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私人修史比前代发达，官修史书则比前代逊色。地理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明代官修的史书，主要有《元史》、《明会典》与《明实录》。

朱元璋即位后，马上下诏编修《元史》。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率领的北伐军攻入大都，获得元十三朝实录。十二月，朱元璋命宋濂、王祎为总裁，李善长为监修，纂修《元史》。次年二月开设史局于天宁寺，到八月就写完了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只有元顺帝一朝因无实录而未写，欧阳佑等遂专程去北平采集顺帝一朝的事迹，洪武三年（1370年）史局重开，至七月续成了未完部分。

《元史》全书共二百十卷，其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元史》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这样一部规模庞大的史书，两次开局编纂，只用了十一个月时间，真如钱大昕所说的：“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盖史为传信之书，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有草创而无讨论，虽班马难以见长，况宋、王词华之士，征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者乎！”(1)

《元史》草率成书，自然存在着不少错误与不足的地方。首先是它没有反映元朝历史的全貌。《元史》记事主要在世祖以后。蒙古帝国在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时改国号为元，至元十六年统一全国。在此以前尚有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四朝七十三年（1206～1278年）的历史，《元史》反映得太简略了。当时的东西交通、民族关系及文化交流等都比较频繁，但《元史》很少涉及。再者《元史》编纂者只求速成，没有采集当时已有的史料。如《元朝秘史》、《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及《辍耕录》等，都是研究元朝历史的珍贵史料，但《元史》编纂者却弃而不顾。

《元史》虽存在着上述缺陷，但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除顺帝以外的本纪，其材料皆采自元十三朝实录，而元实录今已失传。志、表部分的材料，主要来自《经世大典》，该书今已残缺。因此，《元史》仅就这两部分的情况来看，就有十分宝贵的史料价值。

《明会典》是从宋元时期的会要体发展而来的，它是记述明朝典章制度的专书。《明会典》在明朝修过多次。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命大学士徐溥等纂修会典，弘治十五年修成，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由李东阳重核刊行，共一百八十卷。嘉靖时，世宗命改修，嘉靖二十八年完成，但修成进呈后未曾刊行。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又命申时行等重修，至十五年（1587年）修成刊行，即目前通行的二百二十八卷本。

《明会典》的体例是首列宗人府，其下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都察院、六科以及各寺、府、监、司等为序，叙述其职掌及历年事例。其中文职衙门为二百二十六卷，武职衙门只有两卷。各个部门都记载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如田土、户口、驻军、粮饷等，比《明史》各志要详细得多，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官方原始材料。

我国很古以来就有史官记录皇帝的每天言行，汉武帝时叫“禁中起居注”。唐朝时还有宰相把当时的军国大事撰成“时政记”。宋代又建立日历所，把起居注和时政记加以整理，编成“日历”。“实录”就是每当一个皇帝死后，下一个新皇帝令臣僚根据前朝的上述资料和采集各类档案、碑志行状等纂修而成的。唐、五代、宋、辽、金、元各朝皆有实录，但多数已亡佚。现存最早的一部实录是唐朝韩愈所撰的《顺宗实录》五卷，保存在他的《昌黎全集》中。还有北宋钱若水所撰的《太宗实录》残本二十卷也保存了下来。现在比较完整保存下来的是《明实录》和《清实录》。

《明实录》为明代历朝的官修编年体史书。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修成十五朝实录。建文朝附于《太祖实录》，景泰朝附于《英宗实录》，因此称为“十三朝实录”。《明实录》计《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太宗实录》二百七十四卷，《仁宗实录》十卷，《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穆宗实录》七十卷，《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光宗实录》八卷，《熹宗实录》八十七卷（今存七十四卷），共计三千零四十五卷。

《太祖实录》先后修过三次，第一次为建文时方孝孺主持修撰，第二次于永乐时由李景隆等改修，第三次亦系永乐时由姚广孝、夏原吉等重修。朱棣两次重修《太祖实录》的目的，是将“其有碍于燕者，悉裁革”(2)。因此，有关“靖难”等处，多有失实。明代其他朝的实录，也往往由于种种原因而存在失实之处。

明朝对修纂实录非常重视，新皇帝即位便诏修前朝实录，由朝廷任命总裁及纂修诸官，由礼部命令中央及地方各官署采辑先朝事迹。明朝政府并派人到各布政司、郡、县搜访，把收集到的各类章疏奏牍、抄存邸报、碑志行状、先朝遗事等材料，汇总送付史馆。“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两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3)这样，就编写成为一朝实录。

《明实录》内容非常丰富，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民族关系和中外交往，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它是研究明代历史最基本的史籍。

明代历朝实录修成后，一般抄录成正副两本，正本放在皇史宬，副本置于内阁，底稿则由史官在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不许随便传抄。但仍有人寻找机会抄出。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提出历朝实录，供修“国史”，史官就借机把明实录传抄出来，流传到民间，据说多达十几种。现在通用的为两种本子，一种是1940年根据江苏国学图书馆本影印的，共五百册，其中错讹字较多；一种是经台湾黄彰健等人校勘的，也已影印出版，计正文一百三十三册，校勘记二十九册，附录二十一册，为现在所见最好的本子。

明代官方修史不及前代，没有巨著，也没有独创的作品。但明代私家修史的风气很盛，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如王世贞、何乔远、谈迁、郑晓、焦竑等。他们撰写的当代史著作相当丰富。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据钱大昕的《弇州山人年谱》记载，王世贞生于嘉靖五年（1526年），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他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曾任员外郎、郎中及尚书等官。他在文学上主张复古，为后七子中的领袖人物。

王世贞在明代虽以文学家见称，但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十分可观的。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注意收录本朝掌故旧闻，有志于撰写明代历史。他于晚年追忆这一情况时说：

老人束发入朝行而尝窃有志矣，故上自列圣之汇言，累朝之副草，旁及六曹九镇畿省之便利要害，大家委巷之旧闻，文学掌故之私记，皆网搜札录。有志而未成，而惜乎予老矣。(4)

王世贞为了撰写明朝国史，孜孜不倦地从历朝实录、档案文书以及野史家乘中采录有用材料。他把这些史料加以整理、考核，分门别类汇编成为几部关于明史的资料书《弇山堂识小录》、《少阳丛谈》等。万历十六年（1588年）前后，王世贞已六十多岁，他感到自己难以完成撰写明史这一巨大任务，便把自己所收集的上述资料加以整理，汇编成《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在金陵刊刻。所以称为“别集”，是对他自己所撰的《四部稿》正集而言的。后来又由董复表对其遗著加以收集整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刻成《弇州史料》一百卷，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弇山堂别集》和《弇州史料》是王世贞的史学力作，也可以说是王世贞撰写国史（明史）的草稿。如《弇山堂别集》包括《皇明盛事述》五卷，《皇明异典述》十卷，《皇明奇事述》四卷，《史乘考误》十一卷，《表》三十四卷，《考》三十六卷。“述”是记事的，“考”以记典章制度为主，“表”如纪传体中的“表”。在各类述、表和考之前有序，简要叙述其在明代的演变状况。《弇州史料》收辑的内容，其中除《皇明三述》、《史乘考误》和《弇山堂别集》相重复外，其他大部分是不曾刊行过的。全书包含有关于明代君臣事迹、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礼仪风俗、少数民族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如前集第三卷至第十六卷中有《京营兵将考》、《市马考》、《藩禄考》、《科举考》、《中官考》等篇，第十七、十八卷中有《锦衣志》、《北虏志》、《三卫志》、《哈密志》等篇，第十九卷至第三十卷，有多至六七十人的世家和传记。后集第三十七卷有《户口登耗之异》、《舆地贡赋》、《钞法》、《宗费》、《官俸》、《边费》等篇。《弇山堂别集》和《弇州史料》这两部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材料非常珍贵。清代编纂《明史》时，其中不少传记和志表继承了王世贞的原作。

何乔远，福建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26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及南京工部右侍郎等官。他所写的《名山藏》一百卷，崇祯十三年（1640年）刊刻。从它的内容看，其实是一部纪传体“明史”，有纪、志，传，无表。其中的《典谟记》即为“本纪”，《坤则记》即为“后妃传”，《分藩记》即为“诸王传”，《舆地记》即为“地理志”，《河漕》、《漕运》、《钱法》、《兵制》、《马政》、《茶马》等志，即为“食货志”和“兵志”。《王享记》，记述明代时外国和西域的情况，同时又收辑了有关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一些材料。《货殖记》则记述了江南一些大地主及工商业的情况。

《名山藏》记事始于洪武，终于隆庆，其中有的材料为他书所不载，十分可贵。

谈迁，字孺木，浙江海宁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生，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卒。他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开始撰写《国榷》，几乎用毕生精力投入这一著述活动。明朝覆灭时，他完成了天启以前史事的撰写。进入清朝以后，在“席有凝尘，甑无宿火”的穷困生活中，继续撰成了崇祯、弘光两朝史事，成为首尾俱全的明代编年体史书。顺治四年（1647年）全部手稿被盗，但他遭此沉重打击仍不气馁，发愤重写，经过五年奋斗，完成了第二稿。

《国榷》全书一百零八卷，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史事，约五百余万字，是编年体的明史中篇幅极浩繁的一种。其内容，主要根据明朝实录及百余家明人著作编修而成。

谈迁是一个正直的爱国史学家，他在《国榷》中敢于直书。如对朱元璋晚年杀戮功臣，对建文朝的史事，他都作了记述。他不顾清朝统治者的忌讳，记述了建州各卫所设置的时间和各卫首领的承袭情况。他怀着深厚的爱国感情，以“盈盈济上水，有泪与之长”的心情(5)，记载了明末时期清朝统治者入关烧杀抢掠的罪恶事实，同时歌颂了内地抗击清兵的英雄人物。他以愤慨的心情指责明朝皇室和贵族官僚们的奢侈荒淫：“豪贵一筵，抵穷民岁费”，“数日之粮不足供一席之费，百亩之入不能易一身之衣”；“风俗若此，欲民之不穷也可得乎！”明亡以后，他弃诸生，拒不为清朝办事。他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他怀着对故国无限怀念的心情，继续写完了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谈迁的《国榷》可贵的地方还在于它对有异说的史实进行了考订，使史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国榷》成书以后，遭清朝查禁，一直没有刊刻问世，直到谈迁逝世三百年后的1958年，才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这部长久被湮没的明史巨著，终于公之于世。

郑晓，浙江海盐人，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他注重史学，所著《吾学编》，共六十九卷，记述了从洪武到正德的史事。“凡关系大政者，仿朱子纲目，以岁系月，各为一记。建文四年虽革除残缺，亦搜集遗文，析为逊国记。至于同姓诸王分封列藩，及开国、靖难、御胡、剿寇，并戚畹、佞倖、列爵三等者，各为表传”。(6)这是一部编写较早的当代国史，材料比较详实，后来谈迁著《国榷》时常引用此书。

张萱，字孟奇，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万历中举于乡，曾任平越知府。他博览群书，笃好史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勤奋努力，编辑成《西园闻见录》，共一百零七卷，记述了从洪武到万历的史事。全书分为三编，“内编以表德行，专重行谊；外编记政事，依官为次，始内阁、翰林、六部、台谏，以及外官，然后分众事以隶之；其方伎之属无所归者则为杂编”。张萱在编辑这本书时，辑录了不少明人奏议中的材料，引用了许多明人的著作，有的原书已经散失，赖《西园闻见录》而保存下来。这本书对研究明代历史有较高参考价值。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十七年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他与当时进步思想家李贽交往密切，受其影响较深。他落职还家后，专心从事著述，编有《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辑录了洪武至嘉靖朝著名人物的传记资料。全书按照宗室、戚畹、勋爵、内阁，直至六卿以下官员，分类依次编排。没有做过官的，则按孝子、儒林、艺苑等分类编排。多数人物传记皆注明材料出处，内容比较丰富。

《皇明经世文编》共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陈子龙、徐孚远和宋征璧选辑，崇祯十一年（1638年）成书。这是一部明人文集选编。编者从四百二十余人的文集和奏议中，“取其关于军国济于时用者，上自洪武，迄于今皇帝（按：指明思宗）改元，辑为经世一编，文从其人，人从其代”(7)。它的编排顺序是“首先代言，其次奏疏，又其次尺牍，又其次杂文”。这是一部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书，特别是其中保存了一些反映明清关系的历史文献，在《明史》等官书讳言这类内容的情况下，更值得重视。

明代私人除了撰写当代史以外，也撰写前代史书，但体例和史学观点缺乏创新，也没有出现巨著。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部著作：

《宋史新编》，柯维骐撰。柯字奇纯，福建莆田人。他于嘉靖二年考中进士，授官没有到任，在家专心读书，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撰成《宋史新编》。计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表四卷，共二百卷。原来宋史和辽金二史分为三书，《宋史新编》合成为一书，以辽金附之。钱大昕评其书说：“用功已深，义例亦有胜于旧史者，惜其见闻未广，有史才而无史学耳。”(8)

《宋史纪事本末》，冯琦、陈邦瞻合编，为明人编写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最好的一部。此书大部分为陈邦瞻所编撰。陈字德远，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笃好宋元历史。《宋史纪事本末》共分一百零九目，对宋朝一代兴衰治乱的情况，叙述得颇有条理。陈邦瞻还编撰了《元史纪事本末》，共分二十七目，每目一卷，篇幅不多，但把元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叙述得比较清楚，是学习元史较好的入门书。

《续文献通考》，王圻编纂，万历十四年（1586年）成书。这是一部记叙典章制度的专书，计分三十门。它记事年代与《文献通考》相衔接，起自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万历初年。该书体例和内容虽稍嫌杂乱，但收录材料较多，尤其明代部分更为丰富。

《武备志》，茅元仪编，共二百四十卷。全书汇辑了历代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用物资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各部分并绘图加以说明，所收录材料非常广泛丰富，如《郑和航海图》即收录在该书。这是一部资料翔实的军事学专书，在此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专书。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西方的地图测绘方法也传入我国，这在前面《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和中西文化交流》一节中已作了叙述。这里主要介绍明人沿袭我国传统方法绘制的地图及编纂的地理学著作和地方志。

《广舆图》是罗洪先根据元人朱思本的《舆地图》绘制的。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他于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第一名，历任修撰、左赞善等职，后因上书得罪了朝廷遭到除名，便发愤读书，“考图观史，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精究”(9)。罗洪先在“考图观史”中，觉得历代地图“疏密失准”，便想编绘一幅内容丰富、方位准确的地图。他见到朱思本的《舆地图》很合自己的心意，但认为它“长广七尺，不便舒卷”(10)。于是就按计里画方的网格法分幅转绘，并增加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内容，经过十年努力，长广七尺的《舆地图》终于被改制成有数十幅之多的地图集，称为《广舆图》。《广舆图》中的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分图，系根据《舆地图》改绘，按明制更改地名，并加记注。九边图、黄河图、漕河图、海运图、朔漠以及西域图等，则为他自己所增绘。

罗洪先所绘《广舆图》列出了府、州、县、驿等二十多种图例符号。这在十六世纪的中国，是测量制图学上的重大进步。《广舆图》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首次刊印，以后，在明清两代先后刊印六次，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皇明职方地图》，陈祖绶主持绘制，参与编绘的共四十余人。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开始编绘，次年夏绘竣刊印。当时陈祖绶任兵部职方主事，有条件参阅国家所藏各种图籍。他对影响较大的《舆地图》和《广舆图》作了细致研究，认为“元人朱思本计里画方，山川悉矣，而郡县则非”。罗洪先《广舆图》则“郡县可考，而山川险阻莫测”(11)。他主张郡县和山川都要合理地表示。陈祖绶还非常重视边塞情况，认为“九边之要，全在谨备于外，故夷出没，不可不详”(12)，这是很有军事眼光的。因此，他主持绘制的《皇明职方地图》兼采了朱、罗两图的优点，且注意绘制军事内容，是明代较好的地图之一。

在《皇明职方地图》稍后有吴学俨等人的《地图综要》及潘光祖的《舆图汇考》。这两幅地图虽有某些改进，如潘光祖在《舆图汇考》中吸取了利玛窦传入中国的《东西两半球图》，但在取材及绘制法上，仍没有超脱朱、罗的范围。

明朝政府为防御蒙古势力的侵扰，有九个边镇的设置，简称为“九边”。有关北方军事地理著作都加上“九边”字样，如《九边图论》、《九边图说》、《九边图志》等。

诸种《九边图论》中，以许进的《九边图论》记载最为详细，初刻本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许进在编写该书时，任兵部职方主事，具有参阅政府所藏图籍资料的便利条件，其所绘地图和所作图论的内容比较可靠。其《九边图论》采取一图一论的方式，先画图，后作论对图加以说明。

诸种《九边图说》中，以隆庆时兵部尚书霍冀的《九边图说》和崇祯时兵部职方郎中申用懋的《九边图说》较为详细。霍冀在绘图撰述之前，命令各镇把其辖区的地理形势“画图贴说”上报，而后综合各镇上报的图说及参阅前人的地图，绘制编写成《九边图说》。该书“每镇有总图，以统其纲，有分图，以析其目”；有图有说，见其图可知“各镇之地利险易”，读其说，可知“各边之兵马多寡”。这种绘制编写方式，大约是受罗洪先《九边图》的影响。罗洪先在每幅图旁都加注说明兵马数目及囤积粮草情况。

明朝时期，东南沿海常遭倭寇侵扰，我国军民在抗击倭寇过程中，为军事上的需要而绘制了许多海防图。前面提到的陈祖绶的《皇明职方地图》中即绘有《海防图》一幅。最著名的海防图则为胡宗宪编撰的《筹海图编》。

胡宗宪，字汝贞，绩溪人，官至兵部尚书、浙闽总督。嘉靖时，他于闽浙沿海领导抗击倭寇，著《筹海图编》十三卷。全书有图有文，首载舆地全图、沿海沙山图；次载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次载广东等五省沿海郡县图、倭变图、兵防官考及事宜；次载倭患总编年表；次载倭迹分合图谱(13)。这是明代一部比较全面的抗击倭寇的海防图。书中对当时沿海地形有比较详细的编绘，并标明倭寇的入侵路线，书中还记载了抗击倭寇几次大的战争的经过。

《筹海图编》在嘉靖年间即已刊印，现存隆庆年间翻刻的《筹海图编》署为“昆山郑若曾辑”。因此，《筹海图编》的作者，究竟是胡宗宪还是郑若曾，有不同的说法。郑若曾在胡宗宪幕府工作过，很可能这部《筹海图编》是他们两人合作编撰的。由郑若曾编辑，胡宗宪挂名，后胡宗宪下狱瘐死，郑乃具名。

明代志书的编撰非常兴盛。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命儒臣魏俊民等编纂《大明志书》，所记内容包括十二省、一百二十府、二百零八州、八百八十七县、三安抚司、一长官司；东至大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但这部书没有留传下来。

景泰七年（1456年）大学士陈循等奉敕撰成《寰宇通志》，共一百一十九卷。首列两京，次序十三布政使司，其下又分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势、风俗、土产等三十八门。这是明代一部全国性的志书。

英宗复辟，憎恶《寰宇通志》成书于景泰年间，命大学士李贤等人重编全国志书，于天顺五年（1461年）编成，称为《大明一统志》，共九十卷。全书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司分区，各府、州分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古迹、人物等目。末两卷为少数民族地区和四邻各国。书中引用资料错误较多，但对了解明代政区情况仍有一定价值，可与《寰宇通志》参照使用。

除上述两部官修全国性的志书外，还有王士性私人编撰的《广志绎》，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全书共六卷，卷一方舆崖略；卷二两都；卷三江北四省（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卷四江南诸省（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卷五西南诸省（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卷六“四彝辑”，有录无书。这部书所记载的内容不少是王士性的亲历见闻，“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

对地方性志书，即记述省府州县及乡镇等的地方志，明代也很注意编写。我国地方志书，南宋时定型，元代发展不大。明朝时修撰地方志风气极盛，二百七十多年中，共修成各类志书二千八百余种，形成“天下郡县莫不有志”的局面。

明代各种类型的地方志书都已齐备，大体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等。通志为记述一省者，如嘉靖《广西通志》，也有称为总志的，如成化《河南总志》。府志、州志及县志为记述一府一州一县者，如洪武《苏州府志》等。卫所志主要是记述卫所的兵备、武事，“卫志之作，一以国朝兵制为主”(14)。边关志以边关要塞重镇为记载范围，其目的是为了“尽知天下厄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15)。乡镇志是记载一个乡镇的情况。土司志主要记述云南、贵州、湖广、四川等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土司的情况。

明代地方志种类多，数量大，资料详尽，内容丰富。现在尚存一千余种，这是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珍贵资料。

(1)　《十驾斋养新录》卷9《元史》。

(2)　《罪惟录·艺文志》。

(3)　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官制”。

(4)　《弇州史料》“陈继儒序”。

(5)　《枣林诗集·哀济南》。

(6)　《吾学编》“雷礼序”。

(7)　《皇明经世文编》“方岳贡序”。

(8)　《潜研堂文集》卷28《跋柯维骐宋史新编》。

(9)　《明史》卷283《罗洪先传》。

(10)　《广舆图·序》。

(11)　《皇明职方地图·大序》。

(12)　《皇明职方地图·大序》。

(1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9“地理类二”。

(14)　正德《金山卫志》“凡例”。

(15)　《明会要》卷32“职官兵部四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