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英宗回到北京后，蒙古部脱脱不花与也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互相不断攻击。脱脱不花不愿继续受也先的挟制，要作事实上的蒙古可汗，为了得到明朝的支持，就与明朝政府加强联系。而明朝政府也想利用脱脱不花来削弱也先的势力，因此，对脱脱不花所贡马则厚酬其值，对其使臣“宴劳锡与，比也先使臣加厚”(1)，这就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但也先力量强盛，景泰二年（1451年）“脱脱不花败走，也先追杀之，执其妻子，以其人畜给诸部属”(2)。景泰四年，也先自立为可汗，以其次子为太师，给明朝政府的书信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末曰添元元年。田盛，犹言天圣也”。明朝政府给他的复信则称“瓦剌可汗”(3)。也先恃强，日益骄横，荒于酒色。景泰六年，阿剌知院杀也先，鞑靼部首领孛来又杀阿剌知院。

自也先死后，瓦剌部落分散，逐渐衰落，而鞑靼部从此强盛起来。孛来拥立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号小王子（即可汗，因其年幼，称为小王子，自此，相沿成习，蒙古可汗常被称为小王子）。其后，麻儿可儿与孛来相仇杀。麻儿可儿死，马古可儿吉思继立，亦号“小王子”(4)。当时，鞑靼各部以孛来为最强。成化元年（1465年）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抄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等地。河套，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黄河沿岸地区。河套周围三面阻黄河，土质肥饶，水草丰盛，耕牧兼宜。原先，鞑靼部落骚扰内地时，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甘肃等地，“去来无常，为患不久”(5)。蒙古军事势力自占领河套地区以后，遂于当地驻扎下来，从此，河套就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而“套寇”也就成为明朝中期的主要边患。成化六年，又有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入据河套。他们“无岁不深入，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成化九年，明朝政府曾派王越等率兵对其进行打击，但河套地区的蒙古各部“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6)。明孝宗弘治时，又有称为小王子的崛起，“自称大元大可汗”（即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渐往来套中，出没为寇”(7)。在明孝宗、武宗及世宗前期时，不断大肆进入内地骚扰。弘治十四年（1501年）“小王子以十万骑从花马池、盐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惨酷”。正德八年（1513年）小王子“以五万骑攻大同，趣朔州，掠马邑”。嘉靖六年（1527年）春，“小王子两寇宣府，参将王经、关山先后战死”(8)。

达延汗统一蒙古草原以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便将其子孙分封在大漠南北的广阔地域。他的长子阿尔伦当达延汗在世时，在蒙古内部的战争中被太师亦卜剌所杀，因此就由阿尔伦的长子卜赤继承蒙古可汗位，居于漠南东部，统治区即后来的察哈尔部。达延汗的次子阿著被封于鄂尔多斯、土默特地区。其余诸子，有的分封在外喀尔喀部（今蒙古国）等地。史载，达延汗死后，他分封于各地的子孙分裂成为四十多个部落。卜赤虽继为可汗，但诸部大多不听他的约束。当时蒙古的政治经济实权掌握在阿著之子吉囊和俺答手中，他们“据河套，雄黠喜兵，为诸部长”。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吉囊死，诸子狼台吉等散处河西，势既分，俺答独盛”(9)，不断率其部众袭扰延绥诸边。嘉靖二十四年以前，明朝政府用于北方的军费达六百万两，但却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战守无尺寸功”(10)，蒙古骑兵仍不断驰驱到山西、陕西直到京畿等地。因此，有的大臣认为要清除蒙古部军事力量的“内扰之患”，必须“尽复套地”(11)。当时主张收复河套最力的要算三边总督曾铣，他于嘉靖二十五年上疏请复河套，说：“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12)“套贼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13)曾铣的主张和收复河套的活动得到了首辅夏言的支持，但昏庸的明世宗朱厚熜却听信了严嵩等的谗言，反以“交结近侍”、“罔上贪功”(14)的罪名杀了曾铣。后来俺答犯宣府，朱厚熜以为“寇以（夏）言、（曾）铣收河套，故报复”，又杀了夏言(15)。从此，明朝政府内竟无一人议复河套的，边防更加废弛，蒙古贵族的军事势力向内地骚扰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为宣府大同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在他的一班狐群狗党策划下，以“重赂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16)。八月，俺答遂移兵东去，由蓟镇攻古北口入犯，明兵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17)。明朝的文武官员十分恐慌，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当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18)。于是征募居民及四方应武举诸生约四万人防守京城，并命各地派兵入援。仇鸾在贿赂俺答后，知其已移向东行，便假惺惺地向朱厚熜上奏说：侦察到俺答将“东犯蓟镇，诚恐京师震惊，请以便宜应援，或随贼搏战，或径趋居庸为防守”(19)。这时俺答果然从蓟镇、古北口来犯，朱厚熜就更信任仇鸾，命其率兵入援，并任命其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部援军。当时，明朝虽集合了五万援军，但皆“恇怯不敢战”(20)。明朝政府又缺少粮秣，当援军集结到京畿时，“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21)。士卒都十分饥疲。仇鸾所率大同兵，“往往入村落，返辫发，诈称虏，劫掠民财”，“民苦之，甚于虏”(22)。当政的严嵩却认为俺答是抢食贼耳，“饱将自去”。他还告诫丁汝夔和仇鸾说：在边塞打仗，败了可以隐瞒；现在京郊打仗，败了无法隐瞒，最好是坚壁勿战，保持住自己的军队。完全是一副祸国殃民的奸贼嘴脸。朱厚熜则只要保住皇帝的宝座，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准备用“皮币珠玉”去向俺答乞和。就这样，任凭俺答在北京城外掳掠“男女骡畜金帛财物，既满志，捆载去”。仇鸾所率“凡十余万骑，相视莫敢前发一矢”(23)，最后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这次俺答所率蒙古骑兵进围北京，骚扰京畿达八日之久，因为这年是庚戌年，明史上称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后，蒙古各部仍不断进犯明边境。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俺答“凡四犯大同，三犯辽阳，一犯宁夏”。三十二年春，俺答犯宣府和延绥；夏，犯甘肃和大同；秋，俺答大举入犯，攻掠浑源、灵丘、广昌、插箭峪、浮图峪等地，会久雨而去；不久，又以万骑入大同，“纵掠至八角堡”。三十三年春，俺答入宣府柴沟堡；夏，犯宁夏；秋，攻蓟镇边墙，百道并进，明京城戒严。三十四年，俺答数犯宣、蓟，参将赵倾葵等战死。三十五年，俺答三万骑犯宣府。三十六年，俺答二万骑分掠大同边。三十八年，俺答入蓟镇潘家口。三十九年，“寇大同、延绥、蓟、辽诸边无虚日”。四十二年春，俺答入宣府滴水崖，大同总兵刘汉将之打退；冬，大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四十五年，俺答所部屡犯东西诸塞。隆庆元年（1567年），俺答数犯山西；秋，率众数万分三道入井坪、朔州、老营、偏头关诸处，明边军抵御不住，俺答遂长驱攻岢岚及汾州，破石州，复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间。同时又有土蛮部入犯蓟镇、昌黎、抚宁、乐亭、卢龙等地，游骑至滦河，“京师震动”(24)。

但到隆庆初年以后，形势逐渐发生转变。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开展，边防日益加强，蒙古贵族的入犯往往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俺答兵力损伤颇多。当时的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曾分析这时的形势说：“虏势既非昔强，我兵亦非昔怯。虽不能穷追以灭虏，时出捣剿以宣威。虏虽尝纠众而深入狂逞，天即降罚，而人畜死亡。即如隆庆元年（1567年），老把都、土蛮纠犯蓟东，则棒椎岩千骑一时落岩尽死；俺酋父子深犯石州，则人马道死万数。臣自抚夏督原凡七载，每督陕西、延、宁各镇官兵出边捣剿，节年共斩首千余级。其陕西四镇，五年之间，斩获虏首通计三千有余。套虏之披靡已甚，而老把都之被祸已深。即虏使自诉，彼近边驻牧，则分番夜守，日防我兵之赶马捣巢；远抢番夷，则留兵自守，时被我兵之远出扑杀。在虏既未遂安生，故游骑不时近边，扰我耕牧，大举每岁窥逞，劳我慎防，在我亦无时解备。华夷交困，兵连祸结。”(25)在客观情势发生如上变化的条件下，遂出现了“俺答封贡”。

直接导致“俺答封贡”的是把汉那吉事件。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的儿子，自幼丧父，由俺答妻抚养成人。长大后娶大成比吉为妻，感情不合，把汉那吉又自聘我儿都司之女，“号三娘子”，是俺答的外孙女。俺答见其貌美，夺为己妻。把汉那吉恚恨，遂于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率妻子等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其投降，并报告总督王崇古。王崇古认为以此“制俺答，则赵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26)。赵全，原是山西人，嘉靖年间背叛明朝投降俺答，居丰州，名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以后又有百户张彦文等往从，聚众至数万人。赵全等尊俺答为帝，并经常诱导俺答进犯明朝(27)。这时，王崇古设想以交还把汉那吉为条件，让俺答交出赵全等。

王崇古安排了把汉那吉后，与方逢时共同上疏，报告朝廷：“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因与为市，责令缚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遣归，策之上也。若遂桀骜称兵，不可理谕，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彼望生还，必惧我制其死命，志夺气沮，不敢大逞，然后徐行吾计，策之中也。若遂弃而不求，则当厚加资养，结以恩信……他日俺答死，子辛爱必有其众。因加把汉名号，令收集余众，自为一部。辛爱必忿争。彼两族相持，则两利俱存，若互相仇杀，则按兵称助。彼无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这个奏疏在朝廷引起了争论，但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却大力支持。王崇古的主张遂获批准，诏授把汉指挥使，赐绯衣一袭(28)。

俺答的妻子深恐明朝杀掉他的孙子，日夜责备俺答。“俺答寻亦悔”，遂拥十万众到明朝边境，索要把汉那吉甚急。王崇古派百户鲍崇德告诉他把汉那吉的现状，要他缚送赵全等。俺答派人到明朝探听情况，看到把汉那吉“方蟒衣貂帽，驰马从容”，果然受到优待(29)。俺答大喜，对鲍崇德说：“我不为乱，乱由（赵）全等。今吾孙降汉，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不幸死，我孙当袭封，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邪！”遂遣使与崇德一齐到明朝，并请互市(30)。其他蒙古诸部一方面势力小，受俺答控制，另方面“亦贪中国财物”，故“咸从臾无间言”(31)。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赵全等被解到明朝，把汉那吉则遣返蒙古。把汉那吉临行恋恋不舍，激动得流下眼泪。“俺答迎于河上，祖孙呜呜相劳苦”，“南向拜者再”，派人到明朝致谢，表示“愿世为外臣，贡方物”(32)。

隆庆五年（1571年）二月，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了具体处理封贡、互市事宜的八条建议，包括“锡封号官职，以臣服夷酋”，“定贡额，以均赏赉”，“议贡期贡道，以便防范”，“立互市，以利华夷”，“议抚赏之费，以求可继”，“议归降，以杜启衅”，“审经权，以严边备”，“戒狡饰，以训将略”(33)。朝廷大臣对这个奏疏仍有不同看法，“会帝御经筵，阁臣面请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最后才获通过(34)。于是，俺答被封给顺义王的称号，其余蒙古诸首领也被封给都督同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职。又根据王崇古的建议，“定市令。秋市成，（明朝）凡得马五百余匹”。处于西部的俺答之侄吉能等“亦请市，诏予市红山墩暨清水营”。从此，四五十年以来不断南犯的俺答“事朝廷甚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并“约束诸部无人犯”，“西塞以宁”。万历初年，明朝北方边境只有处于东部的蒙古土蛮部不断入犯辽东边塞，但名将李成梁屡次将之打败，“敌畏之，少戢，成梁遂以功封宁远伯”(35)。万历十年（1582年）俺答死，由其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改名乞庆哈。万历十四年，黄台吉死，其子撦力克袭封。俺答妻三娘子，在俺答祖孙三世中“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36)。明朝政府封她为“忠顺夫人”。从“俺答封贡”到三娘子掌权的数十年间，北方蒙古诸部一直服从明朝政府的管辖，这中间虽有过武装冲突，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基本上保持着和平互市关系。

明王朝从建国开始就受到蒙古的骚扰，延续了两百多年。尤其是明宪宗成化初，蒙古族军事势力进入河套以后，蒙古骑兵动辄深入明朝内地，直至北京城下。这不仅给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对明王朝也是极大的威胁。“俺答封贡”，解除了明朝北方的祸患，从此，“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37)。万历五年（1577年），山西、宣、大总督方逢时陈述“俺答封贡”以后的情况说：“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并说：“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38)每年节省军费六十余万。明朝北方形势的安定和大量军费的节省，这对万历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元朝时，蒙古统治者在蒙古地区建筑了一些城郭，元朝军士也曾在蒙古地区垦种过屯田。但蒙古贵族从中原退回草原地区以后，因为不断的战争，城郭毁灭了，屯田也破坏了，蒙古族仍以畜牧业为主，“韦毳幕以御风雪，膻肉酩浆以充饥渴”(39)。蒙古族牧养的牲畜有马、牛、羊、驼等。狩猎，在蒙古族的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他们“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群蒐，惟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虚而已”。当秋天“弓劲马强，兽肥隼击”(40)时，各部的首领才统率所属大规模狩猎。与明朝沿边接近的地方，蒙古族人民也从事农业生产，尤其在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之后，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汉人的影响下，他们也种植谷麦瓜果蔬菜等类，“春种秋敛”，“有臼为米，有磨为面”(41)，并饲养家禽家畜。明英宗正统时，东北地区的蒙古族贡使每当从北京回来，“道过边境，辄以所得彩币或驽马市耕牛及铜铁器皿”(42)。这说明当时蒙古族有更多的人民已经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或半耕半牧的生活；手工业限于和畜牧业有关的一些产品，以及供战争和狩猎用的弓矢等武器；其他生活和生产用的手工业品就主要依靠和内地互市时提供。蒙古族社会的阶级关系主要是贵族和各部的大小首领构成为封建主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被统治的牧民阶级。封建主阶级用劳役和实物租税的形式对广大牧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蒙古贵族也拥有奴隶，主要是供家内使唤，一般不从事社会生产。

明朝中期，尽管蒙古贵族和明朝政府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但蒙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却一直没有中断。有不少蒙古族人民不满于蒙古地区的长期战乱，或因生活无着，就向内地迁徙。正统时，“达人来降，络绎不绝”，当时居留在北京的“达官”和“达民”有一万多人(43)。而在内地的汉人，因不堪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而逃向蒙古地区，有的则因经商而留居蒙古地区。嘉靖时，山西等地的汉人陆续到蒙古古丰州地方的达数万人。他们“屋居佃作，号曰板升（房屋）”(44)，教当地的蒙古人“火食屋居”(45)。在蒙汉两族人民共同开发的基础上，三娘子于万历时在古丰州地区建设了呼和浩特（蒙语为青色的城），在城内建有宫殿、住宅和佛寺，明朝政府赐名“归化”。从此，呼和浩特就成为蒙古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

蒙古族人民和内地汉人的贸易交往也一直不断，尤其在和平时期，更为频繁。这种贸易有多种形式，在官方的有朝贡贸易，蒙古各部首领，每岁向明朝政府“进贡”马匹等，明朝政府则根据马匹的等级“给价有差”，贡使返回时，“听以马价市缯布诸物”(46)。明朝政府对贡使人数有一定的限制，瓦剌使臣不过五十人，但实际远远超过这一数字，正统时，“岁增至二千余人”，后来“更增至三千人”(47)。除了朝贡贸易以外，明朝政府又在靠近蒙古族居牧的地方开设互市市场。俺答封贡以后，就在陕西三边，大同威远堡，宣府万全、张家口，山西水泉营等地开设市场。这种市场称为官市，分大市和小市两种，大市每年举行一次，小市每月一次。蒙古族人民“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物，商贩以缎、布匹、釜锅”(48)，以及茶和糖等。开市的日子，市场很热闹，“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49)，商业交易繁盛。这种在固定地区有一定期限的市场贸易，还不能满足蒙汉两族人民的需要，因此还有各种形式的“私市”贸易，互相交换物品。

随着明朝政府在西藏地方统治的建立和巩固，内地和西藏地区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在朱元璋时期，内地就与西藏地区进行广泛的贸易。当时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松潘等地，都是汉藏两族进行贸易的重要地点。

藏族主要是用马来换内地的茶。朱元璋时，在一次贸易中，明朝政府就“运茶五十余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50)。明武宗朱厚照信奉佛教，喜欢学习藏语。一次命宦官刘允出使到乌斯藏往迎“活佛”，“所携茶盐以数十万计”，装载船只运输，到临清时，漕运为之阻滞，“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相连二百余里”，刘允“率将校十人，士（兵）千人以行”(51)。可见当时运藏茶盐数量之巨。明朝政府为了与藏族进行茶马贸易，对天全地方的人民免除其他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52)。除茶马贸易以外，明朝政府还向藏族供给绸缎、布帛及食盐等，藏族还向内地供给氆氇、画佛、铜佛、铜塔、犀角等。但这种由官府主持的贸易不能满足藏汉两族人民生活的需求，因此，汉藏两族人民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民间贸易。明朝政府也曾开放禁令，“听商人交易及与西番市马”(53)。有些藏人“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54)。明朝政府的官员到西藏去，也多私带茶和丝绸去进行交易，有的多达数万斤。

西藏地区与明朝政府还有一种“朝贡”贸易。西藏的僧俗官员定期到明朝政府来朝见皇帝，他们都随带马匹和其他地方特产，如画佛、铜佛、铜塔、珊瑚、犀角、氆氇、刀剑等，贡献给皇帝，明朝政府则以绸缎、布帛、茶、钞等回赐。这种“贡”、“赐”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有的贡使回去时，就“以赐物易茶”(55)。明朝皇帝为了夸耀自己，回赐物品的价值往往超过进贡的物品，所以明朝政府虽然对贡期和贡使有一定的限制，“三岁一贡，贡使百五十人”(56)。但“番人素以入贡为利，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众”(57)。有的年年都来朝贡，甚至一岁再至，朝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阐化王，宣德、正统间入贡的不过三四十人，景泰时起数渐多，至三百人，天顺间达二三千人，到成化时人数更多，往来于道路，络绎不绝(58)。成化十八年（1482年）礼官言：“近赞善王连贡者再，已遣四百十三人，今请封请袭，又遣千五百五十人。”(59)弘治十二年（1499年）辅教等四王入贡，“使者至二千八百余人”(60)。嘉靖十五年（1536年）大乘法王“偕辅教、阐教诸王来贡，使者至四千余人”(61)。这些情况，说明当时西藏地方与明朝政府往来的密切和贸易的繁盛。

明朝二百多年中，西藏地方一直服从明朝政府的管辖，使明朝“西陲宴然”(62)，人民之间往来频繁，茶马等贸易也始终不断。茶马贸易成为汉藏两族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明初，宗喀巴在西藏创立了新噶当教派（又称格鲁派）。宗喀巴出生在青海西宁地区，洪武五年（1372年）到西藏求佛法。在那里，他认真钻研了各种佛教经典，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积极参与宗教活动，成为一个很有声望的人。当时，西藏喇嘛教僧侣与封建领主勾结，垄断寺院，生活腐化，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贪婪成性，淫荡自恣，有的甚至借口修密需要女人，强取民间处女，有的借口法事需要，挖取活人心肝作供品。这对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控制人民的思想，是极为不利的。宗喀巴看到这种情形，决心进行宗教改革。这时，统治西藏地区的是阐化王扎巴坚参，他对宗喀巴的主张极力支持。1409年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在扎巴坚参的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主持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祈愿会，从各地赶来参加的僧众超过一万，观光的俗人达几万。这个大会的召开，使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会后宗喀巴在拉萨之东五十里旺古尔山旁创建甘丹寺，从此逐渐创建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新教派。这个新教派即新噶当教派。它禁止僧侣娶妻生子，崇尚苦行；对于佛经的研究极为重视，建立有系统的、规模很大的教学组织；要求僧侣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63)。宗喀巴死后，按照宗教的说法，他的两个大弟子世世转生，叫“呼毕勒罕”（藏语意为化生），传其衣钵，这两个弟子即为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宗喀巴刚建立黄教时，在西藏的影响不大，但他和明朝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得到明朝政府的有力支持。永乐十二年（1414年）宗喀巴派他的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明朝政府封授他为“大慈法王”(64)。到万历时，传到达赖三世锁南坚错，黄教势力日益扩大，当时蒙古族的俺答汗也崇信黄教，他把锁南坚错请去传教，这就使黄教在蒙古地区也广为传播。而在西藏本地信仰黄教的人也越来越多，称锁南坚错为“活佛”，形成“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65)。俺答汗尊锁南坚错为“圣识一切瓦尔齐达赖喇嘛”，这是达赖喇嘛称呼的由来（以前两世达赖并无达赖喇嘛的称呼，是以后追加的。“达赖”为蒙古语，意为大海，表示尊敬）。俺答汗还劝锁南坚错向明朝政府请求敕封，于是锁南坚错就写信给当时明朝政府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得到了明朝政府的赏赐和封授。

云南、贵州、两广、湖广以及四川等地，聚居着我国苗、瑶、彝、傣等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族人民一起，为开发祖国的西南边疆作出贡献。在明代，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由于居住地区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差别。西南地区和汉族人民相杂处、或和汉族贴邻居住的少数族，其社会经济生活基本上已进入封建社会，而有的地方则滞留在奴隶制时代，盛行掠夺和买卖奴隶，残酷地役使奴隶劳动。至于居住在高山偏僻地区的少数族，他们鲜与外界往来，甚至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期。

明朝建立后，承袭元朝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制度，设立土司进行管理。土司的官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以及土判官等职。这些土司的官员，大多是各族的大小首领世袭的，如思南宣慰使田氏，从宋宣和中即“世有其地”(66)，播州宣慰使杨氏，从唐代时就世袭下来(67)。其他如水西安氏，水东宋氏，也莫不如此(68)。明朝建立后，这些土官就投向明朝政府，“领原职世袭”(69)。这些土职，原来都称为“土官”，并无土司的名称，到明代中叶以后，史籍中才逐渐有“土司”这一名称的记载。土司即是土官，土司制度即是土官制度。到清朝，土司成为对少数民族地区土职的普遍称呼，因此，在修撰《明史》时，就以《土司传》来记载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少数族的情况。

关于土司的隶属关系，万历《明会典》卷六有这样的记载：“土官承袭，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验封司为吏部四清吏司之一，“掌封爵、袭荫、褒赠、吏算之事”(70)。由此可见这些土官原来皆属于吏部管理，到洪武末年时，明朝政府因宣慰、宣抚、安抚皆领土兵，才划归兵部管辖。但明朝政府的这一规定，并没有全部贯彻，到明中叶以后，宣慰、宣抚、安抚司等还有属于户部管辖的。

这些土官因为是世袭的，他们的割据性就特别强，常常因争夺财产和土地而互相仇杀火并，或者起兵叛乱，反抗明朝政府。明朝政府在平定这些战乱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就裁撤土司，改设可以调迁的“流官”，这种办法称为“改土归流”。如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因争夺土地而互相率兵攻杀，明朝政府命镇远侯顾成统兵五万平定了这次战乱，“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71)。从此，贵州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当时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并不彻底，府以下的官员仍“参用土官”(72)。同时，明朝政府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因少数族上层分子的反抗，不断出现反复。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改马湖府为流官知府”(73)。但以后迫于少数族上层分子的捣乱，重又任用土官。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马湖府两次改流，但结果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74)，使得明朝政府只好改任土官陇姓为知府，恢复土司制度。“改土归流”政策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则是在清朝时期。

(1)　《明英宗实录》卷204。

(2)　《明史》卷328《瓦剌传》。

(3)　《明史》卷328《瓦剌传》。

(4)　《明史》卷327《鞑靼传》。

(5)　《明史》卷327《鞑靼传》。

(6)　《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明史》卷327《鞑靼传》。

(7)　《明史》卷327《鞑靼传》。

(8)　《明史》卷327《鞑靼传》。

(9)　《明史》卷327《鞑靼传》。

(10)　《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

(11)　《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

(12)　《明史》卷204《曾铣传》。

(13)　《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

(14)　《明史》卷204《曾铣传》；《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

(15)　《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

(16)　《明史纪事本末》卷59《庚戌之变》。

(17)　《明史纪事本末》卷59《庚戌之变》。

(18)　《明史》卷204《丁汝夔传》。

(19)　《明史纪事本末》卷59《庚戌之变》。

(20)　《明史纪事本末》卷59《庚戌之变》。

(21)　《鸿猷录》卷16《追戮仇鸾》。

(22)　《鸿猷录》卷16《追戮仇鸾》。

(23)　《明史》卷204《丁汝夔传》；《明史纪事本末》卷59《庚戌之变》。

(24)　《明史》卷327《鞑靼传》。

(25)　《明经世文编》卷317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26)　《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27)　《明史》卷327《鞑靼传》；《明史纪事本末》卷60。

(28)　《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29)　《明史纪事本末》卷60。

(30)　《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31)　《明史纪事本末》卷60。

(32)　《国榷》卷66。

(33)　《明经世文编》卷317《确议封贡事宜疏》；《国榷》卷67。

(34)　《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35)　《明史》卷327《鞑靼传》。

(36)　《明史》卷327《鞑靼传》。

(37)　《明史》卷222《方逢时传》、《王崇古传》。

(38)　《明史》卷222《方逢时传》、《王崇古传》。

(39)　岷峨山人：《译语》。

(40)　萧大亨：《夷俗记》。

(41)　萧大亨：《夷俗记》。

(42)　《明英宗实录》卷54。

(43)　《明英宗实录》卷25。

(44)　《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45)　《明史纪事本末》卷60《俺答封贡》。

(46)　《明史》卷327《鞑靼传》。

(47)　《明史》卷328《瓦剌传》。

(48)　《明史》卷327《鞑靼传》。

(49)　万历《宣府镇志》卷20。

(50)　《明史》卷80《食货志》。

(51)　《明史》卷331《大宝法王传》。

(52)　《明史》卷331《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传》。

(53)　《明太祖实录》卷257。

(54)　《明史》卷331《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传》。

(55)　《明史》卷331《阐化王传》。

(56)　《明史》卷331《赞善王传》。

(57)　《明史》卷331《阐化王传》。

(58)　《明宪宗实录》卷21。

(59)　《明史》卷331《赞善王传》。

(60)　《明史》卷331《辅教王传》。

(61)　《明史》卷331《大乘法王传》。

(62)　《明史》卷331《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传》。

(63)　参见王森：《宗喀巴传论》，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64)　《明史》卷331《大慈法王传》。

(65)　《明史》卷331《乌斯藏大宝法王传》。

(66)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67)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68)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69)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70)　《明史》卷72《职官志》。

(71)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卷144《顾成传》。

(72)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73)　《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

(7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9《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