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问的人尽管阅览过广博的书籍，但还是要去六经中核实材料是否可信。《诗》、《书》虽然有残缺，但是记载虞、夏的文字还是可以看到的。尧快退位时，让帝位给虞舜，舜和后来的禹，都是由于四岳、九牧的推荐，在各自的职位上接受考验，掌管执政几十年，功效非常显著之后，才把帝位禅让给他们，这样表明帝王的权力是天下重器。帝王是天下主宰，政权的转移是如此之难啊。可是却有传言说：尧曾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还引以为耻，于是逃到山林中隐居起来。夏朝时，又有卞随和务光这样不肯接受禅让的人。根据什么这么说呢？太史公说：我曾登上箕山，山上据说有许由的坟墓。孔子历数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始祖太伯和伯夷这类让王位的人，都够详细的。我认为传闻中的许由、务光，他们的道德都至为高尚，为什么经书中记述他们的文辞却难以看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日的仇怨，因此心中少有怨恨。”又说：“他们寻求仁而且如愿以偿，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悲叹伯夷的意志，看到他们散落在民间的诗歌，感到诧异。有关他们的传记这样说道：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父亲想让叔齐继位，等父亲死后，叔齐将王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决定。”于是就逃掉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君。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能很好地奉养老人，就说：“为什么我们不去投奔西伯呢！”到了周地，西伯已经死了，周武王用兵车载着西伯的木牌位，尊称西伯为文王，向东讨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进谏说：“父亲死了还没安葬，就动起干戈，这能叫孝吗？以臣子的身份诛杀君王，这能叫仁德吗？”旁边的卫士想杀死他们，姜太公吕尚说：“他们可是义士啊。”便让人把他们扶走了。武王平定殷朝乱政之后，天下归附了周朝，伯夷、叔齐却引以为耻，秉守大义不肯吃周朝的粟米，跑到首阳山上隐居起来，采山上的薇菜来吃。饿到要死了的时候，他们作了一首歌，歌辞是：“登上那首阳山啊，采食那山坡上的薇菜呀。用暴戾代替暴戾啊，还不知道那是错误的呀。神农、虞舜、夏禹这样的圣君很快就消失了呀，我们能到哪里呢？唉呀，我们快死了啊，命运衰微呀！”就在首阳山饿死了。由此看来，他们是有怨恨呢？还是没有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没有偏私，总是向着善人的。”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可不可以称为善人呢？积累仁德、洁身自好到这样的人竟然还饿死了！并且，孔子有七十个弟子，他唯独举荐颜回最好学，但是颜回却常常一无所有，连糟糠都吃不饱，终于因此早死。上天对善人的报应，又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杀害无罪的人，食人肝吃人肉，残暴凶狠，任意妄为，聚集同伙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寿终正寝，这是遵行了什么道德呢？这些是最大的也是最显著的事例呀。至于到了近代，有些人行为不合规范，总是违法犯纪，但终生都安逸享乐，家底殷实几辈子都用不完。有些人先择好地方再迈脚，看准时机再讲话，走路只走正道，不是公正的事情不肯发愤去做，却仍然惹上灾祸的，人多得数不清呀。我为此困惑，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天道，是那样的吗？还是不是那样呢？
孔子说：“主张不同，无法在一起商量事情。”就是说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所以又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的话，就算是给人作个执鞭的仆人，我也愿意去干，如果富贵不可以求得的话，那就按照我所喜欢的去做。”“到了一年中寒冷的时节，才知道松柏的叶子是最晚凋落的。”当全天下都浑浊黑暗的时候，清白的人才能显露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那么重，却把富贵看得这样轻吗？
孔子又说：“君子最怕死后名声不被人们传扬。”贾谊说：“贪财的人为钱财而死，仗义的人为名声而死，喜欢炫耀的人为权势而死，一般老百姓只企求生存。”同能发光的东西才能彼此辉映，同一类的事物才能彼此吸引。“云随龙而生，风随虎而起，圣人出现了万物才被人发现。”伯夷、叔齐虽然贤良，因为得到孔子的称赞，声名才更加显扬；颜回虽然好学，因为有了孔子的提携，德行才更加突显。隐居在山岩洞穴中的贫士，其出仕或者退隐都相机进行，但这类人的名声却埋没而不被人提起，真是可悲呀！民间百姓，要想磨炼操行而树立名声的，如果不是依附孔子这种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使声名流传于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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