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败，使明朝遇到严重的危机，幸亏有正直而强毅干练的于谦，挺身而出，艰苦经营，才使明朝历险而未亡，度过难关。

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被俘到也先弟赛刊王营地雷家站（今河北宣化区东南），赛刊王在盘问他时，朱祁镇却反问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赛刊王感到朱祁镇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去告知也先：“部下获一人甚异，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即派尚留在瓦剌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证实是明朝皇帝。也先狂喜大喊道：“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果有此胜。”(1)也先问他的部下如何处理明朝皇帝，有人主张杀了以泄恨，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力主留下来。也先自己也想以此来要挟明朝政府，于是就把朱祁镇送到伯颜帖木儿营里管押，只留被俘的校尉袁彬和他在一起(2)，后来又叫原被扣押的明朝使者哈明（即杨铭）去作伴。(3)

十六日，朱祁镇让袁彬给明朝廷写信，告诉他被俘的情况以及讨要珍珠金银去赎他。信交由日前来瓦剌军营充使者的千户梁贵送去。梁贵先把信送到怀来，再由怀来守将复遣人送到京师，于当夜三更从西长安门递进皇宫，皇宫里一片惊惶气氛。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马上搜刮皇宫里的金宝文绮等珍贵财物，装驮了八匹马，于十七日午派太监运送到居庸关外去找瓦剌军营，企图把朱祁镇赎回来。这种用金帛赎回皇帝的设想，当然不会实现，朱祁镇却被也先所率的蒙古骑兵带至宣府转到大同(4)。

皇宫里把土木之败皇帝被俘的消息封锁起来，没有向朝臣们公布。但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疮残被体，血汙狼藉”(5)，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北京街头上，问他们皇帝的情况，都说不知道。十七日，百官会集于阙下，“私相告语，愁叹惊惧”(6)。

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朱瞻基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郕王，时年二十二岁），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为(7)。翰林侍讲徐珵急忙跳出来鼓吹天命，惑乱人心，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8)当时许多大官富户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纷纷南逃。徐珵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土木之败以前，他看到边防形势紧张，预感到瓦剌必将入犯京畿，在同僚中间传播失败情绪，并把他的眷属送回南方苏州老家。这时他又在朝廷上公开鼓吹逃跑主张，当即遭到主战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坚决反对。于谦大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9)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徐珵不敢复言，太监金英把徐珵叱出(10)。在于谦、陈循、王直以及商辂、王竑等爱国官员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的重任付托给于谦。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青少年时就有报效国家之志。他家里收藏有文天祥画像，非常仰慕文天祥于国难当头时那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他撰写了赞词，作为鼓励自己的座右铭：“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11)当时，国君被俘，明王朝眼看着就要重蹈宋室南迁的覆辙，他不想让历史悲剧重演，于是毅然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于谦从八月十八日受事，到十月初瓦剌军队大举进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顿军队，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把惊慌混乱的局面改变成为同仇敌忾、共赴危难的激昂形势，终于在北京城下击败瓦剌军队，使得明王朝转危为安。

当时明朝的“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12)。于谦于受事的第二天（八月十九日）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师守卫。

同日又命移通州粮入京师。当时通州仓积粮尚多，有人怕落入瓦剌手中，提议焚毁。正在北京的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13)。于谦赞成这一办法，立即奏请朱祁钰征调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运通州仓粮进京，“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银一两”。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明年五月粮预于通州取给，军人给半年”(14)。派遣都御史陈镒、都督同知武兴、都指挥杨节等总其事。并令“新选余丁官军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伕，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15)。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更加上粮食有了储备，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

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16)朱祁钰没有明确答复，群臣看到朱祁钰犹豫不决的态度，满腔悲愤，哭声震殿陛。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叱骂喝逐群臣，更加激起了大家的愤怒，于是给事中王竑奋起抓住了马顺的头发，咬他脸上的肉，怒斥道：“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17)群臣随着一哄而上，立时把马顺击毙，并向朱祁钰索要王振的党徒宦官毛贵、王长随两人。太监金英看到事情紧急，就把毛、王从宫门的缝隙中推出来，也立时被群臣打死。过了一会，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儿王山捆缚了来，众争唾骂。一时“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马顺等被打死，罪有应得，但臣下在殿庭上动武，这也不是正常的作法，因此，大臣们都感到束手无策。朱祁钰看着群臣怒不可遏的情状，殿庭上血迹斑斑的样子，感到害怕，想退避到宫里去。这时，于谦“排众直前”，拦住了朱祁钰，请朱祁钰宣告：“顺等罪当死”，殴击马顺等的官员皆“不论”(18)。朱祁钰又下令把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籍其家”(19)。这一事件起于仓卒之间，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宜，使得情势很快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挤轧得都破裂了，可见当时混乱的情况。当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以敬佩的口吻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20)不久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归京师，也被抄家下狱。经过这一番打击后，王振同党为之敛迹，于谦等主战派的正气得到伸张。

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

同日，于谦请封镇守宣府的杨洪为昌平伯，并奖谕巡抚罗亨信等。“土木之败”以后，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情汹惧，有议弃宣府城者，官吏军民纷然争出，亨信仗剑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斩”。也先率军三次进攻宣府，挟朱祁镇命杨洪、罗亨信开门，皆被拒绝。杨、罗两人率同军民坚守孤城，“外御强寇，内屏京师”(21)，为保卫京师立下了战功。

当时，文武官员有的老弱怯懦，不能担负起抗击瓦剌的战守重任。因此于谦就大力调换整饬，积极识拔和推荐一批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个部门。

八月二十五日，于谦推荐升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遣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会同军职，守备关隘，抚恤军民”(22)。同时命都督石亨总京营兵。石亨自阳和之败以后被贬官，但他有军事才能，因此于谦向朱祁钰推荐，使之担任这个重要职务。

八月二十八日，取来南京内库所贮军器三分之二以备急用(23)。当时京军兵器十分短缺，“有盔甲者仅十之一”(24)。

九月一日，群臣合请皇太后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朱祁钰即帝位以安人心。这时朱祁钰虽然以监国的身份总理朝政，但却不是正式君主，这从明朝内部来说，究竟还缺少“皇帝”的权威，推行政令时总感到有些阻碍，对外部来说，明朝不另立皇帝，就使瓦剌易于借朱祁镇来进行要挟。而新立的太子（朱祁镇子朱见深）当时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幼儿，无法执政理事。皇太后看到这些事实，同意了大家的奏请。但当群臣把皇太后的旨意转告朱祁钰时，朱祁钰却惊让再三，并避归他的郕王第宅。于谦正色对朱祁钰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25)朱祁钰这才接受了皇太后的旨意，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翌年为景泰元年。

九月初七日，于谦推荐辽东都指挥范广为副总兵，协助石亨佐理京营。

九月十五日，于谦推荐大同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将军印为总兵官，代刘安镇守大同。原来郭登一直与广宁伯总兵官刘安共同镇守大同。土木之战以后，八月二十一日瓦剌军拥朱祁镇到大同城外，郭登“闭门不纳”，朱祁镇派人对郭登说：“朕与登有姻，何外朕若此！”郭登回答说：“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26)于是刘安出城去朝见了朱祁镇，朱祁镇索取了大同库金一万两及朱冕、宋瑛、宦官郭敬等人的家财分给也先及伯颜帖木儿等人。瓦剌军在大同城西驻到二十三日才离去(27)。当时大同“军士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郭登“修城堞，缮兵械，拊循士卒，吊死问伤，亲为裹创换药”。郭登慷慨激昂地对军民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28)而刘安却不顾边防重任，一心想要升官，于九月初五日竟擅离大同前线奔来京师，声言“来报虏情”，并说英宗朱祁镇升他为侯。于是文武大臣及六科十三道弹劾刘安“擅离信地，径赴阙庭。素无智谋，莫救邦家之难。不由朝命，自加封爵之荣。宜正典刑，以为后戒”(29)。结果，刘安没有升为侯爵，却被下狱禁锢。郭登被任为总兵官后，更为奋励。他为了固守大同，不断扩充军队。他初接任时，“士卒堪战者才数百，马百余匹”，经过数年的整顿以后，“马至万五千，精卒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最”(30)。保卫大同孤城，对挫败瓦剌军起了重大的作用。

九月二十二日，于谦劾管三千营忻城伯赵荣，“不赴营操练，以致军容不整，纪律全无，士卒喧哗，行伍错乱，请治其罪”(31)。朱祁钰命法司禁锢赵荣，并以都督佥事孙镗代领军务。

九月二十七日，朱祁钰接受于谦的建议，命监察御史白圭、李宾等十五人“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府县招募民壮，就彼卫所，量选官旗兼同操练，听调策应”，(32)充实和加强军队的后备力量。

同日，命户部主事陈汝言等往宣府、东昌、德州、河间等卫，对达官达军“每人赏银二两、布二匹，各令安分守己，毋或生事扰人”(33)。

于谦在这一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尽心竭虑，从各方面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当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34)。经过于谦的这一番整顿以后，京师人心稳定，军事力量增强，“大小关隘，但可通人马之处，或塞或守。塞则积木石，守则锋利器械”(35)。朱祁钰也完全信任于谦，有人因此而攻击说“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为之辩白说：“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36)

正当于谦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时候，瓦剌军又大举进犯，妄想长驱直入夺取北京，逼明朝南迁。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日，也先和脱脱不花率领瓦剌军拥挟着朱祁镇至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严兵为备，“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37)也先知道郭登已有准备，不敢攻，绕过大同南进。郭登立时将瓦剌进犯情况驰报京师。初三日，瓦剌军前哨精骑二万已抵紫荆关北口，另一路瓦剌军则从古北口进犯。初四日瓦剌军三万人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又转攻白羊口（居庸关西南）。初八日白羊口守将谢泽战死，白羊口被瓦剌军攻破。

明廷接到郭登的战报后，京师即行戒严。初五日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朱祁钰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节制，并赦刘安、王通出狱，协守京师。召集文武大臣商讨战守策略。成山侯王通主张挑筑京师外城壕。总兵官石亨提议“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以老之”(38)。于谦坚决主张到城外去迎击敌人，说：“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39)立即分遣诸将帅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师九门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把兵部的日常事务交侍郎吴宁处理，自己亲自至德胜门石亨军营，参加抵御瓦剌的战斗。初九日下令“有盔甲军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斩”(40)。等到各部军队皆出至城外部署完毕后，“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41)。于谦自己则“率先士卒，躬擐甲胄”，“以示必死，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42)，准备迎击瓦剌军。

初九日，也先抵紫荆关，督促瓦剌军加紧攻关。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引导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备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清战死，紫荆关才被攻破。瓦剌军队便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朱祁镇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43)。当天，都督高礼、毛福寿袭击瓦剌军于彰义门北，杀敌数百人，夺还被瓦剌军所掠千余人。也先看到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喜宁就嗾使也先要明朝派大臣迎接朱祁镇，借议和试探明朝的虚实。明朝不派大臣“迎驾”，以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着羊酒出城到也先营去见朱祁镇。也先让朱祁镇带刀坐帐中，也先自己和伯颜帖木儿等皆全副武装，披甲冑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番字公文，朱祁镇看汉字公文。也先对王复等说：“尔小官，可令胡濙、于谦、王直、石亨、杨善等来。”(44)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朱祁钰和一些廷臣有些动摇，想议和，派人去问于谦。于谦回答说：“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45)在于谦的坚持下，也先的议和诡计没有得逞。

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进抵北京城下后，曾派散骑到德胜门来窥探明军的阵势。于谦判断瓦剌军可能要在这里进攻，就叫石亨预先领兵埋伏于道路两旁的空房中，明军派少数骑兵去迎战，旋即假装败退，瓦剌军以万余骑追来。等瓦剌军逼近时，神机营的火炮、火铳齐发，同时石亨所领伏兵突起夹攻。明军副总兵范广，“跃马陷阵，部下从之，勇气百倍”(46)。瓦剌军大败，也先弟平章孛罗卯那孩在瓦剌军中有“铁元帅”之称，在这次战斗中也被范广所部的火炮击毙。瓦剌军随又转至西直门进攻明军，明军守将都督孙镗即率军迎战。战斗十分激烈，孙镗斩瓦剌军的前锋数人，敌军稍向北退，孙镗率军追击。瓦剌军增兵合围孙镗，孙镗尽力拼杀，但因兵力单薄，支撑不住，退到城边。给事中程信于城上发炮轰击瓦剌军，高礼、毛福寿率兵来助战，石亨也派兵来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47)。

这次战斗后，于谦根据战斗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之间的军事力量，命都督毛福寿等“于京城外西南街巷要路，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以待策应”。派佥都御史王竑往毛福寿、高礼处提督军务，与孙镗一处屯兵。并要他们与彰义门方面加强联系，遇有紧急情况，“互相应援，不许自分彼此，失误军机”(48)。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遭到挫折后，就在彰义门组织进攻。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战瓦剌军。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49)，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但这时明朝方面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自后跃马冲出，冲乱了阵营，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一带的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50)，瓦剌军受到阻遏。王竑、毛福寿也闻讯赶来支援，瓦剌军看到援军的旗帜，不敢恋战，仓皇退走。

这次也先率瓦剌军深入京畿，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但经过五天的战斗，皆被击败，议和“迎驾”的诡计又未得逞，也先感到沮丧，瓦剌军的士气低落。明军自接战以来，屡获胜利，士气旺盛。而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剌军，因天大寒，明朝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冰坚不得近”(51)。经过七天的战斗，瓦剌军的进攻都被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获无算。也先又听得明朝的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拥挟着朱祁镇先退，于谦侦察到朱祁镇已走远，就命石亨等举火发大炮轰其营，瓦剌军死者万余人。也先率瓦剌军自良乡向西退去，沿途大掠，在昌平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长、献、景三陵寝殿和供器。十七日，也先拥朱祁镇由紫荆关北退。但仍有不少股瓦剌军散掠各府、州、县。昌平伯杨洪率兵二万入援京师，于谦就命令他和孙镗、范广等去追击。二十四日杨洪追至霸州，败瓦剌军，俘虏敌军四十八人，夺还被掳人口万余(52)。二十五日，孙镗、范广亦追败瓦剌军于固安。各地人民因不堪瓦剌军的骚扰，也组织起来进行袭击。京郊舍人叶思实和民人任浪等六人，因杀获瓦剌军，得到明朝政府的奖赏(53)。直隶真定府安平县老人郭弘、生员郭清等十六人斩瓦剌军七人，并缴获了一批盔甲器械，明朝政府就授郭弘为判官、郭清等为正副巡检(54)。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55)。

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想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但“土木之败”，使明朝的军事力量大损，国力减弱，各方面遭受的战争创伤也不是短期内所能恢复的。正如于谦在辞让功赏时所说的那样：“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56)这样，继续整饬武备，就成为明朝政府的重要任务。但那时朝廷内部极不团结，这个任务的完成极为不易。

当时，有些大臣妒忌于谦的功赏，而有意贬低保卫京师的战绩，有的甚至罗织罪名对他进行弹劾。如侍讲刘定之上疏说：“昨德胜门下之战，未闻摧陷强寇，但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乃石亨则自伯进侯，于谦则自二品晋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岂不怠忠臣义士之心乎！”(57)副都御史罗通上言：“且韩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将士如信、苴者与议军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僧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58)这一番话，也是诋毁于谦和石亨的。王振的余党，也时刻企图反扑。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浙江镇守中官李德上言：“诸臣擅杀马顺，同于犯阙，贼臣不宜用。”(59)景帝朱祁钰交廷臣议论，由于于谦的据理驳斥，朱祁钰才说：“诛乱臣所以安众志，廷臣忠义，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60)这些情况，使继续整饬武备遇事掣肘，不能顺利进行。由于当时朝政的主要主持者于谦不怕困难，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其他有见识的大臣支持下，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完成了继续整饬武备的任务。

关于战守方略，大臣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陈循力主把能征惯战的将领和精锐部队皆留京师，于是镇守宣府的杨洪及其子杨俊，以及镇守居庸关的罗通都被调到北京。而当时的一些将领，也以为打了胜仗，有了功绩，就想晋官升职，在京师享受。有的虽派遣去镇守边关，却赖着不走，如“都督顾兴祖等，虽承差遣，尚未启行”(61)。这些情况使得“宣府、居庸兵将俱无”，“彼尚存者，不过疲兵羸卒”(62)。“紫荆、倒马、白羊等关，虏贼退后，几及一月”，“尚未设守”(63)。于谦面对当时边防废弛的状况，忧心忡忡，于十一月十五日上奏说：“宣府者京师之藩篱，居庸者京师之门户，未有藩篱门户之不固，而能免盗贼之侵损者也。”(64)因此他要求朱祁钰集合文武大臣六科十三道，对如何处置边务从公会议。兵科都给事中叶盛也说：“固当保卫京师，尤宜整饬边关”，“以往事言之，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虏骑何以薄都城”(65)。在于谦和叶盛等人的大声疾呼下，最终引起了朱祁钰和多数大臣的重视，决定整饬边防，派遣左都督朱谦和都督同知纪广、都督佥事杨俊去镇守宣府。派刑部右侍郎耿九畴到南直隶整顿各卫所。命右佥都御史王竑和都指挥同知夏忠去镇守居庸关。派遣佥都御史萧启和都指挥佥事董宸赴河间府，佥都御史祝暹和都指挥佥事赵瑄赴保定府，右佥都御史陆矩和都指挥佥事葛旺赴真定府卫所镇守。又敦促顾兴祖即日启行，加紧修筑沿边关隘。命令各镇守官：“往彼镇守，提督各府并各卫官，抚安人民，操练军马，修理城池，坚利器械”；“人民流移者，招抚复业，田地荒芜者，督令耕种”(66)。

为了整饬武备，于谦很重视提高士兵的素质和战斗力，强调平时对士兵的操练，他认为“操练军马，国之重务”。而当时京军的各营总兵、把总官，每于朝参后方到教场操练，使得军士在教场上久等，耽误了操练。于谦奏请“自今乞令总兵把总等，凡直操之日，免其朝参，就令至教场操练”(67)。于谦自己则“不时往来总督，怠惰贪黩者即奏闻黜罪”(68)。经过于谦等人的大力整饬，明朝的军备力量逐渐加强，对瓦剌军的抵御力量日益增大，这导致了朱祁镇不久得以南归。

也先所率瓦剌军虽在北京城下受到挫败，但兵力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所以也先退到塞外以后，仍是野心勃勃妄图兴兵来夺取明朝的江山。叛阉喜宁向也先献策：“西犯宁夏，掠其马，直取江表（即江南地区），居上皇（朱祁镇）于南京。”(69)以朱祁镇为傀儡，和北京朱祁钰相对抗，中分天下。景泰元年（1450年）闰正月，也先即派遣瓦剌军三万余进入宁夏，抢掠人口及明朝的马牛羊等(70)，接着又进攻大同。大同总兵官郭登侦知瓦剌军营于沙埚，即率骑兵赶至敌营，身先士卒，奋勇进击，诸将继进，呼声震山谷，遂大破其众。追奔四十余里至栲栳山，又斩瓦剌军卒二百余，夺回被掠男女和牲畜。明朝边将自土木之败以后，畏缩不敢与瓦剌骑兵交锋。这次战斗，郭登以“八百人破敌数千骑，军气为之一振”(71)。郭登进封为定襄伯。但当时不少将领还抱着与瓦剌议和的态度，大同参将许贵上奏说，瓦剌派了三个人来，邀明朝派使者去讲和。于谦回答说：“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术，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72)朱祁钰准于谦的提议，下令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主战守，没有人再讲和议了。也先不断进攻宣府、大同，想占领这两处地方作为桥头堡，再进攻北京。但当时朱谦守宣府，郭登守大同，屡次击败瓦剌军，使两座坚城屹然不动。

也先每次进犯内地，往往先派间谍到内地来窥探明朝的虚实，因此，明朝政府就密令擒捕瓦剌的间谍，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擒杀了跛儿干，十一月擒杀了安孟哥等三人，景泰元年（1450年）闰正月又擒杀了小田儿于阳和城外。这几个人都是也先的重要间谍，他们或作也先进犯时的向导，或混杂在使者中“来虚实”(73)。同年二月，也先又派叛阉喜宁充作使者与那哈出一起到野狐岭，声称奉太上皇朱祁镇命来索礼物，被都指挥江福所部擒获。喜宁是也先的亲信，也是瓦剌探察明朝虚实的主要间谍，也先的几次进犯，都是喜宁为他策划的，因此，明朝对他恨之切骨，以重金悬赏捕捉他。其赏格仅次于也先，与伯颜帖木儿相同：“杀巴延特穆尔（即伯颜帖木儿）及喜宁者赏银二万两，金一千两，封侯。”(74)喜宁被解到北京，文武大臣及六科十三道就连章劾之：“喜宁，近侍内臣也，本朝廷腹心，反为丑虏腹心；本丑虏仇敌，反为朝廷仇敌。凡也先敢尔跳梁，皆喜宁为之向导。若不正之典刑，碎之万段，不惟无以大彰天讨，垂戒将来，抑亦无以慰宗社之灵，雪臣民之忿。”(75)经过审问，于京师将之凌迟处死。也先的重要间谍逐个被翦除。

也先自从在土木战役中俘获明朝皇帝朱祁镇后，原以为奇货可居，欲利用朱祁镇来诱破明朝的城、关，来向明朝索取金帛财物。这一招，起先也确实起过一些作用，但明朝政府在于谦的主持下，传谕各边镇“瓦剌奉驾（朱祁镇）至，不得轻出”。而每当也先派使者来言“送驾”议和，或朝中大臣提到迎还朱祁镇时，于谦总是说：“社稷为重，君为轻。”(76)所以到后来朱祁镇这个奇货就变成了“空质”，也先留着他就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了。

也先不断发动对明朝的战争，不仅山西、京畿等地连年遭受战争的破坏，蒙古各部族也深受其害，并使得汉族和蒙古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中断，失掉了通贡和互市的好处，这对北方各族人民都很不利。因而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反对也先的人愈来愈多。当时也先掌握大权，兵最多。脱脱不花虽为汗，兵较少。阿剌知院兵更少。“其合兵南侵，利多归也先，而弊则均受。”(77)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也先率兵进攻明朝京师时，脱脱不花所部并未入关，当瓦剌军败退到塞外时，脱脱不花和阿剌知院就遣使来献马议和，“皆撤所部归”(78)。

在上述情况下，也先也只好与明朝讲和。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也先授意阿剌知院派完者脱欢等五人到北京，申述也先有诚意送朱祁镇回来，愿意与明朝讲和。景帝朱祁钰不愿他的哥哥朱祁镇回来，怕来抢他的皇位。而当时大臣们都主张速派使臣去迎回朱祁镇，于是景帝就召群臣议于文华殿，吏部尚书王直奏说：“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朱祁钰听了很不高兴，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群臣听了不知所对。于谦觉得这次也先遣使来议和较有诚意，便从容地对景帝说：“天位已定，孰敢他议？答使者，冀以舒边患，得为备耳！”景帝听到皇位不再改动，才放下心来说：“从汝，从汝。”(79)遂升礼科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任正使，升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任副使，率领随行人员，于七月一日出发前去瓦剌驻地。

李实等于七月十一日抵达地名失八秃儿的也先营中，也先即差人陪同李实等到三十里外的伯颜帖木儿营里去见朱祁镇。李实看到朱祁镇住在“围帐布帏”之中，“席地而寝，牛车一辆，马一匹，以为移营之具”。吃的又皆是牛羊肉之类，没有米菜。李实就把随身带的数斗大米奉上。朱祁镇说：“饮食之类小节也，你与我整理大事。”并问：“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来迎我回，你每（们）与我将得衣帽来否？”李实回答说：陛下蒙尘（被俘）以来，朝廷“四次差人来迎，俱无回报，因此，特差臣等来探听陛下回否消息，实不曾带有衣服靴帽等物来”。朱祁镇迫不及待地说：“你每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来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80)。”李实等从朱祁镇那里出来又回到也先营里，十二日也先宰马备酒招待李实，问李实道：“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来迎驾。太上皇帝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每皇帝，是一个闲人，诸事难用，我还你每，千载之后，只图一个好名儿。你每回去奏知，务差太监一、二人，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81)十四日，李实等便从瓦剌启程回京。

也先求和心切，授意阿剌派出使臣后，又派遣皮儿马黑麻等到北京。皮儿马黑麻到北京后对明朝大臣们说：上次是知院的使者，我们是汗和太师所命的。这次明朝如果不回派使臣，那末迎回朱祁镇的事情一定办不成。在群臣的力请下，朱祁钰才派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率领随行人员，于七月十八日从北京出发去瓦剌驻地。这次景帝交给杨善的敕书，依然没有迎回朱祁镇的内容，除了随带送给也先的金银财物以外，也没有带给朱祁镇的衣物等用品。杨善就自“出家财，悉市彼中所需者携以往”(82)。二十七日，杨善等人到达也先驻地，第二天就会见了也先。也先问：“敕书何以无奉迎语？”杨善回答道：“此欲成太师令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瓦剌平章昂克接着问道：“何不以重宝来购？”杨善回答说：“若赍货来，人谓太师图利；今不尔，乃见太师仁义为好男子，垂史册，颂扬万世。”(83)杨善的巧辩遮掩了景帝朱祁钰不乐意朱祁镇回到北京的真实用意，也迎合了也先的心理。也先就叫杨善迎回朱祁镇。景泰元年八月初二日，也先给朱祁镇饯行，并派遣头目七十人护送，取道宣府进京。

朱祁钰是不愿意他哥哥回来的，因此，他规定迎接朱祁镇的礼仪非常简慢，只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十五日，朱祁镇等到北京，在安定门易法驾，由安定门进东安门，百官于此朝见。景帝也于东安门谒见朱祁镇，双方表示了授受帝位的形式上的礼节后，遂把英宗朱祁镇送进南宫（今北京市南池子）。景帝重用于谦等人，打退瓦剌进犯，功垂史册，他继位做皇帝是很得人心的。朱祁镇回来后，也先就派使者来明朝，恢复了“通贡”和互市。

于谦在朱祁镇回来后，就向群臣提出“和议难恃”和“上皇虽还，国耻未雪”的警告(84)。因此，于谦仍不懈地加强军事力量。他在执掌兵部的实践中，深感明朝兵制中的一些弊病，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积极从事对京营兵制的改革。

原来明朝的京军分为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在朱元璋洪武时期已经编定，即是驻于京师的卫所军队，有步兵和骑兵，平常主要训练演习营阵。永乐时又设立了三千营，皆为骑兵，执掌仪仗扈从皇帝，平时主要肄习巡哨。永乐时从安南得火器法，于是就设立了神机营，开始时是步兵，后又增加了马队，执掌随驾护卫，平时主要是肄习火器(85)。三大营同隶五军都督府管辖，但掌府官只管“常行文书而已，非特命不预营事”(86)。三大营各有总兵，不相统一，号令不一致。遇有战事，“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87)。“土木之败”以后，京军精锐皆没，三大营的兵制更为混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于三大营中选十万精壮军士，分五营团操，名曰团营法。第二年把团营军士增加到十五万，分编为十营。每营有军士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称为“坐营都督”。每营的坐营都督下置都指挥三人，每一都指挥统领军士五千人。每一都指挥之下，设把总五人，每一把总统领军士一千人。每一把总之下，设指挥二人，每一指挥统领军士五百人。每一指挥之下，设领队官五人，每一领队官统领军士一百人。每一领队官之下，设管队官二人，每一管队官统领军士五十人(88)。十团营共设总兵官一人，由石亨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朱祁钰还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任监军。没有编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训练，以卫京师，称做“老营”或“老家”。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各级军官都要按时到教场操练。明朝的京军，经过这一番整顿之后，使得“互相统属，兵将相识，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不致临期错乱”。“交战之时，但调其头目，而士卒自随。”(89)《明史·兵志》说：“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90)。于谦对京军兵制的改革，使得明朝的军事力量得到增强。

(1)　《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2)　袁彬：《北征事迹》。

(3)　杨铭：《正统北狩事迹》。

(4)　袁彬：《北征事迹》；《明通鉴》卷24。

(5)　刘定之：《否泰录》。

(6)　刘定之：《否泰录》。

(7)　《明英宗实录》卷181。

(8)　《明史》卷171《徐有贞传》。

(9)　《明史》卷170《于谦传》。

(10)　《罪惟录》列传卷29《金英传》。

(11)　叶盛：《水东日记》卷30。

(12)　《明史》卷170《于谦传》。

(13)　《明通鉴》卷24。

(14)　《明英宗实录》卷181。

(15)　《明英宗实录》卷181。

(16)　《明通鉴》卷24。

(17)　《明史》卷177《王竑传》。

(18)　《明史》卷170《于谦传》；《明史》卷304《王振传》。

(19)　《明史》卷170《于谦传》；《明史》卷304《王振传》。

(20)　《明史》卷170《于谦传》。

(21)　《明史》卷172《罗亨信传》。

(22)　《明英宗实录》卷181。

(23)　《明英宗实录》卷181。

(24)　《明英宗实录》卷184。

(25)　《明史》卷170《于谦传》。

(26)　《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27)　袁彬：《北征事迹》。

(28)　《明史》卷173《郭登传》。

(29)　《明英宗实录》卷182。

(30)　《明通鉴》卷24。

(31)　《明英宗实录》卷183。

(32)　《明英宗实录》卷183。

(33)　《明英宗实录》卷183。

(34)　《明史》卷170《于谦传》。

(35)　《明英宗实录》卷184。

(36)　《明史》卷304《兴安传》。

(37)　《明通鉴》卷24。

(38)　《明通鉴》卷24。

(39)　《明通鉴》卷24。

(40)　《明英宗实录》卷184。

(41)　《明史》卷170《于谦传》。

(42)　《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43)　袁彬：《北征事迹》。

(44)　刘定之：《否泰录》。

(45)　《明通鉴》卷24。

(46)　《明史》卷173《范广传》。

(47)　《明史》卷173《孙镗传》；《明通鉴》卷24。

(48)　《明英宗实录》卷184。

(49)　《明英宗实录》卷184。

(50)　《明史》卷170《于谦传》。

(51)　《明史》卷160《罗通传》。

(52)　《明史》卷173《杨洪传》。

(53)　《明英宗实录》卷184。

(54)　《明英宗实录》卷185。

(55)　刘定之：《否泰录》。

(56)　《明史》卷170《于谦传》。

(57)　《明通鉴》卷25。

(58)　《明通鉴》卷25。

(59)　《明史》卷177《王竑传》；《明通鉴》卷25。

(60)　《明史》卷177《王竑传》；《明通鉴》卷25。

(61)　《明英宗实录》卷185。

(62)　《明英宗实录》卷185。

(63)　《明英宗实录》卷185。

(64)　《明英宗实录》卷185。

(65)　《明英宗实录》卷185。

(66)　《明英宗实录》卷185。

(67)　《明英宗实录》卷185。

(68)　《明英宗实录》卷185。

(69)　杨铭：《正统临戎录》，《明通鉴》卷24。

(70)　《明英宗实录》卷188。

(71)　《明史》卷173《郭登传》。

(72)　《明史》卷170《于谦传》。

(73)　《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74)　《明通鉴》卷25。

(75)　《明英宗实录》卷189。

(76)　《明史纪事本末》卷35《南宫复辟》。

(77)　《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78)　《明史》卷328《瓦剌传》。

(79)　《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80)　李实：《北使录》。

(81)　李实：《北使录》。

(82)　《明史》卷171《杨善传》。

(83)　《明史》卷171《杨善传》。

(84)　《明史》卷170《于谦传》。

(85)　《明史》卷89《兵志》。

(86)　《明通鉴》卷26。

(87)　《明史》卷89《兵志》。

(88)　《明英宗实录》卷224；《明通鉴》卷26。

(89)　《明英宗实录》卷211。

(90)　《明史》卷89《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