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牺牲、弘光政权覆灭后，清政府曾认为统一全国的战争即将取得全胜，只派官员对南方各省加以招抚，就可将缘由弘光政权控制的地盘接受过来。闰六月十三日，清派出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前往南京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二十三日命恭顺侯吴惟华招抚广东，兵部尚书孙之獬招抚江西，兵部右侍郎黄熙允招抚福建，兵部右侍郎江禹绪招抚湖广，兵部右侍郎丁之龙招抚云贵；七月，又派右都督谢弘仪招抚广西(1)。然而，事实打破了清政府的幻想。清政府并没能顺利地实现统一南方的计划，除了四川地区被张献忠起义军占领外，在东南地区和中南地区，清朝的进展皆不顺利。

在江浙一带，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进入南京后，豫王多铎当即派原明御史刘光斗、鸿胪寺少卿黄家鼒等往常州、苏州等处讨取降顺册，黄家鼒在苏州被杀，清兵旋至，苏州落入清军之手(2)。多铎还派贝勒博洛等率领部队直趋杭州(3)。时明潞王朱常淓驻在杭州，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八日，被出逃至杭州的马士英拥立监国。六月九日，清兵抵嘉兴，马士英派投降派老手陈洪范前往谈判，企图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与清兵讲和。而清兵继续进逼，六月十一日抵塘栖，马士英仓皇出逃。六月十三日，清兵到杭州，潞王率群臣投降(4)。而后，清朝派人到浙东招抚，召乡绅朝见(5)。闰六月二十三日多铎向朝廷的报告中已经谈及：浙西湖州、嘉兴，浙东绍兴、宁波、严州等府，“亦皆归顺”(6)。然而，在清军招抚与武力夺取江南地区和浙江全省的同时，抗清斗争在这里日趋发展起来，并在浙东地区形成了以鲁王为首的一个南明政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清军不能渡钱塘江至浙东地区，其在长江与钱塘江之间一带也未得安宁。从史料看，除浙东的鲁王政权外，顺治二年下半年至顺治三年冬，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事件，主要有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明中书舍人卢象观奉明宗室朱议沥起兵茅山，谋攻南京(7)；明职方主事吴易等起兵长白荡；明总兵李某与诸生任源邃等起兵太湖(8)；长兴县民金有鉴奉明宗室通城王朱盛澂起兵，攻破湖州(9)。同年闰六月，典史陈明遇等领导江阴人民据城抗清；常州生员张龙文起兵，谋复府城(10)；松江在籍前兵部右侍郎沈犹龙、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等起兵守城；昆山前总兵王佐才、参将陈宏勋、贡生朱集璜、诸生归庄、顾炎武等起兵，杀清朝守令(11)；嘉定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起兵据守，太仓生员王湛与兄王淳集兵数百，攻打州城(12)；嘉兴在籍翰林屠象美、吏部郎中钱棅，起兵数千人，杀清秀水知县胡之臣，据城拒守(13)。同年七月，南京孝陵卫营兵夜烧城门(14)。同年八月，把总吴之蕃起兵，图谋复嘉定(15)。同年九月，溧阳诸生谢琢、副将钱国华起兵抗清，失败被杀。(16)

在江西地区，清朝主要得力于降将金声桓的效劳。金声桓本是左良玉的部将。弘光政权覆灭后，左军在左梦庚率领下在“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投降清军(17)。清令左梦庚“以父官率诸将入朝”，而金声桓独不愿此，“自请取江西以献”，获允，因与原闯部降将王体忠合兵，西屯九江。他宣言清马步二十余万旦夕至；诸郡县原南明官吏望风奔窜，六月十九日遂得顺利进入南昌。八月底，他又杀掉了王体忠，招降其部下，另立该部旗牌官王得仁为统率(18)。除了南昌之外，金声桓还为清朝取得了江西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为清朝立了大功。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二十九日，洪承畴在对清朝廷的一个报告中说，当时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俱已平定。但赣州却长期攻取不下，其他府县也间有反复(19)。

顺治二年下半年至顺治三年冬，江西的抗清斗争事件主要有：顺治二年六月，江西布政使夏万亨等拥益王朱由本保据建昌；同月，德化李含初起兵，连下德化、瑞昌(20)；七月，德安郭贤操聚众，攻克德安、建昌(21)；八月，明宗室永宁王朱由（一作朱慈炎）举兵，下抚州、建昌；十月，明故汜水知县、南昌人胡海定（一作胡定海）与德兴海口董氏，起兵德兴(22)；十二月，明右佥都御史、新昌人陈泰来，与上高举人曹志明等相结，攻取上高、新昌、宁州、万载，进攻抚州(23)；顺治三年（1646年）秋，明检讨、临川人傅鼎铨募集乡勇，攻下宜黄，驻兵乐安(24)；清兵占领南京后，杨廷麟等一直为明坚守赣州，直至顺治三年十月方遭失败。

由于江浙地区和江西地区抗清势力的存在，福建一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得到了屏护，趁此机会，唐王在此建立了又一个政权，并即位当皇帝，对大部分南明残余势力发号施令。

在湖广一带，清朝在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基本上控制了洞庭湖以北地区，并在这里派官置吏。但李自成余部及若干抗清山寨等在这里的活动仍相当频繁，至于洞庭湖以南则仍为南明将领何腾蛟、堵胤锡与李自成起义军余部所控制。湖广南部的屏蔽，使清朝势力无法进入两广和云贵。

清朝在取得南京之后之所以遭到激烈的反抗，乃是由于这时清朝统治者在胜利进展的情况下，有些忘乎所以，对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不知节制，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比如，清军占领南京后，竟不顾居民的利益，强占民房，迫令居民迁徙。下令“兵居东半城，民居西半城”，东半城居民被迫“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哀号满路”。搬家动作稍迟，就会“刀棍交下”，立时丧命。“什物悉为兵有，百姓止走空身而已”。(25)

更突出的表现是再次颁布剃发令。如前所述，清朝一进关就推行了强迫汉人改变束发习俗、勒令剃发的政策。这种严重伤害汉民族自尊心的歧视政策，当即引起汉族上下的普遍反对。当时，清朝鉴于入关伊始，本身力量尚不强大，过分违背民心，便无法在关内立足，只好暂时自我节制，收回剃发成令。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多尔衮下令：“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悉照旧束发，悉从其便。”(26)但是，清朝统治者并非彻底放弃这一民族歧视政策。当南京到手之后，他们认为时机成熟，再次推行剃发政策。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豫王多铎便已在南京城中出示剃发，不过尚有一定限制，规定“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27)。六月五日，“以江南奏捷”，清朝廷更派人赍敕往谕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六月十五日，礼部又接到一道严厉的圣谕：

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续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28)

强迫剃发的政策是汉族人民不能接受的。此外，在清军推进的过程中，在其新占地区内，吏胥也往往乘政治混乱之机，敲诈勒索百姓，更激化了矛盾。再者，随着弘光政权的覆灭，明朝士大夫联合清朝消灭农民起义军的幻想彻底破灭，被清朝彻底征服的灾祸降临到眼前，如不欲投降，就只有起而抵抗一条路可走。可见，清军占领南京后未能如愿以偿地顺利实现对全国的统一计划，不断遭到激烈的反抗，进展迟缓，实不足怪。

鲁王浙东政权和唐王福建政权的建立，是这时明清斗争激烈进行的一个突出标志。另外，在顺治二年下半年，南明将领何腾蛟、堵胤锡，于湖广地区与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结束了长期互相对立状态，实现了共同对清作战，这更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形势中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大变化，反映了国内民族矛盾所占地位的进一步上升，是汉民族抗清斗争中出现的可喜现象。当时参加抗清斗争队伍的人，包括了上上下下各个阶层和阶级，从明朝宗室到地主绅士、大商人，从一般商人、手工业者到贫苦农民、各色人等。而由于政治、军事经验及社会影响的关系，在其中起领导组织作用的，多是原明朝的官吏或读书人。令人遗憾的是，南明两个政权中继续保留原明朝遗留下来的腐败现象，内部斗争纷纭不已，加之地盘狭小，人力物力俱不充足，而其他各个抗清势力多是孤立进行，相互间缺乏配合，这遂使清朝终于陆续战胜了各个抗清势力，鲁王和唐王为首的两个政权分别于顺治三年六月和八月被打垮，东南地区基本上为清朝所控制。此后，明清斗争就发展到两者以争夺西南地区为主的新阶段。

以下较为详细地叙述鲁王唐王两政权及李自成余部与南明共同抗清的情况，以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的明清斗争形势。

鲁王朱以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世孙。父肃王寿镛。排行第五。崇祯十二年（1639年），父寿镛死，长兄以派嗣位。崇祯十五年，清兵下兖州，朱以派自杀。崇祯十七年二月，朱以海嗣位。李自成攻占北京后，朱以海南逃。同年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命朱以海徙封江广，暂住台州(29)。弘光政权覆灭后，朱以海在浙东地区出现多支抗清武装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南明政权。

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九日，明原九江道佥事孙嘉绩、明原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在家乡余姚起兵反清，举起了浙东抗清的第一面义旗。而后浙东抗清武装纷纷出现。闰六月十一日，诸生郑遵谦起于绍兴。闰六月十二日，明原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于宁波。再后起兵者，在慈溪有明原山西道御史沈宸荃和原江上兵备佥事冯元，在嵊县有裘尚奭。余姚、绍兴等地起兵的消息传到台州，陈函辉即辅佐朱以海正式起兵，于闰六月二十一日拥之监国。鲁王朱以海起兵和监国的消息传出，受到各支浙东抗清武装的拥戴，在他们的“具疏敦请”下，八月初三日，鲁王迁驻绍兴，统一领导浙东的抗清斗争。纪年以翌年为监国元年。(30)

鲁王政权控制的地域是浙东，而浙西则在清朝的控制之下。浙东与浙西之间有一条宽阔的钱塘江，鲁王政权曾与清朝在这条江边发生多次战争。此外，当时浙西也有许多抗清武装，为了包抄以杭州为主要据点的浙西清兵，鲁王政权的武装也曾潜至浙西，联合和发动当地的抗清势力，从而使浙西也成为双方的一个战场。不过，双方的主战场仍在钱塘江边，鲁王政权的部队大部分布置在这里。起初，这里的鲁王政权的军力与清朝相比占据优势，鲁王政权处于主动地位，是进攻者。但是，自顺治三年（1646年）春季始，形势渐对浙东政权不利，清朝成了主动出击者。

浙东政权对清斗争之由优势向劣势转化，并非偶然。除了清朝方面的因素（如投入兵力的大小及其变化）之外，从浙东政权自身来说，主要是由于它本身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其脆弱性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辖区老百姓负担过重。为了抗清立国，境内供养过多部队，但浙东一隅地盘有限，大量部队必然使老百姓承担沉重的人力物力负担，再加上许多部队纪律不好，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等原因，更使老百姓雪上加霜。第二，对所属各支抗清武装不能实行高度统一的管理。这些部队，有的是当地士绅号召家乡农民、小工商业者等新组建起来的所谓“义军”；有的是明朝原有的官军。后者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原驻在浙东的，一种是随着清兵的南下而被迫由其他地区转移到浙东的。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归方国安、王之仁统领，称为“正兵”。以上各支部队虽同在鲁王政权的管辖之下，但各自实际上仍有一定的独立性，其统帅者对自己掌管的部队具有很大的权力。上述情况使得各支部队相互间虽有配合，而出于私利各行其是、互不为谋的事情经常发生，甚至矛盾重重、争夺军饷、互相厮杀。第三，其政权具有一定的腐朽性。鲁王于危难之际立国，本应励精图治，但反是“有深宫养优之心”，“颇安逸乐”(31)。朝中执掌大权的是外戚萧山人张国俊，他内结宦官，外倚悍将，受贿卖官，为所欲为。在鲁王、张国俊的带动、影响下，一般官僚也多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燕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栋之下”(32)。第四，不能处理好与唐王政权的关系。两者的关系若好，可使闽得屏障，浙获后盾，可惜实际并非如此。唐王在闽称帝后不久，曾派使节到浙东颁诏，但鲁王从个人地位出发，不肯受诏向唐王称臣；于是双方交恶，势如水火。为了防备唐王进攻，鲁王不得不从抗清前线撤下部分军队，派往闽浙交界处驻守。

鲁王政权的脆弱性，使其无法战胜清朝驻在杭州等地的浙西军队，并逐渐丧失优势，但它毕竟有数量相当多的军队，清朝要想战胜它，也需等待条件的成熟。到顺治三年（1646年）上半年，条件终于成熟。这时江南的抗清斗争已基本被平息下去。清朝已可抽调大量兵力解决浙江与福建的问题。是年二月，清朝命多罗贝勒博洛同固山额真公图赖率师往征浙闽，五月二十日其军抵达杭州(33)。五月下旬，清军始用大炮轰击浙东兵营，六月一日突破钱塘江防线，渡江进入绍兴，随即向浙东各县进攻。鲁王逃出绍兴，流亡海上。鲁王政权所属的抗清武装，或降或溃，或为清朝消灭。清朝对浙东地区的征服，就此初步完成。顺治三年八月十四日，博洛关于“全浙底定”的奏疏，送到了北京城。(34)

福建唐王政权的首脑人物是朱元璋的九世孙朱聿键。其先唐定王朱，系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封于南阳。朱聿键于崇祯年间袭王位，不久因遇清兵内犯、京师戒严，率护卫勤王，违背诸王不得擅离封地的规定，被废为庶人，囚于凤阳。弘光登极，遇赦，受命徙驻广西平乐府。弘光政权垮台时，行至杭州，被靖虏伯郑鸿逵接往福建，遂受当地官绅拥戴即位：当年闰六月七日监国于福州，二十七日正式称帝。以福建为福京，以福州为天兴府，改元隆武，本年七月初一之后即为隆武元年（1645年）。此后不久，除福建省在其直接管辖之下外，两广、江西、湖广、云贵、四川等省区的原明朝地方官以及江南等地的抗清首领，多半陆续承认这一政权的领导，它与同时并存的浙东鲁监国政权相比，威权要大得多。不过，真正能充分行使其领导权的，主要的还是福建地区，其他省区则有些鞭长莫及。

朱聿键在南明诸帝中，是少有的一个很想有所作为、而且具有一定政治眼光的人物。他把中兴明朝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宣布“若一日孝陵未见，一日西北赤子未援，一统旧疆未复，即是孤负祖负民”(35)。为了中兴明朝，他既把清朝当成敌人，又把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当成敌人。但在当时，由于李自成起义军已经遭受严重挫折，而张献忠起义军远在四川（详后），只有清兵才是近在咫尺、直接威胁其存在的敌对势力，所以在其思想深处首先要对付的，实际上是清兵。为了实现中兴壮志，朱聿键很注意约束自己，生活节俭，处理政务相当勤奋，史载他：“长斋布素，日与大臣讲求政治于便殿”，“复性喜书籍”，“手自披览，常丙夜不休”(36)。与南明的其他君主相比，他是难得的有抱负的皇帝。

朱聿键虽然颇有抱负，但他的政权却难以有所作为。其原因有二：第一，大将郑芝龙不与他通力合作。郑芝龙，南安石井人，早年为海盗，往来日本等地，娶日女为妻，生子郑森即郑成功。崇祯间受抚，历任游击、都督、总兵官等职，爵封南安伯，控制了福建沿海地区。郑鸿逵是其弟弟，朱聿键入闽时，他参与了拥立之举，权势因之更大，史称唐王政权的“内外大权，尽归芝龙”(37)，朱聿键不过是“祭则寡人”的傀儡(38)。这时郑芝龙若能与朱聿键同心协力，朱聿键的中兴明朝的志向，才有实现的可能。但郑芝龙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权势，即所谓“徒自贵倨，欲生杀予夺出己手”(39)。至于中兴明朝的目标，在其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他是个富商投机家，既无封建正统派的忠君思想，也未因清朝的民族歧视政策而产生反抗民族压迫的观念，朱聿键也好，清朝也罢，都不过是他谋个人之利的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而已(40)。第二，中心辖区福建的经济负担过重。这一点与浙东鲁王政权极为相似。为了抗清兴明，朱聿键不得不组建、保持数量庞大的军队；郑芝龙虽无意抗清复明，但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也需要养活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而养兵就需有饷，当时唐王政权的兵饷供应地，主要靠福建一省，加之一向贪婪的郑芝龙还利用征收兵饷的机会分外多收，积累个人财富，于是仅有八府一州的福建地区就被加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人民的负担过重，社会矛盾随之激化，隆武当局的精力便不得不较多地用于处理这方面的问题，至于其他方面，就难以有所作为了。

尽管难以有所作为，唐王朱聿键还是不甘消沉，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曾克服困难组织了两次出征，这些出征虽皆摆脱不了失败的厄运，但其奋斗精神实足称道。第一次出征为隆武元年七月大学士黄道周出征江西，同年十二月因兵力不足、粮械缺乏，兵败于婺源。第二次为隆武帝亲征。原定隆武元年八月出发，由于郑芝龙的阻挠，拖了好久才由御营左先锋郑鸿逵和御营右先锋郑彩各率一支军队分出浙东、江西，十二月朱聿键才得离开福州。出征后两路兵马虽与清兵有所交手，而由于郑芝龙的操纵，基本上是分别长期停驻在闽浙交界处与闽赣交界处，没有进展。

唐王政权覆灭于隆武二年的下半年，直接原因是郑芝龙的暗中破坏。清朝深知郑芝龙是唐王政权的实权人物，至晚在是年的五月即以王爵相招降，心怀投机的郑芝龙当即复书与通。六月，清兵渡过钱塘江进入浙东后，郑芝龙不经朱聿键批准即把驻守闽浙交界处的军队撤走，向清兵敞开入闽大门。八月底，在清兵的追击下，朱聿键被俘于汀州，整个福建随之为清朝所据。十一月，郑芝龙不听郑成功等人的劝告，丢下聚集在安平镇（在泉州南）的部队，亲至福州降清。他原以为清朝可以让他继续留驻东南沿海，但却被带往北京。后虽得到封爵，实则遭到软禁。

李自成牺牲后，进入湖广的大顺军由于失去了领导者，面对复杂的形势不知所措，制定不出正确的行动计划，所以自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到八月，在通山和蒲圻境内逗留了三个月(41)。在这三个月中，在清朝的招降下，这支部队的若干领导人曾代表所部向清明表示归服。清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某所写的“恭报地方情形”揭帖，就反映了这一情况(42)。这个揭帖中提到的表示接受招降的李自成部将，后来基本上都又程度不同地参加过抗清斗争，这说明他们的这次向清表示归服，或属于一时性的意志动摇，或属于欺骗敌人的一种策略，而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当时这支部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况之中。

除了李自成亲自带入湖广的一支外，当时的湖广境内，还有另一支大顺军余部，这是李自成之侄李过和妻弟高一功所带领的。当永昌二年（1645年）正月李自成由西安撤向湖广时，李过和高一功尚率部坚守陕北，来不及南下与之会合。后来，他们受到清军的猛烈攻击，而且得知了李自成已离开西安的消息，便于二月撤离陕北(43)。三月，经西安以西，退入汉中(44)。四月，通过秦蜀边界的太平、东乡、达州、夔府、新宁等县山区，进入湖广西部荆门、当阳一带(45)。他们拒绝了清朝的多次招降(46)，曾攻破荆门州和当阳县，并于七月二十日开始，在李过、李友，贺篮、高一功、刘汝魁、马重禧、张能、田虎、杨彦昌等率领下，分九股猛攻荆州城，半月之后才“稍退”，但仍“磐踞咫尺”(47)。当时，这支部队所受挫折比李自成所率一支要小得多，战斗力颇强；不过它北有清兵，南有明朝残余势力，处于夹缝之中，情势也很紧迫。(48)

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之后，湖广境内的大顺军余部所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在八九月间，原由李自成统率留在湖广的大顺军余部中，有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张鼐等部由蒲圻西移岳州，而后到荆南之松滋县草坪，与李过等所率的一支大顺军相会合，总兵力达到三十万。田见秀还把李自成留下的原明朝玉玺交给李过，将李过奉为主帅(49)。从此两大支大顺军余部结束了彼此失去联络的局面。其次是这两支大顺军余部先后与拥奉隆武政权的南明将领何腾蛟和堵胤锡联系上，并由与之对立改变为接受其节制。自此，大顺军余部开始“拥明抗清”。

原由李自成带入湖广的大顺军，除会合于李过等部者外，其他各部，如刘体仁（或作刘体纯）、郝摇旗（或作郝尧奇），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等部，首先与何腾蛟联系上，并受其节制。

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卫人，天启举人。崇祯中历任南阳知县、湖广巡抚等职，弘光时受命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左良玉之以诛马士英为名称兵东向，何腾蛟不从，被劫上舟，即“乘间跃入江水”，逃至长沙。而后集诸属吏堵胤锡、傅上瑞、严起桓、章旷、周大启、吴晋锡等，“痛哭盟誓”，为南明坚守湖南；遣章旷自燕子窝、溆浦、武冈调来副将黄朝宣、张先璧、刘承胤所率部队，“兵势稍振”(50)。刘体仁、郝摇旗等部之与何腾蛟取得联系，接受南明的节制，是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51)发生的，地点在湖南境内的湘阴、长沙、新墙等地(52)。这就是说，这些大顺军余部是在这一年八月离开蒲圻和通山，而后南下，从而实行这一转变的。对他们的转变，何腾蛟曾解释说：“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53)。这里的所谓“自悔自艾”，恐怕未必，而“自失”之说却是可信的。一旦杰出的首领李自成突然牺牲，几十万军队群龙无首，方向不明、怅然若失的情绪随之产生，显系势之必然。本身处于这种状态，周围又是气势汹汹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产生调整斗争任务以摆脱窘境的思想，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此可见，何腾蛟的上述解释，应该说是可信的。《永历实录》在叙述大顺军余部实行这一转变时说：“诸部从贼久，颇厌剽徙，为（虏）所大挫，心魂俱褫。闻南京立天子，欲归附，不知所介绍，擒田野民问之，乃知何腾蛟为楚抚，遂欲因腾蛟降。”可见，清兵的压力也是他们决定实行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郝摇旗等接受南明节制后，隆武帝非常赞赏，曾赐名郝摇旗叫“永忠”。(54)

继刘体仁、郝摇旗等部接受南明节制之后，李过、高一功等率领的大顺军余部，也很快与南明地方官堵胤锡联系上，并接受其节制。堵胤锡，无锡人，弘光时以湖广参政分守武昌、黄州、汉阳。隆武立，以何腾蛟荐，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北。李过等之与其取得联系，地点在松滋县草坪，时间未出顺治二年九月。隆武帝得知李过等接受南明节制后，也曾大加表彰，授李过御营前部左军，高一功右军，皆使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赐李过名赤心，高一功名必正，“号其营曰忠贞”，封李自成妻高氏贞义夫人。“然赤心书疏犹称自成先帝，称高氏太后”。(55)

从史料所载刘体仁、郝摇旗、李过、高一功等与南明督抚何腾蛟、堵胤锡相互接洽谈判的全过程来看，这时大顺军余部将领所接受的条件是，在政治上归附南明，其奋斗目标定为“中兴”明朝，为之“光复旧宇”，而起义军将领自己则从中“建立功业”，“永保富贵”(56)。这说明这时大顺军余部已转变为“拥明抗清”，这是当时国内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有利于团结明朝的残余势力共同抗清，增强抗清阵线的力量，由此开创了抗清史的新阶段。此外，还应注意，这时大顺军余部也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他们的部队尽管答应服从南明的指挥，但编制未打乱，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仍然存在，这使他们在必要时，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前述李过等称李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对此南明干涉不了，这既说明他们在需要时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也说明他们在思想上对于自己过去进行的阶级斗争并未彻底否定。

大顺军余部实现拥明抗清的转变之后，湖广境内的抗清力量大大加强，遂向清兵发起过多次有成效的进攻。史载，顺治三年（1646年），“腾蛟督郝永忠、张先璧等攻岳州，傅城大战，又战于藤溪、湘阴，皆捷，表加永忠恢剿左将军，先璧右将军，江楚间民多结寨以应”。“腾蛟喜，冀大举”，计划恢复武昌、岳州及江西之袁州、吉州。可惜的是，这时唐王政权覆灭，形势有变，“兵不果出”(57)。堵胤锡节制的李过等部也积极战斗。顺治三年（1646年）春，忠贞营渡江猛攻荆州，几乎把城攻克，只是由于一天早上大量清兵突然自武昌开来援助荆州守敌，忠贞营才被迫撤围(58)。同年五月，受堵胤锡节制的大顺军余部还取得了著名的“草坪大捷”。(59)

湖广境内抗清力量的加强使清朝大为惊慌，他们连忙调整部署，增派部队。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为了对付“出没武昌、襄阳、荆州诸府”的“自成余党一只虎（按即李过）等”，及“招李自成余部、分据诸府县”的“明唐王聿键所置湖广总督何腾蛟”，清朝调坐镇江宁对付江浙一带抗清力量的平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及其助手镇国将军宗室巩阿岱及固山额真叶臣，移师湖广。顺治三年（1646年）春，突袭忠贞营、解除荆州包围的援军，即是勒克德浑所率(60)。勒克德浑取得荆州胜利后不久，清朝调之回京，但同年八月，清朝就续派恭顺王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与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率满洲蒙古汉军官兵，往征湖广两广”(61)。加之隆武政权同月被灭亡，全国抗清斗争的中心从此移到了中南地区和大西南一带。

(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8、卷19。

(2)　《江南闻见录》；《明季南略》卷4“二十日辛丑”条：南园啸客：《平吴事略》。

(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8。

(4)　张道：《临安自制纪》卷2；《东南纪事》卷1第148页。

(5)　《明季南略》卷5“祁彪佳赴池水”条。

(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8。

(7)　《南疆逸史》卷36《卢象观传》；《小腆纪年附考》卷10第382页；《南天痕》卷3《朱议沥传》。

(8)　《小腆纪年附考》卷10第381页；《南疆逸史》卷36《李总兵传》。

(9)　《小腆纪传》卷47《金有鉴传》；《南疆逸史》卷36《金有鉴传》。

(10)　《小腆纪年附考》卷10第385页。

(11)　《明季南略》卷4“昆山朱集璜赴水”条；《明史》卷277《朱集璜传》；《小腆纪年附考》卷10第389～390页。

(12)　《明史》卷277；《南疆逸史》卷36《王淳、王湛传》；《小腆纪年附考》卷10第391～392页。

(13)　《南疆逸史》卷36《朱大定、钱棅传》；《小腆纪年附考》卷10第394页。

(14)　《明季南略》卷4“七月附志”条。

(15)　《小腆纪年附考》卷11第421～422页。

(16)　《南疆逸史》卷36《谢琢、钱国华传》；《小腆纪年附考》卷11第431页。

(17)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8。

(18)　《南疆逸史》卷55《金声桓传》；徐世溥：《江变纪略》。

(19)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0；《明史》卷278《万元吉传》；《小腆纪传》卷65《金声桓传》。

(20)　《小腆纪年附考》卷11第407页；光绪七年刊《江西通志》卷97。

(21)　《小腆纪年附考》卷11第407～408页；光绪七年刊《江西通志》卷97。

(22)　《小腆纪年附考》卷11第407页；光绪七年刊《江西通志》卷97；《南疆逸史》卷16《胡海定传》。

(23)　光绪七年刊《江西通志》卷97；《小腆纪年附考》卷11第453～454页，《明史》卷278《陈泰来传》。

(24)　《小腆纪年附考》卷13第498页；光绪七年刊《江西通志》卷97。

(25)　《明季南略》卷4“十九日庚子”条。

(2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

(27)　《明季南略》卷4“二十六丁未”条。

(28)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7。

(29)　《鲁之春秋》卷1；《海东逸史》卷1《监国纪》（上）。

(30)　《浙东纪略》；《海东逸史》卷1；黄宗羲：《行朝录》卷3《鲁王监国》（上）；《小腆纪年附考》卷10。按：《痛史》本《隆武遗事》所载《隆武皇帝亲答监国鲁王御书》称，鲁王“以七月十七日监国于台，八月十六日迎至于绍”。待考。

(31)　《鲒埼亭文集·庄太常传》。

(32)　《小腆纪年附考》卷11。

(3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4、卷26。

(34)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7。

(35)　《思文大纪》卷1。

(36)　《思文大纪》卷2；《东南纪事》卷1。

(37)　《南疆逸史》卷54《杂传》；《明季南略》卷7“郑芝龙议战守”条。

(38)　《行朝录》卷1。

(39)　《南疆逸史》卷54《杂传》。

(40)　《小腆纪年附考》卷12。

(41)　参见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第302～304页。

(42)　《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第121～122页。据《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589页，佟某乃佟养和。

(43)　《清史列传》卷78《尚可喜传》；《绥寇纪略》卷9“附纪”。

(44)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89页《陕西总督孟乔芳启“为恭陈川陕招抚情形事”》。

(45)　《荒书》第16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驾臣李万学奏疏》。

(46)　《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

(47)　《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荆州副总兵郑四维揭贴》，同书第6本《荆州总兵郑四维揭帖》。

(48)　以上关于湖广境内大顺军余部情况的论述，请参看1957年9月26日《光明日报》所载方福仁：《关于李自成农民军从陕西南撤等问题》，以及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第293～300页《关于大顺农民军由陕西二路南撤问题》。

(49)　《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湖北巡按马兆煃揭帖》及《荆州总兵郑四维揭帖》；《明季南略》卷12《堵胤锡始末》；参见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关于大顺农民军由陕西二路南撤问题》。

(50)　《明史》卷280《何腾蛟传》。

(51)　《西南纪事》卷3《何腾蛟传》。

(52)　《烈皇小识》卷8所附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53)　《烈皇小识》卷8所附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54)　《永历实录》卷15《郝永忠传》；《东南纪事》卷1《唐王聿键》。

(55)　《明史》卷279《堵胤锡传》，卷280《何腾蛟传》；光绪重刊《堵文忠公集》；《思文大纪》卷5。

(56)　《南疆逸史》卷21《何腾蛟传》；《明季南略》卷12“堵胤锡始末”条。

(57)　《西南纪事》卷3；《南疆逸史》卷21；《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8。

(58)　《西南纪事》卷3；《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5；《明季南略》卷12“堵胤锡始末”条。

(59)　光绪十三年重刊《堵文忠公全集》所载《堵文忠公年谱》及堵胤锡墓表。

(60)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1、卷25；《清史稿》卷216《勒克德浑传》，卷233《叶臣传》。

(6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