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军虽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四月面临了少有的低沉局面，而这一处境很快就被改变，自是年五月起，它走出了低谷，又一次活跃起来，并且是空前的活跃——起义进入了高潮。形势变化之所以如此迅速，从主要方面看，一是由于当时北方连年大灾荒，促使大量农民群众参加起义队伍，二是由于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制定了能够进一步团结群众的正确的政治经济政策。

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高潮阶段，持续了五年之久，这五年形势的变化，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自崇祯十二年五月至十五年冬，是高潮逐渐形成的时期；第二小阶段自崇祯十五年冬至十七年正月，是高潮继续发展的时期；第三小阶段自崇祯十七年二月至同年四月，是高潮的顶点。

崇祯十二年五月至十五年冬，起义高潮逐渐形成的标志主要有三个：张献忠、罗汝才等部重新举起反明的旗帜；河南、山东等地新出现了许多当地农民群众组织的起义队伍；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再度活跃，并日益壮大。

如前所述，崇祯十一年（1638年）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先后受抚都不是死心塌地地归顺官府，因而重新举起反明旗帜的可能是存在的。不久，这种可能终于变成了现实，时在崇祯十二年五月。首先是张献忠于该月上旬再起于谷城，他“毁城、劫库、放囚”，杀明知县阮之钿，在墙壁上书写留言，“以告楚人，言反由总理（熊文灿）酷取其货”，“具列上官姓名，疏取贿多寡、日月”，并写上“唯襄阳道王瑞栴不取一钱”。从当时的客观环境看，张献忠再起后，为了避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必须“约（罗）汝才同反”。他看准了这一形势，在谷城再起后不久即率部离开谷城，开往房县境内——时罗汝才正在那里“解甲耕屯为观望”。张献忠到来后，罗汝才立即响应，也举起了反明的旗帜，并与之联合行动，攻下了房县城，时在同月下旬。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二十二日，张献忠与罗汝才率部自房县向西进入山中，熊文灿派左良玉追击。左良玉“谓路险饷艰，不可追；文灿身入祸门，不暇审计，强使行”。二十六日，左良玉与豫将罗岱一起出发，罗岱为前军，左良玉跟随在后，“逾房县八十里，至罗猴山（一作‘罗山’）”，“军乏食”，且遇起义军伏兵，罗岱为起义军俘虏杀死，左良玉“大败奔还，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千万余，士卒死者万人”。(1)

罗猴山之役后，张罗联军“欲入陕西”，而陕西明军扼守兴安，不得过，乃进入川东，又遭四川明军的抵御。同年九月，张、罗乃分开活动，张献忠向陕西转移，罗汝才转向湖广。十一月至十二月，罗汝才与明将杨世恩、罗安邦战于兴山县附近的香油坪，取得大胜，杨世恩、罗安邦身亡，全军覆没。(2)

张献忠、罗汝才的再起，说明了熊文灿处理农民起义问题的失败。明思宗在得知有关消息后，除了为农民起义的再度兴起而惊慌之外，对于熊文灿的无能极为恼火，当即将之“削官”，令其“戴罪自赎”。熊文灿的举荐人杨嗣昌见状不免心中着急，为了免受责难，遂“请自行以塞上意”。杨嗣昌的被重用，本是明思宗一意主张的，当时并曾力排廷论中的不同意见，现在出了问题，明思宗“亦望嗣昌立功，以靖众口”，因而杨嗣昌一提出“自行”，他即“亟许之”，决定由他往代熊文灿。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明思宗正式令杨嗣昌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到镇压起义军的前线“督师讨贼”，并“赐剑”，许“以便宜诛赏”。九月六日，杨嗣昌“陛辞”，明思宗亲自“赐诗祖晏”，其诗为：“盐梅今暂（‘暂’一作‘日’）作干城，上将威严（‘威严’一作‘新开’）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九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到达襄阳，入熊文灿军中。不久熊文灿即被逮入京，“坐大辟”。(3)

这时，力量最大、对官府威胁最厉害的起义军是张献忠一支，所以杨嗣昌把镇压的矛头着重指向了它。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左良玉击败张献忠于枸坪关（在陕西东南部，近四川），张献忠退入四川太平县，先屯大竹河，继移九滚坪，再移玛瑙山。左良玉请入川追击，而杨嗣昌令秦督郑崇俭率副将贺人龙、李国奇等部担负这项任务，仅令左良玉“发偏师”追击，对左良玉本人及其所部主力，则要求驻守陕西兴安、平利。左良玉认为杨嗣昌的决定不妥，不肯服从，坚持带兵入川。二月，左良玉在玛瑙山大败张献忠部起义军，“斩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献忠妻妾九人，被擒者七”；参战的陕西官军，亦“斩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三”。同月，“楚将张应元、汪之凤乘胜逐北，十六日，及之于水右坝，斩馘九百。献忠又走岔溪、千江河，蜀将张令、方国安十九日与战，复破之”。“献忠乃由千江河之十二湾，转入柯家坪”。张令“负勇争利”，再来相攻，二十七日被张献忠军包围。十几天之后，由于大量官军来救，张献忠军才解除了对张令的包围。接着，张献忠部又先后在寒溪寺、盐井、木瓜溪、黄墩等处与明军战，失利，于是转入了兴山、房县一带的深山中，进行休整。(4)

当崇祯十三年（1640年）上半年张献忠部在官军的围剿下艰苦奋战，并由四川转入湖广境内之时，罗汝才部也在与官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它在湖广境内活动了一段时间，而后向四川东部转移。与它一起活动的，尚有过天星惠登相、小秦王白贵等原来与之一起接受过熊文灿招抚而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随张献忠的再起而再起的几支部队。在四川东部，他们曾经打了一些胜仗，如五月中，重创四川参将张令，使之回营后毙命。但由于官军的顽抗，起义军损失也很严重。七月，罗汝才部“走房县，又至兴山”，与张献忠部再度会合。(5)

张献忠与罗汝才会合后，决定复入四川。经过八月的夔州土地岭等战，突破了官军设在川楚交界处的防线，九月至开县，奋力渡过达河，长驱西进。这时，小秦王白贵、过天星惠登相等部，已经再度投降明朝；所以长驱西进的，仅是张、罗两支起义军。十月，这支联军“破剑州”，“趋广元，从间道出百丈关，欲入汉中”，遇到官军阻拦，“乃逾昭仪，走保宁”，战梓潼，“渡绵河而西”，十一月，“趋乐至”，“逼简州”，南下“大足、内江间，屯于新店子”，十二月，破隆昌，下泸州。(6)

由于张、罗复入四川，杨嗣昌见“楚地稍靖”，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将自己的屯驻地点自湖广夷陵迁往四川，九月至巫山，继至夔州、重庆。此外，还令万元吉监诸路官军，尾随在起义军之后进行追击。十一月，万元吉“飨士保宁，以诸将进止不齐”，特地“申立军约，推总兵猛如虎为正总统”。十二月，杨嗣昌在重庆，“下令赦汝才罪，能降者授都司以下官；惟献忠不赦，有能擒斩者，赏万金，爵通侯”。但第二天，他的办公和居住处所，到处出现了“有斩阁部头来者，赏银三钱”的题字，杨嗣昌见之，“瞠视咄叱，疑左右皆贼”。(7)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于官军追来，张、罗联军撤离泸州，一改过去的自北而南路线，自南向北转移。十二日，破仁寿；十七日，“越成都，破德阳”；二十日，“渡绵河东行”；二十九日，“诈称杨阁部兵”，进巴州。崇祯十四年正月四日，“自巴州陷通江，走达州，焚断驿舍七百里”。在起义军进行这一自南而北、又自西而东的大转移之时，猛如虎仍在督促各支官军进行尾随追击，但因距离太长，官军被拖得十分疲劳，加上当时官军将领之间矛盾重重，有的干脆在中途停顿下来，参加追击的官军的数量也在减少；这便导致一旦发生战斗，官军很难取胜。正月十三日，猛如虎所率官军在开县黄陵城追及起义军，双方交战，参将刘士杰等战死。史书描写说：

猛如虎所将仅宁夏、固原兵六百骑听指使，余皆（左）良玉兵，骄悍不奉法，前从良玉优游不战，今从如虎日夜驰逐山谷中，皆不乐，唯参将刘士杰忠勇，有讨贼心。（万）元吉深忧之。己丑（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如虎率诸将及贼于开县之黄陵城，日暮雨作，诸将咸以人马乏，请诘朝而战。刘士杰曰：“自泸州逐贼，驰骛四旬，今遇贼而纵之，谁执其咎？请为诸君先。”策马竟进。如虎从之。士杰奋前搏贼阵，数交胜之。贼退奔山巅。献忠凭高而望，见军无后继，左军皆不进，因以精骑绕出官军后，大呼驰下。左军先走，士杰及游击郭开、如虎子先捷，皆战死。如虎率牙兵苦战，中军马智挟如虎决围出，印纛俱弃。

黄陵城之战后，张、罗联军“长趋东走”，同月“至夔州，宿于乾溪”，“攻巫山，不克”，疾走湖广境内。(8)

张献忠、罗汝才联军进入湖广境内后，从房、竹走远安、当阳，明郧阳抚治袁继咸“邀之，不能止”，张献忠留罗汝才于郧与之相持，自率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向襄阳进发。未至襄阳之时，先派二十余骑，“伪为官军，持军符令箭”，骗得襄阳守门官军的信任，进入襄阳，而后里应外合攻陷襄阳，明知府王承曾逃去。时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玛瑙山之役中张献忠失去的家属这时正拘在襄阳狱中，于是遂得与张献忠团圆。襄阳城中的襄王朱翊铭，也作了起义军的俘虏。张献忠见到朱翊铭后，端给他一杯酒，说：“吾欲断嗣昌头，远在蜀，今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饮此。”遂将之杀死。襄阳是杨嗣昌储存军资甲仗之地，其被起义军攻克，对明政府是沉重的一击。杨嗣昌在张献忠、罗汝才东返湖广后，亦随之进入湖广。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十八日行至夷陵，得到襄阳陷落、襄王被杀的消息，“惊悸，上疏请死”。接着来到荆州之沙市，又接到洛阳于本年正月被李自成攻克、福王被杀的消息，“益忧惧，遂不食”。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去，年五十四。袁继咸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闻，其子则以病卒报，莫能明也”。(9)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季之后，尤其是十三年之后，连续两三年自然灾害十分严重，从而导致各地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农民起义队伍。当时，由于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起自陕西、流动作战于各省的起义队伍被称为“流寇”，这些主要在各自家乡一带活动的地方性的农民起义队伍，便被叫做“土寇”。

崇祯年间，自然灾害几乎连年不断，而崇祯十二年（1639年）以后的两三年中，尤其严重，涉及的面积相当广，灾害的种类也比较多。据《明史·五行志》记载：

“水潦”：崇祯十三年五月，浙江大水。十四年七月，福州风潮泛溢，漂溺甚众。

“恒雨”：崇祯十二年十二月，浙江霪雨，阡陌成巨浸。十三年四月至七月，宁、池诸郡霪雨，田半为壑。

“冰雹”：崇祯十二年八月，白水、同官、雒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

“恒风”：崇祯十四年五月，南阳大风拔屋。七月乙亥，福州大风，坏官署、民舍。

“恒旸”：崇祯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

“蝗蝻”：崇祯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年饥”：崇祯十二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饥。河南大饥，人相食，卢氏、嵩、伊阳三县尤甚。十三年，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十四年，南畿饥。畿南、山东洊饥。德州米千钱，父子相食，行人断绝。

上述情况，在《绥寇纪略》卷十二《虞渊沉》及《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中也有记载。《豫变纪略》所载河南汲县人王国宁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所写的一篇奏疏，对汲县自然灾害的严重情况所述颇详，兹引录于下：

汲民宿孽干天，降罚惨酷，自从天启年来，迄今未有丰岁，民力日耗，勉强撑支。迨戊寅（崇祯十一年）、己卯（崇祯十二年）之间，飞蝗为害，弥山蔽野，吞啮无遗。二麦不登，三秋失望，然未至惨绝也。庚辰（崇祯十三年），入夏不雨，交秋复蝗，村落丘墟，城市罄竭。粟米一石价十六千文。漕粮刍豆，一粒莫办。掘草根剥树皮矣，典衣装拆屋舍矣，卖妻子噉尸骸矣，甚至父子相食矣，夫妻相食、兄弟宗亲相食矣，又甚之兵相食、盗相食、昼夜掠人充食矣，伤毁天性，灭绝人理。群盗横行于郊外，僵孱坐毙于街前。宦族巨家，倾囊涸辙，无济枵腹之急，而郡城虚无人矣。延至今春，百无一二，有有地无人者，有有人无牛具者，雨泽稍霑，剜肉播种，而古今未有春生之蝗蝻，遍野涌出，平地厚积尺余，麦禾扫地立尽。旱灾、瘟疫旋复交侵。目今夏秋之交，全无滴雨，今岁不能播谷，何时敢望收成？顾后瞻前，万难存活……版图空存，陇亩尽荒，猪面象眼之人形，凶秽冤号之苦状，呼天无路，祈死不能！

连续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确实使广大劳动群众痛苦至极。而当时劳动群众之所以陷入如此不幸的境地，除了自然灾害的原因外，还有明朝统治者残酷剥削的影响。如前所述，总数高达银七百三十万两的练饷正是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开征的。赋役的急剧加重，除了直接增加人民的负担外，也降低了广大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加深。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以后，由于自然灾害及官府剥削加重而出现的“土寇”，在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河南、山东地区，出现得最多。

河南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以前就已有“土寇”发生。如崇祯十一年二月，“舞、叶间妖民刘保儿作乱，知县李藩长平之”；“舞阳县奸民杨四作乱”，不久失败；七月，“白莲妖贼犯杞县，攻城二昼夜，不克而去”。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十二日，“土贼”一斗谷“犯柘城西关，遂袭城，不克而走”；四月“土贼”一条龙（按，此“一条龙”非陕西之“一条龙”，姓韦）、袁老山“作乱于梁、宋间”(10)。崇祯十二年夏之后，河南更有许多新的“土寇”陆续出现，数量越来越多。到崇祯十二年底至十三年初，河南的地方性农民起义队伍已达到“大起”的程度。《豫变纪略》卷三描写此后几年的情况说：

是时大旱蝗，川泽皆竭，濠隍之径扬尘。自是而后，土寇大起如蝟毛，黄河南岸上下千里中，营头不下百余。其倏起倏灭，或为将吏擒斩，或为其徒所兼并，如商丘黄老山、许州蓝大、蓝二，商水哪吒、二字王之类皆不著。而其尤大且久者，西则有李际遇、申靖邦、任辰、张鼎；南则有刘洪起、周家礼、李好、张扬；梁、宋之间则有郭黄脸、张长腿、王彦宾、宁珍、王文焕；其东则有李振海、房文雨、徐显环、程肖瑀、戚念梧等，皆拥众以为雄，凭栅结寨，彼此割据相攻杀……其公然离巢穴而肆剽掠者，如老当当、一斗谷、宋江、一条龙、袁老山、张判子之属不与焉。

《豫变纪略》的这段话列举了当时河南地方农民起义武装的近三十个首领的名字，而就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至少还可以补充二十个左右，如有“原武土贼张孟习”（崇祯十三年三月），“商水县土贼千金刘”（崇祯十三年三月）(11)，往来于“梁、宋之间”等地的袁时中，攻占过河阴的孟三（崇祯十四年春），裕州“土贼”张良相（崇祯十四年十二月）(12)，以及瓦罐子（崇祯十四年）(13)，艾一、侯二、侯四（以上皆崇祯十四年正月）(14)，武三（一作“武山”）、翟荣（一作“翟营”）、孙学礼、周道玄、徐良臣、金高、刘铉、李奎、郑乾、刘洪礼、狄应魁。(15)

在当时的众多的河南地方起义军中，影响较大、值得特别一叙的是袁时中一支。袁时中本为滑县人（一作“开州”人，一作“滑人，侨开州”），属北直隶。崇祯十三年（1640年），黄河以北、位于北直隶南部的一些府县大荒，“群盗无虑数十万，真定（今河北正定）以南道路全梗”，袁时中“啸聚亡命”起义，攻袭开州。当时因另有袁老山一营起义军，为与之相区别，袁时中的队伍便被称为小袁营。袁时中为人比较机灵，同起者不久“相继扑灭”，而他“渡河南走”，“往来梁、宋之间”。崇祯十四年五月，曾“窥凤阳、泗州，入蒙城”，这时部众已至十余万。崇祯十五年，曾与革里眼、左金王等革左五营起义军（该起义军此时的情况详下）在江北有过合作。不久，又改与李自成部合作（李自成部起义军这时的情况详下），作前锋，参与攻克睢州、宁陵、归德之役。又不久，因与李自成部关系不谐，自杞县率众脱离李自成起义军，时为崇祯十五年四月。此后，“徘徊归、亳、永、蒙间”，谋划接受明政府的招安，虽因故一直未能正式实现，但与明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崇祯十六年五月，由于他将李自成的使者扶沟庠生刘宗文“执送”明政府，又攻杀李自成的游骑，并将被俘者送给明政府处斩，李自成大怒，“合步骑二万”攻之，在杞县圉镇北，将之擒杀，“小袁营遂灭”。(16)

山东的“土寇”，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已有发生。史称“（崇祯）十二、十三年间，有开州人黄小槐者，自称顺天仁义王，有众一万二千，与东阿李澐相应，焚掠临清、沂州间。后在郓州玉皇庙为山东总兵杨御藩所执”(17)。到崇祯十四年，更是“乱四起”。“有李廷实、李鼎铉者，陷高唐州”。又，“东平吏胥开门迎贼，抚臣王国宾讨平之”。“泰安土寇至十余万，掠宁阳、曲阜间，兖州大震”。起义者以妇女穿上甲胄守营，而后主力外出活动。“闻青州兵至，还走邳、徐”，“直抵扬州之南沙河店”，“复向东平、张秋，围丰县”。这时，著名的起义军首领“以十数”，而其中以李青山为“最剧”。他本是一个屠户，“因乱啸聚，据梁山之寿张集”。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为官兵所败，转战“兖州之沂州”。崇祯十五年正月六日，被官军擒获，解往北京杀害。此后，山东的“土寇”仍有发生，如崇祯十五年六月，“土贼”魏鼎元就曾在宁阳与官军作战。(18)

崇祯十二年（1642年）夏以后，河南、山东之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地方性的起义武装。如“秦有窦阿婆，破名城，杀长吏”。(19)

崇祯十二年夏以后以山东、河南为主兴起的地方性农民起义队伍，其规模或实力一般都比不上李自成部等所谓的“流寇”，其政治态度也不尽一致，有的甚至在某一时期倒向了官府。但从总体和主要影响看，他们的兴起打击和牵制了官府的力量，有的还随着形势的变化，直接汇合到了李自成部等所谓“流寇”之中。因此，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它既促进了整个明末农民起义走向高潮，也是这个高潮已经到来的一个重要表现。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后，李自成部在川、陕、楚交界处约两年的活动，因人少势寡，影响甚微，史书记载不多，约略可知者有：崇祯十一年冬曾“从数十骑过谷城”与张献忠相会(20)；崇祯十二年秋，曾与重起反明的张献忠、罗汝才联合作战于竹溪和竹山一带(21)；同年冬的兴山香油坪之役，李自成部也曾参加(22)；崇祯十三年上半年，先后活动于奉节一带的山中（即所谓“巴西鱼腹诸山”）和大宁、竹山、上龛（房县西南一百八十里）等地，秋，转向陕西平利、洵阳一带，接着进入商洛山中(23)。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李自成所率起义军“出商洛，入豫，哨至淅川”(24)。这时，河南地区正是灾荒严重、“土寇”大起之时，因此李自成的起义队伍在此得到大量人员补充，重新活跃起来。

另外，这时有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参加到这支起义队伍之中。其一为举人李岩，史籍中多将之记为杞县人，初名“李信”，阉党李精白之子。曾“出粟千石赈荒”，在家乡甚得民众的拥戴。后因被动地与“绳伎”出身的起义军首领红娘子结婚，遭仇人指控，加之本县知县“恶其市名得众”，遂被捕入狱。“民之德之者”“杀令破械出之”。这次入狱的经历，使这个原来无意反对官府的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决定投奔“为众所拥”的李自成起义军。李自成早就闻知其名，得他来投后，“礼重之”，任为制将军，其李岩之名即投奔李自成后所改(25)。上述史籍所记李岩的身世、事迹，多不可靠；但李岩实有其人，且约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到达河南后，投奔了李自成起义军，则是可信的(26)。

其二为牛金星，宝丰人（一说卢氏人），曾中乡举，“以磨勘被斥”。崇祯十三年以前因友人医生尚的介绍，而得“见自成，自成奇其辨，与谋议帐中”。后因事回乡，被官府捕获，“坐斩”，又“得减死论”。当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到达河南时，牛金星“谒见于牙门”，自成得之大喜，遂委为重要谋士。(27)

其三为卜者宋献策。他是牛金星的朋友，由牛金星推荐而为李自成所用(28)。

这些知识分子因为都有比较丰富的政治知识和经验，投奔李自成后便帮助其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如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29)，赈济贫穷(30)，严明军纪，不许扰害群众(31)。如前所述，当时的河南、山东等地灾荒严重，明政府的赋税剥削也空前加重。此外，官军的纪律也败坏至极，史称“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32)。又称，官军往往杀百姓之首以“献功”，士兵“以愚主将，主将以愚监纪，监纪以奏朝廷，此弊久已通行”(33)。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李岩、牛金星等帮助李自成制定和推行了上述政策，无疑非常有利于劳苦大众，甚得人心。据记载，宋献策初见李自成时，“上谶记曰：‘十八子主神器’”(34)。按，这一谶记在明代广为流传(35)，其含义是“姓李的人当作皇帝”。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谶语不过是一个神秘的预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在明朝末年神权对于社会各阶层都有极大的威力的情况下，宋献策上这样的谶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李自成威望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对李自成起义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由此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进入河南后，其所以能很快得到大量的人员补充，重新活跃起来，除了客观条件之外，还与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加入起义队伍后促成了起义军政策策略的改进这一主观因素有关。李岩、牛金星等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对这支队伍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对此，史家很早就有评论，如《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指出：“闯贼在陕西时为饥民，在山西时为碌碌贼，出车箱峡后为大贼，至是（指李岩、牛金星等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群策群力，居然以英雄自命。”(36)

崇祯十三年冬以后，李自成起义军继续得到发展。以下简述其于崇祯十三年冬至十五年冬的战斗情况和壮大历程。

李自成起义军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进入河南后，很快就由南阳地区北上攻克豫西宜阳（十二月二十一日）、永宁（十二月二十七日）、新安等县(37)，接着开始向中原重镇洛阳发起攻击。洛阳为福王朱常洵的封国所在地，他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来到这里后，一直居住在这里。由于他是明神宗的爱子，之藩时得到优厚的待遇，不仅庄田数量大，而且得到大量的盐引；明神宗通过矿监税使搜刮到的金银珍宝，也有很多赏赐给他；因此其“富实逾于天府”。然而朱常洵非常吝啬，崇祯十三年，“河南大荒，人相食”，他竟置若罔闻，“不赈一钱”。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史载：“援兵之过洛者，口语籍籍，或詈道中，曰：‘王府金钱百万，厌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当时乡绅、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居于城中，“闻之”，以“大计”相劝，要他不要当守财奴，他根本听不进去。这种情况，不言而喻，是为李自成的攻城取胜提供了有利条件。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起义军开到洛阳城下，“攻西北隅甚急”，夜，明将总兵王绍禹所率守城兵倒向起义军，“开北门”，起义军进入城内。朱常洵匿于迎恩寺，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起义军对他非常痛恨，将之杀死后，福王府的财富成了起义军的战利品。李自成根据李岩、牛金星的建议，“发福邸中库金及富人之赀，以号召饥民”，在发放粮食及金银时，李自成对众人讲：“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令饥者以远近就食。男子二十以上愿从军者，月食四十金，敢能为将者倍之。从我可富贵，无为交手死。”这番话正好说到了贫苦大众的心坎上，所以人民纷纷响应，“奔走赴之者百万”。为了流动作战，二月初二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大队离开洛阳，转攻鲁山、汝州等地，留下投奔起义军的原明洛阳掾邵时昌担任“总理”，募兵驻守。几天后，明河南巡抚李仙风乘洛阳起义军力量单薄之机，“以游击高谦等兵”开来，邵时昌被杀，洛阳再入明朝官府之手。

这次李自成起义军之攻占洛阳历时虽然不长，但反映了这支起义军力量的空前强大，它已有从官府手中夺取大城市的能力了，这应视作李自成起义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38)

当河南的官兵开往洛阳之时，这一地区的另一重镇开封空虚起来，于是自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九日起，李自成起义军急奔开封，攻其不备。当时，河南的地方起义武装瓦罐子、一斗谷等已加入李自成农民军，开往开封的兵力约有三万人。经过三昼夜的急行军，二月十二日到达开封城下。城内明河南巡按高名衡、开封府推官黄澍、祥符县令王燮等慌忙布置防守。开封是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的封地，这时的周王是朱的后裔朱恭枵。朱恭枵与福王朱常洵有所不同，他懂得舍不得金钱就无法令人出力保护自己，因而自动拿出自己的库金，定赏格：有能出城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银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银十两。于是攻守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挖城成洞，匿身其中，城上“矢石不能加”；明祥符知县王燮“商计于巡按高名衡”，于城上“照洞”下挖，挖通后投以火药，起义军被迫退出。起义军抬来云梯准备强攻，城上官军大放火炮，死力阻止。二月十六日，原来调援洛阳的副将陈永福部官军，闻起义军攻打开封，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赶了回来，官军力量大增。第二天，李自成在城下观察敌情时，被敌人射中左目之下，深入二寸。十八日，鉴于一时不可能攻下开封城，起义军自动撤走，西破密县，又赴登封。这次攻围开封共历时七昼夜。(39)

崇祯十四年（1642年）二月，张献忠奇袭襄阳成功后，旋即放弃襄阳，与罗汝才转战而东。此后的近半年中，这两支起义军大体上联合在一起与明作战。他们先进入河南省境内，“攻掠汝宁以南光州、商城、罗山、息县、信阳等处”，又“围固始，破光山”，“逼麻城”，“陷随州”，“攻南阳”，“犯裕州”，“围唐县”，最后“犯德安”，“攻应山”。在联合作战的过程中，张献忠与罗汝才因故产生了矛盾（或说张献忠“好凌人”，罗汝才“久不乐”），互相分了手，于是罗汝才改与李自成联合，时在崇祯十四年七月，地点在河南的邓州地区。自此，李自成起义军“有众数十万，雄视河洛”。崇祯十二年夏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起义军中力量最大者是张献忠部，而此后，李自成部越来越成为最强大的一支。(40)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杨嗣昌死后，明朝廷任命原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代嗣昌尽督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山西及江南北诸军，仍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赐剑、敕、印如嗣昌”。但他是一个平庸无能之人，受命到任后，对于力量最强的李自成部不敢触碰，只拣力量稍弱的张献忠部作战，应付了事。不久，明朝廷另任昆明人傅宗龙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应丁启睿之请，将李自成部划归傅宗龙专办。傅宗龙与丁启睿相比，胆子大得多，敢于与李自成部较量。但他并非李自成的对手，双方只打了一仗，他就彻底失败，连自己的性命也丢了。这一仗，就是项城之役。

傅宗龙受命后，“议尽括关中兵饷以出，然属郡旱蝗，已不能应”，“兵部即以秦兵之在豫者李国奇、贺人龙之卒隶焉”；另外又派自本年春天受命率总兵虎大威以众二万来河南对付起义军的保定总督杨文岳，与之相配合。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初四日，傅宗龙、杨文岳等会于新蔡。贺人龙、李国奇将秦兵，虎大威将保定兵，共结浮桥，东渡汝河，趋项城，五日，两军毕渡，走龙口。这时，李自成与罗汝才的联军正在这一地区，“结浮桥于上流，将趋汝宁”。他们发现官军的上述动向后，即埋伏精锐于树林中，“阳驱诸‘贼’自浮桥西渡”。傅宗龙等据候骑得来的情报，以为起义军已“尽向汝宁”，即挥军全力追赶。这正好中了起义军的计策，被起义军的伏兵包围在河西的孟家庄，并受到猛烈的进攻。贺人龙“有马千骑不战”，李国奇“以麾下兵迎击”而不胜，“秦兵、保兵俱溃”。贺人龙、李国奇、虎大威皆逃向沈丘，傅宗龙与杨文岳率亲军退屯火烧店，坚持与起义军对阵。后来，杨文岳又丢下傅宗龙，逃向项城；傅宗龙檄贺人龙、李国奇来救，“二帅不应”；傅宗龙及其手下的部分部队遂被起义军“穿壕二重以围之”。当月十八日，傅宗龙粮绝矢尽，“简士卒，夷伤死丧之余，有众六千”，夜半突围，第二天中午，“未至项城八里”，为起义军追击俘虏。起义军带着他来到项城城下，拟借他赚开城门，他顽固地加以拒绝，起义军将他当场杀死。接着攻下了项城。(41)

项城之役后的三个月中，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乘胜在河南境内继续转战，攻克不少州县，其中尤为大快人心的是，在转战过程中杀死了叛徒刘国能、李万庆。

起义军占领项城后，分兵下商水、扶沟等地，接着移兵下叶县。叶县的明守将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降明的起义军叛徒刘国能。他降明后死心塌地充当明王朝的看家狗，参加对起义军的镇压，被明王朝提拔为副将，起义军对之非常痛恨。经过激烈战斗，叶县失守，刘国能做了起义军的俘虏。起义军从大局出发，曾劝他重新归队，而他执意不肯，起义军只好将他杀死。(42)

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月，起义军进逼舞阳县北舞渡。屯驻这里的是崇祯十二年四月降明的起义军叛徒李万庆，他降明后也是死心塌地地效忠明王朝，因而得为“赞画都司，管副将事”，镇守舞阳、襄城、郏县、郾城等处。起义军逼来后，他“力战不能胜”，做了俘虏；劝降，不从，被起义军捆在柱子上射死(43)。十一月，裕州、南阳、唐县、镇平、新野、邓州等府州县城落入起义军之手，十二月上旬和中旬，起义军连下禹州、许州、鄢陵等地。其中，起义军攻克南阳时，曾将明朝的重要将领猛如虎杀死。(44)

崇祯十四年（1641年）年底，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再次围攻开封。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大军开到开封城外，李自成屯“土堤外应城郡王花园内”，罗汝才屯繁塔寺，纵横二十余里，精兵约三万，兵力总数达四十余万。城内巡抚高名衡、巡按任浚、祥符知县王燮、总兵陈永福等画地设守，“下令民间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立斩以徇”。督师丁启睿自南阳领兵三千赴援，“就北门濠边筑垒屯之”，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义军一来相攻，这支官军即全部投降，“惟启睿在城无恙也”。但是，高名衡等对抗得却极其顽固。起义军从城墙外侧向里挖洞，城内官军即从城头向下挖，使与相穿，而后“以砖石长枪击刺”，使起义军在洞中不易存身，后来被迫“不挖直穴，更旁挖小穴以避之”。起义军“伐柏作台，长十丈余，广五丈余，高可三丈，上容百余人，置炮攻城”；城上的官军就在城头筑方木为台，比城外柏台更高两三丈，“燃炮俯击”，使城外柏台上的起义军根本无法立脚。崇祯十五年（1642年）元旦，起义军估计官军可能因节日有所懈怠，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但城内官军竟戒备森严，“奋死力敌”，使起义军的进攻无法得手。

到崇祯十五年正月十三日，起义军围攻开封已近二十天，而依然未下，这除了因为城内防守者的顽固外，也由于开封城乃系金海陵王所重筑，特别坚固；于是起义军决定用“放地雷”的办法攻城，但也未成功。史载：

“贼”于东北角凿城，作一大穴，约广丈余，长可十余丈，以布囊运火药于其中，无虑数十石。置药线三，长可四五丈，大如斗。是日（崇祯十五年正月十三日），骑“贼”千余俱勒马濠边，步“贼”无数，雁行列如将战然。巳刻点火，烟一起，黑迷如深夜，其声之震如天崩地裂，大磨百余片、砖石无算皆飞舞半空中，碎落城外二三里，濠边马、步“贼”一时皆为齑粉矣，间有人死而马自惊逸数里者。守陴卒未伤一人，城墙里半壁仅厚尺许，兀兀峙立如故也。

这次“放地雷”之后，起义军感到开封一时难下，而且得知保督杨文岳、左良玉等所率官军也将到来，遂决定撤围而去。正月十五日五鼓，老营拔营，部分起义军留下继续攻城作掩护，中午，掩护部队也得到了撤退的命令，“自西北往东南，扬尘蔽日”。起义军作出这一转移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它使自己摆脱了顿兵于坚城之下的困境，以利寻找适当时机，消灭比较易于消灭的敌人。(45)

李自成起义军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撤离开封后不久，把左良玉围在郾城，几经交战，左良玉部不是起义军的对手，郾城很有被攻下的危险。但这时，由于明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领兵来到襄城，使李自成没能一鼓作气攻克郾城。

汪乔年，遂安人，崇祯十四年（1641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原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丧命项城后，汪又擢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代宗龙，并受命出关镇压起义军。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他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及马步三万人出潼关，到达洛阳，得知左良玉被包围在郾城的消息，决定“留步兵火器于洛阳，简精骑万人兼程”赴襄城。其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乃是认为“襄去郾仅百里，而左又骁帅”，如此行动，可以出起义军的不意，进行前后夹击，从而“大破”之。二月十二日，汪乔年进入襄城，即分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将为三路，驻襄城之东四十里。

李自成得到汪乔年到来的情报后，马上解郾城之围，西向迎击。李自成之所以弃左而攻汪，除去为了避免军事上腹背受敌局面的出现之外，还因为他对汪乔年有特殊的仇恨之心。原来汪乔年在陕西，曾“奉诏发（李）自成”祖坟；在他的指使下，米脂令边大绶真的干了这件勾当。李自成的大军一到，贺人龙等三总兵吓得“不战而走”；左良玉也没有像汪乔年所盼望的那样带兵西来与之一起夹击，而是“悉众东走”，逃之夭夭。汪乔年无奈，只好带领尚未逃走的部分兵将与当地反动士绅躲在城内坚守。经过五天的交战，起义军攻下襄城。汪乔年不肯投降，被杀。时为二月十七日。两天后，起义军拔营而去。

这次战斗意义甚大，史称：从项城之役到襄城之役，李自成起义军“数月之间再败秦师，获马二万，降秦兵又数万，威震河、雒”。(46)

自襄城之役结束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李自成与罗汝才的联军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连下西华、陈州、太康、睢州、宁陵、归德、考城、仪封、兰阳、杞县、亳州、柘城等府州县城，于是进军到开封附近，发起了第三次围攻开封之役。(47)

五月初二日，起义军的先头部队来到开封城外，第二天，“老营至城西”，屯驻于距城二十里的阎李寨，李自成“屯其中”，众首领“环营其外”，“纵广约十五里”，罗汝才“屯横地铺”，与李自成营相去不远。起义军总数甚多，史载：“步贼十万，马贼三万……胁从之众近百万”。(48)

起义军刚到达开封时，城内官军认为自己是“以逸待劳，利在速战”，因而曾出城迎敌。但起义军“来势如潮”，“马步齐击”，出城的官军“覆没殆尽”。于是开封的官军，改为“谨闭城门，严加防守”(49)。城内组织抵抗的官吏，主要是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以及推官黄澍等，他们当时都坚决与起义军为敌，态度极为顽固。有鉴于此，加之前两次围攻开封皆因城坚未下的经验教训，李自成等决定这次开封之役，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为了更好地孤立开封之敌，在包围开封后不久，就派出部队攻下了开封西面的郑州、荥阳、荥泽、新郑等州县(50)。五月中旬，明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与总兵左良玉等领兵来救开封，至朱仙镇；几支部队“连营四十里，号四十万”。起义军闻讯，移营往拒。双方大战六日。官军各部之间矛盾重重，力量最大的左良玉不肯服从督师丁启睿的节制，这使官军在这场战斗中遭到失败。史载：五月二十二日“夜二鼓，杨营犹鸣炮夜战，而良玉竟引军望襄阳走矣”。丁启睿“闻而惶遽无所措，自跨马追之，不能及，军行无复行伍，敕书剑印遗于途弗觉也。乃由许州南走光固”。“迟明，杨文岳率所部走归德”。官军既溃，起义军声势更振，五月二十五日，“老营复回阎李寨”，恢复了对开封的包围。(51)

此后几个月内，顽守开封的官军再也没得到外来大批官军的增援，成了釜中之鱼。为了早日解决问题，起义军曾将招降书射入城中，称：

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李示：仰在城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照得丁启睿、左良玉俱被本营杀败，奔走四散，黄河以北，援兵俱绝。尔等游鱼釜中，岂能常活，可即开门投降，一概赦罪，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以干天和。倘罪重孽深，仍旧延抗，本营虽好生恶杀，将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矣。慎毋沉迷，自贻后悔。

但是，城内官军没有接受。相反，仍继续顽抗。他们除了用组织“义勇大社”等手法，将城内各阶层居民尽驱城头进行顽抗，还挖掘黄河堤防，企图用洪水消灭起义军。史载其事说：

汴人熟知河势，见往岁黑罡上流遇决，即自贼营一路而下，适当其要；密禀巡抚高名衡，随差谍者潜渡河北，书约巡按严云京举事，果使（总兵）卜从善大营架舟南岸，掘一昼夜，贼觉之，领兵冲散。逆贼恨甚，亦于朱家寨顶冲河口，直对北门挖掘小河一道，引水灌汴。幸未大涨，止引细流至城下，深才三四尺，随溢随落，竟不为害。及将周城海河灌平，民得网鱼充饥，贼乏（之）马步不能近城一步。

此事各书所记时间不一，大体在六月或七月之时(52)。后来，起义军嫌这道小河有碍攻城，又“发万人取土”将之填平。随着围困日子的增加，城内粮食日益缺乏，到八月，民间已靠水草、水虫、粪蛆、胶泥、新马粪等充饥，“八月终九月初，父食子、妻食夫、兄食弟、姻亲相食”的现象也出现了(53)。眼见起义军之拿下开封将是为期不远。但九月十五日，忽然发生黄河大决口，“黎明，水至城下，东北贼皆溺死，西南贼俱避水南遁”。第二天，“河水大至，入曹门（开封东门之在北者），水高丈余，南门遂坏，北亦冲破”。十七日，已是“满城弥望洪流”，“巍然波中可见者，惟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顶、周府紫金城、上方寺铁塔而已”。周王及城内高级官吏被人以船接至黄河以北，城中百姓绝大部分丧生水中。(54)

关于这次黄河大决口的原因，史书所载不一，或称为起义军决河灌城所致(55)，或称为明河南巡抚高名衡、开封推官黄澍等决河所致(56)，或称为官府掘堤于前，农民军再掘于后所致(57)，或称为上天所致(58)。近人所写论著，意见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认为此事与起义军无关。其真相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自五月下旬朱仙镇之战结束算起，到九月中旬开封被洪水淹没，起义军对开封这一大都会包围了近四个月；起义军最终虽未攻下这一名城，但这一包围本身，不能不说是充分显示了起义军力量的强大。

李自成、罗汝才联军既撤离开封，即西向转战，不出九月，连下郏县、巩县、孟津、汜水、长葛、遂平、西平、光州等一系列城池。此后便发生了著名的柿园之役。这一战役的对手是孙传庭。孙传庭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入援京城后，与当时在朝内掌握大权的杨嗣昌不协，不久被下狱。崇祯十五年春，由于杨嗣昌已死，而且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越战越强，明思宗重新起用他为兵部右侍郎，带领禁旅援开封。当陕督汪乔年战死后，他又受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不久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明廷催他迅速带兵出关，对付李自成起义军。他的军队本多新募，“不堪用”，但迫于朝命，只好勉强出师。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他率军“逾太行，由汜水渡河而南，潜行山中，出禹州”，时李自成起义军正在郏县之东，双方相距甚近，一场激战于是展开。孙传庭令部将“牛成虎将前军，左勷将左，郑嘉栋将右，高杰将中军”，设下埋伏以待起义军。交战开始，牛成虎佯装失利，将起义军诱入伏中。起义军败而“东走”。官军追赶三十里，及于郏县冢头。起义军弃“甲仗军资于道”，官军只顾发财，乱成一片。起义军乘机反攻，转败为胜，杀官军的“材官小将”七十八人，“倍获其所丧马”，消灭官军达数千人。孙传庭逃向巩县，再“由孟入关”。这次战役进行时，因“天大雨”，官军“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这是他们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有人称这次战役为“柿园之役”。(59)

当崇祯十二年（1639年）上半年大部分起义军首领接受明政府的招抚时，除李自成之外，还有五支起义军没有接受招抚，他们的首领是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老回回马守应、争世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60)。他们经常联合作战，因而被称为“革左五营”。“柿园之役”后不久，革左五营也与李自成起义军联合了起来。其具体情况如下：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下半年以后，革左五营逐渐大体固定在今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活动。其活动相当灵活，史称：“回、革善购土人为间谍，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官兵多则窜伏，少则迎敌；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61)为了对付这些起义军，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明王朝特派职方郎杨卓然“监督楚、豫、皖兵”，执行剿杀任务。十二月，在官兵大集的情况下，革左五营表示愿意投降，杨卓然入其营中，与之“定约”，并将之“安置于潜山、霍山、太湖之地”(62)。然而，“革、左称降，劫掠自如”。及至崇祯十四年春张献忠、李自成相继攻破襄阳、洛阳，“闯、献并横”，革左五营更加活跃，“大肆攻剽”。明思宗勃然大怒，下令兵部：分命有关官吏“分地责成，庶克底定”，并以朱大典为总督，“节制各路抚镇等官，进兵英山、霍山，专理督剿”。这一措施对革左五营来说，影响并不太大。当时起义的总形势是在日趋高涨，革左五营的形势自然也会越来越好。据记载，革左五营“依山避炎，秋凉又出”，在他们的打击下，鄂、豫、皖交界处的“山城长吏”，只能“挈印视事于濒江洲渚”。(63)

崇祯十四年七月，罗汝才部与张献忠部分手并合于李自成部之后，张献忠部单独在川、楚交界处作战，先后在郧阳、洵阳被官军打败，张献忠本人也“中弹”受重伤，于是经河南到江北，与革左五营相会合，时为当年九月(64)。张献忠部的到来，使革左五营的声势大震。此后他们经常与张献忠部联合作战。或单独，或联合，取得了许多胜利。如：崇祯十五年正月，“左、革破巢县”。二月，“左、革陷全椒”。四月三日，“献忠陷舒城”。四月十日，献忠、革、左等取六安。五月，献忠入庐州，革里眼入无为州。六月，献忠“破庐江”。七月，献忠“陷六安州”。十月，献忠“袭破安庆”。十一月，献忠“陷无为州”(65)。

崇祯十五年的十一月底到闰十一月上旬之时，革左五营改与李自成部联合(66)。革左五营这样做的动机，《绥寇纪略》卷十载：“献忠强鸷而猜，往时与汝才携阻，革左亦以此不附。”但这并非惟一的原因。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初六日，湖广巡抚宋一鹤在一个题本中谈及此事时曾说：“（回革等）狡谋日深，觊倚闯曹之势，负嵎汝宛之间。”(67)由此看来，李自成部力量的日益强大，当是促使革左五营向之靠拢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革左五营与张献忠在鄂、豫、皖交界处虽然战绩不小，但远远赶不上在河南的李自成部，李自成在河南屡败大敌的事实会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倘能与之联合，对自己更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李自成部联合，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革左五营之与李自成部实现联合，使李自成部的力量更加壮大。另外，这也可以看作明末农民大起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后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各支主力部队，除了张献忠一支外，其余都与李自成联合起来，以李自成与张献忠为首的两大支起义军并存的局面从此形成。

革左五营与李自成部合营后，是明末农民大起义进入高潮继续发展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起义军分别战斗在北方和南方，而且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自崇祯十五年冬至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部起义军战斗在河南、湖广、陕西三省，不仅打了许多胜仗，而且建立起了各级政权。

李自成部起义军与革左五营联合后，力量更大，“数逾百万，势益燎原”(68)，马上进行了汝宁战役。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十三日，李自成、革左等领兵来到汝宁。时杨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监军佥事孔贞会以川兵屯城东，与起义军相抗。双方交战一昼夜，官兵溃入城内。起义军继续奋战，终于从西北门攻入城内。杨文岳、孔贞会皆被起义军俘虏。李自成劝说杨文岳投降，杨文岳拒不接受，起义军在城南三里铺将之杀死。至此，河南省的黄河以南地区，基本上被起义军控制。(69)

汝宁既下，李自成起义军的矛头马上指向湖广襄阳。这时，左良玉率所部二十万驻在这里，由于官府供应的军饷仅“十之一”，“余皆掳掠自给”，当地群众对之十分讨厌，此外，其部下多是招降纳叛所得，“不奉约束”，因此，他根本不是李自成的对手。李自成起义军开来前，他已在樊城大造船只，准备南逃，而所造船只又被群众放火烧毁，只好另抢商人船只备用。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初三日，起义军到达樊城，左良玉曾进行抵抗，但当地群众积极支援起义军，不仅为之充当向导，使绕开左良玉布置的地雷暗弩，而且“抵死”为之“抬架铳炮”，使能顺利渡江。左良玉眼见大势不好，慌忙率部南逃，先至承天，又逃武昌，再至安庆、九江一带。左良玉南逃后，襄阳城内尚有郧阳抚治王永祚，他稍加抵抗后也弃城逃去，于是襄阳在十二月四日落入起义军手中。

此后，起义军乘机扩大战果，襄阳府属城枣阳、宜城、光化、谷城不久皆下。当月十八日，李自成至荆州，“士民迎入城”。“公安、石首、松滋、枝江、夷陵土‘寇’先起”，与之相应。二十八日，起义军攻占显陵。三十日，攻承天，崇祯十六年正月二日克之。正月三日下京山，十日下云梦，十一日下孝感，十二日至黄陂，十三日下景陵，以“马世泰守之”；下德安，以“白旺守之”，并传檄黄州，称：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

这一檄文，不仅痛斥了明朝统治的黑暗，宣传了起义军的拯民宗旨，而且针对当时官军军纪败坏的情况，特别宣布了起义军的严格纪律，并指出当地人士若能拥护支持起义事业，即可得到重用。这无疑对争取群众、分化士绅具有积极作用，表现出了起义军斗争策略的逐渐成熟。由于进军顺利，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所控制的地域已是“南跨大江”，包有“松滋、枝江及澧州”，“北滨大河”，“东有归德、汝宁、德安，西至潼关、远安”。承天、德安以西的湖广的北部，只有郧阳因起义军叛徒王光恩同明“郧抚徐起元设守”，未能攻下。后来，起义军控制的区域继续扩大，如是年三月，“富甲湖南”的常德也被起义军攻下。(70)

罗汝才部与李自成部联合后，仍旧自为一军。两部在战斗中配合相当谐调，史载：“自成之兵长于攻，汝才之兵强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不可能摆脱农民的狭隘、自私等缺点。他们自联合之日起就存在矛盾。他们在河南时，共得“五十余城”，在分配战利品中，“自成十之六，汝才十之四”，汝才部“稍为自成部众所侵，屡以驽骀易其善马，滋不平”。随着起义军势力的发展，来自外部（官军）的威胁显得相对变小，于是起义军内部李、罗矛盾更加扩大。当河南的黄河以南地区基本上落入起义军手中时，李自成“兵强士附，有专制心，忧汝才不为下”；而罗汝才虽奉李自成为兄，“恃旧故”，仍旧“尔汝之”。一次，李自成与罗汝才在一起喝酒，李自成说：“吾与汝起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分王。”李自成是故意对罗汝才进行试探，看他态度如何。罗汝才性“粗疏”，加之多喝了几杯，竟然没有一点谦下、服从的表示，“率尔答曰：‘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这使李自成“意色大忤”。于是双方互相合作的局面很难继续下去。(71)

除了罗汝才部与李自成部的合作发生危机外，革里眼贺一龙部与李自成部的合作也发生了危机。因为革左五营与李自成联合在一起后，贺一龙与老回回马守应对李自成虽听其军令，而“恶相属，请自为一军”，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并“颇与汝才善”，李自成对之疑心很大。(72)

地主阶级的挑拨，更加深了起义军内部的矛盾，终于导致了李自成与罗汝才、贺一龙的火并事件。早在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时，官府即已使出了这一伎俩，《汴围湿襟录》载其事说：

贼久无退志，巡抚高名衡闻闯逆与曹贼明密暗疏，曹贼久怀异心，实欲招安，无人敢任其事。据逃回兵士屡言之，高抚乘机遂写伪书一封，内称：“前接将军密札，已悉转祸为福之举；又见对阵打炮向上，不伤我军，已见真诚。本院已密题，首功元勋无出其右，封拜当在旦夕耳。所约密札河北兵马于八月二十九日子夜，由朱家寨南渡会合，专听举行。”随重赏谍者，潜投曹贼。后被闯营兵马捉获，搜得其书献闯。密而未泄，信以为真。后解围，于襄阳杀曹贼，为此故也。(73)

后来李自成之火并罗汝才，并非仅由这一离间所致，但它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最后直接引起李、罗火并的，是黄州的反动知识分子陈某的挑拨活动。陈某最初“客授襄阳”，后得交于李自成，并与罗汝才相识。他了解到李、罗之间有矛盾，遂挑拨离间。他“说自成曰：‘汝才必为变。’自成不应”。又“过汝才曰：‘将军苦人以恶马易善马，盍以字烙之，令识别自为群耶？’汝才曰：‘善，生其为我行之。’”他于是故意“分前后左右烙马字，而先烙其‘左’为一群”，并往报李自成说：“罗营东通（左）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李自成为其谎言所惑，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初七日，设酒邀请罗汝才与贺一龙。罗汝才心疑不至，贺一龙应邀而来。李自成即于酒宴上缚杀贺一龙。初八日五鼓，又率二十骑入罗汝才营中，在其帐中将之杀死。(74)

李自成杀罗汝才、贺一龙，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罗汝才的部分将士因此而脱离了起义队伍，如罗汝才的亲将杨绳祖、外甥王龙各以兵数千到陕西投靠官军，李汝桂以兵降左良玉。另外，与罗汝才关系密切的老回回马守应虽未因此脱离起义队伍，但不再接受李自成的领导，而转与张献忠合作。另一方面，李自成乘机对这两支部队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参之以亲信”，于是他们成了李自成可以直接控制的部队，从此，李自成对其所统帅的全部部队，实现了空前的集中统一的领导。(75)

李自成起义军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打下洛阳后，曾经任命官员据守其地，这表明最晚至此时它已开始有建立政权的计划。但是，由于当时限于力量不足，主力撤出洛阳时所留人员太少，不久洛阳再入明政府手中，刚刚创建的洛阳义军政权被颠覆。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李自成起义军没再实行这一计划，这当是从实际出发而作出的决定。崇祯十五年夏秋，其力量大有增强，建立政权的计划遂又实施，从此“每得一城，辄分贼防守”(76)。及至进入湖广，这一计划推行更力。《绥寇纪略》在叙述了李自成杀死罗、贺一事后，紧接着写道：“牛金星教以分等威，申职守，早自异于侪偶，创为官名爵号，大加署置。”(77)看来，罗、贺事件后，建立政权的工作迅速进行了一阵子。综合有关记载，李自成起义军自崇祯十五年夏秋以来开始的建立政权的工作，主要是在崇祯十六年春进行。其所建立的政权机构包括军事机构和行政机构。

在军事机构方面，最高的领导人称元帅。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底进入湖广以后不久，由奉天倡义大将军改称大元帅。元帅之下有将军。罗汝才被杀前，称“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罗汝才死后，“大将军”之称不复使用。一般的将军称号有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著名的将军有权将军田见秀、刘宗敏，制将军李岩、贺锦、刘芳亮等。将军之下的各级将领，包括：“都尉、掌旅、部总、哨总，各以等第降杀”。当时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等五营，其将领各由若干名将军充任，五营共有二十二将军。上述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外，还有分守各地的部队，这种部队的编制采用了卫的名称，如襄阳有襄阳卫，“左右威武将军高一功、冯雄各领三千人为久戍”；荆州有通达卫，用任光荣为制将军，配以六千人据守；承天置扬武卫；“汝宁卫威武将军韩华美守信阳，北扼孔道；均平卫果毅将军周凤梧守禹、郑二州，西备关中”。(78)

在行政机构方面，最高领导中心设在襄阳，改其名称为襄京。李自成“修故王宫殿居之”。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攻克承天时投降过来的原明钦天监博士杨永裕劝说李自成正式即位，因“牛金星不可而止”。李自成采纳杨永裕等人的意见，设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中央设上相、左辅、右弼，以及六政府（相当于明朝的六部）的侍郎、郎中、从事等职位，在要地设防御史（相当于明朝的道），以下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当时任左辅的是牛金星，吏政府侍郎是石首喻上猷，户政府侍郎是江陵萧应坤，礼政府侍郎是杨永裕，兵政府侍郎是米脂李振声，刑政府侍郎是江陵邓岩忠，工政府侍郎是西安姚锡允。(79)

李自成起义军所建立的包括军事、行政机构的政权，除了进行武装斗争外，对于发展经济也很重视。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下旬，明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一个奏疏里写道：李自成起义军到达襄阳后，“占襄阳地土耕种”，又“禁杀课耕，张官设吏”，规定“杀牛一只，赔马十匹”(80)。再如崇祯十六年二月，明湖广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在奏本中写道：李自成起义军到达荆州后，“设伪官，造伪印，给伪劄，百姓亦望尘投顺以为伪民”，起义军“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81)。这种重视经济的作为，对于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支持农民起义战争，其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柿园之役后，孙传庭退回陕西。为了准备与起义军再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鉴于“以前出关馈粮不至”而致败，又“造车载火器，名曰火车，赍衣粮弓弩”，“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以自卫”。此车共造二万辆。他知道起义军不易对付，因而“不欲速战”。但关中豪绅不乐意负担有关军饷，不欲其久留关中，其在朝中任职者“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靡饷’”。并传语威胁孙传庭说：“秦督不出关，收者至矣。”明思宗急于消灭起义军，也希望孙传庭早日出关作战，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命其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剑”，催战之旨频下。孙传庭不得已，只好勉强从命。

他以起义军的叛徒副总兵高杰将中军，以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雒为犄角，以延绥、宁夏总兵王定、官抚民为后劲，以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以起义军的叛徒、总兵白广恩统火车营，“令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合兵洛阳之下池寨，檄左良玉自九江趋汝宁夹击”。八月六日，“师出潼关”；十日，“师次阌乡”；二十一日，“师次陕州”。时李自成“闻秦师出”，尽发荆襄的农民军，“会于河南”，于是大战一触即发。

交战之初，孙传庭军曾占了一些便宜。九月八日，孙传庭至汝州，起义军的都尉四天王李养钝降。李养钝向官军泄露起义军的军情，官军于九月十二日攻陷起义军设防的宝丰县，杀其州牧陈可新，并于同一天夜里攻破起义军老营的所在地唐县，将安顿其地的起义军家属尽数杀害。接着，孙传庭又率军进逼郏县。但官军得势时间不长，战局即发生急剧变化。时官军皆露宿与起义军相持，而“久雨道泞，粮车不能前”，因而军粮奇缺。为解决军粮，孙传庭攻下了郏县。而此县甚小，仅“得骡羊二百余，分脔食之立尽”。领兵屯驻附近的李自成乘机遣轻骑出汝州，欲截官军粮道。于是官军恐惶万分，九月十七日“后军哗于汝州”，“流言四起”。孙传庭不得已，“分其军为三：以白广恩从大路，己与高杰从小路，还师迎粮”，以陈永福率部留守营地。但“前军既移，后军乱，永福斩之不能止”。起义军马上出动追击。官军返辔还战。正在激战时，官军中未习战阵的火车营推火车者见到官军“阵稍动”，大吃一惊，大喊：“师败矣。”而后尽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官军马匹“于衡不得前”。起义军的“佚骑凌而腾之”，“步贼手白棓遮击”，官军被打中者“首兜鍪俱破”。官军大败亏输，一日夜“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孙传庭“奔河北，转趋潼关，气败沮不复振”。李自成起义军郏县之战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明政府利用孙传庭所部消灭起义军的计划，而且消灭了孙传庭所部的精锐，为起义军重返陕西创造了条件。(82)

郏县之役后，李自成起义军乘胜追击。孙传庭刚到潼关，起义军的队伍也开了过来。起义军“间道缘山崖出潼关后夹攻”，官军大溃，潼关落入起义军手中。时为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六日。明将白广恩奔固原，高杰奔延安，高汝利奔汉中，孙传庭“知事不可为，乃跃马操刀，率亲丁数百骑，陷阵而死”。李自成起义军继续向西进军，连下华州、渭南。十月十日克临潼。于是明朝控制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西安暴露在起义军的兵锋之下。这时，西安城内因部队多被孙传庭带走，守兵寥寥无几，为了应急，只好“留川兵之归蜀者五千人助防”。这一点点官军，远不是起义军的对手。而季当寒冬，“兵无冬装”，或劝秦王朱存枢“人给一棉衣”，秦王朱存枢却不肯答应，官兵的士气大受影响。十月十一日，起义军开来，负责守城的明将王根子开城投降，起义军进入城中。陕西巡抚冯师孔、陕西按察使黄炯、长安知县吴从义皆投井死；秦王朱存枢作了俘虏；布政使平湖陆之祺及里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提学佥事真宁巩焴等向起义军投降。(83)

李自成起义军攻占西安，附近许多州县闻风而下，但西北地区是明朝驻守重兵之处，还有不少城邑不经武装较量是不能到手的。因此，此后起义军马上进行了攻占明朝的整个西北地区的战役。

李自成首先派部将追高杰、高汝利和白广恩等明朝败将。其中李过（李自成之侄）北追高杰于延安。“高杰东走宜川，河冰适合，遂渡河入蒲州，绝蒲津以守”（后辗转南逃至江淮地区），起义军追至河边“冰解不得渡，乃止”。田见秀南追高汝利于汉中，“汝利遁入蜀，寻复降”。贺珍、刘宗敏、袁宗第、党守素等西追白广恩于固原，白广恩以城降。白广恩既降，李自成与之挈手共饭，相对极欢；明将“左光先闻之，亦降”。另一明将陈永福时拥众观望，李自成派白广恩相招，陈永福表示担心李自成不忘开封之役箭伤左目之仇，李自成即豁达地说：“此各尽其事，何害！”并折箭为誓，誓不报复。于是陈永福下定决心，弃暗投明，归服起义军。(84)

而后，李自成起义军攻打榆林、宁夏、甘州等地。榆林是延绥镇城所在地，总兵王定为起义军的声势吓破了胆，听到起义军到来的消息，预先“诡言讨河套寇，率所部遁去”，这里的防守力量相当空虚。但兵备副使都任、副将惠显、参将刘廷杰，及里居将帅尤世威、王世钦、故延绥总兵李昌龄等坚持顽抗到底。带领起义军来攻城的是李过及刘芳亮。在攻城之前，起义军曾派延安人舒君睿“以自成手书来说降，且赍五万金犒师”，都任等拒不接受。大规模的围攻于是开始。自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交战十几天，起义军终于攻进城中(85)。宁夏继榆林之后，受到起义军的进攻，明总兵官抚民支持不住，“开门降”(86)。甘州之受到起义军的进攻，又在宁夏之后。甘州是甘肃镇城所在地。在进攻甘州以前，起义军先攻兰州，兰州官军开城投降，起义军遂得“渡河”，继下凉州、庄浪两卫，“即进逼甘州”。明甘肃巡抚林日瑞据城顽抗，起义军乘夜坎雪而登，林日瑞被俘，甘州落入起义军手中，时为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87)。此后不久，起义军又拿下了西宁，西北全境为起义军所占领。(88)

李自成进入陕西地区后，对于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创建的军政机构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和发展，使之更趋健全。最高行政中心设于西安，改名为长安。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开始称王，建国号为“顺”，改元永昌，造甲申历。拜牛金星为天佑阁大学士。以乾州宋企郊为吏政尚书，以平湖陆之祺为户政尚书，以真宁巩焴为礼政尚书，以归安张璘然为兵政尚书。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以下封伯、子、男。为满足政权机构对官吏的需求，又“设科目试士”，以宁绍先充考官，用“定鼎长安赋”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89)。李自成起义军军政机构的上述调整和发展，是起义力量空前壮大的一个标志。

在李自成起义军凯歌猛进豫、楚、陕的崇祯十五年冬至十七年正月，张献忠部起义军也相当活跃，英勇转战在湖广、江西的广大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只是其力量与李自成部相比要小一些，当时无力与李自成起义军较量的左良玉部却敢于与之相争斗，这使张献忠部除战果累累外，还略带几分被动。

当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革左五部北上河南与李自成部合营时，张献忠部仍留在皖西地区活动。十二月十日曾攻桐城(90)，十二月十二日曾下太湖(91)。就在这时，由于李自成起义军的进军襄、荆地区，左良玉避自成东逃，由襄阳而武昌，再逃安徽，且“尽撤楚兵以从”，使湖广东部的蕲黄地区至武昌一带，空虚起来。看到这种情况，张献忠遂决定西移湖广，这使他此后不久取得了空前的胜利。(92)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二十三日，张献忠起义军攻下黄梅(93)。几天后，下广济及蕲州(94)。二月十日，前锋至蕲水，三月四日五更，进入该城(95)。三月二十三日，“自蕲水疾驰至黄州，乘大雾攻城，黎明城陷”。该城有叫张以泽者，“先期集亡命”迎接起义军，又有“生员李时荣拜马首”归附起义军。献忠“据府称西王”(96)。四月初，起义军下麻城。这里的“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平时为非作恶，及至起义军至，企图把家僮编成武装来保护自己。因而“听其下纠率同党，坎牲为盟，曰里仁会。诸家竞饰衣甲以夸耀之”。但家僮们与他们并不一心，一旦组织起来，“遂炮烙衣冠，推刃其故主”，当张献忠进攻麻城时，是“里仁会之首曰汤志”者，与诸生周文江，共同将起义军迎进城内(97)。五月五日，起义军渡江破武昌县。这时，湖广省城武昌城内明朝文官武将混乱一片，防守准备极不充分。“时议募兵守城，而库藏空绌”，封地在此的楚王朱华奎“积金数百万，三司长跪请贷金数十万以饷军”，他竟令宦官搬出朱元璋搞分封时赐给的一个金裹交椅，说：“惟此可佐军需，他无有矣。”三司长只好“痛哭而出”。里居故大学士贺逢圣“倡义捐资募兵，佥谓宜募土著”，而适有一部分“承天、德安溃兵”来到，楚王即将之“收为军锋”，称“楚府兵”，这样的军队，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武昌城内的这种状况，表明官兵是守不住的。

当时，起义军的大营尚在江北，“会楚府募兵官张其在者罪被笞，往投之”，尽以城内军情相告，李时荣在城内的族人也相约作内应，起义军遂于五月二十三日“从鸭蛋洲毕渡”，向武昌发起攻击，二十九日“傅于堞”，三十日城下。张献忠进入楚王宫中，见其库中积金，感慨地说：“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楚王被沉入江中而死。武昌之下，是张献忠起义军第一次拿下省城这样的大城市，从这一角度讲，是其空前的大胜利。(98)

在取得空前胜利的形势下，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正式建立农民政权，称武昌为京城。张献忠“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建二大旗于门，曰‘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九门俱树二旗，曰‘天下安静’、‘威镇八方’”。中央机构有“六部、五府”，以周文江为兵部尚书，以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京城设有五城兵马司。又以李时荣为巡抚，武昌举人谢凤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改武昌府为天授府，以周综文为知府，任沈会霖为汉阳知府，黄元凯为黄州知府。“开科试士，取七十八人，补二十一州县官并佐贰”。以汤志为游击，守麻城。以张以泽为总督，镇蕲黄。“李时荣死，用谢凤洲代之”(99)。由上述情况可知，张献忠建立的这一政权，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模式。

张献忠起义军在蕲黄、武昌一带的胜利，使明朝廷甚感不安，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二十四日，明思宗命兵部传谕：“凤督禁旅会兵左良玉，共击献贼，以全股荡平为功，不得劳师糜财，坐误时机。”(100)于是有关官军开始向张献忠起义军发起反攻，其中左良玉部尤为凶恶。张献忠起义军之进军蕲黄、武昌一带，本是寻找军事力量薄弱的间隙，现在官军前来相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便及时撤了出去，其撤往的地区，是今湖南和江西两省。于是蕲黄、武昌一带重入官军手中，而起义军却新得到了更大的一块区域。其具体的变化过程，大要如下：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十六日，左良玉派总兵方国安及副将徐懋德、马士秀“以舟师破献贼于蕲州之黄石港”(101)。七月二十日，方国安等从起义军手中夺去大冶。七月二十七日，“献忠闻楚兵渐集，以张其在、谢凤洲等四贼帅守武昌”，身率大队，“为浮桥于金口，悉众西渡。分营为三：一屯白罗山，一屯白石矶，一屯蒿洲。连舟湖中，息马山谷，潜图犯岳”。八月一日，方国安等攻陷黄州。八月五日，徐懋德、马士秀等攻陷武昌。张其在率起义军转移，谢凤洲自杀。与此同时，明凤督马士英所遣六安诸生黄鼎，在麻城地区联络当地地主武装，策反周文江，杀死汤志。(102)于是张献忠部全部丧失了蕲黄、武昌地区。

张献忠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后不断南下。八月五日，经过反复较量，战胜了偏沅巡抚李乾德的抵抗，攻克岳州。八月七日，“献忠前锋至湘阴”。八月二十三日至长沙。巡按御史刘熙祚，保护着封地在这里的吉王朱慈煃（第一代吉王为明英宗第七子朱见浚，天顺元年封，成化十三年就藩长沙）、本年封地荆州被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后逃来这里的惠王朱常润（朱常润于天启七年之藩荆州），逃向衡州。起义军攻围长沙三日夜，八月二十五日入城，明将尹先民、何一德降，推官蔡道宪拒降被杀。张献忠大书檄文，传布四方，宣布：“孤提天兵临长沙，一日之内两府三州归顺……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而后追击刘熙祚等至衡州，八月二十九日将该城袭破，吉王、惠王和封地在这里的桂王朱常瀛（朱常瀛于天启七年之藩衡州，见《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五）逃向永州。张献忠令尹先民守衡州，遣兵对三王跟踪追击。刘熙祚派人护送三王南入广西，自己在永州死守。城中有人做起义军的内应，开城迎接，起义军进入城中，刘熙祚做了俘虏，不久被杀。起义军之占领永州，已是这年的九月。在此前后，宝庆、常德等地也为起义军所占领，张献忠起义军统辖了今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当攻占常德时，因这里是杨嗣昌的老家，其家族组织团练与起义军为敌，所以起义军对其家族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宣布将其“霸占土田，查还小民”(103)。由于张献忠起义军占领了湖南，接邻的广东也受到波及，这年十月，“献忠别部趋连州。南赣兵备副使王孙兰驻韶（州），兵不满百，闻贼至，遽自经，知府逾城走，韶民尽窜。已而‘贼’不至”。(104)

在基本上占领湖南后，张献忠又分出部分兵力，挥师东入江西。九月二十五日，“献忠前锋至袁州插岭”。明守备陈平策“侦探不设”，起义军“奄至，仓卒迎降”。九月二十六日，张献忠自湘潭山中拔营向萍乡，“士民牛酒”相迎，第二天，献忠入萍乡。接着，张献忠退回长沙，派部将张其在向袁州进军。十月四日，张其在围万载县，明地方官逃去，起义军入城。十月五日，张其在拔插岭，分兵屯萍乡、醴陵境上，“檄萍乡造册献马”；瑞州、临江、新喻、分宜、袁州的明地方官逃窜一空。张其在乘机“以兵千人自浏阳、万载分道至袁”，袁州士民俱书“顺天救民”四字于门。热烈欢迎起义军入城。

这时，左良玉派副将吴学礼来争袁州，起义军不敌，袁州被吴学礼占领。但吴学礼所部开来后，对袁州、临江、吉安三府在山谷间避乱的士民肆意杀戮，三府士民屯结山险与之相抗。江西巡抚郭都贤“以兵民仇杀”，令其撤回九江，另招土著设守。这给张献忠起义军在江西重新活跃提供了条件。同月十七日，“张其在自长沙突犯吉安”，明分巡湖西副使岳虞峦“方阅兵于郊”，起义军开来的消息一到，其兵皆溃，岳虞峦急忙“脱冠微服”逃命。第二天，“其在入吉安”，所属吉水、永新、安福、太和诸县同日归附起义军，起义军分设官员，“改吉安为亲安府，庐陵为顺民县”。而后张其在传檄袁州，城内敌视起义军者不敢抵抗，慌忙逃走，袁州重入起义军之手。十一月二日，张献忠起义军下建昌，不久，又得抚州、南丰两城。至此，这支起义军在湖南和江西所占地区之广，达到了其顶点。(105)

张献忠起义军进入湘赣地区后，左良玉等部官军跟踪而至，特别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以后，官军开来的越来越多，起义军所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十一月二日，总督江楚应皖军务吕大器以官兵攻吉安，擒斩起义军所设官吏，庐陵、吉水先后为其所夺。十一月十七日，左良玉留副将张应元、吴学礼、卢鼎驻九江，令马士秀等率水师入楚，钞“岳（州）、长（沙）”，出起义军之后，令马进忠等“将骑兵趋袁（州）、吉（安）”，迎击起义军之前。十一月二十四日，马士秀等攻占临湘，并进而夺取岳州。十一月二十六日，马进忠等攻夺袁州。十二月八日，吕大器“复茶陵、醴陵”。面对上述形势，张献忠决定放弃湘赣，转战新地区。十二月六日，他“以水师至岳州”，迫使“官军退守汉阳、武昌”。而后“虚设”官吏于“江南”，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率大队“自岳州渡江，至荆州”，与活动在那里的老回回马守应部合营。

这时，正值李自成大队人马开进陕西，荆、岳间有其暂时立足的条件。但张献忠没有在这里停留，而是决计西向四川。史载：“或有献计东下取吴越者，献忠终忌（左）良玉在，乃决计入蜀。”这一记载仅仅解释了张献忠没有“东下取吴越”而是西入四川的原因，至于他为什么不在荆岳地区停留的原因则未涉及。按之当时的形势，当是因为前此不久，荆州本属李自成的势力范围，在他到达这里与马守应合营以前，尚有李自成的两个将领在这里与马守应“争雄”，他到来后，李自成的两个将领才舍此而去；这不能不使张献忠担心：倘在这里久留，将与强大的李自成起义军发生冲突，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细察彼时张献忠的处境：北有强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东与南皆有不易对付的左良玉等官军，荆岳地区又不可久留，剩下的实只有入蜀一条路。由此可见，张献忠之决策西攻四川，并非偶然。张献忠起义军“大队自岳州渡江至荆州”后不几天，左良玉部官军便重占“长沙及湘阴、湘乡诸县”，湘赣地区重归明朝。(106)

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春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湖广的荆襄地区后，在其高级领导层中曾就起义军的战略发展计划作过讨论。《绥寇纪略》卷九载其事说：

会左辅以下官，议出兵所向。（左辅）牛金星请先取河北，直走京师。（礼政府侍郎）杨永裕谋顺流下金陵，断运道，则燕都自困。兵政府从事顾君恩进曰：“两人所言皆非也。金陵势居下流，虽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取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定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有可攻，退有所守，方为全策。”自成从之。

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郏县之役后，跟踪追击，进军陕西，占领西北，并非偶然的行动，乃是其先据西北、再出晋地、“后向京师”的整个战略计划的具体实施。在这一战略指导下，李自成起义军在占领西北地区后，又马不停蹄，调转矛头，转战晋燕，迅速攻占北京城，推翻了北京的明朝中央政权。自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至同年四月的明末农民起义，之所以被视为发展到其高潮的顶点，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化。

早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对西北地区的占领接近完成之时，李自成已经开始派出部队渡河入晋：十二月二十日，李自成起义军“抵河津，自船窝东渡”，二十二日“攻平阳，拔之”。二十三日，过河的这支部队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的名义，驰檄山西各郡县，宣布：“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我圣主体仁好生”，“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不忍坐视”“晋燕久困汤火”，“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银，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檄文传出，许多“郡县望风迎款”。(107)

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亲率大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攻夺北京的战役于是大规模地展开。二月二日，下汾州(108)。二月五日至太原，明山西巡抚蔡懋德罢官而尚未离任，即派部将牛勇等出城迎敌，但皆被起义军杀死。连战数日后，起义军终于攻进城内，时为二月八日(109)。在围攻太原之时，李自成曾“传檄远近，略云：‘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110)。对于明朝的黑暗统治的这一有力揭露，无疑是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军事进攻。史称：这时李自成派人到“河南、山西各州县”做地方官，士民苦于明朝的“征输，乘乱逐旧官，焚香迎贼如狂，旧官造册设晏，交代而去。李岩复造为童谣，唱云：‘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穷民云霓傒后”。(111)

攻下太原后，李自成率起义军继续北进。先至忻州，不战而下。遂围代州，明山西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交战数日后，周遇吉因“食尽援绝，退保宁武”。起义军跟踪而至，双方再次展开激战，城墙被起义军用炮轰塌，周遇吉即组织部下重新修补。二月二十九日（一作三月一日），“官军力尽”，起义军攻入城内，将周遇吉俘虏杀死(112)。宁武之战，是李自成亲自率领起义军由陕西向北京进军的过程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此后，起义军就几乎没有再受到什么阻拦。

三月一日，起义军抵大同城下，明大同总兵姜瓖早在这年年初已暗中降附起义军，这时即开城门迎接，大同巡抚卫景瑗被俘自杀。大同为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王朱桂的封地，崇祯末年的代王为朱传，李自成入大同六日，将其全家杀死殆尽。而后起义军“徇阳和，长驱向宣府”(113)。三月十一日，起义军至宣府，明监视太监杜勋郊迎三十里之外。巡抚朱之冯登城企图抵抗，但士兵皆不听其指挥，他让士兵向起义军发炮，而“默无应者”，“自起爇火，则炮孔丁塞，或从后掣其肘”。城中人得知起义军纪律严明，“不杀人”，“且免徭赋”，“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看到这种情景，顽固的朱之冯无可奈何，自缢而死(114)。三月十五日，起义军抵达居庸关，明总兵定西伯唐通、司礼太监杜之秩迎降，巡抚何谦逃走(115)。三月十六日，昌平被起义军占领(116)。三月十七日，起义军大队到达北京城下。(117)

李自成在亲自带领起义军由太原经大同、宣府、居庸关向北京进军的同时，还另派部分起义军作为偏师，由山西、河南与北直隶交界处，经北直隶的南部和中部，向北京方向挺进。这支偏师的主要率领者是刘芳亮，其进军路线和到达各地的具体时间，史籍中所记不如李自成所率主力部队清晰、系统，但大体脉络有迹可循。兹据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就其要点叙述于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十四日，刘芳亮带领起义军进入潞安。时潞安的明官早已“闻风遁去，城门不闭”，起义军未受阻拦，即得其城。刘芳亮在这里设置官员留守后，立刻率军离去，“分骑趋怀庆、彰德”(118)。二月十六日，刘芳亮率军攻克怀庆府，明河内知县丁泰运被俘，拒降而被杀(119)。接着，卫辉府城也被起义军占领(120)。二月二十五日，刘芳亮至彰德，俘赵王朱常(121)。同日，刘芳亮派人带着谕降牌，到大名府招降，行至大名城西段村铺，谕降牌被明分巡大名兵备副使朱廷焕派人打碎。三月初六日，刘芳亮亲率大军到大名，朱廷焕见势不妙，迎至十里之外。刘芳亮进城后，“究问打牌事”，终将朱廷焕杀死(122)。三月初八日，在当地人张汝行的迎接下，刘芳亮经磁州至广平府。三月十一日，留下“郭都尉、常掌旅”镇守其地，带领大队人马北上。张汝行请为北上的前锋，刘芳亮答应了他的请求(123)。此后，刘芳亮率领起义军经过顺德府，攻下了南宫县(124)，并约于李自成所率大军进至北京城下时，取途于河间，开向保定城。(125)

另外，据有关记载分析，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起义军的将领任继荣曾从山西带兵到井陉，而后到真定(126)。大概这支部队在刘芳亮自河间开向保定时，也向保定进发，并在那里与刘芳亮部会合在一起。(127)

从上述可知，刘芳亮所率领的偏师，与李自成所率主力，在崇祯十七年二三月，沿着不同的路线，同时向北京方向进发，从而形成了南北配合的钳形攻势。这一钳形攻势的战略，有利于切断明朝中央政权与外界的大部分联系，减少其外逃的可能性。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中旬末，当这两支大部队接近会合，即钳子的两端即将闭合之时，北京城内的明朝中央政权，几乎得不到什么外援，就像瓮中之鳖，面临被起义军一举尽歼的命运。

当李自成起义军于崇祯十六年底到崇祯十七年初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明思宗就已感到大难即将临头。由此到起义军开到北京城下时，明思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藉以阻止起义军的前进步伐，挽救明朝中央政权的危亡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措施无法奏效，只不过是徒劳无益的挣扎而已。概括地说，当时明思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如下几项：

第一，派遣李建泰督师出征。

李建泰，山西曲沃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拜东阁大学士。不久，李自成起义军“逼山西，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赀，可藉以佐军”，因而有意以之为资本，亲自与起义军较量一番。有一天，明思宗临朝而叹，对面临的“亡国之象”深表不满，表示要亲自督师出征，与起义军决一死战，说罢痛哭失声。面对此景，各个大学士，包括李建泰，纷纷请求代其督师出征。明思宗惟允李建泰代其出征，说：“卿以西人平西地，朕愿也。”明思宗之所以看中李建泰，是由于考虑到了他有家财“饷军”，不须另出“官帑”的缘故。明思宗非常重视这次出征，特为李建泰加衔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使可“便宜从事”。又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二十六日，专门行“遣将礼”，除派“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太庙”外，并亲至正阳门楼，为李建泰赐宴饯行。宴上“出手敕曰‘代朕亲征’”。宴毕，亲自目送李建泰带军出发。(128)

虽然明思宗对这次出征极为重视，但此时明朝已十分空虚，而李自成起义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进军神速，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史载：“建泰以宰辅督师，兵食并绌，所携止五百人。甫出都，闻曲沃已破，家赀尽没，惊怛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至定兴，城门闭不纳。留三日，攻破之，笞其长吏。”(129)后来，李建泰经真定，南行至大名、邯郸一带，看到李自成起义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心中更怕，遂“北向鼠窜”，其溃兵“所过之处，恣意劫杀”。曾破广宗城，“官帑民舍，抢掠一空”。二月中旬，退至河间地区。过东光时，因军纪败坏，“士民闭城拒守。建泰怒”，又“留攻三日，破之”(130)。到三月中旬，在刘芳亮所率起义军由河间而向保定进军时，李建泰又急忙退到保定城里。到这时为止，李建泰尚未与起义军打过一仗；而北京的明朝中央政权已经到了灭亡之日；几天之后，随着保定城被起义军攻破，李建泰也做了起义军的俘虏(131)。李建泰的这次出征，是一次彻底失败的军事行动。

第二，用内官监视诸边和近畿要害。

这一措施主要采取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二月中旬，明思宗一次决定派出太监十人，对诸边镇和近畿要害进行监视，其中“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先（一作‘李宗化’）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西协”。对于这一决定，兵部尚书张缙彦曾提出异议，认为：“今日粮饷中断，士马亏折，督抚各官危担欲卸，重责欲分，若一时而添内臣十员，不惟物力不继，有失体统，抑且事权分掣，大误疆场。”但明思宗不为所动，坚持派出。后来，明思宗仍有类似举动，如三月八日，曾派太监杜之秩出守居庸关。

明思宗之所以派出太监监视诸边镇和近畿要害，乃是由于他对文武百官极不信任。但太监实际上也不可靠，当时明思宗的处境是树倒猢狲散，被派出的宦官除了极个别的忠心耿耿外，其余的绝大部分后来都投降了起义军，前文述及的杜勋降于宣府、杜之秩降于居庸关，即是两个典型的例子。(132)

第三，向北京及其附近调动军队。

北京虽是明朝的首都，但“武备积弛”。负责保卫北京的京营，一方面“戈矛朽蚀未试”，战斗力极弱，另方面，兵员严重不足，尤使明思宗头痛。这时，其士兵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因“出征”而远在南方，留在京城者有五万人安排在城外屯扎，其余用于“登陴”者，“仅存羸弱兵五六万”，而“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一人要管数堞。有人为解决守城士兵不足的问题，提出“佥民兵”之议，但因担心老百姓靠不住，临战“一人走”，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大事”即去，此议只好不用。于是“议增兵外城则内城缺，增兵内城则外城又缺”，真是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到三月十七日起义军兵临城下时，明思宗命令所有的太监——上自各监局掌印，下至小火者，“俱上城”参战，“每堞始得一人”，不得不依靠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守城。由于京城的兵力如此缺乏，所以向京城及其附近调动军队，成了当时明思宗所采取的又一个重要措施。(133)

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明思宗下令“征天下兵勤王”(134)。三月初，又特别下令调镇守宁远对付满洲贵族的辽东总兵吴三桂“率兵入卫”，放弃山海关外的土地；调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率兵入卫”(135)。明思宗的这一系列调兵命令发出后，各地应调而至者寥寥无几。其原因在于当时事态发展甚快，各地来不及行动，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明朝已经大失人心。此外，明朝驻在各地的将领们多从保存实力出发，看到李自成起义军力量强大，不肯前来找倒霉，这也是应调而至者寥寥无几的一个原因。例如，刘泽清接到入卫命令后，不仅“不奉诏”，而且“大掠临清南下”，不久就远避至江淮一带(136)。明思宗的上述命令发出后，只有唐通于三月七日领八千人到达北京，明思宗连忙“召见之，慰劳倍至”；三月八日，命其前往居庸关同杜之秩防守其地，但没有几天，他就在居庸关同杜之秩一起投降了起义军(137)，这在前文已经述及。奉调“入卫”的吴三桂接到命令后领兵向山海关内增援，可是三月十六日他才到达山海关，而起义军已于次日到达北京城下，并以一两天的功夫，迅速拿下了北京城。(138)

第四，令百官、勋戚、太监捐饷。

这时的北京不仅缺兵，而且缺饷。三月八日，明思宗问户部左侍郎吴履中“带金几何？”回答是：“八万”。国库仅有这么一点银子，要应付起义军攻城，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自这年的二月中旬起明思宗就下令百官、勋戚和太监捐出一些私有银两，以解燃眉之急。当时规定以捐三万两银子为上等。但不管官吏，还是勋戚、太监，都很少有人肯捐献。勋戚中“惟太康伯张国纪输至二万”，“进爵为侯”。明思宗派太监徐高谕皇后周氏之父嘉定伯周奎“宜为戚臣首倡”，但周奎“谢无有”。徐高“泣谕再三，辞益坚”。徐高“怫然起曰：‘皇亲如此，国事去矣，多金何为？’”周奎见实在推辞不过，始上疏勉强答应“捐万两”，明思宗嫌少，“勒二万”。而实际执行时，周奎是“密启求助于”女儿周皇后，周皇后“勉应以五千两，令（周）奎以私蓄足之”。周奎却“匿中宫所畀二千两，仅输三千两”。他确实无银可捐吗？绝对不是，起义军进入北京后搞追赃助饷，他被搞出的现银有五十二万两（一作五十三万两），“珍币复数十万”。其余勋戚所捐皆没有达到万两的。太监中有曹化淳、王永祚等少数人捐银三五万两，但大多数太监不肯捐出，“诸奄俱大书其门曰：‘此房急卖’，复杂出玩好陈于市以求‘售’”，以此种种手法表示自己无力捐饷。太监“王之心富甲诸珰，上面谕之，仅献万金”。后来他被起义军追赃助饷时，被追出银子十五万两，“金玉他物称是”。文武百官的捐助，皆不过银两“几百几十而已”。

明思宗为了从他们身上榨出油来，先后改用了几种办法，“先论衙门，每衙门限助若干”，后改令按官吏的籍贯分省捐出，“限浙江六千，山东四千，余各有差”，接着又改令“每一大臣举一堪输者以应令”。但不管哪一个办法，收效都不大。这次捐饷，最后捐助的银两总数是二十万。不言而喻，明思宗依靠捐饷来解决军饷缺乏问题的企图完全落空了。(139)

第五，发布诏令，争取人心，分化起义军。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十三日、三月六日和三月十八日，明思宗曾以罪己为名三次下诏。其颁布这些诏书的目的，都在于争取人心和分化起义军。明思宗在这些诏书中，一方面对当时人民遭受战争之苦、负担沉重的“无艺之征”以及政治黑暗等现象的出现承担责任，检讨自己的罪过；另方面表示要“痛加惩艾，深省夙愆”，“一切不便于民，尽行革去，与天下更始”；此外，更以“准与赦罪立功”为诱饵，煽动起义军内部的所谓“胁从之流”背叛起义军，归服朝廷。但此时，起义军的势力如日中天，而明王朝已危在旦夕，如此危局，岂是明思宗的几纸罪己诏所能挽救。这一点，《国榷》的作者谈迁在评论三月六日的罪己诏时就曾经指出：“此诏……使移于昨冬，则远近闻之，或为感动。今剥床以肤，祸临俄顷，出都城一步，咸怀疑易虑，其畴为信之！”(140)

第六，酝酿南迁。

在李自成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军北京之时，明朝大臣一方面进行各项准备抵御的工作，另方面不少人感到兵力有限，孤城难守，打算丢下北京城逃往江南，这在当时称为“南迁”。主张逃跑的人有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少詹事项煜，以及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等人。他们或主张明思宗本人“南迁”，或主张明思宗留守北京而由太子朱慈烺先行。李邦华主张明思宗留守，太子南下，他在一个奏疏中说：“皇上自然守社稷，若皇太子则可抚军矣，仁庙之故事可考也。今屹然旧京，我皇祖奋兴故地，东南兵马不下西北，皇太子若往，望风争趋，不呼自集，况草野义师，枕戈豪杰，又相与引领者乎！财赋又在，不费远输；元气犹存，不比凋丧。有皇太子在其处，则皇上之守社稷，声势壮密，呼吸关通，贼即纷张，人心坚固。愿我皇上行之也。”李明睿则主张明思宗本人南迁，他在一次被明思宗召见时曾明确地说：“今（起义军）逼近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对于上述意见，明思宗反对太子先行，因为他认为：“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而对于本人南迁，明思宗颇感兴趣。但他为人虚伪，极好名，怕人议论，“耻于自发，欲廷臣力劝而后行之”。所以，他曾多次寻找机会，让大臣商议此事。在每次公开商议时，他作出的姿态都是不允南迁，而内心里却希望形成大臣一致要求南迁的局面。然而，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出现，因为当时许多大臣不敢明确主张此议，他们“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此外，还有的朝臣，如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甚至出来反对南迁。这样，一直到起义军打到北京城下，关于南迁的酝酿也没有成功。从酝酿开始，到起义军打到北京城下酝酿被迫停止，前后历时两个多月。(141)

上述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起义军与明朝官府双方的斗争形势，决定了明朝北京中央政权必然迅速崩溃。三月十七日，起义军大队来到北京城下后，明朝驻扎在城外的三大营立刻溃散，其巨炮等武器皆归起义军所有，起义军“反炮攻城，轰声震地”。三月十八日，起义军架飞梯猛攻西直、平则（今阜成）、彰义（今广安）三门，并派在宣化投降的太监杜勋和在昌平投降的守陵太监申芝秀入城内与明思宗谈判。杜勋“盛称贼人马强壮，锋不可当”，要明思宗“自为计”；申芝秀则“备述贼不道语”，要明思宗“避位”。明思宗不肯接受杜勋和申芝秀所讲的条件，谈判没有成功。下午申刻，彰义门被起义军攻破，起义军进入北京外城，当晚又开始攻入内城。明思宗见状不妙，在宫中先逼皇后周氏自杀，又让人把太子朱慈烺（十六岁）及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朱慈炯（十三岁）、永王朱慈炤（十二岁，一说五岁）送到皇宫之外躲藏起来。与太子二王临别之时，他为之解去“常服”，换上敝衣，并告诉他们：“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之中，匿形迹，藏名姓，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日戒也。”后来他又以剑砍死六岁的女儿昭仁公主，砍伤十五岁（一作十六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在剑砍长平公主时，他口中喊着：“汝何故生我家！”明思宗这一番杀妻砍女，反映了他失败前的绝望心态。但他不肯投降。当他完成了杀妻砍女之事后，与提督内外京城司礼太监王承恩“手持三眼枪”，带领太监数十人，“皆骑而持斧”，离开了皇宫，其目的是趁着黑夜出城，突出重围。他与随行的宦官折腾了好长时间也没出得城去。他们行至齐化门（今朝阳门），“守城内监疑有变，以矢石相向”，不得出；再“走安定门，又不得启”。这时天已向曙，失去夜幕的掩护，明思宗和他的几十个随行太监，是无论如何也冲不出重围的。于是，明思宗重新回到皇宫，与王承恩一起自缢于万岁山（俗称煤山，今景山公园）。三月十九日，起义军大批进入内城，城内居民“俱书‘顺民’两字粘于门”，并“设香案，粘黄纸一条，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热烈欢迎起义军的到来。中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自德胜门入城。明思宗的自杀和李自成的进入北京，标志着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明朝北京中央政权的覆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个巨大胜利。(142)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这里占领了四十余天。时间不长，但所做的事情却很多，总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项：

第一，严明军纪，稳定社会秩序。

李自成起义军自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起就已重视严明军纪，这一政策后来一直坚持执行，并且随着攻占城镇的增多，其中还增加了明确保护工商业、稳定市场的内容，如《再生纪略》记载，起义军自山西东渡、向北京方向进军后，“一路不杀不劫，以结人心，平买平卖，不许罢市”。及至进入北京，起义军当天就“榜示开业，罢市者斩”，并揭榜宣布：“大师（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扰民财者，即磔之。”有两个战士违令“抢前门铺中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示众(143)。由于严格实行军纪，所以起义军在进城之初，纪律是相当好的，社会秩序非常安定，史书中有不少关于起义军“果尔肃然”(144)，“不抄掠”，以及市民“大喜传告，安堵如故”(145)，“人情稍帖”(146)之类的记载。

不过，在谈及起义军在北京军纪严明之时，不可溢美。它有两点不足之处，不可隐讳。一是在进北京之初，在军纪严明的同时，也有“约束未能遍”之处(147)，离将领“耳目稍远”者，往往“纵恣自若”(148)。当时“兵士掠财淫掠”而被发现、遭到“枭首”处分者，数量不少(149)。到晚上，“掠金银、淫妇女”的违纪现象发生尤多(150)。二是进北京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纪渐不如前。史载，“初贼略不犯民，散居民家，唯收兵器火药，取饮食，渐至淫掠箠斫，人情大扰”(151)。四月下旬山海关之役失败回城后，更是“较前绝无纪律”(152)。有的史书说，有时“竟夜零贼淫掠，贼不能禁也，大房无不搜者”(153)，这些记载或许有所夸张，但也反映出当时的军纪确实已不能严格执行。这时起义军的领导层，虽有“出牌安民”之举(154)，但也有一些领导人主张对违纪现象加以宽容，如牛金星、顾君恩对军纪不严导致“人情大扰”有所不安，为此曾提请刘宗敏注意，然而刘宗敏却大不以为然，竟说：“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军者我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我已制其肘腋，设有动摇，闭门分剿，不烦鸣金击鼓，一时可尽。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部分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对于当时军纪之渐不如前，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155)

上述记载说明李自成起义军在严明军纪上做得实在不够。这是不足为怪的。农民既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又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小私有者。作为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他们有反对压迫、剥削的革命性，他们之能够参加农民起义，其根源就在于此；但是作为小私有者，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又有自发的个人发家致富的倾向和要求，这种倾向和要求有时甚至可以使之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当他们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城之后，面对北京城内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居民和大量的财富，他们具备了通过任意掠夺居民而实现个人致富的可能，于是破坏军纪的情况便难免发生。当时，虽然起义军首领从大局出发颁布了严厉的禁令，并对犯纪者进行了严厉的处罚，但这些措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无法改变农民军成员的阶级本性，无法根除其不择手段搞个人发家致富的自发倾向，因此也就无法杜绝违犯军纪、扰害居民的现象的发生。违纪现象的发生，不利于农民军与当地居民搞好关系。从史书记载看，到最后起义军撤离北京城时，出现大队人马撤离后，数千未及撤离者被“都人”“搜斩”的事情，这当与起义军在北京城的后期纪律不好大有关系。(156)

第二，招抚近畿。

近畿地区主要是由刘芳亮所率领的偏师由晋、豫、冀交界处向北挺进后攻取的。在北京被李自成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攻下的第二天，这支部队已进抵保定城下。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起义军开始攻城。当地乡绅家居光禄少卿张罗彦、署府事同知邵宗元、太监方正化等固守。三月二十四日，起义军将保定城攻克，方正化被造反的官军杀死，张罗彦自杀，邵宗元被俘处死，而后起义军有部分人留守，其余开进北京(157)。至此，北京以南的近畿地区基本上归入起义军的管辖之下。但是，近畿的有些地方，刘芳亮所率偏师始终没有开到，因此李自成所率主力部队在拿下北京后，也曾派人对近畿的一些州县加以经营，其使用的方式基本上是乘战胜之余威，加以招抚。典型的例子是对通州和天津的招抚。三月二十日，有起义军五六骑至通州，在城下大呼：“京师已下，不得坚守。”明废弁魏广胜与起义军相识，负粮出迎，于是督饷侍郎党崇雅“率诸将吏迎降，知州张经自缢死”(158)。明天津兵备副使原毓宗，“母在京，贼厚遇其母以招之。毓宗闻都城不守，遂奉表入都纳款”。在原毓宗的安排下，天津城头飘起黄色旗帜，大书“天祐民顺”，居民的门上也写上了“民顺”字样。(159)

第三，派兵南下。

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后，还派出了部分军队南下扩大占领区。其进军的目标，是占领山东省，而后继续南下江淮地区。进军山东基本上是顺利的，但南下到今江苏北部后，遭到明朝漕运总督、淮扬巡抚路振飞等人的抵御，没能进一步深入。当时所派南下部队不是一支，首领有权将军郭升，他“率三千人犯济南等府”(160)，四月，到达济宁府(161)后往兖州，留下掌旅傅龙以千人守御济宁(162)。还有制将军董学礼，他于四月六日奉命“以千人南至宿迁”(163)，曾途经德州(164)、济宁(165)，占据宿迁后，曾与路振飞作战(166)。又有制将军白邦政、巡漕户政府从事方允昌，他们“以兵二千索饷至淮上，见（明朝官军）守御甚严，退屯宿迁”(167)。据记载，白邦政、方允昌到达济宁时已是五月上旬(168)，他们到达宿迁的时间当更在其后。有一些派出的将领，姓名失载。如“以兵二千下登莱”的将领，只知是制将军。(169)

上述被派出的将领所率部队，数量都不太大，这当是由于这时起义军占领地区骤然增大兵力感到不足所致。但是，当时明朝的势力在北方一带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之中，因此，这几支力量不大的军队却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它们的进军，使得李自成起义军所控制的范围，除了原有的湖广北部、河南、山西、北直隶及西北地区之外，又增加了几乎山东一省和今江苏北部地区。这一成绩说明李自成起义军的派兵南下决策，极为正确。

第四，进行政权建设。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政权建设方面又作了进一步充实，主要有规定和颁布有关仪制、筹备登极大典以及充实各级官吏等内容。

在仪制方面，规定“大僚加雉羽于冠，服方领”(170)，自认“以水德王，衣服尚蓝”，官吏“品级以云为等，一品一云，九品彷之”(171)。又规定“凡文官俱受权将军节制，行跪礼”(172)。还颁布李自成本人及其先祖的名讳，其“自、印、务、明、光、安、定、成等字，悉避”(173)。当时曾刊印《永昌仪注》一卷，其有关仪制皆详载其中(174)。

李自成进入北京前尚未登极称帝，进入北京后，他花费不少时间，筹备正式登极的典礼。他本人曾与明朝降官探讨过登极的有关事宜，如为什么“郊天不荤酒、不近内、不刑”等(175)。他手下的有关官员为此更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们除了率领有关人员演习登极礼仪外，还根据皇帝登极要经过臣下“劝进”的惯例，自三月二十六日起，每逢“三、六、九日”都要进行“劝进”(176)。不过，登极的日子一拖再拖。最初定在三月二十九日，后改为四月初一日，再改为四月初六日，又改为四月十二日，接着改为四月十五日，而实际上最后真正举行登极典礼之时，已是四月二十九日——即李自成在北京居住的倒数第二天(177)。登极计划之所以一改再改，主要是由于起义军面临的事情过多，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筹备。到最后举行典礼时，也是搞得非常仓促。

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要筹备登极大典，殆是因为此举有一定的政治作用。登极大典举行之后，就标志着“名分已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对于提高起义军的政治地位，扩大其政治影响，增强其政治号召力是有利的。到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已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离北京城，但在撤离的前夕，他却坚持在北京把登极大典举行完，虽因时间限制，只能草草从事，也在所不惜。这当是因为鉴于北京作为京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只有在这里举行登极大典，才有较大的被人承认的可能性。

充实各级官吏的办法主要采取了两条：一是进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甲申传信录》记载：四月初四日，牛金星等“考试举人，题下：‘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进考七十余人，大率皆顺天府人”。“初六日，榜取实授举人五十名，量才授职”(178)。二是从明朝旧官吏中挑选。当时北京的明朝“文武官僚约三千余人”(179)，其中极少数人因顽固仇视起义军，自杀身亡，作了明朝的殉葬品，而其绝大多数最初“潜藏惟恐不深”，不敢贸然出头。三月十九日，起义军“下令，勋戚文武各官，俱于二十一日朝见，愿为官者量才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自是，各官乃往往为人出首”，在“歇家衙役长班”的驱迫下，三月二十日，各官纷纷找到起义军“投职名”。此后，起义军便从他们当中挑选了一部分人，安排为起义军政权的各级官吏。(180)

关于起义军挑选这些人出来任职的人数，各书记载有所不同，但大体相差不多。如赵士锦《甲申纪事》记载，三月二十三日“点用九十六人”，三月二十六日又选中了一些（未记具体数字）。陈济生《再生纪略》记载，三月二十一日选拔“九十二名”，后“牛金星又送降官五十员到吏政府，限次日听选”。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三月二十六日“选升各官四品以下百余人”。可见，当时选用总数约为一百多人。上述被选用的官吏，原在明朝的官衔品级都不超过三品，以三品而获用者只有一人，“凡三品以上者俱不与”(181)。除了上述一般官吏外，起义军入京时尚在狱中的原明朝官吏，这时也有被放出授官者，他们的原有品级也都不高。(182)

从上述李自成起义军进京后进行政权建设的各项活动来看，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们使得起义军的政权机构得到充实，制度也渐趋完备。但也可发现，随着这些活动的进行，其政权的封建等级制和封建专制的色彩在急剧加浓，旧式的封建政权被李自成起义军当成了自己建立政权的榜样。这一现象再一次表明，单纯的农民革命不可能根本推翻封建制度。

第五，追赃助饷。

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以后，曾经广泛地宣传“不当差、不纳粮”之类的口号(183)，而实际上并没能废除赋役的征收。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刚刚占领西安后，就规定“明年粮每石征一两三钱，今冬每石折草六十斤，输长安”(184)。不过其所征比明廷要轻，如在河南辉县，原来明廷每亩正加钱粮实际征收额达到“一钱三分至二钱余”(185)，而李自成起义军在这里“每地一亩派银五分”(186)，两者相差数倍。这样，起义军通过税收所得就数量甚微，而不停顿的战争无疑需要庞大的军费；另外，起义军的赈贫政策，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支出。可以想象，单凭税收，起义军在财政上是满足不了需要的。那么，这一出大于入的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分析史书记载可知，一是靠军队屯田，如曾在南阳、襄阳地区搞过屯田(187)；二是靠接收明官府的库存；三是靠以“助饷”的名义向各级士绅征收。上述三条中，向各级士绅征收一条是最重要的。这种活动，当时也称为“追赃”，因为起义军认为“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188)，“衣冠所畜皆赃耳”(189)。追赃所得的钱财数量很大。

早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入关中时，李自成起义军就已经要求“巨室助饷”，如渭南乡绅南氏曾被责“饷百六十万”(190)。及至进入北京，这项活动继续进行，但搞得过分激烈。它始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俱责输纳”，所派之数，大体是：“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这些官吏剥削群众、贪污国库从不犹豫，但从自己腰包里掏钱从不痛快，这时被派助饷，自不会顺利缴出，于是起义军就用关押、严刑对付他们，“如云不办，即严拷勒”(191)。当时起义军总负责此事的是刘宗敏和李过(192)，刘宗敏为了便于行刑，共造“夹棍五千副”。行刑地点，或在刘宗敏的住处，或在其他监押处所，或在路边。被刑的人数，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三(193)。起初追赃的对象仅是官吏，后来“各处搜求渐密，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由于追赃助饷搞得过于激烈，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四月七日，李自成到刘宗敏家中，要他酌情释放被关押追赃的人员。四月八日，大部分被关押者才得到释放，不过继续关押的还有“百十人中”之“一二”(194)。据统计，起义军在京追赃所得银子共“七千万”两，其中得之勋戚者十之三，“内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195)

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所搞的追赃助饷，是对原来的剥削者进行的剥夺，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在他刚刚来到京城，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如此激烈地进行这一活动，不言而喻，是极不策略的，它使当时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正在归向起义军的原明朝官吏，又基本上被推回到起义军的对立面，使起义军陷于孤立。另外，当时的“追赃”所得，也未见拿出一部分用于赈济京城的贫民，这也不利于争取人民的拥护。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没能久占，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进行追赃活动时搞得过分激烈，表面上看，乃是由于执行政策时分寸掌握得不当，而从更深一层来分析，则是源于农民小私有者的狭隘和自私性。

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的上述五项活动，反映了起义事业仍有所发展，但也反映出这一起义事业在走上顶峰后，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严重的问题也逐渐出现了。这些严重的问题使农民军渐渐失去了广泛的同情和拥护，原来的政治优势开始丧失。这种状况表明，李自成起义军没能经受住胜利的考验。

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之没能很好地经受住胜利的考验，还表现在起义者本身趋于生活腐化，战斗意志日益丧失。这也与农民阶级的阶级性有关。贪婪与腐化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当起义农民的小私有者的私有性，在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得以迅速膨胀趋向于贪婪时，生活腐化、贪图享乐、厌烦艰苦斗争的坏作风就同时降临到了起义者身上。这种种坏作风，当时起义军从上到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时有些起义军战士虽然还未发展到生活腐化的程度，但因缺乏远大的革命目标，也开始顾恋小家庭的温饱，不愿继续奋斗。

李自成本以不好酒色著称，但进入北京后，贪图享受的坏毛病也不能丝毫不染，只不过与其他起义将领相比，程度较轻而已。《平寇志》卷九载：“自成与刘、李诸贼分宫嫔各三十人，牛、宋诸贼臣亦各数人。宫人费氏，年十六，投井，贼钩出之，悦其姿容，争相夺。”“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归所据第，呼莲子胡同优伶、娈僮各数十，分佐酒，高踞几上，环而歌舞，喜则劳以大钱，怒即杀之。诸伶含泪而歌。或犯闯字，手斩其头，血流筵上。”这种封建贵族作风，已经脱离群众。“（三月）戊申（二十日），贼兵尽入民居，自成聚牛、宋、刘、李诸盗，酣饮宫中不出”。《燕都日记》四月十二日条载：吴三桂在山海关起兵对抗起义军的消息传来后，起义军将领“无一人欲战者……至黄昏，（李自成）召刘、李两贼率众御敌，互相推诿，贼首无可如何，遂决计自出”(196)。《再生纪略》载：“逆闯震恐（于吴三桂之起兵对抗起义军），躬叩刘、李两伪府，求其出御，伪将耽乐已久，殊无斗志，逆闯乃下令亲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载：“贼兵橐俱盈，臂上珠宝金钏，累累皆满。”《平寇志》卷十载：“贼闻关东兵至，咸涕泣思归，无有斗志。有客行市上，触贼刀背，遂为牵去，怖欲死。将至一宅，数十人群坐大嚼，或膝坐妇人弄之。见客至，群起问曰：‘能作字乎？’曰：‘能。’出瓦砚败笔，争拉之曰：‘我辈不能作字者，为我代书。我辈父母、妻子在陕，生死未可知，聊寄家书以慰之。作贼不过多得财，得亦无由寄，从征辛苦，何以为家？悔为李闯所误。左良玉老于战争，恐旦夕江南兵来。又闻吴三桂兵入关且急，我等那能为敌？李闯相驱至此，尚不知死所。’言之各泣下，争出腰间镮钏搥碎缄之。有寄山西者、陕西者，寄父寄子寄妇者。外署永昌年月，尚有欲署崇祯年号者。书已，各出零落环簪花翠遗之，盈袖而返。”上述记载，难免有夸大之处，但不能不承认，基本上是可信的。

进入北京后的李自成起义军，外部日趋孤立，内部又战斗意志消沉，加之当时起义军占地甚广，“兵渐分，粮不足，既守城，复防边，支吾不给”(197)，这便使之在遇到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对手时，难以对付。而到这年四月，它恰好遇到了力量相当强大的对手吴三桂与满洲贵族联军，于是导致它不得不退出北京城。

辽东总兵吴三桂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后，仍继续朝北京方向进发，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这时李自成已经攻下了北京城，并派原明朝的降将唐通、白广恩将兵东攻滦州。吴三桂与唐通等相遇，“击破之，降其兵八千，引兵还保山海关”。这时，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正在北京，被起义军掌握着，李自成让吴襄给吴三桂写信，劝吴三桂投降；同时，又令唐通“以银四万犒师，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吴三桂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引兵而西。但行至滦州，听说他的爱妾陈圆圆“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遂勃然大怒，掉头东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再次走上与起义军对抗的道路(198)。当时吴三桂所拥有的正规部队约有五万人(199)，以此来对抗李自成起义军是力量不足的，于是，他便决定放弃前嫌、联络原来的对手满洲贵族出兵共同对付起义军。当时满洲贵族正迫不及待地想打进关内，他们已调发了十余万兵力，由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着朝内地进发。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出的使者在翁后与清军相遇，多尔衮得知来意，大喜过望，一面写信给吴三桂，表示答应其要求，一面调整进兵路线，急速开向山海关。(200)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变卦的消息，感到问题严重，决定亲自率军前往解决。为了保证北京的安全，出发前，他安排牛金星和李岩留守(201)，并将原明大学士陈演等及勋戚大臣六十余人在西华门外处斩，以防明朝官僚乘机捣乱(202)。四月十三日，李自成正式带军出征，刘宗敏、李过等重要将领随行，士兵总数约五六万人，号称十万；并带上了吴襄和崇祯帝的三个儿子（太子及定王、永王）从行(203)。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到达山海关。山海关除关城之外，四面各有小城一个，东名东罗城，西名西罗城，南名南翼城，北名北翼城。起义军自北京来山海关，是由西向东行军，因此首先抵达并交战的地点是山海关西罗城之西的石河一带。是日，起义军与吴三桂之兵自辰至午一直在交战，而后，“相持竟日”(204)。当天天黑之后，清兵来到山海关外十五里许之地(205)。第二天，吴三桂亲自到清兵营中与多尔衮见了面，商定共同对付起义军的事宜。会见之后，吴三桂先回，接着清军也开进了山海关内(206)。此后他们的联军便与起义军展开了激战。但最先“满兵蓄锐不发”，只有吴三桂的军队出马。吴兵“东西驰突”，起义军则“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双方“苦战至日昳”，“三桂兵几不支”，起义军也相当疲劳。这时“满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以逸击劳，遂大克捷”。李自成率军退至永平，吴三桂部紧追不舍。李自成见吴三桂已死心塌地与起义军为敌，即于永平城西二十里范家庄杀死其父吴襄，而后退回北京(207)。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了北京(208)，马上杀死了吴襄的全家，凡三十四口。(209)

当李自成于山海关战后退回北京时，北京城内的局势已经很不稳定，敌对者蠢蠢欲动，匿名反对起义军的传单即所谓“私示”不断出现，如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贴出的“私示”说：“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本月二十日共立东宫为帝，改元义兴。”(210)以吴三桂名义发布的“告示”也在城中流传，如四月二十五日，“传吴帅告示入城，谕众以皆为先帝服丧，大兵入城，冠素者不杀。由是城中百姓人各制素冠”(211)。城中敌对者的活跃，表明起义军已不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而吴三桂与满洲贵族的联军又紧紧追赶，在这样的形势下，李自成起义军要想固守北京，已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李自成看清了这一点，果断地作出了撤离决定。四月二十九日，他在武英殿即皇帝位，尊七代祖妣俱帝后，由牛金星代行郊天仪式，“六政府各颁一赦书，称大顺永昌元年”(212)。当天夜里，在李自成的带领下，起义军放火烧了北京的宫殿，出城向西退走。(213)

李自成起义军之撤出北京城，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划阶段的一件大事，从此，这支起义军走完了自己的高潮阶段，进入另一个时期。

(1)　《绥寇纪略》卷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2；《明史》卷260《张任学传》，卷273《左良玉传》。

(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2；《绥寇纪略》卷7；《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卷260《邵捷春传》；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12；《杨文弱先生集》卷38《楚兵大挫具实上闻疏》。

(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2；《绥寇纪略》卷7；《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卷260《熊文灿传》；《烈皇小识》卷6；《崇祯遗录》；《三垣笔记》上。

(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绥寇纪略》卷7；《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卷269《张令传》；卷273《左良玉传》；《国榷》卷97。

(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

(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

(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绥寇纪略》卷7；《明史》卷269《猛如虎传》。

(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卷14；《绥寇纪略》卷7；《滟滪囊》卷1《李自成张献忠寇巴蜀》；《明史》卷269《猛如虎传》。

(9)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绥寇纪略》卷7、卷8、卷10；《明史》卷119《诸王》4，卷252《杨嗣昌传》。

(10)　《豫变纪略》卷1～3。

(11)　见《豫变纪略》卷3。

(12)　见《豫变纪略》卷4。

(13)　见《烈皇小识》卷7。

(14)　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

(15)　见《国榷》卷99及《绥寇纪略》补遗下。

(1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卷14、卷15、卷16；《豫变纪略》卷4、卷5、卷6；《国榷》卷97、卷98、卷99；《烈皇小识》卷6；《绥寇纪略》补遗下。

(17)　《绥寇纪略》补遗下。

(18)　《绥寇纪略》补遗下；《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卷15；《国榷》卷97；《烈皇小识》卷7；《明史》卷276《张国维传》；光绪《峄县志》卷25。

(19)　《绥寇纪略》卷7。

(20)　《绥寇纪略》卷10。

(21)　王鳌永：《抚郧疏稿》；同治《竹溪县志》卷7；同治《竹山县志》卷19；参见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

(22)　《杨文弱先生集》卷38《楚兵大挫具实上闻疏》；参见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顾诚：《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

(2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绥寇纪略》卷9；《杨文弱先生集》卷40《略陈驻彝调度疏》，卷50《与平贼左将军良玉》，卷51《与袁郧抚继咸》；《孤儿吁天录》卷11～15；参见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

(24)　《豫变纪略》卷3。

(25)　《绥寇纪略》卷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平寇志》卷3；《明季北略》卷13“李岩归自成”条。

(26)　清初以来，有不少人认为实无李岩其人，如康熙《杞县志》的纂修者、清初河南人《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以及今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诚先生。他们的论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仍有不严密之处，兹不取。

(27)　《绥寇纪略》卷9；《豫变纪略》卷3；《国榷》卷97。

(28)　《绥寇纪略》卷9。

(29)　《绥寇纪略》卷九说：“李岩教以据中原，取天下，宜拊循以收人心，唱为‘迎闯王，不纳粮’之谣，教儿童传歌之，相鼓动。”

(30)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记载：“闯‘贼’嗜杀，人心不附，（李）岩教以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闯‘贼’从之……自是以所掠施贫民，造为谣言，仁义之声传播。”

(31)　《明季北略》卷13“李岩归自成”条载：“岩见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石匮书后集》卷63载：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作战时，“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

(32)　《石匮书后集》卷63。

(3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

(34)　《绥寇纪略》卷9。

(35)　参见沈定平：《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载《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6)　见该书卷13。《罪惟录》列传31《李自成》载：“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据此，史学界多认为这时李自成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均田政策，也有人认为这里的“均田”指平均赋役负担。这两种看法都是靠不住的。按之当时的实情，殆李自成起义军并未直接提出“均田”，《罪惟录》里所用的这一“均田”名词，乃是该书作者查继佐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以概括李自成起义军让绅富输纳财物以赈贫饷军的政策而提出来的。详见南炳文：《论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口号的含义》一文，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37)　《绥寇纪略》卷9；《豫变纪略》卷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参见王兴亚：《李自成起义史实研究》。

(3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绥寇纪略》卷8、卷9；《明史》卷120；《豫变纪略》卷4；《国榷》卷97。

(39)　《明史》卷116，卷267《高名衡传》；李光壂：《守汴日志》；白愚：《汴围湿襟录》；周在浚：《大梁城守记》；《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豫变纪略》卷4。

(40)　《平寇志》卷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明史纪事本末》卷77、卷78。

(41)　《明史》卷260《丁启睿传》，卷262《傅宗龙传》及《杨文岳传》，卷309《李自成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豫变纪略》卷4；《国榷》卷97。

(42)　《国榷》卷97；《平寇志》卷4；《明史》卷269《刘国能传》。

(43)　康熙《南阳府志》；道光《舞阳县志》；《豫变纪略》卷1、卷4；参见王兴亚：《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

(4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明史》卷269《猛如虎传》；《豫变纪略》卷4；《绥寇纪略》卷9。

(45)　《守汴日志》；《豫变纪略》卷4、卷5；《汴围湿襟录》；《大梁城守记》；《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卷15；《明史》卷260《丁启睿传》，卷267《高名衡传》。

(46)　《豫变纪略》卷5；《明史》卷262《汪乔年传》及《杨文岳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国榷》卷98。

(47)　《豫变纪略》卷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

(48)　《守汴日志》。

(49)　《汴围湿襟录》。

(50)　《豫变纪略》卷5。

(51)　《守汴日志》；《豫变纪略》卷5；《大梁城守记》。

(52)　《豫变纪略》卷5；《汴围湿襟录》。

(53)　《守汴日志》。

(54)　《豫变纪略》卷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

(55)　《明史》卷24《庄烈帝纪》2。

(56)　《石匮书后集》卷1《烈皇帝本纪》。

(57)　《绥寇纪略》卷9。

(58)　《豫变纪略》卷6。

(59)　《明史》卷262《孙传庭传》，卷273《高杰传》；《豫变纪略》卷6；《孙传庭疏牍》附录3《孙传庭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

(60)　这里所记各首领的绰号，是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的说法。其他一些史籍所记，与此有所不同，如《明史》卷309作“贺锦称左金王，刘希尧称争世王，蔺养成称乱世王”。待考。

(6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

(6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

(6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

(64)　《明清史料》乙编第10本第931页；高斗枢：《守郧纪略》；《明史》卷260《高斗枢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参见方福仁《李自成史实新证》及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

(6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

(66)　参见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

(67)　《明清史料》乙编第10本第970页。

(68)　《明清史料》乙编第10本第979页。

(69)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豫变纪略》卷6；《明史》卷262《杨文岳传》；《绥寇纪略》卷9；《国榷》卷98。

(70)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卷16；《绥寇纪略》卷9、卷11；《明清史料》乙编第10本第979页；《平寇志》卷6；《明史》卷263《宋一鹤传》，卷273《左良玉传》；《国榷》卷98。

(7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绥寇纪略》卷9。

(72)　《绥寇纪略》卷9；钱：《甲申传信录》卷6。

(73)　《汴围湿襟录·诈书离间》。

(74)　《绥寇纪略》卷9；《甲申传信录》卷6；《国榷》卷99。

(7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绥寇纪略》卷9。

(76)　《守郧纪略》。

(77)　见该书卷9。

(7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绥寇纪略》卷9；《国榷》卷99。

(79)　《绥寇纪略》卷9。按，李振声原为明巡按御史，于崇祯十六年正月承天被起义军攻克时当了俘虏。李自成曾争取他投降，但不肯接受，后被处死。其在李自成起义军中的兵政府侍郎之职，殆为李自成争取他投降时所任命。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177～178及180页。

(80)　李永茂：《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中华书局1958年版。

(81)　《明清史料》乙编第10本第963页。

(8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绥寇纪略》卷9；《明史》卷262《孙传庭传》，卷309《李自成传》；《豫变纪略》卷7。

(8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绥寇纪略》卷9；《国榷》卷99；《豫变纪略》卷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16页；《明史》卷263《冯师孔传》。

(8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绥寇纪略》卷9；《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87页；《明史》卷272《曹变蛟传》，卷273《高杰传》。

(85)　戴田有：《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明清史料汇编》本；《明史》卷269《尤世威传》，卷294《都任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绥寇纪略》卷9。

(86)　《绥寇纪略》卷9；《国榷》卷99。

(87)　《国榷》卷99；《明史》卷263《林日瑞传》。

(88)　《明史》卷309《李自成传》。

(89)　《绥寇纪略》卷9。

(90)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

(91)　《国榷》卷98。

(92)　《绥寇纪略》卷10。

(93)　《甲申传信录》卷6。

(9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明清史料》乙编第10本第964页。

(95)　《平寇志》卷6；《甲申传信录》卷6。

(9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国榷》卷99；《平寇志》卷6；《绥寇纪略》卷10。

(97)　《绥寇纪略》卷10；《平寇志》卷6；《甲申传信录》卷6。

(98)　《平寇志》卷6；《绥寇纪略》卷10；《明清史料》乙编第10本第988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明史》卷264《贺逢圣传》，卷294《崔文荣传》及《徐学颜传》。

(99)　《绥寇纪略》卷10；《平寇志》卷6；《国榷》卷9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

(100)　《平寇志》卷6。

(101)　《绥寇纪略》卷1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

(102)　《平寇志》卷7；《绥寇纪略》卷10；《明清史料》乙编第10本第988页。

(103)　《平寇志》卷7；《明史》卷119《诸王》4，卷120《诸王》5，卷294《刘熙祚传》；《绥寇纪略》卷1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国榷》卷99；《孤儿吁天录》卷16。

(104)　《平寇志》卷7；参见《明史》卷294《王孙兰传》。

(105)　《平寇志》卷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

(10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平寇志》卷7；《绥寇纪略》卷10。

(107)　《平寇志》卷7；《国榷》卷99、卷100；《明史》卷263《蔡懋德传》；《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27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

(108)　《明史》卷309《李自成传》；《国榷》卷100。

(109)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49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明史》卷263《蔡懋德传》。

(110)　《国榷》卷100；《平寇志》卷8。

(11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

(112)　《国榷》卷100；《明史》卷24《庄烈帝纪》2，卷268《周遇吉传》；《平寇志》卷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

(113)　《明史》卷117《诸王传》2，卷263《卫景瑗传》；《国榷》卷100。按：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赵士锦《甲申纪事》所附《北归纪》称“三月六日大同陷”，《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记三月乙未（七日）“闯‘贼’破大同”，与《明史·卫景瑗传》所记相异，兹从《明史·卫景瑗传》。

(114)　《明史》卷24《庄烈帝纪》2，卷263《朱之冯传》。

(115)　《明史》卷24《庄烈帝纪》2，卷272《曹变蛟传附唐通传》；《平寇志》卷8；《国榷》卷100。

(116)　《国榷》卷10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明史》卷24《庄烈帝纪》2；《平寇志》卷8。

(117)　《国榷》卷100；《明史》卷24《庄烈帝纪》2；《平寇志》卷8。

(118)　《长治县志》卷8《大事记》，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绪二十年刊本；《明史》卷24《庄烈帝纪》2；《国榷》卷100。

(119)　《国榷》卷100；乾隆五十四年重刊《怀庆府志》卷16《职官·名宦》；《明史》卷294《丁泰运传》。

(120)　徐汝瓒纂修：《汲县志》卷10《人物志》中《忠烈》；《豫变纪略》卷1。

(121)　《明史》卷24《庄烈帝纪》2，卷118《诸王传》3；《国榷》卷100；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二十二年重印嘉庆二十四年刊本《安阳县志》卷19《人物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二十二年《续安阳县志》卷1《大事记》；台湾学生书局印行乾隆五十二年刊本《彰德府志》卷31《祥》。

(122)　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大名县志》卷12《兵事》，卷13《政绩》，卷30《杂俎》；《明史》卷266《朱廷焕传》。

(123)　光绪三年刊《续修永年县志》卷20《杂稽》。

(124)　康熙《南宫县志》卷12《艺文》下。

(125)　戴田有：《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明清史料汇编》三集本，文海出版社印行。

(126)　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井陉县志料》第15编《大事记·匪患》；民国三十年排印光绪元年本《重修正定县志》卷7《事纪》。

(127)　戴田有：《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

(128)　《明史》卷253《李建泰传》；《三垣笔记》附识中；赵士锦：《甲申纪事》。

(129)　《明史》卷253《李建泰传》。

(130)　《国榷》卷100；《三垣笔记》附识中；光绪三年刊本续修《永年县志》卷20《杂稽》；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广宗县志》卷13《人物列传》3。

(131)　戴田有：《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北京的明朝中央政权的灭亡情况及保定城被起义军攻克的情况，皆见下文。

(132)　《平寇志》卷8；《国榷》卷100；《明史》卷24《庄烈帝纪》2；《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

(13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三垣笔记》附识中；《明史》卷266《王章传》；《国榷》卷100。

(134)　《国榷》卷100；《平寇志》卷8。

(135)　《国榷》卷100；《平寇志》卷8。

(136)　《平寇志》卷8、卷9。

(137)　《国榷》卷100。

(138)　《平寇志》卷8；《明季稗史初编》卷26《平西王吴三桂传》。

(139)　《国榷》卷100；赵士锦：《甲申纪事》；《平寇志》卷8；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

(140)　《国榷》卷100；《平寇志》卷8、卷9；《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

(141)　《平寇志》卷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甲申核真略》；《国榷》卷100；赵士锦：《甲申纪事》；《绥寇纪略》补遗中；《明史》卷24《庄烈帝纪》2，卷265《李邦华传》；《崇祯遗录》；李长祥：《天问阁文集·甲申廷臣传》。

(142)　《绥寇纪略》补遗中；《国榷》卷100；《明史》卷121《公主传》；《平寇志》卷8、卷9；《崇祯遗录》；赵士锦：《甲申纪事》；刘尚友：《定思小纪》，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

(143)　《国榷》卷100；赵士锦：《甲申纪事》。

(144)　刘尚友：《定思小纪》。

(145)　《国榷》卷100。

(146)　《再生纪略》。

(147)　《再生纪略》。

(148)　《定思小纪》。

(149)　《甲申核真略》。

(150)　赵士锦：《甲申纪事》。

(15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52)　《甲申核真略》。

(153)　《甲申核真略》。

(154)　《甲申核真略》。

(15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平寇志》卷10。

(156)　《国榷》卷101。

(157)　《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

(15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国榷》卷100；《平寇志》卷9。

(159)　《平寇志》卷9；《国榷》卷10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程源：《孤臣纪哭》，《玄览堂丛书》本。

(160)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6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再生纪略》；《国榷》卷101。

(16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63)　《国榷》卷101。

(164)　《平寇志》卷11；《国榷》卷101。

(165)　《再生纪略》。

(166)　《明史》卷276《路振飞传》；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路振飞王燮镇抚淮安”条。

(167)　《平寇志》卷10；《国榷》卷101。

(168)　《再生纪略》；《平寇志》卷11。

(169)　《平寇志》卷1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70)　《国榷》卷101。

(171)　赵士锦：《甲申纪事》。

(172)　《甲申传信录》卷6。

(17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74)　《国榷》卷101。

(175)　《国榷》卷101。

(176)　赵士锦：《甲申纪事》。

(177)　《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定思小纪》；《国榷》卷101。

(178)　《甲申传信录》卷6。

(179)　《再生纪略》。

(180)　《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

(181)　《甲申核真略》。

(182)　《甲申核真略》。

(183)　《平寇志》卷8。

(184)　《国榷》卷99；参见《甲申传信录》卷6。

(185)　《倪文贞公奏疏》卷8。

(186)　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为泣陈臣乡苦情仰乞睿鉴速发救兵以出斯民于汤火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启本23号。

(187)　见李永茂：《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18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89)　冯梦龙：《甲申纪闻》，《玄览堂丛书》本。

(190)　《烈皇小识》卷8；《明史》卷264《南居益传》。

(191)　《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国榷》卷100；《明史》卷253《魏藻德传》。

(19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93)　《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明史》卷265。

(194)　《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国榷》卷101。

(19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国榷》卷101。

(196)　《玄览堂丛书》本。

(19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98)　《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关于吴三桂再次走上与起义军作对的道路的原因，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平寇志》卷10记载说：“（吴三桂）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则襄爱姬苍头通焉，乘乱窃而逃焉者也，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矣，一门皆为卤，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其速为计。’三桂乃翻然复走山海，拥兵自守。”本书所采陈圆圆被刘宗敏掠去的说法，仅是比较常见的说法，并不一定十分准确。

(199)　光绪四年重修《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

(200)　《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明季稗史初编》卷26《平西王吴三桂传》；《沈馆录》卷7，《辽海丛书》本。

(201)　此从赵士锦《甲申纪事》之说，史籍中还有另外一些说法。

(202)　《明史》卷253《陈演传》；《平寇志》卷10。

(203)　《国榷》卷101；《平寇志》卷10；《明季稗史初编》卷26《平西王吴三桂传》。或记这次出征兵力为“精兵数十万”、“二十万”，皆不确。

(204)　光绪四年重修《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

(205)　《沈馆录》卷7。

(206)　光绪四年重修《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

(207)　刘健：《庭闻录》，《豫章丛书》本。

(208)　《平寇志》卷11。

(209)　《甲申核真略》；《国榷》卷101。

(210)　《平寇志》卷10。

(211)　《甲申核真略》。

(212)　《平寇志》卷11；《国榷》卷101。

(213)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