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王和公主是皇帝的儿子和女儿。明代皇帝的嫡长子立为太子，其余诸子皆封为王，年长建藩就国，称为藩王或亲王。亲王嫡长子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诸子封郡王。郡王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长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1)。皇姑称大长公主，皇姊妹称长公主，皇女称公主，其婿为驸马都尉。亲王女称郡主，郡王女称县主，孙女称郡君，曾孙女称县君，玄孙女称乡君；其婿皆为仪宾。(2)

如前所述，明初，藩王曾在政治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其手中的兵权使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引起了靖难之役。靠武力夺得皇位的朱棣，深知藩王掌兵权的危险，即位后狠抓解除诸王兵权的问题，到他离开人世之前，洪武时期掌握兵权的十三个亲王有六个被他削去护卫；宣德年间继续加紧这项工作，迫使绝大部分洪武、永乐两朝所封诸王交出护卫，并且从各方面加强了对诸王的控制和防范，“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从此，诸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在政治上“徒拥虚名”，而无所作为，“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3)。这样，明中期以后的诸王跟公主一起，完全变成了一群寄生虫。

不过，明中期以后的诸王公主，虽然在政治上不再发生影响，而在经济上却不可忽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坐享厚禄，造成了国家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他们大量建立庄田，夺去了农民的衣食之源；他们广设店肆，妨碍了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

洪武九年（1376年）二月，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了诸王公主的岁供之数：“亲王岁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岁赐米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未受封每岁支纻丝一十匹，纱一十匹，罗一十匹，绢三十匹，夏布三十匹，木绵布三十匹，绵二百两；已受封赐田庄一所，岁收粮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亲王子，男未受封，每岁支拨纻丝一十匹，纱一十匹，罗一十匹，绢三十匹，夏布三十匹，木绵布三十匹，绵二百两；女未受封，比男未受封减半给赐；男已受封郡王者，每岁支拨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一十匹，纻丝五十匹，罗二十五匹，纱二十五匹，绢一百匹，夏布一百匹，木棉布一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引，马匹草料每月支一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每岁支拨米一千石，钞一千四百贯，其缎匹于所在亲王国带造给付。皇太子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之后，必俟出阁，每岁拨赐与亲王子已受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每岁拨赐与亲王女已嫁者同。凡亲王世子岁赐与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其岁赐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郡王女已封县主及已嫁者，岁支米五百石，钞五百贯，其余缎匹等物，比亲王女已受封者并减半支给。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4)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重新改定岁赐禄米标准，其内容《明太祖实录》记为：“亲王岁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王（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后岁赐与亲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岁赐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5)

上述标准可说相当之高，但这还不是诸王公主从朝廷得到的全部待遇。上述待遇之外，举凡婚礼、丧事、造宫、营圹，以至于供给仪仗、校尉、王府官员等，也全部由朝廷按标准支给。难怪史称朱元璋“亲亲之谊笃矣”(6)。

对诸王公主的优厚待遇，明朝初年朝廷还可以供得起，原因是当时诸王公主的人数不多。但由于无所事事的明朝诸王，无不以声色醇酒为乐，孩子生得特多，如弘治时晋府朱钟镒子女竟达九十四人(7)。这样，宗室人数增长极快。万历时徐光启说：“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庆初丽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二十二年）丽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三十二年）丽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8)三十年左右宗室的人数就增加一倍，洪武中只有几十人，明中期以后现存者竟至二万到八万人；这么大的数字，朝廷为此该承担多么大的开支啊！嘉靖时礼部尚书梁材曾叙述过晋、周、鲁、楚四府自明初以来禄米总数的增加情况，他说：“洪武年间，如山西初封晋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八百五十一位员，共岁支禄米八十七万二千三百六石零。河南初封周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员，共岁支禄米六十九万二百五十石。山东初封鲁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三百六十一位员，共岁支禄米一十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七石零。湖广初封楚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五百八十七位员，共岁支禄米二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石。”“举此五（四）府，则天下王府可知也。”(9)宗室禄米数额增加如此之多，致使明中期以后政府不堪负担。嘉靖年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林润曾上疏皇帝，深刻描述了宗室禄米对国家财政的严重影响。他说：“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10)

面对日益严重的宗室廪禄问题，为缓和矛盾，当时明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宗室人数的激增、减少廪禄数额、甚至允许部分宗室从事士农工商各业。但由于宗室和其他守旧势力的从中作梗，这些改革措施不能顺利贯彻，因此问题只好日甚一日地发展积累下去。地疏势小的宗室，有的长期得不到禄米，生活无着，如灵丘等王竟“有缺五十季（年）不支者”(11)。只有地亲势大者才能享受真正的极尽奢华的贵族生活。

诸王公主的庄田自明初就已产生。《明会要》卷四载：“（洪武）八年诏：郡王诸子年十五，人赐田十六顷为永业，除其租。”《明史》卷七七载：“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洪武九年二月定制：“公主未受封者，岁给纻丝纱绢布线；已封，赐庄田一区，岁征租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寿春公）主为太祖所爱，赐吴江县田一百二十余顷，皆上腴，岁入八千石，逾他主数倍。”(12)

明中叶以后，诸王公主的庄田更加发展，通过皇帝赏赐、本人乞请、奸民投献以及强占官民土地等办法，将他们拥有的庄田数字扩大到上千顷甚至上万顷的惊人程度。史料中关于诸王公主扩大庄田的记载比比皆是，《明宪宗实录》卷七六记载，成化六年吏部尚书姚夔等报告：“河南、山东、北直隶土田，洪武、永乐年间许民开种，永不起科，高阜低洼处所，听其采柴草〔鱼〕虾以自给。比来王府及势家多谓空地弃闲，请为己业，民无田者仍佃种之，每亩纳谷二斗或三斗者，人多怨咨！”《明史·食货志》记载，弘治时“敕诸王辅导官导王奏请者罪之，然当日奏献不绝，乞请亦愈繁”；正德年间“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史料中所记占有上千顷上万顷土地的诸王公主有很多个，如世宗第四子景王朱载圳，嘉靖四十年就藩德安，“多请庄田”，“土田湖陂侵入者数万顷”(13)。景王死后无子国除，穆宗第四子潞王朱翊镠万历年间就藩卫辉，“得景（王）故籍田，多至四万顷”(14)。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于万历四十二年就藩洛阳，“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15)。熹宗时，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浩、第六子惠王朱常润、第七子桂王朱常瀛以及光宗之女遂平、宁德两公主，“庄田动以万计”(16)。

由于诸王公主庄田的发展，使许多地区的土地有很大部分被他们霸占。如河南，史载：“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莫中江先生尝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李于麟《送客河南》诗云：‘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可谓诗史。”(17)成都平原，四川巡按孔贞一于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丁酉报告：“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权（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18)

诸王公主的庄田不仅多，而且在剥削压迫农民上，依仗封建特权，极为狠毒。明人蒋以化的《言楚事疏》说：“楚民所不堪命者，又有潞府庄田一事。夫一岁惟正之供，民所乐输，即被灾伤，皇上亦加赈恤。独潞府之租以养赡为名，虽大荒极灾，原额不减一粒。且官校相临，额外加耗，征收之时比并苦楚，较官府之刑特甚。民不胜痛楚，且揭竿思逞。”(19)《明史》卷七七描写福王朱常洵建立庄田后的情形说：“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明代中、后期诸王把设立店肆当成增加收入的手段之一，这种活动虽属商业范畴，但跟设置庄田一样，带有很强的封建性。《明史》卷一二〇载，穆宗第四子潞王朱翊镠，“以帝（指神宗）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既说是“悉以还官”，可见原来本为“官店”；潞王在就藩以前得以将官店据为私有，显然是由于依靠封建特权而拨来的。《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六载：“韩王兼并山田市肆，虐杀无辜。”这种“兼并”“市肆”的行为，靠的是封建权势，它也是封建性的一种表现。《明史》卷一二〇载，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在就藩洛阳后曾设置盐店，“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干没要求辄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明朝政府对食盐的买卖控制极严，福王之设立盐店，分享了食盐专卖权和封建垄断利益，这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封建性经营。

功臣和外戚在史籍上多并称为勋贵。

功臣因对朱明王朝有功，被封有公、侯、伯等爵位。明初所封功臣最多，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封功臣，封公者有韩国公李善长等六人，封侯者有中山侯汤和等二十八人，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封征西功臣蓝玉等十二人为侯。明成祖即位后，“论靖难功”，又封邱福等几十人为公、侯、伯等。明中叶以后，分封功臣的规模远不及明初，但也有举行，如天顺元年“录夺门功”，“封石亨，忠国公；张，太平侯；张，文安伯；杨善，兴济伯”。徐有贞最初只提拔为兵部尚书，不久因其多次请求，封“武功伯”。嘉靖年间，王守仁也“论功封新建伯”(20)。功臣在受封时，一般都颁给铁券，上边有“河山之誓”，使之“生著号而殁袭封”(21)，“与国咸休”，然而实际上没能全部兑现。如朱元璋所封功臣，到洪武末期“党狱蔓延，划削芟殊，存者不及三四”。明世宗时期“开册府之旧藏，修继绝之坠典”，将前此被削爵的功臣后裔“复列彻侯，延其世绪”，但仍有不少功臣“终于剿绝”，没能“兴亡继绝”(22)。不过，功臣虽未能始终全部保有其地位，而其总数则始终是相当可观的。在政治上，功臣是明朝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史》说他们“奕叶貂蝉，保守禄位，典宿卫，领京营，镇陪京，督漕运，寄隆方岳，阶进公孤”(23)。这充分说明了其在明朝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性。

外戚是皇亲国舅，是后妃的娘家人。他们因为有椒房之亲，而得以获得封爵，成为贵族的一部分。不过，明朝统治者吸取了历史上“外戚骄佚致祸”的教训，“远抑外氏”，“毋骄畜外家”(24)。后妃一般选自“儒族单门”，“后父初秩不过指挥，侯伯保傅以渐而进，优者厚田宅，列僮奴”，使之“虽拥侈富之资，曾无凭借之势”(25)。因此，明代的外戚除个别人曾“参议国是”外，一般没有“军国之权，宾客朋党之势”，与其他各代相比，在政治上“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26)。

功臣和外戚虽然在政治上所起作用不同，在经济上却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跟朱姓贵族以及皇帝的家奴宦官一样，除了坐享优厚的禄廪之外，又疯狂地霸占土地，建立庄田，经营店铺，剥削工商业者，分割封建国家的税收利益和对食盐买卖等的垄断权。

功臣和外戚被封成公、侯、伯以后，所得廪禄甚多。最初“勋戚皆赐官田以代常禄”(27)，“多者百顷”。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勋臣庄佃，多倚威扞禁”，“复岁禄，归赐田于官”，当时所定标准是：“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28)

功臣和外戚虽然在明朝建国之初所得充当“常禄”的土地数量并不太大，而且不久又被收回，但此后其占有的庄田却一天天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勋臣出于“特恩”，仍得“给赐庄宅，垂及后裔”(29)，另方面是由于“皇亲侯伯，凭借宠昵，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30)。与诸王公主宦官一样，功臣和外戚获得庄田的方式，除了赏赐和奏乞外，还有强占，有时也通过买卖的手段达到目的。《明史》卷三〇〇载：嘉靖中外戚陈万言“乞武清、东安地各千顷为庄田”，给事中张汉卿反对，但世宗“竟以八百顷给之”。这是通过乞请和赏赐获得庄田的一个例子。《明史》卷三〇〇还载：“外戚例有赐田”，成化时皇亲王源“家奴怙势，多侵静海县民业”，给事中王垣等弹劾他“赐田初止二十七顷，乃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夺民产至二千二百余顷”。这是通过强占获得庄田的一个例子。《世宗实录》卷二一一记载：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外戚张鹤龄、张延龄因犯罪被革爵，户部提出了一个处理其庄田的方案，其内容是：“原系节年钦赏者二十四处，共三千八百八十余顷，责令原佃人户照旧承种，征子粒银解部，许每年一次关领，以为家口食费；原系奏讨者九处，计一千四百余顷，查数追没入官；其自买顺义县庄田一处，计四十七顷，许令变卖。”这个方案所提到的张氏庄田的来源，除了赏赐、乞请之外，还有“自买”者，这是通过买卖得到土地的一个例证。功臣和外戚庄田的规模有的相当大，嘉靖八年（1529年）户部左侍郎王说：“臣奉命清查各处庄田，见勋戚之家，多者数百千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31)王所说的数字虽不算小，可是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功臣和外戚庄田的规模。史载，景泰时外戚汪泉“所占官民地共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余顷”(32)。弘治年间外戚会昌伯孙忠、庆云侯周寿、建昌侯张延龄为庄田打官司，经过调解判处，张延龄“得地一万六千七百五顷有奇”(33)。可见，这些勋戚之家所占庄田，多者不止“数百千顷”，而是上万顷。

功臣和外戚对其庄田的经管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为通过政府招佃收租，庄田主从政府领取子粒银两；一为庄田主直接交佃户耕种。其第二种方式扰民更甚。在其直接经营的情形下，所用佃户主要有两类，一为政府拨赐的佃户，一为招募的佃户。《凤州杂编》卷六《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条载：功臣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被赏“佃户及守坟、仪仗户各有差”(34)。《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更具体地记载，这次赏给功臣的佃户“凡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四户”。这是勋贵拥有钦赐佃户的证据。其招募的佃户，有的为失去土地的“流民”(35)，有的则为这些土地成为庄田之前的原所有者。如康熙《束鹿县志》卷五载明代“功臣外戚利民间膏腴之地，巧言奏请，乞为庄田，朝廷夺民地予之，而即以地主为佃户”。功臣和外戚对这些佃户征收极重的地租，而且遇灾荒往往“不得比军民田地量免征税”(36)，其“管庄人征租害民，打死人命”的事情，也常有发生(37)。

功臣和外戚经营店铺者极多。弘治九年（1496年）九月，尚书屠滽等人向皇帝报告说：“勋戚诸臣不能恪守先诏，纵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货，都城内外，所在有之。”(38)正德年间，南京给事中陈江上言三事，其中之一就是“言通州张家湾密切京畿，当商贾之辏，而皇亲贵戚之家，列肆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39)。嘉靖二十年（1541年），“勋戚权豪家”因为“置店房，科私税”，曾遭言官的弹劾(40)。《宛署杂记》卷七载，万历时期北京“各廊店房类属勋戚家及中常侍，脱时有转售，总之不出阀阅主人”。有的功臣或外戚，一家就可设置多处店铺，嘉靖时翊国公郭勋，“南京、淮、扬、临清、徐、德州财赋之地，皆置有私店”(41)。功臣和外戚的店铺有的也是来自钦赐，有的为其私设。弘治年间，寿宁侯张鹤龄曾得到赏赐的“宝源店后房七十六间”(42)；皇亲夫人金氏，被赐给“宝源店房六十七间”(43)。这都是钦赐的例子。正德元年（1506年），户科左给事中尚衡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今之勋戚往往求讨庄田，置买店房。”(44)所谓“置买店房”，就是说，勋戚的店铺是其个人私设的。功臣和外戚经营店铺时，不仅像当时的官店一样抽取税钱，分割国家的税收，而且恃势强取豪夺，所谓“邀截货物，不容客便，甚至欺诈银两，打死人命，靡所不为”等记载(45)，史不绝书。

对于封建国家严格控制的利润极大的食盐买卖，功臣和外戚也积极染指。《明史》卷三〇〇载，外戚庆云侯周寿“数挠盐法，侵公家利，有司厌苦之”。(46)其他有巨利可图的由封建国家严格控制的商业，他们也极力钻营，嘉靖时期翊国公郭勋，“令家人往朵颜边郡贩鬻盐茶，市易马匹，恬无忌讳”(47)。

从上面关于功臣和外戚以及诸王和公主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它们大体具有如下共同特点：有世袭的封爵、禄廪，可以通过赏赐等途径分割封建国家的部分土地、收税权和其他一些经济利益。这些政治、经济特权是其他阶级或阶层所不能享有的。这说明，它们是利益和地位最接近的一部分人，是当时社会的最上层。这部分人共同形成了明代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如果用一个名词来表达，可以称为贵族。

(1)　《明会要》卷4《帝系》4《诸王》。

(2)　《明会要》卷5《帝系》5《公主》。

(3)　《明史》卷120《诸王传》。

(4)　《明太祖实录》卷104。

(5)　《明太祖实录》卷242。

(6)　《明会要》卷4《帝系》4《诸王》。

(7)　《春明梦余录》卷29《宗例》。

(8)　《明经世文编》卷491《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

(9)　《明经世文编》卷103《会议王禄军粮及内府收纳疏》。

(10)　《明世宗实录》卷514“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乙亥”。

(11)　《明经世文编》卷415《终止砂锅潞疏》。

(12)　《明史》卷121《公主传》。

(13)　《明史》卷120《诸王传》。

(14)　《明史》卷120《诸王传》。

(15)　《明史》卷120《诸王传》。

(16)　《明史》卷77《食货志》。

(17)　《中州杂俎》卷一《中州地半入藩府》条。

(18)　《明神宗实录》卷421。

(19)　光绪《孝感县志》卷21。

(20)　《明会要》卷43。

(21)　《明史》卷105《功臣世表序》。

(22)　《明史》卷105《功臣世表序》；《明会要》卷43。

(23)　《明史》卷105《功臣世表序》。

(24)　《明史》卷300《外戚传》。

(25)　《明史》卷108《外戚恩泽侯表序》。

(26)　《明史》卷300《外戚传》。

(27)　《明史》卷82《食货志》。

(28)　《明史》卷77、82《食货志》；《明会要》卷43。

(29)　萧良榦：《拙斋十议》。

(30)　《明经世文编》卷202夏言《查勘功臣田土疏》。

(31)　《明世宗实录》卷100。

(32)　《明英宗实录》卷204。

(33)　《明孝宗实录》卷210。

(34)　《纪录汇编》卷159。

(35)　《明宪宗实录》卷86。

(36)　《明孝宗实录》卷85。

(37)　《明孝宗实录》卷157。

(38)　《明史》卷300《外戚传》。

(39)　《明世宗实录》卷4。

(40)　《明史》卷300《外戚传》。

(41)　《明世宗实录》卷253。

(42)　《明孝宗实录》卷74。

(43)　《明孝宗实录》卷116。

(44)　《明武宗实录》卷9。

(45)　《明经世文编》卷59。

(46)　《明孝宗实录》卷222。

(47)　《明世宗实录》卷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