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画家和民间画家皆有可观的成就，而民间画家的成就尤大。

明朝初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后，政治形势渐趋稳定，社会经济也得到发展。相应地，在文化事业上制定了各项措施，在绘画方面则恢复了征召画家入宫的制度，宫廷绘画又兴盛起来。

明代的宫廷绘画与两宋时的情况不同，明代没有正式成立画院机构，只是征召各地的著名画家到宫廷服务。画家所授的职务没有一定的名称，也没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洪武、永乐时，征召来京的画家，有的称为文渊阁待诏、翰林待诏、武英殿待诏，或称为供事内府，或任营缮所丞等。宣宗宣德以后，大部分宫廷画家在武英殿及文华殿任供奉待诏。有的画家则封以锦衣卫武官职衔。本来，画家与锦衣卫没有关系，这大概是锦衣卫无固定人员编制，“恩荫寄禄无常员”。因此，有的画家就在其中挂个名，称为指挥、千户、镇抚等，以便领取薪俸。其实他们并不从事这些武官的工作，仅从事绘画。还有些画家则没有其他职衔，只称为画士。

当时的画家，大多是荐举、征召进入宫廷绘画的，极少数是通过考试录用，如英宗时曾“召取天下画士至京，试以‘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题”。又如孝宗时也考选过画士：弘治七年（1494年）“诏选天下画士，（林）郊中第一，授直武英殿锦衣卫镇抚”。

明初洪武时，朱元璋征赵原、周位入内宫。他们都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山水画家，宫殿壁画多出于他们之手。周位于殿壁画《天下江山图》，闻名于时。朱元璋滥用刑罚，赵原因绘画不称他的心意而被杀。这就使得画家人人自危，凡作画只求迎合朱元璋的喜好，不敢有所创造。

明成祖永乐时，宫廷画家在文华殿绘有《汉文止辇受谏图》及《唐太宗纳魏征十思图》，这些绘画都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当时擅长画花鸟的边文进、善于画虎的赵廉和工于画人物佛像的蒋子成，被称为“禁中三绝”。

从宣德到成化、弘治，是明代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宣德时著名的宫廷画家谢环，擅长人物山水。他所画的《杏园雅集图》，是描写几个内阁宰辅一起在杏园内聚会的情景，其中的人物园景描绘细致，反映了当时上层官员的生活情况。这是宣德时期人物山水画的一幅代表作品。宣德时期的著名宫廷画家还有石锐和李在，他们都擅画山水，兼工人物。还有被誉为明朝第一的戴进，宣宗时也曾进过皇宫，后来成为浙派画家的首创者。

成化、弘治时期，宫廷画家中有赐给“画状元”印章、擅长山水人物的吴伟，有被孝宗皇帝称为“今之马远”的王谔，还有考天下画工第一、擅长花鸟画的林郊，可谓济济多士。

明代宫廷绘画，自武宗正德以后渐趋消沉。明代宫廷绘画受南宋马远、夏珪的影响较大。宫廷画家，各有专长，但也有兼擅多种题材的。

明代画坛浙派的创始人为戴进。戴字文进，号静庵，浙江钱塘人，在他影响下形成的画派称为浙派。据传他早年曾为锻工，后改学画。宣宗时，曾进入宫廷作画，但遭到其他画家的嫉妒。他曾画有一幅《秋江独钓图》，穿红袍者垂钓水边。另一画家在宣宗朱瞻基面前说，这幅画画得不错，但显得鄙野。红色是品官的服色，现在穿在钓鱼人的身上，是很不相称的。朱瞻基点头称是，戴进遂被放归乡里。戴进返回乡里后，便以卖画为生，老死钱塘。

戴进绘画的题材十分丰富，山水、人物、神像、走兽、花果等，都画得非常精致。戴进师承渊源宽广，兼法宋元诸家，其山水画受南宋马远、夏珪画风影响较深。但他并不局限于此，而能融合各家风格，创出新意，所谓“文进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珪，而妙处多自发之”。因此，他的画奔放却不失法度，既严谨又含潇洒。如他的人物画《达摩至慧能六代像》与《钟馗夜游图》，前者画法工细，后者则风格粗犷；山水画如《关山行旅图》气势雄壮，《洞天问道图》笔法遒劲严整；花鸟画如《葵石蛱蝶图》风格劲秀，《三鹭图》则以淡水墨写意，表现烟雨迷蒙的景色，又别有韵致。

戴进以后，影响较大的浙派画家为吴伟。吴伟字士英，号鲁夫，又号小仙，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吴伟少年时生活贫困，勤奋学画，青年时流落到南京。他所作的画，深得人们的喜爱，也受到南北两京王公贵戚的赏识。宪宗时，吴伟进入皇宫，朱见深拟授锦衣镇抚，待诏仁智殿。但他不愿受拘束，辞官回南京。孝宗时，吴伟再次被召入京，因其所画符合皇帝的心意，赐给“画状元”印章，授锦衣百户。但他终因不乐做官，称疾回南京，居住在秦淮河上。

吴伟作画内容广泛，山水人物等无所不能。画作有宗教人物、渔夫、牧童等。他长期生活在民间，因此下层社会也就成为他的绘画题材。他在南京曾为灵谷寺绘有高达四丈的壁画。吴伟近学戴进，远师马远、夏珪，并能融合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灞桥风雪夜》和《长江万里图》等山水画，笔墨奔放，挥洒自如，气势宏大。

吴伟之后，浙派画家比较著名的有张路、蒋嵩以及蓝瑛等，在山水人物画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自此以后，尤谓的浙派画家，往往追求形式，格调不高，而笔墨粗劣。他们的作品已迥异于浙派绘画的精神风格。从此，浙派渐趋消沉，吴派崛起。

江南苏州地区，元朝时就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很多诗人画家集中在这一地区活动。明朝初期，继续元代的风气，产生了更多画家。他们绘画的技法和风格，主要是追随元代画家，这和宫廷画家、浙派崇尚南宋马远、夏珪的画风相对立。当时比较有名的有赵原、徐贲、陆广、张羽等。到明代中叶，沈周、文征明、唐寅登上画坛，吴派才确立起来。

沈周（1420～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周书画有家学渊源，其袓父沈澄，工于诗画，其父沈恒也擅画。沈周天资聪颖，继世家之业。他学习董源、巨然和李成，晚年又摹仿黄公望和吴镇，融会宋元画家的技法，其用笔劲利而含蓄，无霸悍之气。沈周不但为吴派的宗主，也是明代山水画的代表作家。

文征明（1470～1559年），原名璧，以字行，号衡山，长洲人。文征明绘画学沈周，文学学吴宽，书法学李应祯，都是一代名家。因此，他工诗善书。绘画方面，他不专习师法，能融会宋元诸家之长。他绘画不限于水墨，并能青绿设色；不只是粗豪，并能工致精细。明代画坛往往文沈并称。文征明作品传世的较多，大都纤美精致。

文征明和当时很多名流往来密切，他和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被称为“吴门四才子”。文家自征明以后，后代善画的不少，约有二十余人活跃于画坛，如文彭、文伯仁、文震亨等。

唐寅（1470～1523年），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吴县人。他和文征明为同时代人。唐寅曾中解元，却没有进入官场，安处恬淡娴静的生活。他刻一印章，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绘画学李唐、刘松年，所画人物花鸟秀润缜密。

沈周、文征明和唐寅之后，到万历、崇祯时吴派画家更进入鼎盛时期，其中有不少名家名作。如文伯仁的《四万图》，表现了万壑松风、万竿烟雨、万顷晴波和万山风雪四种情景，气势磅礴，富有感染力。

后来吴派画家，因其人数众多，又区别为松江（董其昌）、华亭（顾正谊、莫廷韩等）、云间（沈士充、陈继儒等）各支派。吴梅村曾为晚明吴派名家作画中九友歌，这九人是：董其昌、王时敏、王鉴、李流芳、杨文聪、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其中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位高望重，诗文书画，为人推崇。他画学董源、巨然，擅画山水，风格清润。他的画风，对晚明以后的画坛有较大影响。

明代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中国花鸟画从唐代到南宋，采用工笔写生着色。南宋时，受文人画的影响，出现了以墨代色的工笔花鸟画。到了明代，唐寅等人则摆脱了水墨工笔勾填，而代之以活泼洒脱的水墨写意的技法。

明代后期，水墨写意花鸟画有杰出成就的首推徐渭。徐渭（1521～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浙江山阴人。他不仅是画家，也是当时优秀的剧作家。徐渭作画新颖奇特，不落俗套，富有思想含义。他自题牡丹花曰：“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多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人性与梅花宜，至荣华富丽，风若马牛，弗相似也。”又如他在画蟹中题：“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些表明了徐渭蔑视贵富、嫉恶如仇的思想风貌。徐渭豪迈潇洒的水墨写意画法，在花鸟画上有很高的成就，清代石涛、八大山人等受他的影响很深。

陈洪绶（1599～1671年），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是明末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幼年时就有绘画才能，四岁那年，在白粉墙上画关羽像，长八九尺。最初他向蓝瑛学画，后于崇祯年间奉召去北京宫廷作画，有机会观摩皇室藏画，技艺得到很大进步。陈洪绶年轻时曾从刘宗周求学。明亡，清兵进入浙东，刘宗周殉国。陈洪绶于绍兴云门寺为僧一年多，自号悔迟，亦称老迟，不与清朝合作。

陈洪绶画的《屈子行吟图》，深刻地表现了屈原形容憔悴、行吟泽畔的状貌及其爱国忧民的思想情操。他还绘有《水浒叶子》及《九歌》、《西厢记》等绣像描图，是明清间复制板画的精品。晚年作画，夸张变形，有的人物画，躯干伟岸，衣纹挺劲，但却面目怪异，全身比例失当。这大约是他处于当时变动时代的痛苦变态心理的反映。

明朝推翻元朝后，在文化制度上以“恢复中华”相号召。因此，它不仅在绘画方面重新恢复了宋代召画家入宫的制度，而且从当时遗留下来的雕塑造像也可以看出是在追求唐宋风格。从雕塑的内容看，这时佛教石窟雕像趋向衰萎，而城乡寺庙中的佛道造像以及城隍、土地、关羽、岳飞等塑像则日渐增多。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艺技术的改进，为生活服务的建筑装饰雕塑，比历代要繁荣，出现不少珍贵的作品。

宫殿和帝王陵墓历来是雕塑装饰的主要地方。关于宫殿的雕饰，在本书第二十五章《明代的科学技术》的宫城建筑中一并叙述，这里主要介绍明代帝王陵墓雕饰。

明朝共十六个帝王，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葬于南京，即今天南京东郊钟山南麓的“明孝陵”。其他十五帝中（除第二代惠帝朱允炆和第七代景帝朱祁钰）有十三人葬在北京，即今天昌平区天寿山的“明十三陵”。明孝陵和明十三陵都有大量的石雕装饰。

明孝陵的石雕计有十二对石兽，包括狮子、獬豸（古代瑞兽，形类鹿、狮混合体）、骆驼、大象、麒麟和翼马各两对。其造型壮硕浑厚，反映了明初政治上的盛大气象。

明十三陵，因陵地聚集在一处，共用明成祖长陵的一个陵道。雕置在陵道上的石雕群，和明孝陵是相同的。在陵道的最南端是一座石牌坊，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用汉白玉石砌成，面阔五间，宽二十八米余，高十四米。在夹柱石上雕刻着麒麟、狮子和龙等，形态生动。门上端额枋雕有云纹，很是柔美。这是我国现存最大最早的石坊。从大石坊到龙凤门的陵道上，依次雕置着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均两卧两立，共二十四座。接着是武臣、文臣、勋臣各四座，共十二座。这些石人石兽的雕刻比较精巧，但却显得纤弱，与唐宋时的陵墓雕刻相比，欠缺劲健的气魄。但这些庄重威武的文武官员的形象，和有一定寓意的动物雕像，在艺术上确实可以起到衬托墓主人生前显赫地位的作用。

明代帝王陵墓雕刻，除南京明孝陵和北京明十三陵以外，还有在今安徽凤阳的明皇陵（朱元璋父母的葬地）和在今江苏泗洪县的明祖陵（朱元璋高祖、曾祖和祖父的葬地）墓前也雕置了石人石兽，而且其数量比明孝陵和长陵要多。这两处陵墓都建于明初时，造型古朴，有的更显得雄伟壮健，其雕刻水平也较高。(1)

除帝王陵墓以外，还有各地藩王和贵族死后的葬地，往往也设置了石雕群。但它们的规模和雕刻水平就比上述帝王陵墓要差得多。

明代佛教石窟雕刻，比较完整的在山西平顺县东北林虑山崖。那里有建于北周的宝岩寺，后改称为金灯寺。金灯寺后有依山崖开凿的窟龛二十多个，其中雕像大多为明代雕造。最大的一处为第五窟中的“水陆道场”浮雕。“水陆道场”是佛教中宗教活动的一种法会，主要是布施饮食以救度僧众，又称为“水陆斋”。这处“水陆道场”的浮雕共有六十九方，其中的人物身份和情节各有不同。这处水陆道场浮雕，可能是当时记事性的作品，其艺术水平不算高，但却是明代石窟雕刻的重要遗产。(2)

明代的佛寺雕塑比较普遍，今各省市城乡大多保存有明代的佛寺，其中的雕塑，主要是泥塑像，它们的造型继承了唐宋风格，而更侧重于写实。

明代佛寺彩塑最具有代表性的在山西平遥县的双林寺。双林寺原名中都寺，最早建于北魏，明代时多次重修，现在保存下来的建筑和塑像，多为明代遗物。双林寺有大小佛殿十座，彩塑像两千多尊，有天王、金刚、佛、菩萨、观音以及地藏殿中的十殿阎君和六曹判官等等。这些塑像“生动活泼而又概括提炼”。“雕塑的胸、腰、腹部位与衣纹等恰如其分，每个地方都很注意整体，显得很美”。而有的塑像又能不落于一般的公式。如许多佛寺的天王像，往往突出形象的怪异和凶恶，这里的天王像则吸取了武士的形象，塑造出勇猛的、有气魄的巨人样的英雄形象。(3)

壁塑在唐宋时已有一定基础，明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陕西蓝田县水陆庵大殿中有明代彩色壁塑，其中塑有亭台楼阁，有殿宇宝塔，并塑有数以百计诸佛菩萨、供养人等，或坐或立，或喜或怒，神态各异。还有龙凤狮子麒麟等。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是明代留存下来有名的壁塑艺术品。

明代时道教与佛教一样，也在民间流传，因此，各地也有关于道教方面的庙宇和塑像，尤其是玉皇庙、东岳庙和城隍庙等较为普遍。比较有名的是，明洪武八年（1375年）所建的陕西三原县城内的城隍庙。庙内有二十四个乐女和侍女塑像（现已毁坏），很有生活情趣。“如其中的两个乐女，一弹琵琶，一吹竹笙，神态生动自然”。“另外的一个捧着印盒的侍女，神态也是非常生动的”。(4)还有山西汾阳县的太符观，为道教庙宇，内有明代制作的泥塑玉女像，丰满的脸型，显示了北方妇女健壮的体态。

中国的佛塔和作为纪念碑式的牌坊，以及附属于宫殿寺庙和馆舍的照壁、栏柱等，均为建筑装饰雕刻的地方。

明代佛塔建筑雕饰，最著名的在今北京海淀区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五塔寺原名真觉寺，建于永乐时，成化时建五塔，故称五塔寺，又因五塔之下有一雕有护法金刚的高大平台，故此五塔称金刚宝座塔。“金刚宝座”高五层，南面有斜阶可登上台座。台座上建有五塔，成“回”字形，中心塔高约八米，为十三层，四角四塔各高约七米，为十一层。塔身各层四周均雕有佛龛造像，以及护法天王、金刚等，雕饰精细(5)。花纹装饰多为中国传统的云纹和宝相花。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外的砖建飞虹塔雕饰，也为优异之作。此塔最早建于汉，以后屡经修建，现存飞虹塔是明代遗物。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开始重建，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竣工。飞虹塔塔身为八角形，十三层，通高四十七米。外形轮廓由下至上逐层收缩，形如锥体。塔底层内，铸有释迦铜像，铜像顶部为琉璃藻井。塔身用砖砌，外镶黄绿蓝三色琉璃烧制的屋宇、神龛、斗拱、莲瓣、角柱、勾栏、花罩及盘龙、人物、鸟兽和各种花卉图案等，雕制非常精巧。塔身通体装饰得绚丽多彩，金碧辉煌，被人们称誉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性作品。(6)

牌坊，亦称牌楼。木建者绘以彩画，石建者则用雕刻装饰。我国封建时代这种表彰忠孝节义和功名等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随处可见，其中也有不少优异制作。

河北省灵寿县县城有石牌坊一座，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建，是用细青石仿五层楼阁的木构建筑形式建成。在额枋上，透雕为云龙、双凤以及飞鹤等纹饰，雕工精美。在下部四柱夹柱石上雕有狮子数十只，形体大小不同，神态各异，可见当时民间匠人的高超技艺。

又如江苏省宜兴县城内文庙前，有一座表彰功名的石坊。它是天启七年（1627年）为本县万历癸丑（1613年）科状元周延儒修建的。石坊平面呈“”形，这样的结构，比“——”字形牌坊增强了稳定性。面阔三间，明间高出，上覆歇山顶，高约四十米。整座石坊，从上至下，都进行了雕刻装饰。上额枋雕有五鹤飞翔于沧海之上。龙门枋上的浮雕为五龙戏珠。两次间的大小额枋，雕有牡丹与麟凤。石坊下部夹柱石雕有雌雄狮子，雄狮腹背皆有绣球，雌狮则皆伴有幼狮，神态甚为生动。整座石坊雕刻细致周到，安排紧凑。石坊通体选用汉白玉石，皎洁的质地，衬着精美的雕饰，是明代牌坊雕刻装饰中的精品。(7)

照壁，一般设置在宫殿寺宇前，多数采用砖建，加以雕刻，或用带有釉彩的琉璃砖加以装饰。明代时常常雕饰以“九龙”，故称之为“九龙壁”。洪武年间所建的山西省大同市内的“九龙壁”比较著名，原系代王府（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封代王）照壁，后来王府毁圮，照壁却保存了下来。这一照壁长约45.5米，宽2.02米，高8米，全部用彩色琉璃镶砌。九龙姿态各异，翻卷盘绕，腾云飞舞，生机勃勃，为明代雕塑艺术之一佳作。(8)

照壁除用砖建以外，也有用石建的，如湖北襄阳有一块采用青绿色石料砌成的“绿影壁”。它是明正统元年（1436年）襄王朱瞻塔从长沙徙封襄阳时所建，“绿影壁”即为当年王府的照壁。绿影壁高约7米，宽25米，厚1.60米。壁面中部雕刻了一排飞舞的巨龙，并于四周围雕有形态各异的数十条小龙，配衬融洽，显得格外活泼雄伟。

殿廊石柱，也是雕刻装饰的重要处所。如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廊的十根盘龙石柱，是明朝弘治（1488～1505年）时雕制的。“在十根大石柱上，每根柱各雕两龙，相对回舞盘旋，中有宝珠，绕以火焰，柱脚四周皆刻水波纹，其下圆雕复莲柱础。全部石柱雕刻深邃，云龙腾起如飞，神态各异。远远望去，宛如祥云之中蛟龙飞舞，不见石柱”。(9)雕刻精细，布局妥帖，是明代廊柱雕刻中的著名作品。

(1)　《考古》月刊1963年第8期。

(2)　《文物参考资料》1961年第12期《宝岩寺明代石窟》。

(3)　傅天仇：《仿古代雕塑》，见《文物》1961年第12期。

(4)　参见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册。

(5)　参见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册。

(6)　参见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编《广胜寺》。

(7)　参看《宜兴会元状元坊》，《文物》1960年第3期。

(8)　参看《美术研究》1980年第4期《山西大同九龙壁》。

(9)　参见《光明日报》1979年6月13日《我国著名的文化古城——曲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