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我做了个梦,梦见了死去的父亲。他讲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你把皮鞋给彼得吧!”
我本来可能会问他:“为什么?”我本来很想知道凭什么我要把自己这双崭新的英国皮鞋给彼得;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敲我的房门。一阵轻微持续的叩门声仿佛从梦境中将我诱唤出来。
我睁开了眼睛,但搞不清楚现在是早上,是晚间,还是深夜。
“有您的电话,”我的女邻人舒拉郑重其事地说。
只要电话铃一响,舒拉就去接,希望是给她打来的。但是一直没有人给她来电话。每次当她说“有您的电话。”这句话时,我都听得出,她话语间还残留着那已消失了的希望。
“我老婆丢下我走了,”话筒里传来维切克的声音。
“现在是几点钟?”我问。
“八点。”
“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闹不清楚。我睡醒一觉,她就不在了。你费心给她打个电话吧!告诉她:‘佳丽娅,你使维切克不能展翅翱翔,他屈服了。只要你回去,随便拿他怎么样都行,他什么都同意。’你记住了吗?”
“记住啦!”我回答说。
“你重复一遍。”维切克不太相信。
“‘佳丽娅,你使维切克不能展翅翱翔,他什么都同意,只要你回去。’”
“你忘记说:‘他屈服了,你随便拿他怎么样都行。’”
“这是多余的话,”我说。
“为什么是多余的?”
“‘随你拿他怎么样’和‘他什么都同意’——这不是一回事吗?”
“是吗?好,就这么着吧!”维切克说。“你给她挂通电话以后,马上就给我来电话。”
维切克是我们乐团的头头。他担任指挥。此人勇于创新,善于开拓。
多才多艺的人有两种:
一种人善于表达,是创新者。维切克属于这种类型。
另一种人不善于表达。我就属于这类人。
我听音乐,也能理解,但却不善于表达出来,各种感受都留在心底。因此我心里往往是塞堵得满满的,浑然一团。
我放下话筒,走向厨房。
舒拉正站在一锅汤前,在等着只要汤面上一浮起白沫,便马上把浮沫撇出倒掉。
舒拉属于那种外貌和年岁相称的类型。现在她还年华正茂,因此长相如何,关系不大。
舒拉有丈夫——是个研究生,还有个儿子——在上小学。他们一家三口住着一个十六平方米的房间,大家轮流呆在屋里。父亲写论文时,儿子便象草原上的一头野兽在走廊里东跑西窜;孩子做功课时,父亲也到走廊里去,坐在电话旁的箱子上翻阅期刊。
我跟舒拉打了招呼,便和她谈起了我做的梦。
“你父亲搂抱你没有?”她问道。
“记不得啦。这还有什么讲究吗?”
舒拉品尝了一下她煮的汤,毫无表情地朝墙壁上看了一会儿,似乎在琢磨汤里还缺点儿什么。
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
“怎么样?”是维切克在问。
“什么怎么样?”
“打电话了没有?”
“没有。”
“明白啦!”维切克似乎猜到了我的意思。
我出于礼貌没有做声。
“她比你想的还要次,”维切克说。“你简直想象不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非得把我踩在脚下才得安生……好吧!就这样。对不住。我自己给她打电话吧。”
“你也别打。”我请求说。
“为什么?”
“你太不看重自己了。你在使全人类生活得更幸福。”
“是的,”维切克表示同意。“可是只有她一个人能使我幸福啊!”
“那好吧,”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那翅膀怎么说来着?”
“你使维切克不能展翅翱翔。他屈服了。只要你回去,随你拿他怎么着,他都同意。”维切克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我放下话筒便拨佳丽娅的电话号码。
好一阵子那边没有人接。大概佳丽娅正两手叉腰站在响个不停的电话机前面嘿嘿发笑,过了一会儿,她拿起了话筒,洋腔洋调地说道:
“哈罗——罗!”与此同时,想必她正神气活现地对着镜子搔首弄姿呢!
“要是他把你甩了,你怎么办?”我问道。
“你是谁呀!”佳丽娅在询问,她收起那副洋腔洋调了。
“我在问你:要是维切克真把你甩了,你怎么办?”
佳丽娅有些害怕了。大概她以为这是法院办公室的某位要人打来的电话。
“大家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她回答说。
“大家在工作,可你却不喜欢工作。”
“我要去唱歌。”
“你根本不会唱歌。”
佳丽娅的确无所谓,唱什么,怎么唱都行;坐着也好,躺着也罢,两手撑地拿大顶唱,她也不反对。
佳丽娅没吭声,大概正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
“可我再也受不了啦!”她压低嗓门说。
“你受得了的。”
我放下话筒,又回去继续去做我的梦。
我对佳丽娅和维切克他们俩完全放心:他们马上会和好,然后又闹矛盾。
我躺下合上了眼睛,更确切些说,我是睁眼躺着,只是垂下眼皮而已。
现在九点刚过。米卡正坐在她试验室里眯瞳着眼睛看显微镜,同时又在那里怜惜自己。
我要是给她打电话,她一定会接,话筒里就会传来她那低微的,象是哭哑了的声音。
“你怎么啦?”我会问。
“我又没睡,”米卡会这样回答,然后就矜持地沉默不语。
“用不着这样,”我会说。“夜晚应该睡觉。”
我们两人说来说去兜圈子,不谈主要问题。而主要问题是我们没有结婚。
我们不结婚是因为我不能够在一昼夜中拿出比一个半小时更多的时间来属于任何一个人。这一个半小时一旦过去,我便产生一种好象无法忍受的焦躁情绪。我想要一跃而起,象冲锋似的奔开去。
米卡是唯一不使我感到厌倦的人,因为在她身上聪颖和愚笨的比例十分协调。我可以和她在一起呆上三个,甚至四个小时。但是她需要的却是昼夜二十四个小时,连一秒钟也不能少。她不时骂上维切克几句,仿佛想把我从维克切身边拉过去。因为维切克是我的朋友。她要我全部属于她。现在也许她正坐在自己试验室里,在显微镜下仔细地观察我的头发,看我的头发在切片上是什么形状;是圆的还是椭圆形的……
“有您的电话,”舒拉在喊我。
我知道这是米卡打来的。当我思念她的时候,她能感觉到。不是说思想是物质的吗!
“你买好票啦?”米卡问道。
她指的是飞机票。飞机将把我的躯体从春寒料峭的莫斯科送到已是夏日休假的南方去。
“买好了,”我说。
米卡不再言语。
一方面,米卡担心我的健康,希望我能得到休息,希望我的生命和对她的爱情都能维持长久。另一方面,我要离开,她独自一人将孤单单地呆上二十四天。这整整二十四天的时间对她来讲,将生活得毫无意义,因而成为她的一种负担。
每当我巡回演出或休假的时候,米卡便坠入静止不动的时间深渊里,象个溺水身亡的人。甚至比这更糟,因为溺水身亡的人没有知觉,她却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米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痴心钟情地迷恋着我,仿佛她身上有一台从不发生任何故障的永动机。
有好多次我曾将这台永动机丢在地上,敲打它,扔掉它,但它却不生锈,不变陈旧,也不破损。这是一台能自动充电的机器。
“你不能休假,真遗憾,”我说。
米卡没做声。我是否遗憾——这无关紧要。我反正要走,她也反正得留下来。
“我感到难过,”米卡说。
“别这样,”我回答说,“你是幸福的,你还不理解这一点。”
痛苦是爱情的另一方面,所以它也是“幸福”的组成部分。
米卡向我伸出双手,可她的手却扑空了。她把我握在手中,我却象沙粒似的从她指缝间漏了出来。又有我,又没有我。
我感觉到她有些心慌意乱,于是想搁下话筒。
“好吧,再见!”我说道。
“等一下!”米卡高声喊叫起来。
我几乎感觉到了她在抓我的袖子。每当有人抓我的时候,我就想挣脱掉,跑开。
我站着,心里十分不耐烦。
“好吧,再见!”她忽然表示许可了。“愿你好好休息!”
她没有对我说任何抱怨的话,就放我走,还希望我能好好休息。有什么名堂吗?
我想立刻给她往试验室打电话,搞清楚:永动机是否出了故障,是否由于我的利己主义而生锈破损。
我看着电话机。米卡想必也在看着电话机。我和她分别站在城市的两端,就象两头站在拱桥上的山羊,都认为自己有理。
啊,不驯服的男子汉的威力到底是大呀!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你跟我说几句温存带人情味儿的话吧!”米卡恳求说。
我一下子放心了。一个查看自己兜里的证明和钱币的人通常表现就是这样。当他发现证明没有丢失,还在原处,转瞬间就把这些东西置诸脑后了。
“我爱你,”我对米卡这样说着,同时已不把她放在心上了。
米卡异乎寻常地默不做声。
“你在什么地方?”我问她。
“在这里。”
“你干吗不吭声?”
“我在流泪。”
也许她这台永动机是靠泪水来充电的。
舒拉的儿子巴什卡——一位七岁的男子汉——出现在走廊里。
“格列卡指的是什么?”巴什卡问我。
“什么格……”我不明白。
“就是格列卡坐船过河。”巴什卡解释说。
“指的是希腊人。”
“那干吗不说‘格列克’,而说‘格列卡’呢?
“那样就不顺嘴,不押韵了,”我说道:“那就要说‘克列克坐船过河啦’。”
巴什卡琢磨一下又说:
“格列卡这是他老婆。男人是格列克,女人是格列卡。”
“那样就成了‘格列卡坐船过河啦’。”
“也许他们希腊人不知道咱们俄语名词有格的变化呢。”
我在考虑怎么反驳巴什卡。巴什卡也在思考,注视着面前的一个地方发愣。
“我要向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奥兹米切里看齐,”他突然一下改变了话题。
“他是谁?”
“是边防军英雄。组织我们去参观过边防军博物馆。”
“你打算怎么向他看齐呢?”我感兴趣地问。
巴什卡看了看我。然后,朝墙上瞥了一眼,琢磨着。
“不知道,”他说道。“还没对我们讲过呢……”
离飞机起飞还剩下四十分钟。我在排队办手续。我的全部行装只是一个带“拉锁”的小提箱。我没有把箱子托运,免得以后又要等着取行李。
每当我等着办事的时候,我是不能同时又去思考问题,去看书报的。我只能等待,其他什么也做不了。我身上聚集着一股能动的潜在力量,我希望能做点什么,可又无事可做。我只好保持着一个有教养的人具有的谦恭态度站立着,可同时又感到自己象一听没有启开的,放在文火上的罐头。
我办完手续,便拎起手提箱走到一旁。
从空港到阿德列尔市是两小时的航程。从空港乘公共汽车到我家也是两小时的路程。因此,现在我可以认为自己是在旅途的正当中,然而我的感觉是我已大大走过了旅途的一半距离。
我完全摆脱开了我在彼得维利茨基小巷里的那个房间,摆脱开了器乐团,摆脱掉了米卡的爱情纠缠。我好象一个五分钟以前才走出牢门的人,感到自己无拘无束,十分自在。
我沿楼梯走上二层楼。
这个门上挂着一个“航空港主任”的小牌。想必门后有个四十岁年纪,头发灰白的人正坐在那里寻思:“我好不容易当上了个头头,又怎么着呢?”
这是理发室,是女部。
有个女理发师,确切些说是个女美容师。她独自一人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望着窗外,正象我在排练时一样。不知她是在等候顾客感到烦闷无聊,还是在思索着自己在服务性行业中占有的地位。
美容师长得活象一位刚刚从青蛙脱换成人的青蛙公主。她颇象一位容貌俊俏的公主,但也看得出不久前还是只青蛙。她的嘴巴显得稍许长了一些,她那双眼睛又长得略微凸出了些。
她的眼睛象映照出天空浮云的明湖,清澈而辽阔。她脸上显露出的表情就仿佛有人对她讲了些有趣的事并请求她要保守秘密一样。
青蛙公主坐了一会儿,接着站起身来向理发室里面走去。
她脖颈和肩部的线条美极了!要是她驼背拱肩,那线条就会破坏。所以她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她不只是行走,而是保持着自己的线条美,还有脸上那种愉快的神秘表情。
青蛙公主提着一罐热水回来,朝我这边瞧了几眼。
“您需要什么吗?”她问道。
“要修指甲。”
“请坐,”她让我坐下,没流露出丝毫惊奇的样子。
或许泰然自若就是她的幽默感。也可能大家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和她结识,并不只是我一人这般聪明。
我走了进去,在她对面坐下。
她向我伸出手掌,我便把手放在她的手中。我象一头狗似的向她伸出爪子,看着她的眼睛。她没理会我的眼神,没有把我当成一头狗对待,自己也没扮演女主人的角色。她冷漠地问:
“要涂指甲油吗?”
“当然啦!”
“涂不带色的?”
“时兴什么色的?”
“象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样,时兴红色的。”
我以为她会问:“您干吗要涂指甲?”这样我们便可以交谈起来。谈话就会自今天开始,而五十多年以后才会结束。不料青蛙公主却什么也没有问我。她默不做声地把长颈罐里的水倒进一个小塑料杯内,往杯里撒些粉末,搅起了泡沫。随后她很熟练地把我的手泡在热水里,接着拿起我的小拇指,修剪起她认为是多余的地方。
米卡的魅力在于她顺从,依附于我的生活,而这个女人的魅力是她的孤傲精神。十分钟后她便会抬起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看着我说:“您可以走了。”管你怎么样,哪怕你现在就去死呢!
扩音器里播放着一支关于斯切潘·拉辛的歌曲,唱的是他怎样绕过一个岛屿游向河流的中心。歌唱家的声音浑厚有力,是纯正的男音。歌唱家定是把自己置身于斯切潘·拉辛所处的情景之中了。
青蛙公主低下头摆弄着我的手指。她的发色不深也不浅,是象百灵鸟羽毛那种淡灰色的。顺便说上一句,我可从来没抓住过百灵鸟,也没见过它的羽毛是什么颜色。
“淹死波斯女郎可说不过去。”我说道。
青蛙公主停止修整我的食指,高高扬起眉毛举目望着我。
“为什么说不过去?”
“您想想看吧!她爸爸是位波斯公爵,她是他的独生女。来了个毫不相干的外人,带她离开父亲的家,上了一条小船,船上挤满了一群没有教养的野蛮强盗。拉辛非但不保护她,反而一下子把她扔到了船舷外面汹涌的浪波中。”
“傻话,”青蛙公主说。“这不仅是一个波斯女郎的事,而是关系到民族解放运动。共同的事业应当高于个人的利害。”
“您也不可怜她吗?”
“根本就谈不上这样的问题。”
她拧开一个深色小瓶盖,将小毛刷放进瓶中蘸了一下。
我等着看下一步她要做什么。
青蛙公主以高超的技艺,用小刷子在我的十个手指上涂抹了一遍。我的指甲染得鲜艳夺目,亮晶晶的,好象水果糖。
我坐着,叉开十指将双手伸向她。就在这当儿在我们之间闪过一个火花,是那种两团带雷电的乌云彼此靠近时闪现的火花。这火花可以引起电光闪耀,雷声轰鸣,可使雨水滋润大地,嫩青的幼苗破土而出。
“您干吗要染指甲呢?”青蛙公主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很想把手朝前再伸出十厘米,放在那有着十分美丽线条的肩颈上。
“在西方大家都染指甲,”我也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她。
“西方还有人涂嘴唇呢!咱们可不是在西方啊!”
我咽了口唾沫,激动心情也随之吞咽了下去。我把目光从她面部转移到自己那双悬在半空的手上,又从指甲上移到手腕。我的目光停滞在手表上了。
如果空港按照时间表进行工作的话,那我要乘的班机三分钟以前就起飞了。如果这里也象其他地方经常不准时,如果起飞之前突然决定要把螺母再拧紧一些,那我还来得及。
刹那间我将自己的全部感情都禁锢在心底,好象把钥匙转了两圈。现在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既定的目的上。
只用三秒钟我便和青蛙公主结好了账,同时蹭掉了尚未干却的指甲油。
第七十五秒钟行将结束时,我已飞奔在飞行场地上。身后有两个戴着制服帽的人在追赶,并且抓住了我。我想挣脱开,试图不用语言,而用手势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却不用手势,而用语言来开导我。
结果舷梯移开了,我要乘的那架班机向起飞跑道驶去。我是有可能赶上飞机的,抓住机尾吊在半空中飞抵阿德列尔。这么一来,迎面刮来的劲风就会吹肿我的脚,会把我前额的头发向后扯得生疼。我是有可能赶上飞机的,可这两位严守纪律的同志却拖住我不放。
每当我看着自己乘过的飞机飞走,或者看着一个离我而去的人的时候,我常觉得这就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架飞机和最后一个人。此时此刻我的感受就是如此。在机场中央,我在自己的手提箱上坐了下来,脑袋耷拉在两只手上。
两名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之中的一位朝我的指甲瞅了一眼说道:
“到空港主任那里,会给您换机票的。”
“过二十分钟还有飞往阿德列尔的一架加班飞机,”另一名工作人员说道。“他东跑西颠这工夫又会误点的。”
利他主义是利己主义的变种。当一个人为他人做好事时,他往往会陶醉于个人的高尚品德之中。即使不陷入陶醉的境地,那至少也会融融自乐一番。
“和我们一道走吧!”那个年岁较大的人说。“我们安排您上飞机。”
我新结识的这两位便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者。很可能在他们身上冷酷无情与助人为乐,原则性与毫无原则交替使用,兼而有之。我很少见到过一无是处的下流胚或者尽善尽美的品德高尚者。善与恶在人内心里通常总是交替出现的。这是为了要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可您干吗要涂指甲油呢?”那个年岁较轻的人问。
我想起了修整指甲的事,一并也想起了那位女美容师。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已把她抛到九霄云外了。已经离去的和即将起飞的飞机已使我将心中那脆弱的感情丢得一干二净。
迷恋钟情好似一束折下的鲜花,也象闪过的流星。他们既能点缀生活,也会很快消逝。
人固有一死,可是人类却是永恒的。这种永恒性使爱情得到了保证。
我忘却了青蛙公主,但由于我产生过爱恋之情;我似乎触接到了永恒的真谛,并由此变得稍许年轻一些。
飞机吼啸起来,随后机身内部开始发出某种绝望的轰鸣。这种绝望的轰鸣驱使飞机在起飞跑道上跑动。飞机向前行驶得越来越快,狂啸声越来越响,一直达到难以置信的发狂似的剧烈程度。飞机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时,便突然离地腾空而起,随之安静下来。飞机高悬在天空中了。
旅客们抑郁不欢地沉默不语。他们被禁锢在飞机的躯壳中,身不由己,任人安排。一切听天由命。
我发现,火车乘客对发车并不在意。火车开动之后他们便马上吃起煮鸡蛋和熏肠。在飞机上可完全不同。人非本性地离开地面,便感到自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对飞机也产生不信赖感。
我对面坐着一个约莫十六岁左右的男孩。他一表人材,神情严肃,使人不由得想用“您”来称呼他。旁边坐的是他父亲。我和他年岁大致不相上下,可是我们看上去却截然不同:从外貌上看,他父亲的外貌和社会地位相当,令人肃然起敬。我却不然。我疲惫不堪,既缺乏青少年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也不具有成年人那种承担义务的责任感。
父亲将自己肩头略微移动一下,贴近儿子的肩头,男孩也稍稍将自己的肩头紧贴在父亲肩上,仿佛从父亲的爱护中吸取到一股力量。
飞机升高了。机翼上出现了大水滴。
我俯视下面的云朵,思索着:“如果我掉下去,那富有弹性的云朵大概会承受得住我这七十六公斤的分量。”
我突然也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愿望,想用右肩贴靠着自己的父亲,左肩贴靠着自己的儿子——右边代表过去,左边代表未来,而我则恰好处于两个时代的接交点上。我既有根,也有芽。这意味着我是存在的。
我把身子向后靠在软椅上,微微闭上了眼睛。
飞机有节奏地发出轰鸣,似乎不是在飞行,而只是开动着马达悬在空中。
……一个机翼开始缓慢地掉落。机翼先是被折断了似地悬在那里,随后就脱离机身,留在机身后的什么地方了。在机翼原来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窟窿。
人们惊呼起来。呼叫声越来越大,简直都不象是人在喊叫了。我感到有股力量将我朝窟窿吸过去。我象个螃蟹似的伸展开四肢,企图抓住什么东西支撑住自己。但是我磕磕绊绊地终于被抛出了机舱。冰冷刺骨的严寒冻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开始坠落了。一个身上着火的男孩象一颗流星从我身边飞过。于是我哭了起来。我一边飞,一边为自己伤透了心。云朵欺骗了我,他并没有弹性,而使我穿越过去。我看见了大地,看见了迎面向我沉甸甸地飞压过来的大地。
……一阵晃动将我从睡梦中惊醒。
飞机在水泥跑道上滑行着。空中小姐站立在客舱的尾端,向旅客们致以良好的祝愿。
是休假的第八天了。
建筑师顺便来看我,问我是否愿意攀登基基莫拉山。我没想好到底去还是不去,但却回答说很想去。
我在基基莫拉山脚下海边附近赁了一间小屋。和我同住一幢房子的有来自里沃夫市的建筑师和他的妻子,还有他妻子的儿子。
建筑师是个红黄色头发的人,见人就笑,活象个小丑。当有人问:“生活得怎么样?”他总是回答:“好极了!”他的语气是如此自信,使人不由得会相信他的话并且受他的感染也感到喜悦兴奋。
建筑师很不喜欢南方,他说一个在中部地区出生的人理应在中部地区生活,在列维丹诺夫斯基的美景如画的地区生活。他到南方来疗养是因为他患了处于前期的血管梗塞症。
大夫们建议建筑师住院治疗。可是他认定:如果住院的话,成天看着天花板,听着自己的心脏跳动,那就会逐渐产生一种惊恐不安的情绪,心脏定会破裂的。所以,应当到南方去,洗洗海水浴,爬爬山。原则上嘛,对自己的心脏不加理会,这样它就会服服帖帖。女人就是这样。
建筑师的妻子,就我对她的了解而言,是个现代的凶猛的母兽,当然这不是从粗俗的角度来说的:母兽捕捉猎物,然后把它吞食掉。现代的母兽进行争斗的手段是柔情脉脉和表现得忠贞不渝。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纯真感情。但是如果捕捉物不肯上钩,如果母兽一旦发现,她们扑向未来的这一招没有成功,那时她们就会完全收起这套招数,而后将之再施展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于是乎再一次地表现柔情脉脉,再一次的忠贞不渝。这也无可指责吧?
这种女人照例都是有一个孩子,都是结婚好几次,而且由于无止无休的攫取奢望而变得很神经质。她们讲起话来总是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活象一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她们一天能打电话聊上十来个钟点。假如这种说话的能量能用于和平目的,那就勿需乎修建用煤做动力的发电站了。
建筑师的妻子喜欢同我聊聊自己的生活和种种疑虑。和她谈话倒也便当。她对谈话的对方丝毫不感兴趣,而是一个劲儿地谈论自己,因此谈话总是以独白的方式来进行。我和她谈话时同样也是采取独白的方式——想自己的事。假如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她发出声来,而我是暗自无声的——合在一起,那就组成了歌剧中的二重唱:歌剧演员们站在舞台不同的角落,面向大厅,各唱各的调子。
建筑师妻子的儿子瓦吉克又有自己的一套。他才七岁,平时总是在画册上勾画,甚至说不上是画,而是在勾轮廓。在他笔下常出现中世纪的尖顶城堡,以及披挂沉重盔甲,有着蜘蛛一样细腿杆的骑士。每个骑士都有各自的特征。有时瓦吉克也画自己的梦境,是些和黑契克夫影片相仿的可怕景象。
我把瓦吉克叫做“会用肚皮说话的人”。这是因为他讲话时从不张开嘴巴,老是从肚皮里挤出那么两三个字:“我不要。”不论问他什么,比如:想不想吃水果、浆果,想不想去海边,要不要午睡——他一概加以拒绝,而沉溺在一种不是童年的,没有孩子气的生活之中。他象是一个已经发育成熟,具有创造性的人,但脾气古怪,令人厌恶地难以共处。只有当他感到害怕或者啼哭时,才看得出他毕竟是个孩子。
我很快整好行装,便走到外面的平台上来。全体人员,其中包括那个男孩,都站在院子里。
我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建筑师象一匹被狠狠抽打了一鞭的骏马,立即拔腿出发了。
已经是正中午。太阳当顶晒着,走了两分钟我便感到全身乏力。这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躺在长沙发上,翻开“外国文学”那未看完的一页继续看下去。这纯粹是种情感上的要求,但是从理智上我明白,整个冬天、春天和秋天我都可以手捧一本杂志躺在沙发上,而到基基莫拉这地方来却只有在休假的时候,而且是当有人邀请我和他同行时才有可能。
又过了几分钟,我们来到山脚下,开始登山。山中小路的两旁生长着带有枯干小花的绿色小草,还有干枯的灌木丛。山上的大小石块都保持着一种自然形态。看来好象这些石块并不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在这里形成的。
建筑师走在最前面,他象个电梯,平稳而又气力十足地不断上升。瓦吉克拖拉着双腿,眼睛一直盯着自己脚下。我始终期待着他会提出什么要求,要那些现在不可能给他的东西——浆果、水果、大海、午休。建筑师的妻子象个土生土长的山地女人那样走着。山中的妇女对翻山越岭不当回事,甚至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编织。
我停住脚步,脱下衬衫拿在手里。衬衫并没有什么分量,可我却把它看成是个负担。我太累了。我感到,我在呼吸完全出自生存的本能。我在吸气、呼气,但觉得空气不够用……
……
在斯达罗潘斯基的一条小巷里住着我的儿子安东。我和他妈妈在十年前离的婚。我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离婚,然而我至今仍弄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结婚。也许是我们错将青年人肉体上的苦闷当做了爱情。我们把二者混淆而铸成大错。安东是这次错误的产物,可他却一直健康无恙地活着。我和他是两名无辜的罪人,两个男子汉——一大一小。
他没老子,我没儿子。我们对这多乖的命运付出的代价均等。
如果我再次婚聚还生养孩子的话,那就如同我把安东弃置于自己生活的大道旁,而我本人则继续朝前奔。我倒是可以继续前进的,但如果有个浅色头发的、象水银一样活泼好动、讲话声嘶哑低沉的孩子站在我身后,目送着我的话,那我又有何脸面呢?
……我要断气似地拖着身体在基基莫拉山坡上爬行,根本没去想这座山是个什么样子。我不会旅行。我把自己往日生活的背囊也背上了山。我应当把这个背囊留下,要不就不来旅行。
有些人出自对人类能力的好奇而坐木筏漂洋过海。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任何好奇之心。我不承认那些虚伪的目的和人为制造的困难。我不善于强制自己。比方说,我不爱吃煮熟的大葱,因此我就连碰也不去碰它。我从来不做我不愿做的事。
“喂……”是旅伴们在呼唤我。
他们已朝前跑出了老远。把我一个人丢在山里,他们都感到有几分不好意思。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听说山里还有狗熊……
弹力游泳裤不透气,因此我走起路来身上就象缠着一块绷紧的湿布。我朝四周看了一下,周围空空荡荡,象是创世主开天辟地的第一天。我脱下了短外裤和游泳裤,一丝不挂往前走。清风吹拂着我全身,走起路来轻松多了。但想到会被人碰见,会被人认出来,就感到气恼。我站住,重新穿好了衣服,又继续朝前走。太阳和我并行前进,它射出的光芒象一根手指,直晒着我的头顶。
小道在灌木丛中蜿蜒,我好似一头离群的山羊也随着小道在回旋。
突然我发现了自己的伙伴们。我惊奇万分,高兴劲儿没法提,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仿佛是在国外,在阿根廷还是秘鲁的什么地方碰见了他们。
不远处有一条水管,不知是谁敷设在这里的。水管里流出一股晶莹的水。瓦吉克用手捧着水在喝。我想一定是禁止他喝,他才喝的。
管道上栖息着一群象燕子的小鸟,紧紧靠在一起。也许就是燕子。这群鸟有五十只到七十只之多,一点儿也不怕人。我想象中的极乐世界就是这种情景:一片静谧,低矮的小树,晶莹的水和一群群善良可爱的小鸟儿。我走近管道时,鸟儿争先恐后叽叽喳喳叫起来,他们是在交谈感想吧!大概是说:“瞧,又来一个人!”要不就是:“多讨人喜欢哪……”或许它们曾看见我没穿游泳裤,是在议论这件事。随后,突然密密麻麻挤成一团飞了起来,接着又落下了,然而靠得已不那么紧了,而是三五成群随意地落在水管、草地和小树的枝头上。
水凉沁沁的,没有什么味道。我觉得仿佛是在饮用液体空气。大概天然水是没有气味,也没有味道的。只不过以前我从来不曾饮用过天然水罢了。
我本打算在草地上躺一会儿,充分享受一番这极乐世界的美境。但建筑师却发出了号令:
“走吧!”
于是大伙儿都心满意足地站了起来。看来他们等了我好长时间,已经得到充分休息,甚至对不走动已感到腻烦。
我恭顺地排在这一小列队伍的末尾,在建筑师妻子的后面。她不时转过头来对我说:
“您瞧,多美的景色!”
我一下子明白了,马上有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不是我体内某个地方能发现有潜在的第二套呼吸器官,就是我立即倒下去,值此年富力强之际一命呜呼,身后遗下失去爱情的米卡,没有小号手的乐团,丧子的母亲和丧父的儿子。
我的目标是顶峰。可是为了这个目的值当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吗?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讲:我攀登这个顶峰有利可图吗?
建筑师的妻子把手递给了我。她也走得乏累了。她的双肩耷拉下来,面部肌肉也变得松弛了。精神上她已不象是一头凶猛的母兽,而恢复了她原来的面目——一个在生命征途中筋疲力竭的女人。
凡事早晚都有个终结。我们的登山活动也结束了。我们都站立在山顶上。
我站立在苍穹和大地的正中间。从这里可以看出地球是圆形的,大海是条状的:碧绿色的、暗蓝色的和褐色的条带。
我的脚下和身后是峦峦群山。
夕阳映照着山巅,山顶抹上一层火红色,山麓却是昏暗一片。远处的山巅尖突突的,而稍近处的则坡度缓缓而下,好象一些硕大的圆石,可以在上面跑动。坡度缓斜的山看上去显得和蔼可亲。用“拉普兰吉亚”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山倒挺合适。
……我……
在群山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自我”感受。
我是个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这全部美景的一部分,是这美景尽善尽美的体现。如果我对这一切有着直接关系,那也就意味着我无论对什么都无需疑惑不安。
为使自己的躯体大大超出地面,我战胜了自己。我登高的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环顾周围的一切以及审视自己。
我有四十八条道理。有清晨和晚上的道理。有神智清醒和醉酒头痛的道理以及如此等等。但是现在这所有局部的道理都黯然失色。我觉得我触接到了真理,尽管我还不清楚真理究竟寓于何处。
我心里充满了无限宏伟壮丽之感。泪水在我心头翻滚。每当我听童声合唱时,便产生类似的感受。我喜欢童声,每每听见童声合唱时,我便对自己逝去的生活岁月感到难以形容的惋惜。这两种不同的感情——喜爱和忧愁苦闷——催我泪下。
此刻我站在这里,内心却在悲泣,心中充满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矛盾交织的复杂感情。
看来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山上就是为了这个时刻。为此而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过分,只要我别摔下去折断脖颈就行。
我的登山伙伴们站在我身旁,各人看各人的,各人都看见了自己要看的东西。
建筑师已经是第十次来登基基莫拉山了,他也是第十次将这宏伟壮丽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对这里的景色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感到幸福是因为我们大家有幸到此一游,而且是他带我们来到此处。
建筑师的妻子显得青春焕发,好似一位姑娘。甚至不是一位姑娘,而是个妙龄少女,预感将体尝到初次的,也是一生中仅此一次的爱情。这爱情将伴随着无限的柔情缱绻和无穷尽的山盟海誓。
瓦吉克面带警觉的神情站立着。他还不懂得珍视这难得一见的美景。登山他并不感到困难,站在这里他也体会不到庄严雄伟。
或者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也许身处高山之巅,这滚落下来重叠褶压的块块巨石以及自己的年幼孤单已使他惊恐万状。他这个脆弱的小生灵正在呼叫:“我不要!”
“咱们要赶不上吃饭啦!”建筑师提醒大家说。
他似乎对所有的人都负有责任,他不仅善于思考眼前的事,而且也善于思考今后的事。
我却从不考虑后果,因此也备尝苦头。
我们很轻快地下山,是连蹦带跳走下来的。即使如此,我竟然也落在人家后面。
我们跑下来,到了海边大道上,然后沿着海边走。休息的人以各种姿势坐在长凳上。我们迈着轻快跳跃的脚步从他们身旁走过,个个精神抖擞,体力充沛,心里在想:“嘿,你们这群火鸡……”
我们信步跨进餐厅,给我们端来一罐黄澄澄的鲜酒,象发酵过的葡萄汁一样。
很可能,生活的安排就象通往顶峰的道路……我能登上自己预定的顶峰吗?还是会感到倦乏而折回倒在沙发上休息呢?也许,我会步履蹒跚,行走得十分缓慢,结果在中途便一命呜呼……
万一我已经登上顶峰了呢?可我又没发觉而现在仍在--漫无目的地行走?
邮局的自动电话昼夜服务。
我拨了要打的电话台,又拨了要打的电话号码。
没有人接。这就是说,米卡出差去了。
“真不讲信用,”我这样想。就今天这事来讲的确够得上是不讲信用。
妈妈也没在家。可能叶莲娜的孩子出世了,妈妈去看孙儿或者孙女了。没法给叶莲娜打电话;她和丈夫住在城外,那里没有电话和其他各种服务设施。
我从来不留下自己的坐标,要不然就得时时刻刻等待着。等着有人在我工作的时候叫我出去,等着米卡来找我,跟我说:“我寂寞死了!”等着那些根本不会寄来的信件。更确切地说,一个月会寄来两张明信片,而我却要每天去看信箱或者看房屋女守门人的眼睛。那我的全部休息就会变成无休止的等待。而当我等待的时候,就无法做任何别的事情。
我在桌上找到一张写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哈尔科夫市”。我划去这个地名,在上面写了叶莲娜的地址。然后把明信片翻转过来,开始写道:“亲人们,你们好!生活得怎么样?我过得很好。”我写家信总是这样起头的。这就是我能够讲的全部内容。
我搜索枯肠才写了:我虽没能赶上自己那次班机,但已乘飞机安全到达。写了水果的价钱,住宿的费用,水温和气温各多少度。还有我想念他们,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
我需要知道亲人的情况,知道他们健在,安然无恙。可是当我知道他们安然无恙时,我就可以有五年以至七年的时间不跟他们见面,也就是国家完成宏伟计划那么长短的时间。
月光在水面上照射出一条小道,碎浪纷溅。整个大海犹如一个正在呼吸的庞然大物,海水蔓延到我赤裸的双脚。
我走入大海,在月光映照出的小道上随波戏泳。当我将手臂举离水面时,我以为手臂会是金黄色的,不料却是深暗色的。
浮标微微下倾,在深暗的海水中摇曳不停,正象地球在银河系中一样。我面向地平线躺卧在地球上,也开始晃动起来——是一个人在银河系中晃动。
米卡!
我腻味透了。
这是在我休息的第十二天早上十点钟发生的事。我在集市上买到了新鲜的,象野生小苹果似的大个樱桃。买了三公斤,全部装在了一个塑料袋里。在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一个女清洁工,她拿着一条水龙带。水龙带流着水。我把塑料袋放在水龙带下面,一下子塑料袋便接满了水。从袋子下面和旁边往外喷出一股股细细的小水柱(塑料袋原来是破的)。
我走在海滨浴场上,吃着不怎么好吃的樱桃。细细的水柱不断往我脚上滋着。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厌烦情绪。我强忍着这种情绪,不住地往手里吐樱桃核。晒得黝黑的身体、五颜六色的游泳衣,蔚蓝色的天空,骄横的炎日,岸边深褐色的大海,有着毛状纤维树干和坚硬树叶的棕榈树——所有这一切就象以最强的音响效果表现出来的被切分的音乐一样,劈头盖脑地向你的眼睛、鼻孔、耳朵一齐袭将过来。我走在海滨浴场上,从人身体上迈过去或绕行过去。有的人在玩纸牌,在放声大笑。我就不相信,他们玩纸牌玩得如此兴致勃勃,笑得如此开心。我觉得他们都是在装模作样,是故意做出来给人家看的。
我终于来到自己人跟前,请他们吃樱桃。瓦吉克向我投过来一种厌世者的目光,然后把脸转了过去。我想,他马上会说:“我不要。”建筑师的妻子掏出一把红艳艳的樱桃递给他。
“我不要,”瓦吉克情绪很好,嘴唇不动地嘟囔着。
“为什么不要呢?”建筑师问道。
“不要就是不要嘛,”建筑师的妻子在庇护儿子。“你去游泳吧!”
“我不要去!”
“来,就吃这一次!”
“甭管他啦,”建筑师说。“不想吃,就甭吃。”
“那我干嘛要带他到这儿来呢?”
“何必要强人所难呢?要是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干的事,你会怎么样?”
“因为他不是你的儿子,你才这样说。”
“你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他,”建筑师说道。
建筑师的看法和我完全一致,可我不便插嘴。我蹲着吃樱桃,随后便站起身走开了。
我的朋友们以为,我这是不愿老蹲着,是去再拿一个吊床来。以为我取了吊床就回来的。然而我站起身走开,是因为我体内有什么东西已经耗光了,就象摩托车内的汽油耗光了一样。
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还差一个半月就服刑期满的犯人会越狱逃走。当人的耐心已耗尽,他就不会象正常人那样思考问题了。
十点钟时我在逛集市。
下午三点我走进空港大厦,六点我已在俄罗斯中部的上空飞行,在建筑师十分向往的列维坦诺夫风景区上空飞行。
莫斯科时间晚八点我已站在米卡的门前按门铃。
米卡平时在家穿的是没后跟的木底拖鞋。她走起路来象日本妇女一样劈劈啪啪地乱响。
马上便会响起那急促的木屐声,门会一下子大开,我就会迎上前去,米卡会用双手来搂住我的脖子。我们周围的气氛又会随之变得热乎乎的。
……可听到的却是轻微的光着脚走路的声音。
门上的锁在响动。
门打开了。
米卡……
我没有迎上前去,仍呆在那里未移动脚步。有什么东西使我动弹不得。
是她那双眼睛。她那双眼睛好象失去了往日的神情。眼睛里露出严肃的神色,好象是一位女教师正在听一个偷懒学生的辩解,正在揣摩,他那些话是在撒谎。
“我就料到会是这样,”米卡说。
“你料到我会来?”
我感到很难堪,很委屈。自己傻乎乎地飞越全国,结果看到的竟是这样的眼色,听到的竟是这样一句话!
“进来吧,”米卡说。“只是脚步放轻一些。”
我迈过门坎。她小心翼翼地把我身后的门掩上。我站在过道里,感到迷惑不解。
“你干嘛站着?把外衣脱了吧。”
我脱下外衣,挂在衣架上。把箱子放好。米卡一直在旁边看着我的一举一动,等着我。这情景就仿佛我是个来修理电线的水电工。
米卡踮着脚尖向厨房走去,我也踮起脚尖跟在她后面。
“饿了吗?”她低声问道。
“咱们为什么要压低声音讲话?”
“有人在睡觉。”她回答得含糊其词。
“谁?”
“丈夫。”
“谁的丈夫?”
“我的。”
公鸡的头被砍下之后,它还要在院子里蹦跶一番,大概它以为自己的外表十分美丽动人。
我在厨房的小凳上坐了下来。
“你是在哪儿把他搞到手的?”
“我们是在地铁里认识的。”
“什么时候?”
“一个星期之前,他在克拉斯诺普烈斯年斯克车站上了车,坐在我的对面,一直看着我。看了我老半天,后来就坐到我身边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下了车,他也下了车。”
“就成了?”
“就成了。昨天我们已把各种证明都交上去了。”
“可你对他根本不了解。”
“我觉得他人不错。好人都是能看得出来的。”
“你发疯了。你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生活呢?”
“我今后的生活不会比以前更坏。给你做点什么吃吗?”
“那你丈夫还有吃的吗?”
“够咱们吃的。”
过去她一直喜欢给我做饭,喜欢看着我吃。她马上麻利地忙活起来,大盘小碟地往桌上摆。
“你知道吗,你摔死以后,我一下瘫坐在地上。我在想,今后我可怎么过啊?可是后来半夜里我突然醒了,明白过来了,我过去的生活实在是太糟糕了。”
“摔死是什么意思?”
“坐飞机摔死了啊!是你的女邻居打电话告诉我的。她一边说还一边哭,说事先你就有预感。”
“坐什么飞机?”
“就是349次班机,莫斯科飞往阿德列尔的。”
“飞机翅膀掉了……”我从米卡的话里想起做过的那个遥远的梦。
“这我不知道,你当然是最清楚的。”
我全明白了,也相信她的话。我没赶上坐的那架飞机是坠毁了,既然我登记……
我虽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相信了,但这丝毫也没对我产生影响。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米卡的嫁人,而不是自己的摔死。
“我摔死了,你跟着就嫁人?”
“我嫁人也不完全是因为你摔死。”
“那又为什么呢?”
“我爱上他了。”
“难道你就不为我伤心难过?”
“我就没相信。我知道你会平安无事的。”
“你从哪里知道的?”
“我是感觉到的。你知道吗,不久前我看了一部电视片。里面有个楚克奇人来找警察,他说:‘原始森林里藏着一个人。’警察问他:‘你是从哪儿知道的?’那楚克奇人说:‘我感觉到的。’我也是这样——感觉到的。”
米卡身穿一件我过去没见过的长裙。她的样子全变了,我对她感到陌生。不是我原来的那个米卡了。我真不敢相信,过去我曾经拥抱过她,也曾被她爱过。
“我不信。”我说道。
“你会习惯的。”
“我是会习惯的。”我答应她说。“我会把你忘掉。”
“你对我太了解了,忘不掉。”
“我会报复。”
“怎么报复?”她停下手不再切干酪,很感兴趣地看着我的脸。
“我会结婚,会过幸福的生活。”
“你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
“我感觉到的。”
米卡拿起一块海绵,擦铺在桌上的漆布。漆布上印着樱桃,和我早晨在集市上买到的完全一模一样。
“你怎么什么也不吃?”
“咽不下去。”我拿起她的手。“你跟他在一起也象跟我在一起一样吗?”
我们相互盯视着。
“不一样。不会勾起人对往事的回忆……四年啦……”米卡缄默了,她象是在逐年追忆往事。“按时间来计算,这和战争所经历的时间一般长。可我有什么胜利成果呢?奖赏又在哪里呢?”
“恋爱又谈的上什么奖赏呢?感情本身就是胜利成果,就是奖赏。”
“你给予我的是男人所能给予女人的最悲伤的经历,是受尽屈辱的经历……。你来了又走了,每次你来都表示担心,怕以后会很长时间见不到面。我原以为,除了对我表示爱情以外,你对我还应负有义务。可你却认为,毫无义务可言。所以,我对你也用不着尽什么义务。”
“不管我怎么着吧,反正象我这样的人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我想吓唬她一下,使她产生动摇。
“我也不想再找一个象你这样的人了。我和你在一起吃尽了苦头。甚至都形成了条件反射,我一看见你就想哭。”她眼里闪着泪花。“知道吗,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用钥匙开一把已经坏了的锁。他站在那里想:马上就要打开了,马上……。钥匙不停地转动,可人还是在外面站着,进不了屋。这会使人发疯的。”
我们都沉默不语。
屋外响起自行车的声音,米卡颤抖了一下。
“我总是觉得,好象电话……”她眼里噙着泪水愧悔地笑了笑。“四年来我一直每天都在等你的电话。甚至我不敢在浴室里放洗澡水,怕听不见电话铃声。”
“他怎么现在还睡觉?”我问道。
“谁?”
“你丈夫。”
“他累了。”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是个考古学家,不久前刚从雅库梯亚回来。他在常年冻土地带发现了一块犸猛的椎骨。”
“他要这玩艺儿干什么?”
“是椎骨吗?”
“嗯。”
“能推测出整个脊椎的样子。”
“推测出整个脊椎又怎么样呢?”
“可以复制出完整的犸猛来。”
“犸猛早已绝迹了,把它复制出来做什么?”
“为了历史……。再过一千年,人们要是发现你的脊椎骨,那是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的。”
“为什么呢?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典型的代表——正直、不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幼稚无知。”
“正直的窃贼。”米卡提醒我。
“唉,你知道吗……我们大家都是在窃取,可同时又都在无偿地付出。”
“你什么也没有付出。在利己主义方面你是冠军,这也正是你个人有独创性的地方。你认为,生活过得舒舒服服是高于一切的。”
“舒舒服服你指的是什么?”
“有舒服的工作:虽有工作,但又很清闲。有个适宜的儿子:又有他,又没有他。有个方便的女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我从来没想到过,她竟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憎恨我……”
“不美满的爱情就会变为憎恨,这是正常的现象。”
“你恨我吗?”
“憎恨是一种十分强烈的感情,它和爱情一样,不过是带负号的。我不恨你,因为我再也不受你的约束了。今世无缘,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没缘分?”
“我太爱你了,超过了命中注定的限度。此外,我闯入你的生活也不是时候。要么早十年,要么晚十年就好了。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三十七岁,应该是在你二十七岁的时候,那时你无所牵挂。或是在你四十七岁的时候,那时你对失去什么已感到厌倦……”
“有缘分还是没有缘分……反正是我摔死了,而你立刻就把我抛弃了。”
“你真的以为,我会跟着你到阴间去吗?”
“是的。我原来是这样想的。”
“问题不在于你摔死没有。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破损了,好象一双穿坏的鞋一样,连鞋底都没有了。”
“为什么?”
“人们相爱,为的是养儿育女,并且为了今后的生活把他抚养成人。一年中有开花的时节——春天,也有收获的时节——秋天。不可能一年四季总是开花。我这朵花已凋落了。可你根本不想要孩子。”
“你可以不听我的嘛。”
“我怎么能不听呢,当你对我来说还是个神圣的人的时候。”
“可这都是可以挽回的呀。”
“只有演员才能把一出戏演上几十遍。可我们都不是演员,我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我们也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
房间里传出男人的声音。
“埃拉!”
“埃拉是谁?”
“是我。”米卡说。
我想起,她的全名是米卡埃拉,现在她的一切全变了:名字、服装和眼神。
“我过去对你一直是信任的。”
“我对你也是如此。”
我站起身走了出去。
先来到前厅,然后走向楼梯。当我站在楼梯上时,我明白了,我不能走。我原想就坐在那里,坐在楼梯台阶上,可她那个找到椎骨的考古学家会出来,看到我象条丧家犬一样坐在门前。这可是一件过分优厚的结婚礼品呀!
我扶着楼梯扶手向上走去,到了最高一层。再往上就是阁楼。
我坐在楼梯的最后一级台阶上发呆。身上的全部感官都失去了作用。想必是人体组织的防御机能开始运转。为了使我不再感受到什么,我的躯体已停止了工作。
我现在记不得,究竟过了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了劈啪的木屐声。米卡顺着楼梯走了上来。她的手在膝部微微地提着长裙,怕裙子拖在楼梯的阶梯上。她那神态真象是个十九世纪将出席宫廷舞会的贵妇人。
“别在地上坐着,站起来。”
我站了起来。
她拉着我的手走到电梯旁。
“按一下电钮。”
我按了电梯的大圆电钮,红色的电钮亮了。透过门栅栏可以看到,轮子开始转动,钢索在爬行。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问。“是感觉到的吗?”
“不是。我只不过是一直看着窗外,看你什么时候走出去。可一直没见到你。我走到楼下,你不在那儿。那么你当然是在上面。我用的是排除法。”
电梯升了上来,停住了。
“把门开开。”
我转动了一下冰凉的门把手,打开了栅栏门。
“现在走吧。”
“我再呆一会儿,可以吗?”
“不行。”她不同意。“走吧。”
“我现在干什么去呢?”
“去生活,”米卡回答说。“你想想看,你真有可能会摔死的。”
下面有人用脚在踢,要电梯下去。
“最主要的是要活下去,”米卡说。“这是必要的条件。至于其它的一切都是可以变通的。”
我走进电梯。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站在那里等我离去。所有这一切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和荒诞,就象是我的脑袋和我的躯体脱了节,被扔到一旁看着我是如何离去的。
把公鸡的头砍掉后,很可能公鸡的眼睛也是在看着,看它的躯体是如何蹦跳的。
“原谅我吧,”我对米卡说。
“不,不原谅。”
下面有人又用脚在踢。
我关上了里面的门,按了电钮,表示楼层的大的白色数目字在我面前闪动,5……4……3……2……1……
餐厅门上挂出了“已无座位”的牌子。由于生活甜蜜美满而想一饱口福的人们冻得挤成了一团,象一群兔子一样不时向玻璃门内窥视。
这是家现代化的,入时的餐厅。我们器乐演奏团也是现代化的,入时的。每天晚上我们都在此地演出,无论我们,还是餐厅都以此为荣。
我信心十足地走到餐厅门口,用手指的关节敲了敲门。等候的人群怯生生地,同时又满怀希望地看着我。他们以为,我是来此地伸张正义的。
存衣间的廖沙大叔走到门跟前,露出一副高傲和神气活现的神态,活象个议员。他象是个阉割过的,吃得过饱的公猫,若无其事地朝门口看了看。突然他眼里闪烁出留意的神情。他把脸贴近玻璃,仔细端详我,就象是密探注视他的同伙等待信号一样,接着,他向四周看了看,手脚麻利地拉开了门闩。于是我钻了进去。
“真的是你?”廖沙大叔又自我验证了一遍。
“是我,是我。”我肯定地说。
“可听说,你坐飞机失事了。”
“那是阴谋。”我向他解释说。
廖沙大叔赶忙不住地点头。之后他的头停住不动,过了一会儿又把头左右摇晃了一下,似乎是在谴责这种阴谋勾当。又有人在用手指关节敲门上的玻璃,于是廖沙大叔又露出一副议员大人的神态走开了。
我把手提箱放在存衣处柜台后面,把雨衣放在箱子上面,然后走进大厅。
大厅里确实没有空位子了。乐池里也空无一人。大概我们那伙人在休息。
服务员阿吉克手托托盘姿势优美地快步向我奔来。他走到我跟前停住了脚步,仔细地将我上下打量一番,这也使我有机会仔细地看看他。我对他那饱经风霜的脸端详了一番之后对他说:
“你随便给我找个座儿吧。”
“走,到招待外宾的地方去,”尽管这违反规定,阿吉克就这样决定了。
他带着我穿过了大厅。
“有人跟我说,你从飞机上掉下来了。”
“我是坐在扶手椅上掉下来的,”我说。
“结果呢?”阿吉克停住脚步问道。
“你瞧啊!这不是好好的……”
“真怪……我想过,你还欠我十个卢布。这下我的钱也吹了。我原打算去找你妈妈,后来又想,人家正伤心呢,可我还在盘算自己的几个臭钱。你要块表吗?瑞士的,表蒙是水晶玻璃的。”
阿吉克把托盘放在一个供服务员用的小桌上。他挽起袖口,手腕上露出闪光锃亮的水晶玻璃表蒙和镍制表链。我从来没见过,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会有这样的表。
“三百卢布,’阿吉克说了价钱。他想了想又减了价:“那么,二百吧……”
我在等着他说:“那么好,就一百吧。”然后再说:“好,一个卢布。”
“算了,”阿吉克说。“你拿去用吧,送你了。”
他摘下表,放进我的衣服口袋里。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知怎么才好。
“这不是真货。表壳是冲压出来的。”
阿吉克把我领到一个空位上,然后他就象一个单人速滑溜冰运动员一样,滑到大厅里面去了。他送给我一块表是对我坐着扶手椅从飞机上掉下来,而且还安然无恙的一种褒奖。在他看来,我能活下来,这就是最公正的一种体现。他为我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因为这公正的法则也曾支配过他的命运。他走到大厅中央回转过身从托盘后面看了我一眼。
在我的这张桌旁还坐着两个外国人。确切地说,是我坐在他们的桌旁。一个人上了年岁,据我看,他已老朽昏聩,象是个秃了顶的黄口孺子。他有一双蓝色的、呆滞无神的眼睛。另一个人有四十来岁,他那副面孔在各阶层和各民族中间都可以见得到。他的长相和同桌的那个老人迥然不同,我得出结论——他不是老人的儿子,也不是他的孙子,很可能是他的秘书。
我向他们点头致意。秘书客气地咧嘴笑了笑。
“是来旅游的吧?”我问。
秘书听懂了,点了点头。
“纯……纯……甜……”
“什么?”
“欧罗……纯……甜。美……纯……甜……”
阿吉克走了过来,给我摆上伏特加酒和鱼拼盘。
“他在说什么?”我问阿吉克。
秘书嘀里嘟噜说了一通,阿吉克也对他嘀里嘟噜了一番。阿吉克是外语专科学校毕业生,通晓三、四种外语。
“他是说春天,”阿吉克对我解释说。
“什么春天?”
“季节呀,我的老天爷……他们到世界各地度过春天。什么地方是春天,他们就到什么地方去。”
“这是干嘛?”
“有人给老头算命说,他会在秋天死去。于是现在他们就在全世界周游,为的是躲避秋天。”
“可真不赖,有了钱就可以长生不老啦。”
“钱算个啥?青春用钱是买不来的。”
“要是成了老头的话,最好还是当个有钱的老头儿。”
阿吉克到另外一张桌去了,正如服务员们常说的,这叫做转移阵地。
腹内咕噜作响。我斟上一杯酒,空腹一饮而尽。
乐团演奏人员陆陆续续地登上舞台。我正好坐在柱子后面。他们看不到我,然而我看他们却很清楚。
维切克用目光向乐队所有的人示意,然后用力拨了一下吉他的琴弦。日拉夫在维切克的琴声之后数了四拍,接着就猛敲了一通鼓。佳丽娅出场了,她走到麦克风前唱了起来。她没放开嗓子唱,唱时也毫无表情。可整个大厅对她的出场却欣喜若狂,对她的歌声表现出十分欣赏的样子。
人饮酒之后会有些异乎寻常的感受。佳丽娅演唱时估计到了这种感受上的变化。小伙子们演奏得很出色,充满自信。看来,他们没受大厅气氛的影响。
乐队里原来我坐的那个位子上现在坐着一个从外表上看不出性别特征的小伙子。
如果给他穿上一件女人的连衣裙,他就变成一个北方型的,不俊也不丑的年轻少妇。
他那副尊容象是个半成品:活象个脸型的木头楦子。他鼻子上再安上一个普通人的鼻子就好了。总之,他脸上最好能再补添上表情和面部轮廓。
我不大喜欢这个人。维切克这么快就找人补上空缺,这种作法也使我不高兴。
我又喝了一杯酒,听着那好象把我拖进空虚漩涡的音乐。这空虚之中还夹杂有受凌辱之感,但总比只是空虚要好些。
佳丽娅开始唱维切克指挥的最后第二支歌。她连衣裙上闪耀着金色星点,身上佩带的饰物象真钻石一样熠熠发光。她低声唱完歌词中的一段,走到了一旁。
此时应轮到我演奏。通常我总是紧接着佳丽娅的最后一个音拖长下去,象是她的歌声在延续。我常常即兴拖长十六拍,然后升为三和弦的高音而结束。
我应该只是演奏,不去听自己演奏得怎样。只应去感受演奏的内容。可我常常是一边演奏,一边听。一边听,一边做出评价。象沙莱里用代数方法检查和声一样,在评价自己演奏得怎样。通常我把最后一个音符拖得很长,然后放下小号坐下。
今天,从我的座位上站起来的是一个新人。他把小号举到唇边,开始了即兴演奏。
他那小号比他本人要聪明得多。比我,比所有在场的人都聪明,那小号象懂得一些别人不懂的东西。大家停止了用餐,聚精会神地听他演奏。
我的感受象云雾一样在我身边回旋缭绕,而我好似处在自我感受的中心。心中充满对自己生活和爱情的无限惋惜。我的感觉就同那次在飞机上做梦,梦见穿过云雾一样。
我是个职业演奏家,在音乐方面我应算是个里手。但我搞不明白,他是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的。
我又把小号手仔细打量了一番。他站在那里显得又瘦又小,象个运动会上成绩优秀的小学生。他放下了小号。谁也没有想到演奏已经结束。谁也没有去怀疑,小号手是忘了曲调或是什么地方卡了壳而演奏不下去了。他在思考。这同样也是音乐。
随后他把小号举到嘴边,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沉默了片刻,定了定神。当他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体内的力量都聚积起来的时候,他吹出了辽阔、响亮的三和弦的高音号声。乐队接续着他演奏了下去。这已经不是音乐,而是温情脉脉,是浸透整个身心的柔情,其中还含有喜悦和感激的成分。谈情说爱之后的感受便是这样。
佳丽娅又走到麦克风前唱起了第二段歌词。在即兴演奏之后,音乐有了变化,有了另一层含义。和前一段基本相同,但深化了。
小号手在我原来的位子上坐了下去,他保持一种似乎周围的一切与他毫不相干的神态。小号放在膝上,眉毛向上挑着。其他的小伙子面带冷漠的表情在演奏,象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人们对美好的东西总是很快就习以为常。
我摔死的结果可真不赖!对这个小伙子,对整个乐团,对所有在座的人,以及今后要来这里听音乐的人,结果竟都是好的。
我站起来走出了大厅。一边走,一边还担心同事们会发现我。走到大厅门口,我掉过头去看了看,谁也没有注意我。进进出出的有各种各样的人……
我那两个外国朋友一直看着我。我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很高兴地也向我挥了挥手。我们已经熟悉了。
我走到电话亭,拨了电话号码,想给安东打个电话。不知怎么搞的,接电话的竟是米卡。我没讲话,但米卡已听出来是我。
“你怎么样?”米卡关心地问。
“我还是很伤心,”我说。
“不,你很幸福。只是你现在还不理解这一点……”
我把话筒挂上了。我的心象是跳到了嗓子眼儿。人陷入气潭时常有这样的感觉,我鼓了鼓勇气又去拨电话号码。
“喂!”安东高兴地大声喊道。
孩子都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他们没有往事的牵挂。因此,他们是可以坐飞机的。
“安东,”我叫他道。
“是谁呀?”
“我是你爸爸。”
“是哪个爸爸?”
“你有好多爸爸吗?”
“我有两个。”
我的手垂了下去。话筒里先是传出一阵不同的讲话声音,接着就是嘟嘟的响声。
我松开手,话筒依然悬在那里左右摆动,嘟嘟的响声也随之左右晃动。
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四周一片寂静,邻居已进入梦乡。黑暗中我确定了房门的方向就一直向前走去,尽力保持不歪向一边,以免碰在墙上。接下去的事就是掏出钥匙,插入门锁,把门打开。
我掏出了钥匙,插入门锁。可钥匙怎么也转不动。两眼看着房门,我站在那里心中怨气冲天。突然发现,门上有个封条。封条上还有个象重要邮件上那样的铅坠。我伸手想扯下那个铅坠。不料门随着铅坠一起开了。
是我的房间。窗帘是我的。沙发也是。可被子却不是。盖着被子睡觉的是巴什卡。
这是怎么回事?很可能,舒拉向房管部门提出了增加住房面积的要求。房管部门的人对她说:“我们研究研究。”趁他们研究的工夫,舒拉就人不知鬼不觉地搬进来了。
屋里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睡觉。这也就是说,要么腾出现在睡着人的地方,要么临时再搭个铺。叫醒巴什卡,我有些于心不忍,于是我决定,就把羊皮摊在地上,象野人一样在那上面过夜。
去年在我国中部的一个村子里,一位老农卖了我六张鞣过的羊皮,每张五个卢布。我原打算做一件皮大衣。但什么地方都不愿收这种皮活,因为羊皮没经过机器加工,而是用手工鞣熟的。皮子还散发出一股山羊和羊圈的浓重气味。如果穿着它呆上一天,在晚上就会把人熏得昏迷过去。
用这种羊皮做衣服没有可能,但睡在上面过夜是可以的。皮子很暖和,又柔软:两张皮铺在下面,两张盖在上面,一张做枕头用,还有一张富余的。等到早上再去和邻居见面,会使他们又惊喜,心里又不十分高兴。
舒拉会看着我说:“你真无赖。”我会为自己辩解,反问她:“为什么?出这样的事完全不是我的过错。”“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你身上,不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那几张羊皮是放在箱子里的。箱子在衣柜顶上。我抬手往下拉箱子。箱子上还放着羽毛球拍。拍子滑了下来,落在地板上。
巴什卡忽地坐了起来。窗户上影现出他的脑袋和两个支棱着的耳朵。我本能地蹲了下去,把头缩在两膝之间。
“妈妈!”巴什卡大叫了一声。
巴什卡光脚从床上跳下,跑出了房间。他的惊恐情绪回旋在他身后,我受他这种情绪的感染也趴到地板上,接着又爬到沙发下面。
沙发很低,沙发下面只能趴一条狗,而且还不能是西班牙长毛狗那样的大狗。我勉勉强强钻进沙发和地板之间的夹缝之中,我躺卧着,头歪向一边,这样呼吸可以更舒服一些。我这种双肩平放,脸转向一侧的样子真象壁画上画的古埃及的法老或是古希腊的老百姓。
我当然也可以在衣柜或窗帘后面藏身,这样我也就用不着受这份罪了。当然我也可以根本不藏起来。可我想到,要是巴什卡和舒拉一会儿手拉手来到这房间,半夜三更看到我这个阴世间的代表,不等弄清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吓得嚎叫起二重唱来。而我就成了制造这场恐怖事件和使人嚎啕大哭的罪魁祸首了。
外面响起沙沙的脚步声。
“你看,什么人也没有吧!”舒拉说着开了灯。
羽毛球拍乱放在地板上。
“你瞧,是什么把你吓坏了,小傻瓜……”
舒拉和巴什卡在沙发上坐下。我看到面前有四个脚后跟。巴什卡的脚后跟瘦小,是嫩黄色,踝骨以上是睡衣,舒拉的脚后跟上套着毛袜。她患有一种因受风寒而得的病,所以长年穿着毛袜。
“你作梦了,”舒拉说道。
“不,我看见了。是真的。有个什么鸟飞过去了……我脸上都觉得有一阵风……”
小脚后跟抬了上去,看不见了,毛袜子也看不见了。大概舒拉让巴什卡躺下睡觉,自己也躺在了他的身边。
“你不走吧?”巴什卡问道。
“不走了。”
“别关灯,好吗?”
“好。”
“我睡着了你也别走。”
“我也不走,你知道你头发有股什么味儿吗?”
“什么味儿?”
“有股烧焦的羽毛味儿。你身上有股铃兰香水味儿。”
“我做了一首诗,”巴什卡说。“希腊人把手伸进河里,螃蟹置之不理。希腊人纵身跳进河里,螃蟹却夹住了他的裤子。”
“什么东西把什么夹住了?”舒拉没听明白。
“螃蟹夹住了希腊人,”巴什卡解释说。“你难道不明白吗?”
他们俩柔声絮语低声交谈着,谈一些他们俩认为意义重大的繁节琐事。屋内飘溢荡漾着温存和爱抚之情。这种情感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感到孤独,真想立刻就奔到妈妈身旁去。
我长大后,也曾和妈妈在一起生活过。她搬来和我同住,但她有她自己的一套想法。我这时就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屋子里有一匹马,马拉着一辆装满木材的大车。马和大车占据了整个屋内的空间。你要想稍微动一动,就得从马拉的大车旁绕过去。实在感到不方便,而主要是不明白,这样生活到底图个什么。
现在我真想立即从这满是灰尘的沙发下面爬出来,离开这间屋子。然后乘车赶到萨维洛夫斯基火车站,坐上电气火车,到该下车的地方下车。去敲那我熟悉的门,一头扎进那暖人心窝的气氛中去。妈妈会给我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菜豆汤,坐在我对面,嘴里不停地数落我: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可是不管她唠叨些什么,她的言谈话语之中总是蕴含着对我的爱……
一切都静下来了,巴什卡情绪安定下来之后也睡着了。我也阎上了眼睛,似乎有什么东西揪住我头发非要把我拖入梦乡。舒拉站了起来。我真担心她会发现不知穿在何许人脚上的两只鞋。还好,谢天谢地,舒拉什么也没发现。她熄灭了灯,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
我克制着睡意又躺了十来分钟。然后开始慢慢地挪动身体,一次蹭上五一六公分。我终于小心翼翼地从沙发下钻了出来。接着小心谨慎地站起身来,站了一会儿,就向门口走去。离门口只有六步远。我每三分钟移动一步,足足走了十八分钟。我好象走在地雷阵上似的,提心吊胆地试探着往前迈步,脚还要轻抬轻放,好使地板不发出任何声响。当我终于走到楼梯过道上时,全身感到无比轻松,大概就象宇航员从超重转入失重状态时所感受的一样。
“你怎么跑来了?”妈妈问我。
妈妈身穿一件用乌兹别克薄丝绸缝制的连衣裙。妈妈和乌兹别克人毫无关系,可她一辈子也没改换过自己裙子的式样。总是做直筒的,有英国式小翻领,钉着钮扣的连衣裙。乌兹别克人穿的连衣裙也有英国式的小翻领,也是钉着钮扣。我明白了,妈妈对莫斯科至阿德列尔349号班机的事还一无所知。
“出什么事儿了吗?”妈妈有些不放心。
“出事儿啦!是我想你了,”我回答说。
“这个彼得真让人讨厌,”妈妈小声对我说,同时用眼睛瞄着门。“他那副嘴脸就象是有人把仙人掌塞进他衣领里去了。”
叶莲娜来到前厅。妈妈立刻不吭声了。叶莲娜脸色苍白,两眼呆滞无神,看不出丝毫过幸福生活的迹象。屋里传来娃娃的啼哭声。
“是男孩吗?”我问。
“女孩,”叶莲娜回答说。“叫斯维特卡。”
在来他们家的路上,我虽清醒多了,但头脑显得更加迟钝。说实在话,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无所谓。
“祝贺你。”我拥抱了姐姐。
小时候姐姐喜欢我喜欢得发狂。现在她也是那样地喜欢她的彼得。她只能爱某一个人。对她来说,重要的是能倾注自己的爱慕之心,有个能寄托自己爱慕的人。
孩子一直在哭。哭声很大,而且还带着一定的腔调,她那身体就象计算机一样,仿佛已输进了指定的程序。
“喂喂她去!”妈妈吩咐说。
“我不去!”姐姐固执地拒绝了。
“你瞧,孩子从晚上十点就一直哭,可他们就是不喂,孩子的肺会哭炸的。
“不会的。”叶莲娜说。“孩子哭哭有好处。”
妈妈脸上露出受了很大委屈的样子到厨房去了。我走进屋,想看看这个小外甥女。
“你知道吗,这孩子把白天和黑夜弄颠倒了,”叶莲娜解释说。“她白天睡觉,夜里要吃奶,如果我总是夜里喂她,就会形成条件反射。那就全完了,就甭活啦!那我就得也按她的作息规律来生活了。”
我们走到摇篮旁。小外甥女刚生下不久,还没为她买床,暂时睡在摇篮里。她小脸憋得通红,一动一动地象个橡皮的小脸蛋。
“她还要哭多久?”我问。
“一直哭到她明白了,哭也没用。”
彼得从隔壁房间里走了出来。他衣冠楚楚,大概还不曾躺下睡觉。全家都被这个擅自想把日夜颠倒的小家伙搞得坐立不安。
彼得脸上露出一副多少有些紧张但又很高傲的神情,好象他衬衣下面真的有个仙人掌,他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那刺痛难忍的感觉。
彼得算不上大智大慧,也算不上小有才气,他是个安分守己、忠于职责的人,他时时事事都以尽天职为己任。我和他在一起感到乏味。而他和我相处想必也有同感。
“你晒黑了,”为了对我多少表示关心,彼得开口说道。
“我到南方去了一趟。”
彼得微微地低下了头,目光转向一旁。从他脸上的表情我明白了,要是他能躲开孩子的啼哭,要是他能离开岳母和妻子到南方去,那该多美。叶莲娜瞅了彼得一眼,我发现,她也明白了彼得的心意。她爱他,他内心的一切活动,她是都能了如指掌的。
彼得怯生生地看了叶莲娜一眼。他知道叶莲娜猜出了他的心意,他感到有些恐慌,就象是他伸到别人口袋里的手被抓住一样。
“也许是该喂喂她了?”彼得在问,仿佛他把手从别人口袋里拿了出来,藏在了背后。
“不行,”叶莲娜态度很坚决,但她眼里却流出了泪水。
我想抱起外甥女,摇她一摇。
“别动她!”叶莲娜制止了我的想法和伸出的双手。“你的心肠好,可你来了还要走的。她以后却要骑在我头上。”
我看着摇篮里这个固执的、象条小鱼一样用襁褓裹着的小家伙。
如果我和米卡有个孩子,他会占据米卡的全部身心,米卡就会不再留意我。我们就会又在一起,又不在一起,这是理想的方式。可能米卡是正确的,而不是我。
“我坐飞机差点儿没摔死,”我说道。
我原以为,他们听到我的话后会双臂弯到背后失声痛哭起来。而且有可能哭两次:一次是感到后怕,怕我当时真会摔死。另一次是出自高兴,庆幸我安然无恙。可叶莲娜一声没吭,她在想自己的心事,似乎没听见我说什么。
“我差点儿没摔死。”我又重复了一遍。
“你不是站在这里吗……”彼得应声说。
“我不是说,我已经摔死了。我是说,差点儿没摔死。”
“我们在人行道上走,汽车离我们一米远。也可以说,我们也差点儿没被汽车轧死。”叶莲娜说道。
她在回答我,可心里还在和彼得拌嘴。
我到厨房去找妈妈。桌上摆的不是菜豆汤,而是鱼冻。鱼冻是透明的,上面有蛋黄。我正要往小凳上坐,妈妈从我身下把凳子拉开。
“你没看见有尿布吗?你裤子在哪里弄得这么脏,真不知道你坐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坐在了另外一个凳子上。
和叶莲娜比较起来,妈妈更喜欢我,因为我长得象爸爸。现在斯维特卡出世了。她就顶替了我在妈妈心中的位置。我是大人,不会把白天和黑夜弄颠倒,也不要求总得有人照看着。现在妈妈只要知道我诸事顺利也就放心了。我不在她身边,她也可以几年、几十年地活下去。是我使她习惯于这样生活的。
忽然不知是什么原因,多半是由于神经过度紧张,我神志恍惚地觉得,似乎有两匹马站立在湖边陡峭的岸上。天色已晚。两匹马垂着脖颈站在那里。平静的湖面上映着它们的倒影。我和米卡站在湖的另一岸。米卡把头倚靠在我肩头。我们看着马,马也看着我们。我们分别站在湖的两岸,彼此对看着。
我站了起来,走到厨房的水池旁想接些水喝。妈妈从我手中把杯子抢过去。杯子上画着一只小兔。
“这是给孩子用的。我都消过毒了。”
斯维特卡突然止住了哭声。可能是哭累了,也可能她真的明白了,哭也没用。白天永远是白天,黑夜永远是黑夜。
叶莲娜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厨房。我们坐在那里,神经紧张地等待着斯维特卡又会大哭起来,又会以她那孤立无援的哭喊声折磨人。
“这个彼得懒得要死,”妈妈对我说。“整个晚上,整个晚上地就知道坐在那儿看报纸。”
“所有男人都是这样的!”叶莲娜在袒护彼得。“你干嘛两眼老是盯着他呢?”
妈妈坐在那里一肚子委屈。妈妈到叶莲娜家来是想为她操劳一辈子。可叶莲娜不领情。我还发觉,妈妈有些嫉妒叶莲娜。她内心深处想使叶莲娜和自己的丈夫有些距离,可同时她又希望叶莲娜是幸福的。
“他吝啬得要死,”妈妈对我说。“每月就给一百五十卢布,就这么多。有困难,自己想办法……”
“他到哪里再给你弄钱去?难道让他去偷吗?”
“他是想让我把退休金贴补出来。”
“他没这个打算。”
“他那副嘴脸,就象总是没睡醒似的。”妈妈补充说,她摆出了所有的论据。
“你听她说的!”姐姐伤心难过的脸转向了我。
“我走了!”
我急于想在斯维特卡还保持沉默的时候离开此地。我不忍心从孩子啼哭的房子走出去,不然我会感到于心有愧的。
“你要走,这是为什么……”妈妈有些惊奇。“那你干什么来了?”
“想你了,”我重复了一遍说过的话。“把你房门的钥匙给我吧。”
“干什么?”
“想取一本《机器制造人员手册》。”
“你要这本书做什么?”
“怎么做什么?我总还是个工程师嘛。”
“你不想在乐团干了?”
彼得走了进来。厨房立刻变成了一个带有不同电的粒子相互撞击的电场。
我走的时候妈妈在我兜里塞进一个桔子。她不便当着别人的面给我,因为她是靠彼得的工资生活的,她没拿出自己的退休金。
桔子把衣服口袋撑得鼓鼓的,我心里觉得象是自己偷了个桔子。
我和他们告别。叶莲娜披上披肩把我送了出来。
我们小时候一同去上学,因为我体质弱,叶莲娜总是替我背着书包。妈妈给我们准备的面包不一样。我的面包里夹着香肠或干酪。叶莲娜的面包里只是撒些囟糖,为了不使白糖散落,面包上再撒上些水。有一次课间休息时叶莲娜发现,她的面包里夹着煎鸡蛋。她猜想到,一定是妈妈放错了。她没有吃,走到另一层楼给了我。
“你会感冒的,”我说着吻了姐姐一下。
“你知道……妈妈老是不满意。这使彼得很气恼,他不愿呆在家里。我看得出,他对我和对妈妈已经不加以区别了。我和妈妈对他来说都一个样……”
“你不要在意,”我劝她说。
“我怎么能不在意。只要和妈妈在一起我就要发火,就象火柴碰到火柴盒上一样。我已经失去耐心……”
太阳已在松树林后露出了头。红通通的,象刚刚苏醒,充满了青春活力。
“我是个谁都不需要的人,”我对叶莲娜说。
“你知道……妈妈总是在唠叨,说他吝啬,说他懒……就算她讲的都对,你说说看,有什么必要跟我说这些话呢?”
“我是个谁都不需要的人。谁都不需要。”
“可是你也不需要别人哪。”
太阳已离开松树林,缓缓地向上爬。它要准时爬到天空中。
“好,我走了……”
“再来吧,”姐姐请求说。
姐姐的披肩象一团愁丝缠在她肩头,她肩负着忧愁离去了。
我沿着小路朝前走,树木已吐出嫩芽。
我登上木板制的月台,在那里等电气火车。不太远的地方教堂的圆顶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据说,那里住着一位大主教。
我在想:“不知斯维特卡到底睡觉了没有。还是歇了一会儿,然后气力更足地去重复她那老一套了呢?也许叶莲娜正弯腰站在摇篮旁,板着脸不去理会女儿的要求。而在叶莲娜的上面是妈妈,妈妈也同样不去理会自己女儿的要求。”连关系如此亲近的人都不能相互理解,那对外人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
火车进站了。我走进车厢,坐在一个空位子上,背对着火车行进的方向。车厢内差不多已坐满了人,正是乘车上班的时候。
我对面坐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旁边是她的妈妈。女孩看着窗外,她那明亮的眼睛里映照着树木、房屋和天空。窗外的东西在不停地变动,她那眼睛也变得五颜六色,变幻无常。
女孩的妈妈也看着窗外,但什么也没看见,她的心灵在安睡。
我又想到斯维特卡。孩子都是要哭到一定岁数,然后就开始提各种问题。再过上些时候,他们就不再用嘴提问题了,而是心里默默地向自己提问题。他们哭泣也是默不作声的暗自哭泣。
如果现在在车厢里,比方说,安装一台捕捉和扩大声音的装置,象那种记录鱼类讲话的装置,那么就会显示出,车厢内满是哭泣声和提问声。人们都在紧闭双唇,默默地哭泣和提问。
我在莫斯科下了火车,转乘地铁。我拖着自己的身躯由火车挪上地铁,又从地铁挪上公共汽车。象那个希腊人过河一样,一直走个不停。
公共汽车停住了。司机跳出驾驶室走了。我也下了车,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看见的是空港大楼。
我怎么又到这里来了?或许是,我想赶乘自己的那个班机,怕误了点……
我走进空港大楼。来到二层,坐在软椅上。除我之外,候机厅里还有一个人,此人蓄着胡须,带着一顶大帽子。那帽子大得简直可以做直升飞机的停机场。
在基基莫拉山的山脚下,整齐地横排站立着一小队人。他们是我所有的骨肉亲人和知心好友。我从队伍前面走过,递给每人一根拖把柄长短的木棍。木棍上用钉子钉着一个空罐头盒。罐头盒里放有一只浸透汽油的袜子。我把袜子点着,就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
我递给每个人一支火把,他们默默无声一个接着一个地去登基基莫拉山。
我退到一旁看着他们慢慢地从我身旁走过。
妈妈走过来了。
“妈妈,”我喊道。“祝你长寿!”
“好!”妈妈表示同意。
米卡走过来了。
“我们很快就都老了。所有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你要宽容我,”我要求她说。
“你也宽容我吧,”米卡说。
我们乐团的人走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佳丽娅。
“和我们一起走吧!”他们喊道。
“我对你们还能有什么用呢?”
“没有你,我们活不下去!”
孩子们走过来了,他们是安东、瓦吉克、巴什卡,还有一个衣衫褴褛,面目熟悉的小男孩。
“看着点脚底下!”我喊道。
孩子们走着。他们和所有孩子一样都是自私的。他们抬着头,看着火把。
外国人走过来了。
“把手递给我吧,”老头请求说。“我感到害怕。”
我站到了队伍中间,把手伸向他。
我身子另一边那个衣衫褴褛、面目熟悉的小男孩也把手伸给我。我仔细端详了他一番,认出他就是小时候的我。他拉着我向上走。我也就紧随在自己的童年之后走了。
“我认出你来了。”
我抬起头。站在我面前的是青蛙公主。
她身穿淡紫色女缎上衣和灰色裙子,她刚来上班,还没来得及换工作服。
“那次开头我没认出是你来,后来想起来了,可你已经走了……”
她比我想象的更漂亮。可是我却不象头一次那样喜欢她了,我对她感到陌生。
“你怕是认错人了吧……”我表示出怀疑地说。
“你是姓克里莫夫吧?”她态度坚定地盯着我脸问道。
“是的。你怎么知道的?”我实在感到有点惊奇。
“你是个小号手呀!是乐团的。我在饭店里看见过你。我家里还有你的唱片呢……”
“你喜欢吗?”
“棒极了!”她摇晃了几下攥着的小拳头,因为她身上已容纳不下赞叹和钦佩的感情。“棒极了!”她口气坚定地又重复了一遍,象捍卫无可辩驳的真理一样。
我甚至要相信她的话了。
“你已经有对象了吗?”
“还没有。”
“咱们俩在一起生活,你愿意吗?”
她一下不作声了,变得很严肃。她以疑惑但又怀有希望的眼光看着我。我是她生活中又一个新来乍到的人。新人就带来新的希望。
我站了起来,把双手放在她肩上。但缎子是滑的,手放不住。我的手又垂了下来。我两眼看着她那微微抬起的怯生生的脸,心中也充满疑虑和希望。
她到底是谁呢?是青蛙?还是公主?
可她总该是有名字的。我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你呢?”
田毓筠 金 起译
(译自《青春》杂志 197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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