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渑池渡”后，明末农民大起义进入崇祯六年冬至崇祯十二年夏的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起义军方面和官府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与前一阶段不同的变化。

从起义军方面讲，其主要变化是战斗力比以前有所提高。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里，起义军活动在较前大为扩大的地域里，这不仅使之可以更加灵活地躲开敌人的镇压，而且在人力、物力的补充上更加容易获得。《怀陵流寇始终录》于崇祯八年（1635年）记事中，对于当时起义军战斗力提高的情况曾有明确的叙述，其中说：

时贼掠六省骡马，一昼夜驰二三百里，诸将步兵（按：指官兵）日行五六十里。贼不入城郭，散屯郊原，占地百里，不可得围。日杀民，民愈少。日掠民，贼愈多。去年贼由豫楚入郧，此年贼由郧入豫楚，七十二营，二三十万，不避官兵，诸将所驻名都大邑，遍为走集，郧竹僻陋，殊不屑意。相去浃月，贼势大异。(1)

当时镇压起义军的高级指挥官，对于起义军战斗力的提高都有深刻的体会，其言论对此多有反映，如崇祯八年（1635年）三边总督兼摄陕、晋、豫、楚、川五省军务洪承畴在一个奏疏里即说：

先时贼避兵逃窜，今则迎兵对敌，左右埋伏，更番迭承，则剿杀之难也。贼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官兵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也。(2)

同年，河南巡抚陈必谦在一封信中也说：

三年以前，流寇尚畏官军，迩来势益强炽，有伏路静听以防袭杀，有前拨、倒拨、左翼、右翼，以备策应。收一壮丁即给一良马、授一美妻，逃出即杀其管队；一阵退缩，立置之死，故人皆为尽力死斗。(3)

在这一阶段里，官府对起义军的镇压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从而使镇压力量也有所增加。这些措施中，较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设立总管起义军活动所及之数省地区军务的总督和总理。首先是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擢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不久，其职被三边总督洪承畴所替代(4)。其次是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命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仍兼湖广巡抚，不久，“解巡抚任，进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陕西军务”。九年秋，卢象昇离任，改由长垣人王家祯总理河南、湖广、山西、陕西、四川、江北军务。十年闰四月，又以总理之职改授贵州永宁卫人熊文灿(5)。二是不断增派军队剿杀起义军。增派军队中有大量边军。起义军活动地区的原有官军，虽属正规部队，但战斗力较弱，而且往往与起义军的成员有一定的人事关系（如老乡关系），所以在镇压起义军时，效果常常不能令明政府满意。而边军是明朝军队的精锐，其战斗力远远超过地方部队，并且与起义军的成员原来几乎没有任何人事关系，这样，边军被调来参加对起义军的镇压，就官府方面说，自然可以说得力许多。史书记载这种情况说：“前此官军多陕人，与贼亲故，对阵犹相劳苦，贼弃以牲货，即纵去。边关言语不通，交手便斫，故贼辄败。”(6)

由于在崇祯六年冬至崇祯十二年夏期间，起义军方面和明朝官府方面作战力量都有所增加，各次战役中互有胜负，双方在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处于相持时期。这种相持的局面，直到这一阶段的末尾才有所改变。以下略述其时各次战役的情况。

起义军在渑池渡过黄河后，首先活动于河南的中部和西部，接着进入陕西、湖广和四川。由于起义军有许多支，且各自为战，其进军的具体路线史籍中记载得不十分清楚，但上面所述的大体活动趋向，在史籍记载中却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如关于起义军首先在河南中部和西部活动的情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崇祯六年（1633年）十二月纪事载：

贼渡河后，势甚猖獗……贼党甚繁，凡洛阳、新安、陕州、灵宝、阌乡、卢氏、永宁、汝州、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信阳、南阳、裕州、泌阳、桐柏、淅川、新野、内乡等州县无不焚掠。

同书同卷还载：

（崇祯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丁丑，贼至郾城，玄抚院（默）督汤帅（九州）兵，夜击贼于舞阳之吴城镇，大破之。廿二日庚辰，陈大金、左良玉胜之于保安，廿六日胜贼于赵庄。是日，左帅与守备许志忠又有信阳州平土关黑山之捷。七年正月戊子朔，按院刘令誉破贼于泌阳县之牛蹄村。得此三路大捷，贼走湖广。二月以后，玄抚院亲督诸将兵搜山，河南始宁。

上引第二条记载，除反映了起义军首先在河南中部、西部活动外，还反映了其由河南转向湖广的情形，而关于由河南向湖广转移的情形，《绥寇纪略》卷二《车箱困》也有明确的记载，它说：

贼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过河，遂以十二月二十二日破郧西，二十五日破上津。七年甲戌正月二十九日破房县，破保康，直走空虚无人之地，捷若风雨之至。郧抚蒋允仪束手无策，上书请死而已。楚抚唐晖又以贼之别股入枣阳、围南漳、陷当阳，护献陵、惠邸为重，留许成名、杨正芳之兵于荆州、承天，未肯援郧，郧事且日急。朝议调镇筸兵五千赴襄阳救援，镇筸恐不及数，又调施南各土司兵以足之，而贼已犯宜都、彝陵、松滋、归州，浸淫乎入蜀矣。

再如关于起义军进入陕西的情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纪事载：

郧贼破洵阳、逼兴安，转破紫阳、平利、白河。

又如关于起义军入川的情形，《绥寇纪略》卷二《车箱困》记载说：

（自湖广西来之）贼以（崇祯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破夔州府，大宁、大昌、开县、新宁相继陷，惟梁山以中书涂原集乡勇战箐铣间……贼畏之，退入巴州，川兵败贼于巴州，贼攻太平县……攻保宁……攻广元。

这时，明政府负责镇压起义军的最高前线指挥官，是新任命的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陈奇瑜。根据起义军的活动变化，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他曾会兵于陕州(7)。后来又“驰至均州”。接着又于同年六月至七月，偕新代蒋允仪任郧抚的卢象昇，督官兵战于平利乌林关，“斩贼千七百余级”，并取得楚陕交界一带的“乜家沟、石泉坝、康家坪、蚋溪诸捷，斩首五六千”。(8)除去陈奇瑜、卢象昇在湖广方面给予起义军以较大的压力外，当时四川的官兵给予起义军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使大部分起义军逐渐集中到了汉南即陕西南部一带，这里“东至于洵阳、白河、平利，又东至于兴安、石泉、汉阴，西至于西乡、洋县、汉中府，又西至于沔县、宁羌、略阳”(9)。局势的这一变化，引出了明末农民战争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车箱困”。

“车箱困”是指起义军主力被围困在车箱峡中的重大事件。车箱峡在兴安境，“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等带领起义军误入其中。山上亲官府的居民“下石”相击，“或投以炬火”，山口也被他们累石塞死。起义军在其中“无所得食，困甚”，加之“大雨二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倘若“官军蹙之”，将无一人可幸免于难。李自成等“见势绌”，遂商议“以重宝贿（陈）奇瑜左右及诸将帅，伪请降”。这时陈奇瑜因刚刚打了一系列胜仗，正“轻贼不足平，有骄色”，头脑发胀，得到起义军“请降”的消息后，马上为“大功可立就”的前景所吸引，当即答应下来，“特许八月约降”，“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悉劳遣归农”。每百人以安抚官一人相监护。由于这些起义者“多绥德、米脂、清涧人”，遣送回乡的路线，是“当从凤翔、陇州、平凉、环、庆、靖边以归”。为了使遣送顺利进行，陈奇瑜“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沿途不许官兵邀截生事。起义军“既出栈道，遂不受约束，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当起义军刚刚复起时，陈奇瑜尚未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到闰八月十九日，他“驰至凤翔，亲见贼骑充斥，悔为所误，方分兵守御”，但已为时太晚。

为了逃脱惩罚，陈奇瑜采用了委罪他人的办法：“贼初叛，猝至凤翔，诱开城。守城知其诈，绐以缒城上，杀其先登者三十六人，余噪而去。其犯宝鸡，亦为知县李嘉彦所挫。”这时，陈奇瑜“遂劾嘉彦及凤翔乡官孙鹏等挠抚局，抚按官亦异心”。明思宗见疏大怒，“切责抚按”，并下令“逮嘉彦、鹏及士民五十余人”。后来，陕西巡抚练国事也因陈奇瑜的弹劾而被逮。但不久陈奇瑜即受到弹劾，他的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之职被洪承畴取代，即在此时。(10)

“车箱困”后，起义军重新活跃在陕西，这使明政府大为吃惊。为了对付这一新的态势，明政府遂决定向陕西调集军队：“命豫兵从潼、华入，楚兵从商、雒入，蜀兵从汉、兴入，晋兵从韩、蒲入，尽天下之力输之秦合剿。”(11)起义军除留下部分力量在陕西坚持斗争外（其中以李自成部为主），大部分大踏步东进，跳出了官军的战略包围圈，挺进湖广、河南，史载：

贼乃分其军为三：一向庆阳，一趋郧阳，一出关赴河南。趋郧阳者二十万，前哨报犯郧、津，而后队未发汉南，绵地八百余里。郧客兵尽行，所留不过二千余人……贼势飘忽，蹂均、光，踏随、枣，汉江水浅，策马径渡。上自荆门，下及黄、德，贼向日所不至者，无不躏焉。其河南之贼又分为三：从商东抵渑池为过天星、闯王，从商南趋河、汝者为老回回，从洛南、上津逾郧阳徐家庙抵邓州者为横天王、九条龙，共七十二营……八年正月，贼自卢氏拔营攻巩县……东围汜水……城陷……明日分攻荥阳……斩关入……移兵河阴，入其郭，焚之，不克，与汜水贼合。闻左良玉提兵来援，移屯梅山、溱水间自固。明日，贼窥郑州……知有备，不敢犯，从郾城转而东攻下蔡，拔之，围汝宁……别贼自襄阳北还，分困唐县、泌阳。中原腹心千里之地，北至大河，南连楚界，蔓延皆贼。(12)

起义军的这次大转移，其实不仅东进至湖广、河南，而且东进至今安徽北部一带（当时称江北，行政区划属南直隶），尤为令人注目的是，进入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焚烧了这里的皇陵建筑。据记载，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初七日，“汝宁贼”攻颍州。“其支贼”在初八日“由固始夜薄霍邱，三日，霍邱溃”。初十日“焚寿州之正阳镇”。“十一日，破颍州”，知州事尹梦鳌“被创投水”而死，“州人、前兵部尚书张鹤鸣”被杀(13)。破颍州的起义军首领有闯王、曹操、过天星及扫地王、太平王等(14)。这时，因系皇帝老家而被定为中都的凤阳，正处于矛盾重重之中。镇守太监杨泽“虐而不忌”，肆意欺凌军民(15)。凤阳军民听说颍州落入起义军手中，遂有所谓“乱民”前往颍州去迎接。于是起义军分出“闯王、曹操、过天星西行”——当月十五日到太和城下，十六日离太和，“十七日犯亳州”，十九日“出亳州境，犯陈州、睢州、沈邱、鹿邑、永城、太康、舞阳”(16)；其余的在扫地王以及太平王率领下，于当月十五日乘雾赴凤阳。明凤阳留守死于阵。“卫兵千五百人跽迎呼千岁”，起义军进入凤阳(17)。明知府颜容暄见事不妙，换上囚服藏到监狱之中，企图蒙混过去，但在起义军清理监狱释放囚徒时被发现，终遭处死。百余名被囚“罪宗”获释。起义军的首领高揭旗帜，上书“古元真龙皇帝”(18)。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深切痛恨，起义军纵火烧掉了明朝皇陵的亨殿，朱元璋少年时代出家当和尚的龙兴寺也被火焚。三天后，太监卢九德、总兵杨御蕃以川兵三千救凤阳，南京明兵亦至，起义军主动撤出了凤阳(19)。这次起义军攻入凤阳，焚毁朱元璋的祖坟，政治意义相当深远，对于明王朝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年二月，消息传入京城，明思宗大为吃惊，当时正当“御经筵”，为此而特别下令“传免”，并“素服避殿，亲祭告太庙”，又“命百官修省，俱素服从事”。接着下令逮捕凤阳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及太监杨泽，杨泽自杀，杨一鹏被处死，吴振缨被遣戍。(20)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由于起义军集聚于河南一带，兵科给事中常自裕认为“中原，天下安危所系”，上疏建议发大兵到河南，“以救胸腹之患”，于是兵部“议调西兵二万五千，北兵一万八千，南兵二万一千，又关宁铁骑二千，以（总兵）张外嘉及戍帅尤世威领之，真定标兵五千，赴临清等处策应，天津兵三千，以徐来朝领之，自临清、济宁赴归（德）、陈（州）。又征白杆罗纲坝兵三千，（川将）谭大孝领之，自夔门赴豫。南北济师共七万”。“备饷七十八万六千，又留湖广新饷十三万，四川新饷二万，供军兴”。明思宗批准了这一方案，另外还下令“督臣（洪）承畴出关节制诸镇抚”，规定以六月为期“灭贼”，届时完成任务，“立颁上赏”；如达不到目标，“督抚诸臣立置重典，巡按御史不奏，并论”。同月十六日，洪承畴率军自西安出发，开向河南，二十日出潼关。后经登封、禹州、许州、郾城、上蔡诸处，于三月一日到达汝宁。(21)

鉴于官兵的大量东来，集聚在河南的起义军避实就虚，重又由东向西地朝陕西开去。三月份，洪承畴在汝宁所写的一个奏章称：

臣以三月初一日驰至汝宁，江北凤庐之贼，有由颍（州）、霍（山）入光（山）、固（始）、信阳，转入南阳；有由桐城、潜（山）、太（湖）径奔麻、黄，先是襄阳犯麻、黄之贼又转而肆抢孝感、云梦，复透出新野、唐县，与南阳各贼相合，前在南阳各贼俱由淅川、内乡、上津等奔入汉西（南）商雒。(22)

四月份，《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

（起义军）嵩县、卢氏、灵宝、陕州近潼关者，又入陕西，雒南贼六七万焚掠咸阳、盩厔诸县。

又有楚豫之贼从兴安、汉中陷宁羌州，转入临洮、巩昌。麻、黄之贼自枣阳、襄阳、郧阳入陕西。(23)

约在这年六月，卢象昇于一封信中写道：

群寇遂由潼关、内、淅诸路，尽数归秦，比来日聚日多，其数已至二百万矣。(24)

洪承畴刚到达河南时，这一带的起义军大部分尚未来得及西去，明政府所调各支部队也多未到达，因而，他曾“即麾下见兵”，在当地“随贼所向分击”。他在奏疏里报告说：“臣以征兵未集，就便设防于江淮雒汝之间，补苴搘拄，未有成画。俟诸帅毕会，度地利、审机宜，次第上闻。”(25)及至入夏，起义军大部分进入陕西，明政府所调部队也多半陆续到来，洪承畴遂制订了一项在陕西围剿起义军的计划，四月十二日他在汝州召集僚佐开会，在会上他谈了自己的想法，说：

群帅咸集，西安望救，当先定要束。吾意急入关。秦固形胜之国，地势险阻。贼今依深山，多径道，秦有兵则出豫楚，豫楚有兵则走之秦，我东西奔命，旷日费财，是敝道也，求其荡定，岂不难哉……若秦将士疾击，而豫楚弗多分部以遮迾要害，俾贼得鸟惊兽逸，则功败垂成，谁执其咎也！吾出关半载，具知隘口扼塞处。今日之事，当与诸将定分地。(26)

于是令诸将左良玉、汤九州扼内乡、淅川之要地吴村、瓦屋，令尤世威、徐来朝守雒南，令陈永福控卢氏、永宁，邓玘、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遏湖广。此外，又移文山西防河，对江北等地的防守也作了安排(27)。洪承畴这个计划的核心，在于阻止起义军发挥运动战的优势，以便将之消灭。其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当时明军“饷乏兵骄，法久不行”，他的部署不能全部实现。如“徐来朝兵哗，不肯入山”(28)。邓玘奉命到达樊城后，“部将王允成以克饷鼓噪，杀其二仆。（邓）玘惧，登楼越墙堕地死”(29)。更重要的是，明政府决定投入的总兵力本来就不够，加之有些奉调部队长期不至，许多官军还被专门用于防守，这就使官军在数量上远远不如起义军，其能用于“追剿”的机动部队就更少得可怜。如此等等，决定了洪承畴的这次关中围剿，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四月十九日，洪承畴开始由河南“兼程入关”，二十七日至灵宝，三十日到潼关，此后即开始在陕西与起义军周旋。起初，洪承畴曾取得过一些胜利，五月初，部将曹文诏曾在商州一带打过一次胜仗(30)。但是不久，洪承畴就处在了捉襟见肘的困境中，总是被动挨打，连吃败仗，其中最有名的两个败仗是襄乐镇之役和湫头镇之役。两个战役均发生在六月。襄乐镇之役发生在前。明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以三千人在宁州襄乐镇与李自成所率部队作战，初战有所斩获，而天暮还兵，遇起义军埋伏，被围于巴家寨，经过激战，艾万年、柳国镇被杀（一说柳重伤），刘成功、王锡命身受重伤而逃，官兵死者千余人。(31)

湫头镇之役继襄乐镇之役而发生，参加这次战役的起义军队伍仍有李自成所部，在官军方面则是援剿总兵官曹文诏。当曹文诏得知艾万年阵亡的消息后，勃然大怒，“拔刀砍地，瞋目大骂”，并向洪承畴请求出师报仇，正因连吃败仗而困顿不堪的洪承畴见状大喜，马上鼓励说：“非将军不足办此贼，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赴淳化，以为将军后劲。”曹文诏遂以三千人自宁州、真宁出发。六月二十八日，与起义军相遇于真宁之湫头镇。其侄、随征参将曹变蛟为前锋，直前冲击，追杀三十里，曹文诏率步骑为后继跟进。忽然起义军伏骑数万四起相围，“飞矢蝟集”。激战间，起义军认出了曹文诏，“围之益急”。曹文诏顽抗一阵子之后，终因力气不支，拔刀自刎而死。

艾万年与曹文诏皆当时官军中以“敢战”著称的将领，曹文诏的名声尤大。他们的先后毙命，对官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洪承畴得知曹文诏的死讯，“为之仰面恸哭”，豫楚诸官军得到艾、曹阵亡的消息，“皆为夺气”。(32)

起义军在不断取胜于陕西地区的基础上，又不断冲击洪承畴设在陕西与豫楚交界处的防线，并终于取得了成功。史载，明将“徐来朝兵首变，强令设防，比赋（贼）至，跳身遁，一军尽亡”。时在这年七月。徐来朝所防地点为雒南县北朱阳关，该关为陕西入河南灵宝、陕州的通道。同月，明将尤世威所守陕西雒南通河南卢氏、永宁、嵩县的兰草隘，也遭到起义军的攻击，其部队被击溃，尤世威本人受创多处。于是，起义军遂得在八月初“越卢氏，至永宁”。当其由“商雒东行”时，声势相当浩大，人数“不下数十万”，“漫山遍野”。带领这支起义军东入河南的首领包括老回回等人。这支起义军的东入河南，标志着洪承畴企图在关中围剿尽起义军的计划遭到彻底的破产。(33)

老回回等带领所部起义军自陕西转战河南后，陕西还有八大王张献忠、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坚持战斗。但不久，张献忠、高迎祥等也先后转移东行。其时约在十月至十一月初。参加这一次转移的起义军人数甚多，史称：“大队东行，尘埃涨天，阔四十里，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居外。”附近的两支官军，“相隔东西七十里，遥望山头，不敢邀击”(34)。至此，大部分起义军离开了陕西，继续留在原地的只有以李自成所部为主的少数几支起义军了。

看到洪承畴在陕西围剿起义军的计划遭到破产，明思宗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他决定进一步调整部署，增加兵力，加强镇压。他“召谕户、兵二部，以淮抚兵二千三百、杨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要害，护祖陵；以董用文兵五千走彰、怀，倪宠兵三千、牟文绶兵二千赴齐、豫之交，相机调遣；刘泽清推孤山副将，未行，令暂防曹濮；马移镇颍亳；陈洪范所募健丁三千，护陵；又以龙固关参将李重镇兵四千、辽东总兵祖宽兵三千，先后驰援河南”(35)。前述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始命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即正是这时与增派兵力相配合而采取的加强镇压力量的一个重要措施。史称，这一军务总理之设，乃是考虑到虽然部分起义军东移，而陕西仍有起义军活动，“洪承畴势不能舍秦入豫”的缘故(36)。当时规定，“寇在关内，属洪承畴，关外属卢象昇”；“如秦寇尽入豫，则承畴剿西北，象昇剿东南；如贼复入秦，则象昇入关合讨”(37)。由于明政府采取了上述加强镇压的措施，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起义军的形势有所逆转，甚至出现了较大的挫折。

李自成部等留在陕西的起义军，在崇祯八年下半年至九年年中曾取得一些战役的胜利，但吃败仗、遇危难的情况亦常出现。如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时，史载：“闯将有党七八万”，因洪承畴遣军邀截，“不得渡河”，官府又在各州县搞“坚壁清野”，起义军严重缺粮，“东西分窜”。洪承畴乘机“檄宁夏总兵祖大弼屯泾阳，甘肃总兵柳绍宗屯咸阳”，“副将曹变蛟扼潼关”，“合兵大破之”。“闯将退屯兴平、武功、中部、宜君”，“诸将屡败之，闯将计穷乞抚，连营屯诸县关厢，阴遣群盗攻掠山谷村堡，搜掘窖藏刍粮。贼既得食，联营西走汉中。”(38)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史载：

闯将有三四万人，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皆有三万人。承畴以兵二万追闯、混二贼，自澄城，历韩城、郃阳、宜川、雒川、鄜州、延安、环县、庆阳、固原、海喇都、西安州，鏖于看透山下。还，追至万安监。承畴闻过、满二贼在真宁、合水山中，焚掠高陵、三原，乃以兵南下，令诸将追闯、混。闯、混分路遁走。混贼至葭州，又至延绥，复与闯贼合。承畴击过、满二贼于中部，过、满合于闯、混，西奔，将犯兰州。承畴檄左光先与甘肃总兵柳绍宗合。甲申（九日）绍宗与贼战于乾盐池，大破之，贼绕寨东走。(39)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史载，“甲辰朔，闯将纠大寇围绥德。延绥总兵俞翀霄以镇兵逐贼。贼走。追之，陷伏中，围之数重，战士杀伤殆尽，霄被执。丧师千人，延西大震”。接着，“贼遣谍入榆林，将攻之，（明将）贺人龙伏兵于镇川堡之卧羊山以待，贼至城下，烽举，伏兵起，降兵于贼中应之，杀贼甚众。会大雨，无定河溢，溺死者无算，仅闯将、刘宗敏等数百骑脱去”。后起义军将领“高一功以万贼从固原来合队”，处境方变，“复犯邠州，群盗并起，陷延川、绥德、米脂。贼多延安人，锦衣昼游，其亲故从乱如归”。(40)

离开陕西东去的起义军，远较留在陕西者为多。其中几支以老回回部为核心，主要活动在河南的西部地区。另有更多支起义军跟随闯王部活动，他们遭遇到总理卢象昇的沉重打击。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十二日，整齐王率领的一支起义军在汝州被官军打败，而后这支起义军与闯王、扫地王、闯塌天等部起义军一起攻洛阳，“连营六十里”。同月十九日，明将祖宽自汝州救洛，第二天与起义军遇于龙门白沙，发生激战，起义军又吃败战。此后，闯王等部东“奔光州、固始，至霍丘，逼凤阳”(41)。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闯王、闯塌天、八大王、摇天动等七支起义军数十万，联营百余里，疾攻滁州。明行太仆卿李觉斯、知州刘大巩顽固坚守，起义军“围益急”。激战数日后，城内渐不能支。这时，自闯王进入河南起几乎一直对之紧追不舍的卢象昇，“合诸道兵”开来援助城内官军。起义军被这突然发生的变化搞得手足失措，“连营俱溃”。闯王精骑损失二千(42)。同月，闯王等部撤回河南境内，途中在朱仙镇再次受挫。接着又在汝州杨家楼、裕州七顶山等地多次受挫，“精骑逃死略尽”。三月，闯王、闯塌天、蝎子块等九支起义军由光化羊皮滩等处南渡汉水，经郧阳至兴安，“分掠石泉、汉阴”(43)。七月，闯王高迎祥破石泉，“由子午谷出，将至西安”，不幸于盩厔黑水峪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的截击，总督洪承畴亦来助孙，闯王为孙所俘。两月后被送往京城，统治者将之残酷地处以磔刑(44)。崇祯九年（1636年）春，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在一个奏疏里说：

流寇数十万，最强无过闯王。所部多番汉降丁、将卒亡命，其锐不可当也。皆明盔坚甲、铁骑利刃，其锋不可当也。行兵有部伍，纪律肃然不乱，其悍不可当也。对敌有冲锋、埋伏，奇正合法，其狡不可当也。攻城无不破，对垒无不摧。(45)

这样一支强大的起义军，在崇祯八年下半年至九年年中的一段时间里，竟屡遭挫败，最后首领被俘、整支部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其余部后来归并于李自成起义军中），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整个明末农民起义事业的一大挫折。

高迎祥被俘后，起义军反而有所活跃。这是因为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清兵进入内地；七月，连下近畿州县；八月始出塞东去。为了保卫京城，八月，卢象昇奉命入援，率军前往真定；九月，因清兵已离去，改命总督宣大山西军务(46)。当时，接替总理河南、湖广、山西、陕西、四川、江北军务以负责中原地区及其附近一带“剿寇”事宜的长垣人王家祯，能力远不如卢象昇；加之，一些原来用于对付起义军的官军，这时也被调去对付清兵；这些使起义军的困难处境有所缓解(47)。《绥寇纪略》记载，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丙午（六日），贼老回回等趋江北。时海内群贼混天星侵轶商雒，李自成盘踞西安，过天星鸱张汧、陇，独行狼(48)螘动汉南，蝎子块雄视河西，与西羌作约，而老回回等久占郧襄，休粮息马，秋高足食，以其全军合曹操、闯塌天诸贼，可二十万，长驱沿流东下。蕲、黄、六合、怀宁、望江、江浦，在在震扰，烽火及于仪、扬”(49)。经过明政府调兵遣将进行围剿，到二月后，起义军发动的这次江北攻势方告转弱。但时过不久，他们又在这里发动猛烈的攻势，打了著名的酆家店之役。三月，进攻太湖县，明副将（一作参将，一作游击）潘可大将安庆兵九百，副将（一作参将）程龙、守备陈于王、蒋若来将吴中兵三千六百，屯于宿松酆家店，“分营”相扼。三月二十三日，三千起义军进攻潘可大营，潘抵抗，程龙等以兵来救，夹击起义军。起义军不利而退，夜间再来，中伏，再次败去。二十四日，曹操（罗汝才）、闯塌天（刘国能）等所率七营数万起义军开来，潘可大、程龙等遂陷入重围。起义军“发矢如雨”，潘、程等顽固抵抗。明监军史可法与副将许自强领兵来救，但“扼于贼”，仅能“鸣大炮遥为声援”。潘、程等借势“呼噪突围”，“会天雨，甲重不得出”。二十五日，起义军发起总攻击，“万骑四围冲垒而入”，潘可大被杀，程龙自焚，陈于王自刎，蒋若来“杂马圉得脱”，官兵逃脱者仅千余人。程龙等所将吴中兵，是应天巡抚张国维花数年心血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张国维闻讯，不禁痛哭不止。(50)

然而起义军处境有所改善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继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重大挫折，这导致起义出现了一个虽然为时短暂但程度相当严重的低潮时期。这一变化，乃是导源于当时明政府为对付起义军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明政府之采用一系列新措施，是由杨嗣昌之被任用为兵部尚书开始的。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原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曾任永平、山海诸处巡抚、宣大山西总督。为人“工笔札，有口辨”。崇祯九年（1636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明思宗“顾廷臣无可任者”，决定起用正在家丁忧的杨嗣昌接任此职(51)。杨嗣昌于次年三月抵达京城，至则侃侃而谈，甚得明思宗的信任，“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明思宗甚至慨叹：“恨用卿（指杨嗣昌）晚。”(52)崇祯十年，杨嗣昌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对付起义军的新措施：

第一，确定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53)

第二，“议增兵十二万”。(54)

第三，增饷二百八十万。此即前文所叙及的剿饷的开征。

第四，起用熊文灿代替王家祯担任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总理。

上述几项措施，都得到明思宗的批准，并绝大部分被付诸实施。这无疑使起义军所面临的压力比以前增大了许多。这时，起义军仍主要分成两大部分：李自成等部在陕西等地，与以总督洪承畴为主的明军进行战争；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等部在河南、湖广、江北一带活动，其对手以总理熊文灿为首。这时发生动摇或是屡吃败仗以至力量严重损失的情形，在两大部分起义军中均有存在。

长期以来在陕西一带与官兵周旋的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在崇祯十年（1637年），与官军“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九月，由徽州、略阳“尽入汉南”。洪承畴督官军“由栈道星驰赴剿”，这月二十六日起义军在汉中府城之外打了败仗，李自成所乘马匹被射杀，自成“裸身涉水逃去”(55)。而后，李自成等部南向四川，打了若干胜仗：十月三日破汉中宁羌州，初四日入广元，初八日破昭化，初十日破剑州，十二日破梓潼；十四日分其军为三，一往绵州，一往盐亭，一往江油，先后破川西三十余县，包围省城成都二十多天。洪承畴因秦兵缺饷，未能及时追剿起义军，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才督秦兵抵四川广元县，崇祯十一年正月九日到达保宁府。时调来对付起义军的四川官军有六七万人，“俱在绵州、潼川、射洪、遂宁、西充、南部、阆中驻守”，与起义军相距二三百里到四五百里不等；而起义军各部则已于“正月初三、初四等日”，“起营尽奔梓潼、剑州，据山屯抢”。于是秦兵分作两路，向起义军进攻，“正月十三、十五于剑、梓地方两杀之”，起义军即由“山中歧路”重新返回陕西(56)。李自成等部这次入蜀，对于官府是一次沉重打击，事后洪承畴及其手下的重要将领左光先、曹变蛟都因此而受到处罚。但起义军所受损失也很大，其人数“入蜀时数十万”，出蜀时只剩下“数万”了。(57)

李自成等部起义军自川返陕后，分成了几大股分别活动。其中大天王等部由“徽、秦犯庆阳”，三月，明陕西巡抚孙传庭迎击于合水，大天王二子被俘，起义军“大溃东奔”延西。五月，大天王“以二子被获未诛，率男妇腹党潜出夥营”，投降明军。过天星、混天星等部自川返陕后，继大天王等部之后“复从徽、秦”东移，“由凤、宝出栈，直犯西安”，“逾同、郃，突澄城”。孙传庭闻讯，四月“兼程遄至，豫伏一兵于黄龙山，余兵从澄城合击，五路并进”，大败起义军。过、混等转往延西，又往中部、宜君，再向西移，五月惨败于三水等地，混天星（郭汝磐）降明，过天星（张天琳）“率零‘贼’无几，窜入宝鸡山中”，六月亦降（后又重新参加起义队伍）。(58)

李自成部由川返陕后，经由临洮、巩昌，“引而西”，“出长城，入西羌界”。洪承畴督曹变蛟率兵尾随其后追击。曹变蛟在羌中与起义军展开激战，“不解甲者二十七昼夜”。起义军“还入塞”，曹变蛟又追到洮河。起义军“拼命越渡”，渡过了洮河，但相互失散，李自成仅带三百余人向汉中方向转移。在转移过程中，仍然受到官军的紧追。四月十日近晚，李自成到宁远马坞，第二天四五更起行；而明将左光先所率官军即于当天黎明到达这里，两者相距不过四五十里，形势相当危险；后来左光先因故没能及时追赶，李自成才得以摆脱困境，经由西和、礼县，进入汉中地区。这时，原先失散的部队有的陆续赶来会合，起义军的队伍渐渐有所恢复。(59)

此后不久，李自成部又南入四川，同行者还有祁总管等部，合计总人数有三千余名。陕西官兵跟踪而至，与四川官兵一起对付起义军。起义军在四川站脚不住，八月，重返汉中，打算“从城固过江，走石泉、兴安，转奔湖广、河南”，这时已减员至一千四五百人。八月十六日，在城固遭明将左光先邀击，又损失三百多人。祁总管感到前途无望，向官军投降。惟李自成与部分战士“东遁”，继续斗争(60)。十月，李自成在潼关之南原中官军埋伏，“妻女俱失”，惟与刘宗敏等十八骑（一作“七骑”）逃出，余部或死或降(61)。至此，陕西一带的起义军基本上被官军镇压下去。李自成此后在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活动了两年之久，因力量较小，不甚为人所知。

崇祯十年至十一年，在河南、湖广、江北一带活动的起义军有十五家之称，除了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62)外，还有闯塌天刘国能、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63)、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等，实际数目远远超过十五家(64)。当时，他们时分时合，在优势明军的剿杀下，常打败仗。如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诈称官军驻南阳城外”，谋智取其城。而恰好明将左良玉来到，献忠仓皇走避，“良玉追及，射之，中眉心，又贯其指于弓上”，刀斫及面，血流甚多。多亏部将一堵墙孙可望极力相救，才得以逃往麻城(65)。再如崇祯十年（1637年）十二月，混十万等在罗山与太监刘元斌所率禁军作战，被“斩级千七百”(66)。但是，这时这些起义军中最引人注意的状况，是动摇投降的现象出现得很多。其所以如此，跟明朝对付这些起义军的前线总指挥——总理熊文灿很有关系。

熊文灿是贵州永宁卫人，后徙家蕲水。崇祯元年（1628年）任福建巡抚，五年改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他本身没有军事才能，但在任期间，却因客观条件的成熟，主要采用招抚的办法，解决了沿海的“海盗”问题。他在闽广居官时间较长，“积赀无算”，为“久镇岭南”，常以珍宝厚结中外权要。后来明思宗因感到对熊文灿不甚了解，加之对广东的其他一些问题也有疑问，曾派一名太监，“假广西采办名”来到广东，暗中进行考察。太监到后，熊文灿认为是对上结交的好机会，即大赠珍异，并留饮十日。太监被奉承得十分欢喜，在酒宴上无所不谈，因“语及中原寇乱”。这时，熊文灿“方中酒”，竟大充好汉，“击案”而骂：“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太监一听，当即起立，如实相告：“某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信有当世才，非公不足办此贼。”这使并无实际才能的熊文灿大吃一惊，深悔失言，马上提出“五难四不可”，企图借之推脱。但太监不答应，说：“此数事，某见上立请之。若主上通行无所吝者，即公亦不得谢矣。”熊文灿无言相对，只好勉强答应。于是，熊文灿便成了明思宗心目中能完成镇压起义军大任的难得人才。正当此时，杨嗣昌担任了兵部尚书，“以帝急平贼，冀得一人自助”；而与杨嗣昌关系甚好、又与熊文灿为姻妮的蕲水人詹事姚明恭，“欲倚熊以就功名”，因将熊文灿推荐给杨嗣昌，并告诉杨：“此有内援可引也。”杨嗣昌听后大喜。前文提及的熊文灿之被起用为总理，即由此而来。(67)

崇祯十年九月，熊文灿赴总理之任，十月到安庆(68)。这时，由于杨嗣昌一系列措施的提出和落实，官府的力量已经明显地大于起义军，但是，熊文灿到任后却实行了大力招抚的政策。这是因为他是个大言无实的人，没有军事才能，对完成镇压起义军的任务心里自然没底，于是就很容易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曾经在闽广用以平息海盗的招抚这一招上。史书记载，他在赴总理之任的路途上，即已确定了这一指导思想：

（崇祯十年）九月办严过岭，道庐山，谒所善空隐和尚，和尚迎，谓之曰：“公误矣。”熊愕然，屏人问状。和尚曰：“公自度所将兵足以制贼死命乎？”曰：“不能也。”“然则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亦未知何如也。”“公于此二者既不能当‘贼’，而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且急其月日。一不效，恐祸及身矣。”熊却立良久，曰：“吾欲抚之，何如？”和尚曰：“吾固知公策必出于抚，抚之诚善。顾流寇非刘香(69)比，慎之。”熊长跽佛前，曰：“得无恙，愿以余年入道。”(70)

在当时官方力量明显大于起义军的情况下，起义军中的意志薄弱者本来就易于向官军妥协投降；而熊文灿又实行大规模的招抚的政策，这便更鼓励了起义军中的这种妥协投降倾向。可见，这时河南、湖广、江北一带的起义军出现了较多的动摇投降现象，实非偶然。

河南、湖广、江北起义军十五家中的妥协投降事件，主要有如下数起：

第一，闯塌天刘国能之降。史载其事说：

总理熊文灿新至，贼惮之。见其下招降令，颇有欲归正者。国能先与张献忠有隙，虑为所并，后又与左良玉战，败，乃以（崇祯）十一年正月四日率先就抚于随州，顿首文灿前曰：“愚民陷不义且十载，赖公湔洗更生。愿悉众入军籍，身隶麾下尽死力。”文灿大喜，慰抚之，署为守备，令隶良玉军。(71)

按，据说刘国能初“曾为庠生”，系“被掠入贼”，“性孝，归降奉其母命也”。由此看来，他原曾受过封建教育，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较深，而且原本就不是主动、自愿参加起义队伍的，这大概是他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走上投降道路的思想根源。刘国能投降后，其部下“多数归老回回、革里眼”。(72)

第二，张献忠谷城受抚。史载：张献忠在南阳受伤后，伤势很重，“不能战，大恐。（崇祯）十一年春，侦知陈洪范隶熊文灿麾下，为总兵，大喜，因遣间赍重币献洪范曰：‘献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岂忘之邪？愿率所部降以自效。’洪范亦喜，为告文灿，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栴与良玉谋，俟献忠至执之，文灿不可。献忠遂据谷城”(73)。张献忠之降明，与刘国能之投降有所不同。刘国能是彻底背叛了起义事业，而张献忠则并非真心归顺官府。其重要表现是不肯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受抚之后，他将部队分屯谷城四郊，“文灿使留精兵二万，给饷，余散遣之”，而张献忠却报称：“部曲皆壮士，愿举军从，请十万人饷。”(74)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还与谷城诸生徐以显等研究兵法，操练部队。此外，为了取得官方的信任，张献忠曾“具军状，备调遣”，可是，当熊文灿真的“调其兵”时，张却“檄之者三”而“不应”。(75)

刘国能与张献忠两支部队相继受抚后，河南、湖广、江北地区的十五家起义军少了两家，于是又有了十三家之称。(76)

第三，马士秀、杜应金之降。马士秀与杜应金的经历，已不可得详，只知“皆出自十三家”。他们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十二日夜，于信阳城下降于明军(77)。而后所部八千人被“处之许州”。同年十二月，马、杜在许州重起反明，往投李万庆。次年二月，再次降于明军。(78)

第四，罗汝才等受抚。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罗汝才、老回回、射塌天、革里眼、左金王等部起义军在襄阳一带活动，熊文灿率军来镇压，双方战于双沟镇（在襄阳东北），起义军大败，被“斩二千余级”，罗汝才等九营奔均州，旋入内乡、淅川山中，射塌天率三营走光山、固始，老回回东奔枣阳。不久，因清兵入犯内地，洪承畴、孙传庭被召领兵东出入援京城，而陕西一带的起义军也已遭到严重失败，只剩下李自成与少数余部隐蔽在深山中，罗汝才遂以为洪、孙之东出乃为剿己(79)，大为恐慌，于是率军及“小秦王白贵、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整十万黑云祥、混世王武自强，告武当山太和宫太监李继政，乞降。继政为移咨文灿，许之”。“文灿会诸将大晏汝才等”，“奏授汝才游击”，处汝才等四营于郧县，“处过天星及王国宁、常国安、杨友贤及王光恩五营于均州”。但罗汝才自言不愿“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自赡”；并暗中与屯驻谷城的张献忠互为声援，时在同年十一月。从上述情况来看，罗汝才这次受抚，也不是死心塌地地归顺官府。(80)

第五，李万庆、马进忠之降。崇祯十二年（1639年），熊文灿使左良玉等击射塌天李万庆、混十万马进忠于南阳地区，李万庆、马进忠皆败，先后降，时在是年四月。(81)

及至李万庆、马进忠降明后，不仅陕西一带的起义军已遭到严重的失败，而且河南、湖广、江北一带的起义军也只剩下了老回回、革里眼等少数几支部队尚坚持斗争。当时熊文灿曾踌躇满志地向明思宗报告说：“臣兵威震慴，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82)明末农民起义的形势，此时出现了少有的低沉局面。以起义军与官军相持为特点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中期阶段，至此结束。

(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

(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

(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参见《绥寇纪略》卷4。

(4)　《明史》卷260《陈奇瑜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7。

(5)　《明史》卷260《熊文灿传》，卷261《卢象昇传》，卷264《王家祯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卷9、卷10。

(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9；《绥寇纪略》卷4。

(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7。

(8)　《绥寇纪略》卷2；《明史》卷260《陈奇瑜传》，卷261《卢象昇传》。

(9)　《绥寇纪略》卷2。

(10)　《绥寇纪略》卷2；《明史》卷23《庄烈帝》1，卷260《陈奇瑜传》，卷260《练国事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7。按：关于起义军被困车箱峡一事，史籍记载颇有出入。当前史学界看法也不一致，诸如李自成部是否也在被困之列、起义军被困的确切地点确切时间及具体经过怎样等，众说纷纭。请参见方福仁《李自成史事新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的有关章节及其他有关论著。

(11)　《绥寇纪略》卷2。

(12)　《绥寇纪略》卷2。按，同书同卷还记有农民军七十二营首领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在明政府筹划调集军队赴河南围剿起义军之时，会集于荥阳，讨论各支起义军联合对敌的作战方案。众首领商议完毕，于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初一“杀牛马祭天誓师”。这就是史家所称的“荥阳大会”。这一大会，有不少史家否定其曾经召开。笔者认为持否定论者所提出的证据皆有相当说服力，应给予充分重视。但还认为，《绥寇纪略》的这一记载的有些内容，如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的调兵围剿建议等，并非尽属无据。笔者猜想，这次大会或许本是存在的，只是《绥寇纪略》的记载在召开时间、地点及参加人员等方面有误，因而引起了后人的怀疑。

(13)　《绥寇纪略》卷3。

(1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罪惟录》纪17。

(15)　《绥寇纪略》卷3。

(1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下《复怀远高君》。

(1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国榷》卷94；《明史》卷292《尹梦鳌传》。

(18)　《罪惟录》纪17。

(19)　《绥寇纪略》卷3；《明史纪事本末》卷75《中原群盗》。

(20)　《明史纪事本末》卷75《中原群盗》；《国榷》卷94；《平寇志》卷2。按：史籍多载李自成、张献忠参加凤阳之战，其实，此时李自成正在关中作战，不可能参加，至于张献忠是否参加凤阳之战，尚待考定。

(2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绥寇纪略》卷3。

(22)　《绥寇纪略》卷3。

(2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

(24)　《明大司马卢公文集》卷11《与蒋泽垒先生》。

(25)　《绥寇纪略》卷3。

(26)　《绥寇纪略》卷3。

(27)　《明史》卷273《左良玉传》；参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

(2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

(29)　《明史》卷273《邓玘传》。

(30)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明史》卷268《曹文诏传》。

(31)　《明史》卷269《艾万年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国榷》卷94。

(32)　《绥寇纪略》卷3；《明史》卷268《曹文诏传》，卷309《李自成传》；《国榷》卷9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延绥镇志》卷5之4《纪事志·僭国列传·伪顺》。

(33)　《绥寇纪略》卷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平寇志》卷2。

(3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明史纪事本末》卷75。

(35)　《绥寇纪略》卷4；参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

(36)　《绥寇纪略》卷4。

(37)　《绥寇纪略》卷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

(3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平寇志》卷2。

(39)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9。

(40)　《平寇志》卷2；《怀陵流寇始终录》卷9。

(4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8。

(4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9；《平寇志》卷2。

(4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9；《明大司马卢公集》卷4《剿荡愆期听候处分并陈贼势兵情疏》。

(4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9；《孙传庭疏牍》附录1《鉴劳录》、附录2《孙传庭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5)　《平寇志》卷2；参《明史纪事本末》卷75。

(46)　《明史》卷23；《明通鉴》卷85。

(47)　参见《明史》卷261《卢象昇传》，卷264《王家祯传》。

(48)　按：“独行狼”当作“小红狼”，参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0“崇祯十年正月纪事”。

(49)　《绥寇纪略》卷5。

(50)　《明史》卷23《庄烈帝》1，卷269《陈于王传》；《平寇志》卷3；《明清史料》乙集第846～847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0；《绥寇纪略》卷5。按：《绥寇纪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所记时间有误。

(51)　《明史》卷112《七卿年表》2，卷252《杨嗣昌传》。

(52)　《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53)　《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参见《三垣笔记》附识上。

(54)　《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参见《绥寇纪略》卷5。

(55)　《孙传庭疏牍》卷1《恭报官兵两战获捷疏》；《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12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0。

(56)　《绥寇纪略》卷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0；《荒书》；《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12～213页。

(5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绥寇纪略》卷6。

(58)　《孙传庭疏牍》卷2第59～89页，附录1《鉴劳录》；《明史》卷262《孙传庭传》。

(59)　《绥寇纪略》卷6；《明清史料》乙编第9本第862～866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

(60)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第73～76页；《明史》卷272《曹变蛟传》。

(61)　《明史》卷272《曹变蛟传》；《绥寇纪略》卷6、卷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

(62)　按：“马守应”或作“马光玉”，实即一人。参见李宪庆：《老回回、马光玉、马守应实为一人》，载《南开学报》1981年3期。

(63)　按：这一个“过天星”与上述跟李自成在一起活动的本名张天琳的“过天星”不是一个人。

(6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绥寇纪略》卷6。

(6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0；《明史》卷309《张献忠传》。

(6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0；《绥寇纪略》卷6。

(67)　《明史》卷260《熊文灿传》；《绥寇纪略》卷6。

(6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0；《绥寇纪略》卷5、卷6。

(69)　按：刘香为熊文灿在广东所平大海盗。

(70)　《绥寇纪略》卷6。

(71)　《明史》卷269《刘国能传》；参见《绥寇纪略》卷6。

(7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

(73)　《明史》卷309《张献忠传》。

(74)　《绥寇纪略》卷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

(75)　《绥寇纪略》卷6；《平寇志》卷3；《明史》卷260《熊文灿传》。

(76)　《绥寇纪略》卷6。

(77)　《绥寇纪略》卷6。

(78)　《绥寇纪略》卷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卷12；《明史》卷260《熊文灿传》。

(79)　当时明朝政府也故意将这一行动假称为“出关剿敌”。

(80)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绥寇纪略》卷6；《明史》卷260《熊文灿传》，卷269《李万庆传》，卷270《龙在田传》；《平寇志》卷3；《孙传庭疏牍》附录2《省罪录》；参见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

(8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2；《明史》卷260《熊文灿传》，卷260《刘国能传》及《李万庆传》，卷273《左良玉传》。

(82)　《明史》卷260《熊文灿传》；参见《绥寇纪略》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