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在一个女真族奴隶主的家庭，是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姓爱新觉罗。爱新，满语为“金”；觉罗，满语为“族”。努尔哈赤的父亲叫塔克世，有五子一女。塔克世的正妻喜塔拉氏，生育了三子一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塔克世的继妻纳喇氏，生育了一个儿子（第五子巴雅喇）。塔克世的妾孛佳氏，也生育了一个儿子（第二子穆尔哈齐）。

努尔哈赤的家庭，原是女真奴隶主中的显赫世家，到他父亲塔克世时家道中落，降为一个中产之家。家中畜养着包衣阿哈（奴隶）从事耕牧。其时女真人的习俗，男子辫发，穿袍褂，束腰带；妇女天足，着长衫，俗称旗袍。男女幼习弓箭，稍长则驰射平地山林。努尔哈赤是在这种尚武精神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体格健壮，英勇机智。

努尔哈赤十岁时母亲去世，他与继母相处不好，十九岁时和父母分居。据《满洲实录》记载：

汗十岁时丧母，继母妒之，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年已十九矣，家产所予独薄。(1)

为了维持生计，努尔哈赤每于采集季节（三月至五月和七月至十月），与伙伴们一起，到莽莽林海中去挖人参，采松子，捡拾榛子、蘑菇等，晚上三、四个人一伙住宿在自己搭的窝棚中。

努尔哈赤常把采集来的物品，去赶抚顺的“马市”。“马市”就是汉人与女真、蒙古族人民的集市贸易。当时有一定的地点，计有镇北关（开原东北七十里）、清河关（开原西南六十里）、广顺关（开原城东六十里静安堡）、新安关（开原城西六十里庆云堡）和抚顺关（城东三十里）等地。这些集市市场，都筑有“市圈”(2)。“每月初一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开二次。各夷止将马匹并土产货物，赴彼处委官验放入市，许赍有货物者，与彼两平交易”(3)。每于开市日期，女真人牵着马匹，带着人参、松子、貂皮等土特产货物来进行贸易，在集市上从汉人那里买回耕牛、铧子等生产工具和布匹、铁锅等生活用品。通过集市贸易，汉族和少数族人民之间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努尔哈赤在抚顺关马市进行的贸易活动中，广交汉人，了解汉族的社会经济情况，深受汉族文化的熏陶。他懂汉语，识汉字，“好看《三国》、《水浒》”，“自谓有谋略”(4)。后来，努尔哈赤又投到明朝辽东总兵官李成梁部下。《山中闻见录》载：

太祖既长，身长八尺，智力过人，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5)

努尔哈赤青少年时期的劳动生活，使他接触到部民，了解底层社会；从“马市”贸易中，了解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在李成梁部下的军队生活，学得了军事知识。这一切锻炼了他的才能和胆识，开阔了他的眼界和胸怀，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有着很大的影响。

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军袭击古勒寨阿台驻地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及父亲塔克世皆遭冤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明朝政府积极扶植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企图通过他来控制建州女真各部。尼堪外兰引导明军去攻击古勒寨阿台。阿台之妻系努尔哈赤伯父礼敦之女。觉昌安闻古勒寨被围，同子塔克世进入古勒寨往救之，觉昌安“欲携孙女以归，阿台不从”(6)。明军攻破古勒寨，在混乱中，觉昌安和塔克世也被明军所杀。

努尔哈赤知道祖父和父亲被害后，十分悲痛，责问明朝的官员说：“我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辞？”(7)明朝派遣使臣向努尔哈赤表示谢过：“非有意也，误耳！”并归还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还给了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8)，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明廷虽然对努尔哈赤进行了安抚，但仍积极扶植尼堪外兰，所以当时建州女真各部，大都投向尼堪外兰。努尔哈赤对明廷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但又无力与明廷抗衡，只得将他父、祖的死归罪于尼堪外兰。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父亲塔克世“遗甲十三副”，率领近百人的士兵，进攻尼堪外兰驻地图伦城。尼堪外兰预先知道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已携妻子逃到甲板（嘉班）。努尔哈赤攻克图伦城，首战获胜，声势大振，从此开始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

努尔哈赤家族所在苏克苏浒河部，居住在苏克苏浒河（苏子河）下游一带地方。因此，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是从苏克苏浒部开始的。当时努尔哈赤并不一味依赖武力，他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报，逆者以兵临”的策略(9)。当时苏克苏浒部内萨尔浒部长卦喇，曾被尼堪外兰谮于明朝边将，遭到“责治”。卦喇弟诺米纳、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都忿恨尼堪外兰，商议后，一起投向努尔哈赤，说：“念吾等先众来归，毋视为编氓，望待之如骨肉手足。”(10)努尔哈赤和他们杀牛祭天，并“以此言对天盟誓”。对那些不肯归附的部落，努尔哈赤则率兵一个个地加以平服：万历十二年（1584年），以兵四百攻克了栋鄂部的玛尔墩城，同年又攻克了翁鄂洛城；次年，攻界藩城（哲陈部），败托漠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浒、界藩五城联军八百人(11)。努尔哈赤自起兵后，经过三年的征战，统一了苏克苏浒河部、栋鄂部和哲陈部，兵势日盛。

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知道了仇人尼堪外兰住在浑河部的鄂勒珲城，亲自率兵攻入鄂勒珲城内。尼堪外兰已逃奔明军军营，努尔哈赤愤怒已极，杀了鄂勒珲城内汉人十九名，又捉中箭伤者六人，把箭重新插入伤口，“令带箭往南朝传信，可将仇人尼堪外兰送来”。这时，明朝政府看到努尔哈赤势力日益强大，感到再扶植尼堪外兰已成为赘疣，就派人对努尔哈赤说：“尼堪外兰既入中国，岂有送出之理，尔可自来杀之。”于是，努尔哈赤“令斋萨带四十人往索之，及至，尼堪外兰一见即欲登台趋避，而台上人已去其梯。尼堪外兰遂被斋萨斩之而回”(12)。从此，努尔哈赤威势大振，不少建州女真的部落前来归附。

努尔哈赤原是建州女真中的弱小部落的没落贵族，不仅外部有许多强大势力，在他本部落的家族中也有欲加害于他的。“同族宁古塔五祖之子孙(13)至堂子立誓，亦欲害上（努尔哈赤）以归尼堪外兰”(14)。但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经过五年艰苦奋斗，把原来分散居住、互相厮杀的建州女真各部苏克苏浒部、浑河部、哲陈部、栋鄂部、完颜部等统一了起来，“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15)

努尔哈赤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勇敢顽强精神和在统一战争中运用正确的策略有关。努尔哈赤从小养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作战勇敢，冲锋在前，退却殿后。万历十三年（1585年）伐哲陈部，他身先士卒，以八十人击败了界凡等五城联军八百多人。第二年攻鄂勒珲城，努尔哈赤单身直入四十余人的敌阵中，射死八人，斩一人，而他自己也负伤三十处。努尔哈赤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16)这种勇敢顽强的精神，使他常能以少击众，屡摧强敌。

努尔哈赤善于用人，在战争中不记仇，不妄杀人，这也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额亦都和安费扬古是跟随努尔哈赤起事的亲信，成为他的左右臂。他们在跟随努尔哈赤的四十余年中，骁勇善战，屡建殊功。《清史列传·额亦都传》载：

（额亦都）督兵取巴尔达城，至浑河，河涨不能涉，以绳联军士，鱼贯而渡。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中兵猝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着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不退，卒拔其城。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除掉了萨尔浒城主诺米纳后，对“其弃城逃散之众，有来归者”，“尽还其妻孥遣之”，仍修萨尔浒城居之(17)。这对稳定被平服的各部居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战争中俘获的敌方勇士，归降后更是识拔重用。万历十二年（1584年）努尔哈赤进攻瓮郭落城时，被鄂尔果尼及罗科射成重伤，后来攻下瓮郭落城，俘获了鄂尔果尼和罗科，诸将要用乱箭穿胸的酷刑来雪恨，努尔哈赤却宽容大度地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彼为其主乃射我，今为我用，不又为我射敌耶！如此勇敢之人，若临阵死于锋镝犹将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杀之乎！”遂擢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18)。这种宽大的襟怀，对瓦解敌人，加强本集团内部的团结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在发展势力时，遇到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同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是他事业成败的关键。努尔哈赤目睹建州女真有影响的两个首领的结局：前有王杲因反抗明廷侵犯辽东而被捕杀；后有尼堪外兰，一味依赖明廷最后被抛弃。努尔哈赤不仅有一夫之勇，而且足智多谋，在冷静地分析周围形势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策略。他对明朝虽怀有杀父之仇，但不感情用事。他明白对明廷不可明显背叛，否则无异以卵击石，自取败亡；同时也不能一味依赖明廷，不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像尼堪外兰那样被抛弃。因此，努尔哈赤对明廷，表面上十分恭顺，“与明国通好，遣使往来”(19)，他自己也多次到北京去朝贡，又曾在当时明朝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属下服役过，所以比较容易获得明廷的信任，这使得他在对建州各部用兵时没有受到什么牵制和干涉。当他统一建州各部后，明朝政府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授他为都督佥事，万历十九年（1591年）提升为左都督，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以“保塞功”晋封为龙虎将军。当时明朝政府把他看成为“忠顺学好，看边效力”的有功之臣。

努尔哈赤在恭顺的外表遮掩下，积极发展势力，努力整顿内部。他“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20)。他辟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21)

努尔哈赤的抱负，当时人们已有察觉，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正当明朝政府把努尔哈赤看成“忠顺学好，看边效力”的时候，朝鲜兵曹判书李德馨向其国王启曰：“其（努尔哈赤）志不在于小，助成声势者李成亮（梁）也。渠多刷还人口于抚顺所，故成亮（梁）奏闻奖许，驯致桀骜云耳。”(22)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以后，兵势日益强盛，使紧邻的海西四部深为不安。他们想用联姻办法来拉拢牵制努尔哈赤，万历十六年（1588年）哈达贝勒扈尔汉送女给努尔哈赤为妃。同年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又亲送胞妹给努尔哈赤为妻。(23)

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赫贝勒纳林布禄想进一步试探努尔哈赤的志向，派遣使者到费阿拉，对努尔哈赤说：

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尔国人众，我国人寡，可将额勒敏、扎库木二处择一让我。

努尔哈赤回答说：

我乃满洲，尔乃呼伦。尔国虽大，我不得取；我国虽大，尔亦不得取。况国非牲畜可比，焉有分给之理。尔等皆执政之臣，不能竭力谏主，奈何颜来相告耶？

说完后就叫叶赫的使臣回去了。

纳林布禄碰壁后心犹未甘，便与哈达、辉发共同会议，决定各派遣使臣到努尔哈赤处，对之施加压力。努尔哈赤以礼相待，宴请三部使臣。席间，叶赫使臣图尔德说：“我主有命，遣我来言，欲言又恐触怒见责。”努尔哈赤说：“尔主之言与尔无干，何为责汝，如彼以恶言来，我亦以恶言往。”图尔德说：“昔索地不与，令投顺不从，两国若成仇隙，只有我兵能践尔境，谅尔兵敢履我地耶！”努尔哈赤听后大怒，掣刀断案说：

尔主弟兄，何尝亲与人交马接刃、碎烂甲胄、经此一战耶！昔蒙格布禄、代善叔侄，自相扰乱，如二童争骨（满洲儿童每掷骨为戏，故云云），尔等乘乱袭取，何故视我如彼之易也。尔地四周果有边垣之阻耶？吾即昼不能往，夜亦能至彼处，尔其奈我何！徒张大言胡为乎？昔我父被明国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灵榇，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输银八百两、蟒段十五匹。汝父亦被明国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24)

宴会后，努尔哈赤叫人根据他在席间所说的写成回帖，派阿林察送到叶赫贝勒布斋和纳林布禄，当面诵读。

这样，努尔哈赤和海西四部之间已剑拔弩张，没有调和的余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海西的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和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的珠舍里、纳殷二部，共同联合起来，以九部之师，合兵三万，杀奔建州，驻营于浑河北岸。面对着九部联军的浩大声势，建州内部人心浮动，非常惊惧。努尔哈赤冷静地分析了九部联军的弱点，指出：“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25)，“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26)。努尔哈赤怀着必胜的信心，鼓励他的将士们说：“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27)于是率领部众立阵于古勒山险要之处。当时海西联军正在攻赫济格城，努尔哈赤便派额亦都领兵一百，前去挑战，诱他们到古勒山厮杀。叶赫贝勒布斋和科尔沁贝勒明安，自恃兵多势众，率军进入古勒山。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袭击联军先头部队，阵斩布斋，明安逃遁，俘虏乌拉部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叶赫贝勒等见布斋被杀，皆痛哭。其同来贝勒等大惧，并皆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28)努尔哈赤“乘胜逐北，斩级四千，获马三千，铠胄千”，“军威大震”。(29)

海西四部在这次战争中虽遭到了挫折，但仍有一定力量，努尔哈赤认为和他们是“相等之国”，也就是双方还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但经古勒山大战后，海西四部已不敢主动进攻建州，而是建州筹划着如何去平服海西了。努尔哈赤从实际情况出发，感到不可能一举平服海西四部，于是决定逐个加以消灭。

平服哈达和辉发。叶赫、乌拉、哈达、辉发海西四部，自知不是建州的对手，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一同派遣使臣到建州对努尔哈赤说：“因吾等不道，以至败兵损名，今以后，吾等更守前好，互相结亲。”(30)这样，海西四部与建州之间暂时处于和平状态，努尔哈赤却在等待时机。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叶赫贝勒想统一扈伦出兵哈达，哈达贝勒孟格布禄“力不能敌”，把三个儿子送到努尔哈赤处作人质乞援。努尔哈赤就命费英东和噶盖两人领兵二千往助。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哈达倒向建州，对自己的威胁更大，拼命离间哈达与建州的关系，写信给孟格布禄说：“尔若执满洲来援二将，赎所质三子，尽歼其兵二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修前好焉！”(31)孟格布禄依言，约叶赫人于开原商议。但密议漏泄，努尔哈赤怒哈达背信，于这年九月统兵征哈达。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攻陷哈达城，俘虏了孟格布禄，招服哈达所属之城，“其军士器械、民间财物、父母妻子俱秋毫无犯，尽收其国而回”(32)。后来努尔哈赤杀了孟格布禄，又把他的儿子武尔古代囚禁起来。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廷感到建州力量日趋强大，威胁辽东，派使臣去建州，责备对哈达的征伐：“汝何故破哈达，掳其人民，今可令武尔古代复国。”(33)当时努尔哈赤还不敢公然与明廷对抗，只得送武尔古代回哈达，立为首领，暗中则加强对哈达部的控制。同年，哈达饥荒，“人皆无食，向明之开原城祈粮，不与，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34)。努尔哈赤趁机灭哈达，并其部众，“自此益强，遂不可制”(35)。接着，努尔哈赤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辉发。

辉发部在扈尔奇山上筑有城廓，十分险峻。城廓的东面和南面与建州接界，西面是哈达，北面是乌拉。哈达灭亡后，辉发三面被建州包围。当时辉发的首领是拜音达里，他在其祖父王机砮死后，杀了他的七个叔父夺得辉发贝勒的地位。因此，他的堂兄弟们叛逃到叶赫，他则使七臣之子至建州，乞求援兵。

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看到辉发靠向建州，就派人对拜音达里说：“尔若撤回所质之人，吾即反尔投来族众。”(36)拜音达里信其言，遂撤回质于建州的七臣之子，并把自己的儿子与纳林布禄为质，但纳林布禄竟不反其族众。拜音达里又派遣使臣对努尔哈赤说：“曩者纳林布禄赚言，今仍欲倚汗为生。”拜音达里就这样摇摆于建州与叶赫之间。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努尔哈赤亲自率兵进攻辉发，城陷，“杀拜音达里父子，屠其兵，招服其民，遂班师”(37)。至此，海西四部已平服了两部。

攻灭乌拉。乌拉部居住在乌拉河（今松花江上游），海西四部中它离建州最远。在古勒山战斗中，乌拉贝勒满泰的弟弟布占泰被擒来见努尔哈赤，说：“今被擒，生死只在贝勒。”努尔哈赤说：“今既来见，岂肯杀汝。语云：‘生人之名胜于杀，与人之名胜于取。’”(38)努尔哈赤将布占泰留养了三年，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派人护送回乌拉。当时乌拉贝勒满泰父子刚被人杀害，满泰叔父兴宜雅想谋杀布占泰而夺取其位。幸有努尔哈赤护送使臣的防范未能得逞，兴宜雅失败，投奔叶赫。于是布占泰登上了乌拉贝勒的位子。当时，努尔哈赤把主要力量用于哈达和辉发，对布占泰则尽量拉拢，五次联姻，七次盟誓，稳住了乌拉。

努尔哈赤灭亡了哈达和辉发后，把注意力转向了乌拉和叶赫。布占泰则联络叶赫对抗建州。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裴优城主策穆特赫不堪布占泰的苦虐，派人到建州表示愿意归附。努尔哈赤派遣其弟舒尔哈齐及子褚英、次子代善与大将费英东、扈尔汉率兵三千前去接应。当舒尔哈齐等护送五百户瓦尔喀部众越乌拉境来归时，布占泰率兵万人于图们江堵截，双方军队在乌碣岩大战，建州军队“缘山奋击，乌拉兵大败”，“斩三千级，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39)。乌碣岩战斗削弱了乌拉的力量，从此，乌拉不敢阻遏建州军队的去留，但乌拉尚保存着一定的力量，努尔哈赤不能一举把它灭亡。

努尔哈赤把征服乌拉，比喻为砍伐大木。他说：“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细微，然后能折。”(40)因此，乌碣岩战斗以后，又经过六年时间对乌拉所属地区的蚕食，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进攻乌拉城。布占泰率兵三万迎战，两军相距百步，皆下马拼杀，乌拉兵大败，“十损六七，抛戈弃甲，四散而逃，满洲兵乘势飞奔夺门”，遂攻入乌拉城。布占泰“仅以身免，投叶赫国去”(41)。乌拉灭亡。努尔哈赤把注意力转到了海西四部的最后一个据点叶赫。

并吞叶赫。明朝对待女真的政策，原先是支持哈达以控制女真各部，但哈达被建州所灭，明廷失去了南关，便支持北关（叶赫）。礼部左侍郎何宗彦说：“有北关在，可牵奴酋（努尔哈赤）之后，辽沈或可恃以无恙。”(42)努尔哈赤几次发兵进攻叶赫，都因明朝出兵协助叶赫而退兵。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败明军之后，乘胜进攻叶赫。叶赫筑有东西两城，叶赫贝勒金台石住东城，贝勒布扬古住西城，两城相距约三里。努尔哈赤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皇太极四贝勒率军西向围布扬古西城，努尔哈赤亲率八固山额真东向取金台石东城。经过激烈的战斗，东西两城被攻陷，金台石和布扬古被努尔哈赤俘获缢杀。明朝派来帮助叶赫守城的游击马时楠及其所率明军一千人也全军覆没。于是叶赫诸城皆降，其部民被迁徙到建州。

努尔哈赤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打败海西的九部联军，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征服叶赫，前后历时二十七年，统一了海西诸部。

努尔哈赤在统一海西女真的同时，积极征服东海诸部。东海女真主要有瓦尔喀部、渥集部、萨哈连部等。他们尚处于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明人称之为“野人女真”。东海女真散居于黑龙江两岸，东滨海，北达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是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扩展势力时争夺的对象。

努尔哈赤统一东海女真，是从征讨邻近的瓦尔喀部开始的。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费英东“初征瓦尔喀，取噶嘉路”(43)。从此，努尔哈赤不断派兵征讨东海诸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正月，“东海渥集部之虎尔哈路长王格、张格率百人朝谒，贡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两色貂皮”(44)。以后，虎尔哈路每岁朝谒，其路长博济里等六人乞婚，努尔哈赤以六大臣之女配之，用婚姻来巩固与渥集部的关系。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努尔哈赤派扈尔汉率兵千人征东海渥集部所属滹野路（今兴凯湖附近），收二千户而还(45)。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征渥集部的那木都鲁、绥分、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并转攻雅揽路（今俄罗斯滨海地区的雅兰河流域），“俘万余人而还”(46)。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命穆哈连率兵千人“尽收东海虎尔哈部散处遗民”。(47)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努尔哈赤命扈尔汉、安费扬古率兵二千人征黑龙江中游两岸的萨哈连部，“行至兀儿简河，刳舟二百，水陆并进，取河南北诸寨，凡三十有六”。八月，从黑龙江南岸的佛多罗衮寨横渡冰河，“取萨哈连部内十一寨”。(48)

努尔哈赤所派遣的军队，出征萨哈连部后，接着又向使犬部进军。使犬部包括赫哲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费雅喀人等，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下游地区。他们用犬行猎、拉船以及拖拉扒犁等，每户畜犬几十只甚至几百只。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九月，扈尔汉等所率领的军队“招服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49)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二月，“时东海沿边散居各部，多来归附”，努尔哈赤“遣兵四百往取之，悉收其散处之民”；并向库页岛及其附近小岛出征，“其岛居负险不服者，乘小舟尽取而还”。(50)

努尔哈赤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初征瓦尔喀，先后经过约三十年的时间，以“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策略，统一了东海女真的主要部落。

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驰骋战场四十余年，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逐渐发展到拥有几万精锐之师；从局处于建州左卫一隅之地，扩大到统一女真各部。“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言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51)。努尔哈赤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结束了女真族的分裂状态，也结束了当时我国东北地区动荡不安的局面。努尔哈赤对满族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当时我国东北边防的巩固，都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部众的增多和疆域的扩大，努尔哈赤为了加强统治，相应地建立了各种制度和军政机构。

努尔哈赤在发展军事势力的过程中，建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满族“兵民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形式。它既统兵，又统民；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组织。

八旗制度的起源和演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最初起源于女真族社会的狩猎生产组织。《满洲实录》载：

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额真（意为主），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52)

牛录额真就是大箭主，原是狩猎时十人的首领。后来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官名。所统领的人数也增加了。前文述及，万历十二年（1584年），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二年，他率兵攻克瓮郭落城时，俘获了曾在战场上射伤过他的鄂尔果尼和罗科两人，为了嘉奖他们的勇敢精神，“乃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53)。可见当时努尔哈赤已有以三百人为一牛录的军事组织，而牛录额真也已成为一种官职名。

其后，努尔哈赤的军事力量日益扩展，于是便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又有了“旗”（固山）的建制。《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在叙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古勒山战役时，已有这方面的记载：“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54)努尔哈赤先是创建四旗，《清会典则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太祖高皇帝辛丑年（万历二十九年），满洲生齿日繁，诸国归服人众，设四旗以统之，以纯色为辨，曰黄旗、曰白旗、曰红旗、曰蓝旗。”(55)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除已统一了建州女真外，又征服了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和乌拉三部，以“归服日众，乃析为八”(56)。除原来的黄、白、红、蓝四旗外，再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共为八旗。《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

上既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额真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57)。

从上述编制推算，一个“固山”拥有部众七千五百人。固山额真即为“旗主”，由满洲贵族担任。努尔哈赤为八旗的共主（最高统帅），并亲领两黄旗，次子代善领两红旗，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侄阿敏领镶蓝旗。努尔哈赤除亲领两黄旗以外，还有卫队巴牙喇（也称拜哈罗）五千余骑。《建州闻见录》载：“胡语呼拜哈罗者，奴酋之手下兵也，五千余骑，极精勇。”各旗旗主也有“巴牙喇”的卫队组织。八旗之间是同等的平行关系，他们各自向努尔哈赤负责。

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是各级军事首领，又是各级行政长官。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努尔哈赤通过各级额真，对他的部民进行统治。

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58)。

战争中抢夺得来的土地人畜财物，要按八旗来分配，“令八家之中，遇有所获，即衣食之类必均分，毋私取焉。故豫立规制，俾八家各得其平”(59)。

这种八旗制度，是与满族的社会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因它原是狩猎畜牧民族，兵民是不分的，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八旗制度，也就成为既统民又统兵的“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60)。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各级贵族，分别担任牛录、甲喇、固山“额真”，成为上下各级管兵、民的官员。努尔哈赤以这种形式把分散的女真各部严密地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和战争，既使军需物资不致匮乏，又有充足的兵源，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八旗组织，除了满洲八旗之外，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设置蒙古牛录(61)，第二年设蒙古旗，到崇祯八年（1635年）扩充为蒙古八旗(62)。崇祯四年清太宗皇太极把满洲八旗中的汉人调出，另编一旗。崇祯十年增设汉军为二旗。崇祯十二年（1639年）增设汉军为四旗(63)。崇祯十五年由于汉军人数增加，增设汉军为八旗(64)。这样，八旗制度中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为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为八旗。

由于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辖地不断扩大，人口日益增多，原来各种军政事务都由旗主裁定的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为了对臣民进行有效的统治，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札尔固齐（断事官）十人，佐理国事”(65)。努尔哈赤挑选理政大臣和断事官的标准是“公正处理国事”，“不贪酒，不索金银”和“公平地审断事之是非”。努尔哈赤规定的审断程序是：

（国人）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札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奏明三复审之事。犹恐尚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66)

理事大臣和八旗贝勒（贵族）平时每五日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定，成为后金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

努尔哈赤很重视法制，曾命令臣下翻译《刑部会典》和《明会典》，采取适用于他们的各种法规律令。建州原有的刑法是很残酷的，有刺耳鼻、踏火炭、顶热锅等。随着女真社会的进步，以及明朝刑法的影响，随意施加的酷刑逐渐废止，天启二年（1622年）正式宣布“废除刺耳鼻之刑”。(67)

努尔哈赤在加强政治统治的同时，也注意对他的臣民实行思想统治。原来女真族人民信奉萨满教。萨满，又称珊蛮、萨莫等，是巫的意思。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认为世界有天堂、地面和地狱这样三层。神居于天堂，人类居于地面，而魔鬼则居于地狱。女真族崇信祭天，在他们住房院落的东南角，立一根一丈多高的木杆，称为“索罗杆子”，用以祭天祭神。萨满的祭祀，就是与设杆祭天结合起来的，后来发展为“祭堂子”。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立一堂子’，绕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68)。满族社会的迅速发展，使萨满教渐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后来努尔哈赤在征抚漠南蒙古时，就把当地流行的喇嘛教推行到了满族社会。

喇嘛教是我国佛教的一个支派，内部有不少派别，当时黄教成为最有势力的教派，它由西藏、青海传入蒙古。喇嘛教劝说人们要安分守己，忍受苦难，以求得来世的幸福。这种说教十分符合努尔哈赤的需要，所以他也以此来劝谕人们，说：

所谓福，就是成佛。在今世苦其身，尽其心，那么在来世能生在一个好地方，福便得到了。(69)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东修建喇嘛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凡七大庙，三年乃成”(70)。努尔哈赤用隆重的礼节，遣使聘请蒙古大喇嘛来其辖区传教。这样，喇嘛教和萨满教便在这里并行传播，成为努尔哈赤对人们实行思想统治的工具。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制了满文。这是他对满族发展的又一大贡献。

满族的祖先女真人，在十二世纪初叶金太祖时，曾参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有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两种。它是模仿汉字创制的，也是一种方块字。金亡元兴，蒙古族统治了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后来仿依汉字的女真文就渐渐地衰落了。到明代中叶，女真人已经不懂得女真文了。《明英宗实录》载：

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蒙古）字。”从之。(71)

努尔哈赤崛起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72)。女真人讲的是女真语，却要写蒙古文字来表达，这种语言与文字完全脱节的现象，阻碍着满族社会的发展。努尔哈赤曾深有感触地说：“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73)为此，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额尔德尼和噶盖辞曰：“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也！”努尔哈赤说：

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吾筹此已悉，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于是上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74)。

从这一文献记载明显地看出，努尔哈赤创制满文的用意是使口头表达的语言和书面的文字一致起来。额尔德尼和噶盖便根据这一原则，以蒙文字母拼成女真语言，创制了满文。这种满文没有圈点，人们称它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

老满文在努尔哈赤统辖的女真地区通行了三十多年。因它是初创，存在着字母数量不够、字形不统一等缺点。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进。达海对老满文的改进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编制十二字头。“达海治国书，补额尔德尼、噶盖所未备，增为十二字头”。第二，于老满文旁“酌加圈点”。第三，增制特定字母。“国书与汉字对音，补所未备”，“新补为外字”(75)，就是于十二字头之外增加了专为拼写汉语等外来语的特定字母，以便拼写人名和地名。经达海改进后的满文，人们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满文的创制和推行，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丰碑。从此，满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文字，用它来表达思想，记载史事，传播知识。这对满族社会的发展以及满汉文化的交流，都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起兵后经过艰苦的征战，先后平服了苏克苏浒河部、栋鄂部和哲陈部，擒杀了尼堪外兰，成为当时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势力。为了继续扩展，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筑城三层，启建楼台”，建费阿拉城。“呼兰”满语意为烟筒，“哈达”满语意为山峰，呼兰哈达即烟筒山。当时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对费阿拉城的情况有如下记载：

一、外城周仅十里，内城周二马场许。

一、外城先以石筑，上数三尺许，次布椽木；又以石筑，上数三尺，又布椽木，如是而终，高可十余尺。内外皆以粘泥糊之，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

一、内城之筑，亦同外城，而有雉堞与隔台。

一、内城内，又设木栅，栅内奴酋居之。

一、内城中，胡家百余；外城中，胡家才三百余；外城外四面，胡家四百余。

一、内城中，亲近族类居之；外城中，诸将及族党居之；外城外居生者，皆军人云。(76)

费阿拉城既是努尔哈赤居住的地方，又是他行使权力的处所。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之后，又打败了叶赫等九部联军，并吞了海西哈达部，设置了四旗。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努尔哈赤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自虎栏哈达南冈，移于祖居苏克苏浒河、加哈河之间赫图阿喇地，筑城居之”(77)。城“周四里，南一门，东二门，北一门”(78)。是为赫图阿拉城，俗称老城。“赫图阿拉”满语是“横冈”的意思，后来称之为“兴京”，即今辽宁新宾老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加筑外城。这次兴建的城池，规模比费阿拉城要大得多。

城高七丈，杂筑土石，或用木石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窦，状若女墙，门皆用木板。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内外见居人家约二万余户。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东门外则有仓厫一区，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乃是贮谷之所。(79)

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到赫图阿拉的规模庞大。从建筑规格看，也完全具备城池的条件：有高达七丈的城墙，城墙上有射箭用的女墙，有木制的城门；有严格的布局，内城居住努尔哈赤和他的亲戚贵族，也就是建州女真的统治集团；精悍部队居于外城，城外则居住从事各种军事手工业的工匠。赫图阿拉城成了努尔哈赤辖地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努尔哈赤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蒙古喀尔喀部尊称他为“昆都仑汗”。

努尔哈赤自迁至赫图阿拉以后，又合并了海西女真的辉发和乌拉，顺利地招抚了东海诸部，并建仓积谷，定八旗制等。这时的努尔哈赤已有“射天之志”，要夺取明朝的天下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其部臣的拥戴下，登上了汗位，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都赫图阿拉。努尔哈赤自称“英明汗”(80)，建元天命。

明朝政府在努尔哈赤发展壮大中，采取惯用的手法来进行压制，“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类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81)。明朝政府不断地挑拨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制造矛盾。当建州女真强大起来时，明廷就支持叶赫去进攻建州。明朝政府还对建州女真实行经济封锁政策，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停止建州朝贡，第二年又关闭了马市，使得建州在经济上受到极大的损失，仅人参就腐烂了十余万斤。万历四十三年明廷向建州强索“柴河、抚安、三岔三处所种之田”，这是建州女真“世世祖居耕种之地，今令弃之”，不许收获已种的庄稼(82)。但是，明朝政府所实施的这些政策，并没能抑制女真族的统一和壮大，相反，激起了女真族广大人民的愤恨，努尔哈赤恰好利用这种情绪掀起反明战争。

随着势力的日渐强大，努尔哈赤欲望也越来越大。他早就雄心勃勃，要向辽河地区进军，一直打到山海关。但他非常注意选择时机，时机不成熟，则绝不肯轻举妄动。在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贝勒大臣们提出要进攻明朝，当时努尔哈赤认为没有粮库，军需物资还没有准备好，他要贝勒大臣们“不要急躁”，“要争取时间，我们先收揽国人，巩固领土，修建边关，种田积谷，充实库藏”(83)，然后攻明。

明廷有识之士，对建州女真的隐患早已有所察觉，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大学士叶向高在他的奏疏中就已明确指出：

窃念今日边疆之事，惟以建夷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至叛乱。而今日九边空虚，亦惟辽左最甚。昨李化龙告臣谓：“此酋一动，势必不支，辽左一镇，将拱手而授之虏，即使发兵救援，亦无所及。且该镇粮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给。非反戈内向，必相率投虏，天下事将大坏不可收拾矣。”臣闻其言，寝不安席，食不下咽。(84)

事势的发展，正如叶向高、李化龙所预料的那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对诸王大臣说：“我计已决，今岁必征明矣。”三月初一，努尔哈赤“传谕将士治甲胄，修军器，豫畜牧”。四月十二日颁对敌用兵之书于统兵贝勒：

凡安居太平，贵于守正。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勿遽近前，宜预退以待大军。俟大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决进退，此遇敌野战之法也。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名矣。夫不劳兵力而克敌者，乃足称智巧谋略之良将也。若劳兵力，则胜何益？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85)

上述智巧谋略、诱敌之计，以及野战中我众敌寡和敌众我寡等不同情况的战术，城郭攻坚战的战术等，都是努尔哈赤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出兵之前，他颁给各统兵贝勒，目的是要大家在征明战争中运用他的战略战术，去夺取胜利。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率步骑兵二万征明。临行书“七大恨”告天：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网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86)

“七大恨”强烈地表现了建州女真反民族压迫的愤懑情绪，所以努尔哈赤以此作为讨明的檄文。从努尔哈赤统治集团来说，是借以鼓动女真人的民族仇恨，掀起反明战争，来实现他们女真贵族掠夺明朝财富和土地的目的。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后，分兵两路出击：他亲率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右翼四旗直奔抚顺；令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左翼四旗攻击东州、马根丹。

抚顺地处浑河南岸，努尔哈赤年轻时常来抚顺马市贸易，对这里的山川形势十分熟悉。他于四月十四日派人潜入抚顺市，扬言明日三千达子来赴市。第二天扮成商民的后金先遣队“果来叩市，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又“潜以精兵踵后，突执游击李永芳”，抚顺遂被后金所攻陷(87)。同一天，后金军左翼四旗兵也攻占了东州、马根丹两地。两路后金军还攻占了五百个屯堡，“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88)。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忙派总兵张承荫率军一万前去攻打，遇到后金军的袭击，“主将兵马，一时俱没”。(89)

七月，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军“入鸦鹘关，环攻清河”，明将“邹储贤领兵一万固守”，结果城破，明军将士俱被杀(90)。接着又攻占了一堵墙、咸场两地。辽左接连失城丧将，明廷“举朝震骇”，“万事不理”的万历皇帝惊慌失措地说：“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91)

努尔哈赤因辽东战事的节节胜利，气势益张。他自起兵三十五年以来，对明朝一直采取避让的策略，不与明军正面冲突。抚顺战役是他第一次碰了明朝这个庞然大物，他命将出师时还十分谨慎小心地告诫部下，要“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但第一次较量，努尔哈赤就感到明朝这座巍巍大厦已经十分腐朽了。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攻占会安堡时，把当地的一个汉民割去双耳，送信给明朝的官员说：

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92)。

努尔哈赤在抚顺战役中掂出了明廷的分量，因此信中口气十分强硬。

辽东是京师的屏障，辽东失则京师危。明朝政府为了安定辽东，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剿灭后金的战争，从各方面进行了战争准备。明朝政府以兵部侍郎杨镐曾任辽东巡抚，“熟谙辽事”，任他为辽东经略。当时驻守辽东的明军，虽说有八万余，但精壮能战的只有一万多人，又分散在各地防守。而且“其步军皆不习弓马”，“一切器械皆朽钝”。又由于明朝政府的腐败，政府官员和将领肆意刻剥士兵，各仓军粮“被官吏掺和沙土糠秕等物”，使得士兵“终岁嗷嗷，日见逃窜”(93)。这样的军队自然无法作战，明朝政府只得征调福建、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军队赴辽。又加派辽饷，以资军用。(94)

经过近十个月的准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朝各路援辽兵马抵达集结地点。“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十余名”，连同胁迫来的一万三千余名朝鲜兵，共约十万余人(95)，“号大兵四十七万”(96)。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军：

东南路，总兵官刘率军出宽甸，会合朝鲜军一万三千余人，从东南面向赫图阿拉进攻。

南路，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率军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向赫图阿拉进攻。

西路，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从西面向赫图阿拉进攻。

北路，总兵马林率军由靖安堡趋开原、铁岭，从北面向赫图阿拉进攻。

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明廷对这次军事行动抱着盲目乐观的态度，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97)。大学士方从哲、兵科赵兴邦，既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后金的情况，“发红旗催战，从哲复遗镐书促之”(98)。杨镐则庸懦昏瞆。明师原定二十一日先后出师，因连日大雪，改为二十五日。杜松和刘都是久经战阵的宿将，也了解后金的情况，认为“敌未可乘”，不可轻易出师。杨镐怒曰：“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并悬挂一剑于军门(99)。杜松和刘也就不敢再有异议了。

明军尚未出师，但各路军事行动的秘密早已泄漏。其军“进剿，出揭发抄，略无秘密”，皆为努尔哈赤所知。“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亦用厚赀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100)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出师的日期和战略部署后，根据地形条件正确地分析敌情，说：“南北二路皆山险且远，敌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西路）之兵。”(101)“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102)努尔哈赤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来对付明军，并把这一战略计划，用简要的语言加以概括：“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03)使八旗官兵上下对这点都有深切的体会，达到思想行动的一致。接着，努尔哈赤率领八旗主力，“全军向西进发”，去迎击明军(104)；南路的防守任务交给了原来在那里的五百名守军，说：“吾南方已有兵五百，即将此兵捍御之。”(105)

明军杜松一路进军道路比较平坦。三月初一，杜松率军出抚顺，沿浑河岸前进，第二天到了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杜松莽勇轻敌，平素以久经战阵、身多创伤夸耀于人。这次他急急乎想立头功，当得知后金在界凡筑城时，便亲自率领明军二万余渡过苏子河进抵吉林崖攻打界凡城，留一部分驻扎萨尔浒。

这时，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军队已至界凡之东，他们侦察到明军分兵的情况后，抓住战机，部署战斗，实行各个击破。努尔哈赤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106)努尔哈赤立即令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率两旗兵援界凡，自己亲率六旗精锐攻萨尔浒。萨尔浒的明军遭到多于自己几倍的后金兵的凶猛袭击，又不熟悉周围形势，后金兵则谙于地形，所以接战不久，后金兵就“逾堑拔栅”，冲破了明军的阵营，全歼明军。杜松接到萨尔浒的败报，十分震惊，当他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努尔哈赤乘胜直扑界凡，与代善、皇太极两军会合，原在山上的守军也从山上驰下，四面围攻，把明军切割成数块，加以歼灭，杜松战死。明军“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107)。明朝的西路军全军覆没。

马林率领的北路明军，出三岔口，于三月二日进至富勒哈山的尚间崖（萨尔浒西北三十余里），听到杜松战败的消息，就扎营在尚间崖，派监军潘宗颜率部分明军驻于斐芬山，游击龚念遂率部分明军驻于斡辉鄂模，各相距数里之间，为犄角之势，互为声援。“环营三壕，火器列濠外，而骑兵继后”(108)。马林无将才，临出师时，潘宗颜曾上书杨镐说：“马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别帅，而以林遥作后应。”(109)杨镐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这时，马林只想在尚间崖驻守，避免被歼灭的命运。他把本来就不多的明军又分作三处扎营，正好为后金军各个歼灭提供条件。努尔哈赤在消灭杜松的西路军之后。乘战胜的余威，率八旗士兵全力扑向北路明军。后金兵先破斡辉鄂模的龚念遂部，继破尚间崖马林的北路军大本营，再破斐芬山的潘宗颜部。三处明军几乎全部被歼，龚念遂和潘宗颜英勇战死，怯懦的马林在战斗正激烈时，率残军逃回开原。前来协助明军的叶赫兵，听说明军战败的消息，于中途撤回。

刘率领的东南路明军，出宽甸后，与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军会师，继续向赫图阿拉前进。刘所率明军，出师较早，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宽甸，但因道路险远，“重冈叠岭，马不成列”(110)，加之后金多处设置路障，故行军迟缓。三月四日才过栋鄂河，到阿布达里冈附近，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朝鲜军到富察，离刘军约十里。这时，西、北两路明军已经败没，刘却毫无所知。努尔哈赤对刘所率东南路明军的行进情况了如指掌，他在结束尚间崖、斐芬山战斗后，立即部署迎战东南、南两路明军，亲自率兵四千留守赫图阿拉，防备李如柏、贺世贤的南路明军。命令代善、皇太极等率八旗精锐兼程赶往东线。当刘企图抢登阿布达里冈制高点时，后金军“亦登冈，出其上”，先明军抢登冈上，“自高驰下，奋击军”。另一路后金军自明军西边“从旁夹击”，明军大溃，刘战死。(111)

消灭了阿布达里冈的明军以后，代善和皇太极等便移师富察，四面包围朝鲜军。朝鲜军装备极差，纸甲柳胄，军粮短缺，士卒饥馁。都元帅姜弘立在“欲走则归路断绝，欲战则士心崩溃”的情况下投降后金(112)。明监军乔一琦投崖牺牲。

明军三路丧师后，经略杨镐急檄李如柏所率领的南路明军退师。李如柏庸懦怯弱，行军缓慢，刚到虎拦路，接到杨镐的退师命令，不作部署，急忙传命回师，后金“哨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如柏军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113)

萨尔浒战役，前后只有四天时间，明朝的四路大军，除李如柏所率南路军不见后金兵全师撤还以外，其他三路皆被后金军各个击破，损失惨重。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统计：这次战斗，明廷共投入兵力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朝鲜军除外），从总兵官到把总各级军官阵亡三百十余员，军丁阵亡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114)

萨尔浒战役开始时，明朝有军队十万余人，后金的总兵力约为六万人，几乎相差一倍，明朝的军事力量占着明显的优势，但战争的结局，明朝失败得那么快，那么惨。这固然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但直接导致战争胜败的主要原因，则是双方统帅的军事才能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明军指挥失误是重要的原因。

明朝原来想用分进合击的战略，以四路进军直捣后金的根据地赫图阿拉，从而四面包围，聚而歼之。但这一战略是建立在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一厢情愿的盲目的基础之上的。明军数量虽多，但素质不佳，战斗力弱；分兵四路，则力量分散，相互不能呼应，更不能协同作战；各路统兵将领之间又不协调、不团结。同时，对后金军事实力毫无了解。这样，明军就由优势变为劣势，主动变为被动。从后金方面看，努尔哈赤的战略则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坚实基础之上，探明了明军的战略部署，不受明军制造的假象所迷惑，正确分析明朝的西路军为其主力；又从地形险夷正确判断明军行军速度；对自己的八旗兵行动迅速善于野战的特点也了解得很清楚。努尔哈赤在这一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制定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正确战略。这样后金在作战中就由劣势变为优势，被动变为主动。所以兵力总数上后金虽然少于明军，但具体到每次战斗，则集中了几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在四天中间逐个歼灭三路明军。萨尔浒战役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之一。努尔哈赤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力量消长的关键一役。从此，明朝控制女真族的政策彻底破产，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防御；而后金力量猛增，由防御转为进攻。

杨镐三路丧师的败报传到京师，明廷“举朝震骇”，感到辽东事态严重，于是派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将杨镐逮捕下狱，后于崇祯二年（1629年）处死。

努尔哈赤自萨尔浒之战以后，乘胜向开原、铁岭进军。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努尔哈赤率兵四万从靖安堡攻陷开原。七月又攻陷了铁岭。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它是当时明朝对抗蒙古和后金的前沿阵地。铁岭则是屏蔽沈阳的北大门。开原、铁岭失陷，沈阳陷于孤立。

努尔哈赤攻下开原、铁岭以后，便准备进攻辽沈，进而袭取中原。明朝的一些官员，对这种形势的严重性是有所认识的，如吏部尚书赵焕曾指出：

奴自攻没开原以来，筑城住牧，休其兵力。而胁朝鲜纠西虏，使之乘隙扰边。十方堡克矣，鲍家冈陷矣。仍自打造战舡，谋截运粮，广布奸细，谋行内应。此等着数，意在迫京师、危社稷，大非往年也先俺答之比。(115)

熊廷弼对当时辽东的形势也看得很清楚，他说：

自逆贼降抚顺，克清河，败三路，已骄锐不可言，时犹恐关西大发援兵，未敢轻自出巢。及开原、铁岭不战自下，懿蒲、辽沈不攻自逃，而谋夺辽沈之计决矣。(116)

熊廷弼于八月进抵辽阳。当时在辽东的明朝军队，惨败之余，士气颓丧，呈现一片混乱。士兵“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人人要逃，营营要逃”，“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117)。人民也多纷纷离乡，躲避战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数百里无人迹”。(118)

面对这一形势，熊廷弼决计采取“坚守渐逼”之策。他向朝廷上奏说：“今日制敌，曰恢复，曰进剿，曰固守。而此时语恢复，语进剿，未敢草草。不如分布险要，守正所以为战也。”他提出“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布为防线，“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119)。当时一批明朝官僚，胆小怕死，龟缩在后方城堡内，不敢接近前线。熊廷弼刚到辽东，“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惮不肯行。继命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恸哭而返”。熊廷弼为了稳定人心、鼓励士气，就亲自到前线去巡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120)。他大力整顿军纪，斩逃将，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壕缮城，令严法行。经熊廷弼的一番整顿以后，守备大固，人心稳定，后金不敢贸然进犯。

熊廷弼根据敌我形势，主张积极持久的防御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任辽东经略十多个月，使得“辽阳的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迄于今，而民安于居，贾安于市，商旅纷纷于途，而后之人因之以为进战退守之地”。(121)

正当辽东形势有所好转之时，明朝最高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死去。其长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位，是为光宗。到九月初一日，光宗又在吞服红丸后死去。一月之内，死去了两个皇帝。光宗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时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构争，党祸益炽”(122)。熊廷弼性情刚直，拒援引，不徇私，得罪了一些人。给事中浙党姚宗文以熊廷弼不替他代请升官，心怀怨恨，联络同党御史顾慥、张修德等，攻讦“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甚至说不罢熊廷弼“辽必不保”(123)。昏聩的明朝当局，竟听信了他们的谗言，罢免熊廷弼，任袁应泰为辽东经略，薛国用为巡抚。

袁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124)。他担任辽东经略以后，认为熊廷弼持法太严，便“以宽矫之，多所更易”(125)，把原来行之有效的军事措置加以改变。履任伊始，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不作深入侦察了解，便要“三路出师”进攻后金(126)。并且毫无警惕地招降蒙古饥民，当时有人指出：“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袁应泰却认为：“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于是下令招降，把投降的众多蒙古人“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127)

这时，后金正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夺取辽沈。当明朝皇帝更替、辽东经略易人之时，努尔哈赤抓住了这一有利战机，以倾国之师向辽沈进军。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率八旗军士攻陷了沈阳的屏藩奉集堡和虎皮驿。三月十二日，八旗士兵进逼沈阳城下。沈阳是明朝在辽东的重镇，有总兵贺世贤和尤世功驻守着，称为“坚城”。但贺世贤勇而寡谋，出城迎战败死。尤世功领兵往援，亦战死。袁应泰原先招降的蒙古人起来为后金内应，城遂破。

沈阳被围时，总兵官童仲揆、陈策率军由辽阳前去救援，行至浑河，沈阳已陷。“诸将皆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纷纷请战。于是游击周敦吉“与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营桥北，（童）仲揆、（陈）策及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统浙兵三千营桥南”(128)。周敦吉部营阵尚未稳定，后金兵已紧逼上来，“四面扑攻”。“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却而复前，如是者三”。明军“饥疲无后继，遂被冲杀”，存留下来的退入桥南浙兵营继续战斗。“后金兵追围之数重，浙兵用火器拒战，击死甚众，后火器尽，复接战良久乃败”(129)。明朝将领全部壮烈牺牲。当时明朝总兵官朱万良、姜弼拥兵至浑河，观望不救，坐视浙兵之败没。“自辽左用兵，将士率望风奔溃，独此以万余人当数万众。虽力绌而覆，时咸壮之。”(130)

后金兵攻占沈阳以后，努尔哈赤在城内休整五天，整顿兵马器械，于三月十八日攻辽阳。辽阳是辽东首府，是明朝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辽东经略都驻节于此。但辽阳恃沈阳、奉集堡和虎皮驿为藩屏，明朝的精锐部队大多在这三个地方驻防，辽阳驻兵只一万余人。袁应泰听到沈、奉失陷，才下令调援军守辽阳。三月十九日，后金兵直逼辽阳城下，守卫辽阳的明军虽只一万余人，却顽强抵抗。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辽阳失陷。袁应泰自杀，巡按御史张铨被俘不降被杀。

辽阳既陷，辽河以东其他地区的明朝守军都纷纷投降，数日之间，后金就占领了三河、静远、镇江、海州、复州、金州等大小七十余城(131)。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向河西进军，便把后金的都城迁到沈阳。

辽沈被后金占领以后，河西军民十分惊恐，纷纷逃亡，“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132)得知辽、沈失陷，京师大震，九门昼闭，实行戒严。这时，明朝的当权者又想起了熊廷弼，大学士刘一燝说：“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133)明熹宗朱由校也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袁应泰一战而败，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与人。”(134)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明朝政府又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王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135)。他不顾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一味主张进攻后金，收复辽沈。熊廷弼仍主张积极防御，“议三方布置，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并进”(136)。这样便出现了“经抚不和”，“化贞欲战，廷弼欲守”(137)，“二人议论，遂成水火”(138)。适于其时，王化贞部将毛文龙收复了镇江（今辽宁丹东）。“化贞自谓发踪奇功”，即向朝廷奏捷。明朝的昏聩君臣，不吸取萨尔浒和辽沈战役的教训，“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水师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139)。但因经抚不和，互相观望而未曾进兵。

当时，投靠阉党的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王化贞沆瀣一气，偏袒巡抚。王化贞“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弼节度”。而熊廷弼所奏请则“事多龃龉”(140)。熊廷弼虽名为经略，实权却掌握在王化贞手中。王化贞驻于广宁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出关后屯驻于右屯，只有士兵五千人(141)。王化贞因得张鹤鸣的奥援，气焰十分嚣张，一意孤行，钻入后金所设的圈套。他轻信原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会作内应，还以为蒙古部的虎墩兔会发援兵四十万帮助明朝进攻后金，“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王化贞上疏说：

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愿从征将士厚加赏赉，辽民赐复十年，海内除去加饷，而臣归老山林，于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也。稍需时日，经臣以三路蹙之，歼敌必矣。臣又愿与经臣约，怒蛙可式，无摧战士之气，劳薪可念，无灰任事之心。(142)

在王化贞这篇堂堂皇皇的大话的蛊惑下，明廷一班大臣不禁喜形于色，认为歼灭后金，指日可待，便专任王化贞“便宜行事”。王化贞即部署诸将，准备渡河。

正当明朝内部经抚矛盾日益激烈的时候，努尔哈赤则加紧训练士卒，准备进兵河西。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八旗士兵已集结在柳河东岸。二十日，后金兵五万渡河，直逼西平堡。王化贞派总兵官刘渠、祁秉忠率军前去救援，并以心腹骁将孙得功率广宁兵为前锋。孙得功已蓄意投降后金，二十二日，明军在平阳桥遇后金兵，刚接战，孙得功就“率众先奔，呼曰‘兵败矣’”。明兵不战而溃，孙得功率众奔还广宁，大呼后金兵已至城下，“军民宜早剃发归顺，因命其党封府库以待，一城哄然，争夺门走”。王化贞刚起床看文书，其部将江朝栋直入卧室急呼曰：“事急矣，速走可免！”王化贞便在江朝栋的保护下仓皇西逃。其实，这时后金顿兵沙岭，在王化贞逃后两日，孙得功才引后金兵进入广宁。王化贞逃到闾阳驿遇到熊廷弼。化贞向廷弼而哭，廷弼讥笑道：“六万众一举荡平辽阳，今竟如何？”(143)王化贞自感惭愧，“议守宁远及前屯”。熊廷弼说：“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144)熊廷弼以自己所率五千人交给化贞断后，尽焚积余，先后退入关内。熊廷弼弃宁远前屯不守是错误的，但主要的责任在王化贞，这是很明显的。

广宁之败以后，熊廷弼与王化贞俱被逮下狱。当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向熊廷弼勒索贿赂不遂，“誓速斩廷弼”，并借机倾陷在朝的正直官员，诬杨涟等受廷弼贿，以加重其罪。阉党门克新、冯铨、顾秉谦竞相附和。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斩，“传首九边”。熊廷弼自任辽东经略，“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唇敝舌，争言大计”(145)。熊廷弼的死，使明朝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将领，自坏长城，使得辽东防务更加不可收拾。王化贞延至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处死。

广宁溃败以后，明廷举朝汹汹，一班官僚纷纷主张退守山海关。当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一个人骑马去察看关内外形势，对山海关一带山川地形作了细致调查，还朝后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146)明朝政府即提升他为佥事，派他去关外监军。

袁崇焕，字元素，广西藤县（一说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他有谋略胆识，好研究军事。熊廷弼和王化贞逮捕下狱后，明朝政府另派王在晋任辽东经略。袁崇焕到任后，王在晋令其“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147)。王在晋怯弱无远略，主张退守山海关，议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148)。遭到袁崇焕和其他几个中低级将佐沈棨、孙元化等人的反对。他们把不同意王在晋退守山海关的意见寄给了内阁首辅叶向高，叶向高因未经实地勘察而犹豫不决。大学士孙承宗自告奋勇，愿亲去前线裁决。孙承宗察看了关内外形势后，完全同意袁崇焕等人的主张，并向明熹宗朱由校“面奏在晋不足任”，改调南京兵部尚书。

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孙承宗自请出关督师，继任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到山海关后，大力整顿防务：定军制、建营舍、练火器、治军储、缮甲仗、练骑卒等；又采纳袁崇焕等人的建议，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派袁崇焕及总兵满桂前往守备。袁崇焕到宁远后，首先兴筑宁远城，“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祖）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149)。孙承宗为进一步加强关外防线，从宁远向东推进二百余里，在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兴筑要塞，派将守御。“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150)。这样，在山海关以外，筑起了坚固的防线，使努尔哈赤无隙可乘，不敢西进。

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因不断遭到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攻击，辞职回家。明朝政府即派兵部尚书高第为辽东经略。高第到任后，“大反承宗政务”，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州）、右（屯）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袁崇焕说：“兵法有进无退”，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但高第一意孤行，听不进袁崇焕的劝告，而且要“并撤宁（远）、前（屯）二城”。崇焕愤然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151)。袁崇焕坚守孤悬于山海关外的宁远城。

努尔哈赤得悉高第撤退关外守军，知道明朝新任经略庸懦无能，乘机西进。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十三万西渡辽河，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二十三日抵宁远。当时龟缩在山海关的高第拥兵不救，坐视宁远孤城被围。袁崇焕就和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152)。并将城外居民尽撤入城，帮助守城。在城内由同知程维模负责稽查奸细，所以“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153)。努尔哈赤释放被捉获的汉人进宁远城，劝守将投降。袁崇焕严词拒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

（努尔哈赤）放捉获汉人，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宁远道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154)

袁崇焕拒绝了后金的招降，首次用西洋大炮轰击后金兵营，“遂一炮，歼虏数百”。努尔哈赤督率后金军倾力攻城，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宁远城防坚固，军民齐心协力，后金兵轮番攻城，俱被城上守军击退，死伤累累。努尔哈赤下决心要攻下宁远城，命令八旗士兵冒死凿城，宁远城被凿开高二丈余者三四处，城上守军用“火毬、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155)。原先，努尔哈赤认为宁远城孤且小，旦夕可破，但经三天急攻未下，反遭受不少伤亡，只得撤围，焚烧宁远东觉华岛的积储，杀死该岛明朝军民后，退回沈阳。

宁远之役，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宁远之败时说：“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156)《明史·袁崇焕传》载，后金自举兵以来，“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努尔哈赤自宁远撤回后郁郁不乐，于当年八月病死。(157)

(1)　《满洲实录》卷1。

(2)　《清史稿》卷222《杨吉砮传》。

(3)　《明会典》卷129。

(4)　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酋》卷20。

(5)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

(6)　《满洲实录》卷1。

(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8)　《满洲实录》卷1。

(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0)　《满洲实录》卷1。

(11)　《满洲实录》卷2。

(12)　《满洲实录》卷2。

(13)　宁古塔五祖之子孙——努尔哈赤曾祖福满，生六子，长子德世库，次子瑠阐，三子索长阿，四子觉昌安（叫场），五子宝郎阿，六子宝实。后来称他们兄弟六人为宁古塔贝勒，其后世子孙则称他们为“六祖”。这里所谓的“宁古塔五祖之子孙”，即除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以外五人的子孙。

(1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5)　《满洲实录》卷2。

(1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7)　《满洲实录》卷2。

(1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19)　《满洲实录》卷2。

(20)　《满洲实录》卷2。

(21)　《满洲实录》卷2。

(22)　朝鲜《李朝宣祖实录》卷70。

(23)　《满洲实录》卷2。

(24)　《满洲实录》卷2。

(2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26)　《满洲实录》卷2。

(27)　《满洲实录》卷2。

(28)　《满洲实录》卷2。

(29)　《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1。

(30)　《满洲实录》卷2。

(3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32)　《满洲实录》卷3。

(33)　《满洲实录》卷3。

(34)　《满洲实录》卷3。

(35)　《明神宗实录》卷366。

(36)　《满洲实录》卷3。

(37)　《满洲实录》卷3。

(3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39)　《清太祖实录》卷3。

(40)　《满洲实录》卷3。

(41)　《满洲实录》卷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42)　《明神宗实录》卷586。

(43)　《清史列传》卷4《费英东传》。

(4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4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4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4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6。

(4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5。

(4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5。

(5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5。

(5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52)　《满洲实录》卷3。

(5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5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55)　乾隆《清会典则例》卷171。

(56)　《啸亭杂录》卷10《八旗之制》。

(5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58)　李民：《建州闻见录》。

(5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0。

(60)　《清朝文献通考》卷1。

(61)　《满洲实录》卷7。

(6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2。

(63)　《清朝文献通考》卷179。

(6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1。

(6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满文老档》卷4作“八大臣和四十名断事官”。

(6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67)　《满文老档》“太祖”卷42。

(68)　《建州闻见录》。

(69)　《满文老档》“太祖”卷4。

(7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71)　《明英宗实录》卷113。

(72)　《满洲实录》卷3。

(7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7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75)　《清史稿》卷228《达海传》。

(76)　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7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78)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58“兴京”。

(79)　《筹辽硕画》卷1。

(80)　《满文老档》“太祖”卷5。

(81)　《明经世文编》卷480熊廷弼《答友人》。

(82)　《满洲实录》卷4。

(83)　《满文老档》“太祖”卷4。

(84)　叶向高：《纶扉奏草》卷7。

(8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5。

(8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5。

(87)　《满洲实录》卷4；《明神宗实录》卷568。

(88)　《满洲实录》卷4。

(89)　《明神宗实录》卷568。

(90)　《满洲实录》卷5。

(91)　《明神宗实录》卷568。

(92)　《满洲实录》卷5。

(93)　《筹辽硕画》卷1《辽东巡抚熊廷弼务求战守长策疏》。

(94)　《明神宗实录》卷574。

(95)　王民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96)　《明史》卷259《杨镐传》。

(97)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9。

(98)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99)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100)　《明神宗实录》卷582。

(101)　《圣武记》卷1。

(10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6。

(103)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104)　《满文老档》“太祖”卷8。

(105)　《满洲实录》卷5。

(10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6。

(107)　《满洲实录》卷5。

(108)　《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2。

(109)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110)　《明史》卷247《刘传》。

(111)　《明史》卷247《刘传》。

(112)　李民：《栅中日录》。

(113)　《明史》卷238《李如柏传》。

(114)　《三朝辽事实录》卷1。

(115)　《明神宗实录》卷584。

(116)　《明神宗实录》卷585。

(117)　《熊襄愍公集》卷1《辽左大势久去疏》。

(118)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

(119)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

(120)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12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

(122)　《明史》卷21《光宗纪》。

(123)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124)　《明史》卷259《袁应泰传》。

(125)　《明史》卷259《袁应泰传》。

(126)　《明史》卷271《贺世贤传附尤世功传》。

(127)　《明史》卷259《袁应泰传》。

(128)　《明史》卷271《童仲揆传》。

(129)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

(130)　《明史》卷271《童仲揆传》。

(13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132)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133)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134)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

(135)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附王化贞传》。

(136)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

(137)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

(138)　《明季北略》卷2《广宁溃败》。

(139)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140)　《明史》卷257《张鹤鸣传》。

(141)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

(142)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

(143)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

(144)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145)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146)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47)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48)　《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149)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50)　《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151)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52)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53)　《明熹宗实录》卷68。

(15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155)　《明煮宗实录》卷70。

(15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157)　《燃藜室记述》卷25载，努尔哈赤于宁远之役中负“重伤”后死去。但孟森遗著《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及商鸿逵附《赘言》（见《中国历史文献丛刊》1980年第1期）、《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李鸿宾《努尔哈赤之死》等文，均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负伤持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