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后来基督教本身又分裂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派。耶稣会则为天主教的一个教派。

基督教第一次传入我国是在唐朝初年，当时人称之为“景教”。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西郊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碑林，该碑共约二千字），记载了唐代基督教流传中国的情况。景教是当时基督教的一支，其教士阿罗本于贞观九年（635年）到唐朝的京师长安传教。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宽容政策，景教便在中国境内流传，形成“寺满百城，法流十道”的盛况。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禁止佛教，毁寺杀僧，殃及外来诸教，摩尼教、大秦教（即景教）、拜火教皆被禁止，景教从此在中国绝迹。(1)

元代时，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当时称之为“也里可温”（即拜上帝者之意）。基督教在元代何时传入中国，无确切年代可考，惟元太宗五年（1233年）的诏令中，已有关于也里可温的记述。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广泛流传，不少地方建有教堂，称为寺，如扬州、镇江、杭州等地均有也里可温寺，或称十字寺。元亡，也里可温也随之在中国绝迹。

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即为明朝后期耶稣会士来华的传教活动。

十六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在西欧国家产生和发展，在基督教内部便产生了代表这一新兴阶级利益的派别，他们实行宗教改革，形成了新教。新教在中国被称为基督教，它的势力在西欧北美迅速发展。旧教称为天主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2)。十六世纪中期，在宗教改革中，新教势力日盛，天主教在西欧北美的势力日益缩小，于是就掀起反宗教改革的活动，耶稣会便应运而生。

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为了扩张天主教势力，创建了一个传教组织，1540年获得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命名为耶稣会（Societas Jesu）。第二年，罗耀拉被任命为第一任会长。当时新教势力强大，耶稣会在西方无力与其抗衡，转而向东发展，寻找新的地盘。这时，欧洲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势力已经扩展到东方，因此，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自然和他们结合在一起。

耶稣会创办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忽略，奉教皇之命，于1541年从葡萄牙京城里斯本出发，第二年到果阿，1549年到日本鹿儿岛。他在日本传教期间，感到中国儒家学说对日本社会的强大影响，便想进入中国布道传教。1552年沙忽略试图进入中国，但当时海禁严厉，一直未能如愿。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中国海禁严厉，“为入中国海岸一节，此事甚难甚危”(3)。这年十一月，沙忽略病死于离广州仅三十多海里的上川岛上。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以后，澳门就成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一个据点。万历二年（1574年）耶稣会士范礼安与同会的四十一个传教士，从里斯本启程东来。范礼安想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也一直没能实现，只得居住澳门，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岩石！岩石！多咱是你开放的时期呢！”(4)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范礼安病逝于澳门。

经过耶稣会士的不断努力，罗明坚和利玛窦终于挤进了中国内地的大门，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广大的土地上。

罗明坚与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们都是意大利人。罗明坚于万历七年（1579年）到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在念、写、说三方面平行进展。第二年十二月，罗明坚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向两广总督陈文峰贡献了礼物，被允准暂住暹罗驿馆。万历十年（1582年），罗明坚第四次进入广州，新任总督郭应聘同意其留住肇庆天宁寺。他在肇庆建立了教堂，用中文撰写《天主实录》，宣传天主教教理。这样，罗明坚就成了明朝后期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但罗明坚在中国传教的时间并不长，万历十六年他回国后就没有再来中国。

利玛窦（1552～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贵族家庭，少年时在家乡求学，后来进入罗马神学院，1571年加入耶稣会。1582年到澳门，第二年进入中国内地，直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在中国居留二十八年之久。利玛窦来华，才使天主教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开来，也为明朝后期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新局面。

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和罗明坚一起到广州肇庆传教。他为了能与中国士大夫阶层互相交往，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穿着中国服装。利玛窦的意大利姓名是玛泰奥·利奇（Matteo Ricci）。他自称姓“利”名“玛窦”。以后，中国士大夫就称他为“利先生”或“利子”。其他来华的耶稣会士也都仿效他，改成中国姓名。

万历十七年（1589年）利玛窦迁居韶州，以后又到南京及江西南昌等地，与中国士大夫交游，畅谈社会政治、天文地理等等。士大夫们仰其学问渊博，乐于和他交往，“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5)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深知要使天主教真正在中国扎根，必须取得明朝皇帝的允诺和支持。利玛窦曾对人说：“假使我们不能在南北两京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至少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那么将来传教要得不到保障，也就什么也不能成就。”(6)经过努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利玛窦和西班牙教士庞迪我启程北上。次年正月利玛窦抵达北京，明神宗朱翊钧于便殿召见。利玛窦进赠天主、圣母像及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自鸣钟两架，万国图志一册等。利玛窦等得到了明朝皇帝的欢心，“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7)，并准许在宣武门内居住。这样，耶稣会士便达到了在北京居留传教的目的，也得到了中国皇帝明神宗的允准，取得了合法地位。

利玛窦为了在中国顺利开展传教活动，深入研究儒家典籍，竭力把天主教义和儒家学说融合起来。他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到万历二十四年写成的《天主实义》就是这样的著作。它在当时中国士大夫中起了不小的影响。大学士叶向高认为利玛窦宣传的天主教义，“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张瑞图也说：“孟子言事天，孔圣言克己，谁谓子异邦，立言乃一揆。”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任为耶稣会在华首任会长。

明朝后期，与利玛窦同时来华的传教士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费奇观、罗如望、李玛诺，意大利人石方西、郭君静、熊三拔、龙华民，西班牙人庞迪我等。他们协助利玛窦在中国各地传教，教徒日益增多。万历十一年（1583年）利玛窦于肇庆收受第一名信徒。万历十三年发展成为二十人，万历十七年有八十人，万历二十四年有一百多人，万历三十一年约有五百人，万历三十三年有一千多人，万历三十六年有二千多人，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时，约有二千五百人。利玛窦去世以后，由意大利人龙华民继任耶稣会在华会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继续迅猛地发展。万历四十三年，天主教信徒增加到五千人，万历四十五年有一万三千人，崇祯九年（1636年）有三万八千二百人，到了清顺治七年（1650年），竟增加到十五万人。(8)

明朝后期在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期间，中西文化交流比以往更为活跃和频繁。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对中国近代科学先驱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在研究、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测量等科学方面，起了引导的作用。

我国天文历算有悠久的历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时我国的科学家郭守敬制订了《授时历》，把我国的历法提到了新的高度，居世界领先地位。明代的《大统历》是根据《授时历》修订而成的。到明宪宗成化以后，因《大统历》长期不修，出现了显著的误差，“交食往往不验”(9)。人们纷纷讨论改革历法。耶稣会士利玛窦一到北京，就向明朝皇帝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仍和中国的天文学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一起从事天文历法研究。利玛窦著有《圜容较义》一卷，是研究天体数学的。该书由利玛窦口授，李之藻达词，译成中文。李之藻又根据西方天文学来解释周髀浑天、盖天之说，作《浑盖通宪图说》。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一日，发生日食，钦天监的推算与日食前后均不符合。在我国封建社会，日月食被看成有关国家治乱兴衰的象征，非常受重视。崇祯皇帝下谕说，以后推算如再有错误，就要重治。于是礼部推荐礼部侍郎徐光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两人负责修订历法。这时利玛窦已经去世，徐光启聘请了另外两个传教士龙华民和邓玉函来历局任职。李之藻、邓玉函到任后不久，先后去世，又调耶稣会士罗雅谷、汤若望来京参加修历工作。崇祯六年徐光启病危时，推荐山东参政李天经执掌历局。他说：“历法修正告成，书器缮治有待”，李天经“博雅沉潜，兼通理数，历局用之尤为得力”(10)。十月徐光启去世，由李天经继续完成了修历工作。李天经在历局十年，誊缮了徐光启的遗稿，分两次进呈，连同徐光启生前进呈三次，共呈五次，计四十五种，一百三十七卷，定名为《崇祯历书》。

这次历法的修订，是在徐光启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的基础上，吸收西洋历法的优点修改而成的。

徐光启感到历法“义理奥赜，法数殷繁，述叙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这意思是翻译撰著事务，要分轻重缓急，“循序渐作，以前开后，以后承前”。为此，徐光启规定历书的主要内容“节次六目”：一、日躔历；二、恒星历；三、月离历；四、日月交食历；五、五纬星历；六、五星交会历。同时他又提出基本五目：一法原，二法数，三法算，四法器，五会通。他认为“五基本，则梓匠之规矩，渔猎之筌蹄，虽则浩繁，亦须随时并作以周事用”(11)。这就是说，要把“节次六目”编好，必须先掌握有关历算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的基础知识。“法原”，是天文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球面天文学原理。“法数”，是观察计算的天文数据。“法算”，是天文计算中的数学知识，主要是三角和几何学。“法器”，是天文仪器。“会通”，是中国传统历法和西洋历法各种计算单位的换算表。进呈的《崇祯历书》，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计划编撰的。

《崇祯历书》比中国古代传统历法进步，主要有如下几点：《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所创立的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它是介于哥白尼日心体系与托勒密地心体系之间的一种调和性的宇宙体系。它虽落后于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但比我国传统的浑天说要进步。《崇祯历书》引进了“地球”的概念和地理经纬度的概念。这不但对破除旧有的天圆地方或地平观念有着重大意义，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推算日月食的精确度。《崇祯历书》引入了球面三角法，消除了计算本身的误差，扩大了解题的范围。《崇祯历书》采用了欧洲通行的天文学度量制度，周天分为360度，一日分为96刻（24小时），60进位制，黄赤道坐标制等。这样，就把中国天文学推进到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轨道。(12)

《崇祯历书》是在徐光启领导的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于崇祯八年（1635年）编成的。当时魏文魁等保守势力“多方阻挠”，没能采用。一直拖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崇祯皇帝朱由检下令：“西洋法固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第二年四月，新历还来不及实行，腐朽的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顺治初年，原来参加编制《崇祯历书》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把《崇祯历书》改定为一〇三卷，连《七政经纬新历》一起进呈清政府，立即颁行。新历称为《时宪书》，删改过的《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署名汤若望撰。正式刊刻出版的《崇祯历书》或《西洋新法历书》，其中各卷都载明“罗雅谷撰，汤若望订”或“汤若望撰，罗雅谷订”。

后来清朝修撰《明史》时，《历志》撰成后寄给黄宗羲修改，黄宗羲对上述情况指出：“及《崇祯历书》既出，则又尽翻其说，收为己用，将原书置之不道，作者译者之苦心，能无沈屈。”(13)并把徐光启和李天经等人组织修撰《崇祯历书》的经过情况，概要地增补到《明史·历志》的历法沿革中。

徐光启以明廷大臣督修《崇祯历书》，他不掠人之美，凡对《崇祯历书》作出贡献的人，他都一一开列在《治历已有成模恳祈恩叙疏》中。首叙耶稣会士罗雅谷、汤若望“数年呕心沥血，撰译书表，制造仪器”的功绩；接着表彰知历生员邬明著、儒士陈于阶等精密测量和绘制图表等方面的功绩；肯定王应遴、陈应登和魏邦纶“参订讹正”、“测算明晓”等方面的成绩；对程廷瑞、孙嗣烈等十一名生员、儒士在编历过程中“同心绩学，殚术承天”的劳绩也都予以肯定。徐光启认为《崇祯历书》的编撰完成，是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说：“十狐之腋堪裘，众集之思成益。”(14)这比汤若望和罗雅谷的做法更为公允。

火药和火器，原是中国发明和首先制造的。通过阿拉伯人西传以后，经过改进，又传回到东方。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首先从西方新式火器传入开始。

明成祖永乐时进攻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15)，特设神机营。明武宗正德时，葡萄牙殖民者用新式火炮驾蜈蚣战船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火力极强。明朝海道副使，为了加强海防，设法仿造。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葡萄牙殖民者别都卢率战舰侵扰广东新会西草湾。明军英勇迎战，生擒别都卢等葡军四十二人，缴获其炮，即名之为佛郎机炮。这种炮“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所击辄糜碎”。(16)

嘉靖九年（1530年）右都御史汪奏准仿造佛郎机炮，在北方边塞使用，“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17)

明神宗万历时期，东北女真崛起，辽事日亟，明朝官员急于设法改良武器加强战斗力，来华的耶稣会士就承担了这项工作。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军于萨尔浒大败明军，到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军占领辽阳、沈阳。明军大小火器被后金军夺获，“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远矣”(18)。这年，徐光启在通州、昌平练兵，与李之藻、杨廷筠合作派人到澳门购置了四门西洋大炮。徐光启把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寄托在火器的改进上，认为这是“当今万胜之着”。徐光启利用耶稣会士“成造利器，教练精卒”(19)的计划没有实现，被逼去职。

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去世、其弟朱由检当上皇帝以后，恢复了徐光启的礼部右侍郎职务。崇祯三年（1630年）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第二年，后金军队攻陷了大凌河，东北战事更为吃紧，徐光启上《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建议建立一支用西方火器装备的精锐部队。他的计划是共建十五营，每营四千人，共六万人。每一营配备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计车三百辆。西洋火炮十六门，中炮八十门，鹰铳一百枝，鸟铳一千二百枝。他的设想是“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即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六万人当为十五营”。他并建议“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孙元化，嘉定人，是徐光启的学生，以善用西洋炮法著称，于天启二年（1622年）仿制西洋大炮成功，曾帮孙承宗、袁崇焕筑台制炮，抵抗后金军，这时任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部下，还有工程技术人员王徵、张焘等人。王徵曾向耶稣会士邓玉函学习力学、机械学，译有《奇器图说》。张焘是李之藻的学生，对西式火器也有研究，曾受徐、李的委托到澳门购买西方大炮。孙的部队里还有一批西洋铳手和西洋大小铳炮。这是一支符合徐光启用先进火器装备起来的理想的部队。但徐光启上疏提出这一建议未及两月，崇祯四年（1631年）闰十一月登莱参将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攻陷了登州，孙元化和王徵成了叛军的俘虏。不久，孔有德投向后金。

孔有德的叛变，使得孙元化所部的精良火器皆为后金所有，从而使明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发生更大的变化。孙元化部队西式火器的装备和徐光启的练兵计划，是明朝末期中西文化交流在军事技术上的反映。

西式火器在部队中的使用，使明军军事技术不断得到改进，相应地，西式火器的制作技术和军事理论也从西方传入中国。如赵士桢的《神器谱》和他所藏《海外火攻神器图说》，“其中法则规制，悉皆西洋正传。然事关军机，多有慎密、不详载、不明言者，以致不获兹技之大观”(20)。孙元化著有《西洋神机》二卷，《嘉定县志》兵家类存目，附有简要介绍：“首论铸炮，次论制药，后论命中之由，并绘图式。是书得之西人，大要根于算法。”

比较系统的军事著作，还有《则克录》，又名《火攻挈要》，泰西汤若望授，宁国焦勗述，由他们两人合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译成刻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前有《火攻挈要诸器图》四十幅。卷上为造铳、造弹及造铳车、狼机、鸟枪、火箭、喷筒、火罐、地雷各种方法。卷中为制造、贮藏火药须知，以及试放新铳、装置各铳、运铳、火攻等基本原理。卷下为西铳之攻法，铸铳应注意事项，以及守城、海战、炮战等原则。另有《将略》一书，《则克录》中时常提及，如目录卷中后载：“其部伍营阵法及临阵机秘，另详《将略》卷内。”似为有关战略战术的军事著作。

熊三拔著《泰西水法》。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明朝后期西学传入中国时，水利科学自然受到重视。利玛窦刚到中国时，曾与徐光启谈及水利之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熊三拔来华，利玛窦就把熊介绍给徐光启说：“余昨所言水法，不获竟之，他日以叩之此公可也。”(21)后来，熊三拔编著了《泰西水法》六卷，论述了龙尾车、王衡车、恒升车以及水库等的性能与作用，并附图说明，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刊行。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利的专著。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水利部分，采录了《泰西水法》的主要内容。

邓玉函和王徵合译《奇器图说》。邓玉函，瑞士人，耶稣会士。王徵，陕西泾阳人，自小笃好科技，与在华耶稣会士邓玉函、金尼阁过从甚密，五十二岁时入天主教。《奇器图说》全名为《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是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书籍，为瑞士人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共三卷，天启七年（1627年）刊刻于北京。这是明代流入中国的七千部西书中最早译成中文的。王徵自序，说明选录奇器的标准：录关系民生日用和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录最简便，工费不巨，制作不难者；录同类器物中非重非繁最精妙者。总之，此书结合实用，为其特色。

《奇器图说》卷一说：“今时巧人之最能明万器所以然之理者，一名未多，一名西门。又有绘图刻传者，一名耕田，一名剌墨里。”未多，即维脱鲁维（Viruvius Pollio），是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建筑师，著有《建筑论》（De Architectura）。西门，即荷兰数学家斯蒂芬（Simon Stevin）（1548～1630年），又称西门·布鲁格斯（Simon de Bruges），著有《数学通论》（Hypom ne nematamathemtica）五卷。耕田，为拉丁文Agricoa之意译，指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Geoig Bauer）（1494～1555年），著有《矿冶全书》（De Re Matallica）十二卷。剌墨里，即意大利人拉梅里（Agcstimo Ramelli）。据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册第三章《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考订：“《奇器图说》一、二两卷多取材西门所著《数学通论》一书之下册；未多所著《建筑论》（De Archtectura）第十章所叙诸器，见于《奇器图说》卷二；卷三图说之部，则多采剌墨里之书，约有二十图相同者。”由此可见，《奇器图说》所依据的基本是上述四位西方科学家的科学著作。

王徵除了与邓玉函合译《奇器图说》，介绍西方机械工程学以外，还根据西方机械原理创制新式机械。他著有《新制诸器图说》一书，收录他自己发明制作的虹吸、鹤饮、轮激、风磑、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等九器。其中自行车及轮壶系根据自鸣钟原理仿制的。

王徵又著有《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一书。额辣济亚（Gratia）是拉丁语“天主圣宠”之音译。“牖造”表示天主启示所造。王徵这本著作也是收录他所制作的新器，有天球自旋、地堑自收、日晷自移、水轮自汲、火船自去、风车行远、云梯直上、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妙轮奏乐、神威惊敌等二十四种。王徵还著有《忠统日录》和《两理略》等书，也是收录他自己的发明制作，如龙尾车、恒升车、活杓、活闸、活辊木、运重机器、千步弩、生火机等。其中有的是王徵根据西方物理学原理改进制作的，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

明朝后期，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

《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的数学名著。作者欧几里得，约生于公元前330年，公元前270年逝世，是希腊的著名数学家。《几何原本》是对古希腊数学的总结和升华，在西方被认为是数学的经典著作。

耶稣会士利玛窦到中国后，发现中国士大夫中不少人对数学很感兴趣，便想翻译此书。他曾几次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但都失败了。利玛窦慨叹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利玛窦为译此书，“三进三止”，仍未译成。(22)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进北京翰林院，与利玛窦反复讨论后，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述。第二年春，经过三易其稿，译完了前六卷。《几何原本》共有十五卷，徐光启想译完全书，但因利玛窦忙于传教，便中止了。译出的六卷先刻印了出来。

这本书的拉丁文本称为《欧几里得原本》，徐光启改成为《几何原本》。从此，“几何”一词成了我国数学上的专有名词。徐光启在翻译中所使用的一套术语，如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等，由于切合原意，为后世沿用下来。

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是“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23)，确切地道出了数学是科学技术的基础这一重大价值。《几何原本》是西方数学名著译成中文的第一部书，它对沟通中西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继《几何原本》的翻译，李之藻又和利玛窦编译《同文算指》。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完成，第二年刊行。这部书主要依据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编译而成，汇中西算术于一编。全书共十卷，分前编与通编，附有别编。前编二卷，主要论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通编八卷，主要为比例、比例分配、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等。《同文算指》介绍的西方笔算方法简便可行，清代数学家加以改进后，普遍推广。

明朝后期，随着西方耶稣会士的来华，也把欧洲的地理学知识传到中国。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肇庆时，即以“所携图册，与其积岁札记”(24)，编绘了一幅世界地图，并被人立即拿去付印。此图按西式绘制，用华名、华里、华辰计算，图中的很多讹误，一半是由于刻工不慎，一半是由于利玛窦当初不知道会立即付印，因此编制疏忽。利玛窦认为“要使中国人重视基督教，翻印这幅世界地图是最妙、最有用的工作了”。这就是他绘制这幅地图的目的。

利玛窦编制的这幅世界图，称为《山海舆地全图》，由当时任岭西按察司副使的王泮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广东肇庆刻印。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应天巡抚赵可怀在苏州刻石翻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请利玛窦据王泮刻本加以增订，在南京刻印。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之藻请利玛窦据吴中明刻本加以增订，在北京刻印。

利玛窦绘制的地图，向中国介绍了地圆、地球大小、地心说、五大洲的概念、五带的划分、世界各国的国名和山川。许多国名、地名，一直沿用了下来，如亚细亚、欧罗巴、亚墨（美）利加、加拿大、古巴、罗马、大西洋、地中海、北极、南极等。

除利玛窦编制的世界地图外，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地理图籍中影响较大的还有《职方外纪》一书，共五卷，为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著作。天启三年（1623年）刊印。题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纪。艾儒略自称：“兹赖后先同志出游寰宇，合闻合见，以成此书。”(25)卷首为万国全图、五大洲总图。卷一为亚细亚总说及分说十三则；卷二为欧罗巴总说及分说十二则；卷三为利未亚总说及分说十三则；卷四为亚墨利加总说及分说十五则，以及墨瓦蜡泥加总说；卷五为四海总说，有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

西方地理著作和地图的传入中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得以从文字和图幅中初步了解全球五大洲的情况。同时也把西方绘制地图的投影术传入中国。

明朝晚期，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都懂中国语言和文字。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他们也认真钻研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并把它们传到欧洲。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利玛窦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天启六年（1626年）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

清代初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进一步把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介绍给西方国家。如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作，把《大学》译成拉丁文，书名《中国之智慧》（Sapientia Sinica），康熙元年（1662年）刻于建昌。接着殷铎泽又翻译《中庸》，书名《中国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康熙六年于广州刻印(26)。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

这些儒家经典和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西传后，在当时欧洲的上层社会和知识界中起着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就曾从中国儒家经典中吸收过思想资料。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很崇拜中国儒家哲学的自然神论，他在《致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说：“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赞扬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便写得合乎理性”(27)。他还说：“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28)

霍尔巴哈则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29)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因发表《中国的专制制度》，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自然法则》一书中把中国看成为实行自然法则的模范。他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除中国儒家经典西传以外，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国家还流行“中国风格”、“中国趣味”，社会上竞相使用中国的瓷器、漆器和丝绸等，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1)　参见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3)　转引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67～168页。

(4)　转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下编第一章《利玛窦的前驱范利安与罗明坚》。

(5)　《明史》卷326《意大里亚传》。

(6)　引自德利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70页。

(7)　《明史》卷326《意大里亚传》。

(8)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60、66页。

(9)　《明史》卷31《历志》。

(10)　《徐光启集》卷8《治历疏稿二》。

(11)　《徐光启集》卷8《治历疏稿二》。

(12)　参看薄树人：《徐光启的天文工作》；陈久金：《徐光启和“崇祯历书”》。

(13)　黄宗羲：《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

(14)　《徐光启集》卷8《治历疏稿二》。

(15)　《明史》卷80《兵志》。

(16)　《明史》卷325《佛郎机传》；《明世宗实录》卷24。

(17)　《明史》卷325《佛郎机传》。

(18)　徐光启：《庖言》卷3。

(19)　《徐光启集补遗》，《致鹿善继简》第三通。

(20)　焦勗：《则克录》序。

(21)　《泰西水法》徐光启序。

(22)　利玛窦：《几何原本》引。

(23)　徐光启：《几何原本》序。

(24)　利玛窦：《万国舆图·序》。

(25)　艾儒略：《职方外纪·自序》。

(26)　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5册第六章。

(27)　《伏尔泰全集》卷3。

(28)　《伏尔泰全集》卷3。

(29)　霍尔巴哈：《社会体系》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