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资料的系统整理,是对所获资料进行最终的精细整理。通过田野调查资料的系统整理,目的是使调查者对自己所获的资料获得全面的把握和理解。资料的系统整理,需要完成四项基本任务:一是通读所获资料,并完成分类编目;二是做出各项资料使用的个人规划;三是清理和剪辑各项实物资料并做出相应的编目;四是做好各类资料的存储安排。
首先,通读所获资料,并完成分类编目。
在整理中调查者必须全盘通读所有的文字资料,这一工作表面上看,仅是对田野作业的一个总体回顾,但其实质远非如此简单。它事实上是对被调查文化进行的一次系统把握和反思,或者说它是一次最系统的将被调查文化与调查者自身的文化进行相互参比。通过这样的系统参比,调查者才能获得对被调查文化的总体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又以所获资料的分类来反映并定型下来。
目前,不少调查者急于赶工作进度,不愿意全面反复地通读全部所获文字资料,而是仅仅依据个人在调查中的大致印象去安排调查报告的撰写。这种做法不仅是对搜集资料的浪费,而且是一种治学态度不严谨的表现。田野作业中获取资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所有调查者观察测量过的内容,对于阐释被调查文化而言都是有用的资料,问题仅在于如何科学地使用各类资料,如果仅凭借印象最深的部分去编写调查报告,而将与调查报告内容关系不密切的内容束之高阁,这无异于将辛辛苦苦所获的部分资料付诸东流,对田野调查或个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浪费。
田野调查资料已经写成定本,放在资料室随时都可以查阅,根本不存在浪费的问题,这种认识,其实只是一种不了解文化实质的认识误区。文化是一种严密的有序网络,仅有写成定本的单项资料,不一定能在科学研究中派上用场。事实上无须田野调查者亲自操刀,一些到过调查区的旅行者、任职者或访问者都可以写出这样的文字资料来,只要乐于出资,何愁搜集不到类似的资料,又何须调查者亲历现场做长期居住呢?问题的症结在于田野调查之所以规定调查者必须亲临调查现场,亲自编写文字资料,是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调查者才能获得对被调查文化的切身感受,而写成定本的文字资料,才是口径统一、背景控制一贯到底的有序资料。
我们必须知道,这种经过千辛万苦获得的对异质文化的切身感受,一旦脱离了调查现场,进入了本民族文化圈内,将会迅速地被淡忘,仅留下一些印象较深的记忆片断。若不在离开现场后及时地进行资料的后期整理,即使写成定本文件的资料,也会随着感受的淡忘而失去其价值。譬如写定一份文件时,被调查当事人的音容笑貌、所处环境及周围旁观者的反应,这样的内容肯定不会完全写进定本的文件资料里去,但调查者肯定会记忆犹新,至少是回想得起来的。问题是这些没有写进文件中的内容,对复原被调查文化的全貌同样是有价值的。我们之所以强调写成定本文件,不仅是写成的内容本身有价值,通过这样的文字记录,提示调查者回忆当时的调查情景,同样具有研究价值。进一步说,单有文字记录,没有对记录场景的回忆做辅助,文字记录本身的价值也将丧失一半。有鉴于此,在资料的后期整理中,及时地反复通读全部所获资料绝对有必要。否则随着记忆的淡忘,已经写成定本的文字资料,其价值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减了。
通读定型文件的全部记录,并不单是增加调查者对调查现场的记忆,关键的作用还在于经过这样的通读而造成调查者头脑中两种文化互动的系统性参比。在这种互动系统性参比的基础上,完成被调查文化的结构设置复原,从而实现田野调查的终极目的,真正地认识一种异质文化。而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仅是对被调查文化系统认知的局部表现形式。若忽视对全部所获资料的通读,实质上并没完成田野调查的必需任务。
目前,很多田野调查者对系统地通读所获资料表现出不耐烦,他们大多依据在调查现场中形成的印象直接撰写调查报告,并根据这种印象去拼凑材料,或者在自己的记录中临时性地查询资料。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很大,很可能是把被调查文化的有意识模式作为该种文化的实质特征,因而作为田野调查报告的中心结论。不管从任何角度出发,这种做法都是不科学的,决不能提倡。
通读所获全部资料,就是要对整个田野作业做出反思,从中可以发现原有设计的漏洞和自己在现场操作中的失误,明确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找出确定所获资料可信度的客观依据,也能帮助我们确定各种资料的使用价值。在后期处理中的反思与田野作业时的反思,情况大不一样,这时候的反思有本民族文化的氛围作为依托,又能与同行进行切磋。这种反思的精度和深度,都大大地超过了田野作业时的回顾和记忆,对调查者认识的深化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然而这种反思没有建立在对所获资料全面通读的基础上,同样会失去其应有的操作价值。因为任何与你磋商的人都不可能知道你所获资料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你自身的感受,若不做系统介绍,别人怎么会知道?让别人借助不全面的资料给你提出参考意见,这样的意见又如何能切中要害呢?
对被调查文化的结构设置构拟完成后,标志着你对被调查文化已获得了完整的印象。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展开第二步的工作,那就是对全部所获资料进行分类编目。对资料进行分类编目,依据只能是建立在对被调查文化的全面认识上。在具体操作上,还有许多技术性很强的原则要求,也有一些使用起来很方便的编排技巧。
第一,进行资料分类,其类别的归属必须具有周遍性。不管你把所获资料分为多少类,也不管各类中资料份数有多少,你的分类体系必须将全部资料无一遗漏地涵盖进去,如果有些资料,哪怕是个别资料找不到明确的分类归属,整个归类工作都得从头做起。因为哪怕只有一份资料归属不明,都表明你的分类系统有缺陷,都是不能满足周遍性要求的具体表现。资料归类的周遍性不仅仅是针对文字资料而言,非文字资料也得纳入同一个分类体系中,最好以文字资料附件的形式将非文字资料纳入分类系统中。
第二,分类系统必须具有互斥性。就是说,按照这样的分类系统不允许出现同一份文字资料可以归属多类的现象发生,一份资料只容许有一项具体的归属。这一要求在资料运用上十分重要。资料归属不具备互斥性,不仅会造成日后资料检索的困难和混乱,更重要的还在于表明分类系统没有契合被调查文化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价值的认识上出现了歧义,这是对被调查文化认识不足的结果。
第三,资料分类还需要尽可能地满足各类资料的容量具有均衡性。即不要使一些类属的资料份数太多,另一些类属的资料份数太少。不满足这一条件的归类办法,不仅会造成物力上的浪费,也会带来日后检索上的困难,达不到方便使用的目的。
第四,资料的分类还需要具有贴切性。就是说,分类建目的设置要尽可能地切合调查者对被调查文化的理解,尽可能按照被调查文化的需要建立自己的归类系统。这样分类的目的主要是方便调查者,这样在日后进行资料排比和资料汇总、编写调查报告和写作其他论文和专著时,将会十分方便和省力。由于调查者的一次具体的调查活动是按照其调查框架人为地从被调查文化整体中分割出一个文化单元,或片断实施调查的结果,如果调查者完全按照被调查文化的实际要求建立自己的分类体系,那么必然会出现各类资料之间的参差不齐,也就是说与上述第三点的要求不免会有所抵触。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有在第三点和第四点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才好,不能偏执于一端。
按照上述四点要求,只能保证资料的分类大致合理和使用方便,但是不能保证在资料的归属上不出现一些带有调查者主观色彩的因素混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很难找到具有普同性的准则,只能靠工作的经验归纳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技巧,对实际的操作也能有一定的帮助。在此一并做些介绍。譬如,在保证资料分类具有周遍性的同时,对一些零星的、使用频率不高的资料,专门建立一个杂类或综合类。建立这样的分类项目,表面上看会给使用带来困难,但编目和分类时可以节约调查者的精力,在检索时虽有不便,但决不会造成漏检。综合权衡的结果,还是利大于弊。但必须注意综合类的容量不能放得太宽,仅应当视为特殊材料特殊处理的办法。
分类和编目完成后,调查者应当及时地编写自己的分类编目索引清单,这一操作表面上看十分繁冗和耗费精力,但在日后使用时却极为方便,决不能只图节省而省掉这一工作。当然,这一工作由于涉及理解和分析方面的具体任务不多,纯属机械性的操作。如果条件许可,也可请人帮忙、代劳。但是有一点必须亲自动手,那就是各份材料的评估和使用价值的说明,必须附在索引表的相应资料编目下,而且评估意见和使用提示不能直接照录文件资料上的原文,必须根据调查者自己的希望和打算去缩写或做出相应的提示符号。这一工作做得好,以后使用时将十分方便,更关键的是,保留自己对被调查文化印象清晰时的想法,这对日后撰写有关论文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读资料时,很多有价值的构想就可能被遗忘,从而造成个人的重大损失。
其次,做出各项资料使用的个人规划。
在资料后整理阶段,除了资料的编目外,还需要及时完成另一项任务,那就是做好各种资料的个人使用规划。一次田野调查所获的资料肯定相当多,除了编写调查报告外,还可能撰写相应的论文,甚至完成一部专著。因此,已有的各种资料如何使用,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规划。
从某种意义上讲,田野调查的各种原始资料主要供调查者个人使用较为理想。其原因有三:其一,只有他自己对资料获取背景最为了解,别人很难做到这一步。其二,他对被调查文化已经有了系统的了解,主要由他使用可以避免误用。其三,存在一个已付出劳动的报偿问题。调查者对自己所获资料,应拥有优先的发布权,这也符合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做出使用规划的形式可以多样,既可以写成成文的规划,也可以做成一份简单的表格,但最好的办法是对自己准备写作的东西,不管是调查报告、论文或专著,分别编写相应的写作提纲,特别需要注明各项资料在这些文章中如何使用。这样做不管今后的编写工作如何改变,都是极为有用的参考和提示,对个人来说很有实用价值。
这项工作必须及时完成,原因在于有关田野调查的论文和专著,与其他的论文和专著有所不同。论著写作的关键,取决于作者对被调查文化记忆的清晰度和感受的深刻程度。这些关键性的因素,不可能靠文字记载完整地保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得凭借调查者的记忆去保持,使这些价值得以体现。人类学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的写作具有时效性,时间拖得越长效果越差。
然而,工作总得一步一步地做,不可能一蹴而就,及时编写资料的使用规划,就是针对这一客观困难而做出的变通性处理办法。编写好使用规划,可以帮助调查者在撰写论文时得到有益的提示,帮助回忆起田野作业时的情景,以便有效地、准确地利用所获的资料,还可以帮助调查者将在整理资料时形成的思想闪光点长期地保留下来,以免遗忘。要知道,这些思想的闪光,对他写作论文或专著都是极其有益的。这样做,能够帮助调查者系统把握全部的调查资料,使所有的资料获得恰如其分的运用。
再次,清理和剪辑各项实物资料并做出相应的编目。
清理非文字资料也是后整理的一大任务。非文字资料的种类繁多,形式各异,清理时很难找到统一的处置规范,必须针对资料的具体性质做出妥善安排。但有一点是整理时必须遵循的准则,那就是一切非文字资料都属于文字资料的附件或旁证。非文字资料的分类、编目和索引编写,应当力求与文字资料的分类和编目相吻合,或者较严整地相互对应,务使双方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样做,可以使非文字资料的检索和使用能够与文字资料相协调,使用较为方便,也不易发生遗漏和使用上的差错。
非文字资料也需要通读、通看和通听。这样做有三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在田野作业时,调查者只有一双眼睛、一双耳朵,不管他多么努力总会存在一些观察上的遗漏,听觉上的残缺和失误,通读非文字资料时,可以帮助调查者发现自己的缺漏。一个大型的活动场面,涉及的人很多,事件纷繁,单凭调查者观听,缺漏总是难免的事情。反复看留下的照片和录像带,不仅可以帮助调查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当时调查者由于未注意到或者根本顾不过来,在文字资料中造成众多的文字资料记录缺乏,通过看照片和录像带可以使调查者获得很多新的有用资料。
第二,通过这样的通看还能帮助调查者更好地把握非文字资料的具体内容,以便写出相应的说明文字,为日后检索提供线索。同时,这还是对非文字资料进行技术处理的依据来源。对录音材料也得通听,其价值和作用与照片、录像相同。比较难处理的是实物资料,因为这样的资料与它的背景联系太紧密,独立性不强,若失去了相关文字资料的说明,其科学价值将丧失殆尽,所以对这样的资料不仅是一般的通看问题,还得反复地玩味和琢磨。譬如一件生产工具,它的磨损面、磨损程度,在使用过程中维修留下的痕迹,都很有研究价值。而这样的价值光描述它的形制、用途、来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通过调查者的反复琢磨,并结合它的使用场景,才能发现它的全部研究价值。调查者在玩味和琢磨中发现这些新东西,别人很难做到,调查者自己也容易遗忘。发现后在文字说明中加以提示,也非常必要。由于这类资料总类太多,处理时技术性很强,对调查者个人素质的依赖性也很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第三,所有的非文字资料都涉及专门的特殊技术处理。照片需要洗印、放大、处置、编号和说明,还需要插进各种提示符号。照片质量差时,还得做技术处理,提高它的清晰度。录像带需剪辑、配音、打上字幕,编入特定的提示符号,还需要进行翻录。为了形成对比,还得插入其他人的相关录像资料。对录音带,也需要经过剪辑和插入说明。至于实物资料的技术处理更加复杂。对实物标本则需要最后定型和装台。对于文物资料需要打上固定的编号,为了有利于保存,还得做一些特殊的技术处理。金属构件需做防锈安排,衣物需做防霉处理,等等。这些琐碎工作都需要调查者做出安排,甚至亲自处理。
最后,做好各类资料的存储安排。
后处理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对各种资料做出长期储存的安排。这项工作也无法假手于他人,只能由调查者亲自操刀。原因在于谁也不能像调查者那样熟悉这些资料和了解这类资料的性质。从原则上讲,长期性储存,既要有利于日后的使用和检索,也要有利于保护这些来之不易的资料,务使它们在储存之中不至于变质。有些细节很值得向读者提示。如记录的墨和纸都有特定的保存期。圆珠笔的字迹,只能保持两年,超过了这段时限,就会字迹模糊,或者完全褪色。但碳素墨水保存期就很长。做储存安排时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对达不到保存期限要求的文件需要复制,或者用微缩胶卷翻拍,以防万一。纸张也需要特别注意。机械制浆的水浆保存三年以上就会自己朽坏,因此也需要复制备份。对非文字的资料,也有相应的储存技术要求。由于种类繁多,技术性太强,可以通过访问技术专家以获知所需要的知识。
对整个调查工作的总结有四项互相关联的具体任务,即:检查调查设计与执行后果的差异;向主管部门汇报调查的成果;查阅前人的有关文献记载,确定自己的调查成果的价值和地位;编写有关文献的索引,以备个人撰写调查报告时使用。
任何形式的田野调查设计,都不免带有主观臆断色彩,原有的调查设计与实际执行的结果肯定存在差异。因此,在资料的后整理结束后,需要对原有设计进行通盘的检查。完成这一任务的目的,在于发现原有设计的漏洞。这样的漏洞,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不了解被调查对象实情的结果。对这些漏洞进行反思,不仅能帮助调查者加深对被调查文化的理解,还可以为以后的调查设计总结出有用的经验和教训。有时这种反思还能使调查者发现一些有意义的联想,给论文的撰写提供有益的启迪。
对原设计的通盘检查,不等于逐一核对原项目的实际执行结果,或者硬性地找出设计失误的地方。一般来说,这样做的必要性不大。原因在于原设计即使有失误,大多是由于调查者文化的思维惯例造成的后果。这样造成的漏洞具有规律性,只要从自己已经理解的被调查文化出发,找到漏洞的切入点,就能够触类旁通,把原设计的漏洞逐一地清理出来,造成失误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真正关键的工作在于如下两项。
首先是要确定原有研究假设的地位。对原有研究假设,事实上只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调查结果完全证实了研究假设。获得这种机会的可能性不多,但若遇到这种情况,对调查者来说,当然也就很省事了。第二,完全证伪了原有假设。这种情况也不多,但调查者千万不要因原有假设被证伪而感到失望,要知道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原有假设被证伪,调查者还可根据已获的资料做出新的论证,并不会影响调查的成效。第三,更多的是原有假设被部分地证明和证伪。这时调查需要对原设计的概念进行调整,根据所获资料的实况重新赋定这些概念的内涵,以形成新的结论,并以这样的结论作为基础,去编写自己的调查报告、论文和专著。
其次是系统地检查在调查实践中曾修改过的那些原设计内容,并凭借所获资料弄清这些改动的得失利弊。做好这些工作,既有利于调查者深化对被调查文化的认识,也有助于明确有关资料调查背景与原设计的差异,利于廓清按新改动的方案所获取资料的背景,能够较大地提高资料的使用精度,可以避免自己和他人误用此类资料。
总之,要全面检查原设定的调查设计,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例行公事,它也是整个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做得好与坏对结论的成败都能造成相应的影响。
做好调查总结,是另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调查总结一般应包括如下一些内容:一是此次田野调查的经历,二是此次田野调查的主要收获及存在的问题,三是此次调查将形成哪些成果,四是有关经费和消耗性器材的概算,五是有关此次调查的善后工作。做好调查总结以及究竟需要总结哪些内容与调查的组织方式和性质相关。在我国,田野调查大多由国家和所属单位提供经费,因此总结的内容和方式得按有关规定执行。如果是属于个人的毕业学位论文的调查,则应向学校主管部门和导师做出书面的或口头的报告。在国外,有的田野调查者是个人自费或由具体的部门和企业出资赞助,总结的形式自然大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必写成成文的总结报告,只需做出具体事项的说明即可。譬如具体交代经费的使用情况即可,或者只需按出资单位的意愿做出相应的汇报即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类似这种形式的田野调查将会越来越多,调查的总结形式也将千差万别。
调查总结中,查阅前人的文献资料是工作量最大的一项任务,这项工作弹性很大,但对调查质量的影响特别重要,不容忽视。查阅前人资料的目的,在于做实自己所做的这项田野调查在整个田野调查科研中的地位,明确自己调查所获资料的科研价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原则上需要调查者将所有前人的相关资料都通检一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部通读和重新学一遍前人的所有东西,它应当是目的性很强的检索工作。
第一,自己的调查对象前人是否做过调查,并留下了哪些记录,这些记录与自己所获的资料有何雷同、有何差异,甚至有无与自己结论相反的内容。在做这些工作时,对前人所涉及的文献名称、论文名称、调查执行报告名称、页码、出版时间、作者等都应做出尽可能详实的记录,关系特别密切的内容,应尽可能地复印或转抄出来。因为这些内容在以后撰写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著时十分需要。做好这些工作,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并使自己的论文、著作更具说服力。
第二,对前人的调查方法应当作为专项进行查阅。调查方法的差异与调查的结果和形式直接相关。同一调查项目,其调查方法不同,所获结果的形式在表面上会呈现不同的差异。用测量的办法得出的是一组数据,观察法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总结为一段文字,如果用摄影仪器得出来的将是一组照片。这些资料的形式虽然不同,但表现的内容却具有共通性。对前人的调查方法不了解,很可能会误解前人结论的题中之意,如果对前人的方法了解不深,自己所获资料与前人资料的接口就无法编定,以后引用前人资料时,就不能落到实处。如自己的调查社会,前人已经留下了人口记录、户数记录或耕地面积记录,但是如果不弄清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些数据的,在将自己的资料与前人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时,就不免产生失误。
第三,前人调查的理论指导也应当特别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类学传入我国不久,人类学家在理论上各有师承,在我国的人类学家中,学派分歧较大,反映到田野调查中,也呈现纷繁复杂的状况。不弄清各位学者的学术师承,同样无法理解他们的调查资料和他们的结论内涵。
因此,查阅前人资料不能简单地转录他们的结论和资料内容,还有必要对他们的学术思想附加一些必要的说明。这样做,自己引用前人的资料才能更加准确可靠,杜绝断章取义之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很多田野调查资料都是以施政调查的方式获取的,在术语的使用、内容的表述上与正规的田野调查差异甚大。使用这些资料时,都要通过概念、内涵的清理这一关。对资料内容的口径也需想办法衔接,否则引用这样的资料,很难说明问题。对此,每一个调查者都要特别留心。
查阅文献的过程中,需要编好资料索引和内容提要。这项工作从表面上看似乎多余,但其实不然。因为调查者在这种情况下查阅文献与学习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大不一样。他是以自己的调查资料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去查找前人的调查资料以发现其中的异同;因而他获得的感受很不一样。而这样的感受搁置一久,很容易被遗忘。及时编定索引和说明,日后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将启发很大,也能够给论文撰写带来诸多方便。为此,田野调查者应当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
资料整理工作虽然完成了,但还有调查通用工具的归还和移交、所获资料的移交和存储、各项资料的保管方案等,都需要调查者做出具体的建议。我国的科研体制决定了调查工作的通用工具都属于主管部门所有,不像国外那样,大多由私人置备。工作结束后移交和归还通用工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调查所获的资料,在我国也需要向主管部门移交,一般不能私人集中保存,也不能像国外那样举办个人展览会直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
我国的田野调查者,应当遵循我国科研管理的有关规定,做好这些善后工作。不过,也因此派生出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各种文物资料,都应当有相应的存储办法,有的需要防霉,有的需要防锈,有的不能受潮,有的需要避光。这些问题,资料保管人不可能都弄得清楚,调查者最熟悉情况,理当做出相应的建议,以免这些珍贵的资料在储存的过程中因变质而失去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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