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图书事业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无论印装、收藏和编目，皆有明显的成绩。

明初因处长期战乱之后，社会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图书出版事业不甚发达。明人曾说：“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1)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图书出版事业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明中叶，封建经济进入少有的繁荣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城市经济空前发达。与之相伴随，城市居民对出版物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这时，印刷的工艺水平也有了提高，刻书的价格相当低廉，于是，社会上出版物激增，形成了“所在书版日增月益”(2)，“异书辈出，剞劂无遗”的局面(3)。不仅前代的各种著作大量出版，而且当代的著作也纷纷付之梨枣，或称：当时“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4)。这种刻书盛行的风气一直继续到明末。

洪武时期（1368～1398年），朱元璋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杀戮功臣，大兴文字狱，用高压手段对付知识分子，迫使他们循规蹈矩当顺民；另一方面又继承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用八股取士，对知识分子加以收买和笼络，以培养选拔封建统治的助手和奴才。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命题依据，因此为了满足需要，儒家经典及有关书籍成为当时出版物中的大宗。此外，为了推行政令，进行统治，政府的法令和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活的发展，明初出版物内容狭窄的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客观的需要，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书坊，不大理会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只要是社会上销路广的书籍，他们就予以大量印刷。这样，明中叶之后书籍的印刷范围日益广泛，前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书都成为印刷的对象，当代的史书、文集等更在出版之列，医书、日用便览、童蒙读本等日用参考书也都大量刻印出来。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时文学书籍的出版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无不超越前代。对于唐以前的文学总集、别集的出版，出版家非常重视，翻刻宋版文集视为风尚，各种文学选本相继出现。《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话本集先后出版，大部头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陆续刻印出来，《顾氏文房小说》、《古今说海》等小说丛书也纷纷问世。建安余氏双峰堂、杭州容与堂，都以刊印精图小说而著名，金陵唐氏富春堂、陈氏继志斋，则擅长于刊印插图戏曲，它们都可称为专门出版文学书籍的书坊。苏州的出版家叶昆池等也以刻印了《醒世恒言》、《石点头》、《列国志》等著名小说，而获得很高的声誉。大量文学书籍的出版，使之在明中叶以后的出版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形成这一时期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特色。

明代刻书地点分布很广，可说所有的省区都在刻书。即使在边远地区，也有刻书之事。如嘉隆万时人周弘祖撰有《古今书刻》一书，登录各地刻书情况，从该书可知，连地处海南岛的琼州府也刻了《琼台吟稿》等书三种。但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情况的差异，其刻书的多少和精劣也有区别。宋金以来的刻书中心，如河南开封、山西平阳、四川成都等都已衰落，浙江杭州也不及明代以前活跃，只有福建的建阳书坊尚能保持旧日的状况，刻书数量很大。但新兴的刻书中心很多，诸如南京、北京、苏州、徽州、湖州等地，都是刻书兴盛的地区。刻书最多的是苏州、南京、建阳。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5)仅据《古今书刻》统计，苏州府刻书达一百七十六种，南京刻书至二百七十四种，建阳书坊刻书更有三百六十八种。这些统计实际上甚不完全，但从中已可看出其刻书数量之多。刻书最精的是苏州、常州和南京，湖州、徽州在万历之后也迎头赶上，进入了刻书最精的地区之列。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6)与胡应麟约略同时的谢肇淛也曾指出：“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7)这里所谓刻书最精的地区，是就一般状况而言的，在其他地区也有刻印甚精之本，如福建地区的汪文盛嘉靖二十八年所刻《前汉书》、《后汉书》和浙江地区的元和吴元恭所刻《尔雅注》，即为明代刻书之精品(8)。但从总体看，这些地区与上述刻书最精的地区相比，是有一定差距的。

明代的图书出版主要的仍是雕板印刷，刻书事业的经营者仍像唐末、五代以来一样，包括政府（官刻）和私人两种，私人又分家刻和坊刻两种类型，对当时官刻、家刻和坊刻的情况加以回顾，将大大有助于对有明一代刻书事业发展水平的深入了解。

（1）官刻书

官刻图书中，重要的是内府刻书、监本和藩刻本。

内府刻书指宫廷刻书。主持其事者是宦官衙门司礼监，其下设有经厂，专司书籍刊刻。据万历《明会典》记载，嘉靖年间，司礼监所属有刊字匠315名、刷印匠134名、黑墨匠77名(9)，这些匠役当即用于图书的刊印事宜，由此可以推知，内府印书的规模相当之大。内府刻书主要是供宫内书房学习、小内监诵读和颁赐群臣等，所以大多是经史读物、国家政令典制。周弘祖《古今书刻》载有内府刻书八十三种的名单，刘若愚《明宫史》土集“内板书数”载有经厂明末存板书籍一百五十八种的名单（另有佛经、道经等若干种），由这两个名单，可以大体了解有明一代内府刻书的数量和种类。内府刻书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书板式宽阔，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纸墨皆精，展卷悦目醒神。

明人称“监书、内酒、端砚、浙漆、吴纸，皆为天下第一”(10)。这里所说的“监书”，即指司礼监所掌管的内府刻书。但是，由于内府刻书被宦官所掌握，过去的藏书家出于对宦官的鄙视，因其人而及其书，对明内府刻本多所指斥诋毁。平心而论，这是不公道的。万历之后，因政治腐败，“讲幄尘封，右文不终”，而主管内府书板的太监“鲜谙大体”，视书板如泥沙，再加上外朝大臣不敢“越俎”过问，造成经厂库内所存明代历朝积累起来的图书，“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经厂库内的空地，或被占作园圃，以致书板无处晾晒，渐渐“湿损模糊”，有的被削去原有刻字改作他用，有的被蛀成千孔百洞的玲珑板，有的被尘涂发霉形同泥板，有的甚至被劈毁当柴，烧火取暖。由于日甚一日的丢失亏缺，到了明代末年，内府书板的数量与万历初年相比，已经“什减六七”了。(11)

监本分南监本和北监本。明代南京和北京皆设国子监，两个国子监都曾刻印书籍，故有南监本和北监本之分。在两监之中，南监刻书较多。元朝灭宋时，把宋国子监的书板都集中于杭州西湖书院，入元之后西湖书院又刻了一些书板。明初南京国子监接收了西湖书院所藏书板，还接收了元集庆路儒学旧藏的各种书板，因而“南监多存宋监元路学旧板，其无正德以后修补者，品不亚于宋元”(12)。明人梅撰有《明南雍经籍考》，分九类记载了南监嘉靖年间所藏书板状况，其九类为制书、经、子、史、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等，每类下载有存板名称及其存缺、好坏、裂破、模糊等详细情形。《古今书刻》分经书、子书、史书、诗文集、杂书、本朝书（即《明南雍经籍考》的“制书”）、法帖等七类，登录了南监所刻书二百七十多种。这两个记录基本上反映出南监本数量之多。南监所藏书板中，有著名的“二十一史”，其中《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七种为宋代所刻；辽、金二史，翻刻元板；宋、元两史，出自明刻；其余十种，全系元雕；因而有“三朝本”之称。这套书板直至清代嘉庆年间才因火灾毁掉，其中七种宋代所刻书板存世几达七百年之久，为书板史上所少见。由于长期使用，这套书板多有损坏模糊，明代各朝迭有补修，有的补修是罚监中诸生进行的，“草率不堪”，“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又未细加校勘，“致令讹谬百出”，“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13)。但有总胜于无，南监本“二十一史”在古代正史之保存、传播上功不可没。北京国子监刻书“多据南监本重刻”(14)。所刻最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均刻于万历年间(15)，其底本即系南监本。“十三经”、“二十一史”之外，北监所刻罕见他书；“周弘祖《古今书刻》所录”，仅有四十一种，由此可见北监本大大少于南监本。(16)

藩府刻书极多，是明代官刻本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明代在政治上对藩王限制极严，藩王及其子女不许过问政治，领有优厚的禄米，只能吃喝玩乐当寄生虫，其中有些人比较好学，就把精力用在刻书上，于是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藩刻书。《古今书刻》上登载有刻书的王府十五个，清末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卷五“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条载有刻书的王府二十个。两者合在一起，除去重复，共记载有蜀府、宁府、代府、吉府、晋府、秦府、周府、徽府、沈府、鲁府、楚府等二十多个王府。藩刻本不仅数量多，而且多有精本，这一方面是由于藩王一有财力，二有时间，因而能够精校细刻，注意质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都从朝廷得到了许多赐书，而“其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17)，从而可以据之翻刻。在藩王刻书中最为有名的是蜀王府，自洪武年间起即已开始刻书，以后几乎在整个明代刻书不绝。《古今书刻》著录蜀王府刻书共二十八种，《书林清话》卷五记其刻书至清末尚存者，仍有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刻《自警编》至万历五年刻《重修政和经世证类备用本草》等五种。嘉靖以后藩王刻书最有名的是晋王府，其所用堂号有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养德书院等，《书林清话》卷五记其刻书至清末尚存者，尚有嘉靖年间所刻《宋文鉴》、《唐文粹》、《元文类》、《元张伯颜本文选注》、《安国桂坡馆初学记》等五种之多。其他藩王刻书虽不如蜀、晋两府著名，但数量也往往不少，且亦有极精之本。如吉王府，《书林清话》卷五著录其刻书清末尚存者达二十种以上。唐王府成化年间所刻《文选》、辽王府所刻《东垣十书》等皆极精良，宁王府所刻乐律书《太和正音谱》是音乐史上的名著。

内府刻书、监本和藩刻本之外，中央政府各部院，如礼部、兵部、工部、都察院，都有刻书，钦天监、太医院等部门也以职责所关，刻有本专业的图书，地方上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等官署、各地儒学书院及盐运司等，则刻有方志和其他书籍。这些统统属于官刻的范畴，其总量也不在少数。

（2）家刻书

明代私家刻书风气甚盛，嘉靖以后尤多，并且大多集中在富饶的江浙一带。许多刻书家都是藏书家，他们因藏书而提倡刻书（如无锡安国、苏州顾元庆、宁波范钦），在保存和传播古代典籍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家刻本的刊刻者，除了刊印古籍之外，往往翻刻著名的宋元版，这对提高刻书质量极为有利，使宋元精本化身百千。

传世的及书目著录的明代精良家刻本数量很多，兹择其尤为著名者简记于下，以见一斑。

正德以前：

丰城游明翻刻中统本《史记集解索隐》，约刻于天顺、成化之际。

江阴知县涂祯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复刻宋本《盐铁论》，后来有许多翻刻本，都出自这一涂刻本。

苏州顾元庆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开始，用十六年时间刻出《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校刻很精审。

嘉靖时期：

锡山安国桂坡馆于嘉靖二年刻《颜鲁公文集》及《补遗》；嘉靖十三年（1534年）刻宋本《初学记》，此本后被多次翻刻。

嘉靖六年（1527年）震泽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此本出自宋黄善夫本，刻工精细，是《史记》复宋本中之佼佼者。

嘉靖七年（1528年），苏州金李泽远堂刻《国语韦昭解》，龚雷刻《鲍彪校注战国策》，两书皆出宋本。

苏州袁褧嘉趣堂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据陆放翁刊本重刊《世说新语》，《世说》通行本注皆删节不具，而此本甚为完善。又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刻仿张之纲本《文选注》，精美绝伦，为世所称，书后附有袁褧跋语：“余家藏书百年，此本甚称精善，因命工翻雕。匡郭字体，未少改易，计十六载而完，用费浩繁，梓人艰集。”他在刻印此书中态度堪称审慎！

苏州吴元恭太素馆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仿宋刻《尔雅注》，清人阮元曾称赞此本“绝无私意窜改处，为经注之最善者”。(18)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上海顾从德复宋刻本《黄帝内经》，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松江张之象猗兰堂刻《盐铁论》，皆有佳椠之誉。

嘉靖年间苏州沈辨之野竹斋刻有《韩诗外传》及《画鉴》，其刻本多被误作元刻，驰名于时。

隆庆以后：

嘉禾项笃寿万卷堂于隆庆四年（1570年）刻《郑端简奏议》，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刻《东观余论》。

常熟赵用贤于万历十年（1582年）刻《管子》、《韩非子》。明人王世贞为《管子》作序称：“悉其赀力，后先购善本凡数十，穷丹铅之用，而后授梓。”可见此本是会校各本而成。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苏州陈仁锡阅帆堂刻《陈白阳集》与《石田先生集》，字体仿赵雪松，写刻甚精，自具特色。

万历中新安程荣刻《汉魏丛书》、新安吴勉学刻《韩非子》。(19)

（3）坊刻书

明代书坊刻书进一步发展，分布地区较前更为广泛，数量更为增多。人民大众日常所需的各种医书、科技书、经史书等纷纷由书坊出版发行，文学作品和通俗读物也主要是书坊的产品。有些书坊始于宋元，历史悠久，在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福建建宁府是书坊最发达的地区。宋元时代建宁府书坊多在建宁府附郭之建安县；至明代，建安书坊衰落，建阳县书坊独盛。建阳县书坊集中于麻沙、崇化两镇。元末麻沙书坊被毁，嘉靖时始略有恢复，而崇化书坊在有明一代一直保持繁荣并有所发展。据记载，崇化书坊在明代的状况是：“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20)这种每月有六天专门卖书的集市，为当时全国所仅有。明代建宁府的书坊总数不下六七十家，其中绝大部分集中于建阳崇化(21)。建宁府有许多宋元以来的老书坊，如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建安刘氏日新堂、叶氏广勤堂、郑氏宗文堂、虞氏务本堂，均为元代老铺，至明代开业或已百余年，或已二百余年。建安余氏，宋代有余仁仲的万卷堂、元代有余志安的勤有堂、明代有余文台的双峰堂等，万卷堂的牌号一直到明代仍在使用。明代刻书最多的两个书坊刘洪慎独斋与刘宗器安正堂也都在建宁府的建阳县。慎独斋所刻大抵以史部书居多，而且卷帙浩繁，“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贵重”(22)。正德十三年（1518年），除了刻《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外，又刻一百五十卷《宋文鉴》，由于这样两种卷帙极繁的书，均于一年之中刻成，《书林清话》的作者叶德辉曾为其“勇于从事”的精神而赞叹不已(23)。安正堂所刻多为集部及医经类书，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刻有《针灸资生经》，正德十二年（1517年）刻有《类聚古今韵府群玉续编》，正德十六年（1521年）刻有《象山先生集》，嘉靖三年（1524年）刻有《宋濂学士文集》及其《附录》。(24)

长江下游的南京、苏州等地也有许多书坊。南京书坊数量比建宁要少，但至少也在近六十家。其牌号多标明“金陵书林”或“金陵书坊”字样，少数标明“白下”或“建业”等。最早的是“金陵王举直”，于明初刻有《雅颂正音》。南京书坊以唐姓和周姓所经营者为最多。所刻书籍与建宁相较，医书、杂书及小说数量较少，而戏曲方面则超过建宁。整个明代南京书坊所刻戏曲可能达二三百种。其中唐对溪富春堂所刻最多，据说有上百种，现存者尚有《管鲍分金记》等三十种。该书坊的刻书在版框四周加有花纹图案，打破了宋元以来单调的单边或双边的呆板式样(25)。苏州书坊著名者有龚少山、叶昆池及席氏所开扫叶山房等。扫叶山房之名，为与同业者叶姓竞争而起，意取双关。所刻古今书籍有《十七史》、《四朝别史》、《东都事略》等，版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样。

北方地区书坊最多的是北京，可考者有七八家，它们是：永顺书堂（也作永顺堂）、金台鲁氏、国子监前赵铺、正阳门内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金台岳家、刑部街住陈氏、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等。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发现了永顺书堂刻印的十一种说唱词话和一种南戏《白兔记》(26)。铁匠胡同叶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刊有《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正佐首领全号宦林便览》，开了清代琉璃厂书铺刊印《缙绅录》的先河。(27)

（4）佛道藏经的官私刻本

佛教和道教都被明代统治者视作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得到保护，所以佛道藏经在明代都有刻印，直到现在许多印本还有留存，在历史上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佛道藏经在明代主要是官刻本，有南藏、北藏、番藏和道藏。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命集众僧在蒋山校刻佛教《大藏经》，约至永乐元年（1403年）刻成。因刻于南京，后人称为“南藏”。计收录佛教著作一千六百一十部，六千三百三十一卷，分装六百三十六函。字为欧体，刚劲有力，书作梵装，与一般书籍有别。它又称“洪武南藏”、“初刻南藏”。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十年至十五年（1412～1417年）在南京又刻印了一部《大藏经》，它是“洪武南藏”的再刻本，但略有改动。这部《大藏经》后人也称“南藏”，又称“永乐南藏”。

明成祖朱棣还下令在北京另刻一部佛教《大藏经》，为区别于南藏，称为“北藏”。北藏之刊，始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于正统五年（1440年）。卷首正统五年御制序称：共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后来神宗之母又增刻四十一函，四百一十卷，称“续入藏经”。北藏与南藏一样作梵装，但字作楷体，近似唐代虞世南书法，与南藏相异。北藏曾广为颁赐，因此以前南北名山古刹多有藏本。该书封面及书套都用花色不一的织锦装帧，甚为美观。

番藏即西藏文《大藏经》。据说番藏在元代即已有刊本，至明成祖永乐年间又重新刊印。此书底本系中官侯显等奉朱棣之命自西藏取回，刊于司礼监统属的番经厂。万历时又据永乐本重刻，并增刻续藏四十二帙。据《明宫史》记载，该书共“一百四十七函，十五万七十四叶”。(28)

忽必烈时兴佛灭道，道教经典几乎全部销毁。明成祖朱棣命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修《道藏》，以适应恢复道教的需要。正统年间，《道藏》雕板印行，共五千三百零五卷，四百八十函。万历时，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又受命续刊道藏，共三十二函。明道藏刻板保存至清末，最后被八国联军烧毁。但该书印本尚存，其内容虚伪荒诞之处不少，但也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哲学、医学、文史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明代私人刊印的宗教典籍远不如官刻本多，主要的只有佛教的《径山藏》。佛教的梵装典籍，翻检不易。嘉靖年间杭州昭庆寺道开和尚提议把梵改为方册（即线装）。万历七年，紫柏和尚等重提此议，在山西五台山妙德庵创设募刻方册藏经的组织。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遂付之实施，不久，刻成数百卷，但因五台山气候不利于刊刻，迁到杭州径山的寂照庵和兴圣万寿寺继续进行。万历三十七年始，因故刊印受挫，进展不速。后来由于贵州赤水继庆和尚和云南姚安陶珽等人的努力，才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刻完正藏。接着，又刻了续藏和又续藏。藏经刻成后，规定凡需该书者，到嘉兴楞严寺接洽，但板片存于径山，印刷也在径山，所以此书叫《嘉兴藏》，又叫《径山藏》。正藏收录佛教著作一千六百五十四部，六千九百五十六卷，线装六百七十八函。续藏十九函，又续藏四十三函。《径山藏》开始以方册形式大量流传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很引人注目。明代私人刻印的佛教《大藏经》还有《武林藏》，刻于杭州，年代不详，它也是采用了翻检较易的方册装。

明代印刷装帧技术比以前有明显的进步。本书上册已谈及铜、铅活字的应用及套印、饾板、拱花技术的发明，这里再就版式、字体之类刻书风格的演变及装订方法的变化等方面，略作补充。

（1）绘图书籍

书籍之附图，很久以前即有。到了明代，更为盛行和精妙。诸如《人镜阳秋》、朱载堉《乐书》、《隋炀帝艳史》、仇英《绘图列女传》、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顾鼎臣《状元图考》、隆庆元年（1567年）众芳书斋校刻本《增编会真记》等，皆是难得的绘图精本。《三国志演义》的一种刻本，绘图竟多至二百四十幅(29)。明代绘图书籍之盛行、精致与书坊有很大关系，他们为了牟利，千方百计在书籍装帧插图方面下功夫，把精美的绘画当成吸引读者购买书籍的重要手段之一。

自明初开始，书籍图画的绘刻风格、插图版式等，对宋元来说逐渐发生变化。如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明代宣姓墓中发现的成化年间刊印的一批书，其图画就反映了这一情况。虽然其中的《花关索传》每页都是上图下文，仍具宋元传统，但其他的（如《刘智远还乡白兔记》等）却是整页插图，表现出新的发展(30)。万历以后刊印的书籍，带有图画的更加普遍，所刻文艺书籍戏曲、小说等尤其如此，几乎无书无图。在数量增多的情况下，不同的风格流派逐渐形成。主要流派有三：建宁、金陵和新安（安徽歙县）。建宁派壮健粗豪，古朴简率，所刻书多采用宋元的上图下文的插图旧式。金陵派线条秀劲，布局疏朗，人物生动，上图下文改为整板半幅，或前后页合并成一大幅，图像放大。新安派布景缛丽繁富，人物刻画精细，刀法圆活，生动流利。新安派图画多出于歙县虬村黄姓族人之手。黄氏刻工根据画稿，细心雕镂，不仅不损原画精神，而且有时其刀锋能助画家笔触之未到，深刻地表现出画中人的内心情绪，做到眉目传神，栩栩如生。黄氏一族先后数代专精此道，直到清初才逐渐衰落下去。

上述建宁、金陵和新安三派之分，是就大体情形而言。其实，倘细加考察，在一个地区也并非风格完全一致，各地区相互间不乏互相影响、渗透的痕迹。如南京，书商唐氏所刊书籍的图画，古拙粗放，富有民间趣味，而陈氏继志斋所刊则渐脱古朴的风格，向秀丽细致发展，又有汪氏环翠堂，所刊力求精丽工致。汪氏环翠堂所为，实属于典型的新安派风格。汪氏是徽州人，寓居南京，这说明刻工的移居，是各地刻书风格互相影响的重要途径。当时的刻工移居，主要是安徽刻工迁往南京、杭州、吴兴、苏州等地，这对新安派风格的影响各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版式、字体等刻书风格的演变

明初印书的版式、字体等风格，基本上沿袭元代之旧，多是黑口赵（孟）体字，行界比较紧密，因此过去有些图利的奸商，往往将明初刊本挖去序文及有关文字，冒充元刊。

嘉靖时期，风气发生大变化。当时文化上发生“复古”运动，作文的人模仿秦汉，写诗的人效法盛唐，于是刻书的人争相追模北宋风格。白口盛行，黑口本几乎绝世，字体也采用了欧阳询、颜真卿的书法，特别重视整齐方板，刀法趋于板滞。版心上方往往刻有字数，下方刻有刻工姓名，有时还有写样人的姓名。

万历以后，黑口本渐多，从此黑、白口都成常见。字体方面，更趋方整，终于在明末发展成横轻直重的肤廓字样，只具外壳形式，毫无精神。当时刻工称之为“宋体字”，实际上完全不是宋体的本来面目。版本学家称之为“明匠体”，有的外国人称之为“明朝字”。以前版心所刻书名一般不是全名，万历以后开始全刻书名。(31)

明人印书用纸有绵纸、竹纸等。嘉靖以前多用绵纸，万历以后以竹纸为最常见。其颜色，初期多用黄色，嘉靖时多用白色，后来又改为多用黄色。印书用墨，少数为色泽青纯之佳品，而大多数品质低劣。万历以后为降低成本，多用煤和以面粉代替墨汁，烟煤往往脱落，使书叶成为大花脸，令人生厌。(32)

以上所说只是以江南地区为主的明人刻书风格的一般情形。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明初的内府本，其风格就不像一般刻本那样完全承袭元刻本。嘉靖时期济南刻的《黄帝内经》等，就没有随同当时风气的转变而转变，它继续采用赵体字，保存着浓厚的元人气息。在明代后期，一方面是宋体字盛行，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书籍是用手写体上版，还有的采用行书或草书，皆流利生动，令人喜爱。

（3）由包背装到线装

明初书籍的装订继南宋、元代之后而行包背法。如《明太祖御制诗集》、《辽史》、《金史》、《元史》、《永乐大典》等就是包背装明本书，全是朱丝栏写本，明黄绫包背。包背装有两种装订方法：一种是把各书叶粘在包背的纸上；另一种是在书叶边栏外的空白处打孔，穿上纸捻，然后再加上包装的封面。第一种是较早的办法，明代的包背装多数采用第二种方法。

包背装优于蝴蝶装，但仍有缺点，不便于裁切书背即其中之一。这导致了明中叶即十五世纪线装法的出现。线装是由包背装演变而来的。把包背装的封面裁成两个半叶，分别放在书身的前后，再把它们连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装订起来，这样，包背装就变成了线装。线装至清初开始广泛采用，直到现在还有应用。用线装法装订起来的书籍，即使装订线断了，书叶也不易散乱，外观形式非常美观，另外，无论新旧，皆可改装，且可整旧如新，保管方便。其稍有不便者，在于书口易于断裂；在遇到书中有大型插图时，往往不如蝴蝶装之反摺书叶更为方便。但从总体上看，线装的出现，是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技术发展到最进步阶段的表现，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才干。

明代刻书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取得上述成就外，也出现过一些缺点。这些缺点主要是：

第一，有的书籍校勘不精，致使脱文讹字比比皆是。如王国维曾得到明抄本《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用它校对该书的明嘉靖刻本，发现该刻本脱掉两页，卷二十三内脱文一篇，又脱落一行者共十处，改正讹字不可胜计。当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馈送长官，这种书“世即谓之书帕本”。书帕本“校勘不善”，讹谬尤多。(33)

第二，有的刻书家随意改动、删略原书。有的改动题目，如《大唐新语》被改为《唐世说新语》，《岩下放言》被改为《蒙斋笔谈》，《释名》被改作《逸雅》，叶德辉对此曾痛加斥责说：“全属臆造，不知其意何居！”(34)有的篡改作者姓名，如宋阮阅所撰《诗总》，明一号月窗道人的宗室在刊刻时，将作者改为“阮一阅”。有的改动原书结构，如上述《诗总》，月窗道人在刊刻时，曾“条而约之”，根据己意重加“汇次”(35)。有的搀入他书文字，如《说文》中搀入《五音韵谱》，《通典》中搀入宋人议论，《夷坚志》搀入唐人事迹，“与原书迥不相谋”(36)。有的改动若干文字，如明人杨慎《丹铅续录》卷三曾指出，苏州所刻《世说》，“右军清真”被妄改为“右军清贵”，“兼有诸人之差”被妄改作“兼有诸人之美”，“声鸣转急”被妄改成“声气转急”，“皆大失古人语意”。删节内容者多出于书坊刻书，如福建书坊经常翻刻畅销书，其卷数目录虽与他处所刻书相同，但篇中文字多所删减，一部售价只定为他处所刻书的一半，人们不知内情，往往争相购买(37)。明代所刻丛书，如《格致丛书》、《宝颜堂秘笈》等，其所收各书多半任意删节。

第三，有的喜用古体字。如嘉靖年间“闽中许宗鲁刻书，好以《说文》写正揩”。海盐冯丰诸人喜用古体字刻书之癖，尤其严重。(38)

第四，有的喜好堆砌无用的序跋，这种情形且有日甚一日之势。

由于明代刻书有如上缺点，招致了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的批评。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不少批评用语过分严厉，甚至因此而否定了整个明代刻书事业。有的说：明刻诗文“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有的说：“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有的说：“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39)这些批评都应该说是过了火。

首先，在看到某些明刻本上述缺点时，同时还应看到明代刻书业从刻书数量到印刷装订技术，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质量方面，也有许多从校刊到印刷皆属出类拔萃的精品。如果将明代刻书业的成就与缺点作一比较，占主导方面的是成就而不是缺点。这只要对前面的叙述加以回顾即可一目了然。明代刻书业既然成绩是主要的，将之全盘否定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其次，明代刻书的地区很广，刻书人的身份很复杂，各时期刻书的风气也不相同，因而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刻书家和不同时期所刻出的书籍，其质量互有差别。不同地区刻书质量之差别，前文已有论及。关于不同身份的刻书家所刻出的书籍，一般说坊刻本质量稍差，而其他身份的人所刻出的书质量较高。书坊刻书为的是谋利，定价又不能太高，所以往往采用低劣的纸墨，不肯花大力气精校细刻，这自然就容易造成质量低劣。如嘉靖年间，由于建阳书坊所刻“五经四书”，“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引起官府干涉，规定建阳“刻书匠户”，必须严格按照官发定本翻刊，“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40)。其他刻本没有谋利问题，质量一般就较有保障。如家刻本之刊印，一般说是刊印者的业余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著作，或传布自己所喜爱的古书。刊印者往往是官僚、地主或富商大贾，也有财力在刻书质量上下功夫。因此家刻本大多底本好、校印精、纸墨优良。从时期上看，一般说嘉靖以前所刻书籍较好，而万历之后质量下降。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辑条例中曾说：“朱氏一朝，自万历后，剞劂固属草草。然近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宋椠，正统、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41)明代刻书业的情况既然如此复杂，参差不齐，怎么能简单地将其一概否定呢！

明代刻书业不仅不应一概否定，而且应该充分估计其价值。其印刷装订技术的提高，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印刷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庞大的印刷数量，使许多古籍得以流传于世，昔人不易见到者，明以后成为普通读书人案头之物。宋本大体说来，比明本要好，但也有少数书籍明本反优于宋本，可用以校正宋本，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就说过：“今所传六朝唐人写本固多能存古书之真，然其讹谬处，乃至不可胜乙。宋人刻书，悉据写本，所据不同，则其本互异；校者不同，则所刻又异。加以手写之误，传写之讹，故明刻可以正宋刻，刊本可以校写本。”(42)即使那些质量较差的明刻本，在传播文化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在注意它们的缺点的同时，也要注意其历史功绩。时代越久，保存旧刻本的困难越大，今天宋元本已属不可多得，明刻本的历史价值与日俱增，万万不可用草率的态度对待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自从印刷术发明之后，书籍的生产有印、写两个办法：印刷效率高，故日益兴盛，而手写效率低，所以渐趋衰微。但写本书一直存在。写本书主要包括手写的稿本和依据稿本或印本抄录下来的抄写本。明代的稿本，今日仍有留存，但最被人注意的却是抄书家的抄本。

明代藏书家多半抄书，把抄书当成补充其藏书的重要手段。其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当时印书虽多，但由于交通条件毕竟不甚发达，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购买图书仍不是一件十分容易办到的事情。谢肇淛在其钞本王禹偁《小畜集》中曾写下跋语说：“余少时得元之诗文数篇，读而善之。锐欲见其全集，遍觅不可得。既知有板梓于黄州，托其州人觅之，又不得。去岁，入长安从相国叶进卿先生借得内府宋本，疾读数过，甚快，因钞而藏之。”(43)这个跋语说明，印本之仍属不易求得，是当时抄书盛行的原因之一。第二，有些书、特别是珍贵罕见之书，只有个别人有收藏，市场上没有出卖者，藏书家为了扩充自己的藏书，只好借抄。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有一次在河南抄到百余种图书，他在给儿子的家信中提到这批抄本时曾说：“此番在中州所录书，皆京内藏书家所少，不但坊间所无者也。而内中有极珍贵重大之书，今俱收备。即海内之藏书者不可知，若以两浙论，恐定无逾于我者。”(44)从祁承的这番话中，不难体察出，当时仍有不少书籍、特别是仍有不少珍贵书籍，市场上没有售卖，这是当时抄书盛行的第二个原因。上述两个原因，第二个更重要。

喜爱抄书的藏书家，在抄书上往往表现出十分勤奋刻苦的精神。如明代前期的叶盛，做官数十年，未尝一日停止抄书，“虽持节边徼，必携钞胥自随，每钞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45)。谢肇淛有一次在北京借到一本内府藏书，“时方冱寒”，而恰值“需铨旅邸，资用不赡”，就不顾条件艰苦，自为抄写。每清霜呵冻，十指如槌。经过二十天的苦干，终于抄写完毕(46)。他一生抄书总数已不可知，仅今可见者即近二十种。喜爱抄书的藏书家的刻苦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大量图书因被抄录而增加了副本，而这些藏书家也成为留名青史的著名抄书家。

明代抄本最为后人珍贵的，有吴抄（长洲吴宽丛书堂抄本）、叶抄（昆山叶盛赐书楼抄本）、文抄（长洲文徵明玉兰堂抄本）、王抄（金坛王肯堂郁冈斋抄本）、沈抄（吴县沈与文野竹斋抄本）、杨抄（常熟杨仪七桧山房抄本）、姚抄（无锡姚咨茶梦斋抄本）、秦抄（常熟秦四麟致爽阁抄本）、祁抄（山阴祁承澹生堂抄本）、毛抄（常熟毛晋汲古阁抄本）、谢抄（长乐谢肇淛小草斋抄本）等。这些著名的抄本书在用纸、版式上多有独特风格和标记，如吴抄多用红格纸，版心有“丛书堂”三字；叶抄多用绿墨两色格纸，版心有“赐书楼”三字；文抄于格栏外有“玉兰堂录”四字；王抄于版心有“郁冈斋藏书”五字；沈抄于格栏外有“吴县野竹斋沈辨之制”九字；杨抄于版心有“嘉靖乙未七桧山房”八字，或“万卷楼杂录”五字；姚抄于版心有“茶梦斋抄”四字；秦抄于版心有“致爽阁”三字，或“玄览中区”四字，或“又玄斋”三字，或“玄斋”两字；祁抄往往用蓝格纸，于版心有“澹生堂抄本”五字；毛抄于版心有“汲古阁”三字，格栏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八字；谢抄于版心有“小草斋抄本”五字。这些独特的风格和标记，是识别鉴定的极好依据。(47)

在明代著名抄书家中，尤其突出的是毛晋。据说，他“家蓄奴婢二千指”，“入门僮仆尽钞书”(48)。凡用钱买不到的“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的宋版书，毛晋就设法借来，“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字体点画，行格款识，一如原式，“名曰影宋抄”(49)。毛晋的这种“影宋抄”，精美绝伦，获得了“古今绝作”之誉(50)，后人争相效法。“毛抄”今仍有不少传世品，如北京图书馆藏有毛抄《西崑酬唱集》，纸白如玉，墨光如漆，界栏如发，边栏如带，令人爱不释手(51)；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有毛抄《五代名画补遗》，也是纸墨精良，字画秀丽端正。(52)

除了私人抄书之外，明政府也组织过一些抄书活动。如《永乐大典》编成之初因字数太多只抄了一份清稿，到嘉靖、隆庆之际为防止散失损坏，明政府又组织人员重抄一份。明代的历朝实录当时也没有印本，只有清稿本和若干传抄本，其中一些传抄本是明政府派员抄写的。

明代官私进行的抄书活动，不仅使图书增加了数量，而且保存了许多宋元善本的大致面目，许多从未付印的书籍更赖之以延命脉，这些历史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明代官府藏书主要集中于宫廷之内。

（1）图书搜求和收藏数量

朱元璋很注意读书，并非常重视访求收藏书籍。早在正式建立明朝之前，他就已经“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53)。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率军攻破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时，他又命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致之南京”(54)。元朝的藏书是在承袭宋、辽、金三朝藏书的基础上形成的(55)，明朝把宋、辽、金、元的国家藏书全部承袭下来，奠定了自己的藏书基础。

明历代皇帝，仍旧进行过一系列搜求书籍的活动。史称：“建文即位，尤急儒修，购遗书，申旧典，日惟汲汲不遑逸。”(56)永乐四年（1406年）四月，有一次明成祖“御便殿，召儒臣讲论”，问起文渊阁（洪武以来的国家藏书库，在南京）藏书情况，学士解缙回答：“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成祖听后，说：“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来礼部尚书郑赐，令其派人“四出购求遗书”，且说：“书籍不可较价直，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而后他又对解缙等说：“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57)

明成祖把首都迁到北京，与之相适应，明朝国家藏书的中心也由南京迁来。永乐十七年（1419年）三月，明成祖派侍讲陈敬宗从北京至南京，“起取文渊阁所贮古今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坐镇南京的皇太子“乃遣修撰陈循如数赍送”，其剩余者仍封贮在南京(58)。运往北京的书籍恰好是一百柜(59)。为了存放这些北运的图书，明成祖特在北京新建了一个文渊阁“于午门之东”(60)。但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这些北运的图书最初是存放在“左顺门北廊”，直至正统六年（1441年）才“移入文渊阁中”(61)。随着这批图书的北运，辽、宋、金、元之旧藏再次聚集在北京了。

明宣宗与明太祖、明成祖一样喜爱读书，他曾“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因赐士奇等诗”(62)。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为了便于览阅，他还“命少傅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数十人”，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各录数本，分贮广寒、清暑两殿及琼花岛”(63)。在他当政期间，明朝的国家藏书达到极盛阶段。史载“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64)。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等人通过清理文渊阁所贮书籍，编出著名的《文渊阁书目》，收书达七千多种。这些书多系“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65)。真是琳琅满目，珍贵之极。

正统末年以后，明朝的国家藏书开始走下坡路。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宫殿发生火灾，南京文渊阁的藏书“悉遭大火。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66)。英宗之后不再关心图书的典藏，更不注意派员搜求。弘治五年（1492年）五月，大学士丘濬在《访求遗书疏》中指出：对于国家藏书，“数十年来，在内未闻考校，在外未闻购求”(67)。丘濬的这个奏疏还建议：要清查文渊阁的藏书，“或有缺本，则行各直省访求，有者，借官抄录，以增未备”；除去文渊阁之外，还要增加两京国子监的藏书，文渊阁存书凡有副本者，均应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以便“藏贮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有“中兴贤君”之誉的明孝宗看到这个建议后曾表赞成，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史称“疏入，上纳之，而究未能行”。(68)

嘉靖中，御史徐九皋上疏建议，“查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凡经籍不备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誊写”。当时的皇帝明世宗正“一心玄教”，对这种事更不感兴趣，他借口“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徒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余裕矣”，公然拒绝了徐九皋的意见(69)。由于皇帝不关心，国家藏书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管理不善，损坏严重，盗窃成风，数量日渐减少。如正德年间，主事李继先曾借整理文渊阁藏书的机会，窃取精本(70)。内阁大学士们，更是浑水摸鱼，“假阅者，往往不归原帙”(71)。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大理寺左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等，奉命清理文渊阁藏书，编出《内阁书目》八卷。这个重编书目所载图书，与一百六十多年前杨士奇等所编正统书目相较，已是“十不存一”，“惟地志差详，然宋元图经旧本，并不登载，著于录者，悉成、弘以后所编”，“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72)。对于这种情况，《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曾辛辣地讽刺说：“更数十年，文渊阁当化为结绳之世矣！”(73)明清之际，由于战乱频仍，文渊阁藏书进一步遭受损失，康熙时徐乾学修《一统志》，“请权发阁中书资考校”，所见竟“寥寥无几”。(74)

（2）掌握图书的机构和职官

明朝开国初“仍元制”设有专门掌握国家图书的独立机构秘书监(75)，其正式设立的时间是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起初规定为正六品衙门，设监丞一人、直长二人，不久改为设令一人、丞和直长各二人，职司“内府书籍”(76)。洪武十三年（1380年）七月，明政府又决定，“罢秘书监，所藏古今图籍改归翰林院典籍掌之”(77)。从此取消了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翰林院典籍共有二员，官品很低，只有从八品(78)，很不利于图书的保管。由于秩卑品下，对于内阁大学士之偷窃图书，不敢谁何；他们自己“皆赀郎幸进，虽不知书，而盗取以市利者实繁有徒”(79)。明代中叶以后国家藏书状况之日趋糟糕，与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之被取消，有很大关系。

（3）皇史宬

在叙述明代官府藏书事业时，值得一提的还有闻名中外的国家档案库皇史宬。

皇史宬位于东苑（今天安门东南池子一带）。建于嘉靖十三年，门额以“史”作“”，以“成”作“宬”，左右小门分别有“历左门”和“历右门”字样，以“龙”作“”，都是明世宗亲自造字并书写(80)。它不用木料修建，“宬中四周上下，俱用石甃”。直接装档案的是铜皮鎏金的木柜（即所谓“金匮”），它们在宬中也不直接着地，而是置于石台之上，明朝末年，放金匮的石台，共有二十个(81)。可见，这个皇史宬，完全是仿古代石室金匮之义而特别建造的保险库房。

皇史宬中所存放的档案，主要是历朝实录、圣训和其他“要紧典籍”。当时每个皇帝一死，继位者要马上为之专门“开局纂修”实录，纂修完毕，一应草稿全部烧掉，而将正本存放在皇史宬之中(82)。《永乐大典》的副本抄出后也被贮存在这里(83)。每年六月六日，是这里晒晾档案典籍的日期，届时，由“司礼监第一员监官提督，董其事而稽核之，其看守则监工也”。(84)

清朝取代明朝后，继续以皇史宬作档案库，只是原来所存放的明代实录等被迁到他处，这里另换成清朝的实录、圣训、玉牒等。嘉庆年间还曾对它加以重修，但基本格局未变，只是小有变动。

（4）其他官府藏书

除去文渊阁、皇史宬藏书外，明代属于官府藏书的还有中央各部院、国子监、府州县学等各级衙门和各级学校藏书，以及各藩王府藏书。这些藏书中有许多是朝廷颁发的。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三月，曾“颁四书五经于北方学校”(85)，永乐十五年（1417年）四月，曾“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86)。弘治年间大学士丘濬曾说：“两京国子监虽设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颁降之书，及原贮书板，别无其他书籍。”(87)

在藩王府藏书中，有一些藩王很出名。明代前期有周定王朱、晋庄王钟铉和宁献王朱权，后期有朱的后裔朱睦和朱权的后裔朱郁仪。其中最有名的是朱睦。他字灌甫，号西亭，系镇国中尉，万历五年（1577年）出任过周藩宗正。他精通经学，自幼喜好购求书籍，曾购得江都葛涧、章丘李开先的万卷藏书。为了存放书籍，他在宅西建堂五楹，各书按经史子集用不同颜色的牙签加以区别。他编有自藏书目（《万卷堂书目》），隆庆四年（1570年）晒书之后，为之写了自记。而后，他与其子朱勤美又陆续增购图书若干，并随时补充原来的书目，以致今天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万卷堂书目》抄本。朱睦父子先后积书约至五万卷，惜于崇祯年间被大水吞没。(88)

（1）空前兴盛的私人藏书

明代私人藏书特别兴盛，这是明代藏书的一大特点。清末民初人叶昌炽编有专门记载历代藏书家故事的一本书，名叫《藏书纪事诗》，书中所收五代至清末藏书家共1175人，其中明人即有427人，高于以往的任何朝代（五代15人，宋184人，辽1人，金4人，元35人），只有后来的清代比之稍多。由此可见明代私人藏书家的数量之大。明代著名的藏书家有宋濂、郑、叶盛、陆容、张泰、陆钺、吴宽、朱存理、杨循吉、都穆、文璧、钱同爱、张寰、顾元庆、徐献忠、何良俊、朱大韶、陆深、黄标、唐顺之、王世贞、钱榖、刘凤、杨仪、茅坤、沈节甫、项元汁、项笃寿、高承埏、范钦、焦竑、李鹗、钱谦益、陈继儒、王圻、施大经、宋懋澄、俞汝辑、赵琦美、毛晋、祁承、钮石溪、陈第、谢肇淛、徐、李廷机、晁瑮、高儒、李开先、孙承泽、梁清标、周亮工等(89)。他们多半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其中江、浙一带尤多。从藏书总量上看，明代私家藏书远远超过了国家藏书，论藏书质量，也以私家多校勘精审的善本。当时，有的私人藏书家，还总结历代藏书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系统的购书、鉴别、收藏理论。如此等等，充分反映出明代私人藏书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为了有助于了解明代私人藏书的具体情况，下面从明代众多的藏书家中选择藏书多、有特色的几个最著名的人物（也适当考虑了地区和生活时代等因素），作简单介绍。

（2）嘉隆前最著名的藏书家

这一时期的著名藏书家有宋濂、叶盛、杨循吉、李开先、王世贞、项元汴等。

宋濂，字景濂，谥文宪，浦江人，博览群书，明初礼乐制作，多其裁定。祁承《澹生堂藏书约》记载说：明初，“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聚书万卷”。

叶盛，字与中，谥文在，昆山人，曾佐于谦守北京，官至吏部左侍郎。生平爱书，“手自雠录，至数万卷”。曾欲“作堂以藏之，取《卫风·淇奥》‘学问自修’之义，名曰‘菉竹’”，但直至其五世孙叶恭焕，“堂乃克成”(90)。他曾根据家藏图书编出《菉竹堂书目》六卷，其上登录图书共四千六百多册，二万二千七百多卷。他的藏书不算太多，但奇书秘本仅亚于宫中所藏，而且作为明代早期的一个藏书家，开了吴派藏书的先风，在明代私人藏书史上有其重要意义。

杨循吉，字君谦，苏州人，成化年间曾任礼部主事，“好读书，每得意，手足踔掉不能自禁，用是得‘颠主事’名”(91)。也喜欢藏书，“家本素封，以购书故，晚岁贫困，所藏书十余万卷”。(92)

李开先，字伯华，章丘人，为嘉靖年间著名文人，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书，“藏书之富甲于齐东”(93)，“名闻天下”(94)。但其书百余年后散佚无遗，其大半归周藩朱睦之手。

王世贞，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前文已述其有关成就。其藏书处叫“小酉馆”，藏书三万卷。另有“藏经阁”专藏释道两家经典，“尔雅楼”专藏宋版书，皆极精美(95)。他收藏的《汉书》等宋版书超过了三千卷。(96)

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嘉兴人。是浙江有名的藏书家。精于鉴赏，其天籁阁藏书，皆精妙绝伦。又凭藉雄厚的资力，“购求法书名画，三吴珍秘，归之如流”。但喜于多钤印章，“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他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清兵入关之后，所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遗”。(97)

（3）范钦与天一阁

截止到嘉隆时期，明代所出现的最著名藏书家还有范钦，他所创建的天一阁至今犹存。范钦，字尧卿，一字安卿，鄞县人，嘉靖十一年进士，知随州，迁工部员外郎，后历任袁州知州，按察副使、备兵九江，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最后官至兵部右侍郎(98)。他性喜藏书，每至一地，都千方百计搜访书籍。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家乡月湖之西创建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到他去世时，藏书总数已达七万多卷，成为浙东地区藏书最多的一家。据说，这个藏书楼初建时，“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披阅古代碑帖，见《龙虎山天一池记》中引有汉人郑玄注《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水”之语，于是决定将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而阁前所凿水池称为“天一池”，从而使阁名与“水”联系起来，欲以得到以水避火的“吉利”，有利于图书的保存。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天一阁楼上不分间，以体现“天一生水”之说；楼下分六间，以应“地六成水”之义，甚至连楼内藏书橱的制作，在尺寸上也合六一之数。(99)

天一阁藏书的来源主要有四个：第一，同乡丰氏万卷楼的旧藏。丰氏是南宋以来的望族，广有藏书，至嘉靖时丰氏后裔丰坊与范钦很有交往，范钦常到万卷楼抄书，并请丰坊为之作记。丰坊晚年患病，藏书丢失严重，又遭大火。后其残余，尽归范钦(100)。第二，范钦之侄范大澈的旧物。范大澈曾随范钦至北京，“酷嗜钞书”，“所养书佣多至二三十人”。范钦建天一阁后，拒不借给大澈书看，大澈发奋，更加大力搜求，“异书秘本，不惜重值购之”，凡得到天一阁所未收藏的书籍，“辄具酒茗”，迎范钦至家，“以所得书置几上”，对之炫耀。范钦看过之后，只好默不作声(101)。后来范大澈死去，其书渐入天一阁。第三，明代藏书家互相借抄图书的风气很盛，这也成为天一阁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如王世贞与天一阁就有互相借抄书籍的约定(102)。第四，上述之外，天一阁还通过其他途径，购买或受赠了大量书籍。

范钦藏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他不同于一般只注重版本的藏书家，比较重视对明代人著述和明代新刊古籍的收藏，眼界和收藏尺度比较宽，所以在他的藏书中明代方志、政书、实录、诗文集等特别多。这是他比其他的藏书家高明的地方。不过，他的藏书思想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局限，对于更接近下层人民并为之服务的一般通俗实用书等，就很少收集。书籍之外，范钦还注意收藏碑帖，据清人钱大昕编《天一阁碑目》，除去重复者，天一阁所藏自三代迄宋元不下七百多通。

范钦还刻印过一些书籍，他死后其子范大冲也刻过一些书。据统计，天一阁刻书共三十余种，经过范钦校订的有二十种，未经范钦校订而刻印的古籍有七种，范钦和范大冲的著作有四种，其中二十种（有的作二十一种）被后人合成一部丛书，称《范氏奇书》。现在天一阁中还保存着当时的数百片刻书板片。(103)

范钦死后，天一阁藏书仍继续增加。但自明清之际开始，其藏书渐渐散失。明清之际的战乱，使之散失二成左右。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天一阁奉命进呈六百多部，因而得到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的奖励。但许多进呈的书籍被承办者扣留侵吞，没能按规定退还。道光年间发生中英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宁波，曾掠走不少方志。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小偷乘乱窃走大量书籍。民国初年，外国侵略者又勾结上海旧书商，雇用大盗进阁盗窃。经过上述劫夺和偷窃，到解放前夕，天一阁藏书只剩下一万余卷。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天一阁才获得了新生。散失在外的许多古籍被重新收集回阁，书楼及其周围环境也得到了整修和妥善保护。现在天一阁藏书中最受人重视的是明代地方志和科举题名录两类书籍，大部分纂修于嘉靖年间及其以前。其中明代方志二百七十一种，百分之六十五是海内孤本；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有三百八十九种，大部分也是仅见之本(104)。它们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人物、科技等各方面情况的珍贵资料。

天一阁藏书有的盖着专用印章，仅范钦所用，即有“古司马氏”、“七十二峰”、“东明草堂”、“范钦私印”、“天一阁古人”等二三十颗，其子范大冲有“范子受氏”、“范大冲印”等二十多颗，他们的后代也有一些另外字样的印章。这些印章是鉴定天一阁原藏书籍的一个依据，但有的是后人作伪，在鉴别时还应参照其他条件。(105)

（4）万历后最著名的藏书家

这一时期的著名藏书家有陈第、赵琦美、徐等。

陈第，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为戚继光部将。好谈兵，官至游击将军。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家中原有一些藏书，但因他“惟书是癖”，祖传书籍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在出外居官和游历之时，“遇书辄买”，“不择善本，亦不争价值”。后又在南京藏书家焦竑等处抄过书。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藏书达到万余卷。后来他的儿子又加增补，但数量不多。入清后不久其藏书即散佚无存(106)。他作为一个武人而从事藏书，这在明代是为数不多的。(107)

赵琦美，字玄度，常熟人，官至刑部郎中。是明末常熟三大藏书家之一。他网罗载籍，朱黄雠校无虚日，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钱谦益称他“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近古所未有”(108)。据说，他曾校一部刻本《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四种抄本和一种刻本，“凡历八载，始为完书”(109)。他藏书之室叫脉望馆。天启四年（1624年）卒，死后其书尽归常熟的另一大藏书家钱谦益的绛云楼。

徐，字惟起，一字兴公，福建闽县人，以布衣终。“博闻多识，善草隶书”，是闽中著名诗人(110)。他非常爱读书，曾自谓“淫嗜生应不休，痴癖死而后已”(111)。万历十七年（1589年）前后他开始藏书，万历三十年，他的藏书总数达到五万三千余卷(112)。以后他的藏书又续有增补。他的藏书处称“鳌峰书舍”(113)。顺治初其藏书尚安然无恙。但到康熙初年，则已“并田园尽失之”。(114)

（5）祁承及《澹生堂藏书约》

万历以后出现的最著名的藏书家，也有一个人值得特加介绍，这就是浙东藏书家祁承。他不仅藏书甚富，而且提出了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

祁承，字尔光，号夷度，又称旷翁、密士老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曾宦游南京、苏州、山东、河南等地，最后官至江西右参政。一生的辛勤攻读，使他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其著述甚多，惜大部分已经散失，今存者只有《澹生堂集》、《澹生堂外集·宋贤杂佩》、《澹生堂藏书约》、《澹生堂书目》等数种。

由喜爱读书，祁承进一步发展到热心收集图书。“即内子奁中物，悉以供市书之值”；“凡试事过武林，遍问坊肆所刻”，在委巷深衢遇到奇异书籍时，即使是虫鼠咬过的残本，也“无不珍重市归，手为补缀”。“十余年来，馆谷之所得，粥之所余，无不归之书者。合之先世，颇逾万卷，藏载羽堂中”。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不幸发生火灾，“先世所遗及半生所购，无片楮存者”。但面对这一严重打击，他毫不气馁，另筑澹生堂书库，重新一本本收集起来。十六年之后，其所藏书籍，“以视旧蓄，似再倍而三矣”(115)。以后他再接再厉，继续收集，藏书总数达到十余万卷。回顾祁承收藏图书的经历，不禁使人对其热爱图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肃然起敬。

更值得称道的，还是他写出了著名的《澹生堂藏书约》一书。此书除前言部分外，有“读书训”、“聚书训”和“藏书训略”三部分。“读书训”和“聚书训”是抄录古人聚书、读书的事迹而写成的；“藏书训略”分“购书”和“鉴书”两小节，这是他对自己平生购书、鉴书经验的总结，写得“若与故人对话，娓娓可听，语语皆从阅历中来，亲切之至”(116)，它是中国古代藏书建设的重要文献。

《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提出的藏书建设理论，主要是“购书三术”和“鉴书五法”。其购书三术，包括“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所谓“眼界欲宽”，是指要放开视野，“知旷然宇宙，自有大观”，购书时不局限于某一类。他批评一些人，“每见子弟于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览，便恐妨正业，视为怪物”，而有些“子弟稍窃窥目前书一二种，便自命博雅、沾沾自喜”，这些乃是“不知宇宙大矣”之坐井观天举动。所谓“精神欲注”，是指养成读书的嗜好。祁承认为“古今绝世之技、专门之业，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物聚于所好，奇书秘本，多从精神注向者得之”。因此，他要求购书者要逐渐移种种嗜好于嗜书，最后达到“饮食寝处，口所嗫嚅，目所营注，无非是（指书）者”，“非此不复知人生之乐”。所谓“心思欲巧”，是指多动脑筋、多想办法。

他在郑樵提出的“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等搜求书籍的八道之外，设想了三种搜求书籍的途径：一为辑佚，二为将某些书一分为二，三为搞待访书目。关于辑佚，他说：“书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汉者，然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书有著于汉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之；书有著于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每至检阅，凡正文之所引用、注解之所证据，有涉前代之书而今失其传者，即另从其书各为录出。”关于将某些书一分为二，他说：“如《世说》词旨本自简令，已使人识晋人丰度于眉宇间。若刘孝标之注，援引精核，微言妙义，更自灿然，可与《世说》各为一种，以称快书。”关于搞待访书目，他说：“古书之必不可求，必非昭代所梓行者也。若昭代之所梓行，则必见序于昭代之笔，其书即不能卒得，而其所序之文则往往载于各集者可按也。今以某集有序某书若干首，某书之序刻于何年、存于何地，采集诸公序刻之文而录为一目，自知某书可从某地求也，某书可向某氏索也。置其所已备，觅其所未有，则异本日集，重复无烦。”(117)祁承三个搜求书籍途径的提出，实际上已超出了藏书的范畴，而上升到了古籍整理的层次。

《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所讲的鉴书五法包括“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所谓“审轻重”，是指根据各类图书之刊刻、亡佚与时代推移的关系，给予不同的重视。他认为“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遗经，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说者不如得汉唐实录一”，“购国朝之书十不能当宋之五也，宋之书十不能当唐之三也，唐之书十不能当汉与六朝之二也，汉与六朝之书十不能当三代之一也”。所谓“辨真伪”，是指分清著作的真假。他分析了各种图书的情况，认为“经不易伪，史不可伪，集不必伪，而所伪者多在子”。所谓“核名实”，是指搞清书籍的内容，以不被前人在书名上搞的种种花样所迷惑。关于书籍的名实，他认为有五种情况应予注意：“有实同而名异者；有名亡而实存者；有得一书而即可概见其余者；有得其所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书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异者”。所谓“权缓急”，是指根据实用价值的大小，对各类图书给予不同的重视。他认为除尊经以外，“就三部而权之，则子与集缓，而史为急；就史权之，则霸史、杂史缓，而正史为急”。又，“学不通今，安用博古”，“故凡涉国朝（指其所在的明代）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即有街谈巷议，亦当尽采”。所谓“别品类”，是指搞好图书分类。他认为书籍分类甚难，应该“博询大方，参考同异”，善于吸取前人的经验，但也不能过分拘泥于前人成法，“书有定例，而见不尽同，且亦有无取于同者”。(118)

祁承提出的包括“购书三术”和“鉴书五法”的藏书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祁承对于图书的典藏保管及阅览出借等，也提出过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意见。他的理论对于后世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他在中国图书馆学形成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6）战争对私人藏书的影响

明初以后，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到倭寇的骚扰，嘉靖时期为祸尤烈，这使东南地区的不少私人藏书归于毁灭。如大学者顾炎武的先人所藏数千卷图书，即因倭寇之侵扰而与室庐“俱焚无孑遗”(119)。松江府人黄标、李可教、何元朗等也都因遭受倭寇侵犯而丧失了丰富的藏书。明清之际，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酿成的长期战乱，对私人藏书的破坏尤其严重。如江右陈士业“颇好藏书”，康熙初黄宗羲从其子来信得知，“兵火之后，故书之存者，惟熊勿轩一集而已”(120)。全祖望的先人亦多藏书，在这期间，“里第为营将所居，见有巨库，以为货也”，打开一看，全是书籍，因“大怒，付之一炬”(121)。乌程人潘曾纮，“有意汲古，广储缥缃”，后“视学中州，罗致更富”。但明清之际“遭劫，士兵至以书于溪中迭桥为渡，以搬运什物”(122)。经明清之际的战乱后，宋元版书籍大量减少。这是当时的战争对藏书事业的严重破坏。

明代的图书保管技术，在汲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的同时，还取得了新的进步。这些新进步，扼要说来有两项：一是采用了多种多样的防蠹办法；二是在藏书楼室的设计中，注意了对灾变的防范，特别是注意了对多种灾变的综合防范。

（1）防蠹技术

明代藏书家为了防蠹，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各自采用了自认为效果最佳的措施。如天一阁范氏防蠹的办法，是放置芸草。谢坤《春草堂集》记载说：“范氏天一阁藏书甚富，内多世所罕见者，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绿而不甚枯，三百年来书不生蠹，草之功也。”这种芸草即芸香草，也叫七里香，早在明代以前就已被藏书家用做防蠹的药物(123)。它能分泌抗虫杀菌的物质，用以防蠹确有实效；但年月过久，效用会逐渐变小以至消失。现在天一阁中还保存着芸草三本，它们虽已因年代久远而失效，然而作为研究资料，却是极宝贵的(124)。福建藏书家谢肇淛重视翻阅、通风等在防蠹中的作用，他说：“书中蠹蛀，无物可辟，惟逐日翻阅而已。置顿之处，要通风日，而装潢最忌糊浆厚裱之物。宋书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须阴冷而后可入笥，若热而藏之，反滋蠹矣。”(125)明末常熟大藏书家毛晋注意在裱糊时采取防蠹措施，清人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叙述其防蠹措施说：“毛氏汲古阁用伏天糊裱，厚衬料，压平伏。裱面用洒金墨笺，或石青、石绿、棕色紫笺，俱妙。内用科举连裱里。糊用小粉、川椒、白矾、百部草细末，庶可免蛀。”(126)

明代防蠹技术中最突出的成绩是发明了俗称“万年红”的防蠹纸。它是广东南海（佛山一带）发明的，上面涂有用铅、土硫磺、硝石等化合而成的橘红色粉末状物质铅丹（也叫红丹）。铅丹的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铅，而四氧化三铅具有毒性，可以毒死蛀书害虫，这便是防蠹纸可以产生防蠹作用的原因。另外，四氧化三铅在空气中化学性质稳定，所以这又使防蠹纸的防蠹作用具有持久性。当时，广东所出的线装书，往往在扉页和封底里各装一张防蠹纸作为附页，用以防蠹。经过这种处理的书籍今天还保存着一些，而且它们绝大部分未被虫蛀，个别的虽有虫蛀现象，也极为轻微。利用防蠹纸保护书籍，比晋代已经采用的“入潢”法，以及后来在书橱中放芸草等方法，都要简便易行，效果显著，并且防蠹纸的鲜艳的橘红色，与书页相映，使书籍的美观程度也增几分。明代防蠹纸的发明和应用，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创造。(127)

（2）注意灾变防范的藏书楼室设计思想

明人在建筑藏书楼室时，防范灾变的思想相当明确，而且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下面仅举几例，以见一斑。

据王世贞记载，浙江藏书家胡应麟的藏书室，“屋凡二楹，上固而下隆其阯，使避湿，而四敞之可就日”(128)。这便于采光的目的，显然是要防潮、防霉和防蠹。

大藏书家祁承于天启三年（1623年）给其子的一封家信中有段话是专讲藏书楼的建筑的，其中说：“只是藏书第一在好儿孙，第二在好屋宇。必须另构一楼，迥然与住房书室不相接联，自为一境方好。但地僻且远，则照管又难。只可在密园之内外，裁度其地……若起楼五间，便觉太费。而三间又不能容蓄。今欲分作两层。下一层离基地二尺许，用阁栅地板，湿蒸或不能上。只三间便有六间之用矣。前面只用透地风窗，以便受日色之晒，惟后用翻轩一带，可为别室检书之处。然亦永不许在此歇宿，恐有灯烛之入也……此楼之制，既欲其坚固，又欲其透风。须我与匠人自以巧心成之。”(129)从这一封信可以充分看出祁承对藏书楼要注意防范灾变的重视。在选址上，他要求“迥然与住房书室不相接联，自为一境方好”；在藏书楼后检书别室里，他规定“永不许在此歇宿，恐有灯烛之入也”。在藏书楼的构造上，他考虑到“下一层离基地二尺许，用阁栅地板，湿蒸或不能上”，要求“前面只用透地风窗，以便受日色之晒”，明确提出“既欲其坚固，又欲其透风”。这些考虑和要求说明，祁承对防火、防潮、防霉、防蠹都是非常注意的。由上述来看，祁承为了防范灾变，在设计藏书楼时，确实是用尽了苦心，想尽了方法，所谓“须我与匠人自以巧心成之”云云，并非虚语。

在明代藏书楼室的设计上最有名的还是皇史宬和天一阁。它们的优点也是注意对多种灾变的综合防范。如皇史宬除了以砖石为建筑材料，以利防火外，还专门建造了放档案柜的高台，墙壁很厚，达四五米，东西墙有对开的大窗户，能流通空气，如此等等，对于防潮、防蛀、防霉都很有利。天一阁在“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迥”(130)，远离灶火，阁前又凿有天一池蓄水备用，可见注意了防范火灾。而它本身的规制，是坐北朝南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前后皆开窗户，楼内书柜也都前后设门，有利于通风；楼顶为起脊式，除了外形显得质朴雅致外，还有利于防止漏雨和隔热；楼前楼后有廊，对于防光、隔热和防尘都有好处；可见天一阁的构造对于火灾外的霉变、虫蛀等多种灾变，也都注意了防范。

由于明人讲究藏书楼室对灾变的防范，这便大大提高了藏书楼室保护图书的效能。清代乾隆帝对天一阁的建筑设计十分欣赏，在其组织纂修《四库全书》时，曾令人专门到天一阁调查其建造方法(131)。后来贮放《四库全书》的七个书库，都是仿照天一阁的式样造成的。

明代图书互通有无的手段甚多，有赠送，有互抄，还有在市场上购买等，其中在市场上购买是最重要的一种；而公私藏书借人阅读的风气不浓，只有少数人肯借书给人。

（1）市场上的图书买卖

明代市场上的图书买卖相当发达，因为刻书业兴盛，其产品需要通过市场买卖找到出路。刻书业最发达的地方往往设有专门的书市（如建宁）。有些地方虽然刻书业不甚发达，但由于是交通要道，或者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图书的买卖也很盛行。如“楚、蜀、交、广，便道所携，间得新异。关、洛、燕、秦，仕宦橐装所挟，往往寄鬻市中，省试之岁，甚可观也”(132)。当时书市最发达的地方是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北京虽有刻书业，但并不算最发达之处，然而书市却极盛，因为这里“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北京的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书肆主人即于场前租赁民舍卖书，一个月后“试毕”始归。每年二月花朝（旧俗以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称花朝）后三天，书肆主人还在灯市“税地张幕”，列架卖书；每月初一、十五和二十五三天，则在城隍庙设摊经营。只是北京市场上书价较高，“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当地所印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南京的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苏州的书市，“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这里出售的书，多是本地所刻，“他省至者绝寡”。杭州的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这些地方都是交通冲要之处。“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其余的小街巷之中，偶尔也可见到“奇书秘简”的出卖者。

由于书市的发达，书的定价逐渐形成了规律，这个规律是：“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133)

（2）公私藏书的出借

明代因袭宋元以来制度，国子监及府州县地方学校，置有官书，供生员阅览。这种官书，多印有“××学官书，许生员关看，不许带出学门”字样(134)。但官府藏书量最大的文渊阁藏书，却是不许一般读书人借阅的。这里的藏书，主要是为了方便皇帝，“即皇上欲有所考，立取立具”，除此之外，就“独二三元僚、奉诏入门、参万几、备顾问者，仅乃锵翔其间”。连一般官僚，也无资格阅读(135)。个别读书人，如《五杂俎》的作者谢肇淛，曾经通过有私人关系的大学士，得见文渊阁的藏书，但这不过是为数不多的例外(136)。这样，文渊阁藏书的收藏远远超过了其利用价值，而这正是明官府搞这种藏书的指导思想。《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文渊阁说：“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暗，虽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137)这样不便阅读、只堪堆放的建筑形制，显然也是收藏重于利用的指导思想的产物。

明代私人藏书家的指导思想也多半是收藏重于利用，把自己的藏书当成个人的珍秘，并企图世代相传，除了自己的子孙可以阅读外，一般不肯示人。如金华藏书家虞守愚，将藏书“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彴，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138)天一阁的藏书也不许外人借阅，清人阮元记载说：“司马（指范钦）没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139)有的藏书家虽然准许外人借阅，但条件极严，与不准借阅差别并不太大。如祁承对其澹生堂存书规定：“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140)

明代也有一些思想开通允许外人借阅自己藏书的藏书家，如江阴李鹗翀即是这样一个人物。他“见图籍则破产以收，获异书则焚香肃拜”，而且与朋友共用，“遇秘册必贻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141)。曾说：“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142)吴县人杨循吉也是这样的开明藏书家。他有《题书厨诗》说：“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坠地不肯拾，断烂无与怜。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可惜的是当时像李鹗翀、杨循吉之类的开明藏书家为数太少，他们的行动，没能使明代私人藏书不肯借阅的风气彻底改变。

明代中国图书输出国外者甚多。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各国中，不仅是大国、强国，而且文化发达，处于先进国家之列，其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甚为外国、特别是为亚洲邻国所羡慕，外国把输入中国书籍当作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而明朝政府则把图书输出当作扩大影响的一个办法。

明朝政府在派遣使臣到外国时，往往带去若干书籍。明朝行用的《大统历》，即是明朝使臣带给外国书籍当中的一种。这种书籍的给予对象，全是向明朝表示臣服的国家，或明朝打算使之臣服的国家，其给予包含着政治的意义在内。如洪武二年（1369年）明派使臣到安南（今越南），“赐（其王）日煃《大统历》”(143)。同年，明遣使至爪哇，“赐以《大统历》”(144)。洪武四年，明命僧人祖阐、克勤等出使日本，“赐（日本王）良怀《大统历》”。(145)

外国使臣访明回国时，也往往受“赐”而带回许多书籍。如洪武二年（1369年）高丽（今朝鲜）国王派成惟德出使明朝，明朝“赐以《六经》、《四书》、《通鉴》”(146)。洪武五年（1372年），琐里（今印度）遣使奉表朝贡，“乃赐《大统历》”(147)。永乐二年（1404年），暹罗（今泰国）有使臣来访，明对之“赐赉有加，并赐《列女传》百册”(148)。明朝政府之利用外国使臣来访的机会给予外国书籍，有的是应使臣的请求而进行的。如永乐元年，朝鲜国王派使“请冕服书籍。帝（指明朝皇帝成祖）嘉其能慕中国礼，赐金印、诰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坠，及经籍彩币表里”(149)。据《明会典》所载，这次给予朝鲜的经籍包括“五经”、“四书”、《春秋会通》、《大学衍义》等(150)。再如永乐五六年，日本屡次派使臣来，“且献所获海寇。使还，请赐仁孝皇后（按，即明成祖之皇后徐氏）所制《劝善》、《内训》二书，即命各给百本”(151)。成化十三年（1477年）九月，日使妙茂“以国王意求《佛祖统纪》等书，命以《法苑珠林》与之”。(152)

出使明朝的外国使臣除了通过“赏赐”从明朝政府手中得到书籍外，还以自己所带的货物换取书籍。如天顺元年（1457年）安南“遣使入贡”，“其使者乞以土物易书籍、药材，从之”。(153)

有的国家在使臣访明时，还有许多僧人、商人随同来明，他们归国时也将书籍携带回去。当时，日本的这种情况最多。据日本史籍记载，景泰年间访明的一个日僧曾在中国以一扇换得《翰墨全书》一部；同时访明的另一僧人在回国后，曾将从中国带回的《清江贝先生文集》三册赠给别人。(154)

万历《明会典》载：“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禁戢收买史书”(155)。据此，按当时明政府的规定，史书是不能出境的。而实际不然，输出到国外的，不仅有经、子、集等各部书籍以及佛经、类书等，同样也有史书。上面提到的洪武二年（1369年）高丽使臣来访时，曾被“赐”给著名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即是一例。《明史》记载，“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朝鲜）使臣表贺冬至，因奏买回《吾学编》、《弇山堂别集》等书，载本国事与《会典》乖错，乞改正。礼部言：‘野史不足凭。今所请耻与逆党同讥，宜悯其诚，宣付史馆。’报可”(156)。由此来看，当时连私人搞的野史也被外国人买到手、输出境外了。

明代输出的图书，不仅品种全，而且数量多。《明会典》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明政府曾下令广西布政司，每年要为安南印《大统历》，其数量高达一千本(157)。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礼部受命装印《列女传》，以“给赐诸番”，其数量竟为整整一万本。(158)

明代的图书大量向国外输出，使明朝的先进文化传向国外，特别是传向亚洲的一些邻国，对传入国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的提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加深了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这是中外交往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

(1)　《书林余话》卷上引明陆容《菽园杂记》10。

(2)　《书林余话》卷上引明陆容《菽园杂记》10。

(3)　《五杂俎》卷13《事部》1。

(4)　《书林清话》卷7《明时刻书工价之廉》。

(5)　见该书甲部“经籍会通”4。

(6)　《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4。

(7)　《五杂俎》卷13“事部”1。

(8)　《书林清话》卷5“明人刻书之精品”。

(9)　见该书卷189。

(10)　明太平老人《袖中锦》。

(11)　《明宫史》土集“内板书数”。

(12)　《书林清话》卷5“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

(13)　《书林清话》卷7“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

(14)　《书林清话》卷5“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

(15)　见《十驾斋养新录》。

(16)　《书林清话》卷5“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

(17)　《书林清话》卷5“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

(18)　《尔雅注疏校勘记·序》。

(19)　以上参见《书林清话》卷5“明人刻书之精品”；吴则虞：《版本通论》；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

(20)　嘉靖《建阳县志》卷3。

(21)　参见张秀民：《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

(22)　《书林余话》卷下。

(23)　《书林余话》卷下。

(24)　《书林清话》卷5“明人私刻坊刻书”；《书林余话》卷下。

(25)　参见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刻书》，载《文物》1980年第11期。

(26)　见《文物》1972年第11期。

(27)　参见张秀民《明代北京的刻书》，载《文献》1979年第1辑。

(28)　见该书土集“内板书数”。

(29)　《书林清话》卷8“绘图书籍不始于宋人”。

(30)　参见王红元《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书史研究》，载《文献》1979年第1辑。

(31)　《书林余话》卷下。

(32)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书林余话》卷上。

(33)　《书林清话》卷7“明时书帕本之谬”。

(34)　《书林清话》卷7“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

(35)　《四库全书总目》“诗话总龟”条。

(36)　杭世骏：《道古堂集》卷18。

(37)　见《七修类稿》。

(38)　《书林清话》卷7“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条及“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条。

(39)　《书林清话》卷7“明时书帕本之谬”及“明人不知刻书”。

(40)　《书林清话》卷7“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

(41)　这里说坊刻书和万历以后所刻书质量较差，是就一般而言，并不是否认坊刻书和万历以后刻书之中有精品。如不少精美的绘画书籍是出自书坊，而且印于万历之后。

(42)　《藏园群书题记序》。

(43)　转引自《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1981年第3期所载方品光《明代福建著名钞书家——谢肇淛》。

(44)　转引自《文献》1979年第1辑所载黄裳：《〈天一阁被劫书目〉前记》。

(45)　《潜研堂文集》卷31。

(46)　《小草斋集》卷21，转引自《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1981年第3期所载方品光《明代福建著名钞书家——谢肇淛》。

(47)　参见《书林清话》卷10“明以来之抄本”。

(48)　《书林清话》卷7“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49)　见《东湖丛记》。

(50)　《藏书记要》第三则“抄录”。

(51)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

(52)　陈瑞铭：《试谈抄本》。

(53)　《明太祖实录》卷16；《明经世文编》卷76丘濬《访求遗书疏》。

(54)　《万历野获编》卷1“访求遗书”；《明史》卷96《艺文志》。

(55)　《曝书亭集》卷44；《文渊阁书目跋》。

(56)　《明书》卷75。

(57)　《典故纪闻》卷8；《明会要》卷26；《明史》卷96《艺文志》。

(58)　《明会要》卷26。

(59)　《明史》卷96《艺文志》。

(60)　《西园闻见录》卷8“藏书”条载高拱语。

(61)　见该书卷1“访求遗书”条。

(62)　《明史》卷96《艺文志》。

(63)　《明宣宗实录》卷101；倪灿：《明史艺文志序》。

(64)　《明史》卷96《艺文志》。

(65)　《明史》卷96《艺文志》。

(66)　《万历野获编》卷1；参见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4。

(67)　《明会要》卷26。

(68)　《明会要》卷26；《明经世文编》卷76；倪灿：《明史艺文志序》；《明孝宗实录》卷63。

(69)　《万历野获编》卷1“访求遗书”。

(70)　《万历野获编》卷1“先朝藏书”。

(71)　倪灿：《明史艺文志序》。

(72)　张钧衡：《内阁书目》跋；《曝书亭集》卷44《跋重编内阁书目》；倪灿：《明史艺文志序》。

(73)　《万历野获编》卷1“先朝藏书”。

(74)　《鲒埼亭集》外编17《抄永乐大典记》。

(75)　倪灿：《明史艺文志序》。

(76)　《明史》卷73《职官》；《明太祖实录》卷50。

(77)　《明会要》卷36；《明太祖实录》卷132；《明会典》卷221；《明史》卷96《艺文志》。

(78)　《明史》卷73；《明经世文编》卷76丘濬《访求遗书疏》。

(79)　倪灿：《明史艺文志序》；《万历野获编》卷1“先朝藏书”。

(80)　《春明梦余录》卷13；《明宫史》金集“宫殿规制”。

(81)　《春明梦余录》卷13。

(82)　《明宫史》金集“宫殿规制”；《春明梦余录》卷13。

(83)　《春明梦余录》卷12。

(84)　《明宫史》金集“宫殿规制”。

(85)　《明史》卷2《太祖本纪》。

(86)　《明会要》卷26。

(87)　《明经世文编》卷76《访求遗书疏》。

(88)　《明史》卷116《周王传》；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料·万卷堂书目》，载《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年第2期。

(89)　参见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载《图书馆学季刊》2卷1期。

(90)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2引乾隆《苏州府志》。

(91)　《明史》卷286《杨循吉传》。

(92)　《澹生堂藏书约》。

(93)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2。

(94)　《明史》卷287《李开先传》。

(9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甲部“经籍会通”4；《五杂俎》卷13“事部”1。

(96)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3。

(97)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

(98)　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

(99)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2；王欣荣：《范钦和天一阁藏书楼》，载197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100)　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

(101)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

(102)　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载《越风》半月刊，第2期，1935年11月出版。

(103)　骆兆平：《天一阁刻书考略》，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年第4期；骆兆平：《天一阁刻书续考》，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3年第3期。

(104)　骆兆平：《天一阁史话》，载《图书馆学通讯》1980年第3期。

(105)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2；王竞：《范氏天一阁藏书印考》，载《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年第5期。

(106)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料》4，载《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年第5期；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3。

(107)　除他之外，明代武人藏书较多的还有涿州高儒。

(108)　《初学集》卷66《刑部郎中赵君墓表》。

(109)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3。

(110)　《明史》卷286《徐传》。

(111)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3。

(112)　《红雨楼家藏书目序》。

(113)　《明史》卷286《徐传》。

(114)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3。

(115)　《澹生堂藏书约》。

(116)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117)　《澹生堂藏书约》。

(118)　《澹生堂藏书约》。

(119)　《亭林文集·抄书自序》。

(120)　《南雷文约》卷4《天一阁藏书记》。

(121)　《鲒埼亭集》外编卷17《双韭山房藏书记》。

(122)　《江浙藏书家史略》引《吴兴藏书录》。

(123)　沈括：《梦溪笔谈》。

(124)　骆兆平：《漫谈天一阁藏书管理的历史经验》，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0年第3期。

(125)　《五杂俎》卷9“物部”1。

(126)　见该书第5则“装订”。

(127)　中国历史博物馆防蠢纸研究小组：《对明清时期防蠢纸的研究》，载《文物》1977年第1期；刘启柏：《古籍防蠢》，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3期。

(128)　《江浙藏书家史略》。

(129)　转引自黄裳《澹生堂二三事》，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130)　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载《揅经室集》2集7卷。

(131)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79。

(13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4。

(13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4。

(134)　《书林清话》卷8“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

(135)　《西园闻见录》卷8“藏书”。

(136)　《五杂俎》卷13“事部”1。

(137)　《万历野获编》卷1“先朝藏书”。

(138)　《五杂俎》卷13“事部”1；《江浙藏书家史略》。

(139)　《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

(140)　《澹生堂藏书约》。

(141)　《藏书纪事诗》卷3。

(142)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3。

(143)　《明史》卷321《安南传》。

(144)　《明史》卷324《爪哇传》。

(145)　《明史》卷322《日本传》；《明会要》卷77。按：“良怀”实际上是当时在九州主持征西府的后醍醐天皇的皇子怀良亲王。

(146)　《明会要》卷77。

(147)　《明史》卷325《琐里传》；《明会典》卷111。

(148)　《明史》卷324《暹罗传》；《明太宗实录》卷31。

(149)　《明史》卷320《朝鲜传》。

(150)　见该书卷111。

(151)　《明史》卷322《日本传》。

(152)　《明史》卷322《日本传》；《明宪宗实录》卷170。

(153)　《明史》卷321《安南传》；《明会要》卷78。

(154)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78～579、597页。

(155)　见该书卷108。

(156)　见该书卷320《朝鲜传》。

(157)　见该书卷111。

(158)　《明太宗实录》卷31“永乐二年九月辛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