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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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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论怎么说,女人总是挂念孩子的,孩子左右着她,使她得到升华。许多女人给儿女写信,并且收到了回信——是从幼儿园,从寄宿学校写来的。她们收到信,读着上面的三言两语,号啕大哭,而信里的话一般都是:“妈妈,你快点儿释放回家吧!”

克拉娃目睹一位绝望至极的女人——三个孩子的母亲——怎样用手抓挠砖头,以致手指鲜血淋漓,涂得墙上满是血污的情景。她在狱外时,行为放荡不轨,触犯了刑律,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关进了监狱。瞧,这会儿她披散着头发,号啕大哭。进了监狱,离开了孩子,她一下子清醒了:

“我干了些什么呀!我是怎么活的呀!”

克拉娃没有这种感受,没有,她完全是另一回事,触犯的是另一种条款。她可能不被别人理解,但还可以解释清楚,只是她所受的惩罚——要比什么都可怕!没有帕维尔的信。没有儿子的音讯。

她又给他父母写了一封信。

还是没有回音。

她写了一份申诉,给区执委会,给未成年人事务委员会。复信非常冷淡:“孩子在正常的条件下生活。”

绝望之中她甚至想给“靠山”写信,但是,她克制住了自己:他干吗要跟她这种人发生联系?

她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放在唯一的幻想上——提前释放。

她被释放了。她服了两年刑,原判为三年。

法律是人道的,这是没有什么说的!如果在监狱里好好干活,你还能积攒些钱。在你出狱时,会一起发给你,一个不缺,一个不少。这是老茧子和汗水的代价。克拉娃到了市场上的委托商店。花上几个卢布买了穿戴。完全过得去。有什么办法,别人穿过的衣服,别人的爱好,不过,这正是她幻想的朴素而平凡的东西。

她照了照镜子:从前那位有着一对弯眉的美人到哪儿去了?一个干瘦的女人,难于说出准确年龄——三十是她,五十也是她。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

黄昏时分,火车开进了克拉娃曾经住过的城市,这个钟点对她非常合适。

在夏日的暮色中,人们的脸庞显得模糊不清。这非常好,免得人们认出来她。

克拉娃手里提着一只布袋——这是她的全部财产。她上了月台,迟疑着。她来到了目的地,可是,下一步往哪儿去呢?

没有出差证明别想住旅馆,这点她非常清楚。蹲火车站吗?

她进了车站大楼,为了不妨碍别人,在角落的窗户旁找个地方坐下,打起盹来。

半夜里,她醒了——有人推她的肩膀。一位民警站在面前,问她,看来已经不是第一遍了:

“您干吗呆在这儿?干吗……”

“等火车,”她撒谎说,随便说了个城市的名称。

“那趟车晚上才有嘛,”民警半信半疑地说。他踌躇了一会儿,要求说:“您的证件!”

她出示了释放证,这是她唯一的证件。民警面露愠色,立刻改变了腔调:

“早上就得离开这里。”接着,他行了个举手礼,补充说:“市内六点开始通车。”

克拉娃打了个哆嗦。现在她面临着许多这样的考验。需要找工作。得报上户口。她明白,到处都会象这位民警那样对待她。

她蜷缩起身子,又蒙蒙眬眬睡过去了。又有人推了一下她的肩膀。

“女公民,抬抬脚,打扫卫生了!”

附近有一架打蜡机正在嗡嗡地响着,一位身穿灰大褂的老太婆站在克拉娃的跟前,手里拿着一把湿刷子。

还没等克拉娃仔细地看她,老太婆就大声地喊了起来:

“上帝啊,这不是克拉娃吗?”

克拉娃慢慢地清醒过来,从两年的囚禁生活一点点摆脱出来,紧张地回忆着半忘却的面孔:她是谁,谁呢?

“我在托拉斯干过活,你当时刚上班,”老太婆布满皱纹的脸漾着笑意,“大家叫我帕莎大婶。”

还是在托拉斯!如果是确有其事,那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克拉娃不住地点头,可一丁点儿,咳,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而这工夫帕莎大婶对她说:

“我听说过你的不幸,我知道,哎呀你,上帝,你是打那儿出来的吗?”老太婆猜对了,她举起双手拍了一下,在长凳子上坐下来。“你这会儿上哪儿去呢?”

克拉娃低垂下头,一声不吱。怎么回答——上哪儿去?当然喽,她没有家。在法律上,她无疑是有家的,她有一套二室的住宅,现在还可以分开住,可难道她顾得上这个吗?难道她能在这个城市住下去吗?这里人人都记得乘坐黑色“伏尔加”的有权有势的美人。

“看儿子,”克拉娃说道。

“看儿子!”帕莎大婶象回声似的应道,“他在哪儿?”

“在前夫那里。”

“你就在这儿过夜吗?”

克拉娃耸耸肩。难道她是在过夜吗?她是在等着早晨。

帕莎大婶忙了起来,她嘱咐克拉娃等一会儿,哪儿也别去,千万别走开。她很快就又来了,已经换了衣服,接着就:带克拉娃到她家里去。

帕莎大婶住的离车站不远,小房舍挺幽静,带座小花园。园里栽着黄花、金绣球,跟克拉娃母亲在库班的家的一样。克拉娃在窗旁坐下,失声痛哭,可能是第一次真正地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这个帕莎大婶!莫非真的有无私精神吗?她把克拉娃叫到家来,供她吃喝,对她说:住吧,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要是需要,我去给你报户口。

克拉娃稍事梳洗,整理了一下,浑身无力地坐了下来。她嘶哑地恳求说:

“帕莎大婶,您陪我去一趟!我一个人不成!”

于是两个人,一个老太婆,一个中年妇女,在炎热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着。她们走着,象是在闲逛,又象是因为极度悲痛而默默地行进。

穿过小巷,走上大街。克拉娃把头巾拉到额头上,拉得越来越低,渐渐变成了帕莎大婶那样的老太婆。

大楼到了,这是大门口。她的小轿车就曾停在这里的人行道旁,她象只牝鹿似的从车里跳上柏油马路——自信,年轻,有权有势。

大门口旁的长条凳上,坐着几位妇女,克拉娃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们一点儿也没有改变的面孔。

心在突突地跳,克拉娃寻思,在监狱时,她可以允许自己胡思乱想,忘掉罪过,认为那同她无关。但真正的惩罚是在这里,是在狱外开始的。

她应当迎着坐在长凳上的女邻居们再迈一步,帕莎大婶轻轻地推着她,可是,克拉娃迈不动步:两条腿麻木不仁了。

她终于迈了一步,用异样的声音说:

“你们好。不认识了吗?我是克拉娃。”

“克拉娃?克拉娃!”

女邻居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慌的神情(毕竟是从监狱里出来的),还夹杂着同情(毕竟是活人,是熟人)。

“我的儿子在哪儿?”克拉娃问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你们不知道吗?”

她们知道。她们争先恐后地向她解释说,廖尼亚奇卡到爷爷奶奶家度夏去了。

“但他们不会让你见的,”有个妇女说。

“为什么?”克拉娃问道。

“为什么!为什么?”其他的妇女也表示忿忿不平。

“并没剥夺我做母亲的权利啊,”克拉娃说,想要证明些什么。

“说不好,”了解情况的妇女说,“这是帕维尔说的。亲口对我说的。”

克拉娃同帕莎大婶离开了大门口。身后传来叹气声、窃窃私语声和尖声尖气的一句话:“财产全没收了。”

就是说,不仅财产没收了,连儿子也没收了。

克拉娃渐渐清醒了。她找了个电话亭,拨动熟悉的号码,要帕维尔接话。

“您是谁?”自然的问话。

“熟人,”话回得很不自然,但是很准确。话筒里转来男人的轻笑声,接着是沉寂,最后是帕维尔问:

“你是谁呀?”

“我。克拉娃。”

她不再迟疑了,她不想回首过去的事。她感兴趣的只有未来,只有廖尼亚奇卡。

“儿子在哪儿,帕维尔?我想见见他。”

“见见他!”帕维尔的声音是冷冰冰的,“你配吗?”

她气忿已极——真想大叫一通,骂他几句。但是,克拉娃克制住了。

“我获释了。谁也没有剥夺我做母亲的权利。”

“想得倒好!”帕维尔气忿地说。

“是的,想得好!”她喊叫道,“你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但是为了使你明白一切,干脆对你说吧:儿子我不会给你。你会把他教育成……”

他不再作声,中断了自己的话。

“我要把他,”克拉娃说,“教育成一个人。”

“听明白了吗?”帕维尔问道。“儿子我是不会给你的,任何法庭都不会判给你的,不过,让你看看他倒是可以的。只看一次。明天你可以到他那儿去。他在我父母那里。我会打电话通知他们的。”

话筒里响起了短促的笃笃声。

真想不到,竟是这么简单!克拉娃没有感到揪心,看来他也毫无所动。

一切都结束了。

该是回到故事开头那封信的时候了。

它象音叉一样,发出的音响可以检验旋律的纯正程度。

每件事上都有个音准问题,——这很重要。音准在这里,在恢复逝去的,或者忘却的,或者不堪回首的复杂的感情问题上,也非常重要。

“我有两年没见儿子了。但是,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了:我事先打过电话,得到会见儿子的准许后,便乘车到他那儿去了。熟悉的房子,我推开篱笆门,看见了儿子:他正站在花园的小径上。我两腿发抖,觉得天旋地转。我眼望着儿子,走近他:

“‘你认识我吗?’

“他垂下眼睛,回答说:

“‘认识。’

“孩子的小脸上,既没有流露出喜悦,也看不到惊异,只是一阵煞白。

“这一天,我和儿子在河边散了一会儿步,玩了一会儿,晚饭后我安顿他躺下睡觉。

“我一夜未睡。”

第二天只有半天时间。电气列车下午两点开,公公说,克拉娃必须乘坐这趟列车走开,不得再和廖尼亚呆在一起。

上午,他们又到河边去了。

蒲公英开花了。花多得很,一片黄色的海洋,孩子们在上边奔跑嬉戏。廖尼亚无精打采,走得很慢。克拉娃觉得,他在等待着什么。她抚摩着他,爱抚着他,说着各种故事。这对她是件难事,因为她得现编现说,而她哪有心思去瞎编呢。

他们在草棵里躺下,克拉娃把廖尼亚搂在自己身上。

“那儿可怕吗?”他问道。

“哪儿?”克拉娃没有马上明白过来。

“监狱里。”

只有这时她才明白,廖尼亚长大了,他在想什么,什么使他觉得羞耻,在学校里他最怕什么。

她哭了。瞧,这就是惩罚。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小小的孩子,儿子,耻于他的妈妈不象其他人的妈妈,不在他的近旁,不领着他上学,放学后不接他,当他得了两分或被老师处罚了后没有妈妈责怪他,骂他——妈妈在蹲监狱。明白吗——妈妈在蹲监狱?

在那里,在铁蒺藜圈里,她深信不疑,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儿子,比自己的亲骨肉更珍贵的了,可结果呢,这都是谎言,是神话,是泪水掩盖的自欺欺人。——不应当在那里,在牢房里考虑对儿子的爱,而应当在那以前早早地想到。

“天啊,我给他带来了多少痛苦,”克拉娃心想,“带来了多少不幸,他那颗幼小的心灵忍受了多少疑惑和泪水的煎熬,是多么孤独啊?”

“开头他们对我说,你死了,”廖尼亚说。克拉娃不假思索地问:

“谁说的?”

孩子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可我没有信,”他说,“后来他们对我说,你在坐牢。”

他沉默片刻,思考着什么,然后无声地哭泣起来:

“那时我怕你。我想,你是个非常可怕的人,是个女犯。”

女犯!

大约两点钟的时候,他们分别了。

信里又说:

“儿子拥抱了我,泪如泉涌,蜷缩着身子,显得既脆弱又单薄。他的双唇哆嗦着,用低低的声音对我说:‘你别走!’他的声音里,饱含着无数苦楚,不过我能做什么呢?能做什么呢?”

克拉娃强作镇静,强打精神,对廖尼亚奇卡说:

“不久咱俩就会在一起。你信吗?一定会到一起的!”

他点着头,挥动着手。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影里,对她有着那么深厚的信任,克拉娃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没有大声恸哭,没有倒在月台旁肮脏的地上,没有扑向廖尼亚,没有抱住他不放,没有带他一道出走,回到帕莎大婶那里。

她抑制住了自己,至今还在悔恨不已。

后来情形怎么样?

日子实在难熬,充满折磨人的苦斗。帕维尔生来就具有的卧铺车厢的心理,一如既往。只是这次的车头是他的母亲。她紧张地来往于她丈夫留住的小村子和市内帕维尔的住宅之间,没完没了地教唆儿子千万别把廖尼亚奇卡交给让大家蒙受耻辱的女犯。

对她和对帕维尔来说,廖尼亚奇卡不过是枚勋章,他们用它来奖励自己饱尝过的忧患。

廖尼亚奇卡是对他们的罪行的辩解,在他们同克拉娃、克拉娃的罪行之间,划出一条界限。

没有廖尼亚,他们的日子就会很不好过,因为谁也不会在克拉娃的问题上发现他们的忠诚、白璧无瑕以及他们的痛苦和不幸。

廖尼亚作为一个可爱的小孩子,本身对他们并不重要,但是作为他们是圣洁无辜的证据,却是非常重要的。

克拉娃通过间接的证据,渐渐地弄清了其中的奥妙。

她领了公民证,在帕莎大婶家落了户口,又在车站找到了工作——当了车票调度员。工作非常舒服:坐在一个个特制转筒跟前(上面钉着列车示意图),售票员向你预定车票:车次、票数和需要的位置,你把这些位置给他们(当然得确实有),然后在已占用的车次上画个十字。设有转筒的房间经常是锁着的,闲人免进,既无外人也无熟人,是个独立的小天地。

下了班,克拉娃就把整个身心都用在廖尼亚奇卡身上。她一撂下工作,就到学校去,等孩子上完长日制课程后送他回家。她从来不空着手去,几乎把自己挣的有限的工资全都用到了廖尼亚奇卡的身上,仅给自己留下微乎其微的数额。不是给孩子买两个橘子,就是买块巧克力,再不在车站上买个鱼子馅面包。她也给孩子买穿的——衬衣、绒线衫、新皮鞋,还攒钱买了件漂亮考究的小大衣。

克拉娃经常滞留在小学长日制的房间里,检查廖尼亚功课做得怎样,即使在她非常不喜欢他的作业时,也尽力做到态度温和。

廖尼亚有时也按照她的要求重做作业,当然这种时候他总是不怎么高兴的——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要是克拉娃的班换了时间,来不及到学校去,那她就在街上等候他。最初他们只是散散步,后来克拉娃给儿子买了辆自行车,他骑着车子在她跟前转圈;她步行,而他则围着母亲转悠,象一只学飞的小雏。

帕维尔和他的母亲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呢?

他们板着面孔,装模作样,好象对此很不高兴似的-----是的,只是装模作样。

克拉娃给廖尼亚把自行车拎到三楼,按了电铃,自己随即转过身下楼。帕维尔或是他的母亲出来开门,但从不看克拉娃一眼,尽管他们不可能不看见她。他们照例要责怪廖尼亚奇卡一通,说他又玩过了时间,耽搁得太久。倒好象家里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紧事情等着做似的。

克拉娃再次给帕维尔挂了电话,但得到的是严厉的斥责和对前约的提醒——见过一次面了,够了,如果她不同意,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

“为什么呀,”帕维尔责问说,“为什么你不向法院上诉呢?因为你心里有数:不会判给你的。那就别捣乱啦!”

不过,她没有就此打住,她不明白,为什么帕维尔和他的母亲口口声声反对她见儿子,可实际上并不多加干涉?

后来她才悟出了道理。第一,不管怎么说,这多少也是一种接济。第二……莫非他们在当时就当真另有打算?

一句话,克拉娃在儿子的生活中处于半合法的地位,她常与廖尼亚奇卡会面,但在法律上儿子却不属于她。

每到晚上,她便不禁痛哭,帕莎大婶总是尽力安慰她,劝她向法院上诉。但是一想到法院,克拉娃就浑身打寒战。到审讯过她的大楼,去要求公正,可能,接待她的就是两年前审讯过她、判处过她的那些人。而这一判决,直到进棺材,直到死亡临头,也是躲避不过、逃脱不开的。

她浑身战栗,回答帕莎大婶说:

“至少得干上一年,得个好鉴定,不的话谁会把他交给我?谁会相信我?”

有时在不眠之夜里,克拉娃想,她还不如死了呢——是的,这样对廖尼亚也许更好。对于她的死,儿子已经有了准备(生身母亲坐牢比死强多少吗?),也许他会哭上几声,不过,也完全可能不哭,她将从孩子的生活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他对她本来就印象不深,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会把她忘得干干净净。那样一来,克拉娃也就不会在一个走出牢门、永远有污点的母亲和一个高尚纯洁的父亲之间,去撕裂儿子的脆弱的心了。

“我干吗要来呢?”克拉娃心想,“我干吗呆在这里?廖尼亚真的需要我吗?”

她不能明确而有把握地回答这个问题,只好为自己的自私而诅咒自己。廖尼亚需要不需要她,克拉娃无法回答,但她需要廖尼亚这一点,她是一清二楚的。没有廖尼亚,她的生活将彻底失去意义。

重新开始生活吗?到另一个城市去,找个心地善良的人,结婚,另生一个孩子,忘掉廖尼亚——当然,谁也不会剥夺她的这种权利。是的,谁也不能剥夺,但人是有良心的……

在幸福和温饱的天地里,她没有足够的良知——是的,是的,应该直言不讳,然而在这里,她却有了足够的良知、忠诚和母性。要离开,就得彻底离开。只有禽兽而不是人,才能明知自己有儿子,只是由于你自己的过错而被别人夺走的情况下,无动于衷地活下去。

在廖尼亚奇卡生日的前夕(他生在十月底),克拉娃决定为儿子过过生日。所以定在生日前夕,是因为她认为,生日当天作爸爸的一定举办某种庆祝仪式。

帕莎大婶烤制了蘑菇馅饼,克拉娃买来了软果糕、泽菲尔糕,从车站食堂女服务员那里弄来夹肉面包和美味食品,还买了个大蛋糕。

她拿不定主意给廖尼亚奇卡送什么礼物,顺路拐进了市场。她穿过一排排食品摊,竟出乎意料地走进了熙熙攘攘的奇特的人群。其实,只有卖主显得奇特,而买主还跟普通买主一样,大声地、公开地讲着价钱,可是回价声音却很低,并且也不是所有的卖主身边都有货。

克拉娃听到,有一个小伙子问她要不要女式上衣。她觉得怪有意思的,便往跟前凑了凑。卖主说了尺码,解释质量好在哪里,接着讲个价钱——高得惊人。克拉娃问:

“看看可以吗?”

小伙子朝四周看了看,觉得没有什么危险迹象,一切正常,便向站在一边的同伙使了个眼色。又有一个胖小伙子走到近前,打开皮包,里边装的全是五颜六色的女式上衣。

克拉娃浑身战栗起来。瞧,稀缺货。

她强忍着,迫使自己离开人群。她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从前的熟人可能在这里看到她,认为她出狱后堕落成了投机倒把分子。但她还是强使自己依次在黑市上看了一圈。有卖牛仔裤的——卖主的下身穿着紧梆梆的样品,你是抓不着他的,他的帮手拎着提包站在栅栏旁,嘴里叼着烟,在和另一个人唠嗑。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件短皮上衣,衣服是崭新的,还带着商业标牌呢。一旦出现危险,他马上把标牌塞进衣兜里,于是一切了事。你是找不着碴儿的。

克拉娃犯了难:有人卖小号牛仔裤,条呢的,最时兴的式样,简直是照着廖尼亚奇卡做的。买不买呢?

她转过脸去,差不多是跑着离开了人群。

克拉娃心里想,她是顺着河水游泳,眼看游近了熟悉的旋涡,但猛力往旁边一冲,就躲开了。

她在市场上买了一只彩色锦匣,作为送给廖尼亚奇卡的礼物。锦匣色泽鲜艳,光彩夺目,赏心悦目。看到这种小匣子,只会令人高兴和欢笑。

家宴上摆着玫瑰色皮的馅饼,围着保暖套的茶壶,套上绣着一个可笑的戴眼镜的村妇,还有装在梅花碟子里的果酱,各种美味,燃着九支蜡烛的大蛋糕。家宴刚刚开始的时候,克拉娃打开小包,微笑着递给了廖尼亚奇卡。他接过来收下,也报以微笑。突然,他说了一句刺痛她的心灵的话,虽然脸上仍挂着明朗的微笑:

“你最好送我一条牛仔裤!”

帕莎大婶不知内情,不住地点头,对孩子的天真直率很是高兴,而克拉娃却用手遮眼睛,挡住视线,沉默不语。刚才还心花怒放,满面笑容,可突然变得黯然了。廖尼亚拉着她的手问:

“妈妈!妈妈!你怎么啦?”

那天晚上,帕维尔也刺痛了克拉娃的心灵。当她在昏暗的、但并不很晚的秋季暮色中,把廖尼亚奇卡送回家的时,候,帕维尔正在大门前踱步。他身穿风衣,头戴帽子,一副阴沉而恼怒的样子。一见克拉娃和廖尼亚奇卡,他登时气势汹汹地迎上前来,一把从她手里拽过廖尼亚。

“我对你说过,不叫你来嘛!”他大喊大叫道,“你想让我到该去的地方告你吗?是不是要人把你从哪里来再送到哪里去?真想不到!偷小孩子,想什么时候偷就偷,想怎么偷就怎么偷!”

有两位女邻居正从旁边走过,可帕维尔不仅没有收敛一下,反而更来劲。他声嘶力竭地叫道:

“我在学校里已经大闹了一场。他们再不会把孩子交给你了。”

他抓住廖尼亚的手,象拎东西一样拎着孩子,根本不去注意他。但他对廖尼亚没有说什么。

随后,她的前夫转过身去,带着儿子朝门口走去。

克拉娃哭泣着,廖尼亚怅然若失地回头看着妈妈。

突然,她拔腿向前,奔向门口,堵住去路。

“你听着!”她大声喊叫道,过去那个克拉芙季娅,有权有势的、自信的克拉芙季娅又复苏了——不对,不对,不是货站主任,而是年轻的、坚强的、聪明的女人。“你听着!”她又喊叫一遍,火气越来越大。“不是你躺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要求来一架彩色的吗?不是你总要求吃好的、喝好的吗?——你花的什么钱?在我要你多少关心一下家务,管管孩子,关心一下家人的时候,不是你怨气冲天吗?你现在倒是一身清白!伪君子!你不应该跟我共同负责吗?是的!应该!你光知道大吃大喝!你光知道花钱!开心!可现在你却认为孩子只应该归你?为什么?”

帕维尔从克拉娃面前倒退了一步,看着她,一副瞠目结舌、张皇失措的样子。

“为什么?”克拉娃火冒三丈,大喊大叫说,一面朝他迈近一步。“为什么?”她拚命地喊道,又向前挪动了一步。他一直退着。“为什么?”

终于,这个窝囊废,这个帕维尔强打起精神,镇静了下来。

“为什么?”他毫无意义地喊叫道。接着,他含含混混地回答说:“就为这个!”

苦斗还在继续。

现在它增加了感情色彩。帕维尔在克拉娃身上唤起了仇恨。克拉娃在帕维尔身上唤起了恐惧。恐惧虽然披着虚假真理的外衣,但毕竟是恐惧。

有时克拉娃觉得,他准备把孩子还给她(男人教育孩子谈何容易,尤其当他打算另娶成家的时候),只是他的母亲极力反对这点。母亲,再加上跟克拉娃的罪恶过去毫无牵连的感情。

帕莎大婶支持克拉娃,她说:是啊,谁都承认,坏事总归是坏事,犯了罪,人一辈子都会心灵不安,因为他毕竟是人。可法律也是不容破坏的。既然你按法律服满了刑,吃了苦头,那么最后就应该受到宽恕。忏悔一辈子,这是对的,但是终生受罚,难道这是公正的吗?

帕莎大婶还说:法律和良心不同,良心惩罚一辈子,而法律只惩罚一时。

惩罚一时!

克拉娃一面往外写信,准备捍卫做母亲的权利,一面开始作实际的、有利于自己这方面的思考。

信里说:

“当儿子放学我去接他的时候,我总是给他带饭去,或者带他喜欢吃的美食和水果。有一回我带的煎包,对他说:‘好儿子,回到家,就着茶水吃煎包。’就在前不久,他恶狠狠地回答说:‘上哪儿弄茶去?’于是我明白了;要是妈妈不在家,孩子要么得饿肚皮,要么得啃干冷食物。妈妈活着的时候能允许这样吗?”

信里还说:

“我的儿子象所有得不到父母起码关怀的孩子一样,感受到来自他们当中一方的心理压力。他变得非常孤僻、沉闷,他总是给自己找事做,为了不妨碍别人他总爱独自坐在角落里,要么用铁丝编东西,要么摆弄自行车。他应当参加一种体育锻炼项目,因为他的脊椎在变弯,后背在变驼。不过,这很少引起作爸爸的不安。”

信里又说:

“我作为妈妈非常了解我儿子幼小心灵的一切细微变化。我们心心相印,彼此了解。我们现在不必再提会面的事。儿子打电话来,只须提示我:‘今天我要骑自行车。’或者:‘今天三点我要到图书馆去。’于是我就去找他,然后我们一起漫步街头。有时我们沉默不语,什么都不谈,但是我明白,儿子的心里有事。这些偷偷摸摸的会面使我痛苦已极,我的儿子也一样。我和他能坚持多久?我无法回答。怎么生活?怎么活下去?我得不到答案。”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高潮,还有一个心灵力量的膨胀——母亲的、父亲的和儿子的。假如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他们的阵发力,那么三条感情曲线都会向上直冲到顶。

克拉娃被召到市人民教育局监护委员会。她感到惊异,莫名其妙,但还是去了。房间里,除了一位不认识的轮廓不清的妇女外,还有帕维尔和他的母亲。委员会的妇女态度冷淡,履行公事地问了克拉娃她早已知道的事,看了证件,挑剔地、久久地翻阅着。要是在从前,仅仅为了这一点,克拉娃就会给这条青鱼一些颜色看看,向她讲讲什么是对人的尊敬,可现在她只好保持沉默。再说,应当公正地指出,克拉娃是很少去回忆以往的岁月的。她有过势力,也有过良机,但现在良机和势力都不在她这方面。

什么在她这方面呢?只有信念吗?只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吗?

“我们收到控告您的信,”那位妇女说,一边叹着气把证件还给克拉娃,象是因为挑不出毛病而感到惋惜似的。“控告信是您从前的丈夫和他的母亲写的。控告您不通知他们就把儿子领到自己那里去,您不遵守从前达成的教育孩子的协议。”

“协议?”

“难道你们没有协议吗?”那位妇女惊讶地问。

“他的协议,”克拉娃朝着帕维尔点了下头,“只有一条:我无权和儿子见面。”

“胡说八道!”帕维尔放声大笑。“再说……”

“你们知道我要对你们大家说什么吗,”那位妇女说,“我认为,主要的——如果你们爱孩子——是孩子的幸福,这应该是你俩关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他愿意跟谁一块生活?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这该由他来选择。就连法院也特别重视这一点。你们的权利是把案子提交给法院。不过,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们一方也必须同另一方商定见面的次数、时间和地点。”

“我将很快地递交有关材料,”克拉娃高声说道。

“这是您的权利,”委员会的妇女表示同意说,“不过……”

她踌躇起来,但克拉娃明白了她的意思。

“主要的是孩子的意愿,”帕维尔又说了一遍。接着,他问自己的母亲:“对吧?”

“我坚信,”克拉娃说,“他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再说……”

她打算说说驼背和脊椎变弯的情况,说说只有廖尼亚一个人在家时吃干冷食物的事,说说小学长日制——这一切都是在妈妈活着的时候。

“让我们来问问他吧,”帕维尔的母亲说道。

“问问吧!”帕维尔随声附和说。

“他在哪儿?”克拉娃问道。

帕维尔形迹可疑地跑出房间,带着廖尼亚奇卡回来了。他把儿子推到前面,但没有让他走出太远。

“说吧!”他说。

廖尼亚一声不吭。

“孩子,”女人用甜蜜蜜的声音问道,“你愿意跟谁一块儿生活?跟妈妈呢,还是跟爸爸?”

廖尼亚垂下眼睛,沉默片刻,然后回答说:

“跟爸爸。”

帕维尔继续抓住他的双肩不放,克拉娃禁不住笑了起来:太明显了,破绽太刺眼了——帕维尔和他的母亲哄劝过廖尼亚奇卡,说服过他,告诉了他应该怎么说。

她不住地笑,仔细地打量着廖尼亚奇卡,突然打了个寒战。孩子身上穿着一件条呢牛仔裤。说不定就是那一件。

她失声痛哭起来。教育局的女同志从桌后走过来,抚着她的双肩,劝她安静下来,完全不知道她为何而哭。

克拉娃之所以大哭,是她有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念头——她怀疑起亲生的儿子,似乎他们用这条裤子收买了他。

难道爱是能够收买的吗?何况还是一个纯洁的孩子的爱?

这简直是她的过去在刹那之间又回来了。

真的,肮脏的过去。他们背地里诱惑了他,这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不停歇地向他一点一滴地灌输,不让他同她会面,谎言说了许许多多,而他,还是小孩子,也就挺不住了。

“小家伙,千万别以为我会责怪你,不,亲爱的,这和你无关。”

信里又说:

“也许,我写信,打电话都是徒劳的,象通常说的,是痴心妄想?

“我这样拚命地往他们父与子的天地里闯,值得吗?我,一个有罪的人,虽说已经服满了刑,可毕竟到死还是个有罪的人。因为在两年期间里,儿子已经和我疏远了,他的处境能够使他得到天真的满足吧。

“特别是当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但是,总还有另一种牵动着母亲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对自己孩子的非凡的爱。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母亲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宁而同意毁灭自己的生命,这是什么东西在推动她?为了儿子,母亲有什么不肯做的?

“谁有权利把母亲和孩子拆散?”

说到底,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克拉娃决不后退,还有一线希望:法庭也许会听取她申诉,而准备重新安排个人生活的帕维尔,最终将说服母亲把廖尼亚奇卡交给前妻。

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确切些说,问题向克拉娃本人提出来了。

想当初,她非常喜欢关于强力人物的议论。她认为,强力人物甚至可以创造幸福。

然而,强力人物也是可以创造不幸的。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逝去的是无法挽回了。这里说的不是修复被阵风刮倒的纸搭的小屋。

这里讲的是虚伪可能埋葬真理。

没有了这一点,生活会变得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毫无兴趣的。

但愿廖尼亚奇卡回到她的身边。

对她来说,他是唯一的希望,也许是最后的希望。

她超越了常轨,受到了惩处,她的日子比帕维尔难过得多,所以我的心现在在她这方面。

不能失掉人。

不论时间多久,都应满怀希望。要延长希望。

然而,帕莎大婶是对的……

法律只惩罚一时,而良心惩罚一辈子。

孙厚惠 译

(译自《星火》杂志1983年第2、3、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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