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政权覆灭后，南明势力又建立了一个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其中主要是永历政权。自顺治三年（1646年）冬到八年（1651年）底，控制着两广、江西、湖南等地的永历政权，是抗清斗争的领导力量和中心，此外南方的抗清力量还有云贵地区的大西军余部、逐渐形成的活动于川楚边的西山十三家、浙闽沿海的鲁监国政权和郑成功领导的武装等。本节仅叙述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的情况。

建立永历政权的是明神宗之孙、桂端王朱常瀛之第四子朱由榔，崇祯十六年（1643年）桂端王因张献忠起义军之逼，自湖南逃至广西，朱由榔随后亦至。隆武二年（1646年）唐王政权覆灭，十月十四日，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的拥戴下朱由榔监国于广东肇庆，瞿式耜作了大学士。由于形势紧张，十月二十日朱由榔西迁广西梧州。

建立绍武政权的是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二日，朱聿被原隆武帝的大学士苏观生等在广州拥戴监国，初五日正式即帝位，改元绍武。

上述两个政权都很腐朽。绍武政权的核心人物苏观生，面对险恶的局势却一心粉饰太平，所委任者皆佞人无赖。朱由榔的政权中，除了瞿式耜等少数人颇有政治眼光外，其余的唯计“一身功名”(1)，至于朱由榔本人，则庸碌无为，遇到危险逃得甚快。最令人痛惜的是，两个政权，唇齿相依，本应相扶相助，共同抗清，但却同室操戈。朱由榔得知绍武政权建立的消息后，为了抵制之，当即东还肇庆，以十一月十八日即帝位，以翌年为永历元年（1647年）。绍武政权杀了永历政权派到广州颁诏的使臣，并派兵攻打永历政权，双方先后战于三水、海口，互有胜负。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正当永历政权与绍武政权厮杀正酣之际，清兵在李成栋（原为史可法部将，弘光元年在徐州降清，后从清军攻打江南、福建的抗清力量）率领下自福建到广东，十二月中旬进入广州，苏观生自杀，朱聿出逃被俘，绍武政权灭亡。形势的这一变化，对永历政权也很不利。永历政权建立之初，能够控制的地区主要是湖广和广西；如果绍武政权不亡且能与永历政权交好，它即可以分担抵御闽赣方面清军的任务，使永历政权可以解除后顾之忧，专力经营湖广一带；但事实是绍武政权与永历政权不睦且迅速灭亡了，这便使永历政权虽属肇建，也不得不同时承担起两线作战的任务，搞得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公元1647年（即永历元年，顺治四年）永历政权面临的战局，从主要方面讲，就是如此。

在东线，清兵于正月十六日取肇庆，二十九日取梧州，继下乐平，明思恩侯陈邦傅（一作陈邦传）逃向南宁。永历帝在清兵的进攻下，皆先期逃命，这年元旦已由肇庆逃到梧州，后经乐平逃到桂林（正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五日到全州，四月中旬到湖广武冈。

在湖广方面，永历政权的战况同样不佳。自从刘体仁、郝摇旗、李过、高一功等在湖南接受何腾蛟、堵胤锡的节制，实行拥明抗清后，湖南的抗清力量大为增强，但不久即发生了变化。大量清兵很快就派到这一地区来，这里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着不利于抗清阵线的转变。由于兵饷难筹等原因，接受何、堵节制的一部分大顺军余部也时间不长就离湖南而去，其中包括李过、高一功所率领的部队，在顺治三年（1646年）春天的荆州之役受挫后，西迁川、楚交界地区(2)，这更使湖南的局势发生着不利于抗清阵线的变化。此外，何腾蛟所统帅的原明朝军队，多半被一个个军阀控制着，而这些军阀多不肯听从何腾蛟的指挥，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自行其是。这种情况在一开始就是如此，隆武帝死后，更加严重。如黄朝宣占据攸县燕子窠，“不出其山”，“张先璧据攸县”，“卢鼎据衡州”，“刘承胤保武冈不出”，“各招市井无赖，转相凌虐”。真是“人人自雄”，使何腾蛟无可奈何。这种状况，显然也大大削弱着湖南方面的抗清力量(3)。永历政权成立后，湖南的抗清力量接受了永历政权的领导，而永历政权没能给它带来丝毫帮助，其日益困难的处境在继续恶化下去。

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初，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率清兵至岳州，中旬下湘阴，二十五日取长沙，接着占据湘潭，三月底衡山再入其手，四月又破衡阳。在清兵的南下逼迫下，何腾蛟由长沙而衡山、衡阳，依次提前撤离，至四月十九日便退向了接近广西的永州。(4)

在何腾蛟部受到清军日益严重的逼迫之时，堵胤锡部处境也不佳。顺治三年（1646年）春荆州之役后，堵胤锡率部退据常德。(5)第二年春，清兵攻克长沙后，原归何腾蛟领导的马进忠部亦来常德驻屯(6)。不久，常德即受到清兵的进攻，堵胤锡与马进忠等率部退屯永定卫、九溪卫及永顺、保靖两土司地区。在这里，他们经常抓时机，对占领常德和辰州地区的清兵进行袭击，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处于被动地位的。(7)

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永历政权的武冈守将刘承胤发生动摇，于八月降清。九月，清兵又占领了永州。至此，永历政权在湖南控制的地方几乎丧失净尽。刘承胤降清后，永历帝再次出逃，经广西柳州、象州等地，于十二月五日到达桂林。

总观永历元年的局势，永历政权在清兵的两面进逼下，辖区在日益减少。但广西的许多地方失而复得，最后竟得基本保住。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广东地区出现了原明朝官使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等分别领导的多支自发组织的抗清武装，他们虽然自身失败了，但迫使李成栋撤回了西入广西的清军，有利于永历政权在广西地区的反攻。另方面是由于瞿式耜自这年春天起留守桂林，坚决抗清，于三月中旬和五月下旬打了两次漂亮的桂林保卫战。两次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清兵的气焰，长了抗清力量的志气，使广西的局势大为改观，清攻明守变成了明攻清守。这年秋天，平乐、梧州等又回到了永历政权手中。

郝永忠自接受何腾蛟的节制后，“倾心附腾蛟以自安，腾蛟深委信之”。当隆武皇帝被清俘虏时，郝永忠正奉何腾蛟之命活动于郴州地区。永历元年（1647年）长沙、衡州等地相继为清占领后，郝永忠率部经桂阳、永州、道州等地，转移到桂林(8)。而在郝永忠部到达桂林地区的前后，其他一些原驻湖南的南明部队也退到这里。是年初冬，这里已经聚集了郝永忠部、卢鼎部、滇营（弘光时自云南东出参加南明抗清的一支部队，统率者有赵印选、胡一青等）、焦琏部（长期以来驻守于桂林地区的一支明军）等多支部队，连何腾蛟也来到此地。(9)

由于郝永忠部这支重要的大顺军余部与许多支其他南明部队共同驻扎在桂林地区，便使这里的抗清力量一时大为增强，在各支部队的配合之下，遂出现了有名的全州大捷。全州处于广西的东北角，是自湖南进入广西的重要通道。清兵自这年九月占领了湖南西南部重镇永州（见《三湘从事录》），两个月后即开始攻打全州。十一月上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城内明兵“恪守将令”，坚守待援。十日，何腾蛟身坐兴安，约齐三勋（新兴伯焦琏、宜章伯卢鼎、南安侯郝永忠）与滇营（赵印选、胡一青），会议合师，驰援全州。“时四营连发，万马齐驱，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十三日辰时，四营同至脚山，离全州二十里；而后郝永忠由小路、另三镇由大路，分别开向全州城。到达之后，激战遂起。或称，午时抵北关，“虏（指清兵）于北门扎营，势甚猖獗”，郝永忠“身先士卒，率标镇马骑直冲虏营。虏交锋大败，奔溃北走”。或称，“胡一青当头立砍生虏三级，各勋镇协力奋勇，虏寇奔溃”。最后，清兵被迫遁走全州东北的黄沙镇，其统帅怀顺王耿仲明“仅以身免”，郝永忠等兵追赶二三十里，方因“天晚收兵回营”。此役事后被永历皇帝赞为“真中兴战功第一”。(10)

郝永忠部与南明部队在桂林地区协同抗清，充分显示了团结合作的威力。但很可惜，这里的共同抗清局面不久便出现了波折。其重要原因，是这里的许多南明官吏将领敌视起义军，处处设障碍、找麻烦，而郝永忠部起义军也不善于处理这一矛盾。早在郝部到达桂林而尚未进城之时，有些南明官吏即曾“坚主闭门不纳”，有的还曾主张“闭门歼除”。郝永忠部在此屯驻下来之后，他们又利用自己控制的团练与之为难，“乡间蔬菜俱不入市”，郝永忠部士兵“往乡，乡民又辄杀殴之”。而当南明将领焦琏率领的部队九月份自平乐还驻桂林时，在团练的操纵下，却“民归如市，米蔬鱼肉不可胜用。寻移水东，又从而之东”。郝永忠指斥当地的巡按鲁可藻等“不为晓示”，鲁不仅不肯接受，而且反倒指责郝永忠部军纪不好，说什么“无强夺，无过索，今日一乡民剩五分一钱去，明日便有十乡民来，后日便有百乡民来。虽严示禁止，将见皆冒死而来，不期成市矣。不然舌敝颖秃，谁听哉！”

面对若干南明官吏将领的敌视态度，郝永忠若能采取宣传、发动、争取群众的办法来克服困难，用既有斗争又有节制的办法对付抱有敌视态度的上层人物，这里的抗清力量的大体团结统一，将是可以保持住的。但郝永忠没有这样办，他为了解决军饷问题，采取了类似大顺起义军在北京时所采取的追赃助饷的措施，“札营教场，日取乡民，弦绞其腿，讯诸司贤否贫富，阅十百人，乃于各名下划圈，以多寡分饷高下，按而索之”，“司道府各官各千万不等”。郝永忠采取这一措施，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但损害与南明政府的联合，只能进一步激化抗清力量的内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郝永忠在桂林地区与南明部队的共同抗清，显然是不能持久进行下去的。(11)

全州之役后，滇营、焦琏和郝永忠部等大部队很快即撤离全州，在这里只剩下很少一些部队，由副将唐文曜、王有成等带领着协助知州马鸣鸾驻守。唐、王、马三人认为：“大帅在内，仅留我辈独支门户重地，孤注之势也。城不守，则必绳以失地之罪；守城，则众寡强弱不敌，无噍类矣。不如降之便。”于是在十二月中旬，他们投降了清朝，使清兵不费一矢便占领了进入广西的门户重地(12)。这时，原来即“主客不和”的郝永忠部和焦琏部，“益不睦，琏走平乐，永忠壁兴安”，两支重要的抗清力量从此不再彼此呼应。(13)

桂林地区郝永忠部大顺军余部与其他南明部队共同抗清局面的破坏，给当时的抗清事业带来很大损失。永历二年（1648年）二月，郝永忠部在灵川被清兵打败，奔还桂林，而后撤至柳州。当其奔还桂林之时，在兵荒马乱之中，包括瞿式耜在内的一些官吏，家产遭到不少损失。由于桂林形势危急，永历皇帝只好离开这里，经过象州，迁往南宁(14)。三月，清兵估计桂林空虚，曾向桂林又一次发起猛攻，只是由于瞿式耜、何腾蛟等拼死抵御，才没有被清兵攻下。(15)

正当永历政权在清兵的两面进逼下处境日益困难之际，永历二年（1648年）上半年，江西和广东先后发生了金声桓、王得仁和李成栋的反清归明即所谓“反正”事件，这使永历政权的处境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改善。

金声桓为清取得江西后被授镇守江西总兵，他对此很不满意，因于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与王得仁一起在南昌“反正”。李成栋为清取广东后，被授左都督，充提督广东总兵官，他也自以功高赏薄，因继金声桓之后，于同年闰三月与养子李元胤、署广东布政使袁彭年一起“反正”。金、李等人“反正”，使永历政权的辖区大大扩展。同年八月初，永历帝自南宁东迁肇庆。

江西、广东“反正”，使在湖南至广西一线进攻永历政权的清兵有了后顾之忧，许多兵力被调去增援在江西作战的清兵，这给永历政权在广西至湖南一线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永历政权遂在这里展开了全面反攻。永历二年（1648年）闰三月永历政权恢复常德，堵胤锡从永定卫山中出来，进驻此地。是年上半年，靖州、绥宁、城步、新宁、临武、蓝山、道州也都落入永历政权之手。到了下半年，攻势仍在发展。这时，在川、楚交界处屯驻了两年左右的李赤心、高必正部，应堵胤锡之调，来到湖南。十月初六日渡过荆江，自松滋合刘二虎（即刘体纯部）到澧州境内，二十四日抵益阳，大败清兵，十一月三日克湘潭，十一日围攻长沙。在李赤心部取得湖南北部和中部胜利的同时，何腾蛟也指挥部队在湖南南部取得进展，十一月攻克永州，继下衡州。至此，清在湖南的据点，主要者仅长沙一城了。

江西、广东反清投明后，永历政权在对清作战中处境大为好转，但其腐朽本质并未改变，随着形势的变化，内部矛盾也日益发展起来。首先是肇庆小朝廷内部以争权夺势为主要内容的门户之争愈演愈烈。最初，朝臣主要是“东”、“西”两派互争，“自粤东来者，以反正功气凌西人，而粤西随驾至者，亦矜其发未剃以嗤东人”。后来，由于利害关系的变化，门派又有变化，同乡观念的影响逐渐分成了“吴楚两局”。“主持吴局者，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自（贞）毓，给事张孝起、李用楫，外则制辅堵胤锡。而江右之王化澄、万翱、雷德复，蜀中之程源，粤东之郭子奇实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时魁、蒙正发、袁彭年”。“陕西刘湘客、杭州金堡既与时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关白，居然一体矣。”“吴人谓楚东恃元胤，西恃留守，实则吴亦内倚（左都督掌锦衣卫事马）吉翔，外倚（陈）邦傅”。(16)由于当时永历小朝廷设在李成栋父子势力强大的广东境内，因此在吴楚两党的争斗中，占上风的是得到李元胤支持的楚党，朝政主要由楚党掌握，其反对者称楚党权力极大的五人为五虎：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脚，金堡为虎牙，刘湘客为虎皮，袁彭年为虎头。(17)其次是拥兵驻各地的将领恣睢跋扈。他们视自己所控制的区域为独立王国，不许朝廷干涉；相互间还因为私仇、争功夺利等缘由，经常搞摩擦。永历政权的上述腐朽状况，不仅严重消耗着其本来就不甚强大的国力，而且牵制了彼此的精力，使之无法全心谋划如何对付清兵的大计。而清朝方面却在不断增派军队。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三月，派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何洛会统领大兵前往江西，同年九月又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统兵往湖广。这样，江西、广东“反正”后永历政权面临战局的好转趋势，没能保持多久便走向了反面。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南昌被清兵攻破，金声桓、王得仁死去。同月，何腾蛟在湘潭被清兵俘虏，不久被杀。此后，湖南境内的明军纷纷溃败，李赤心率领的忠贞营退到广西境内，滇营退到了桂林地区，湖南的大部分州县再入清手。二月，清兵自南昌直趋信丰，进攻驻扎该处的李成栋部，李成栋不能抵御而南逃，因酒后渡河，与坐骑一起淹死，余部退回广州。夏秋两季，清朝调整了对永历政权作战的部署。八月，以征伐湖广为目标的济尔哈朗班师回京，而在此前三个月，清朝命令定南王孔有德带二万人往攻广西，命靖南王耿仲明与平南王尚可喜各带兵一万往攻广东（按，顺治三年八月孔有德等奉命征湖广两广的那次出征，已于顺治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班师）。十二月十二日，孔有德所率大兵开到永州，永历政权的粤西门户受到威胁。同月除夕前一天，尚可喜和耿继茂（耿仲明已于上月死去，其子耿继茂代领其军）率清军过庾岭，永历四年（1650年）正月初三进入南雄，打开了广东的门户。永历帝闻讯，仓皇西逃，二月初一到达梧州。永历政权的肇庆时期至此结束。

形势日益恶化，永历小朝廷本应变分裂为团结，但却内讧越演越烈。小朝廷一到梧州，吴贞毓、张孝起等马上与同党接连攻击金堡、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等五人“把持国政”“谋危社稷”。永历帝以袁彭年“反正”有功而免议，其余四人下狱拷讯。后经瞿式耜等人力救，四人才保住性命，丁、金被判充军，刘、蒙“赎配追赃”。这就是所谓“五虎之狱”，此后吴党在永历小朝廷中势力大增。(18)

在永历政权的朝臣们不顾大局、热衷于争权夺利之时，忠贞营的将领们则在极力抵制党争，倡导集中统一，为了挽救永历政权的危机，作了一系列的努力。

早在永历三年（1649年）忠贞营刚刚来到广西时，其将领李赤心、高必正即为抵制党争作出了贡献。他们刚刚进入广西后，屯驻于梧州，陈邦傅以为这是一支可以利用来进行党争的力量，对之大加拉拢——将其迎接到浔州和南宁地区驻扎，拜李赤心母为母，“以舅事高必正”。而后，极力“劝令举兵入肇庆劫驾，并元胤军，杀堡及刘湘客、丁时魁”。高必正、李赤心不肯服从，史载：“赤心初佯许之，久之乃曰：‘陈兄劝我劫驾，是将终谓我为贼也。’”“必正佯诺，退谓其客曰：‘吾虽尝为大贼，亦自磊落行志，安能作此狗彘行乎！’”高、李在这里对自己以前参加农民起义的历史虽有不正确的看法，而他们不肯接受陈邦傅摆布，不肯参加党争的态度，却是十分正确的。由于他们态度坚决，陈邦傅的企图遭到可耻的破产，史载陈邦傅听了李赤心拒不听从的话后，“惧，乃不敢复言”。(19)

永历四年（1650年）春发生“五虎之狱”后，忠贞营的将领继续为抵制党争而努力。这年春天，李赤心病死于南宁(20)。五月，高必正和忠贞营的另一将领党守素率兵五千到梧州。时大学士严起恒由于在“五虎之狱”中的表现，为吴党吴贞毓等所仇视（“五虎”当权时，严数为“五虎”所指摘，而“五虎之狱”发生后，吴贞毓等原料想他会乘机落井下石，而事实上却是“申救甚力”，成为“五虎”能逃一死的重要因素），吴等正对他进行弹劾。吴等听说高、党到来，“欲藉以倾起恒”，“杀五虎”，于是郊迎四十里。对高、党说：“朝事坏于五虎，主之者严起恒。公入见，请除君侧奸，数语即决矣。”但是，高、党在见永历帝以前，听说了严起恒救“五虎”的原委，在面见永历帝时，乃“力言起恒公忠无私，宜专委任”，并且说：“金堡等处分过当。”这使当时热衷党争的吴贞毓等人大失所望，极为沮丧。(21)

除了反对党争外，这次入朝，高必正、党守素还要求各地将领不再专横跋扈，倡导集中统一，明确提出：“大家该和衷为国”。又“请身为诸将倡：以兵归兵部，赋归户部”，认为如此而后，加之“简汰疲弱，分汛战守，较勘功罪，则事尚可为”，“如因仍离析，兵虽众，将虽尊，皇上求一卒之用而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22)

忠贞营将领抵制党争、倡导团结抗清和集中统一的主张，无疑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和深远的眼光，但这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各地将领不肯让权；吴、楚两党的宿怨并未解除，吴党利用自己掌握朝政的有利地位，继续打击楚党，甚至忠贞营也受到其欺凌，使其在同年七月不得不拔营返回南宁。鉴于永历政权的腐朽局面已无法改变，加之军饷缺乏，清兵的威胁也日益增加，是年冬天，高必正和党守素带领忠贞营离开南宁地区，经庆远到贵州，而后向川楚边界转移，途中高必正死去，领导责任落到了李赤心养子李来亨身上。(23)

忠贞营抵制党争、倡导集中统一的努力失败后，永历小朝廷更趋衰落。永历四年十一月，尚可喜和耿继茂所率清兵攻克广州，广东基本上落入清兵手中。这年三月，孔有德所率清兵攻破湘粤交界处的龙虎关，十一月入桂林，瞿式耜被俘拒降，闰十一月从容就义。清兵继续推进，永历五年二月克梧州、柳州，九月陈邦傅以浔南之地降，清兵遂“分路略定广西郡县”(24)。在清兵推进的过程中，永历帝屡屡后退逃跑。永历五年十一月他逃离梧州，后经浔州、南宁、新宁等地，于永历六年二月初六到贵州安隆所，改名安龙府(25)。这时的安隆所，处在大西军余部所控制的区域内，永历帝之来到这里，是应了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的邀请。从此永历政权结束了以两广为主要活动区域的阶段。

张献忠牺牲后，其余部由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等带领，撤向川南。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至重庆，经过水战，阵杀明守将曾英，进入城中。因尚未摆脱清兵的威胁，决定由遵义入黔。同月二十七日到綦江。翌年正月十日至遵义，接着突破乌江的明军防线，进入贵阳，明守将皮熊等弃城而逃，不久再占领威清、平坝、安顺等处，在贵州暂时站住了脚。(26)

大西军余部在向南撤退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政策作了很大调整。其中主要有两点：

一是立即停止了在四川一度执行的杀人过甚的政策。孙可望等人对于张献忠在四川过多杀人，早就不满(27)，大西军在四川严重受挫之后，他们更加感到这种政策极不可取，因而当机立断，改弦更张。为了实现这个转变，他们撤至遵义时，杀掉了极力主张过多杀人的汪兆麟(28)。此后，大西军所到之处，除了顽固抵抗者外，一般不再杀人，如在遵义驻屯十几天时，即“无所侵掠，第遣贼往各乡村索刍粮”。(29)

二是由反明转向扶明。在清兵到达四川之前，大西军对于全国范围内民族矛盾地位的日益上升缺乏感受，清兵之突然进川和张献忠之突然牺牲，使大西军强烈感受到民族矛盾地位上升的事实，这促使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在明朝和清朝之间应采取什么态度。《南疆逸史·李定国传》说：“献忠死，可望等溃至重庆，杀曾英，南走綦江，入贵州，破定番，四人相与谋曰：‘明德入人心久矣，李闯入京，称帝而不终，今蜀事又不成，是天未厌明德也，我等何可终踵败辙，盍相与反正扶明，洗去贼名乎？’乃为坛而盟，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这段话中的“四人”是指当时大西军余部的主要统帅者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他们原来都是张献忠的养子，从献忠而姓张，这时因献忠死而得恢复本姓。从这段话来看，大西军余部进入贵州后，其对明朝的政策，已由反对转变为扶助、支持了。这里的“扶明”实即拥明。其转变的原因，这段话记为是孙可望等认识到“天未厌明德”的缘故，这是不确切、不全面的。另外，孙可望等这时所确定的“扶明”政策，还包含有抗清的内容，而这段话里也未加反映。清初云南人刘彬所作《晋王李定国列传》，记有李定国在大西军进入云南后敦促孙可望落实扶明政策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是：“闯、献两帝辛苦二十年，蹂躏遍天下，至今身死业隳，究无寸土。而□□（空缺两字当是蔑称清朝的字眼）坐享渔人之利，甚可悲也。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华夷之界，以中国为重。今挈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则半生流贼之耻辱可雪，将来竹帛之垂名可图也。”这段话很难说确切表述了其时大西军的政策，但与上引《南疆逸史》的记载相比，显然可信程度要大许多。在民族矛盾激化之时，大西军余部对明朝由反对转为扶助，不可能不是为了“严辨华夷之界”，并进而抵抗清朝，从其手中“恢复旧京”及其他失地。

大西军余部上述政策调整，是十分正确的，特别是其中第二点尤其重要。它们对大西军余部的发展非常有利，对抗清阵营的团结、统一极有好处，标志着大西军余部拥明抗清阶段即将到来。令人感到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西军余部的扶明政策，在后来的落实过程中多有曲折，积极作用没能充分发挥。

大西军余部占领贵州后不久，即转战云南。这是由于当时云南发生了所谓“沙定洲之乱”，为之提供了机会。

沙定洲是云南地区王弄山长官司沙源的次子。沙源骁勇有将才，万历中多次应调从征有功，被委以王弄副长官事。后又以军功，得安南长官司地，累加至宣抚使，其兵号沙兵。沙源死，沙定洲嗣。沙定洲又因娶阿迷土知州普明声寡妻万氏之故，兼有了安南、阿迷两土司之地。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武定土司吾必奎叛明，沙定洲应世代镇守云南的明黔国公沐天波之召，领兵前往平叛。及至，“必奎已先诛，定洲因留会城不去”，并于当年十二月发动叛乱，占领省城，沐天波西逃永昌，与驻守楚雄的明金沧副使杨畏知互相呼应，对抗沙军。(30)

当永历元年（1647年）春大西军余部进入贵州时，沙定洲与云南明朝官军的厮杀仍在进行。石屏州土官龙在田于崇祯年间曾奉调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军，隶总督熊文灿麾下，与孙可望相结识，这时，他站在明朝官军一边，与沙定洲相对抗。他听到大西军余部至黔的消息，即使人去见孙可望，“告以滇乱”，请大西军入滇平定叛乱。孙可望等得知这一情况，认为正是实行“扶明”方针的机会，而且当时清兵也从川北追击而来，因此，大西军余部立即决定开向云南。为了减少阻力，孙可望等利用沐氏历代镇守云南、具有较大号召力的客观情况，“诈称黔国焦夫人弟率兵来复仇。云南初苦沙乱，皆延颈望其来”。(31)

沙定洲得知孙可望等入滇的消息后，以兵迎战于草泥关（一作革泥关），大败，遁阿迷。四月，大西军余部开进省城。接着，孙可望率领一部分大西军经营云南西部地区，李定国则经营东部一带。在西部，“杨畏知犹以流贼”看待大西军余部，领兵抵抗于禄丰启明桥，兵败被执。孙可望对他很器重，慰问他说：“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杨畏知听说后，有些怀疑，睁大了眼睛说：“绐我尔。”可望当即回答说：“不信，当折矢誓。”杨畏知遂表示：“果尔当从我三事：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这三条要求，孙可望都答应了。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杨畏知归附了大西军余部。接着，沐天波闻讯“亦来归”。至此，云南西部基本上归入了大西军余部的管辖之下。大西军余部在云南西部进展之速，证明了其扶明政策的正确。在东部，李定国部遇到了沙定洲部的顽抗，仅拿下了临安等地，对沙定洲盘踞的阿迷当年未能前往进攻。直到第二年，李定国与刘文秀再次率兵往征，才将沙定洲俘虏，平定了整个云南东部。沙定洲被带回省城处死，沐天波感激大西军余部为他复了仇，从此“甘为之用，传檄各土司，皆令归附可望”，“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为快焉”。(32)

孙可望等入滇后，与沐天波、杨畏知等明官建立了共事关系，实权掌握在孙可望等手中，沐天波、杨畏知等并不掌实权，如史载，可望等对沐天波是“以勋旧礼待之，不复假以事任”(33)。这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西军余部的将领们，根据客观情况和自己的愿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云南加以治理。

首先是建立政权。当时，永历政权虽已建立于广东，但“诏令不至”(34)，所以大西军余部将领们，便自主地在云南建起了政权。自张献忠牺牲以来，大西军余部一直是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的领导之下，而其中孙可望“年差长，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35)；因此，这个政权是以四人为首脑，而其中又以孙可望位最高。另外由于大西军余部将领奉行的是“扶明”的政策，政权中吸收了不少明朝官吏参加。可望、文秀、定国与能奇皆改称王，原明朝御史任僎等“倡议尊可望为国主”。王下有六部等官。杨畏知被任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任僎被任为副都御史。这个政权无疑是现实存在的、有土有民的实体，但没建国号，不定年号，唯“以干支纪年”(36)。这一现象表明，它虽实质上作为一个独立政权而存在，但不以独立政权自居，时刻准备接受明朝朝廷（按当时实情，即指永历政权）的领导。

其次是操练士兵，修造武器，加强军备，严明军纪，不许扰民。

再次是令各府州县立登闻鼓，开放言路，鼓励绅士军民为地方利弊之兴除而进言，严惩贪污，整顿吏治。

又次是严保甲，设门岗，加强省城的治安防范。

最后是兴修水利，借民牛种，制定正常的赋税征收办法，发展农业生产，铸造“兴朝通宝”铜钱，允许百姓开采金银铜铁等矿，保护手工业和商业。

由上述来看，孙可望等在入滇后采取的措施，在若干方面继承了大西军在四川时所采取的办法，但对其又有所修正，明显地反映出张献忠牺牲后这支部队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的痕迹。这时的措施，应该说比治川时成熟多了，也反映了形势的新变化。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云南被治理得秩序井然，社会经济欣欣向荣。在大西军余部入滇的那一年夏天，史称“大饥”，但当年秋天，就取得好收成。第二年、第三年更连续出现“大熟、百姓丰足”的局面。(37)在实力增大的基础上，在永历四年秋以后，大西军余部出兵黔川，至永历五年底，其辖区包括了云贵两省及四川南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使清朝在四川只保有北部一隅。

按照大西军余部的“扶明”政策，该部入滇后应尽早与永历政权联系上，并接受其领导。但是，在入滇后近两年的时间内，这一情况一直没有出现。如果说刚入滇时，两者之未能建立联系，乃是由于时间仓卒、消息不明等客观原因所致，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就不能不从大西军余部的领导人身上寻找原因了。应该说，这主要是大西军余部的主要领导人孙可望对此不积极所致。这时，他热心的是称国主、提高自己的权势地位，对于原来的“扶明”决定，逐渐淡漠，以至接近背离。这是不难理解的。孙可望在与李定国等人做出“扶明”决定时，所处的境况是清军在后面紧追，而自己没有一块稳定的立脚之地；这种紧迫的情况使之以采用“扶明”政策最为相宜，否则便会身处绝境。而进入云南后，稳定的立足之地搞到了；处境的转变，使之不再感到必须通过“扶明”去摆脱危机，相反，对彻底落实扶明政策将要带来的交出最高领导权的后果会有所考虑；孙可望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首领，没能克服掉对个人权势的追求欲望，他在考虑到这种后果时，很自然地会踏步不前，以至于趋向把原来的决定根本丢掉。

但是，永历三年（1649年）春，也就是在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接近两年之际，孙可望突然派出了使者杨畏知等前往肇庆，与永历政权联系，要求永历帝给予其秦王的封爵，其来书称：

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不谓李自成犯顺，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乞敕重臣会观诏土。谨书。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此书所称“先秦王，谓献忠也”。全书“以方幅黄纸书之，不奉朔，亦不建朔”(38)。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孙可望此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击败在大西军内部的竞争对手李定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权势。

孙可望“既据有全滇，益自尊大”，但“异姓兄弟各不相下，外虽以孙为盟主，而内实不然”，“李定国尤强悍，每事多扞格”(39)。为此，孙可望曾故意寻机把李定国责打了一次。据《小腆纪年附考》记载：

（孙可望等）诹日赴演武场，定国先至，放炮，升帅字旗。可望诘之，（王）尚礼请责旗鼓官。定国怒曰：“我与汝兄弟耳，何如是！”众力解之。可望登座曰：“欲我为主，必杖定国百棍乃可；否则，军法不能行，何以约束诸将！”定国愈喧哄，白文选抱持之，曰：“请勉受责以成好事，一决裂则我辈必各散，为人所乘矣。”尚礼等亦力持之，鞭五十。可望复相抱哭。(40)

永历二年（1648年）李定国之率兵往擒沙定洲，乃是这次受责后为赎罪而进行的。但此后李定国对孙可望更为不满，而且“兵力日强，可望不能制”(41)。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非常需要有个“压服其心”的办法(42)。永历二年秋，明四川巡抚钱邦芑派人送信给孙可望，“劝其归朝”，而杨畏知也乘机“说可望归朝受封爵，庶可服众”，孙可望觉得正合其意。永历三年春杨畏知等之受命赴肇庆为孙可望求封一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43)

孙可望在给永历帝的信中所提要求，是“王绳父爵，国继先秦”。这是一个要价颇高的条件。如所周知，明代制度，异姓未有封亲王者，而且“秦王乃亲藩上十王之首”(44)，永历皇帝如果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就是违犯祖制。

孙可望请封的使者到达永历朝廷后，永历君臣中出现了不同的主张，争论不已，孙可望与永历政权间也反复讨价还价，直到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永历政权统辖的广州、桂林相继为清兵攻克，永历帝由梧州逃向南宁等地，此后清兵日逼，永历政权惟一保留在手中的地盘广西地区，也在一天天丧失，在这种紧迫的情势下，永历君臣走投无路，深感有必要争取孙可望的支持，在秦封问题上才决定主动妥协。永历五年五月，正式封孙可望为秦王。次年初永历帝在地盘丢光后之得以迁居大西军余部势力范围内的安隆所，其原因即在此。

永历小朝廷之向孙可望实行妥协，由于仅仅是出于形势所迫，所以内心里并不甘心，而孙可望的个人权势欲随着其势力的扩大，也在日渐发展。这样，双方建立的新关系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永历帝迁到安隆所后不久，为了争夺地位，双方就展开了争斗，这成了导致大西军余部与永历小朝廷最后一起归于灭亡的重要因素。

(1)　《瞿式耜集》卷3《书牍·丁亥正月初十再书寄》。

(2)　《永历实录》卷13《高李列传》；《堵文忠公集》附录堵胤锡墓表；《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上）第87页。

(3)　《永历实录》卷7《何腾蛟传》；《瞿式耜集》卷1《请驻全阳疏》。

(4)　《三湘从事录》；《岭表纪年》卷1；《永历实录》卷1《大行皇帝纪》。

(5)　《堵文忠公集·堵文忠公年谱》；《明季南略》卷12（下）《堵胤锡始末》。

(6)　《永历实录》卷9《马进忠传》。

(7)　《堵文忠公集》附录堵胤锡墓表；《永历实录》卷9《马进忠传》；《岭表纪年》卷1；《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编（上）第88～89页、93页；《堵文忠公集·堵文忠公年谱》。

(8)　《清史稿》卷234《孔有德传》；《永历实录》卷15《郝永忠传》；《岭表纪年》卷1。

(9)　《天南逸史》；《所知录》卷2；《岭表纪年》卷1；《三湘从事录》。

(10)　《瞿式耜集》卷1《飞报大捷疏》。

(11)　《岭表纪年》卷1、卷2。

(12)　《三湘从事录》。

(13)　《所知录》卷2。

(14)　《小腆纪年附考》卷15第574～575页；《瞿式耜集》卷1《变起仓促疏》；《岭表纪年》卷2。

(15)　《天南逸史》；《所知录》卷2。

(16)　《所知录》卷3。

(17)　《明季南略》卷12“假山图五虎号”条。

(18)　《小腆纪年附考》卷17；《永历实录》卷21《金堡列传》；《岭表纪年》卷4；《明通鉴》附编卷5。

(19)　《永历实录》卷13《高李列传》，卷26《陈邦傅传》。

(20)　《岭表纪年》卷3；《永历实录》卷13《高李列传》。

(21)　《小腆纪年附考》卷17第639页；《所知录》卷4；《岭表纪年》卷4。

(22)　《岭表纪年》卷4；《永历实录》卷13《高李列传》。

(23)　《永历实录》卷13《高李列传》；《小腆纪年附考》卷17第656～657页。

(24)　《明通鉴》附编卷5；《小腆纪年附考》卷17。

(25)　《岭表纪年》卷4；《所知录》卷4；《小腆纪年附考》卷17～18。

(26)　《续编绥寇纪略》卷2。

(27)　《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28)　《明季南略》卷10“张献忠乱蜀本末”条。

(29)　《续编绥寇纪略》卷2《滇黔窜》。

(30)　《明史》卷279、卷313；《滇考》卷下《普吾沙乱滇》；《明末滇南纪略·必奎作叛》；《南疆逸史》卷50《沐天波传》；《明末滇南纪略·沙酋谋逆》。

(31)　《南疆逸史》卷50《沐天波传》；《纪事略》；《明史》卷270《龙在田传》；《滇考》卷下《普吾沙乱滇》。

(32)　《行朝录·沙氏乱滇》；《明史》卷279、卷313；《滇考》卷下《普吾沙乱滇》；《明末滇南纪略》“计穷顺贼”、“倡义讨逆”、“政图安治”；《续编绥寇纪略》卷2《滇黔窜》。

(33)　《南疆逸史》卷50《沐天波传》。

(34)　《明史》卷279《杨畏知传》。

(35)　《行朝录·永历纪年》。

(36)　《滇考》卷下《普吾沙乱滇》；《明末滇南纪略》“沐公顺贼”、“盘踞滇城”、“政图安治”；《明史》卷279《杨畏知传》。

(37)　《明末滇南纪略》“盘距滇城”、“政图安治”、“悔罪归明”。

(38)　《所知录》卷3；《明季南略》卷12“孙可望请封王”条；《续编绥寇纪略》卷2《滇黔窜》。

(39)　《皇明四朝成仁录》卷11《死孙逆之难诸臣传》；《明末滇南纪略·政图安治》。

(40)　《小腆纪年附考》卷16。

(41)　《野史无文》卷9；《清史列传》卷79《孙可望传》。

(42)　《明季南略》卷14“续孙可望踞云贵事”条。

(43)　《小腆纪传》卷32《钱邦芑传》；《明季南略》卷14《孙可望李定国构隙本末》；《南疆逸史》卷52《李定国传》。

(44)　《安龙逸史》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