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为“倭寇”。

明朝初年，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1)，“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2)。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数侵掠苏州、崇明，杀掠居民，劫夺货财”。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给予有力的打击，“斩获不可胜计，生擒数百人”。但倭寇并不因此敛迹，仍“时出剽掠，扰濒海之民”(3)。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数次派遣使者到日本，劝告日本国王阻止倭寇的劫掠活动，但“不得要领”(4)。于是明朝政府便大力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增派戍兵。洪武四年，命靖海侯吴祯籍兵十一万增强沿海卫所。洪武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第二年，又命沿海卫所“增置多橹快船”以便追击(5)。洪武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福、兴、漳、泉四郡视要害，筑海上十六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6)。当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共设置了五十多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战船的配备也很齐全，沿海卫所，每百户设船一，每千户所船十，每卫五所，共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7)。

洪武时期，由于明朝政府加强海防，所以倭寇未酿成大患。永乐时，明太宗朱棣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总兵刘荣（即刘江）又于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凡寇至，必先经此”，而且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巡视至此，发现其军事价值，遂上疏以石垒堡，置烟墩瞭望。有一天，守候烟墩的士兵报告：“东南夜举火有光。”刘荣判断定是倭寇将至，马上派遣马、步官军开赴望海埚的城堡备战。第二天，果有二千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让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户江隆帅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他与大家约定：“旗举伏起，鸣炮奋击。”不久，倭寇来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遂大起，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横仆草莽，余众奔樱桃园空堡。官军追上前去将之包围，纷纷请求入堡剿杀。而刘荣为了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不答应士兵的要求，采用了“围师必缺”的战术，“特开西壁以待其奔”，并分两翼夹击，结果歼灭了大部敌人。少数倭寇走脱找船，又被江隆所部擒拿。战斗结束，全歼了入侵者，“生擒数百，斩首千余”。望海埚之役是明初对倭作战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倭寇就不敢进行大规模的侵扰(8)。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明世宗嘉靖时又猖獗起来。日本南北朝的战乱，最后以南朝的失败而告终。十四世纪末，就由北朝的足利义满建立了室町幕府的统一政权。但到十五世纪后期，日本的封建藩侯又纷纷割据称雄，足利氏的政权“名存实亡”，“虽号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9)。这一时期，日本历史上称之为“战国”时代。这些众多的日本诸侯国，都争着要与明朝通商，但又受到“朝贡”贸易的限制，于是就用武装在中国沿海抢掠，形成了比明朝初期更为严重的倭患。而明朝自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败”以后，国势日益衰弱，尤其到了明世宗嘉靖时，海防废坏，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十分之四，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10)，倭患日益严重起来。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诸道争贡”，争着与中国进行通商贸易，“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宋素卿原是宁波人，后来投奔日本。“故事，番货至，市舶司阅货及宴坐，并以先后为序”。瑞佐后于宗设，但宋素卿很狡猾，他贿赂市舶太监，先阅瑞佐的货物，设宴时又使瑞佐上坐。宗设不平，遂杀瑞佐，一直追宋素卿到绍兴城下，还杀了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这次争贡事件，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废弛、将佐的无能和吏治的腐败，使日本封建主、武士、商人更加轻视中国。市舶司是明朝政府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争贡事件的起因不在市舶，而在于掌管市舶内官贪受贿赂，应该裁撤内官，整顿加强市舶管理。但明朝的一些官员却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于是罢市舶不设(11)。自罢市舶之后，日本船舶到中国就投托沿海的豪绅奸商。这些豪绅奸商有的乘机侵没商货，日本人就用抢掠来进行报复；有的则与之互相勾结，于沿海地区进行劫掠，使得倭患更加严重。

在巡按浙江御史陈九德的提议下，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政府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着力整顿了海防，“日夜练兵甲，严纠察”，捕杀了与倭寇、佛郎机（葡萄牙）有勾结的豪绅奸商海盗头领李光头等九十六人。这就触犯了闽浙豪绅地主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闽浙官员“劾（朱）纨擅杀”，朱纨被逼自杀。于是“海寇大作”。(12)

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海盗与倭寇相勾结。明朝中叶时，我国沿海的商品经济有着比较迅速的发展。海外贸易可以牟取厚利，“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13)。因此，沿海“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厚利，就大规模地进行走私贸易。明朝政府虽严加禁止，但闽浙沿海豪民仍“多造巨舶，向外洋交易”，“法不能止”(14)。他们起初大多是“各船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各自买卖，未尝为群”(15)，后因海上“强弱相凌，互相劫夺，因各结，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于是形成“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分泊各港”的情形(16)。这种成群分党的结，成为当时武装走私集团的主要组织形式，其中的首领称为“舶主”。这种海商，起初主要是走私贸易，后来发展成为亦商亦盗，“于沿海兼行劫掠”(17)。这些海盗船只，停泊于浙江的双屿、福建的月港、广东琼州各港等沿海地区，在海外，如满剌加、吕宋和日本等地都有他们的行踪。

当时著名的海盗有汪直（王直），徽州歙县人，出身商人家庭。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和他的同伴叶宗满到广东打造了海船，“置硝黄丝绵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18)。起先，汪直加入许栋的海盗集团，许栋死，汪直就成了这一集团的首领，建造了更大的海船，“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19)。船上武装齐备，不仅有刀枪弓矢之类，并且有当时的新式武器如佛郎机（炮）、鸟铳等。当时“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存”(20)。徐海是另一个有名的海盗，南直徽州人，当过和尚，自称“天差平海大将军”。许栋也是一个大海盗，饶平黄岗人，或曰歙人，嘉靖十九年（1540年），与李光头等百余人入海进行走私贸易，“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鬻番货”(21)。其他有名的海盗还有陈东、叶明、许朝光等。海盗李光头等人与葡萄牙殖民者相勾结，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剽掠。汪直、徐海、陈东、叶明等，把日本作为他们海盗活动的大本营。嘉靖时在中国沿海进行侵扰的倭寇，往往是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如徐海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诸倭入寇”，先后抢掠崇德、湖州、嘉兴、苏州、常熟、崇明等地。同年，陈东“率肥前、筑后、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先后剽掠南汇、金山、崇明、上海等地。第二年，叶明“率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诸倭入寇”，先后抢掠川沙、乍浦等地(22)。汪直则更为猖獗，据日本“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23)。他经常派遣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勾结倭寇入掠。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24)。由于中国海盗与倭寇相勾结，所以嘉靖时的倭寇才敢于深入到中国内地。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侵掠漳州时，“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系一大寺中，命以金帛赎身，各限以数。不如数者，腰斩锯解之”(25)。倭寇对我国东南地区大肆烧杀抢掠，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在昆山“分掠村镇，杀人万计”，“烧房屋二万余间”，“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26)。

由于倭寇猖獗，明朝政府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复设巡视重臣，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王忬到任后，曾于浙、闽沿海地区对倭寇及汪直、毛海峰等予以打击。“复广为侦刺，凡沿海大猾为倭内主者，悉系之，按覆其家。”从此倭寇如同瞎子聋子，“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其在海中的船只，也得不到菽粟火药等的接济，“往往食尽自遁”。王忬又巡视诸未筑城墙的府、州、县，“计寇缓急，次第城之”，建城三十余处。但不久他便被调任大同巡抚，“忬去，而浙复不宁矣”(27)。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御倭，“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28)。同年秋，又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剿倭，解兵部事(29)。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曾总督两广军务，为当地少数民族所拥戴；这时朝廷决定征用狼、土兵剿倭，所以有对他的如上任命。张经受此重任，“亦慷慨自负。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30)。

当时，倭寇二万盘踞在南直华亭（松江）柘林川沙洼，“其党方踵至”。张经每天忙于选将练兵，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第二年，两广土司兵陆续调到，张经把他们分别分配给总兵官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和游击邹继芳等，准备一俟永顺、保靖苗兵到达后即展开决战。可是，这时却来了个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31)。

赵文华，浙江慈溪人，在国子监读书时，严嵩任祭酒，对他很看重。后来做了官，严嵩也日益贵幸，遂相与结为父子。严嵩自知坏事做得多，免不了受弹劾，“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预为计”；所以保荐赵文华做了通政使。后赵文华又以建议筑京师外城，加工部右侍郎。因东南沿海倭患严重，赵文华提出七条建议，其第一条是“请遣官望祭于江阴、常熟”，企图以祭祀海神，解决倭寇的侵扰。对于这种荒唐的建议，昏庸迷信的明世宗竟予批准，“即遣（赵）文华祭告海神”。赵文华来到东南地区，适逢张经正筹划彻底歼灭倭寇的事宜。张经自以地位比赵文华高，“心轻之”(32)。赵文华与浙江巡按胡宗宪相亲昵，屡次催促张经出兵，张经一直“守便宜不听”。赵文华极不满意，即写密疏诬告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飏，剿余寇报功”，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处理张经，以免东南地区蒙受大祸殃。明世宗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完全同意赵文华的主意。明世宗在他们的挑唆下，下令逮捕张经，这时已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33)。

就在赵文华诬告张经而明世宗决定逮捕张经的时候，张经指挥军民取得了一次抗倭大胜仗。

当时，永顺、保靖苗兵已到，倭寇自柘林侵犯嘉兴，张经派参将卢镗督狼、土兵从水陆两路向敌人进攻，大败倭寇于石塘湾。倭寇北走平望，张经令俞大猷邀击。倭寇行至王江泾，永顺宣慰使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蹑其后，遂大败之，斩首二千级，其余溺水而死者无数。残余奔窜柘林，纵火焚其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自有倭患以来，王江泾之捷“为战功第一”(34)。

王江泾大捷后，给事中李用敬等上言：“王师大捷，倭夺气，不宜易帅。”可是，昏庸的明世宗竟认为张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方一战”，李用敬等为张经求情，乃是“党奸”，因而把李用敬等杖打五十，并削职为民。不久，张经便被解到京城。张经详细报告了战斗经过，陈述了自己的功劳，要求恕罪。明世宗不答应，同年十月，张经被斩首。有功不赏而反被处以死刑，黑白颠倒可谓达到极点(35)。

赵文华在王江泾大捷后上疏冒功，说是由于他和巡按胡宗宪的“督师”，方才取得这次胜利。他还推荐胡宗宪升任浙江巡抚。明世宗“益以（赵）文华为贤，命铸督察军务关防，即军中赐之”。赵文华自此“出总督上，益恣行无忌”。文武将吏“争输货其门，颠倒功罪，牵制兵机，纪律大乖，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36)。后来胡宗宪又因赵文华的推荐做了总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十六年，胡宗宪虽然诱杀了徐海、陈东、叶麻和汪直等人，倭寇的凶焰有所减煞，但“新倭复大至”，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37)。

正当倭患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朝军队中出了个抗倭名将戚继光。他和另外一些抗倭将领精心组织抗倭斗争，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终于将猖獗的倭寇彻底平定。

戚继光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父亲去世后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二年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管理三营二十五所，专门负责防御侵犯山东一带的倭寇。嘉靖三十四年秋天，调任浙江都司佥书，司屯局事；第二年，被推荐为参将，“分部宁（波）、绍（兴）、台（州）三郡”，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郡”(38)。戚继光到浙江后，为了克服“卫所军不习战”的弱点，决定在“俗称慓悍”的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组织、训练一支新军(39)。他之所以选定义乌作招募地点，那是因为当时这里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械斗，引起了他的注意。嘉靖三十七年，处州山区的矿夫流动到义乌城南八保山开矿。当地大族陈大成、宋廿六为首的陈、宋两家人多势大，不允许外县人在这里开矿，双方于是发生冲突。大规模的武装械斗自夏至冬发生了三次，免伤数千人。最后由于天寒雪大，械斗才告停止(40)。这一械斗事件，风闻远近，戚继光对其自相残杀极为痛心，但也因此而发现了当地的慓悍风俗，于是他向上司要求到义乌募兵。他的要求被批准，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秋，他亲自来到义乌，招募了三千人，组成一支以农民和矿夫为主要成分的军队。

对于招募来的新军，戚继光进行了精心的训练。在训练中他注意引导士兵认清自己的职责是“杀贼”（即抵御倭寇），不许扰害百姓。戚继光严肃军法军纪，他训导士兵说：“古人驭军，曾有兵因天雨，取民间一笠，以遮铠（即甲也）者，亦斩首示众。况砍伐人树株，作践人田产，烧毁人房屋，奸淫作盗，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充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41)戚继光要求士兵绝对服从命令。对于武艺的训练，戚继光尤为注意，他所要求士兵学习的武艺，是使用藤牌、狼筅、叉、钯、棍、刀等杀敌防身的真实本领，而不是花枪、花刀之类装门面的玩艺。他认为“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42)。戚继光还创造了被称为“鸳鸯阵”的战术，用以操练士兵。这种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各尽所能，密切配合。打起仗来，挨牌手在前面“低头执牌前进”，其余兵仗“紧随牌进”，“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倘情况有变，鸳鸯阵还可变为“三才阵”、“两仪阵”，调整队形排列(43)。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军队成为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开赴抗倭战场。由于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掠浙东的桃渚、圻头。戚继光率部急趋宁海，“扼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追击至雁门岭。倭寇逃遁，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回军与战，“手歼其魁”，尽驱其残余至瓜陵江，将之全部歼灭。进犯桃渚的倭寇刚被消灭，圻头的倭寇又向台州进犯，戚继光在仙居截击，使倭寇“道无脱者”。戚继光先后九战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算”。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于是浙东的倭寇遂告平定(44)。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自温州而来的倭寇，汇合福宁、连江的倭寇，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转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的倭寇相会，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当时，宁德附近海中有一小岛，名横屿，倭寇在此结下大营，明军不敢攻，“相守逾年”。新到的倭寇营于福清的牛田，而其“酋长”营于兴化东南，互为声援。福建明军对付不了，连连告急，于是戚继光被调入闽剿倭。戚继光先攻横屿，他让士兵每人拿一束草，填濠而进，结果大破倭寇的巢穴，斩首二千六百级。乘胜至福清，打败牛田的倭寇，倭巢被端掉，余寇逃向兴化。戚继光紧追不舍，“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杀死倭寇一千多人。第二天黎明，戚家军开入兴化城，兴化人才知形势大变，“牛酒劳不绝”，戚继光于是班师回浙(45)。与戚继光同时被调援闽的还有广东总兵官刘显，他也屡破倭寇，“闽宿寇几尽”(46)。

戚继光还浙后，又有大批新倭来到福建，围兴化城一个月，继之攻占两个月，“破平海卫，据之”。平海卫在莆田县东九十里，此时成为倭寇的巢穴。为了解决福建的倭患，明廷调俞大猷做福建总兵官，以戚继光为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继光至闽，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戚继光所率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的部队相继突入，“斩级二千二百”。戚继光因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第二年春，戚继光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漳浦蔡丕岭等地，斩获颇多，余倭“掠渔舟出海去”。福建倭患至此亦被平定(47)。

福建倭寇平定后，广东东部还有倭寇二万多人为害人民。明廷任命吴桂芳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负责对付倭寇。在吴桂芳的支持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俞大猷与其他将领先后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将之擒斩殆尽。于是广东倭患也得解除。至此，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抗倭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抗倭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广大爱国军民与戚继光为代表的抗倭将领共同奋斗的结果。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广大群众的贡献。他们积极支持爱国将领的抗倭斗争，有的还自发地主动地进行了英勇斗争。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围攻嘉定，城内丁千斤、马八百两人慷慨激昂地对人说：“天既惠吾勇力，义当杀贼为地方死，宁忍倭寇跳梁，中原沦陷，以使嘉邑生灵涂炭耶！”于是，他们就组织人民守城。在一次战斗中，他们冲入敌群，击杀倭寇数十人，保卫了嘉定城，丁千斤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后来，倭寇又来侵犯嘉定，一天晚上，守卫的人都睡着了，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在城上瞭望，发现敌人前来偷袭，就大喊：倭寇攻城来了！人们立即起来应战，打退了敌人的偷袭，而这个少年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人们为了纪念他，为他雕了一尊石像，坐于城东(48)。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侵犯福建长乐，数千居民“列栅拒战”，“少壮守城，老稚妇女运砖石”(49)，由于众志成城，共同奋战，终于击败了来犯的倭寇。潮阳人庄淑礼和胡世和应募守城，倭寇以云梯攻城，“二人奋斩数十贼，身被重创，犹跃城下追击。中炮死，淑礼父抚而哭之曰：‘儿死城完复何憾！’命少子登城击贼”(50)。当时淮北地区的人民也组织起来抗击倭寇，有一个姓彭的铁匠，把平时所锻造的刀枪拿出来武装群众，一次倭寇窜犯到他们的村庄，彭铁匠率领村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击退了残暴的倭寇(51)。真正的最雄厚的力量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抗倭斗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史上的光辉一章。

明朝初期与日本之间虽有通商贸易和文化交往，但当时采取的基本是“闭关政策”，除官方进行的“朝贡贸易”外，却不许民间出海贸易。到了明中叶嘉靖时，因倭寇猖獗，明朝政府更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争贡之役”，明朝政府便加强海禁。嘉靖三年四月严定律例，凡“番夷贡舡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或“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或“揽造违式海舡，私鬻番夷者”，都要从重论罪(52)。嘉靖四年八月，又下令“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53)。嘉靖八年十二月，又“出给榜文，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禁大船，悉报官拆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54)。嘉靖十二年九月，又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55)。嘉靖二十六年，朱纨任浙江巡抚兼提督浙闽海防军务。他为了清海道防倭寇，“于是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56)，不但禁止民间出海贸易，连下海捕鱼等活动和沿海之间的交通也都被阻断。

明朝政府原想用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来防止倭寇的侵扰，但推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因“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57)。而东南沿海的农民、渔民“资衣食于海”，因“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活艰难，有的也就投向倭寇。所以，嘉靖二十年（1541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58)。这样，就造成“江南海惊，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的情形。(59)

嘉靖时期的倭寇事件，使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60)因此，明朝政府中比较有远见的人士主张开放海禁，发展海上贸易。认为“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61)。所以，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朝政府就开始取消“海禁”，这就促进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新航路发现之后，欧洲一些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家实行血腥的海外掠夺政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62)最早来到东方的殖民者是葡萄牙。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满剌加（马六甲），逐走了国王，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往与贸易。满剌加“自为佛郎机（明朝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稀至，多直诣苏门答剌。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63)。接着，葡萄牙殖民者以满剌加为基地，进一步侵掠中国。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马六甲总督佐治（Jorge d'Alboquerque）派裴来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来中国。第二年，葡萄牙派皮来资（Thomas Pirez）以国王名义充任大使和安特拉德（Femao Perez d'Andrade）率舰队来到中国。皮来资和安特拉德所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到屯门岛后，想进入广东，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就强行驶入内河，开向广州(64)，气焰嚣张，沿途“铳炮之声，震动城廓”(65)。皮来资到达广州后，即要求到京师去见明朝皇帝。明朝在广东的守臣以“其国素不列于《王会》，羁其使以闻”。明朝政府命令广东地方官“予方物之直遣归”(66)。但葡萄牙殖民者却赖着不走，后来买通镇守太监，始允许进京。当皮来资及其通事火者亚三到北京的时候，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就开始进行抢掠活动，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67)。

葡萄牙殖民者“所到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其杀掠，莫敢谁何”(68)。他们“剽劫行旅”，“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69)，完全暴露了海盗嘴脸。当满剌加的求援信送到时，明朝政府才知道满剌加已为葡萄牙所侵占，再看他们在广东的海盗行径，感到“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70)。这时明武宗朱厚照已死，明世宗朱厚熜嗣位。明朝政府于嘉靖元年（1522年）杀了火者亚三，并把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境，“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满剌加）故土”(71)。葡萄牙殖民者妄图用武力夺回屯门岛，第二年又寇广东新会县，被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领的明军所击败。明军夺获其战船两艘及火炮等军械，“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72)。

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被当地军民驱逐出境以后，就转向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嘉靖十九年（1540年）前后，葡萄牙殖民者和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以及倭寇相勾结，在宁波的双屿建立据点，进行走私贸易，在“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73)。嘉靖二十七年，副都御史朱纨调遣都指挥卢镗、副使魏一恭等率兵进攻双屿，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烧毁了他们所建的营房，并且“聚木石，筑塞港口”(74)。被赶出双屿的葡萄牙殖民者又转移到了福建泉州府的浯屿（今金门），与原来在那里的海盗会合，继续进行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不断骚扰漳、泉地区。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合兵进击浯屿，葡萄牙侵略者的战舰逃向诏安县，朱纨和柯乔率领明军堵截于走马溪，爱国军民奋勇进击，使得葡萄牙殖民者的精良兵械起不了作用，“大铳不及灼火”，“死者胥溺，生者就擒”(75)。长期勾结葡萄牙殖民者的中国奸商、海盗头目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擒获处死的(76)。这样，经过我国爱国军民的英勇抗击，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浙江和福建沿海建立的据点，先后都被拔除，葡萄牙殖民者狼狈溃逃。

葡萄牙殖民者在武装强占中国沿海领土的同时，又用卑鄙的贿赂手段来达到他们的侵略目的。原来，明朝政府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的互市。正德时，市舶司移到高州的电白县。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萄牙侵略者买通明朝指挥黄庆，把市舶司移到壕镜（澳门），乘机混入，开始阴谋占领澳门。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谎言商船遇到风暴，愿借澳门曝晒货物，并向明朝海运副使汪柏行贿，出租金，遂上岸定居。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竟于澳门私自扩充居地，筑炮台，设官管理，强行租占(77)。由于明朝政府吏治腐败和个别官吏的受贿卖国行为，使中国部分领土被西方殖民者租占窃据。但澳门的领土主权仍属明朝，万历时，明朝政府派官吏管理澳门，每年向葡萄牙殖民者征收地租税金。

(1)　《明史》卷91《兵志》。

(2)　《明史》卷130《张赫传》。

(3)　《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4)　《明史》卷130《张赫传》。

(5)　《明史》卷91《兵志》。

(6)　《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7)　《续文献通考》卷132《兵考》；《明会要》卷62。

(8)　《明史》卷155《刘荣传》；《明史纪事本末》卷55。

(9)　朱九德：《倭变事略》。

(10)　《明史》卷205《朱纨传》。

(11)　《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明史》卷322《日本传》。

(12)　《明史》卷205《朱执传》。

(13)　《海澄县志》卷15“风土”。

(14)　《海澄县志》卷7“兵防”。

(15)　范表：《海寇议前》，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16)　范表：《海寇议前》，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17)　范表：《海寇议前》，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18)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日本国》。

(19)　《海寇议后》，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20)　《虔台倭纂》卷上，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21)　《明世宗实录》卷363。

(22)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8、9。

(23)　《殊域周咨录》卷2。

(24)　《明史》卷322《日本传》。

(25)　《殊域周咨录》卷3《日本国》。

(26)　归有光：《昆山县倭寇始末》。

(27)　《明史纪事本末》卷55。

(28)　《明史》卷205《张经传》。

(29)　《国榷》卷61。

(30)　《明史纪事本末》卷55。

(31)　《明史》卷205《张经传》。

(32)　《明史》卷308《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33)　《明史》卷205《张经传》。

(34)　《明史纪事本末》卷55。

(35)　《明史》卷205《张经传》。

(36)　《明史》卷308《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37)　《明史纪事本末》卷55。

(38)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参见谢承仁《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9)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

(40)　嘉庆重修《义乌县志》卷四；参见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1)　《纪效新书》卷4《禁令》。

(42)　《纪效新书》卷首《或问》。

(43)　《纪效新书》卷2《号令》。

(44)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

(45)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

(46)　《明史》卷212《刘显传》。

(47)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

(48)　《明代轶闻》卷2。

(49)　《虔台倭纂》卷上，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50)　《潮州府志》卷28。

(51)　《明代轶闻》卷2。

(52)　《明世宗实录》卷38。

(53)　《明世宗实录》卷54。

(54)　《明世宗实录》卷108。

(55)　《明世宗实录》卷154。

(56)　《明史》卷205《朱纨传》。

(57)　唐枢：《复胡梅林论处王直》；《明经世文编》卷270。

(58)　唐枢：《复胡梅林论处王直》；《明经世文编》卷270。

(59)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60)　《虔台倭纂》上卷《倭原》，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61)　唐枢：《复胡梅林论处王直》；《明经世文编》卷270。

(62)　《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第370页。

(63)　《明史》卷325《满剌加传》。

(64)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六章《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十四“葡人巴罗斯之记载”。

(65)　《明武宗实录》卷194。

(66)　《明史》卷325《满剌加传》。

(67)　《广州府志》卷38。

(68)　《广州府志》卷122。

(69)　《明史》卷325《佛郎机传》。

(70)　《明史》卷325《佛郎机传》。

(71)　《明史》卷325《满剌加传》；卷332《佛郎机传》。

(72)　《明史》卷325《佛郎机传》。

(73)　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书》。

(74)　《筹海图编》卷5《浙江倭变记》。

(75)　俞大猷：《正气堂集》卷5《议王直不可招》。

(76)　《明史》卷205《朱纨传》。

(77)　《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明史》卷325《佛郎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