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由皇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这时朱祁镇刚九岁，太皇太后张氏（朱祁镇的祖母）委任“三杨”等主持政务。因此，正统初年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的各项政策。但宦官王振已在渐渐地窃取权力、干预政治了。后来，在王振的操纵下，宫廷糜财日甚，土木工程繁兴，用兵连年，对人民的剥削越来越残酷，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这时，瓦剌又在北方兴起，而王振却不予重视，到正统末年终于导致了英宗为其所俘的结局。

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曾在家乡读过书，由儒士为教官。后当谪戍，正好遇到明朝皇帝下令“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乘机自宫钻进皇宫，授宫人书，皇宫里的人都称呼他为“王先生”。当时一般小宦官虽在内书堂读书，但比起王振来，文墨上要逊色得多。而且王振又在官场中混过，因此在舞文弄墨和玩弄权术方面他的同辈都无法与他相比。王振因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故受到明宣宗的信用，被派侍奉皇太子朱祁镇读书，很快升任为司礼监太监。(1)

宣宗死，英宗年幼，敬畏王振，呼先生而不名。王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态，耍弄权术，以取得阁臣“三杨”等的好感。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于宫庭内击球，“振至而止”。第二天，朱祁镇“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作出一副耿耿忠心的样子，感动得“三杨”叹曰：“宦官中宁有是人。”(2)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旨时，装得恭敬小心的样子，“立阁外，不敢入，‘三杨’呼入坐，以宠异之”。但他暗地里却拼命勾结内外官僚，窃取权力。英宗当皇帝后半年（宣德十年七月），太皇太后命王振偕文武大臣阅兵于朝阳门外，王振谎报其私党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的骑射为第一，超擢其为都督佥事。起先张太后对王振是存有戒心的，英宗刚即位后的一天，张太后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召到便殿，对朱祁镇说：这五个大臣是“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接着又把王振找来说：“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经过朱祁镇和在场的大臣们的请求，才宽免了王振，规定“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但王振善于察言观色，处处表现自己的忠心。正统四年（1439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里，而廖谟则是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溥要为驿丞报仇，处廖谟以死刑，而杨士奇则庇护廖谟，以“因公杀人”论，“争议不决，请裁太后”。王振乘机对太后说：“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从之，降谟同知(3)。太后看他处理事情是那么“秉公无私”，渐渐地信任了他，让他“渐摭朝事”(4)。正统六年（1441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的修建工程完成，朱祁镇大宴百官，根据明朝的礼制，“宦者虽宠，不得预王庭宴”。英宗怕王振不高兴，派人去看他在干什么。来人发现王振正在那里大发脾气，自比为周公，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5)”英宗连忙叫人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来参加宴会，在座的百官也赶忙起来迎谒。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张太后病死，杨荣先卒，杨士奇则因其子稷杀人被捕入狱而“坚卧不出”。“三杨”中“惟杨溥在朝，年老势孤”。王振就无所顾忌了，他除去了朱元璋时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6)。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他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凡是敢于触犯他者，就嗾使其同党诬构罪状，横加刑罚。如械系户部尚书刘中敷于长安门，枷祭酒李时勉于国子监门，贬河南山西巡抚于谦官。“公侯勋戚咸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贿赂辏集”(7)。兵部尚书徐晞、都御史王文等皆谄附王振。工部郎中王祐自称儿子，由此可见当时一班官僚的谄媚丑态。明朝宦官专权，自王振始。

王振迷信佛教，乱发度牒。正统五年春夏两季的半年中就发卖了度牒二万二千三百余份，弄得北京的街头上布满了和尚道士(8)。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王振重修庆寿寺，“凡役军民万余人，糜帑数十万”(9)，改名大兴隆寺，“侈极壮严”。京师谣曰：“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10)王振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11)。王振用搜括来的财富，在京城内外建造了好几处第宅，“重堂邃阁，拟于宸居”。“器服绮丽，尚方不逮”(12)。

麓川宣慰司在今云南瑞丽市等地区，与缅甸接境。元朝时就于其地设置了宣慰司。朱元璋派兵平定云南后，麓川宣慰司归明，其部族首领受令担任宣慰使之职。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十月，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到正统五年七月，被镇守在云南的黔国公沐昂与都指挥方瑛、柳英等所率的明军所平服。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致书云南总兵官，转奏明朝皇帝，表示愿进贡谢罪。朱祁镇叫在朝的文武大臣进行讨论。刑部侍郎何文渊上言，认为麓川地方不大，又处于极南边，不要兴大军去进讨，“官军于金齿，且耕且守”，用政治去影响，使他们归服，“舜德格苗，不劳征伐，而稽首来王矣”(13)。大学士杨士奇和侍讲刘球也主张这一办法。刘球还分析了当时的边防形势，指出：“瓦剌终为边患”，所以应该把边防的重点放在西北，“浚筑沟垣，增缮城堡，勤训练，严守望，以防不虞”。更不应该把甘肃的守将调去南征，削弱北方的防御(14)。但王振为了“示威荒服”，根本听不进这些正确的意见，一意孤行。他已先召还甘肃总兵蒋贵等人，待命出征。兵部尚书王骥揣知王振的意向，力主用兵。王振大悦，“遂绌廷议，于是麓川之役起”(15)。

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征麓川。发四川、贵州、湖广兵十五万，“转饷半天下”(16)，用兵一年，但却没有结果，到十二月，王骥等班师回京。正统七年十月，复命蒋贵、王骥征麓川。明军深入高黎贡山，大破叛军，思任发逃走，乱平班师。思任发到处躲藏，后来为缅甸人所擒。正统十一年，缅甸人将思任发献于明军。思任发子思机发“屡遣使入贡谢罪，中外咸愿罢兵”。而王振却要“尽灭其种类”(17)，于正统十三年复派王骥等率十三万明军前去征剿。

对麓川用兵，“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18)，给人民带来了不少灾祸，对明朝的国力也是巨大的消耗。而王骥等人却大发战争财，他们擅自征调民夫，抬运彩绸，卖给沿途的土司。军队的辎重却不给负载牲畜，强令士兵“负米六斗，跋陟山谷”，很多士兵因不堪负荷自缢而死。军队“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不敢攻”。王骥为了报功，“多捕渔户为俘”(19)。结果，仍没有把麓川平服，虽然思机发“竟失所在”，而（王）骥还兵，部落复拥任发少子思禄为乱。王骥只好“与思禄约，许以土目得部勒诸夷，居孟养如故”(20)。

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时，蒙古族瓦剌部的脱懽及其子也先崛起。脱懽是永乐时被封为顺宁王的马哈木之子。马哈木死后，脱懽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袭封。宣德九年（1434年），脱懽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21)。正统初，脱懽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22)。于是蒙古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懽统率。脱懽“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众归之”(23)。脱懽则“自为丞相”。脱脱不花系原来元皇室的后裔。因为多数蒙古人愿以成吉思汗子孙作蒙古可汗，所以当一些大部落的首领在各部之间的战争中抢得权力以后，就往往拥立元皇室后裔作傀儡。这些傀儡，就成为蒙古族各派之间权力争夺中的工具和牺牲品，早在永乐时就已是这样，如“自顺帝（妥懽贴木尔）之后，传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24)。当时脱懽虽在众议的逼迫下，表面上推奉脱脱不花，“实不承其号令”。(25)

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26)向明朝政府朝贡时，脱脱不花和也先各自派遣使臣，“主臣并使”，而明朝政府也两边应付，赐予的物品都很优厚。正当明朝对麓川用兵时，也先拼命扩张其势力。首先向西北方向发展，“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27)。到正统九年，竟置甘肃行省，并授罕东诸卫都督讷格（喃哥）等为平章(28)。

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发兵裹胁沙州、罕东及赤斤蒙古等围攻哈密卫，俘掳了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倒瓦塔失里之妻及母，后放回哈密，并逼胁忠顺王到瓦剌去。倒瓦塔失里数次派使者向明朝政府告难求救，但明朝政府只是“敕令诸部修好”(29)，却不发一兵一卒前去救援。倒瓦塔失里求救无门，在瓦剌武力的威逼下，乃于正统十三年去瓦剌。从此哈密卫就为瓦剌所控制。哈密为西域要道，明初于此建立卫所，以此为西陲屏蔽，至此为也先所控制，使得明朝与西域的交通受到了阻挠，在甘肃方面的边防更为吃紧。也先在“役属西北诸部”的同时，又把他的势力向东方发展。正统十一年，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派使者到大同要明朝供应他们粮食，并要见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实际上这是对明朝的一种试探，看明朝政府对其攻打兀良哈抱什么态度。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告诉郭敬“毋见，毋予粮”(30)，既不谴责也先的侵扰活动，也不派兵援助兀良哈，竟坐视也先“破兀良哈，胁朝鲜”(31)。这时，也先的势力向东扩展到辽东地区，向西伸展到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面对瓦剌势力的扩张，明廷较有见识的官员都知道也先必将起兵攻掠内地，纷纷向明英宗朱祁镇上疏。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了十桩应该改革的事情。其中对瓦剌的问题，他指出：“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因此他建议整顿兵制，杜绝私役军士，及时训练京边官军。整理军屯、盐法，充实军粮，“以厚储蓄”(32)。王振看了奏疏，认为是指责他的，立即将刘球逮捕，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马顺于狱中杀害了刘球。内使张环、顾忠及锦衣卫卒王永等对王振的暴虐十分愤恨，把王振的罪恶写成榜文张贴到大街上，“一再匿名数振恶，揭通衢”(33)。这些人也都被王振杀害了。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又和廷臣一起上疏：“请增大同兵”，“罢京营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备缓急”(34)。但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两人一味寻欢作乐，对臣僚的奏疏根本不加闻问，不采取任何战备措施。王振甚至仍不断地阴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35)。

也先还通过进贡向明朝政府讹诈财物，正统四年（1439年）以后，瓦剌每年来北京的贡使达二千余人。大同地区每年对“贡使”供应费达三十万两。这些贡使进入内地以后，“往来多行杀掠”，对沿途人民的骚扰十分严重。当明朝政府所赐的财物不能满足他们时，就“辄造衅端”(36)。正统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37)，向明朝政府邀赏。瓦剌的贡使冒领赏赐，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王振本来就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以往瓦剌贡使冒领赏赐时他都加以庇护。这次，王振却叫礼部按贡使实有人数给予赏赐，并轻易减去马价五分之四。贡使回报了这一情况后，也先勃然大怒，借口明朝使者去瓦剌时曾答应嫁公主给也先的儿子，这次贡马是聘礼，而明朝失信，“答诏无许姻意”，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锐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38)。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

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鼓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说：“况今秋暑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39)但朱祁镇不听劝谏，偏信王振，决意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官员随征扈驾。随征的文武大臣以张辅居首，但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朱祁镇和王振竟儿戏似地要在几天内把出征事项准备齐全。“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操练者，人锡银一两，胖袄裤各一件，鞋两双。行粮一月，作炒麦三斗。兵器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把总、都指挥，人加赐钞五百贯”。(40)由于时间仓促，发放这些军需物资时十分混乱。当时在宣府、大同等地的仓储都缺乏粮草，户部只好急令“山西布政司及顺天保定等七府夏麦秋粮，原定口外交纳者，悉令抵斗收豆，赴大同、宣府等处交纳”。又“令太原府所属近北州县各起民五百名采刈秋青草”(41)。这样恶劣的物质条件，对军事行动当然非常不利，但朱祁镇和王振这一对昏聩骄妄的君臣却一意孤行。

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和王振率领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军内自相惊乱。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兵部尚书邝埜在行军中跌下马来，负重伤，勉强支撑着随行。因军心不稳，士兵人人怀着疑惧心理，更加“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42)。王振却不管军队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屡次上章请回，王振大施淫威，“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释”。成国公朱勇向王振奏事，要“膝行向前”(43)。二十八日至大同东北的阳和（今山西阳高）。早在本月十五日，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及都督石亨，曾于阳和迎战也先率领的瓦剌军。因受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不能适宜指挥军队，全军覆灭。宋瑛和朱冕战死，石亨单骑奔回，郭敬伏草丛中逃脱。这时，大军来到阳和，看到十几天前留下的遍野“伏尸”，“众益寒心”(44)。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还要坚持北进，随从的文武大臣纷纷上章请回，王振不听劝说。初二日，王振的同党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45)，第二天下令班师。王振是蔚州人，起先想从紫荆关退兵，让明朝皇帝于退兵时经过他的家乡，“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已经走了四十多里路，王振又怕大军到蔚州损坏他的田园庄稼，就命“复折而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得知这一情况后，急忙告诉学士曹鼐、张益说：“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驾宜从紫荆入。”(46)王振不听。初十日，明军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队骑兵追袭而来，朱祁镇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帅兵断后拒敌，皆战死，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三万骑前去救援。朱勇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军的包围，“敌于山两翼邀阻夹攻”，三万骑兵被“杀掠殆尽”(47)。朱勇和薛绶也都战死。朱祁镇和王振在退师中不断遭到瓦剌军的袭击，异常惊慌。十三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随从的文武官员都主张“入保怀来”，王振以“辎重千余辆未至，留待至”。邝埜一再上章要英宗“车驾疾驱入（居庸）关”，组织精锐的部队断后拒敌，皆被王振阻止不报。邝埜又到行殿力请，王振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埜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喝令卫士硬把邝埜扶出，“遂驻土木”。第二天朱祁镇想继续行进，但瓦剌军已紧逼明军，无法移动。土木堡地高无水，掘井深二丈亦不得水，人马两天不饮水，十分饥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已被瓦剌军所占据。也先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瓦剌军越聚越多，守麻谷口的都指挥郭懋拒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伪退，并派使者到明军处讲和。朱祁镇命曹鼐起草诏书，派通事两人随来使去也先军营。王振看到瓦剌军向后撤退，又派使者来议和，不作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军士跳越壕堑而行，行伍纷乱。明军刚一移动，行未三四里，瓦剌军就四面围攻，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瓦剌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乃下马盘膝面南坐，有一个瓦剌士兵要剥取他的衣甲，看到朱祁镇的衣着与众不同，就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明朝皇帝就这样作了瓦剌军的俘虏。在混战中，随从朱祁镇的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五十余人皆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48)。王振则于战争中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说：“吾为天下诛此贼！”(49)太监喜宁投降瓦剌，把明朝内部的虚实情况完全告诉了也先。“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50)朱祁镇所率领五十万军队是明朝京军的所有精锐，几乎全部被王振断送，“死伤过半”。“其实虏（瓦剌军队）众仅二万”(51)。战争过后一个月，九月十二日，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告称：近日来在“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铳六百余个，火药一十八桶”。九月十三日，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报称：“于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枝，大炮八百个。”(52)由此可见明军损失的惨重。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1)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29《王振传》。

(2)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29《王振传》。

(3)　《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4)　《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5)　《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明史》卷304《宦官传》。

(6)　《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明史》卷304《宦官传》。

(7)　《明史》卷304《王振传》。

(8)　《明通鉴》卷22。

(9)　《明通鉴》卷24。

(10)　《明英宗实录》卷183。

(11)　《明英宗实录》卷181。

(12)　《明史纪事本末》卷29。

(13)　《明史纪事本末》卷30《麓川之役》。

(14)　《明史》卷162《刘球传》。

(15)　《明通鉴》卷22。

(16)　《明史纪事本末》卷30《麓川之役》。

(17)　《明史》卷171《王骥传》，卷314《麓川传》。

(18)　《明史》卷171《王骥传》。

(19)　《明史》卷171《王骥传》。

(20)　《明史》卷314《麓川传》；《明史纪事本末》卷30《麓川之役》。

(21)　《明史》卷327《鞑靼传》。

(22)　《明史》卷328《瓦剌传》。

(23)　《明史》卷328《瓦剌传》。

(24)　《明太宗实录》卷55。

(25)　《明史》卷327《鞑靼传》。

(26)　《明史》卷328《瓦剌传》。

(27)　《明史》卷328《瓦剌传》。

(28)　《明通鉴》卷23。

(29)　《明史》卷329《哈密卫传》。

(30)　《明史》卷328《瓦剌传》。

(31)　《明史》卷328《瓦剌传》。

(32)　《明史》卷162《刘球传》。

(33)　《罪惟录》列传卷29《王振传》。

(34)　《明史》卷167《邝埜传》。

(35)　《明英宗实录》卷183。

(36)　《明史》卷328《瓦剌传》。

(37)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38)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39)　《明通鉴》卷24。

(40)　《明英宗实录》卷180。

(41)　《明英宗实录》卷180。

(42)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43)　《明英宗实录》卷180。

(44)　《明通鉴》卷24；《明英宗实录》卷180。

(45)　《明英宗实录》卷181。

(46)　《明史》卷167《曹鼐传》。

(47)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48)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49)　《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50)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51)　刘定之：《否泰录》。

(52)　《明英宗实录》卷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