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一般认为创始于东汉，到晋代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道教产生后，封建统治者就利用它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农民起义的领袖，也曾利用道教作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并用其教义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宋代时，理学家们则吸收了道教关于宇宙生成和万物化生的观点来充实儒家学说。道教从事炼丹想长生不老成仙得道的做法，自然是荒谬的，但他们在冶炼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对我国古代化学、医药等有关学科的发展，曾起过不小的影响。

由于道教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流行，文学艺术也受到了它的不小影响，诗歌、小说、戏曲等都有反映道教神仙思想的作品。文学艺术的传播，扩大了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有些道教故事演绎为人们熟知的成语，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脱胎换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等，直到今天还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语。

明朝统治者也利用道教来为巩固其统治服务。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与群雄角逐时，就利用道人周颠等人来为他编造神话，倡言“天上无他座”，意谓朱的对手在天上无座位，皇帝的宝座必定属于朱元璋。朱元璋亲自为其撰写《周颠仙传》来加以表彰。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京师置道录司，在地方上，府州县分别设置道纪司、道正司和道会司，掌管各级道教事务。但朱元璋对道教的热情还是有限度的。洪武元年，张道陵四十二世孙、龙虎山正一派的张正常来贺即位，朱元璋认为用“天师”的称号不适宜，说：“天有师乎？”便去掉了元朝封赠他的“天师”之号，改授“正一嗣教真人”(1)。朱元璋对道教所宣扬的迷信思想，认为“诞妄不可信”，要他的臣下“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2)

明成祖朱棣崛起于北方，因此对北方之神真武大帝进行吹捧，并大规模兴建武当山道观。但朱棣对道教长生不老的说法并不相信。他和其臣僚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人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疚疾自少。如神仙家说吐纳导引，亦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3)《明通纪》载：永乐十五年（1417年）有人进丹药方书，朱棣斥责说：“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服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

明世宗朱厚熜笃信道教，这使嘉靖时期道士相当活跃，宫廷里设斋打醮、乌烟瘴气。但嘉靖时期道教的兴盛，只是因得明世宗宠幸而形成的，它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士大夫这个知识阶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一种宗教的盛衰与是否取得士大夫的拥戴关系极大。而道教，自元朝以后，日益注重设斋打醮，士大夫视其为粗俗不堪，认为其“盖源于古之巫觋，与老子殊不相干”；“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为世之害”(4)。因此，道教在没有士大夫阶层充当其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也就没有长期稳定发展的条件，它的兴盛也就只能是暂时的现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服丹药丧命。明穆宗朱载垕即位后，“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5)。从此，道教势力日趋衰落。但它在民间仍有市场，如斋醮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扶箕、祈雨止风、镇宅镇墓等等活动，仍在民间长盛不衰。

佛教自东汉传入，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在我国广泛传播，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益发展。到隋唐时遂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宗派。佛教思想对社会上各阶层人们的生活都有影响，在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领域都有它的反映。尤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更为明显。

明王朝建立以后，年轻时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扶持，并利用佛教来为他的封建统治服务。洪武元年（1368年），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领佛教。洪武十五年建立僧官制度，于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和觉义等僧官，由礼部任命(6)。朱元璋“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7)

从表面现象看，朱元璋为了宣扬佛教确实是忙乎了一阵，其实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一套。他曾说：“佛天之地，未尝渺茫，此等快乐，世尝有之”；“为国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而为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8)。他认为他这个国君和勋贵王侯所处的富贵享乐生活，就是“佛天之地”，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王朝长久地保持下去。他之所以宣扬佛教，乃是因为知道它能“暗助王纲”(9)，即能帮助他巩固封建王朝。

明成祖朱棣靖难之战，曾以和尚姚广孝为谋主。他对佛教也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永乐时，“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10)。朱棣在南京建筑报恩寺，“役囚万人”。为便于行脚僧人的活动，他又专门下旨，要礼部出榜晓谕：“该行脚僧道，持斋受戒，凭他结坛说法。有人阻挡，发口外为民。”(11)朱棣亲自撰有《神僧传》九卷，共列二百零八个僧人，始于东汉迦叶摩腾，终于元代胆巴，可见他对佛教的重视。

朱棣和其父朱元璋一样扶持佛教，意在借佛教来维护他的统治。他在《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中说：“善恶两途，由人所趋，为善获吉，为恶获凶，幽明果报，不爽锱铢。”朱棣宣扬“不爽锱铢”的善恶因果报应，乃是要人们服服帖帖地服从明王朝的统治。

明代皇帝对佛教迷信得出奇的，要算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二年（1507年），一天之内“度僧道四万人”。正德五年六月，他“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12)。朱厚照还特别崇信喇嘛教，《明史》记载：“帝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13)朱厚照推崇佛教，是荒唐皇帝的胡闹。但他是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的荒唐行为自然给社会带来不小的影响，以致正德年间，“法王、佛子、禅师、国师之号，充满京师”。

明代皇帝中排斥佛教最厉害的是明世宗朱厚熜。他因为崇道，所以极力排佛。他曾“刮正德所铸镀佛金一千三百两”，“焚佛骨万二千斤”。(14)

其余诸帝则多数是佞佛的。如英宗正统时的大宦官“王振佞佛，请帝岁一度僧。其所修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英宗为赐号‘天下第一丛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临幸，以故释教益炽”(15)。景帝朱祁钰“建大隆福寺，庄严与兴隆并”。景泰四年（1453年）“大隆福寺成，甲京师，费以数十万”(16)。正统、景泰时期因崇信佛教，形成天下“男女出家累百千万，不耕不织，蚕食民间，营构寺宇，遍满京师，所费不可胜记”。(17)

神宗朱翊钧说：“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朱翊钧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好佛，自号“九莲菩萨”，于“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明神宗）亦助施无算”。(18)

明代佛教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在社会上进行传播的。

明代佛教仍传承宋元以来各宗派，在南北各地传授。

律宗，亦称南山宗，唐道宣所创，因道宣居于南山而得名。宋代这一派主要在南方活动，它的中心在杭州地区。元代时渐趋衰微。

明朝初期，律宗在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英宗正统时朴原主杭州昭庆寺，开坛传戒，被称为宗师。影响较大的为明末时寂光，俗姓钱，字三昧，广陵（今扬州）人。他先学华严教义，后来专志律学，于南京宝华山开坛传戒，“足迹遍海内，临坛演戒百有余所”。“修建梵宇凡十数处”，自称“大明律师”(19)。律宗一时间出现中兴气象，寂光起了很大的作用。

华严宗，是唐代法藏所创建的一个宗派。武则天赐法藏号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因其所依经典为《华严经》，所以称为华严宗。华严宗在明代的影响不大。比较有名的高僧是隆庆、万历时期宝华山的洪恩，曾大力弘传华严宗。还有明后期的明河，曾按照贤首教义疏释《楞伽》经等，并编撰了《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闻名于世。

天台宗，为隋朝智顗所创建，因他住于天台山（今浙江天台县境）故称为天台宗。因其所依经典为《法华经》，所以又称为法华宗。宋元时主要流传于江浙地区。

明代天台宗比较有名的高僧为万历时的无尽传灯（1553～1627年），曾从百松真觉受天台教规，后住于天台幽溪高明寺，重立天台祖庭。著有《法华玄义略辑》一卷、《天台传佛心印记注》二卷等。传灯时期被称为天台中兴。

明末清初时，又有智旭（1599～1655年）在弘扬天台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智旭本姓钟，名际明，吴县木渎人。原习儒业，曾作《辟佛论》，后读袾宏佛学著作而出家，原先住于南直九华山，晚年移居浙江孝丰灵峰寺。智旭名义上虽非天台宗人，后人把他奉为净土宗第九祖，但他与天台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写的《法华经会义》十六卷、《法华经纶贯》一卷和《教观纲宗》一卷，进一步阐释发挥了天台教义，成了以后讲、学天台宗教义的教材。智旭为明代弘扬天台宗的最后一个大家。

唯识宗，源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宗，是唐代玄奘及其门人窥基所创，主张“万法唯识”，故名。因窥基常住长安大慈恩寺，又称慈恩宗。

慈恩宗的教义过于繁琐，未经几传就衰微下来，宋元时逐渐失传，明初时几乎没有人去研究它。武宗正德时，逐渐有人对它进行研究与传授。其后被誉为明代四高僧之一的真可（柴柏尊者），主张调和佛教各派思想，称赞了慈恩宗。真可的俗弟子著名医学家王肯堂，攻治《成唯识论》，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十卷。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著有《相宗络索》一书，对慈恩宗的教义进行了阐释和发挥。

明代时，上述佛教各宗派虽在各地传授，但影响都不大，当时盛行在社会上的主要是净土宗和禅宗两派。

净土宗，亦称莲宗，为唐代善导所创立，追认东晋慧远为初祖。净土宗依据《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专念“阿弥陀佛”，以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故名。因它修行简易，中唐以后广泛流行。

明代和宋元一样，净土信仰为各派所尊奉。明初所谓“国初第一宗师”的禅僧梵琦，也兼倡净土，如他的“净土诗”：

遥指家乡落日边，一条归路直如弦。

空中韵奏般般乐，水上花开朵朵莲。

杂树枝茎成百宝，群居服食胜诸天。

吾师有愿当垂接，不枉翘勤五十年。

这首诗表明梵琦在寻求归宿时，完全在倡导净土教义了。

明代传播净土宗影响最大的，当推被称为“莲宗八祖”的袾宏。袾宏（1535～1615年），俗姓沈，字佛慧，别号莲池，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年十七，补邑庠，试屡冠诸生”(20)。三十二岁时出家为僧，后于五云山结庵而居，题名“云栖”。初仅茅屋数间，后渐成名刹。袾宏八十一岁时圆寂。五十年中，凡“坐道场四十余年”(21)。“其及门授戒得度者，不下数千计”。

袾宏的著作，主要有“释经”、“辑古”、“手著”等三类三十种。他的《答净土四十八问》和《净土疑辩》，都是专门宣扬净土教义的。他说净土之教，“专一心而向往，历三界以横超，诚哉末法之要津矣”。这就是说，在苦难深重的时代，净土法门成为渡向极乐世界的“要津”。

明代除了出家僧人弘扬净土宗以外，还有在家居士的文人学士也崇尚净土宗。如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22)。“三袁”都好佛，崇尚净土。“袁氏一门，向心净土”(23)。袁宏道的《西方合论》十卷，是明代净土宗的重要著作。周之夔在《重刻〈西方合论〉序》中对其赞誉备至，说“《西方合论》会通异同，决释疑滞，阐发玄奥，直指归趋”。“净土得此，方称惟心，达理之士，宜人手一编，日披数次”。

由于僧俗名流大力宣扬，也由于净土宗本身所具有简易通俗的优点，遂使明代的净土宗得以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禅宗是明代佛教中势力最盛的宗派。禅宗以专修安静止息杂虑的禅定为主，所以称禅宗。南朝宋梁时，菩提达摩由天竺来中国传授禅法而创立。唐代时，分成北方神秀的渐悟说和南方慧能的顿悟说两宗。后世唯南宗顿悟说盛行。后来南宗又分为五家七宗。南宋以后，南宋的临济、曹洞两派盛行，其他各派渐趋消沉。

明朝初期，知名的禅僧有楚石梵琦、梦堂昙噩、愚庵智及。这三人是元末禅僧入明后继续传法、弘扬禅宗教义的高僧。梵琦和昙噩，都参加过南京蒋山法会，为朱元璋所礼重。

明初知名禅僧还有宗泐和道衍等人。洪武五年（1372年），钟山建法会，朱元璋命宗泐升座说法，并命他主南京大天界寺，掌管全国僧事。他和如玘笺释的《心经》、《金刚经》、《楞伽经》，由明朝政府颁行全国。道衍，号逃虚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十四岁出家为僧，弘扬禅宗教义，兼及净土，后随朱棣到北平。朱棣起兵时任为军师。朱棣即位后，论功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年）任太子少师，复姓姚，赐名广孝。姚广孝常居僧寺，冠带而朝，还仍缁衣。他除参与监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外，著有《道余录》一卷、《净土简要录》一卷等。

明代中叶以后，禅宗更加昌盛。当时著名的禅僧有德宝（1512～1580年）。他俗姓吴，字月心，别号笑岩。德宝先是“随缘开化，靡所定居”，晚年居于北京柳巷。德宝提出信、志、时三个学道条件。他说：“凡欲学道，厥要有三：曰信、曰志、曰时。立信要真，决志要定，时之要极。信真，则始末无歧路；志定，则逆顺无异缘；时极，则忽悟如反掌。自古迄今，超凡证圣，鲜不由斯而成者，可不悉乎！”(24)德宝强调信仰、志向和时节因缘，认为只有具备这三者才谈得上“学道”。他以禅道接引诸方学者，在传授禅宗方面起了不小作用。

明代后期的禅学大师，最著名者为真可（1543～1603年）和德清（1546～1623年）。真可，字达观，号紫柏。俗姓沈，南直吴江人。德清，俗姓蔡，南直全椒人。他们和袾宏、智旭，被称为明代四高僧。真可和德清曾向德宝叩问禅要，继承了德宝的事业，使禅宗进一步推广。真可的著作有《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紫柏尊者别集》四卷，收载了他的法语、经释、赞偈、语录等。真可虽弘扬禅学，但对其他各宗也不排斥，采取了调和态度。德清著作颇多，有《华严经纲要》八十卷、《大乘起信论疏略》四卷、《观楞伽经记》八卷等。德清虽是禅门宗匠，但并不拘守一派。他主张佛教内部禅净双修，主张儒释道三教互相调和。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25)

明代儒释之间的交往密切，许多士大夫喜欢谈佛，如明初宋濂为翰林学士，“学术醇深，文章古茂”。他对佛教也很有研究，几次阅读《大藏经》，撰写的高僧塔铭等三十余篇，是元末明初时期有关佛教的重要资料。

明代中后期，禅宗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在家居士研究佛教成为一种风气。如李贽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他尤好禅宗，撰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佛学著作。后来则干脆落发当了和尚。袁宏道起初向李贽学禅，宣称讲禅除李贽外天下无敌。瞿汝稷博览禅宗典籍，编撰了《水月斋指月录》三十二卷，系统地汇辑禅宗师徒相承的主要语录，包含自过去七佛至道川禅师六百余人，是宣扬禅宗思想的重要著作。焦竑博览儒家经书和佛家典籍。他著有《楞伽》、《法华》、《圆觉》的《精解评林》各二卷。焦竑认为佛经所说，深得儒家“尽性至命”的精义，欲引佛入儒。

有的僧人，喜爱社交，更促进了士大夫对佛学的热情。如沈德符记载：

竺乾一时尊夙尽在东南，最著则为莲池、达观两大宗主。然二老行径迥异：莲专以西方直指化诱后学；达则聪明超悟，欲以机锋言下醒人。莲枯守三条，椽下跬步不出；达则折芦飞锡，所在皈依……大抵莲老一派主于静默，惟修净土者遵之，而达老直截痛快，佻达少年骤闻无不心折。(26)

其中所说莲池即袾宏，是净土宗兼禅宗的僧人，由于他“椽下跬步不出”，与社会上的交往较少。达观即真可，他与袾宏的“行径迥异”，他走南闯北，广交士大夫，与汤显祖、董其昌、陶望龄等有名文人的交往很深。董其昌做秀才的时候，“参紫柏（达观）老人，与密藏师激扬大事，遂博观大乘经，力究竹篦子话”(27)。著名的文学家、戏曲作家汤显祖也以达观为师，晚年更加滋长了佛道的出世思想。

总之，在明代中后期，在士大夫中间往往以谈禅交禅为风流韵事。不少文人与禅僧唱酬往来。在家中几案上摆放着佛书道书，寻僧奉佛，成为当时士大夫们的普遍风尚。这些居士们的行为，对佛教的兴盛起着不小的作用。

(1)　《明史》卷299《张正常传》。

(2)　《涌幢小品》卷1。

(3)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215。

(4)　《戒庵老人漫笔》卷6。

(5)　《明史》卷19《穆宗纪》。

(6)　《明史》卷139《李仕鲁传》。

(7)　《释氏嵇古略续集》卷2。

(8)　《心经序》。

(9)　《三教论》。

(10)　《明史》卷164《邹缉传》。

(11)　《释氏嵇古略续集》卷3。

(12)　《明史》卷16《武宗纪》。

(13)　《明史》卷184《刘春传》。

(14)　《万历野获编》卷27。

(15)　《明史》卷164《单宇传》。

(16)　《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6。

(17)　《明史》卷164《单宇传》。

(18)　《明史》卷114《后妃传》。

(19)　《新续高僧传》“寂光传”。

(20)　德清：《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

(21)　德清：《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

(22)　《明史》卷288《袁宏道传》。

(23)　《西方合论》卷首。

(24)　《笑岩集》卷3。

(25)　《梦游集》卷39。

(26)　《万历野获编》卷27。

(27)　《居士传》卷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