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明代文学的代表，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

明代小说是从宋元时期的“话本”发展起来的。“话本”起源于宋代，是说话人（说书人）所用的底本。“说话”分成好些“家数”，其中主要的是“讲史”和“小说”。讲史所说的是历史上帝王将相英雄好汉兴亡成败的长篇历史故事。小说所说的主要是现实生活中市民阶层及说话人所熟悉的一些人物为主角的短篇故事。

“说话”是民间口头文学，主要靠说话人进行口头创作。他们备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作为讲说和传授时的底本。这种底本，被称为“话本”。后来，随着“说话”技艺的发展，口头创作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生动的故事情节，逐渐增加到底本中去。一些对于民间文学有兴趣的文人也加入这一艺术加工的工作。所谓“书会”，就是这些文人和说话人合作，对各种“说话”底本进行编辑整理的专业性组织。

上述经过长期艺术加工的“说话”底本，便作为书写文学渐渐独立地在社会上流传。“讲史”所用的底本，经过文人的再创造，成为各种长篇历史小说，如《水浒》和《三国演义》等。“小说”所用的底本，经过文人的锤炼提高，成为正式短篇小说，并被收集在各种总集里，这就是《三言》、《二拍》等。

《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的一些故事情节，唐宋时已在社会上流传。唐李义山《骄儿诗》中有两句是：“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三国故事，已在当时社会上传开。宋苏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宋代已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说话人，并已具有尊刘抑曹的故事梗概。

三国故事的话本，现在能见到的是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该文本起自黄巾起义，刘关张桃园结义，终于晋王一统。从其故事的铺陈起结来看，后来的《三国志演义》于此已初具规模。

元末明初的文学家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等历史资料，编成一本“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罗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或庐陵（江西吉安）人。他是中国首先写作小说的作者，相传写有小说数十种之多。现在留存下来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和《三遂平妖传》等。

《三国演义》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弘治甲寅（1494年）序、嘉靖壬午（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题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全书二十四卷，每卷十节，共二百四十节。罗贯中改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比元朝的平话本增加了篇幅，修饰改正了文字，删削了过于荒诞的内容。这样，罗书更富于文学色彩。从此，平话本逐渐被淘汰，到明朝末年，《三国演义》有几十种刊本在社会上流传。

清朝初年，毛宗岗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称之为“第一才子书”。毛宗岗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改动：整顿回目，修正文辞，削除论赞，增删琐事，改换诗文等。《三国演义》经毛宗岗修订后，故事情节更为紧凑，文字更为畅达，文学价值增高，这就是今天所看到的一百二十回本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宣扬封建正统思想的历史小说。它奉腐朽的东汉王朝为正统，为替东汉王朝效死力的董承、弥衡之流唱赞歌。根据封建正统的观点，尊蜀贬魏，把曹操写得奸诈凶恶，贬斥为“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竭力颂扬刘备、诸葛亮的“王道”、“仁政”。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以至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三国演义》鼓吹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诬蔑当时的黄巾农民起义为盗贼，美化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行径。《三国演义》还散布“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这些都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所存在的糟粕。

《三国演义》也描述了当时社会历史的一些真实情况，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人民的灾难，以及东汉政权宦官、外戚争权夺势，互相倾轧，搞得民不聊生的腐朽政治情况。对曹操统一北方，刘备统一西南和孙权统一江南的历史功绩，也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从文字方面看，《三国演义》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小说。它在描写各个政治集团的矛盾中，把许多历史材料形象化、文学化，内容丰富地展开政治、军事、智慧和才略的斗争。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过关斩将、群英会、空城计、舌战群儒、赤壁之战等，写得生动精彩，对读者有极强的吸引力，成为社会上形容事物的通用语。“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运筹之才，动言诸葛”。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也从《三国演义》中吸取作战的经验。甚至如努尔哈赤创建清帝国时，也从《三国演义》中学习指挥作战的方略。

《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有的成为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如作者着重描绘了诸葛亮、曹操和关羽三人。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曹操成为权奸的代表，关羽成为忠义的典范。其他如刘备、张飞、周瑜、鲁肃等也都形象生动、性格鲜明。

《三国演义》还善于描写战争。《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其中有些战略战术的运用，基本上是符合军事规律的。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都是因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从而以劣势转变为优势、最后取胜的。

《三国演义》叙述从东汉末到晋统一全国百余年的历史，描写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前八十回，描写汉末大小军阀之间的战争；后四十回，描写魏、蜀、吴之间的种种矛盾斗争，直至晋统一全国。全书有头有尾，前后呼应，故事情节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这表明了《三国演义》在文字表达、文章结构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宋江确有其人，这是为正史所载明的。《宋史·徽宗本纪》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侯蒙传》载：“侯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张叔夜传》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1)《水浒传》所叙述的梁山好汉虽有史实根据，但其性质与《三国演义》不同。《水浒传》只取点滴史实，自由扩充铺陈，不受历史资料限制。和《三国演义》成书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也是经人民群众、艺人和文人的集体创作而成的。

南宋时，“水浒”已成为民间流行的故事。《大宋宣和遗事》里，记载了这些故事的大致轮廓，从杨志押运花石纲，到征方腊终结，已有人物三十六人。当时画家李嵩为之画像，文人龚圣与作三十六人的像赞。《癸辛杂识》载：“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元代有不少水浒故事的杂剧，其中以写黑旋风的居多。

元末明初，施耐庵在民间传说和话本的基础上，整理加工编撰出《水浒传》。《百川书志》载：“《水浒传》一百卷，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是有关《水浒传》版本最早的记载。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家有汪道涵作序的《水浒传》善本，共一百回，其中删掉了征讨田虎、王庆内容，加进了征辽一事。从郭本内容来看，显然是又经过文人的修改，在文学上又提高了一步。

天启、崇祯年间，杨定见根据郭本重新把征讨田虎、王庆内容插入征辽之前，编成一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明末，金圣叹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认为“强盗”招安、建功立业的事情不能提倡，便腰斩《水浒》，只留前七十回，卷首另加引子，在宋江受天书之后，添写卢俊义噩梦的情节，以一百零八位英雄被害为结局。从此，三百多年来，在社会上流传的《水浒传》，就是金圣叹的七十回本。

《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这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仅见的。《水浒》作者站在农民和广大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反对官府和地主豪强，具有朴素的阶级观点。“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歌词，唱出了两个阶级鲜明对比的阶级意识。

《水浒传》深刻地揭露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北宋末年是一个政治腐朽的黑暗社会，《水浒》对组成这一罪恶社会的各帮人物进行了解剖。如描写了蔡京、童贯、高俅一类荒淫无耻、作威作福的贪官，西门庆、蒋门神一类奸人妻子、占人财物的恶霸等等。

梁山英雄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劫富济贫，有饭大家吃。鲁智深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宋江宣言：“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宋江、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过程，都是被欺凌、不得不反抗的血泪史。而“逼上梁山”则成为长期以来劳动人民被迫起来反抗的形象用语。

《水浒传》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描绘人物性格方面，是非常出色的。《水浒》作者用粗线条的笔法、浓烈的色彩、准确的语言，描写出不同类型的英雄形象。武松、李逵、鲁智深，都是为读者所喜爱的人物，他们具有劳动人民纯朴善良的品质，锄恶扶弱的侠义心肠，但人物个性鲜明，读者可从其言行中辨别出是武松，是李逵，还是鲁智深。全书有许多精彩的篇章，如吴用智取生辰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景阳冈武松打虎、武松醉打蒋门神等。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水浒传》丰富的语言和优秀的写作技巧。

《水浒传》还通过对宋江这一悲剧人物的塑造，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宋江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当过基层地方官吏，封建道德伦理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不满贪官污吏，却对皇帝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虽然被逼上梁山，却不想和宋朝彻底决裂，“素怀归顺之心”。其受招安的思想，自上梁山以后，是经常表现出来的，虽有少数人如李逵等的反对，却为大多数人所拥护、所默许。这是梁山领导层妥协投降性的表现。

梁山起义军接受招安，实际上便是走上了妥协投降的道路，走向毁灭，并被统治者利用为消灭方腊起义军的工具。在自相残杀中，兄弟们一个个在战争中阵亡，最后宋江自己也被统治者毒死。这便是受招安的下场。

宋江受招安的行为是错误的。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坚持战斗，始终不屈，最后壮烈牺牲的；也有接受招抚而被消灭的；也有发展壮大推翻了旧王朝而被地主贵族利用了成为改朝换代工具的。《水浒》作者选择了接受招安的方式，来反映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部过程。在接受招安征讨方腊后，作者进一步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狠毒手腕和描写了起义者的悲惨结局。宋江与李逵被毒死，吴用与花荣自缢在宋江坟前。这样，它使得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更清楚地认识妥协投降道路的危害性。

《西游记》是我国著名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的成书，也和《三国》、《水浒》一样，经过几百年的孕育与形成时期。唐初贞观时，玄奘历尽艰险困苦，从印度取经回国。人们钦佩玄奘战胜种种艰险的坚强意志，便编出了种种故事来歌颂玄奘的英雄行为。

宋代时，有人搜集民间传说故事编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孙行者已是保护唐僧取经、神通广大的猴王。元代时，剧作家已采用取经的故事写成杂剧。《永乐大典》第一三一三九卷，有一条是《魏征梦斩泾河龙》，引书标题为《西游记》，全用白话。虽然只留下一千余字，但所叙故事情节相当清楚。

明代中后期时，吴承恩根据宋元以来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加以再创作，编写成一部优美完整的神魔小说。如上述《永乐大典》中所载的《魏征梦斩泾河龙》一条，吴承恩便在这一基础上加以扩展提高，写成《袁守城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约1500～1582年），淮安山阳人。吴承恩科场失意，屡试不中，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始成贡生。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六十岁时，才谋到浙江长兴县丞一职，做了七年，终因性格高傲，不甘折腰，辞官归家。吴承恩从小喜欢通俗文学，到处搜集民间故事成为他的一种嗜好。这就为他创作《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通过孙悟空这个形象表现出来的。孙悟空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一个反抗者。他有见义勇为、不畏权势的优良品质。《西游记》大闹天宫是孙悟空反抗最高统治者的一场斗争。作者把天宫的统治情况写得非常黑暗，最高统治者玉帝是那样的昏庸。作者以诙谐的文字描写天宫的腐败黑暗状况，其实就是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讽刺。玉帝对孙悟空这个叛逆者，先是用武力镇压，继而采用引诱招安的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借如来佛的力量来实行镇压，这和明代社会中统治者对农民起义所用的办法一样。

《西游记》作者对现实统治不满的思想，在塑造孙悟空这个形象时，也充分反映了出来。如来佛曾问齐天大圣（孙悟空）：“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大圣回答：“他虽年幼修长，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这些话看似诙谐，却极严肃，其中包含着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思想。

《西游记》所描写的种种妖魔，凭借权势胡作非为，有的占人妻女，有的杀人吃人，有的掠夺财物。他们与最高统治者都有密切的联系，如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看守八卦炉的童子，波月洞里的黄袍怪是奎星下凡等等。这些妖魔正是现实社会官僚恶霸地主地痞流氓的反映。作者借着丰富的幻想、夸张的描绘，把他们的丑恶行径充分地揭露出来。

《西游记》作者以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把从现实社会中摄取来的感受，用美丽的神话形式反映出来，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作者倾注全力塑造出来的一个叛逆典型。作者刻画了一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藐视权威、自由不羁的具有无比神通的人物形象，使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的猴王形象深入人心，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

猪八戒也是一个令人喜爱的艺术典型，作者赋予猪八戒的性格很复杂，他有吃苦耐劳、朴素憨直的一面；又有贪吃、懒惰、贪色、妒嫉等一面。作者还把猪八戒的性格和外形作了浪漫主义的和谐的统一。

其他如牛魔王、铁扇公主、红孩儿等也都描写得相当成功。至于唐僧那样现实的历史人物，在神魔小说中就难以着笔，反而写得不那么生动了。

《西游记》也存在着它的不足之处，这尤其表现在宣扬封建道德和佛教思想混杂着的因果报应说以及成仙成佛的荒诞思想上。如第十一回：

唐王问曰：“此意如何？”判官道：“陛下明心见性，是必记了，传与阳间人知。这唤做六道轮回：那行善的，升仙化道；尽忠的，超生贵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还生人道；积德的，转生富道；恶毒的，沉沦鬼道。”唐王听说，点头叹曰：“善哉真善哉！作善果无灾。善心常切切，善道大开开。莫教兴恶念，是必少刁乖。休言不报应，神道有安排。”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长篇世情小说，它截取《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通奸这一段故事，铺写成一百回长篇巨著。小说通过西门庆这个恶棍的罪恶一生，揭露明代封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反映出明代城市生活的丑恶面，是一部具有强烈暴露性的小说。

《金瓶梅》成书约在明嘉靖末年到万历中期，现存《金瓶梅词话》，有万历丁巳（1617年）“东吴弄珠客”的序，可能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

《金瓶梅》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今属山东枣庄市，书中时有山东方言，由此推知作者可能是山东人。但笑笑生的真实姓名无从得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闻此（指《金瓶梅》）为嘉靖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云。”清康熙时谢颐为《金瓶梅》作序指实“大名士”为王世贞，因其父王抒死于严嵩，便造作《金瓶梅》攻击严嵩以复父仇。但仅为推测，并无确据。今人黄霖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2)

《金瓶梅》在揭露明朝后期官绅阶级荒淫腐朽生活的同时，也反映贫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的生活状况。可以说《金瓶梅》是反映那个时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金瓶梅》着重写一个暴发户的历史，写他怎样由一个破落户发展成为暴发户，最后在纵情淫欲中灭亡。这个暴发户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终日闲游浪荡。一自父母双亡，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3)。后来发迹，成为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4)他一方面交结官府，奴颜婢膝地去奉承朝廷官员，同时又用卑鄙残忍的手段去榨取人民的血汗及其狐朋狗党的钱财。他昧着良心专干那些拐骗奸淫的勾当，谋夺寡妇的财产，欺骗朋友的妻子，谋害人命，贪赃枉法，无所不为。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一个家庭和以妇女作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小说。书名《金瓶梅》是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个女人名字联缀而成。《金瓶梅》以细致的描绘，尤其对人物心理状态的精微刻画，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金瓶梅》在这些写作上的成就，超过了前人。它为清代《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长篇小说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现实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在批判现实的丑恶时，总含蕴着理想和希望。但《金瓶梅》全书充斥着黑暗和绝望，指给人们的只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宿命思想，这是它的一个缺陷。

《金瓶梅》再一个缺陷是大量描写丑恶淫秽情节，尤其是肆无忌惮地描写性行为，埋没了这部小说艺术上应有的美质，失去了它的社会教育作用。它的这种风气也给后来小说的写作起了不良的影响。

《封神演义》，明许仲琳编，约成书于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年）。《封神演义》的前身，是元人刊行的《武王伐纣平话》。武王伐纣的故事，早已在社会上流传，在史籍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旧唐书·礼仪志》引《六韬》说：

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名焉。

《史记·封禅书》载：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封神演义》的作者，曾经广泛地搜集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的历史故事来进行创作；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文献中所记载的历史故事，已经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封神演义》作者再进一步加以丰富发展，就演变为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物和情节，成为一部虚幻奇异的神魔小说。作者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

《封神演义》作者反暴政的思想非常明显。作者深刻地揭露了以纣王为代表的商朝末期统治集团的暴虐：酒池肉林、炮烙忠臣、剖杀孕妇、奴役人民等。

《封神演义》还把在明代盛行的释道神仙的故事穿插进去，书中安排截教为助纣的势力，把释道作为助周的势力，双方斗法，进行激烈的战争。最后，截教与纣王败灭；武王入殷，以封神封国结束。

《封神演义》的作者塑造了众多的人物，他们具有不同的外形和特长。其中有的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典型形象，如姜子牙、土行孙、申公豹等。《封神演义》也不乏离奇生动的故事，如哪吒闹海等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

《封神演义》宣扬了“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等宿命思想，迷信色彩比较浓厚。在艺术上，《封神演义》描写的一次次破阵，反反复复地那么平淡的一套公式，十分枯燥乏味。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比同是神魔小说的《西游记》要逊色得多。

《四游记》为流行民间的四种神魔小说的合编本。分别为《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西游记传》。其内容大都是描写成佛成仙的迷信故事。

《东游记》，原名《上洞八仙传》，共二卷五十六回，嘉靖、隆庆时人吴元泰编，描写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人成仙的故事。八仙的故事，在明代以前已有流传，元人马致远的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就是有名之作。不过八仙的人名传说不一，吴元泰的《东游记》出来以后，才确定了上述八人，以后没有再改变。

《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共四卷十八回，隆庆、万历时人余象斗编。该书主要描述华光救母之事，是一部宣传佛教的读物。文字稍胜于《东游记》。

《北游记》，又名《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共四卷二十四回，也是余象斗所编。书中内容为真武大帝成道降妖事，主要为道教宣传。内容荒诞，文字拙劣。

《西游记传》，共四卷四十一回，杨志和编。该书内容与吴承恩所编的《西游记》大体相似。大约是杨志和与当时书贾为凑成东南西北四游记，对吴本《西游记》删改而成。文字与内容远逊于吴本。

明代中叶以后，短篇小说逐渐盛行起来。

明中叶嘉靖年间（1522～1566年），洪楩搜集了宋元明初的话本，汇编为《清平山堂话本》。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话本总集。现仅存残本三卷，共十五篇。从留存下来的篇章看，文字粗糙，大概是未经修改的话本原状。

万历、天启时期，话本盛行，文人拟作的也日渐增多。到明代末年，便形成了短篇小说创作的繁盛时期。于是有人把短篇小说纂辑刊印，最著名的是冯梦龙。冯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约生于万历初期，一生潦倒，五十多岁时才成为一个贡生，六十多岁时做了寿宁县知县，后闲居乡里。明亡、清兵南下时，冯梦龙曾往来奔波号召抗清，最后忧愤而死。

冯梦龙以毕生精力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研究和整理。《三言》是他进行这方面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三言》即《古今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书的总称，是冯梦龙纂辑的三种短篇小说集。《三言》都在天启时（1621～1627年）刊行。每书四十卷，每卷一篇，共收有宋元明话本一百二十篇。现在已很难指出其中各篇创作的具体时代，但其中有些篇章还是能够辨别出来的，如《古今小说》中的《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警世通言》中的《崔待诏生死冤家》、《金明池吴清逢爱爱》，《醒世恒言》中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显系宋元时作品。从故事内容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可以确切辨别属于明代作品的，有《古今小说》中的《木绵庵郑虎臣报冤》、《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施润泽滩阙遇友》等。

不管是宋元的话本，还是明代的作品，当冯梦龙把它们编入《三言》时，大都经过他的润饰和加工。有的是改定题目，修饰文字；有的只保留了原作的故事情节，加以改写。原来的作品，经过冯梦龙的整理改编以后，加强了故事情节，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性，语言通俗、朴素，完善了小说的形式。

《三言》的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有描写男女爱情故事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等。这三个故事从三个不同类型——妓女、贵族小姐和城市妇女来描写他们追求婚姻自由和爱情幸福的理想。有描写科举制度的腐朽情况的，如《老门生三世报恩》，揭露科举是荣华富贵的阶梯，中了进士做了官，“昧着心田做去，尽可荣身肥家”；“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字”。有描写商品经济繁荣情况的，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描绘了明代后期的一个江南市镇，“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

受时代的限制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三言》中夹杂着不少糟粕，宣扬消极出世思想的有《李道人独步云门》，淫秽色情描写的有《赫大卿遗恨鸳鸯绦》、《金海陵纵欲亡身》等，至于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篇章就更多了。

《二拍》即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凌濛初字玄房，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约生于万历初期，死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曾为上海县丞及徐州通判。《二拍》刻于崇祯初，与《三言》一样，每书四十卷，每卷一篇，共八十篇。但第二十三篇《大姊游魂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两书重出。而二刻第四十卷则为《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因此，《二拍》实际上只有短篇小说七十八篇。

《三言》主要是搜集整理宋元明的短篇话本，而《二拍》则主要是凌濛初自己的作品。凌濛初从古今文献和民间传说故事中，选取材料，经过自己的构思而写成短篇小说。有的本事在原书中只数十字，他加以扩展写成数千言。

《二拍》和《三言》一样，其中不少篇章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种种腐朽情况，同情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斗争。《二拍》也夹杂有淫秽之作，如《乔兑换胡子宣淫》、《闻人生野战翠浮庵》等不少篇章都有淫秽的描写和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

(1)　《宋史》卷21，卷351，卷353。

(2)　《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

(3)　《金瓶梅》第一回。

(4)　《金瓶梅》第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