些不同的表征形式加以综合和归纳,同样无法感知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田野调查之所以必须由专业的调查者去做,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特殊的素养,他们能将任何人都能感知到的文化表征进行归纳、提炼和整合,从而形成对文化特征的定型描述。可见,使用参与式调查技巧,并不是见到什么就照抄什么的简单操作过程,而是一个高度抽象化和理性化的思维整理过程。
如果在参与式调查技巧的执行过程中,没有与上述两个方面的操作特征联系起来,尽管被调查文化的各种表征天天在你身边露头,你仍然无法获取有用的资料,你最多只能当一台照相机或录音机,把这些文化表征依样画葫芦似的照抄下来,碰到什么抄什么,那么不管你抄得再多,你永远不配称为一个合格的田野调查者。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虽然没有具体地告诉大家参与式资料搜集的技巧具体到每一步应该怎样做,仅是如实地向你介绍了参与式调查的技巧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具有什么样的实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操作过程。凭借这样的介绍,只要在实践的操作中多动脑筋,随时反省自己在做法上的得失,就可以很快地将这一操作技巧熟练地掌握起来。
其次,田野调查资料的中立体验搜集法。调查者的存在对被调查的文化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的干扰因素。如果说参与式调查法是以调查者通过学习被调查文化而获得被调查社区的接纳,从而获准自己的身份,去铺平了资料搜集的道路,那么当调查者对被调查者的文化获得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他就可以凭借他把握的这种文化共性,去奠定另一种获取资料的基础。这种搜集资料的技巧,就是田野调查中所说的“中立体验搜集法”。这一资料搜集技巧的基本操作原则是:调查者凭借自己对被调查文化的理解,使自己成为一个中性的局内旁观者,让被调查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正常地在自己眼前出现,通过亲身的观察体验去获取资料。使用这种技巧获取资料,要诀在于调查者必须尽可能地中立,使自己在被调查者眼中成为一个值得信赖而又无害的局内人。因而对他无须做任何防范,被调查者自己的想法也乐于告诉他,社区内无论做什么事都无须回避他。凭借这样的特殊身份,对身边的文化现象从容地进行观察体验,从而达到获取资料的目的。
用“中立体验搜集法”这种技巧,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得失参半。从好的一面讲,由于他已经取得了被调查社区公认的中立身份,各种文化现象在他眼前呈现,基本上保持了该种文化的固有面貌。被调查社区内成员的有意识行为,不会掺和进他需要观察的文化现象内,所获的资料较为真实可信。在资料整理时,也无须做资料甄别。此外,文化现象的呈现,基本上遵循被调查文化的规律,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呈现都处于有序的状态。调查者凭借对被调查文化的初步了解,他对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将会呈现,自然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即使这种可预见性还不够准确,调查者还可以通过他在该社区已经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预先打听到。这样一来,他的资料搜集工作可以在从容不迫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他可以为自己选择最好的时机、最好的角度去体验相关的文化现象,从而实现了对资料的搜集。这样获得的资料,不仅能确保属于正常状态下的资料,而且资料自身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有充分的保证。
从不足的一面看,这样去获取资料,终究是属于被动地获取资料。调查者事实上只能静静地等候所要观察的文化现象出现,然后再加以有效地捕捉。此外,这样去获取资料,调查者仅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他不容易得到参与其中的局内人那种与文化休戚相关的感受,他不会因这种文化现象的呈现而激动或沮丧,也不会因为这种文化现象的呈现而导致利益的得失。因此,尽管他获得了对文化现象的观察和感受结果,但是他却不能取得被调查者心理的真实体验。他要获得这方面的资料,还得通过推测,或者听一听当事人的心理活动介绍。一句话,对该文化下普通成员心理活动方面的资料获取,始终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至于如何具体地对这种资料搜集技巧进行扬长避短的灵活运用,则要以调查者工作素质的提高为转移。工作素质越高,对这种技巧的运用越成熟,资料搜集的效果也就越理想。
调查者要把握好这一技巧,必须遵循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地不表露自己的心情和感受,更不对眼前的文化现象做任何评论。他应当尽可能地静观、静听,尽可能地让被调查者不过分地注意到他的存在,尽可能地让他们按自己固有的惯例在文化的规约下自由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这种状态的调查者,表面上装得近乎心如枯井,内心却保持着大智若愚的气度。调查者对这一特殊角色的扮演越成功,获取的资料就越理想。
再次,田野调查资料的刺激反馈搜集法。为了克服“中立体验搜集法”只能被动地接受资料的弱点,在田野作业中必然派生出另一种资料搜集的技巧,这就是实验法,或者称为“刺激反馈法”。这种资料搜集技巧的要点,是调查者有计划、有目的地对被调查的社区和个人施加一种额外的影响。当然,施加这样的影响有一个限度问题,那就是所施加的影响必须符合调查者在田野作业中所扮演角色的身份。调查者则通过该社区和个人在接受影响后,所做出的反应去获取有用的资料。这一资料搜集技巧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主动性,需要获得什么样的资料,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完全控制在调查者的手中。他既可以主动地出击,又可以自觉地收兵。它的最大缺点在于调查所规划的要施加的影响,是否属于被调查文化固有的内容,调查者不可能把握得很准,尤其是在调查者对被调查文化了解欠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这种技巧不宜在田野作业的前期使用。在那时使用这种技巧,所获资料往往混进了被调查者大量有意识行为的内容,将会导致资料验证时的甄别负担。它最理想的应用时期,是田野作业的中后期或后期。
在田野调查中使用测量卡、访谈卡和问卷等这类专用工具搜集硬资料,实质上就属于实验法技巧的范畴。此外,调查者在软资料搜集中,也可以根据自己对被调查文化的了解,结合资料搜集的实际需要去设计规划实验,去达到资料搜集的目的。比如,调查者需要搜集某一文物在被调查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资料,他可以设计一个试图购买和交换的气氛,借以观察被调查者对他这种试探性愿望的反应,而达到资料搜集的目的。我们没有指明要购买或者要交换,目的在于提醒读者注意,在采取这种施加影响的手段时,必须注意该文化的惯例。如果在当地文化中不允许购买,则只能相应地采取实物交换的办法。这一点读者务必要引起重视。若施加的影响不符合当地文化的惯例,则搜集到的资料是无效的,因为它代表不了该种文化的特点。
最后,田野资料的间接搜集法。搜集资料中,最后一项常用的技巧是间接法,即借助翻译人员和调查合作者作为自己听觉、视觉、触觉的延伸,让他们替自己去搜集资料,然后向自己做转述,从而极大地拓展资料的获取面和创造更多的资料获取机会。顾名思义,用这种技巧所获取的资料,全部属于间接资料,这是该种技巧最突出的缺陷,但它也有突出的长处。它可以成批地、整齐地获取大宗资料。它的另一个长处,是有利于突破调查者的观察盲点和死角,可以把资料获取的触角深入被调查文化最隐秘的角落和层次,获取表面上无法涉足的资料。正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殊优势,其他任何资料搜集的技巧都不能代替它的作用。
使用好这一技巧的要诀在于调查者必须对自己的翻译人员和调查合作者进行有计划的培训,需要让他们透彻地理解自己的资料搜集企图和准则,甚至还必须具体地为他们做出示范,才能放心地让他们去独立完成资料搜集的任务。运用这一技巧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那就是翻译人员和调查合作者是独立完整的社会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得失,他们有自己的喜好,用他们去搜集资料,无法避免他们会把自己的利益、愿望和喜好掺进所获资料的转述中。这种资料中的夹带,显然破坏了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肯定是调查者不愿意碰到的事情。而且更其麻烦的是,调查者对于识别这种夹带的解决办法,除了加强培训外,就只有严于检查核实这一对策。当然,这些对策都属于被动性的手段。要在这个问题上争取主动,调查者就得与自己的翻译人员和合作者建立起相互信赖的亲密关系,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对调查者说实话,即使涉及个人的利益冲突,他们也有勇气自觉地说明他不能提供这样的内容。能做到这一步,至少免除了调查者资料甄别的艰难,对调查实践来说,仍然大有好处。
综合比较了间接搜集法的利弊得失后,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技巧的适用范围其实十分明确。它主要是在确定文化现象的重现率时,可以派上较大的用场。因为它把机械性的资料搜集操作分散到了调查合作者和翻译人员的身上,可以极大地加快资料获取的进度,也可以拓展资料的获取面。但是若要捕捉新的资料线索则完全无效。此外,它在突破调查禁区和帮助调查者揭示自己的调查盲点和死角,也能发挥效益。不过,用这种办法获取的资料都欠深入。凡综合性的文化现象资料的获取,或深层次文化现象资料的获取,原则上不能使用这一技巧。
总而言之,搜集资料的技巧尽管各不相同,但没有任何一项技巧是万能的,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成功的要诀在于调查者的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灵活选用具体的技巧去突破资料搜集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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