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了保持朱氏王朝的长远统治及同元朝残余势力作斗争，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又实行分封制，把他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1)。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分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时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为久安长治之计”(2)。诸王就藩最早的是洪武十一年，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3)。十三年，燕王“之国北平”(4)。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分置在各个军事重地。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对付蒙古势力。因此，朱元璋就在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防线上，择其险要地区分封了九国：“连亘边陲，北平天险，为元故都”，建燕国；“东历渔阳（今天津蓟州区）、卢龙，出喜峰”，以大宁为中心建宁国；“东渡榆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市东北诸夷”，以广宁为中心建辽国；“西接古北口，濒于雍河，中更上谷、云中，巩居庸，蔽雁门”，谷王镇宣府，代王镇大同；“雁门之南，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建晋国；“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宁夏为中心，建庆国；“兼殽陇之险，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以西安为中心，建秦国；“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扃嘉峪，护西域诸国”，以甘州为中心，建肃国。“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狭，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5)这些塞王中，宁王、晋王、燕王的势力尤其大。宁王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6)。“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甚至“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又诏二王，军中事大者方以闻”(7)。特别是燕王，因屡次率兵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朱元璋就令其“节制沿边士马”(8)。即使处于内地的藩王，如周（开封）、楚（武昌）、齐（青州）、潭（长沙）、鲁（兖州）、蜀（成都）诸王，也有“护卫精卒万六千余人，牧马数千匹，亦皆部兵耀武，并列内郡”(9)。当时朱元璋从制度上规定：“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府三护卫”。(10)“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11)。“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岁禄万石，府置官属”(12)。朱元璋一方面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又把自己的子孙分封到各重要地区世袭镇守，形成比元代行中书省权力要大得多的半独立政权，从汉代以后还没有权力如此巨大的封国。这和上述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形成十分矛盾的现象，它的发展趋势必然要威胁中央政权的安全。在刚进行分封时，洪武九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就上书指出了分封制的弊病，说：“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恐怕数世之后，“尾大不掉”，造成割据的形势；并以汉初的“七国之叛”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为借鉴，警告朱元璋说：“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但朱元璋听不进这一劝告，反而大骂，这是离间我骨肉，快点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13)。结果，叶伯巨被抓来囚死狱中。而他所说的分封的祸患，在朱元璋死后，很快就降临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因其长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死，就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已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一天在东角门和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对策：“诸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黄子澄满有把握地答复说：“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并以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为佐证，来说明地方藩王的势力是不足忧虑的(14)。朱允炆即皇帝位后，就和他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决定先削周、齐、湘、代、岷诸王。认为“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遂命李景隆帅兵袭执之”。接着就废周王及岷王楩为庶人，“幽代王桂于大同，囚齐王榑于京师。湘王柏自焚死”(15)。同时在北平周围部署兵力，准备袭燕。朱允炆对齐泰说：“今欲图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劲，奈何？”齐泰回答说：“今北边有寇警，以防边为名，遣将戍开平，悉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图也。”于是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以谢贵为都指挥使，在北平城内监视朱棣的动静。朱允炆又命都督宋忠率兵三万及燕府护卫精锐屯开平。命都督耿练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16)。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在僧道衍（姚广孝）的策划下，“练兵后苑中”，“日夜铸军器”(17)。朱棣则“佯狂称疾”，当张昺、谢贵到王府去察看时，朱棣在盛夏时节还围着火炉，颤颤抖抖地说“寒甚”(18)，在宫中行动时也扶杖而行，以欺骗朱允炆的耳目。

朱允炆认为部署停当以后，于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密令张昺、谢贵动手。同时又密敕原来为朱棣所信任的北平都指挥张信逮捕朱棣，但张信却把朱允炆的策划都密报朱棣。朱棣令其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潜纳勇士八百人入府守卫”(19)。七月，朱允炆又下令逮王府官属，谢贵等统率北平在城七卫并屯田军士围王城，索所逮诸官属。当时北平满城都是谢贵所统率的军队，而朱棣王府护卫的精锐军士都被调到开平，形势对朱棣十分不利。朱棣和张玉、朱能商议，决定先擒杀张昺、谢贵，除掉了统兵将领，其他的士兵就好对付了。朱棣说：“是当计取之。今奸臣遣使来逮官属，依所坐备收之。即令来使召昺、贵付所逮者。昺、贵必来，来则擒之，一壮士力耳。”(20)贵、昺被骗前来王府，在酒席间被擒杀。围王城的将士听到张昺、谢贵被逮，皆溃散。朱棣即命张玉、朱能等率兵乘夜攻夺了九门，控制了北平，起兵反抗。

朱元璋在世时怕权臣擅政，规定地方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21)。至此，朱棣就援引这一规定，作为起兵反抗的借口。但朱元璋的《祖训》是：“新天子正位，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朱棣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天子的这种密诏。为了师出有名，所以朱棣又说：“予已上书陈情，请诛奸臣，今少主为奸臣所蔽，恐不见答，则惟应以尔等清君侧之恶，扶国家之既坏。”(22)这样，朱棣便使自己的举兵反抗“名正言顺”了。他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的意思。

朱棣起兵后不久，就“拔居庸关，破怀来，执（都督）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扫平了北平的外围。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以后，这时，朱允炆已无将可使，只好起用幸存的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伐燕。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师至真定，于滹沱河为燕军所败，退保真定，坚守不出，“燕王知炳文老将，未易下，越三日，解围还”(23)。朱允炆听到耿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任李景隆为大将军取代耿炳文。

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溃散士卒，并调各路军马共五十万，进抵河间驻扎。为了引诱李景隆深入，朱棣就叫姚广孝协助世子朱高炽防守北平，自己则率军援永平，这时攻围永平的江阴侯吴高退保山海关。朱棣率军直向大宁。大宁为宁王封地，所属朵颜诸卫，多为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棣起兵后，就想吞并它，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朱允炆也怕宁王与朱棣合兵，所以下令削除宁府的三护卫。朱棣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袭取大宁的好机会，遂由刘家口直趋大宁。十月，合并了大宁宁王的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才回师救北平。

李景隆听到朱棣去大宁，就帅师进渡卢沟桥，直抵北平城下。景隆几次攻城，皆被击退，遂顿兵于坚城之下，结九营于郑坝村。十一月，朱棣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军营，城内燕军亦出击，内外夹攻，景隆不能支持，乘夜逃跑。第二天，士兵听说主帅李景隆已跑，“乃弃兵粮，晨夜南奔”(24)。李景隆一直败逃到德州。

李景隆军败的消息传到南京，朱允炆问黄子澄：“外间近传军不利，果何如？”黄子澄隐瞒战败实情，谎称：“闻交战数胜，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暂回德州，待来春更进。”黄子澄并派人告诉李景隆：“隐其败，勿奏。”(25)朱允炆在这些臣僚的蒙蔽下信以为真，加李景隆太子太师，予以奖励。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会武定侯郭英及安陆侯吴杰等“合军六十万，号百万”，进抵白沟河，以都督平安率精兵万骑为前锋。燕军方面，朱棣“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步骑继之，马步十余万”(26)。双方会战于白沟河，战争十分激烈，前锋平安和都督瞿能父子率军数败燕兵，燕军右军主将陈亨被平安所斩，朱棣的坐骑“凡三被创，三易之”。南军虽多于燕军数倍，但由于“将帅不专，政令不一”，当取得胜利时，不能乘胜扩大战果，在遇到挫败时，不能部署兵力阻遏燕军的攻势。所以在瞿能父子战死、平安所部被燕军朱能所败后，“列阵大崩，奔走之声如雷，（俞）通渊与（滕）聚等皆死”。燕兵乘风纵火，烧其营垒，“郭英等溃而西，李景隆溃而南，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横尸百余里，景隆单骑走德州”(27)，燕军跟踪追至德州。五月，李景隆又自德州逃到济南。燕军追到济南，又败李景隆所率残部十余万人，围攻济南城。赖都督盛庸与参政铁铉死守，燕军围城三月未下，才撤军回北平。这时，朱允炆才感到李景隆的无能，便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擢升铁铉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

建文二年（1400年）九月，朱允炆又命盛庸率军北伐，以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屯沧州。十月，燕军破沧州，俘虏了徐凯、程暹以及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等。十二月，燕军进入山东，至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盛庸与铁铉于东昌“宰牛宴犒将士，誓师励众，简阅精锐，背城而战”，等待燕军前来厮杀。这时，燕军屡胜轻敌，进至东昌，看到盛庸军，“即鼓噪前薄”，结果被盛庸所率的军队打得大败，朱棣的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围，借朱能援军的接应才得冲出包围。朱棣回到北平后，总结了白沟河与东昌战役胜败的经验教训，说：“比者，东昌之役，接战即退，遂弃前功。夫惧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沟河之战，南军先走，故得而杀之，所谓惧死者必死也。尔等奋不顾身，故能出万死，全一生，所谓捐生者必生也。”告诫将士说：“自今无轻敌，无选愞”(28)，要奋不顾身，才能打败敌人。

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又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败盛庸、吴杰、平安的军队，接着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河北郡县多降”(29)。建文四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济南为铁铉驻守，城坚未易破，燕军就绕过济南，攻破了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四月，燕军进抵宿州。平安率军跟踪至肥河，袭击燕军。总兵何福率军列阵十余里，沿河向东挺进，徐辉祖又率军前来支援，与燕军大战于齐眉山。燕军损失甚重，骁将王真、陈文、李斌以及都指挥韩贵皆战死。当时正值暑雨连绵，道路泥泞，燕军北方士兵多不习惯，且又疾疫，多想北归。朱棣竭力设法稳定军心，亲信将领朱能并以楚汉之争来勉励诸将，说：“诸君勉矣！汉高十战而九不胜，卒有天下，岂可有退心！”(30)两军正在肥河相持时，朱允炆左右的一批廷臣认为，燕军快要北归了，京师不可无良将，在此决战的关键时刻，朱允炆竟下令把徐辉祖所统率的军队撤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何福“欲持久老燕师，移营灵璧，深堑高垒自固”(31)，但粮运为燕军所截阻。燕军乘南军缺粮，军心动摇之机，全力进攻何福军，破灵璧，南军大败。“（何）福单骑走，（平）安及陈晖、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人皆被执，文臣宦官在军被执者又百五十余人”(32)。平安在靖难之役中，曾数败燕军，斩燕骁将多人，燕军中听到俘获了平安，“欢呼动地曰：‘吾属自此获安矣！’”(33)灵璧之战后，燕军士气大振，南军益衰。朱棣率军直趋扬州，攻下高邮、通、泰等地，到六月初三日，燕军自瓜洲渡江，这时南军已毫无抵抗能力。十三日，朱棣进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橞开门迎降。朱允炆于宫中自焚死，“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为僧(34)。朱棣便于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也称明太宗，年号“永乐”。这就是明史上所谓的“靖难之变”。

朱允炆采取削藩政策，这对巩固中央集权是有利的，但他所重用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皆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不会打仗，朱允炆自己也“仁柔少断”(35)。他们虽然高喊“削藩”，却不作得力的军事部署，认为“以天下制一隅甚易”。当耿炳文稍受挫折时，却任用一个纨袴子弟李景隆去统率大军，正如朱棣所说：“其众适足为吾资也。”(36)朱允炆的几十万军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李景隆断送殆尽，而朱棣所率领的军队却因此得到壮大。这就铸定了以后战争胜败的基础。兵部尚书齐泰也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虽然谙熟边将姓名和图籍，但根本没有实战经验。到燕兵进入南京后，正在外地的齐泰还想举兵谋兴复，但没有什么人响应。他为了躲过燕兵的追捕，竟蠢笨到用墨染黑白马去逃命，等到马出汗淋退了墨汁，这个兵部尚书也就束手被擒了(37)。

朱棣进入南京后，就大肆杀戮曾为朱允炆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所谓“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除诛九族而外，朋友门生全被牵连，成为历史上空前的被收“十族”的惨案，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其他如齐泰、黄子澄、景清等，也“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38)

这次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历时四年，它给明初刚刚得到恢复的社会经济，又带来了不小的破坏，尤其是战争剧烈的地区，所受的破坏更大，形成“淮以北鞠为茂草”(39)的情况。

朱棣是以藩王起兵抢得皇帝宝座的，因此，他对藩王权势过重的祸害自然十分清楚；但他刚刚以藩王的身份夺得侄儿的皇位，地位还不甚巩固，所以他虽急欲削减藩王的权势，但又不能操之过急，于是就采取了欲夺先予的策略。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恢复了被建文帝贬削的藩王的地位，“复周王、齐王榑、代王桂、岷王楩旧封”(40)。并赏赉有加，示之以恩。这时，他所打击的藩王只是个别的，如势力最强、对其威胁较大的宁王权被徙于南昌。等到皇帝的地位比较巩固时，朱棣就立即进行削藩。他首先于永乐元年十一月革去代王桂的三护卫及官属。永乐四年五月削去齐王榑的官属和护卫，八月又将其废为庶人。永乐六年削岷王朱楩的护卫并罢其官属。永乐十年削辽王朱植护卫。永乐十五年废谷王朱橞为庶人。永乐十九年，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在朱棣的示意下，“献还三护卫”(41)。这样，就把当时掌握兵权的大部分亲王，或削其护卫，或废为庶人，基本上实现了削藩的目的。同时，朱棣又大封靖难功臣，这就和其父朱元璋杀戮功臣使诸王典兵的做法相反，使得中央政权有了可靠的武力保证。但朱棣对藩王分封还没有从制度上进行改变，对他自己的儿子汉王高煦和赵王高燧，仍然按祖训设立了护卫，从而伏下了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高煦之叛”的祸根。明宣宗朱瞻基率兵平定了高煦的叛乱之后，先后又削除了楚、蜀、肃及赵等王府的护卫(42)。自此以后，王府不再设立护卫(43)。所以，从永乐“靖难之役”和宣德时平定“高煦之叛”以后，藩王的势力大衰，在政治上已不起多大作用。

朱棣当上皇帝以后，在一段时期以内，对他的政敌实行了残酷的镇压，但不久，他就刹住了这股镇压风，对原来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的官员，除了坚持反对立场的以外，愿为他服务的，都量才录用，稳定了当时的政局。他还继续执行朱元璋时期重视社会生产的政策。永乐元年（1403年）“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44)。同年，又命令，凡十恶死罪等依律处决，“其余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种田”(45)。第二年，朱棣命“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泌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移民到北平屯种(46)。

朱棣对兴修水利也很重视，永乐元年（1403年），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度地为闸，以时蓄泄”，动员了十多万人，到第二年九月完工，“苏松农田大利”。(47)

永乐时最主要的水利工程是对南北大运河的治理。元明时期，北方军粮、官俸及宫廷耗费，绝大部分都仰赖于江南。元代为了把南方的物资运送到北京，曾开浚了山东境内的会通河，使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但因水量不能很好调节，因此运河的输送量仍然受到限制，南粮北调的任务，主要仍由海运来负担。元末，会通河已废不用，到明初洪武时，“河岸冲决，河道淤塞”(48)。因此，在永乐时漕粮北运就更为艰难，“海运险远多失亡，而河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运所，民苦其劳”(49)。

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同知潘叔正言：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50)。于是明朝政府命工部尚书宋礼，“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民三十万”并力开浚，“二十旬而工成”。(51)

宋礼这次治理运河，并不只是简单地加以疏浚，而是解决了元代治河时所没有解决的水量调节的关键工程。宋礼负责治河工程后，有一汶上老人白英向他建议：“南旺地耸，盍分水于南旺，导汶趋之，毋令南注洸，北倾坝。其南九十里使流于天井，其北百八十里使流于张秋，楼船可济也。”(52)这是白英长期实地考察地形而制定的正确治理方案。宋礼接受了这个建议，解决了会通河的水量问题。南旺在鲁西丘陵地区，地势高，为当时的“南北之脊”，它“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53)宋礼采纳白英的建议，“筑堽城及戴村坝，横亘五里，遏汶流，使无南入洸而北归海。汇诸泉之水，尽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54)。“南北置闸三十八”，调剂水量。并在南旺的南北两头与运河交接处各筑闸，这样，“闭诸北闸则南流，闭诸南闸则北流”，使得“水如人意”，“命之左则左灌济宁，命之右则右灌临清”(55)。经过宋礼对会通河的治理，从徐州至临清，漕船载着大量粮饷顺利通过，“若涉虚然”(56)。于是，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朝就罢海运而专任河运。

接替宋礼治理运河而卓有成效的是陈瑄，“宋礼之功在会通，陈瑄之功在淮南”(57)。会通河的问题虽获得解决，但运河在淮南地段仍有不少问题。首先是南来船只到淮安后，不能直接进淮。其所载货物须陆运盘过仁、义、礼、智、信五坝（漕船由仁、义二坝，官民商船由礼、智、信三坝），才能进淮到清河，由漕船接运北上，“挽输甚艰苦”(58)。漕运总督陈瑄，于永乐十三年访问故老得悉：“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江口相值。宜凿为河，引湖水通漕”(59)。陈瑄就开凿清江浦，导管家湖水至鸭陈口入淮，这样就使漕船免除了盘坝之苦。

陈瑄还解决了漕船避开徐州吕梁洪险区的问题。吕梁洪一直是漕船的畏途，“舟楫邂逅多倾覆”(60)。经过这里的船工只好祭祀神龙来保佑平安，元人写诗描述祭神的情景说：“船头浇酒祀神龙，手掷金钱撒水中；百尺楼船双夹橹，唱歌齐上吕梁洪。”(61)陈瑄为了解决吕梁洪的问题，于旧洪西岸开凿了一条新渠，这样就避开了吕梁洪之险，保证了往来船只的安全(62)。陈瑄还解决了漕船过长江进运河的问题。运河和长江的交会点，江南为丹徒，江北为瓜洲，而瓜洲水险，漕船不能在这里进运河。因此，由江南来的漕船，就须在瓜洲陆路盘坝。陈瑄根据地势“开泰州白塔河”(63)。自此，“从常州府西北孟渎河过江，入白塔河至湾头达漕河，以省瓜洲盘坝之费”(64)。

经过宋礼、陈瑄两人对运河的治理，运河才真正贯通南北，“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65)。这除了可以减轻人民输送漕粮的艰苦劳役之外，也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沿河两岸商贾会集，临清等沿河城市更加繁荣起来。

北京是朱棣的发祥地，又是辽金元的故都，便于控制全国。尤其是从明朝初期北方蒙古贵族不断南下骚扰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为了有力地抵御蒙古贵族的进犯，将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比南京更为适宜。而当时运河的疏通，解决了南粮北运问题，北京作为首都的物质条件也已具备了。所以，朱棣就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一措施，后来对于巩固北方的边防和加强对全国的管辖，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仁宗、宣宗两朝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时，明朝的国家政策，由洪武、永乐时的严急而趋向平稳。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在朱元璋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来求得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在皇室内部虽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立即被平定，没有酿成大的祸乱，对社会的影响不大。内阁制度也确立了起来，政治比较清明。由于明朝政府实行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周边形势也比较安宁。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66)，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朱高煦系朱棣的次子，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跟随朱棣征战南北，屡立战功。白沟河之战，高煦帅精骑数千，斩南军都督瞿能父子，使得燕军反败为胜。东昌之役，“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赖高煦所率援军，击败南军，保护了朱棣。朱棣以高煦类己，许以事成立为皇太子。朱棣做皇帝以后，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拥护支持高煦，在朱棣面前“时时称高煦功高”，“数劝立为太子”(67)。但朱高炽在朱元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时就“册为燕世子”。所以，永乐二年（1404年）议立皇太子时，朱棣在大臣们的建议下，经过一番犹豫以后，终于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汉王，国云南；高燧（朱棣第三子）赵王，国彰德。高煦大为不满，说：“我何罪，斥我万里。”(68)不肯到云南就藩，跟随朱棣到北京巡边，并力请和其子归南京。于是高煦就和高燧合力倾陷朱高炽。

永乐时，朱棣数次亲率大军出征蒙古，皆留皇太子朱高炽于南京监国。永乐十年（1412年），高煦阴结朱棣左右的官员构陷朱高炽，东宫官属多得罪。大理寺丞耿通上章为朱高炽辩白，朱棣认为“（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69)，杀之。朱棣又召杨士奇问太子监国状，“士奇以孝敬对，且曰：‘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70)经过杨士奇的委婉解释，朱棣的怒气才平息。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朱棣北巡还，“以太子遣使迎驾缓”(71)，下东宫官黄淮等于狱。杨士奇又向朱棣解释说：“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72)这样，在高煦的谗间下，朱棣几次想更立皇太子，赖东宫官属杨士奇等的保护，朱高炽才保住皇太子的地位。朱高炽虽被立为皇太子，但朱棣对他总是不大满意。朱高炽身体肥胖，不能骑射，并有足疾，行动时需宦官扶持着，还常失足。但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生得却很英俊，言语行动都很敏捷，得到朱棣的钟爱。在议立皇太子时，“淇国公丘福言汉王功高，宜立。帝密问（解）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73)。朱瞻基自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孙后，“巡幸征讨皆从”。朱棣赞赏地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74)朱棣把继承他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他孙子朱瞻基身上，朱高炽也以此而巩固了他皇太子的地位。

高煦自留南京后，请得天策卫为护卫，辄以唐太宗自比(75)，他说：“唐太宗天策上将，吾得之岂偶然。”又请增置两护卫，说：“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76)朱棣对朱高煦的跋扈行为逐渐感到不满，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改封高煦于青州，高煦仍不想走，朱棣责备他说：“既受藩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惮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兹命更不可辞。”(77)但高煦留住南京不走。这时，朱棣又听到了高煦谋夺皇太子地位和其他不法事，问蹇义，推说不知。问杨士奇，杨士奇回答说：“臣与义俱侍东宫，外人无敢为臣两人言汉王事者。然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78)朱棣遂于永乐十五年三月徙封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限令即日成行。高煦至乐安，怨望更甚，处心积虑要夺取皇帝宝座。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病死，朱高炽即位，高煦日遣人至京师侦察，“幸有变”。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炽死，宣宗朱瞻基即位，于是高煦就乘机起兵叛乱。立五军：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各监一军。高煦自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部署已定，遣亲信枚青潜至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当夜，张辅就绑缚枚青上报宣宗(79)。御史李濬，乐安人，因父丧家居，当时也赶到京师向朱瞻基报告高煦的叛乱情况。朱瞻基准备派遣阳武侯薛禄率军往讨。大学士杨荣劝宣宗亲征，说：“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夏原吉也赞同杨荣的意见。于是朱瞻基便于八月初十日亲统大营五军将士以行，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等扈行。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十九日前锋至乐安，第二天朱瞻基所率大军也至乐安城外。高煦原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于济南起兵接应，但被山东布政使与按察使阻止不得发。朱烜要高煦率精兵取南京，但护卫军士家皆在乐安，不肯离家南下，又听说大军将至，不敢出。朱瞻基为了瓦解叛军，两次致书高煦，要他出城投降，擒献倡谋者，“朕与王除过，恩礼如初。不然，一战成擒，或以王为奇货，缚以来献，悔无及矣”(80)。高煦害怕被人擒献，怀着一线活命的希望，于二十一日出城投降。九月，高煦父子皆被执至京师，禁锢于西华门内，“筑室居之，曰逍遥城”，到宣德四年（1429年）皆被处死(81)。因高煦的叛乱牵连被杀及充军的达两千多人。

明朝仁、宣时期，内阁制度也确立起来。阁职渐崇。这有一个发展过程。

朱元璋自废除丞相制后，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皇权空前加强，全国政务最后都丛集到他身上。朱元璋即使“昧爽临朝，日宴忘餐”(82)，整天批答处理章奏，也还是忙不过来。而当遇到重大问题时，又无处商量讨论，朱元璋已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90年）九月置“四辅官”，户部尚书范敏荐耆儒王本、杜佑、龚敩、赵民望、吴源等任之。四辅官的任务是“协赞政事”，“刑官议狱，四辅官及谏院复核奏行，有疑谳，四辅官封驳”。但“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83)，不能胜任其职，不久相继致仕。继任的安然，虽“练达庶务”，但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病死，以后就废罢不设。四辅官的设置虽只一年左右，但它说明了朱元璋这个独裁皇帝也需要有人“协赞政事”。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效宋朝的制度，“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辁等为之，辅导太子，秩皆五品(84)。这就是后来内阁制的最早雏形。不过朱元璋“克勤不怠”，重大政务皆“自操威柄”，直到病重弥留之际，仍“临朝决事如故”，因此，这些大学士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只备顾问而已(85)。

明代内阁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太宗朱棣时期。朱棣当上了皇帝以后，即命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内阁预机务自此始”(86)。从此以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制，成为一个稳定的官僚机构，并且明确规定其职责是“参预机务”。所以从职责和名称来看，明朝的内阁制度，这时已基本形成。但当时阁臣的阶秩不高，“各赐五品服”，是中级官员。“其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87)。尽管阁臣与皇帝“朝夕左右”，“机密重务悉预闻”(88)，朱棣也曾鼓励解缙等人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89)但实际上阁臣的权位远远不及尚书，尤其当时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军国事皆倚办”，“称股肱之任”。蹇义在永乐朝，“数奉命兼理他部事，职务填委，处之裕如”。“（夏）原吉虽居户部，国家大事，辄令详议”。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北巡，命夏原吉“兼摄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命夏原吉“辅太孙留守北京，总行在九卿事”(90)。阁臣虽得参预机务，但他们的权力却受到种种限制。他们的建言行事，即使得到皇帝的赞许，在推行中也还会有顾忌。如永乐十七年（1384年）十一月，“学士杨荣疏陈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积弊。上览之，密谕荣曰：‘卿言甚当。但侍臣腹心之臣，若进此言，恐群臣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于是御史邓真疏入奏，众皆请罪，诏诸司即日悛改，怙终者不赦”(91)。

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进一步发展，阁权已重于部权。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92)“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93)。

原来，“殿阁大学士，官仅五品”，“终永乐之世，未尝改秩”(94)。朱棣虽然信用阁臣，但因阶秩不高，在处理朝政时，必然要受到一定影响。仁、宣时期就打破了这一限制，不断提升阁臣的官阶。仁宗刚即位（永乐二十二年八月），“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仍兼大学士。杨士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95)。这样，就把阁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仁宗时，复设建文、永乐时罢置的公孤官（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公孤官是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而设的，虽系虚衔但却极尊崇，原来皆以公侯伯尚书兼之。仁宗也把这一崇高的官衔授予阁臣。九月，进“杨士奇少保，又进杨荣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96)。可见，这时内阁大学士已跻入公侯伯尚书的行列。十二月，又“进杨荣工部尚书”。自仁宗即位以后，对杨士奇等阁臣不断擢升，但提升为尚书的，杨荣为第一人。虽在这之前阁臣已有提升为公孤官的，但究系虚衔，不及尚书握有实权。所以“居内阁者，必以尚书为尊。自荣后，诸入直文渊阁者皆相继晋尚书，于是阁职渐崇”(97)。洪熙元年（1425年），晋杨士奇兵部尚书，进黄淮少保兼户部尚书、金幼孜礼部尚书。比较后进的杨溥，也于宣德九年（1434年）“迁礼部尚书，学士值内阁如故”(98)。当时，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皆以元老为中外所信”，“名位先于三杨”，“与三杨同辅政”(99)。但实际上，“仁宣之间，政在三杨，（蹇）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100)。可见，这时已形成阁权重于部权的局面。

永乐时阁臣虽参预机务，但“其时奏章，直达御前，多出宸断”(101)。宣德时，始有内阁的“票拟”。“票拟”，即是阁臣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据《殿阁词林记》载：“至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及遇大事，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即传旨处分，不待批答。自后始专命内阁条旨。”(102)阁臣获得票拟权，也就是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人们把明代内阁之职比于古之丞相，就是因为其主票拟的缘故。

内阁大学士有多人，所以在主持票拟及处理其他政务时，往往根据阁臣资历的深浅，及皇帝信任程度的不同而有主次之分。如宣宗时，在内阁的除了“三杨”以外，还有张瑛为华盖殿大学士，直文渊阁；陈山为谨身殿大学士，直文渊阁。他们两人也都是加尚书衔的阁臣，但其权力则远逊于“三杨”，其时“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103)。可见以后的首辅制度，这时已见端倪。首辅制度正式形成于明中叶。资格最老、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被称为首辅，负主要责任；其余的大学士称群辅，权力比首辅小得多，是其助手。《明史》卷三〇六叙述这种情形说：“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议论而已。”

仁、宣时期阁权之迅速增长，与当时的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都是仁宗居东宫时的旧臣，为维护朱高炽皇太子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深受仁宗和宣宗的信任。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的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104)，历任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大学士。这样的经历，使之成为“宿德重望”，“为时耆硕”(105)，在朝臣中有很高的威望，这对于阁臣权力的增长，显然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一意想做一个“守成令主”，力求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仁宗即位后，就对廷臣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卿三人及蹇、夏二尚书，皆先帝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尝见前代人主，恶闻直言，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贤良之臣，言不见听，退而卷舌。朕与卿等宜深以为戒。”(106)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也召学士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今幸海内稍安，顾祸乱每生于不虞。迩来群臣，好进谀词，朕颇厌闻。卿宜勉辅朕，勿惮直言。”(107)因此，在仁、宣时期臣僚上奏章时，阿谀奉承的情况比较少，直言政治得失的情况比较多，而皇帝也能倾听一些朝臣的意见来改进统治术。如仁宗时，“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都是“从夏原吉之奏也”(108)。又如洪熙元年（1425年）大理寺卿弋谦“直陈时政”，“词太激，上不怿”，一些阿谀之臣就乘机弹劾弋谦，“尚书吕震、吴中等劾谦诬罔，都御史刘观令众御史合纠谦卖直沽名”。朱高炽拟加罪弋谦，后听了杨士奇的谏言，就令杨士奇草敕引过说：“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群臣勿以前事为戒，于国家利弊，政令未当者，直言勿讳。谦朝参如故。”(109)但有时臣僚的奏章触犯了皇帝的尊严，也会遭到重罚。如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巡按御史陈祚上疏“劝进‘圣学’”，要朱瞻基在听政之暇学习《大学衍义》一书。“上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诛。’”结果陈祚被“下之狱，又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祚父竟瘐死”(110)。但从仁宗、宣宗两朝的整个情况来看，皇帝还是能够倾听臣下的一些意见，对大臣乱关乱杀的现象比较地少。

仁、宣两朝对大臣的信用比较稳定。如“三杨”掌阁务，蹇义长吏部，夏原吉管户部。他们始终得到皇帝的信用，所以也都能尽心辅佐皇帝，政治比较稳定。对不称职的大臣则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的关系比较密切，也不迁就。如大学士“陈山、张瑛以东宫旧恩入，不称，出为他官”(111)。对其他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也经常进行考察黜陟。宣德八年（1433年），裁汰京师冗官七十七员(112)。

仁、宣两朝对宦官的控驭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后就下令：“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并罢所市物。”(113)明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114)。宣德六年，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又有中官“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纵恣贪酷”，俱被捕杀。“其他宦党阮巨队、阮浩、武莽、武路、阮可、陈友、赵淮、王贵、杨四保、陈海等十人，皆下狱论死，寻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115)。经过这一次对不法宦官的严厉打击，使得当时的宦官不敢恣意妄为。

仁宣时期，在经济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宣德四年（1429年），“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116)。所以这时的社会生产继洪、永之后，有着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蠲免一些地方的逋赋和官田租税，宣德七年四月，“以山西旱，蠲逋赋二百四十万石有奇”。同年十二月，“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117)。这使当地人民的负担，多少有些减轻。

仁、宣时期还改革了科举取士法。仁宗在位时，曾与廷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的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后，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朱高炽未及实行而死去，朱瞻基继位后，就按照这一改革办法录取名额。“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会试取士的这一改革，使得北方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亦感奋兴起”，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南北人材，皆入彀矣”！(118)

仁、宣时期，周边形势也比较安定。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戒边将“毋贪功”(119)；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较宁谧；西北卫所顺利地对当地人民进行着管理；西南地区永乐十一年（1413年）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但是，在这繁华与平静的背后社会危机在滋长着，王朝衰落的征象也渐次显现。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比较安定，君臣们就陶醉在这一表面的治平景象中。因此“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120)。洪永时的“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这时“皆核入赋额”(121)，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如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122)。宣德五年，北直隶易州一州就有逃民一千二百二十九户，山东潍县有逃民三千四百七户(123)。土地兼并情况也日益严重起来。而在北边防御上，宣德五年六月迁开平卫于独石，“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124)。这些社会问题，如处理不当，矛盾就会激化起来。仁宣时所以还没有达到激烈的程度，那是因为朱高炽父子在“三杨”等人的辅佐下还能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到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年间，“三杨”等正派官僚皆老，朱祁镇宠用宦官，王振专权。从此，政治日趋腐败，明朝初期所潜存的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和激化了：宦官专权，君臣之情不通；皇室勋贵官僚地主肆意兼并土地，财政危机日益深重；卫所军制败坏，边防废弛。结果导致边地少数民族的军事集团不断骚扰内地，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越来越猛烈。

(1)　《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

(2)　《明太祖实录》卷51。

(3)　《明史》卷116《诸王传》。

(4)　《明史》卷2《太祖纪》。

(5)　《名山藏》卷36《分藩记》。

(6)　《明史》卷117《宁王传》。

(7)　《明史》卷116《晋王传》。

(8)　《明史》卷5《成祖纪》。

(9)　《名山藏》卷36《分藩记》。

(10)　《明史》卷90《兵志》。

(11)　《明史》卷116《诸王传序》。

(12)　《明史》卷116《诸王传序》。

(13)　《明史》卷139《叶伯巨传》。

(14)　《明史纪事本末》卷15《削夺诸藩》；《明史》卷141《黄子澄传》。

(15)　《明史纪事本末》卷15《削夺诸藩》；《明史》卷141《黄子澄传》。

(16)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17)　《明史》卷145《姚广孝传》。

(18)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19)　《明史》卷5《成祖纪》。

(20)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21)　《皇明祖训·法律》。

(22)　《明太宗实录》卷2。

(23)　《明史》卷130《耿炳文传》。

(24)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25)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26)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27)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28)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29)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30)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31)　《明史》卷144《平安传》。

(32)　《明史》卷144《平安传》。

(33)　《明史》卷144《平安传》。

(34)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卷17《建文逊国》；《明史》卷4《恭闵帝纪》，卷143《牛景先传附程济传》。

(35)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36)　《明史》卷141《齐泰传》。

(37)　《明史》卷141《齐泰传》。

(38)　《明史纪事本末》卷18《壬午殉难》。

(39)　《明史》卷77《食货志》。

(40)　《明史》卷6《成祖纪》。

(41)　《明史》卷116、117、118《诸王传》。

(42)　《明史》卷116、117、118《诸王传》。

(43)　明英宗复辟后，由于襄王瞻墡在英宗朱祁镇被俘期间主张立朱祁镇的皇长子，被英宗视为对他的忠心，才破格“诏设襄阳护卫”。为此，《万历野获编》特标示说：“特赐以护卫，时护卫不设久矣。”

(44)　《明史》卷6《成祖纪》。

(45)　《明太宗实录》卷12。

(46)　《明史》卷77《食货志》。

(47)　《明史》卷149《夏原吉传》。

(48)　《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

(49)　《明史》卷153《宋礼传》。

(50)　《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

(51)　《明史》卷153《宋礼传》。

(52)　何乔远：《名山藏·河漕记》。

(53)　《明史》卷85《河渠志》，卷153《宋礼传》。

(54)　《明史》卷85《河渠志》，卷153《宋礼传》。

(55)　《行水金鉴》卷121引《治水筌蹄》。

(56)　何乔远：《名山藏·河漕记》。

(57)　何乔远：《名山藏·河漕记》。

(58)　《明史》卷85《河渠志》。

(59)　《明史》卷85《河渠志》。

(60)　《明太宗实录》卷214。

(61)　余阙：《青阳集·扬州客舍》。

(62)　《明史》卷153《陈瑄传》。

(63)　《明史》卷153《陈瑄传》。

(64)　《行水金鉴》卷107。

(65)　《明史》卷85《河渠志》。

(66)　《明史纪事本末》卷28《仁宣致治》。

(67)　《明史》卷118《汉王高煦传》，卷145《丘福传》。

(68)　《明史纪事本末》卷27《高煦之叛》。

(69)　《明通鉴》卷16。

(70)　《明史》卷148《杨士奇传》。

(71)　《明史》卷7《成祖纪》。

(72)　《明史》卷148《杨士奇传》。

(73)　《明史》卷147《解缙传》。

(74)　《明史》卷9《宣宗纪》。

(75)　《明史》卷118《汉王高煦传》。

(76)　《明史纪事本末》卷27《高煦之叛》。

(77)　《明史》卷118《汉王高煦传》。

(78)　《明史》卷148《杨士奇传》。

(79)　《明史纪事本末》卷27《高煦之叛》；《明史》卷154《张辅传》。

(80)　《明史》卷118《汉王高煦传》。

(81)　《明通鉴》卷19、20。

(82)　《国榷》卷10。

(83)　《明史》卷137《安然传》。

(84)　《明通鉴》卷7。

(85)　《明通鉴》卷10，《明史》卷72《职官志序》。

(86)　《明史》卷147《解缙传》、《黄淮传》。

(87)　《明史》卷72《职官志》。

(88)　《明史》卷147《解缙传》、《黄淮传》。

(89)　《明史》卷147《解缙传》。

(90)　《明史》卷149《蹇义传》、《夏原吉传》。

(91)　《明通鉴》卷17。

(92)　《明史》卷109《宰辅年表序》。

(93)　《明史》卷72《职官志》。

(94)　《廿二史劄记》卷33《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

(95)　《明通鉴》卷18。

(96)　《明通鉴》卷18。

(97)　《明通鉴》卷18。

(98)　《明史》卷148《杨溥传》。

(99)　《明史》卷149《蹇义传》、《夏原吉传》。

(100)　《明通鉴》卷21。

(101)　《明史》卷109《宰辅年表序》。

(102)　《殿阁词林记》卷9。

(103)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3；《明史》卷148“赞”。

(104)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3；《明史》卷148“赞”。

(105)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3；《明史》卷148“赞”。

(106)　《明通鉴》卷18。

(107)　《明通鉴》卷20。

(108)　《明通鉴》卷18。

(109)　《明通鉴》卷18。

(110)　《明通鉴》卷21。

(111)　《明史》卷148《杨士奇传》。

(112)　《明通鉴》卷21。

(113)　《明通鉴》卷18。

(114)　《明通鉴》卷19。

(115)　《明通鉴》卷21。

(116)　《纪录汇编》卷23《古穰杂录摘抄》。

(117)　《明通鉴》卷21。

(118)　《明史纪事本末》卷28《仁宣致治》。

(119)　《明史纪事本末》卷28《仁宣致治》。

(120)　《纪录汇编》卷23《古穰杂录摘抄》。

(121)　《明史》卷77《食货志》。

(122)　《明宣宗实录》卷42。

(123)　《明宣宗实录》卷70。

(124)　《明通鉴》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