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行驶了一百多俄里后,车轮打滑,抛锚了;科尔查文推了推卡车,在沟里洗了洗手,卷起溅满泥浆的裤管,沿一条泥泞的路朝镇上走去,心里直惋惜自己的皮鞋。要是乘车,只需半小时就到镇上了。
这个镇坐落在砂丘上,雨后街上并不泥泞,只有汽车经常行驶的地方,才积着一汪汪水。
科尔查文以前来过这里,所以没有打听就找到了一家食堂——他一早出门,没吃早饭,现在想吃东西了。在食堂里,他脱下潮湿的雨衣,在窗边坐了好久,一边喝着热茶取暖,一边眺望着窗外湿淋淋的树木和穿着秋装的行人,八月里天气已经凉了,又经常下雨。后来他走出来,在台阶旁捡起一块木片刮去裤腿上的干泥,踟躇了片刻,回想一下中央大街在哪儿,就赶去办事了。科尔查文要找区教育局,他是来找工作的。
科尔查文和母亲在本区北面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住过一年。村民逐渐都迁散了,只剩下几家农户;初夏,科尔查文从陆路沿舍加尔卡小河向下游走了四十公里左右(他出生在舍加尔卡河畔),到过几个村庄,其中有个叫叶洛夫卡的村子他很喜欢,于是他们母子俩就决定迁到那儿去。他们本打算马上就搬,可是菜园里的农活把他们耽搁了,他们约定再等到秋天。在叶洛夫卡有一所八年制学校,新学年里那儿需要一名历史教师,科尔查文就指望着这个位置。
“你先给我在这份申请上签个字吧,”他向校长请求道,他们俩见过几次面,谈过话,“签个字吧,要不然一分配别人来,我就落空了。”
“我是愿意签的,”校长坚持自己的意见,“可区教育局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你怎么,亲爱的,不同我们商量一下就录用人了。你还是去一趟,和他们谈谈。如果他们不反对,我是不会食言的。”
于是科尔查文就到镇上来了。
这个镇过去是座商业小城。早先,通衢大道经过这里的时候,这地方很有名,曾有过一排排商店货摊,一年一度还有马市,老远的人都赶来做马匹买卖。时过境迁,如今只剩下一座石砌教堂,也被过于狂热的反宗教斗士糟蹋得不象样子了,还有一些盖有铁皮屋顶的双层木质楼房。区国民教育局就设在这幢楼房里,楼前有高高的台阶,房檐和门框上镂刻着花纹。科尔查文在台阶旁的草地上擦了擦皮鞋,扣好雨衣的钮扣,朝二楼走去。接待室里,打字机响个不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秘书斜视着稿子,打字打得很快;在挂有“区教育局长卢普捷娃同志”小牌子的门边,排队的人等得疲惫不堪,大约有十来个人;科尔查文排到队伍的最后面,站了不到一小时,就进办公室了。女局长身穿庄重的黑上装和一件翻领白衬衣,头发梳得光光的,坐在窗边一幅很大的马卡连科画像下面,手平放在桌上。她没写字,也没打电话,而在接待来客。
“您谈吧,”卢普捷娃请科尔查文坐下后说道。局长的面容很讨科尔查文喜欢。“一张可爱的脸,”他心想,“看来她是个好心人。”
“我是来谈工作问题的,”科尔查文开口说,“据我了解,叶洛夫卡学校需要一名历史教师。”
“您怎么,住在叶洛夫卡?”卢普捷娃亲切地微笑了一下。她也喜欢这位来访者——他很稳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着规规矩矩,诚然,有点儿闷闷不乐。
“不,我住在别处,”科尔查文解释道,“但我去过叶洛夫卡,并同校长谈过。”
“同沃尔科夫吗?”
“是的。”
“他怎么说?”
“他没有意见。您看怎么样?”
“我们确实需要派一名历史教师去叶洛夫卡……您过去做过教师吗?”
“我在中学工作过一年。教过历史。”
“您在哪儿教的?”
“在外乌拉尔。”
“请原谅……那您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呢?”
“这里是我的家乡。”
“好的,”卢普捷娃的声音很平和,是发自内心的。“您带证件了吗?”
“带了,”科尔查文把手伸到内衣的口袋里,马上感到事情的把握不大。上大学前,他在好几个城市居住过,在各种企业部门工作过,但都不满一年;他的劳动手册上盖满了“录用”——“退职”的印章。临上大学前的一段时间里,就连当装卸工也没有任何单位愿意用他了;科尔查文所以能被大学录取,只是因为他在入学考试中成绩名列第一。
卢普捷娃抿着嘴唇,仍然笑吟吟的,她拿起劳动手册仔细翻阅起来。她的嘴唇渐渐松垂下来了,笑容消失了,眉毛惊讶地向上耸起,垂下后又高耸起来。卢普捷娃看到插页,翻了两张——那儿还是同样的印章——就把劳动手册放到一旁。她沉默了一会儿,不知说什么好。
“前一阵您住在……”卢普捷娃抬起头注视着科尔查文,脸色有点变了,“住在我们区吗?”
“住在苏斯洛夫卡,”科尔查文答道,“当时我得和母亲在那儿过冬,休息一下。”
“您怎么……在那以前生病了吗?”
“不,没生病。”
“是在工作?……”卢普捷娃又伸手去拿劳动手册。
“当邮递员。”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邮递员!”区教育局长明显地眯缝起眼睛。
“您要知道,”科尔查文解释道,“在苏斯洛夫卡没有合适的工作,只好干这类差事。我有鉴定……中学的和最近工作单位的……”
卢普捷娃看了看鉴定。
“那现在您想搬到叶洛夫卡去吗?”
“是的,”科尔查文简单地回答道。他已经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区教育局长不知如何办才好。她派来才不久,怕开头就出差错。马上拒绝,她又下不了决心,因为历史教师是需要的,可是凭这样的证件就录用……真是个怪人!过去无论派谁到叶洛夫卡去,总是干了一年就跑掉,那是个穷乡僻壤,这一位却主动要求去。也许他是本地人,所以……他当过邮递员。看来还隐瞒着什么。叶洛夫卡那儿是该派人去的,离开学只有两星期了。派谁去呢?委派来的人都分配到各校去了,“调动”谁也不行。州教育局又不答应再增派,说没有人了。看来只好派一名没有考取大学的前届十年制毕业生去。以往急需教师的时候,通常也是这样做的。实在利少弊多。而这个人受过高等教育,又教过一年书。如果试试呢?……打发他去见尼科林,让尼科林决定吧。万一出纰漏,随时都可以推说是他决定的。
“事情是这样,”区教育局长说着把证件还给科尔查文,“您得去同尼科林同志谈一谈。这个问题我本人不能决定。问题是我们录用文科教师,都要征得他的同意和许可。如果谈成了,您就回来拿委任书。尼科林离这儿不远。转个弯,有一幢砖瓦大楼。在二楼。”
科尔查文收起证件,告辞后,就走了出来。他走近的大楼旁停放着几辆蒙上油布的“嘎斯”牌小轿车;一位女值班员坐在前厅,盘问所有来访者的身份,问他们上哪儿去,有什么事。她要科尔查文脱下外衣,仔细察看了他的脚,然后才放他进右边的侧楼,并告诉了办公室的号码。
科尔查文悄然无声地走到他要去的房间门口;由于在走廊和楼梯上全铺着地毯,所以没有脚步声。尼科林似乎正在等他。
“您从卢普捷娃那儿来吗?”他起身迎接。“请坐。”
办公室很大,有两个窗户,擦拭过或是上了清漆的镶木地板闪着寒光;地板上,从门口经过桌旁到几张椅子那边(象走廊里一样)铺着一条狭长的地毯,科尔查文不由自主地踮起脚走到墙边坐下。尼科林坐在光滑的办公桌前,桌上摆着一架白色电话机和一些公文。他很年轻,瘦瘦的,浅褐色头发朝后梳着,面孔长长的,灰白眉毛下面藏着一对深邃的眼睛,睫毛白白的;他身穿带小花点的棕黄上装,浅色的衬衫,打着领带,上装的折领上别着一枚大学徽章。
办公室里悬挂着两幅画像,一幅在尼科林的头顶上方,另一幅在对面墙上;谈话时,他偶尔抬起眼睛看看对面那幅画像,——多半是在他谈得来劲的时候。
“到我们这地方来长住下去吗,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尼科林挪开公文,含笑问道。“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了吧。”他纠正刚才的说法,更和气地笑了笑。
科尔查文心里明白,尼科林是从卢普捷娃那里知道他的名字的,他回答说:
“暂且住一段时间,以后再说吧。哪能预料呢?……”
“您想在学校工作?请把您的劳动手册给我看看。”尼科林没有一页页浏览手册,而是一下子翻开插页,看了最后的一些记录,便搁到一旁了。
“历史教师我们是需要的,”他证实道,“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请您谈谈自己的情况吧。当然要简明扼要。对于我们录用的人,我们应该有所了解。”
“好吧,谈谈自己的情况。”科尔查文心情压抑地开始说。他从来不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坦露自己的一切。可是尼科林的声音是和善的,他的最后一句话多少使科尔查文抱有一点希望。
“我出生在苏斯洛夫卡,”科尔查文开始叙述,“在区的北面,那是在战争前一年。父母都是农民。父亲五三年死了,他在战场上负过伤。正巧那年夏天我七年制学校毕业。留下我们三个孩子在母亲身边。我是老大,在自己村里放了两年牛,后来才进城,起初在工地上干杂活……”
科尔查文回忆起当年离开苏斯洛夫卡的情景,他走一段路,搭一段便车,他瘦瘦的,背有点儿驼,穿着厚油布高统靴,背着一个装着萝卜丝馅饼的口袋。他住在城郊姑母家临时搭的简易木房里。木房长长的,房间有十四平米,他们五个人都住在那里。每天晚上他才从搬运砖头的工地上回来;春天他加入了鄂毕河志愿搬运队,同大伙儿一起为下游来的驳船卸货,睡在岸上;秋天,雨季一到,他就去乌拉尔了,从那儿又去了白海,深秋,他前往摩尔达维亚,那里暖和些。入伍以前,他就是这样走南闯北。他服役时还不到年龄,曾经两次要他缓期报名。
“后来……”科尔查文抬起眼睛。尼科林微微垂着头,留神地看着他,频频点头,表示同情。“后来参军,上夜校,念大学。”
“这么说,我和您原来是同岁,”尼科林微微一笑。“您什么时候满三十周岁?”
“今年三月。”
“三月。我是十二月。您抽烟吗,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请坐过来一些。”尼科林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整包香烟。“烟缸在这儿。”他把火柴递过来。
两人抽起烟来。科尔查文深深吸了两口,马上觉得双腿发软,因为他在食堂吃得太差了。
“您是哪里毕业的?”尼科林用手赶开烟雾。
“沃罗涅什大学。”
“我是喀山大学毕业。那是个最古老的大学……啊,大学时代!”尼科林朝科尔查文凑近些。“那些年真象过节一样。不是吗?!”
“是的,”科尔查文赞同道,“是这样。”
他自己在整整五年里,总是每隔两天就到货站去卸一天车皮,然而学习毕竟是他的唯一爱好,他时常缅怀那些岁月。
“要知道,我本人也是学历史的,”尼科林说,“到了高年级,我热衷于心理学了。在分配前,拉多姆斯基教授——您听说过吗?是位著名专家——问我:‘喂,年轻人,您想从事什么工作?我劝您留在教研室吧。’可是我拒绝了。您知道吗,人家会说闲话,说我有靠山,说长道短的……我想先干干普通工作,副博士论文我反正总要写的。工作了一阵子,后来就调到这里来了。顺便问问,您学位是不是已经……”尼科林问道,但他一秒钟也没有忘记来访者的意图。
“不,没有,”科尔查文抢先说,他似乎被烟熏得眯着眼睛。
“这里工作一大堆,”尼科林把手举到头顶上比划着,“完全脱不了身。听说同学们已经在写博士论文了。”
他又点燃一支烟,靠到椅背上,使劲地吸着。
“是啊,心理学……其中有许多模糊之点!您有没有读过勃柳明施坦最近的著作?我建议您读一读,这老头儿思想很独特,不过,您知道,对某些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科尔查文把烟蒂放入烟缸里,重又回到墙边。这样不拘礼节地坐在负责干部身旁,总感到不自在。
“对了,”尼科林想起正事来,“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申请到学校去,过去又教过一年书,不过要知道,您所受的教育,对不起,完全不是师范性质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您要知道,”科尔查文象通常一样曲着背坐着,架起一条腿,手指交叉着放在膝盖上,“我们的系主任与众不同。毕业前,他把大伙儿召集起来问道:‘谁在学习期间对自己职业的兴趣冷淡了,请马上承认。不会受到训斥的,我们可以安排别的工作,譬如到学校去。’我们有三个人申请当教师。”
“难道有这样的事?”尼科林很吃惊,可是暗中在想:对方是在文过饰非吧。“据我所知,您这门专业的人才一向是到处需要的。而您对历史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吧?”
“为什么呢……我们学过通史、俄国史。当然是偏重法学方面。要知道,我不仅能在一般学校任教,也能在中等技校任教。”
“是这样,是这样,”尼科林拿起劳动手册,仔细翻阅起来。情况千篇一律:自愿退职,自愿退职……
“我的鉴定在那儿,在插页的末尾。”科尔查文提醒道。
“就算写得不错吧,那是随便怎么写都行的,”尼科林一边翻阅手册,一边思忖。“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他没有坚持在一个单位工作下去?看来,他可能酗酒。”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尼科林把手册放到一旁,“请问,您对酒持什么态度?”
科尔查文不知回答什么好。他已经不象谈话开始时那样对尼科林抱好感了,而尼科林现在不再面带笑容,他的声音平平淡淡。
应当回答,但科尔查文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说喝酒吧,会把事情搞糟。说不喝吧,对方又不会相信。周围的人都喝酒呀。
“喝一点,”他闷声闷气地说,并补充道:“偶尔喝一点。”
“是这样,是这样,”尼科林不时地用手指敲击着桌面。“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当然已经成家了。您夫人……她文化程度怎么样?假如您到学校教书,她干什么工作呢?”
“我不和妻子一起生活。”科尔查文迟疑了一下,不乐意地回答。他无论如何不愿谈这件事,所有这一切对他都是,不利的。但他仍然对尼科林抱有希望。不谈是不行的——如果安排工作时突然要求出示公民证,那上面有离婚的印章。他一说出口,就感到懊悔。他发觉本来就变得一本正经的尼科林,态度更严肃了。
“如果不保密的话,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呢?”
“对不起,”科尔查文站起身。他已经明白,在这里他也失败了。“对不起,我根本就不想……”
电话铃响了,这使科尔查文和尼科林摆脱了窘境。
“对,”尼科林对着话筒说。“对,当然记得,”他看了看手表。“这样吧,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尼科林放下话筒。“一星期后,您再来找我或者卢普捷娃,最好找卢普捷娃。现在我不能给您任何明确的答复。问题是州教育局(这借口是他临时想出来的)答应增派一个人到我们这里来。如果不能及时派来,我们就用您。”“我们将派一名十年制女毕业生到叶洛夫卡去,”尼科林立刻想到,“这样风险小一点。如果科尔查文决定再来一次,那就说州教育局已经派来一位专业教师。”
谈话到此本可以结束了,可是尼科林还在拖延。他觉得余兴未尽。他还想向科尔查文问点什么。其实,当尼科林看了看科尔查文的劳动手册后,他的问题早成定局了。接受这样一个不愿干本专业工作、又不和自己妻子生活在一起的人参加工作,尼科林是无论如何不肯这样做的。谁晓得他在课堂上会给学生讲些什么呢?也许会信口雌黄,捏造史实。可是马上回绝,又觉得太生硬。于是尼科林就攀谈起来。虽然谈话很自然——尼科林同来访者谈话,如他所说,总是力图做到“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可是现在却疏漏了什么。有个问题漏问了。科尔查文如果回答这个问题,他的一切也就暴露无遗了。
“请问,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当科尔查文已经站在门口的时候,他问道,“请问,您有没有被判过刑?”他目不转睛地直盯着科尔查文的脸。
科尔查文朝尼科林转过身来。不,除了好奇而外,尼科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科尔查文心想,他自己绝对不会在这样一间地板光滑、挂有画像的办公室里办公,打着领带,佩着纪念章;他科尔查文绝对不会象这样站在摆着白色电话机的办公桌前,向来访者赤裸裸地提出种种可怕的问题。
尼科林等他回答。
“坐过一阵牢,”科尔查文干脆承认说,“有这么回事儿。”
“果然如此,”对方的话给尼科林印象极深,“果然如此!不出我所料!”
“犯的什么罪?”他把身子凑近科尔查文,紧张地踮起脚问,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奸污幼女罪。”科尔查文同样轻声地回答。他推开轻便的门,走出大楼。
他已穿过了广场,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潘克拉托夫!是啊,潘克拉托夫,他一定在这儿。母亲说过:“雅可夫在区里工作,听说还是个大领导。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去求求他。他是你父亲的朋友。”
科尔查文转身走了回来。
“你忘了什么吗?”女值班员迎面问道。
“我想见见潘克拉托夫,他现在在哪儿?”
“潘克拉托夫到区里去了,”女值班员什么都知道。“明天才回来。您早上来吧,九点钟接待。”
科尔查文回旅馆去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科尔查文去见潘克拉托夫。接待室里已经有很多人。科尔查文没有在走廊里排队,而是坐了下来。他最后一次看见潘克拉托夫大约是在十年前,那时潘克拉托夫还住在苏斯洛夫卡,当畜牧业队长。这些年来潘克拉托夫担任过许多职务,从集体农庄办事处一直爬到这间办公室,接待室里还设了个秘书。“鬼知道现在该怎么对待他,”科尔查文心想,“他还记得我吗?”
九点差五分,潘克拉托夫出现在走廊尽头。科尔查文记得他过去穿的是毛衣,长统胶皮靴上沾满牲口的粪便;现在潘克拉托夫穿着西装,手臂上搭一件尼龙雨衣,只是还按庄稼人的老习惯戴着鸭舌帽,他的头很大,铁铸般的前额已经秃了。科尔查文想象不出这个头上会戴别的什么帽子:无论是礼帽,还是无檐软帽,他只可能戴这顶压扁了的鸭舌帽。看来,潘克拉托夫即使高升之后也忘记摘下它了。潘克拉托夫个头很大,双肩下垂,他步履沉重,慢慢地走着,地板似乎在他脚下凹陷下去。当他快走近接待室时,科尔查文站了起来。
“我找你,雅可夫·福米奇。”他声音很低,不想让排队的人听见。
“什么?”潘克拉托夫停住脚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不喜欢别人在走廊里拦住他。“您来访登记过吗?”
“没有!”科尔查文微微一笑,“没有登记!我想,苏斯洛夫卡来的人是会优先接待的。”
“是科尔查文,对吗?”潘克拉托夫仔细打量道,“你怎么在这儿的?你不是在别处吗?”
“在别处呆过,眼下在这儿。住在苏斯洛夫卡,和母亲一起。”
“找我有事吗?”
“看望一下。”科尔查文笑了。
“等接待完了,你再来吧,”潘克拉托夫皱起眉,穿过让开路的排队的人群,走进办公室。
接待开始了。科尔查文两次到街上去抽烟。时间慢慢地过去。当最后一名来访者出来后,潘克拉托夫开了一条门缝。
“进来吧,”他朝科尔查文点点头,并对女秘书说:“半小时以内我没空,不要放任何人进来。”“喂,你好啊,”他关上门,伸出手来。“在走廊里谈话不方便。坐吧,谈谈日子过得怎样。你不是在哪儿念过书吗?母亲身体好吗?”
科尔查文环顾四周。办公室里有两个窗子,但房间大概比尼科林的大一点,可墙上只有一幅画像。靠墙摆着一长排椅子,有两张桌子。潘克拉托夫坐在一张桌前,另一张小一点的桌上有一对电话机,一瓶矿泉水。
“他们俩究竟谁大呢?”科尔查文揣测着,“看来是潘克拉托夫大,尼科林那儿没有矿泉水。”科尔查文在走廊里等候时,潘克拉托夫一直在听来访者谈话,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又不由得想起科尔查文来,猜不透对方为什么突然来见他。早在一年前,当潘克拉托夫刚到这间办公室任职时,他就料想过,现在邻里、亲戚听说他高升后一定会来找他,求这求那,——一定会的。潘克拉托夫最怕这类事。可是一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来过,没求他帮过什么忙。科尔查文是破天荒第一个。
“我和母亲拿定主意想搬到叶洛夫卡去,”他说,“买了一座农舍。苏斯洛夫卡的人差不多都跑散了。”
“听说过,”潘克拉托夫点点头。他已经久离故乡,同时也无思乡之情。回想起来,那儿尽是些畜棚,邋里邋遢,骂声不绝,办事处的地板上被人踩得肮脏不堪,到处是烟头。
“在叶洛夫卡,我看中了一件工作——到学校当教师。同校长谈妥了,我到这儿来申请,他们不肯用我。我找过卢普捷娃,找过尼科林。也许,你给出出主意吧。”
“他们说什么?”潘克拉托夫蹙着眉,瞟了科尔查文一眼。
“什么也没说。主要是问,问长问短。”
“在这件事上我帮不了你的忙,”潘克拉托夫喘起粗气来。“我不能对尼科林发号施令,他职位比我高。对卢普捷娃也同样如此。要知道,我基本上是管事务的,管住房问题的。当然,我可以打个电话,不过用处嘛……”他拨了电话号码。“卓娅·阿列克塞耶芙娜!您好,我是潘克拉托夫。科尔查文为了找工作见过您吧?见过……是这样……对……明白了……明白了……”他一面对话筒说话,一面睨视着科尔查文。放下话筒后,他请求说:“请把劳动手册给我看看。”他翻了好久,肥大的鼻子里嗤嗤作响。
“反正不行。为了高工资不安心工作!凭这样的证件,亲爱的,你不该到区教育局去,而应当报名到科累马河去干活——那样做才对。而且也未必会录用。你怎么还有勇气去找卢普捷娃,我真不明白。为了追求高工资不安心工作,如此而已。”
“可是劳动手册算什么?”科尔查文忍住性子问道。
“怎么说算什么呢?”
“是啊,到底算什么?何以见得我工作得不好?”
“何以见得!这上面有无数个印章,情况就是如此!一清二楚的嘛!你不妨证明一下你的表现不错!你为什么放下细木工不干?”潘克拉托夫指着手册上的记录,“这一行有什么不好?干干净净的……一辈子不愁没面包。可你干了一年就走了!”
“是的。”科尔查文承认说。“可那儿只是做些框子架子——再没别的了。这些我早就会做。我辞职以后去干电工了。”
“那么电工活为什么又不干了呢?你干吗又心血来潮到彼乔拉去?”潘克拉托夫脖子涨得通红。
“小伙子们都到工地去,我就和他们去了。我觉得到新地方去看看很有意思。那儿我一回也没去过。”
“很一有一意一思!”潘克拉托夫慢声慢气地嘲笑说,“你们瞧,他觉得有意思。因此你就东游西荡,到了三十岁登门求人了。如果你安心在一个地方干,坚持不懈,现在既会有一套住宅,住宅里还会……”
他气喘吁吁,抽起烟来,火柴划断了好几根。科尔查文注视着他。
“我不是自吹自擂,你听我说说并没有坏处。你记得我起初的情形吗?是个管仓库的,是个统计员,常和牛粪马粪打交道。可现在你瞧,”潘克拉托夫点点头,“镶木地板。我什么都经历过了。”
……潘克拉托夫起初不是管仓库的。他当仓库管理员,那已是他悟出一些处世之道以后的事了,仓库管理员——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此潘克拉托夫就青云直上了。
象所有的农民一样,潘克拉托夫起先照料牲口,耕地,造农舍。而仓库管理员——这已是个职位,大小是个官儿。每当区领导人坐小汽车来到苏斯洛夫卡时,潘克拉托夫总觉得自己当时的处境太平庸了。
“而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坐小汽车呢?”他暗暗自问,“他们能,可我就不能。难道我一辈子呆在仓库里,给挤奶员发皮靴发桶吗?不。”
于是他开始向上爬。他在畜牧场当了一阵子队长——这已是第一步。他开始在会上发表讲话,一次又一次。批评缺点,提出克服缺点的种种措施。批评那些他不必担心的人,尊重那些职位高并且可能步步高升的人。潘克拉托夫引人注目了。除了天生机灵和有庄稼汉的本事以外,他在学校还学过点文化。潘克拉托夫花了一个冬天埋头攻读,带着良好的鉴定到了区里,进了技校的会计函授部。一年后,转到国营农场总会计科。又过一年,他当选为工会委员会主席,工人合作社主席,主管总务的国营农场副场长,如此等等,直至坐到这间有两架电话机的办公室里。这时,潘克拉托夫对自己说:
“好了,雅什卡,够了!没法再往上爬了。会滑倒的!”
现在他住在只有区领导人才能居住的楼房里;他的住宅共三个房间,其中一间的角上摆着电视机,专用的小桌上放着电话。墙上挂着壁毯,地板上铺有便宜一点的地毯。
小汽车也有了。休息日想去湖边打打猎,坐上汽车就去了。想同老婆去采蘑菇、采野果,那就请吧。不必向任何人汇报。
潘克拉托夫望着科尔查文,心里很恼火。他不明白,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怎么就不能管好自己呢。该怎么帮他忙……给尼科林打电话也没用。科尔查文走后,尼科林会在某个时候某种场合扬言,他潘克拉托夫竟为这种人奔忙,而他的证件……
“你该先来找我,”他烦恼地对科尔查文说,“然后再去见卢普捷娃。可你不知天高地厚地瞎闯。鬼知道和他们胡扯了些什么。你干吗胡说你被判过刑?!”
“我没坐过牢!”科尔查文立起身,在办公室里踅来踅去,“他们问这问那,问得我心烦,烦透了。如果不需要我,那就干脆说好了。”
“而你想怎么样?‘烦透了’。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应该了解人嘛!而你从大街上跑去,马上就要求分配。况且还带着这样的证件。”
“问题不在于证件。一个人坚持要到学校教书,他们觉得很奇怪。可是教师从农村跑掉,就没有一个人觉得奇怪吗?”
“你胡扯被判过刑,”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现在你试试看,让他们相信这是假的吧。你们科尔查文家的人都喜欢胡说八道。你父亲就常常大嚷大叫的。”
“你别提我父亲t”科尔查文激动起来了,“他没向你讨过面包。你自己倒向他讨过,回想一下五一年吧!”
“那又怎么啦……我就没有帮过他忙吗?你哪儿知道呢?”
“我知道你帮的忙。”
“你抛弃老婆,想必在娘儿们堆里偷鸡摸狗的!”潘克拉托夫发起狠劲来,“为什么不同老婆一起生活?”
“关您什么事?”科尔查文火冒三丈,朝桌前跨了一步。现在他真后悔到这些办公室来。“一起生活,不一起生活,关您什么事!怎么,我得向每个人汇报吗?!”
“你别嚷。这可不是在你们集体农庄办事处。”潘克拉托夫斜睨着门。
“抛弃老婆!您猜得好快呀!也许是她抛弃我吧!”科尔查文气得头直抖,他火气一来就会如此。“我在州里教了一冬的书,而她这条母狗,随随便便就跟别人搞上了!”
“好吧,好吧!”潘克拉托夫皱着眉头,“不一起生活就不一起生活吧,关我什么事!问问都不行吗?坐下,你跳什么?”
“‘偷鸡摸狗’!”科尔查文咬牙切齿地说。他平静不下来。“你们五十来岁个个成了正人君子。你没有偷鸡摸狗……津卡·扎基莉娜是谁养的?!”
“什么津卡?”潘克拉托夫象狼一样转过身来。
“就是你胡搞出来的那个。”
“得了吧,你别说这事儿了,”潘克拉托夫脸红得发紫。“这还需要证明。”
“要证明什么,全村人都知道。”
“好吧,”潘克拉托夫把手掌放到桌上,“扯这些闲话没意思。言归正传。你到学校去的事,应该承认,绝对办不成。”
“让它见鬼去吧!我随便上哪儿就个业,工作总能找到的。”
“你别发神经了,随便就个业……你有母亲。你回到叶洛夫卡去,打算干什么工作呢?”
“到畜牧场当饲养员。”
“那么——……那又得从头来。那你以前干吗去上学,把裤子都磨破呢?这里也能找到个工作,就是没住房,问题在这儿。我没法帮你解决住房。我们房子造了两年多,怎么也竣不了工。不是缺这就是缺那。一幢房子二十个单元,而排队的就有五十户。你现在住在哪儿?住旅馆?咱们这么办吧,过了休息日你上我这儿来一趟,这段时间里我找人谈谈。好,就这样。”他站起身,伸出手来。
科尔查文出来了,在门外等候的人惊奇地瞧着他。
潘克拉托夫站在窗口,看见他竖起雨衣领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穿过广场慢慢地走远了。
“绝对办不成,”潘克拉托夫心里想,露出了厌恶的表情。他离开窗口。该办公事了。
下午,科尔查文在镇上转悠,留神地观察。他到过面包厂、采购站。到处都需要装卸工、卫生设备装配工、清洁工。科尔查文曾经当过卫生设备装配工,哪怕先去面包厂干干也行,可是在干部科谈工作之前,人家总先查问公民证上有没有盖上登记住址的印记。就这样,他绕过一条条街,最后来到区报社旁边。他走过去又转回来,站了片刻,犹豫不决。门上没贴什么布告。如果进去试试呢?大学时代,科尔查文当过墙报编辑,假期里随同建筑队外出劳动时,州青年报上还发表过他的几篇短文。
“去试试吧。”科尔查文拿定主意,拉了拉门上的把手,走进去是一条小小的走廊。右面,从敞开的门里传出机器的声响,——“那是印刷机。”科尔查文猜想;左面,又有一条走廊,走到尽头看见门上有块“主编室”的小牌子。科尔查文敲敲门,听见里面有人大声喊“进来!”于是就走进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只有一个窗子,窗边的桌子前坐着一个人,厚厚的嘴唇,鬆鬆的头发,高领毛线衣外面罩一件深色外套。右面的空袖子塞在衣袋里,主编左手紧握一支多棱角的粗铅笔。他用这支铅笔灵活地修改着刚印好的报样,在上边打着引号、问号和惊叹号。
“请稍等一下,”主编点点头,让他在椅子上坐下。“见鬼。我说过要用另一种铅字,就是不,真是固执己见……就——这样,”他在最后一行打上着重号,扔下铅笔,把手指伸屈了几下,让手指活动活动。
“有什么事吗?”他问道,这时科尔查文看见主编长着一张圆圆的乐呵呵的脸,脸上麻点很多,长长的皱纹一直延伸到颧骨上。
“你们需要人吗?”科尔查文瞧着一旁问道。
“人,我亲爱的,总是需要的,”主编笑了,“需要好人。你是来找工作的?我们的农业版需要文字编辑。文化程度怎么样?是这——样……没有在报社干过吗?没有!过去做过什么工作?有劳动手册吗?好,拿来看看!”
“我早就料到了。”科尔查文心里嘀咕着,再次拿出劳动手册。
“是这样,是这样,”主编很快浏览着,“在不少工厂干过,明白了。”
“我,您知道吗,”科尔查文自惭地解释道,“早就开始工作了。那时还不满十六岁。因此干过各种行业……我最后的鉴定很好……”
“干过各种行业,这很好,”主编打断他的话,“就是说,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有各种体验。而这是主要的。如果你在一个劳动组里呆上四十年,成天做锁,那有啥意思?自己也会无聊得生锈的,对吗?!”主编又笑起来,开始摸香烟。“我年轻时走遍半个俄罗斯,什么都想看看。只有趁年纪轻到处走走,年纪老了才有东西可以回想。你别把鉴定塞给我,它能这么写,也能那么写。你同领导关系怎么样,鉴定就会怎么样。是这样吧?我亲手写过几十份。你给我工作一阵子,在困难中表现一下自己,到时候就能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了。就是这样。”
主编欠起身子,用拳头敲了敲墙壁,喊道:
“谢苗内奇,来一下!”
进来一个身体肥胖笨拙的白发老头儿,眼镜架在额头上,手里拿着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
“谢苗内奇!”主编坐到窗台上,倚着窗框。“给你个新的文字编辑,认识一下。”
“你至少了解用的是什么人吧?”老人眼睛不看科尔查文,不满地瓮声瓮气地说。“你马马虎虎凑些人来,弄得我活受罪。上次你录用一个人,可他醉得连话也说不清。”
“那没关系,”主编并不觉得尴尬,“那次我错了。可你怎么,从来没有错过?有的人希望来工作,有的人哪怕只用一天也行。咱们就这么办,谢苗内奇。试用他一阵子。试用期一星期,好吗?马上派他去出差,到远处农场去一两天。去搜集材料。让他采访一下,加工之后交给咱们。咱们看情况再说。行就录用,要不行——那就对不起了。好吗?”他问科尔查文。“今天星期几?是这样……那就星期一九点以前来上班吧。劳动手册先放我这儿。再没别的了。再见。”
所有这些话,主编说得又响又快,一会儿看看科尔查文,一会儿瞧瞧负责农业版的老头儿。他的嘴唇不停地动着,时而咧开嘴笑笑,露出一口完好无损的大牙。
“真没想到,”科尔查文走到台阶上才醒悟过来,“他怎么没有问起公民证上登记住址的印记呢?怎么办?这几天该找个老太婆,租半间房住下来。事后再对主编说明一下,要紧的是要经受住这次考验。”
“要是录用了,”他在去旅馆的路上盘算着,“我就给母亲写封信,让她冬天自个儿克服一下,开春前也许这里能安排到住房。”
曹国权 程家钧译
(译自阿福宁小说集《红莓子》,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莫斯科,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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