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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视机的牢笼——阿纳托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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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是在儿童公园的舒适长椅上坐着,望着那匹一身褐色带白斑的老波尼牝马,它一双毛蓬蓬的耳朵,长长的鬃毛搭在眼睛上。一个小男孩跑到昏昏欲睡的马儿跟前,他身上是蓝大衣,头上是顶编织的小红帽,鲜红鲜红的,象绿草地上的一粒草莓浆果。小男孩手里拿着东西送过去,但衰老的波尼只是懒洋洋地将头微微抬起,根本不打算接过送过去的食物。小男孩伤心起来,茫然若失地回过身去找满脸大胡子的父亲,只见他叼着个长烟斗,温情脉脉地向他们走过去……

这是个暖融融的莫斯科十月天,异常寂静和晴朗,黄灿灿的干枯树叶弓起来,边儿卷曲,铺撒在草地上,把公园的树根部盖得严严实实。如今天黑得早了,当我顺着苏沃洛夫军校的铁栅栏往家走时,已经看不到春夏时节一般看到的那种场面。

那时候有这种场面。姑娘们都跑去找那一个个穿一身黑制服的体格健壮、魁梧的苏沃洛夫军校学员,而有些学员请不到假,幽会就约定在栅栏跟前。于是,顺着这道铁栅栏,到处都有堕入情网的双双对对把脸凑在一起,而且,就为了接上几个柔情绵绵的吻,铁栏杆之间的空当儿足够了,所以我总是不声不响从他们身旁走过,手杖敲出笃笃的声音。

类似的事一直从春天持续到秋天,一到秋天,仿如飞离的候鸟,四周围各式各样的亲吻也象是消逝了,学校的铁栅栏上撒满了雨点般的树叶,显得空落落的,毫无生气。然而公园里那静谧无声的大树依然如故,那两匹昏昏欲睡的大肚皮波尼马也依然如故,它俩多年来一直站在公园远端的空地上。还有,每隔一定的时间,地铁的浅蓝色列车仿佛在计数着转瞬即逝的金色秋天的分分秒秒,发出同样的机械响声,从公园一旁驶过,地铁的地面线路就紧挨着公园围墙。

就是在这么一个秋日里,我怀着一种禁不住的忧郁心情,看着孩子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跑到这匹弱不禁风的老马跟前,摸摸它,给它吃东西,把它身上的毛弄乱,在这些孩子当中就有那个头戴红通通帽子的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她来到了我跟前……这是个金发女子,一绺绺卷发垂到肩部,浅色的裤子裤腿肥大,跟她那双眼睛一般蓝的一件质地柔软、肥大、毛茸茸的绒线衫披在苗条的、稍稍有些瘦长的身躯上,这一身打扮漂亮而又得体。

这个陌生女子紧挨着在长椅上坐下来(不过先还是用一个手指摸了一下椅子是否干净),莞尔一笑,找我搭话,因为跟前再没有别的人:

“真没想到!把我吓坏了……”

“您干吗吓得这么厉害?”我问。

“开始我以为那是只大狗,”她对我说着,指了指波尼马。

我瞅了一眼那匹性情温驯、肚子下垂、四腿短小、正披散着火红色的长长额鬃打盹儿的小矮马,说实在的,还真找不出任何一点儿与狗相似的地方。这是一匹老马,尽管小,但也只能是马。

“您大概是平生第一次来这里吧?”我眼瞧着在我们这个地区所有的居民和孩子都认得的老马普乔尔卡,说出自己的推测。

“是的,”这是回答。“我不久前才搬到这里来。刚结婚……”

我们认识了,于是这位新相识给我讲述了她的历史,她丝毫也没想到这还构不成历史,还仅仅是开端,现在还看不出将来到底会怎么样。玛拉到莫斯科来投考大学,但没考上,家里父母在闹离婚,弄得关系很紧张,所以她用不着回家。她宁肯留在莫斯科,到工地上去当一名定期合同壮工,也不愿回到波罗的海岸边的那座小镇故乡去,但不久工地主任就注意到她了,把她提升为考勤员。就在不久前这位工地主任向她提出了求婚,虽说他比她大十五岁,她还是同意嫁给他。不,他以前从未结过婚,身份证还是一张白纸。母亲死后给他留下了单元住宅,他之所以单身至今,是因为等待的就是玛拉这样的人,也就是自己的理想中的人。

“您知道吗,他不让我工作。他认为在他这个年纪应该自己养活妻子,实话告诉您吧,他呀,因为比我大还有些不好意思呢,开玩笑叫自己做老头儿,可是三十四岁的人叫什么老头儿呢,您说是不是?”

“那当然,”我表示同意。

“所以我现在就在家呆着,啊,再也不用天一亮就起床,赶着八点前去上班了。我现在住的不是集体宿舍,而是自已家一个单元,简直叫人不可相信。”

“是啊,象您这个年纪早上是想多睡一会儿,”我唯唯称是。

“现在等丈夫上班去了,我就是睡到大中午也可以。家里静悄悄的,我不慌不忙地起了床,到厨房去给自己弄些吃的……”

“没说的,”我说,“您把生活安排得不错。”

这时她怪难为情地瞥了我一眼,低下头去,低声地说道:

“您听我说,工地上干活太吃力了。我的胳臂都在疼,拉起灰斗来很吃力……我常把灰斗弄翻。”

“您说哪里去了,亲爱的!”现在该我不好意思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以为我是在批评您!退休之前我自己在盲人图书馆工作过多年,所以没拉过混凝土灰斗。但您知道我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学会了些什么吗?学会了小心谨慎。所以在考虑对别人的意见时,我总是尽力为他设身处地地想想。另外我还学会了靠手指认字,而且靠用手摸,不慌不忙地读过许多好书,这些书也教给了我一些东西。”

“您可有一双好眼呀,干吗要靠手指认字呢?”玛拉大惑不解。

“是的,我是有一双好眼,”我回答。“而且我能看一般的书。但有一次我感到很羞愧,因为我借出去的书在我看来不象是书,我不能把那一块块厚砖看成是真正的书。我觉得我是在骗人,譬如说,借给他们的根本不是契诃夫的书,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就在那一次我决定了要学会象盲人那样看书。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易,不过我得告诉您,我一点儿也不懊悔。我仿佛是又读了一遍过去读过的东西,而且,譬如说吧,我用手指尖儿读过的那个契诃夫至少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儿象另一个契诃夫了。”

“那另一个契诃夫是个什么样儿呢?”

“他很忧郁。”

“真有意思!那我也想这样看书。”

“好呀,我管教会,”我笑着作出允诺。

这时我瞥了她一眼,欣赏起她的脸庞来。这张脸太动人了。细嫩的肉皮儿下可以推想有鲜红的血液在表层里流动,一遇腼腆和兴奋便如桃花泛红。

我俩开始经常在这座公园里见面,在一块儿溜达上很长时间,到公园的动物角去看圈在那里的那只褐色熊、郁郁不欢的猴子和其它那些怪可怜的动物,并从铁栏杆喂它们吃食。而且不久玛拉家庭生活的很多方面我都知道了。

她抱怨丈夫虽然心肠好,但对钱抓得很紧。叫她记流水账,就是花钱不多,比如看电影和买花,也得记进账本里。买花要记账这尤使玛拉心头不快。

“因为我买花也是为了他,为了把家布置得漂漂亮亮,他却骂了我一顿,说没有这把干草他也过得挺自在的。他说的是干草,您明白吗?有一次我问: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去做客访友?莫非你就没有一个朋友?他回答我说:你不懂得生活。他说:没有一个酒肉朋友,你应该心满意足才是。如果你觉得无聊,那咱们去看看波罗金诺战役全景画馆。那个画馆我们去过三次,好在离家也不远。”

玛拉抱怨说,唯一的消遣就是看电影。

“不错,我们去参观过奥斯坦基诺塔楼,”她不无忧郁地补充说。“从上面看得很远,整个莫斯科城尽收眼底。从上面看,下面的人和汽车小得象甲虫。”

我和她一同走近我常爱去的那块林中空地,两匹一动不动的波尼马普乔尔卡和马留特卡母女俩互相保存着一定的距离,正站在那里打盹儿。我们还透过栅栏看见苏沃洛夫军校的学员在操场上解下皮带,正一心一意地做体操,似乎把丢在铁栅栏外的女友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十一月风吹不止、寒气逼人的日子到来了,时雪时雨,公园里的树黑糊糊的,湿漉漉的树干,所有的长椅上都落满了潮湿的树叶。我的腿疼得很厉害,越来越难得上公园一趟了。我和玛拉的散步已经中断,我又有好久没见到她。

一直都到了新年前夕,我从面包铺里出来,和她碰上了,于是玛拉陪我在街上走了一会儿。她拿过我的那只装有面包的手提包,挽起我的胳臂。一看她那样儿就知道她对这次见面很高兴。脸上泛着两朵红晕,一绺绺黄灿灿的秀美卷发从长毛蓬松的皮帽里垂到大衣领口上。我看她比过去显得老练多了。

“喂,您怎么样,玛罗奇卡?”我高高兴兴地问(我看着她多高兴啊!)。“有什么新情况?”

“出了些洋相!”她笑着回答。

“怎么回事?”

“我想找个好工作,可他不放。”

“为什么?”

“吃醋呀!这您能想象出来吗?他说去工作就会有男人来纠缠。”

“上帝啊,这有多糊涂!”

玛拉还说,丈夫理解她在家闲得无聊,同意她去参加自费的剪裁缝纫讲习班。而且现在晚上必到塔甘卡讲习班所在的楼前接她。

“花钱的事怎么样呢?他舍得?”我开了个玩笑提醒她。

“不,您说到哪儿去啦……”玛拉觉得很窘。“总之,我们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告诉您说吧,他对我说了是怎么回事。战争时期他的母亲一人抚养着孩子,而他们弟兄五个,我那位是老大。所以他遭的罪最大。他们太饿了,饿急了,他甚至到邻村去讨过饭。就是他过去要的那些饭如今把事情弄糟了。他说,好不容易想过过正常生活,这辈子可是受尽了忍饥挨饿的苦。告诉您说吧,我非常理解他。”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很高兴听到您说得这么好听。”

“您知道,他还做了许多事……”

他忽然慷慨起来,买了台彩色电视机替换那台旧的,就为了漂亮的妻子在家里免得烦闷。开始和她一道上菲列夫公园滑冰,他原来还滑得挺不错呢。

“总之,我们的生活还算马马虎虎。”

“那真该谢天谢地了!”我感到高兴。

“不过工作我还是要去的,”玛拉声明说。“在这方面他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我。我倒要去说服他!”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了我的家门口,在门洞前玛拉好好地吻了我一阵,祝我新年里诸事顺遂,就忙着办自己的事去了。

和往常一样,我新年过得平平常常,没有那些麻烦事。我早就用不着新年枞树了,这种新年枞树得摆在一个屋角里,下面撒些絮棉作雪花,树上挂满五颜六色的玻璃灯泡,过后再把它扔到垃圾场上。我也用不着去找那帮能喝香槟酒的无忧无虑的熟人,在他们中间我就显得是老太婆了。不,我宁肯把自己看成一个年轻人,等新年钟声敲晌,喝上一杯新年的克非尔,但求做一个好梦。

可这一次,我坐在开着的电视机前的圈椅里,等着政府发表新年祝辞,突然感到身旁有个仿佛天使般的香气袭人的金发女郎,她昨天还在门洞前吻过我(在此同时一只手小心谨慎扶住我的肩头,另一只手把我那只棕黄色旧手提包交给我)。

新年后又过去了相当一段时间,开春我住进了医院。病势相当沉重,躺了几乎两个月,但不到五月初就出院了。出院以后,有一次我在街上蹒跚而行,手里提着一只有瓶克非尔在里面晃荡的网兜,就在这时玛拉追上了我。她穿件闪闪发光的皮大衣,头上是顶挺宽大的揉皱了的布帽。

当时还是凉爽的五月,街两旁的杨树幼芽已经绽开,树枝披上了棕绿色的亮晶晶的叶子。玛拉那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黑发,她的绯红面色,甚至是那顶怪诞的帽子,都和春天里这种叫人舒心的纷乱非常和谐,就是眼神很难看。那双眼睛郁郁寡欢,这我过去从来没发现过。

“我看来算是倒了大霉,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当我问起她出了什么事时,她说。“告诉您吧,我怀孕了。”

“那算什么倒霉!”我觉得奇怪。“正如常言所说,您是有丈夫的,那算什么倒霉!就会有个孩子,小子或者丫头。”

“不,无论如何也不干!”她小声说,眼睛向上一挑,把目光投向杨树梢,蓝色的大眼里莹出了泪花。

“玛拉,亲爱的,您倒给我说个明白,出什么事了嘛?”我惊得非同小可。

“这不可能,”她回答说,“因为我想离开他。他是个浅薄的人,我再也不和他过下去了。您想想吧,有一次我使熨斗不小心,把他的衬衫烧了个小洞,……这以后他有一个星期都不理我,象是我使他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前不久我对他说:你到底想怎么办呢?想叫我一辈子和你待在这个你把我关进来的牢笼里,为你看守家产?您知道他回答了些什么吗?‘就这么凑合着吧。不过牢笼可是带电视机的,而且还是彩色的!’从这几句话中您就不难看出他的为人了,”玛拉结束谈话说。“而且我还想问……因为除了您,我这里再没有很熟的人了。您认识哪位私人医生吗?因为时间不短了,大概也得有三个月左右。”

“这样的医生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回答。“不过您可别干这事,玛拉。因为您是爱丈夫的……您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您是个好人,可您这是枉然……您把我想得太好了,”玛拉愁眉苦脸地说出她的初步看法。“我开始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自己的工作,说是因为爱他才嫁给他的。但任何谎言都有限度。您是位聪明的人……这些您都会明白的……而且是一开始就明明白白。”

“不,我什么也不明白,”我悄声地反驳道。“只是我觉得,说来说去您还是爱过他的。”

“您错了,”她几乎是耳语道,强忍住不哭出声来,然后定住神,声音也大多了。“问题不在于他为人是好是坏。问题是在我,在于我成了这个样子……还有我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事到如今也无法挽回了……我该怎么办呢?!”她小声地叫起来。“怎么办?难道…… 难道这就叫爱情?要知道我做梦……做梦都时常给他一揍好揍。忽儿用拳头,忽儿用棍棒。”

我突然难受起来。心跳陡然快得骇人,仿佛乱刀割肉似的。眼睛里冒着刺人的火星儿。然而玛拉还是什么也没发现,仍在我面前站着低声饮泣,用手帕擦着眼睛。

“请您原谅我,”我吃力地说道。“我不舒服。我要回家去了……明天您再到我们的公园里来,我们明天见面,”说着,我告了别后便向家里走去。

回到房间后我把窗帘关得严严的,喝了药便躺下了。心跳稍稍缓和了些,但我还是很不好。而且很快就到了我最怕的那个毫不留情的时刻。

我从床头小柜取出厚厚一本纸很厚实的书。普希金选集的盲文版。我合上眼,开始摸读起《努林伯爵》来: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号角吹响了……

两行熟悉的激越诗句从遥远的过去缓缓地、勉勉强强地进入我的脑海——仿佛在山那边响起了诗人的呼唤。于是我那象抽了筋的手指再也无力一行行地摸下去了。不,我不能念下去了。书本啪一声落到地板上。那个毫不留情的时刻仍在威胁着我。

那时候我就觉得,似乎过去什么事也不曾有过。无论是那短暂的婚后生活,无论是我曾发誓要等从战场上回来的他,还是誓言本身……什么事也不曾有过。

于是,为了消灾弭患,我开始搜索枯肠和毫不留情地回忆起那些总还有过的事。

我十八岁出的嫁,丈夫十九岁。他很莽撞,骑着摩托跑来跑去。我们在一起过了一个月多几天,在没吵架之前相敬如宾。那次吵架是我挑起的,都是忌妒心作的祟。他小伙子脾气躁,只见他脸色刷白,跨上摩托便扬长而去。可就在拐头一个弯时摔坏了。我去过医院,看见他昏迷不醒,四肢伸开躺在板子上——脊椎骨伤着了。那个上了年纪的女医生告诉我说,他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个问题,就是能活下来,也会残废一辈子。我的那些亲朋好友都来给我做工作,异口同声地劝我和他离婚,我吓得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记得,当他眼睛也不睁地哼哼的时候,他那脸色有多难看啊……我吓害怕了,便回到了娘家。可他年轻,体质壮,还想生活——不仅活下来了,而且几个月后健康得到了恢复,出了院。就有一只手还贴着身子无力地垂着。我打老远看见过他。而一年之后那只手也痊愈了,他重又开始骑着摩托从我家门口跑过。

不久就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他正合乎服兵役条件,于是战争打响后一个星期即应征入了伍。开拔前他来向我辞行。我们全家人都从屋里出来,我们就这样迎接了他,象是我们之间什么事也不曾有过似的。晚上我去把他送到集合点。那时我曾发誓,不管他出什么事,我也要一辈子都等着他。

可现在,在这个毫不留情的时刻,我扪心自问,在那最后一次会面中,仁慈、痛苦、懊悔、对行将来临的死亡的预见和明显的自欺欺人,到底是什么占了上风呢?他没能从战场上归来,而我还在恪守自己的誓言。不过真是这样吗?那是我的贞忠之心,还是因为我的始终未能赎回对他犯下的过失而产生的经常的刺激和痛苦?要是没打仗,他会宽恕一切来找我吗?会是实实在在的宽恕?

这些问题如今得不到明确的答案了。战争将这些答案永生永世地湮没了,可我却要恪守誓言直至老死。我说不上,这样忠贞不贰的年轻寡妇到底有多少,但我确切知道,她们和我一样,现在都成了老太婆。

……然而,如果说这些问题还找不出明确的答案,那还有我过去的一生,生活本身就是很好的回答。我明天就要告诉玛拉,对一个女人来说最可怕的还不是带电视机的牢笼和对爱情大失所望。这样的“牢笼”我们经常臆想得出来(象在平锅上翻饼一样,在烧红的心上把爱化为仇,我们还能臆想出远不止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最叫人伤心和骇怕的莫过于你要还债可又还不了,而转眼就到了那种时候,那种年岁,到时候你从孩子中间走过时已经暗暗地感到了一种恐惧,因为他们中谁也没用小手触摸过你的胸脯。

我还要告诉玛拉,有个很好的女人生下来就是个瞎子,她嫁给一个也是那么好的盲人,他们俩都想要个孩子,但很担心孩子生下来就是瞎子。于是那个女人红着有几个麻瘢的大脸告诉我说,她准看得见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我还得向这可怜的孩子表示,如果她愿意,我可以将自己那套也带有电视机的一居室单元提供给她,让她藏在里面,静静地躺上一段时间,好清醒清醒。

第二天我来到公园,来到我喜欢去的那个地方。但无论是当天,还是以后那些日子,玛拉都没有来。

两匹矮小的波尼马已经在那个老地方,将嘴脸伸向土地,快速地蠕动着两片嘴唇,忙着啃咬五月的嫩草。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地跑向这两匹矮个子马。

军校的操场上这些天显然是在忙着进行迎接胜利节的操练:从铁栅栏里看得见苏沃洛夫军校的学员们正列队依次通过,步伐干脆而又齐整。

我在那张暖融融的长椅上坐着,两只手搭在手杖的弯头上眯着盹儿,一边还在谛听从一旁驶过的地铁列车均匀的撞击声,边打盹儿边憧憬着,等到有那么一天,一个戴顶编织的红帽的小男孩向这匹睡眼惺忪的老普乔尔卡跑来,那顶帽子鲜红鲜红,宛若绿草丛中的一粒草莓浆果。而且发现这个男孩就是玛拉不惧怕生活而生下来的儿子。到那时我们三人将一同到动物角去看笼里那些不幸的动物,而且我还拉着孩子的手。

粟周熊 译

(译自《十月》杂志 198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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