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臣曾经见到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有个人叫徐元庆，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他最后能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并且自捆双手投案自首。而当时谏官陈子昂建议处死徐元庆，然后在他的家乡表彰他的孝义，还请朝廷“将此建议编入律令，永远作为国家定法”。臣私下以为这是错误的。
臣听说礼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动乱，意思是说，不要行凶伤人，儿子为父报仇，杀了别人，依礼就应处死，决不赦免；刑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防乱，意思是说，不要行凶伤人，官吏不依法律妄自杀人，依法也应处死，决不赦免。礼和刑的根本目的相合，而实际应用却不一样，那么对杀人者来说，或受表彰，或被诛戮，二者不能兼施。诛戮那该受表彰的人，这是滥杀，滥用刑法太甚了；反之，表彰那该受诛戮的人，叫做僭越，破坏礼义也太甚了。若真的把陈子昂的建议昭示天下传之后代，就会使追慕节义的人不明正途，躲避刑罚的人不辨立身之道，用它作为定法，行吗？
圣人创作礼法制度，穷究事理确定赏罚，根据人情明正褒贬，不过是使礼和法归于一致罢了。假如弄清真伪之情，明察是非曲直，探寻它的起始、缘由，则或依刑法，或守礼制，两者就判然分开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不是因犯法而获罪，赵师韫全是出于私人的怨恨杀了他，发泄其当官的气焰，虐杀无罪的人，而上级州官却不予治罪，执法官吏不予追究审问，上下欺骗遮掩，面对百姓呼吁号啕却充耳不闻。而徐元庆能把与杀父仇人共存天下作为奇耻大辱，把枕戈而眠、不忘报仇看做合乎礼义，他处心积虑地想要戳穿仇人的胸膛，坚定不移地以礼制约束自己，蹈义就死而无恨，这是守礼行义的行为啊。对此主事官应该感到羞惭，连认错赔罪还来不及，又为什么处死他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不能赦免，赵师韫杀他并不违法，那么他的死，并非死于官吏个人的私怨，而是死于王法了。难道可以把王法看成仇敌么？与天子之法为仇，戕杀依法施刑的官吏，那就是狂悖傲慢犯上作乱了。捉住他杀掉，是为了维护王法的尊严，又怎能表彰他呢？
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然有儿子，儿子必然有双亲，各人因爱护双亲而互相结仇，这种混乱谁能解救？”这是对礼的认识太迷惑混乱了。礼法上所说的报仇，指的是冤枉压抑沉痛，呼号而无处申告，不是讲犯法当罪而陷于死刑的那种情况。既然如此，却还说什么“他杀了人，我便杀了他”，这就是不论是非曲直，侵害孤寡、威胁弱小罢了。它的诋毁经书、违背圣教不是太严重了么？《周礼》上说：“调人，职掌万民相仇之事。”“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要告诫被杀者子弟不要报仇，如果报仇，就是死罪。”“有反过来再去杀人的，全国共同把他视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亲亲相仇”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不应被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父亲有罪当诛，儿子为父报仇，这是你来我往的报私仇，这样的报仇并不能消祸除害。”现在如果采取这些原则来决断两下相杀的案件，就合乎礼法了。况且不忘为亲报仇，这是孝；报仇不惜一死，这是义。徐元庆能不超出礼法，执守孝道、殉于节义，他一定是个通达事理、懂得圣人之道的人。一个通达事理、懂得圣人之道的人，难道会是把王法视做仇敌的人么？那些议者反而认为他该受戮，这是滥用刑法、破坏礼义，它不可以作为定法，再明显不过了。
请朝廷将微臣此议颁下，附在法令之后，有断这类案件的，不应该再按过去的意见办事。谨此写下以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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