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时期的“中兴”气象在明孝宗死后立即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明武宗的腐朽统治。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六日，孝宗皇帝在弥留之际，召来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将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托付给他们，说：“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1)第二天，孝宗死去，十八日朱厚照即皇帝位，以翌年为正德元年（1506年），是为明武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明武宗正德时期的统治。明武宗其人，正如明孝宗所说，“好逸乐”；另外还好勇逞强。正德九年，编修王思在上疏中说他：“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2)这正是一语中的。他“好逸乐”，便不问政事，大权落在宦官手中，使早已十分严重的宦官用事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了势权烜赫的大太监刘瑾的出现；他好勇逞强，便欣赏富于勇力的流氓式人物江彬，从而在其怂恿下，到处巡游、征讨。如此等等，必然造成政治的极端腐败。明武宗就这样成为明代出名的腐朽荒唐的皇帝。

明武宗初即位，刘健等“厘诸弊政”，凡明孝宗生前欲兴革者，“悉以遗诏行之”(3)。但这时明武宗信任其当太子期间就日夕随侍身边的太监刘瑾，以及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八人俱用事，谓之‘八党’，亦谓之‘八虎’”(4)。他们日为狗马鹰犬、歌舞角抵等，引导明武宗游戏取乐。因此，明武宗怠于从政，遗诏中所宣布准备兴革者，全格而不行，堂而皇之的遗诏成了一纸空文。这正如弘治十八年（1505年）九月户科给事中刘所说：“今梓宫未葬，德音犹存，而政事多乖，号令不信。”(5)

身为顾命大臣的刘健等上疏极谏，而明武宗虽以“温诏答之”，实际上却并不采纳，并且变本加厉地信用那些太监，“左右宦竖日恣，增益且日众。享祀郊庙，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6)。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遗诏中所列当兴革者“废格不行”，而且孝宗时的善政也“变易殆尽”，“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7)。刘健等身居高位，但徒拥虚衔，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对军国政事有所拟议，往往被径行改易，得不到批准。面对这种局面，他们只好愤然乞休。明武宗虽然不同意他们退休，但却依然信用“八党”，排挤正直官员。比较正直的大臣一派与以八党为核心的奸邪一派之间，斗争日益激烈。

正德元年（1506年）三、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要求退休。他自明武宗即位以来，像以前一样，为改良明王朝的政治而孜孜不倦地处理其职责范围内的各项政务。为了汰除传奉官，不惜开罪掌权的太监，而太监因此对他极为怨恨。这时，八党见到马文升的乞休奏疏，遂顺水推舟，劝说明武宗下旨，允其“乘传归，赐玺书优礼之”。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意在拔除眼中钉(8)。代替马文升任吏部尚书的焦芳为人邪恶，一心向上爬，但被刘健、谢迁所抑，“乃深结阉宦以自固”。正德皇帝即位不久，户部尚书韩文报告财政吃紧，大臣们廷议认为，“理财无奇术，唯劝上节俭”。当时任吏部左侍郎的焦芳参加了这次讨论，他知道左右有窃听者，就故意大声说：“庶民家尚须用度，况县官邪！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他就是靠这种投其所好的办法，取得了明武宗和宦官们的欢心。他之被任命担任吏部尚书，是明武宗和宦官们任用亲信的一个重要事件(9)。明孝宗为明武宗留下来的“忘身徇国”的大臣兵部尚书刘大夏，在正德元年五月也被批准退休。他在明武宗即位后屡次建议裁撤镇守太监和传奉武臣，又曾上言：“镇守中官，如江西董让、蓟州刘琅、陕西刘云、山东朱云，贪残尤甚，乞按治。”这些都惹得明武宗和其周围的宦官们大为不悦。在批准刘大夏退休时，明武宗亦“赐敕驰驿归，给廪隶如制”。这种礼遇与对马文升的处理办法一样，不过是表面文章，其真意仍是排斥异己的正直臣僚(10)。

正直的臣僚在排斥、打击面前不易其节，其继续留任者仍在不断提建议、进谏言，对日非的朝政极力匡正。正德元年（1506年）六月，许多大臣以灾异而应诏陈言，刘健等看到这些奏章后，为了便于明武宗“朝夕观省”，特地将之摘录、分类，送给明武宗，请他置于案头。其所分类别有：“无单骑驰驱，出入宫禁”，“无频幸监局，泛舟海子”，“无事鹰犬弹射”，“无纳内侍进献饮膳”等，皆针对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而言(11)。八月，刘健等又上言批评明武宗视朝太晚，指出“近者两月以来，或至日高数丈，侍卫执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纵横坐卧，弃仗满地，四方朝见官吏，外国朝贡使臣，疲于久候，非但精神困倦，抑且废时误事”。此外，还明确地向明武宗说：“早朝乃人君首务”，要求他不要将“圣心别有所系”(12)。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刘健等又决定设法铲除“八党”。

当时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论劾八党，明武宗把奏章下内阁议论，刘健等“持之甚力”。接着户部尚书韩文合九卿诸大臣又上一疏。这个奏疏由郎中李梦阳具草，韩文删定。韩文认为“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览弗竟”，因而写得既简单，又通俗。它简洁明快地声讨了八党的罪恶，分析了其严重后果，严正地要求明武宗“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明武宗看了乃至“惊泣不食”(13)，于是一天中三次派司礼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至内阁商讨处理办法。明武宗的意见是把刘瑾等安置在南京，但刘健、谢迁等人却打算趁机杀掉他们。刘健“推案哭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何面目见先帝！’”王岳是宦官中难得的一个正直人士，平时对刘瑾等八人的胡作非为就非常不满，他把刘健的话全向明武宗作了汇报，并言“阁臣议是”(14)。阁臣刘健等与韩文及诸九卿相约第二天伏阙力争，而与太监素有勾结的焦芳把消息飞报刘瑾。刘瑾大惊，率马永成等共八人连夜去见明武宗，围着明武宗哭泣，明武宗为之心动。刘瑾乘机告黑状，说：“害奴等者王岳。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明武宗听后大怒，立即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西厂成化十八年罢，这时又设），并连夜逮捕王岳，发落南京充净军。第二天诸臣上朝将伏阙，发现形势大变，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个内阁大学士遂上疏乞休。明武宗与得胜的太监们批准了刘健、谢迁致仕，而李东阳因前此争论刘瑾等问题时语气稍为缓和，得继续留任。王岳在赴南京途中，被刘瑾派人杀害。从此中外大权悉归刘瑾，刘健、谢迁等的除“八党”活动彻底失败。时在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15)

刘瑾战胜刘健、谢迁后，进一步党同伐异，提拔亲信，排斥异己。就在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即任命亲信、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16)。正德二年三月，刘瑾为广布私人，以分擅天下之柄，令内阁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命天下镇守太监悉如巡抚、都御史之制，干预刑名政事”(17)。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州）人刘宇，通过焦芳的介绍，结识了刘瑾，正德二年正月由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入为左都御史。刘瑾喜好“摧折台谏”，刘宇迎合其意，“请敕钳制御史，有小过辄加笞辱”；刘瑾因“以为贤”。刘瑾收受贿赂，最初所望“不过数百金”，而刘宇“首以万金”为贽，刘瑾因而大喜，称赞：“刘先生厚我！”由于这个原因，正德二年四月，刘瑾又把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18)

罢免户部尚书韩文是刘瑾打击异己的突出一例。刘瑾因怨恨韩文带头上疏反对自己，“日伺（韩）文过”，无奈无机可乘。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发现“有以伪银输内库者，遂以为（韩）文罪”，将其罢官。给事中周昂疏救，竟罪及周昂，“责其党护”，“并除昂名”(19)。明升暗降是刘瑾排斥异己的另一个办法。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杨廷和掌诰敕，且与翰林学士刘忠俱日讲，按照惯例，不久他“当以次入阁”。但正德二年三月的一次日讲中，他与刘忠曾“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因而得罪了刘瑾。事后，醉心逸乐的明武宗对杨廷和、刘忠借日讲议论政事表示不满：“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刘瑾乘机说：“二人可令南京去。”于是杨廷和便被改任为南京吏部左侍郎，刘忠改任为南京礼部左侍郎。这两个职务，地位不低，但闲散无事可作，“外似升之，实远之也”。本来南京六部只设右侍郎一员，这次破例安排左侍郎，说明刘瑾为了排斥异己，甚至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20)。在朝堂出奸党榜也是刘瑾排斥异己的一个手段。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将原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御史陈琳等五十三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并传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南，“以敕授鸿胪宣戒之”。这些被打成奸党的人，都是与刘瑾一派邪恶之徒相对立的正派人士，史称“皆海内号忠直者也”。(21)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刘瑾千方百计引导明武宗寻欢作乐。史载：“（刘）瑾欲全窃大柄，乃日构杂艺，俟上玩弄，则多取各司章疏请省决。上每曰：‘吾用尔何为？乃以此一一烦朕耶！’自是（刘）瑾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剖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22)

于是，刘瑾的权势一天天扩大，竟至倾动天下、“威福任情”的程度。“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都察院奏谳误名‘瑾’，（刘）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滽率属跪谢乃已”(23)。“大小官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24)。刘瑾因没学问，批答章奏，辄拿到家中，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松江市侩张文冕相商处理，文笔鄙冗，然后交焦芳润色。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发现一封匿名信，明武宗让人捡起一看，乃是“告（刘）瑾不法状也”。这一下可惹怒了刘瑾，当即矫旨召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自己立在门左对百官进行诘责。晚上，因没有结果，又将五品以下官尽收入狱，共达三百多人。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上疏申救，刘瑾也听说此信乃宦官中人所写，才释放了被扣压者。此时正当盛暑，有的官员竟热渴而死。看到百官受此折磨，正直的太监李荣曾趁刘瑾离开的时候，给群臣冰瓜吃；另一个正直的宦官黄伟因为激愤，曾对群臣说：“书所言皆为国为民事，挺身自承，虽死不失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刘瑾因此对李荣、黄伟甚为不满，即日勒令李荣闲住，而将黄伟逐到南京(25)。刘瑾最讨厌谏官，在其淫威之下，“一时惧祸者往往自尽，以求免下狱、廷杖之辱”。平定人郄夔，官礼科给事中，奉使核延绥边功，刘瑾“属其私人”，郄夔感到照办则违犯国法，拒绝则会受打击，左右为难，“遂自经死”。琼山人冯颙，初为主事，曾受到刘大夏的极力称赞，明武宗即位后，奉命同太监高金勘泾王所乞庄田，清还土地二千七百余顷。这样一个正直能干的正派人士，后来却“以事忤（刘）瑾，为瑾所诬，遂自经，人皆惜之”(26)。其他一些官吏，为了避免遭受刘瑾的打击陷害，只好向他贡献钱财。如各省地方官“朝觐至京，畏（刘）瑾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官库贮倍偿之，名曰‘京债’。上下交征，恬不为异”(27)。

在刘瑾的纵容下，为虎作怅的太监更加横暴。正德三年（1508年）夏，提督西厂太监谷大用，分遣官校远出侦事。江西南康民吴登显等三家于五月五日为竞渡，被诬陷为擅造龙舟，捕其人抄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见华衣怒马、京师语音，辄相惊告，官司密赂之，人不贴席矣”(28)。为了加强特务统治，在东、西二厂之外，刘瑾又立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其为害社会，“尤为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凡所逮捕，一家有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相属”(29)。内行厂的设立，标志着宦官的权势比以前又发展了一步。

依附刘瑾的官僚，也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大施淫威。安定人张，走刘瑾的门路，一年当中自郎署而长六卿，当了吏部尚书，“僚友守官如故”，都毕恭毕敬地向他谈公事，而他则心安理得，“厉色无所假借”。“每（刘）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见”。而张则故意“徐徐来，直入（刘）瑾小阁，欢饮而出”，然后才向众人打招呼。大家因此更加怕他，见他时所用的礼节跟见刘瑾时完全一样，贿赂他的金帛奇货，相望涂巷间。其性尤渔色。抚州知府刘介是他的老乡，娶一妾甚美。张特地提拔刘介做太常少卿，而后盛服往贺，并毫不隐讳地询问：“子何以报我？”刘介惶恐万分，急忙说：“一身外，皆公物。”张接着说了声“命之矣”，立即使人直入其内室，“牵其妾，舆载而去”。他又听说平阳知府张恕的妾甚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张禴按致其罪，拟戍。恕献妾，始得论减”(30)。充当刘瑾爪牙的焦芳，更为骄横。他因为与江西的个别人有矛盾，竟在正德五年（1510年）勾结刘瑾，下令裁革江西乡试解额五十名，并不许江西人选除京职。更有甚者，他还企图连江西的前代人物也加惩罚，说：“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毋滥用江西人。”只是由于其他官吏的反对，才没能行通(31)。

刘瑾之取得明武宗的信任，靠的是满足明武宗“好逸乐”的欲望，因此在刘瑾专权的时期里，明武宗得以极为痛快地玩乐和挥霍。正德二年（1507年）修理南海子及“制造明年元宵灯诸项工程”，自正月到八月用银达二十余万，但尚未完工(32)。正德二年八月，明武宗在太监的诱惑下，“于西华门别构院籞，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33)。豹房造成之初，明武宗“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曰‘豹房祇候’，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此”(34)。明武宗把豹房称为“‘新宅’，日召教坊乐工”入其中承应。“久之，乐工以承应不及，请檄取河南诸府乐户精技业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计”(35)。正德三年七月，明武宗又谕钟鼓司太监，“近来音乐废缺，非所以重观瞻”，要礼部“选三院乐工，严督教习”，并责令“该部移文各布政司，精选通艺业者，送京师供应，以充三院乐工”。从此以后，筋斗百戏等充杂宫廷(36)。除了土木声色，明武宗还尊崇佛教，正德五年六月，曾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为之铸印。番僧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明武宗立即下令由礼部办理，所下圣旨，竟以皇帝和大庆法王的双重名义签署。后来，这个不伦不类的圣旨遭到大臣的坚决抵制，才没能贯彻实行(37)。

明武宗和刘瑾等的胡作非为，其结果必然是使财政开支大为增加，因而对人民的经济掠夺随之加重。据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光禄寺“查看每年所征厨料及内外近侍官员每日所费酒馔”的供应数额，与弘治元年（1488年）相比，“日增一倍”(38)。为了通过皇庄增加皇室的收入，正德元年二月，“以庄田故，遣缇骑逮民鲁堂等二百余人，畿内”为之“骚动”(39)。卖官鬻爵成为明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德二年八月，为了继续进行修理南海子等未完成的工程，工部奏请卖官，明武宗批准了这项计划，下令“阴阳僧道医官有缺，许其生徒及仕宦子孙、农民纳银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军民客商人等纳银，许授七品以下散官，荣其终身，仍免杂徭，其等有三。民间子弟纳银，许授都、布、按、府、州、县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这次卖官规模相当大，史称“前此纳粟输边之例，无此冗滥也”(40)。正德三年四月，又因“饷用不足”再次卖官，“令军民输银者授指挥、佥事以下官”(41)。为了加紧搜刮，刘瑾又创立“罚米法”。此法创于正德三年八月，当时刘瑾对已罢官的前户部尚书韩文仍恨得咬牙切齿，“会户部偶遗故籍”，遂将之下锦衣卫狱，数月才予释放，察知韩文“家素贫，因创罚米法以困之”，让他罚米千石输大同，不久又借故再罚一次，使之“家业荡然”。自此法创，“忤（刘）瑾者悉诬以旧事，入之罚米例中”。同年九月，刘瑾责令前后诸官罚米者，皆定限完报。“一时列上前后罚米官员之数，自一千石韩文以下，凡罚米五百石至二百石者一百四十余人”(42)。“罚米法”的处罚对象都是刘瑾等当权者的政敌，但最终其负担也要转嫁到一般劳动人民头上，所以实质上也是对人民进行搜刮。正德三年十月，刘瑾规定罢各边年例银两。这是从士兵身上揩油的一种办法。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奏改商人赴边纳粮中盐之法，令纳银运司、解部，分送各边（详后），自此始有年例银两。由于此后商人不再上纳本色，边塞米价涌贵，市籴艰难，盐课银两不敷支用，年例银两遂日渐增加，益以各钞关商税，仍然不足，又加赋于民。于是年例银两成为国家的一个大负担。这时，刘瑾因户部奏送各边年例银两，令尚书顾佐查考天顺以前年例银数，顾佐告诉他：“天顺以前并无此例。”刘瑾于是不分析弘治以来年例银出现的原因，就武断地说：“此户部官通同边方巡抚共盗内帑之明验也。”遂决定停止给各边发放年例银两。

自从各边停发年例银两之后，“边储日匮”，士兵的生活无有着落。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正德四年（1509年）八月，刘瑾奏请派御史等到各处清理屯田。这些奉命外出的御史等官，多“承望风旨，各边伪增屯田数百顷，悉令出租”，搞得“人不聊生”。派往宁夏的是大理寺少卿周东，他“尤为苛刻”(43)，“以五十亩为一顷，又亩敛银为（刘）瑾贿，敲扑残酷，戍将卫卒皆愤怨”(44)。这给宁夏的安化王朱寘发动叛乱，提供了难得的时机。

朱寘的曾祖父是庆靖王朱，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王，二十六年就藩宁夏。朱寘的祖父是朱秩炵，庆靖王的第四子，永乐十九年（1421年）封安化王。朱寘的父亲是朱邃墁，镇国将军。弘治五年（1492年）朱寘嗣王爵。他“素有逆谋，与宁夏卫生员孙景文、孟彬往来甚密。觋王九儿降鹦鹉神，妄言祸福，每见寘，辄呼‘老天子’，寘益怀不轨”(45)。

正德五年（1510年），会有边警，游击将军仇钺和副总兵杨英率兵出御，总兵官姜汉简锐卒六十人为牙兵，令指挥周昂带领。周昂是朱寘的同党，得到这个任命后，遂与朱寘的另一个同党千户何锦为朱寘划策，于四月五日设宴，大会巡抚安惟学、总兵姜汉、大理寺少卿周东、镇守太监李增等。届时，安惟学、周东辞而未来。何锦、周昂率牙兵直入宴会，杀姜汉及李增等，分遣同党千户丁广等杀安惟学、周东于公署。遂焚官府，释囚徒，将黄河的渡船统统撤到西岸，防止有人渡河。朱寘派人招降仇钺和杨英；杨英所率部众溃散，本人单骑奔灵州；仇钺伪降，自驻地玉泉营引兵而至，朱寘夺其军，分给其同党统领。又令孙景文作檄文，以讨伐刘瑾作为起兵的借口。各边镇接到檄文后，因畏惧刘瑾陷害，不敢上报，只有延绥巡抚黄珂封而上之。

这时，西安左卫人曹雄，正以署都督同知充总兵官，镇守固原。“闻变，即统兵压境上”。命令指挥黄正以兵三千入灵州，约邻境各镇兵克期讨叛，又派遣灵州守备史镛等夺河西船，尽泊东岸，并潜通书仇钺，约为内应(46)。曹雄的部署，限制了朱寘势力的发展，加速了朱寘的失败。

仇钺被解除兵权后即装病在家，何锦等信以为真，经常前往研究战略部署，仇钺也“谬输心腹，而阴结壮士，遣人潜出城，令还报‘官军旦夕至’”，因乘机欺骗何锦等说：“宜亟出兵守（黄河）渡口，遏东岸兵，勿使渡河。”何锦、丁广等竟听信了他的话，“悉倾营而出”，只留下了周昂守城。后来，“（朱）寘以祃牙召（仇）钺，闻钺病，亟遣（周）昂来视。钺方坚卧呻吟，伏卒猝起，捶杀（周）昂”。接着，仇钺集壮士，直奔安化府，将朱寘擒拿。而后，假传朱寘的命令，召何锦、丁广回城，而暗中则传播朱寘被擒的消息。何锦、丁广的部众遂大溃，两人单骑奔贺兰山，“皆获之，械送伏诛”。至此，寘之乱彻底失败，时为四月二十三日。从举事到失败，前后共十九天。(47)

朱寘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明武宗派杨一清总制军务，与总兵官泾阳伯神英西讨，又派太监张永为监军。大军未至，寘已成擒，杨一清驰至宁夏处理善后事宜，张永不久也来到宁夏，两人相与结纳，关系甚洽。张永本是八党之一，但随着刘瑾权势的增长，其他七人“所请多不应”，对刘瑾产生不满(48)。后来，刘瑾又打算把张永“黜之南京”，张永更加恼火，于是“直趋帝前，诉（刘）瑾陷己。帝召（刘）瑾与质。方争辩，（张）永辄奋拳殴（刘）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为解，由是二人益不和”(49)。杨一清深知张永与刘瑾的关系，他之所以与张永搞好关系，乃是为了利用矛盾，假手张永，除掉刘瑾。

为了动员张永除瑾，杨一清做了细致的工作。史载：“（杨一清）知（张）永与（刘）瑾有隙，乘间扼腕言曰：‘赖公力定反侧。然此易除也，如国家内患何？’永曰：‘何谓也？’一清遂促席画掌作‘瑾’字。永难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据，耳目广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请间论军事，因发（刘）瑾奸，极陈海内愁怨，惧变起心腹。上英武，必听公诛瑾。瑾诛，公益柄用，悉矫前弊，收天下心。吕强、张承业及公，千载三人耳。’永曰：‘脱不济，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济。万一不信，公顿首据地泣，请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为公动。苟得请，即行事，毋须臾缓。’于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50)

“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事情的发展，一如杨一清所设计。当时有术士俞日明，妄言刘瑾从孙刘二汉当大贵，刘瑾信之，遂谋不轨。恰好他的哥哥都督同知刘景祥死，于是刘瑾计划在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十五日百官前来参加葬礼时起事。就在他加紧策划之时，张永的奏捷报告送到，而且不早不晚，恰好请以这一天献俘。刘瑾指令献俘缓期，欲事成并擒张永。张永担心发生变故，遂先期入。献俘毕，明武宗设宴慰劳张永，刘瑾作陪。到了夜晚，刘瑾退席，张永拿出朱寘的檄文让明武宗看，“因奏（刘）瑾不法十七事”。这时明武宗已经半醉，“俯首曰：‘（刘）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遂连夜逮捕了刘瑾。第二天，明武宗把张永的奏疏交内阁，降刘瑾为奉御，谪居南京。“帝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明武宗因而大怒说：“奴果反！”“趋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行刑时，“怨家争购其肉生噉之”。族人、逆党皆伏诛。被科道官劾为刘瑾的奸党的内外官，包括内阁大学士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张，侍郎柴昇，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巡抚刘聪，总督文贵，大理寺卿张纶，少卿董恬，大理寺丞蔡中孚，通政司通政吴，参议张龙，太常少卿杨廷仪，尚宝卿吴世忠，尚宝丞屈铨，府尹陈良器，府丞石禄，侍读焦黄中，修撰康海，编修刘仁，检讨段炅，给事中李宪，御史薛凤鸣等，总数超过六十多个，或论死，或谪戍，或闲住，或除名，“一时朝署为清”(51)。不可一世的刘瑾，就这样一朝身灭。

刘瑾被处死后，明朝的政治有些好转。被刘瑾所谪戍诸臣一一释放(52)。“廷臣奏（刘）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诏悉厘正如旧制。”(53)这些措施颇有拨乱反正的味道，但却只是暂时的。刘瑾虽除，而宦官当权的局面未改，史称“张永用事，政仍在内，魏彬、马永成等擅窃威柄，阁部仍敛手而已”(54)。谁得罪宦官，谁就要倒霉。正德八年（1513年）七月，户部尚书孙交和礼部尚书傅珪，均以“忤中官”而被罢免(55)。有工部主事王銮，出辖徐、沛闸河，织造中官史宣由此经过，索挽夫千人，沛县知县胡守约给其半，史宣自至县捕吏，王銮帮助胡守约与之相对抗。这一下触恼了史宣，遂诬奏于朝，使王銮被捕入狱。这种情形，真如当时人所说：“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寺一言。”(56)不仅宦官本人气焰嚣张，作为其爪牙的厂卫校卒也飞扬跋扈。他们“至各部白事，呼卿佐为‘老尊长’，卿佐亦降颜礼遇之”。正德十二年，有厂卫校卒喧争三法司道上，遇大理寺司务林华外出，不肯避让，林华因而予以杖责，但厂卫校卒仍很嚣张，大理寺评事沈光大“复杖而囚之”。于是林、沈二人便被告发“擅辱”“执驾人役”，“有旨俱下狱拷讯，且令法司从重拟罪”。法司判处降调，最后传旨却“黜（沈）光大为民，（林）华调外”(57)。宦官腐朽集团既然仍旧把持政权，刘瑾处死后的政局就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而作为统治集团总代表的明武宗则依然故我，腐朽至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大兴土木，挥霍浪费；第二，宠女色；第三，玩猛兽；第四，宠江彬，巡游无度。

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刘瑾死后，明武宗对豹房进行了长时期的修整扩建工程，浪费财力极多。史称，这个时期“内臣犹用事，导上嬉游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大兴豹房之役”(58)。正德七年（1512年）十月，工部报告：“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白金二十四万余两。今又增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以为继！乞即停止，或量减其半。”明武宗对这一正确的建议的回答却是“不听”两个字(59)。举行郊祀典礼本有斋宫可用，而明武宗却别出心裁，传旨让镇守陕西太监廖堂等另造帐篷式的斋宫，正德九年九月制造完毕，共一百六十二间，重门、堂庑、庖湢、户牖之属，无不悉具。这项制造所费银两数字很大，仅廖堂扣下来准备贿赂权幸者的就有数万金。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等失火，十月为修复乾清宫和坤宁宫，派官员远至四川、湖广、贵州、江西、浙江、徽州等处采买材料。同年为此而向全国加赋一百万两，“自是催科旁午，海内骚然”(60)。正德十年，不顾“乾清、坤宁”二宫之修建已造成“役重费繁”的情况，明武宗根据太监的提议，又修太素殿、天鹅房、船坞等，御马监、钟鼓司、火药库等也“皆一新之”。这些工程都修建得很讲究，如太素殿“比旧尤华侈，凡用银二十余万两，役军匠三千余人，岁支工米万有三千余石，盐三万四千余引”。除了工程本身费用浩繁之外，经手人还“因缘为利，权奸、奄人所建庄园、祠墓及香火寺观，皆取给于此”。当时人因此而有“木妖土灾”之说。(61)

宠女色。延绥总兵官马昂，因奸贪骄横被罢官。有妹善歌能骑射，嫁指挥毕春。马昂将之夺归，进献给明武宗。明武宗把她召到豹房，极为宠爱，遂升马昂做右都督。马昂之弟马炅、马也因此“并赐蟒衣，大珰皆呼之为舅。赐第太平仓东，熏灼动京师”。明武宗多次到马昂家饮酒，有一天酒酣，召马昂的爱妾，马昂推说爱妾有病而拒绝，明武宗遂发怒而去。马昂恐慌万分，连忙通过太监张忠把爱妾献给明武宗，于是其弟马炅当即被提拔为都指挥，马被提拔为仪真守备。马昂大喜，又进美女四人谢恩。(62)

玩猛兽。明武宗很爱“观搏虎”，正德九年（1514年）九月，因“狎虎被伤”，以致一个多月不能上朝(63)。正德十一年，明武宗又指令居庸关太监李嵩等进献活虎豹，巡按直隶御史屠侨认为，正当边关烽火方急之际，不可令士兵丢下边防尽赴山泽捉拿虎豹，因上言“乞寝前命”。然而明武宗对其建议置若罔闻，根本不作回答(64)。正德十二年正月初二，明武宗召内阁、府、部大臣及科道官传旨：“十三日郊祀毕，驾幸南海子观猎。”大学士梁储、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等衙门纷纷上疏劝阻，明武宗仍置若罔闻，十三日郊祀礼毕，遂猎于南海子，一直玩到半夜才停止。《明通鉴》的作者曾对这件事评论说：“武宗盖虑临时诸大臣之谏阻，而先传旨明告，可谓不畏天怒，不恤人言！”(65)

宠江彬，巡游无度。江彬，山西宣府人，初为蔚州卫指挥佥事。正德六年（1511年），以大同游击随总兵官张俊带边兵到内地参加镇压农民起义，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为贼，因而得赏。后在战争中，身中三箭，其中一箭射在脸上，“镞出于耳，拔之更战”。以好勇著称的明武宗，因此对他极为欣赏。正德七年，遣边兵还镇大同、宣府，江彬途经京师，与宣府守将许泰皆被留下，经过明武宗的倖臣钱宁的引荐，得见明武宗。江彬有勇力，善骑射，又能谈兵，明武宗得之大悦，因擢都指挥佥事，使之出入豹房，与自己同卧起。钱宁见江彬骤进，意有不平；江彬知钱宁不能相容，又见左右皆钱宁党羽，欲借边兵自固，因对明武宗盛赞边军骁悍，胜过京军，请互调操练。于是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被调入京师，号“外四家”。这些边军在京师纵横街市，并经常于皇宫里操练，明武宗“戎服临之，与（江）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66)。

为了进一步讨好明武宗，江彬还“导帝微行”(67)。正德九年（1514年）二月，“上始微行，夜至教坊观乐”(68)。正德十年六月，明武宗自西安门出外，经宿始回，内阁大学士等“不知临幸何所”(69)。正德十二年三月，“上微行，骑出北安门，军士从者才数人，至顺天府大街而还”。正德十二年五月，明武宗“微行至石经山、汤峪山、玉泉亭”，数日始还(70)。

明武宗越巡游瘾头越大。这时江彬为了减少明武宗与钱宁的接触，专信自己，因而刻意诱导明武宗作更远更大的巡游，“因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71)江彬的这番话，对于明武宗自然是正中下怀，于是大规模的远游很快就开始了。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明武宗“微服如昌平”，到居庸关，并传令打开关门。巡关御史张钦坚决拒绝这种荒唐的命令，“负敕印”、持宝剑坐在关门下，严厉地宣称：“敢言开关者斩。”明武宗不得已，只好返驾。但几天后，张钦出巡白羊口，明武宗乘机“疾驰出关”，并令谷大用代替张钦守关，遂于九月到达宣府(72)。在这里，江彬为他营建了镇国府第，“复辇豹房所储诸珍宝，及巡游所收妇女实其中”。明武宗甚乐，每称曰“家里”，“遂忘归”。“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居民苦之。”“后军士樵苏不继，至毁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萧然，白昼户闭。”(73)

不久，明武宗又去阳和，“自署‘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所驻跸称‘军门’。凡有征发，悉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这时，明武宗听说鞑靼兵将入寇，这位“喜以雄略自见”的皇帝，遂在大同、聚落堡、天成、阳和、平虏、威远等地，集结了大同总兵官王勋等率领的军队，准备迎敌。十月，明军与鞑靼兵战于应州，明武宗亲自率太监张永、魏彬、张忠，都督江彬等兵，自阳和来援，苦战两日，鞑靼兵才退走。这一仗，官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武宗本人险些被俘，可是他却让王勋等“以捷闻于朝”。十一月，明武宗回到宣府。闰十二月十六日，时当立春，即令“迎春于宣府，备诸戏剧。又饰大车数十辆，令僧与妇女数百杂载戏昵”(74)，明武宗尽情地寻欢作乐。正德十三年（1518年）春他决定回京，预先传令群臣盛服相迎。正月初六，回到京城，“文武群臣皆曳大帽鸾带，迎驾于德胜门外”。“彩幛数十，彩联数千，皆金织字，序词惟称‘威武大将军’，不敢及尊号，众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称臣”。明武宗“戎服、乘赤马、佩剑来，边骑攒拥”，走到哪里，那里便“火球”腾起，硝烟弥漫。等到明武宗下了马，大学士杨廷和等连忙迎上前去，奉觞、注酒，慰劳、称贺。喝完了庆功酒，他得意扬扬地向大臣们夸耀说：“朕在榆河亲斩首虏一级，亦知之乎？”在大臣的一片称颂声中，明武宗又上了战马，“遂驰马由东华门入，宿于豹房”。而时当“大雨雪”，数不清的迎驾百官可吃了苦，“仆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得入城，有几殆者”(75)。这次出巡历时长达半年。

第一次出巡归来后没几天，明武宗又搞了第二次出巡。自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二十一日起去宣府。二月因慈寿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的皇后）去世，只好赶回京城处理丧事。这次出巡历时较短，只有二十一天(76)。

正德十三年（1518年）三月，明武宗又开始了第三次出巡。他先去昌平。四月，到密云，民间竞传欲括女子、敛财物以充进奉，所至避匿。五月，至喜峰口，欲招朵颜三卫花当、把儿孙等纳质宴劳，但三卫却以窥边的行动“回答”他，只好作罢。初十，自喜峰口回京(77)。这一次出巡历时共四十天。

正德十三年（1518年）七月初二，明武宗因怀念“家里”，在江彬诱导下，遂准备第四次出巡，当即传下圣旨：“北寇屡犯边疆，诚恐四方兵戎废弛，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尤为要害。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往征。”并令内阁起草敕令。其“圣旨”中的所谓“朱寿”，乃是明武宗为自己起的名字。接到这样荒唐的圣旨，内阁大学士们从维护明朝的统治出发，当然不能接受。但这是阻挡不住明武宗的出巡的。就在同月的初九，明武宗正式开始了其第四次出巡。初十，经过居庸关，历怀来、保安诸城堡，到宣府。八月自万全左卫，历怀安、天成、阳和，至大同。在大同，降敕自封为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九月初三至偏头关(78)。当时，“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闻，且令有司饩廪之，别具女衣首饰为赏赉费。远近骚动，所经多逃亡”(79)。十月，明武宗西渡黄河，至榆林。十一月，至绥德州。十二月，东渡黄河，至山西石州、文水、太原(80)。太原有晋王府乐工杨腾妻，为乐户刘良之女，“色姣而善讴”，明武宗见而悦之，“遂载以归”，“宠冠诸女，称美人，饮食起居必与偕。左右或触上怒，阴求之，辄一笑而解”。连江彬等幸臣，亦称她为“刘娘娘”(81)。正德十四年正月，明武宗自太原出发还京，十七日至宣府。二月回到京城，文武群臣又奉命以第一次出巡归来时的那种隆重仪式，“具彩帐、银币、羊酒迎驾”(82)。这次出巡旅程很远，历时也长，超过了半年。据说这次出巡“历数千里，（明武宗）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而他却“无倦容”(83)。

第四次出巡归来后，大学士杨廷和等建议“明诏天下，自今以后不复巡游”；并要缴还所奉“居守敕”，但明武宗传下的圣旨却是“其勿缴”。因为他在江彬等人的引诱下，又准备到南方巡游去了。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诏南巡，杨廷和等力谏不听。三月初四，六科都给事中邢寰、十三道御史王度等，南京六科孙懋、十三道张等，皆上疏谏阻南巡，仍是不被接受。此后大臣上疏劝谏者日益增多，明武宗与诸幸臣遂勃然大怒，决定大加惩罚(84)。二十日，“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鞫治，杖杀之。乙卯（二十二日），下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于锦衣卫狱。戊寅（二十五日），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四月十五日，又“杖黄巩等三十九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85)。为了南巡这样的区区小事，明武宗及其幸臣江彬等，竟然对这么多的大臣进行惩罚，这充分表现了其残忍暴虐。但面对群臣的激烈反对，明武宗等毕竟不得不加以考虑。史载：“上亦为之感动，竟罢南巡。”“（江）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惮之。”(86)

明武宗热衷出巡，这便大大妨碍了他对政务的及时处理。这一点正好满足了其左右幸臣窃权行私的需要。据说，他嗜酒，“常以杯杓自随。左右幸臣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故多备罂罍，伺其既醉而醒，又复进之。或未温亦辄冷饮之。终日酣酗，颠倒迷乱”(87)。看来，撺掇明武宗频繁出巡的，除了江彬之外，其他幸臣当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刘瑾被除掉后，由于政治状况没有多大改善，社会矛盾依旧非常尖锐，甚至越积越多。农民起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直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才算勉强镇压下去。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争也时有发生，朱宸濠之乱是其中最大的一次。明武宗的丧命，也与这个事件有关。

朱宸濠的高祖是明太祖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王，逾二年就藩大宁。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以计挟朱权迁北平，即以其地给朵颜三卫，永乐元年（1403年）改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权死，朱权之孙、朱宸濠之祖朱奠培嗣位，天顺年间因罪削去护卫，改为南昌左卫。弘治四年（1491年）朱奠培死，朱宸濠之父朱觐钧嗣位，弘治十年（1497年）朱觐钧死，朱宸濠嗣位(88)。

朱宸濠早在刘瑾专权时，就已认为有机可乘，野心膨胀，极力谋求发展自己的势力，为夺取最高权力作准备。当时“术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异表，又谓（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89)。这更助长了其野心的增长。他通过向刘瑾行贿，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得以恢复护卫。刘瑾垮台后，其护卫乃被取消。正德八年十一月，与朱宸濠素有交往的陆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朱宸濠遂给他写信，要他帮助恢复护卫。陆完回信教他“须以祖训为言”。时伶人臧贤为明武宗所宠爱，臧贤的女婿司钺在南昌卫充军，朱宸濠通过司钺与臧贤挂上了钩，辇载金宝于臧贤家，分馈诸权要。又与幸臣钱宁勾结在一起。在陆完、臧贤、钱宁等人的帮助下，朱宸濠终于在正德九年四月达到了恢复护卫的目的(90)。朱宸濠在勾结诸幸臣权要的同时，也不断向明武宗献媚，借以讨取其欢心。正德九年正月的乾清宫火灾，就是由此引起的。明武宗自即位以来，每年都要在宫中张灯为乐，所费以数万计。正德九年，朱宸濠献来新样四时灯数百，穷极奇巧。临献复令所遣人亲入宫悬挂。其灯式样不一，多半“着柱附壁，以取新异”。明武宗复于廷轩间依栏设毡幕，而贮火药于其中。偶不小心，引起火灾，“自二漏至明，乾清宫以内”皆成灰烬。当火势正盛时，明武宗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烘烘然，笑曰：‘是一棚大烟火也。’”(91)朱宸濠之得以恢复护卫，与其极力讨好明武宗也有很大关系。恢复护卫后，朱宸濠更加恣意行事。“尽夺诸附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日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谋不轨。”(92)

对于朱宸濠的为非作恶和阴谋活动，不断有人揭发，请求裁抑，但因他“奥援甚众”(93)，揭发者反被诬为“疑出伪托”，甚至“责其妄言”(94)。而朱宸濠却是“凡所奏请，朝入夕允”(95)。正德十二年（1517年），宁府典宝阎顺，内官陈宣、刘良等赴京揭发朱宸濠诸不法事；朱宸濠遣承奉刘吉贿钱宁等，因得不问，而且下令把阎顺等发孝陵卫充军。朱宸濠怀疑承奉周仪是阎顺等的指使人，把周仪及其家属六十多人全部杀害(96)。这时，朱宸濠“反状虽著”，但因看到明武宗无子，东宫未立，“冀其子入嗣，可得大统，又不受悖逆名，故蓄谋不发”。他求钱宁、臧贤等“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庙”，钱宁等为之报告明武宗，明武宗“用异色龙笺，加金报赐”。按照旧例，异色龙笺是“所赐监国书笺也”。朱宸濠得之大喜，“列仗受贺，复胁镇巡官及诸生、父老奏阙下，称其孝且勤”。(97)

正当朱宸濠庆贺其阴谋得逞的时候，事情骤然发生变化。当时江彬正红，太监张忠依附江彬，与钱宁、臧贤相倾轧。有一次张忠对明武宗说：“宁、贤盛称宁王，陛下以为何如？”明武宗回答：“荐文武百执事，可任使也。荐藩王何为者？”张忠又说：“（臧）贤称宁王孝，讥陛下不孝耳。称宁王勤，讥陛下不勤耳。”明武宗听后觉得极有道理，当即下诏驱逐宁王派到京城的人。正德十四年（1519年），御史萧淮上疏揭发朱宸濠的罪行，并且指出：“不早制，将来之患有不可胜言者。”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看到奏疏后提议：“宜如宣宗处赵府事，遣勋戚大臣宣谕，令王自新。”明武宗同意这一意见，派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太监赖义等携带圣旨前去，收其护卫，令其归还所夺官民田(98)。朱宸濠得到消息，知道用儿子“入嗣”的办法取得最高统治权已经行不通，于是决定发动武装叛乱。

朱宸濠选择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作为正式叛乱的日子。头一天，他以庆祝生日为由，设宴招待地方官。第二天天一亮，地方官都来道谢，朱宸濠令带甲持刀侍卫数百人将地方官包围起来，声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巡抚江西副都御史孙燧和江西按察司副使许逵不从，皆被杀害。参政王纶、季，佥事潘鹏、师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等归附了朱宸濠。朱宸濠以李士实、刘养正分任左右丞相，以王纶为兵部尚书，集兵号称十万。七月初一，朱宸濠留宜春王朱拱樤、内官万锐等守南昌城，自帅舟师蔽江而下，前往攻打安庆。

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得知朱宸濠起兵叛乱的消息，即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急檄各府州县，派兵前来会剿。王守仁集结兵力直攻南昌，七月二十日攻克南昌，擒拿朱拱樤、万锐等。消息传到朱宸濠那里，他正在围攻安庆，不能得手，听说老巢已失，他大吃一惊，马上撤兵回救。二十四日，叛军与王守仁所派邀击部队相遇于黄家渡，叛军不敌，败退八字脑。第二天又败，退保樵舍（在南昌东北方向），联舟为方阵。二十六日，明军以火相攻，朱宸濠大败，诸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而死者三万余人，朱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并李士实、刘养正、王纶等皆就擒(99)。朱宸濠见到王守仁后，大喊：“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请降为庶民可乎？”王守仁回答说：“有国法在！”他只好俯首不语。最初起兵时，其妃娄氏哭泣劝阻，朱宸濠不肯听，及被擒，他于槛车中泣对人语：“昔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妇人言而亡其国，今悔恨何及！”(100)朱宸濠自起兵至被擒，只有一个多月，说明这次叛乱不得人心，因而很快就被平定。

王守仁等为巩固明王朝，不顾个人安危，与称兵反叛的朱宸濠，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而明武宗及其幸臣却把这一事件视作寻欢作乐的机会。听到朱宸濠反叛的消息后，明武宗认为突破大臣的阻拦、实现南巡计划的借口找到了，因而积极筹划御驾亲征。江彬等在豹房陪他玩乐的幸臣也纷纷献上所谓擒拿朱宸濠的策略。七月十三日明武宗传旨，“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兵征剿”。明武宗不顾群臣的激烈反对，于八月二十二日，正式出发“亲征”(101)。

八月底，明武宗的“亲征”队伍到达涿州。这时，王守仁关于朱宸濠已被擒拿的奏疏恰好送到，但为了达到南巡的目的，明武宗竟秘而不宣。九月，明武宗一行到达临清。在从京城出发时，明武宗与刘美人约好，明武宗先行，“而后迎美人以从。临行，美人脱一簪”给明武宗，“且令迎者执为信”。不巧，明武宗过芦沟，“驰马失簪，大索数日不得”。到达临清后，明武宗派人去接刘美人，美人因不见信物，不肯从命。明武宗“乃独乘舸，晨夜疾行，至张家湾亲迎之，并载而南。当发临清时，内外从官无知者，既而始觉，然追不能及。及还，遇湖广参议林文缵，入其舟，夺一妾行”(102)。这次为迎刘美人，往返时间超过一个月。十月，明武宗自临清出发，继续南行。十一月，过济宁、徐州，至淮安清江浦。当时，明武宗“巡幸所至，捕得鱼鸟，分赐左右，受一脔一毛者，各献金帛为谢”。来到清江浦后，在这里打鱼取乐一连几天。又至宝应，“渔于泛光湖”。十二月至扬州。又至仪真，“渔于仪真之新闸”。十二月底，到达南京(103)。一路上随行的幸臣江彬等亦借势肆意妄为。当时“南京及河南、山东、淮扬等处文武官，迎送车驾，皆戎装步行，而江彬不时传旨征索，旗牌官拷缚郡县长吏，有如奴隶。通判胡琮，惧而自缢；南京守备成国公朱辅，见（江）彬长跪；总兵官镇远侯顾仕隆，稍不为屈，（江）彬数窘辱之。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矫传上旨，索鹰犬、珍宝、古玩，民皆惴惴不敢诘。近淮三四百里间，无得免者”。在扬州，江彬“谋夺富民居为威武大将军府”，知府蒋瑶反对，江彬就把他囚禁在空室中，“挫辱之”。太监吴经，“矫上意刷处女、寡妇”，民间汹汹不安，“有女者一夕皆适人，乘夜争门逃匿不可禁”，知府蒋瑶找吴经要求停止，竟被“麾之去”。半夜中，派几个骑卒打开城门，“传呼驾至，令通衢燃炬如白昼”，而后吴经遍入各家，“捽妇女出，破垣毁屋，必得乃已”(104)。如上种种，对于所经过的地方，无疑是一场大灾难。

正德十四年（1519年）九月，王守仁把朱宸濠押解至杭州。在这里遇到太监张永。张永这时提督军务，地位颇高，而且曾参与诛刘瑾，名声较好；王守仁向他陈述了江西兵乱之后的困敝状况，极言其“不堪六师之扰”，并把朱宸濠交给张永，自己返回南昌(105)。

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明武宗在南京搞了个很滑稽的受俘仪式。“上欲自以为捷，命设广场，戎服，设大纛，环以诸军，令释逆（朱宸）濠等，去桎梏，伐鼓鸣金而擒焉，然后置械，行献俘礼”。(106)十二日，明武宗自南京北返。一路上仍搞了不少寻欢作乐的名堂。到仪真，“渔于江口”。九月，至清江浦，“渔于积水池，舟覆，溺焉”，左右保驾者七手八脚地把他救出水，然而还是大受损伤，从此生病。十月，北还至通州，十二月在通州处死朱宸濠，将之焚尸扬灰(107)。这时，江彬“尚欲劝帝幸宣府”，“会帝体惫甚，左右力请乃还京”(108)。十四日，明武宗大祀天地于南郊，“再拜，呕血于地，不能终礼，遂大渐”(109)。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在临死前一天，明武宗曾对司礼监太监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110)死到临头，他终于发觉自己行为错误。

(1)　《明通鉴》卷40。

(2)　《明通鉴》卷45。

(3)　《明史》卷181《刘健传》。

(4)　《明通鉴》卷40。

(5)　《明通鉴》卷40。

(6)　《明史》卷181《刘健传》。

(7)　《明史》卷181《刘健传》。

(8)　《明通鉴》卷41；《明史》卷182《马文升传》。

(9)　《明史》卷306《焦芳传》。

(10)　《明史》卷182《刘大夏传》。

(11)　《明史》卷181《刘健传》；《明通鉴》卷41。

(12)　《明通鉴》卷41。

(13)　《明通鉴》卷41。

(14)　《明史》卷181《刘健传》。

(15)　《明史》卷304《刘瑾传》。

(16)　《明通鉴》卷41。

(17)　《明通鉴》卷42。

(18)　《明史》卷306《刘宇传》。

(19)　《明通鉴》卷41。

(20)　《明通鉴》卷42。

(21)　《明史》卷304《刘瑾传》；《明通鉴》卷42。

(22)　《明通鉴》卷42。

(23)　《明史》卷304《刘瑾传》。

(24)　《明史纪事本末》卷43。

(25)　《明史纪事本末》卷43；《明史》卷304《刘瑾传》；《明通鉴》卷42。

(26)　《明通鉴》卷42。

(27)　《明史纪事本末》卷43。

(28)　《明史》卷304《谷大用传》；《明通鉴》卷42。

(29)　《明通鉴》卷42。

(30)　《明史》卷306《张传》。

(31)　《明史》卷306《焦芳传》；《明通鉴》卷43。

(32)　《明通鉴》卷42。

(33)　《明通鉴》卷42。

(34)　《明武宗外纪》。

(35)　《明通鉴》卷42。

(36)　《明通鉴》卷42。

(37)　《明通鉴》卷43。

(38)　《明通鉴》卷41。

(39)　《明通鉴》卷41。

(40)　《明通鉴》卷42。

(41)　《明通鉴》卷42。

(42)　《明通鉴》卷42；《明史》卷186《韩文传》。

(43)　《明通鉴》卷43。

(44)　《明史》卷117《诸王传》。

(45)　《明史纪事本末》卷44。

(46)　《明史》卷175《曹雄传》。

(47)　《明史纪事本末》卷44；《明通鉴》卷43。

(48)　《明史》卷304《刘瑾传》。

(49)　《明史》卷304《张永传》。

(50)　《明史》卷198《杨一清传》。

(51)　《明史》卷304《刘瑾传》；《明通鉴》卷43。

(52)　《明通鉴》卷43。

(53)　《明史》卷304《刘瑾传》。

(54)　《明通鉴》卷43。

(55)　《明通鉴》卷45。

(56)　《明通鉴》卷46。

(57)　《明通鉴》卷47。

(58)　《明通鉴》卷43。

(59)　《明通鉴》卷44。

(60)　《明通鉴》卷45。

(61)　《明通鉴》卷46。

(62)　《明通鉴》卷46。

(63)　《明通鉴》卷45。

(64)　《明通鉴》卷46。

(65)　《明通鉴》卷47。

(66)　《明史》卷307《江彬传》。

(67)　《明史》卷307《江彬传》。

(68)　《明通鉴》卷45。

(69)　《明通鉴》卷46。

(70)　《明通鉴》卷47。

(71)　《明史》卷307《江彬传》。

(72)　《明通鉴》卷47。

(73)　《明武宗外纪》。

(74)　《明通鉴》卷47。

(75)　《明武宗外纪》。

(76)　《明通鉴》卷47。

(77)　《明通鉴》卷47。

(78)　《明通鉴》卷47。

(79)　《明武宗外纪》。

(80)　《明通鉴》卷47。

(81)　《明武宗外纪》；《明史》卷307《江彬传》。

(82)　《明通鉴》卷48。

(83)　《明史》卷307《江彬传》。

(84)　《明通鉴》卷48。

(85)　《明史》卷16《武宗纪》。

(86)　《明史纪事本末》卷49。

(87)　《明武宗外纪》；《明通鉴》卷48。

(88)　《明史》卷117《宁王权传》；《明史纪事本末》卷47。

(89)　《明史》卷117《宁王权传》。

(90)　《明史纪事本末》卷47；《明通鉴》卷45。

(91)　《明武宗外纪》。

(92)　《明史》卷117《宁王权传》。

(93)　《明通鉴》卷45。

(94)　《明通鉴》卷45。

(95)　《明通鉴》卷46。

(96)　《明史纪事本末》卷47；《明通鉴》卷48。

(97)　《明通鉴》卷48。

(98)　《明史》卷117《宁王权传》。

(99)　《明史》卷117《宁王权传》。

(100)　《明史纪事本末》卷47。

(101)　《明通鉴》卷48。

(102)　《明武宗外纪》。

(103)　《明通鉴》卷48。

(104)　《明武宗外纪》，《明通鉴》卷48。

(105)　《明通鉴》卷48。

(106)　《明通鉴》卷49。

(107)　《明史》卷16《武宗纪》；《明通鉴》卷49。

(108)　《明史》卷307《江彬传》。

(109)　《明武宗外纪》；《明史》卷16《武宗纪》。

(110)　《明通鉴》卷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