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他说：

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国初之盛，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而巨子哓哓之口舌，适足以为其华阴之赤土。崇祯之盛，王李之珠盘已坠，邾朱不朝，士之通经学古者，耳目无所障蔽，仅得以理既往之绪言。此三盛之由也。

黄宗羲的这一见解是有见地的他是在对明代三百年文学发展各派代表人物进行研究后得出这一结论的。我们参考他的见解，把明代文学的发展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论述。

明初，文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明初统治者努力铲除元朝蒙古族带来的风俗习惯，积极修明礼乐制度和提倡文学。如“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1)。朱元璋在评价《琵琶记》时说：“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2)另方面是由于时“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

明初文学以宋濂、刘基和高启为代表。

宋濂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要为巩固封建纲纪服务。“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本建则其末治，体著则其用彰，斯所谓乘阳阴之大化，正三纲而齐六纪者也”(3)。但他反对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文风，主张辞达。他的《送东阳马生序》是他古文中较优秀的作品。它以朴实的语言，叙述作者年轻时求学之“勤且艰苦”的状况，对比当时的太学生“无冻馁之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的优越条件，从而激励人们专心刻苦学习。

刘基认为诗文的任务在于讽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反对那种“俱为清虚浮靡以吟莺花，咏月露而无关于世事”的作品。他的《卖柑者言》就是这样的作品。它假卖柑者之口，用犀利的笔法，指出那些“峨大冠”、“坐高堂、骑大马”、饮美酒的大臣将军们，看起来是那样威武，实际是“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骗子，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与黑暗。

高启以诗著名。他主张“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4)。高启有诗两千余篇，自选九百余首，编成《缶鸣集》十二卷。人们评论他的诗“隽逸而清丽”(5)。他写的有些讽刺诗，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暴统治，如《筑城词》：“去年筑城卒，霜压城下骨。今年筑城卒，汗洒城下尘。大家举杵莫住手，城高不用官军守。”但高启重在模拟，没有独创，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但“未能熔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6)

宋濂、刘基、高启的诗文，主要表现为师古风格，在“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创新，这种师古风格，还影响了后来前后七子的拟古作风。

明代自成祖永乐（1403～1424年）至英宗正统（1436～1449年）时期，社会经济日趋繁荣，统治秩序比较稳固，于是在文坛上出现了宰辅权臣所领导的“台阁体”。台阁体的代表是当时历任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大学士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的作品，自命为“从容安闲”，其实只是一些歌功颂德、雍容典丽的应酬诗文，散发着“富贵福泽之气”，其“余波所衍，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7)

对于台阁体的庸弱文风，不少文人纷起反对，于是弘治、正德时，有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的前七子的崛起。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这在反对台阁体庸弱文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盲目尊古，贬抑抹煞唐宋以来的文学成就，宣扬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学退化论。他们要学的不是秦汉、盛唐文学的思想内容，而是形式主义地从字句上摹拟，公然主张创作以模拟为上乘，扼杀了文学发展的生机。

嘉靖、隆庆到万历前期，文学方面的复古拟古思潮，继前七子而后，又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的兴起。《明史》说李攀龙“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8)。王世贞也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9)在这一思想支配下，他们写出来的诗文就很陈腐，如李攀龙的《拟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西北楼。罗敷贵家子，足不逾门枢……行者见罗敷，下担故绸缪；少年见罗敷，袒褐出臂；来归相怨怒，且复坐斯须。”这种亦步亦趋的摹拟，实在不能算是创作。

不过前后七子在封建社会中属于正派官员，不满于当时的腐朽政治，甚至起而进行斗争。因此，在他们的诗文中也有思想内容上乘的佳作，如宗臣的散文《与刘一丈》，在后七子作品中就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用给刘一丈的书信，对严嵩当政时官场丑恶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权奸贪污受贿的丑态、干谒者奴颜婢膝的秽行，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思潮，一时间曾垄断文坛，使得当时一些士子的心目中只有李、何、王、李四大家。

前后七子复古拟古文风盛行之时，有唐宋派出来与之抗衡。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前有王慎中、唐顺之，后有归有光和茅坤。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所说的“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指的就是他们。

唐顺之著文论述了作文之法。他认为秦汉时“法寓于无法之中”，发展到唐代以后，作文的法则日趋严谨，“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这说明文章法则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发展的，从而批判了复古派摹拟剽窃造成“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10)的做法。

茅坤在《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中，论述了司马迁《史记》的人物传所以有感染力，是因“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这就是说掌握所写人物的情态，再描述出来，才能传神。而不是秦汉派所强调的摹拟“区区句字”所能达到的。茅坤为了推广唐宋文学，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散文一百六十四卷，编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家成为唐宋古文的典范。

归有光认为秦汉文有秦汉的特色，唐宋文有唐宋的特色。他反对贵古非今，反对割断文学发展的历史。他借韩愈的诗句以讥刺复古派王世贞等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思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11)并指责他们为“妄庸人”。

唐宋派反对复古拟古派呆板的摹秦汉，主张以唐宋通顺的文体代替秦汉佶屈聱牙的文风。这是适应文学发展的形势的。

唐宋派中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以归有光最负盛名，被人推为“明文第一”。归有光最善于抒情、记事。他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等篇，都以清淡之笔，抒真挚之情。如《项脊轩志》，借“百年老屋”的兴废经过，追述家庭中生活琐事，表达亲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并抒发人亡物存的感慨及对祖母、母亲和妻子的怀念，读来真挚感人。归有光的诗也写得很好。如《海上纪事诗》，以沉痛的心情指斥封建统治者只知鱼肉人民、不知抵御倭寇的腐败无能的状况：“二百年来只养兵，不教一骑出围城。民兵杀尽州官走，又下民间点壮丁。”“大盗睢盱满国中，伊川久已化为戎。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夷兵烧海红。”

归有光死后，拟古派的王世贞在《归太仆赞》中说：“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予岂异趣，久而自伤。”这赞语，一面对归有光文学成就以高度的评价；一面对自己盲目崇古有一定程度的愧悔和惆怅伤感。

万历时期（1573～1620年）又有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兴起。

公安派的领导者是湖广公安袁氏三兄弟，因他们是公安人，故称为公安派。“三袁”中以袁宏道最有名。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号石安，有《袁中郎全集》。兄宗道（1560～1600年），字伯修，有《白苏斋书集》。弟中道（1570～1623年），字小修，有《珂雪斋文集》。他们曾受业于李贽，深受李贽进步思想的影响。《明史·文苑传》说：

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

“三袁”主张文学是发展变化的，有其时代性。他们认为一字一句都要拟古的做法，是不承认文学的发展。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盲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12)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13)他们反对拟古派的理论，既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又合乎实际情况。

“三袁”主张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4)。独抒性灵，便是文学应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不摹拟，不矫揉造作；不拘格套，便是充分发挥文学创作的个性，不受古代格调的拘束。他们认为文学不应蹈袭前人的陈迹，主张“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你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15)。批评拟古派那种力求一字一句与古人神似的作品，是根本没有存在价值的。

“三袁”的作品，不仅文字清新，在状写人物时也生动细致。如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说李贽“为士居官，清节凛凛”，“深入至道，见其大者”，“直气劲节，不为人屈”。把李贽的为人刻画得极为生动形象，使人读《李温陵传》如见李贽其人。公安派在反对复古拟古方面，在明代文学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有些作品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有脱离现实的倾向，这是他们的消极之处。

与公安派同一时期的还有竟陵派，其代表人物为钟惺和谭元春。他们合编了《古诗归》和《唐诗归》，风行一时，为人推崇，并称钟谭。因都是湖广竟陵（湖北天门）人，故称为竟陵派。

竟陵派对“三袁”所倡导的反拟古的文学主张是赞同的。《诗归序》，是竟陵派诗文理论的要旨所在。钟惺认为作诗者之途径之变有穷，而精神其变无穷，要求古人之真诗，就应于精神上求变。他指责拟古派之作，“大要取古人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怎样求古人的真诗呢？钟惺提出自己的观点是要“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样，他们又走向另一极端。因为根据这一观点做出来的诗文，其流弊必然是脱离社会现实。钱谦益说，竟陵派“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16)，是有道理的。

(1)　李开先：《张小山乐府序》。

(2)　《南词序录》。

(3)　宋濂：《文原》。

(4)　《独庵集序》。

(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

(6)　《四库全书总目》卷169。

(7)　《四库全书总目》卷170。

(8)　《明史》卷287《李攀龙传》。

(9)　《明史》卷287《王世贞传》。

(10)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11)　《项思尧集序》。

(12)　《雪涛阁集序》。

(13)　袁宗道：《论文》上。

(14)　袁宏道：《叙小修诗》。

(15)　袁宏道：《答李元善》。

(1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钟提学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