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虽是在明朝后期才出现的，但追溯其渊源，却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一脉相承，世代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东北地区。他们和各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满族的祖先从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居住在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并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1975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在黑龙江省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人民公社境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约距今一万年。遗址中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一千零七十件石器，其类型和加工技术与华北地区的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这表明黑龙江流域和华北地区的古代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1)。我国东北的广大地域，还分布着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址，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尖状器、刮削器、石锛、石镰以及半月形石刀等，和中原、华北地区出土的石器极为相似(2)。又如乌苏里江流域古代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玉璧等装饰品，其形制、风格更是中原黄河流域古代文化遗址中所常见的(3)。商周以后，中原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可得到充分的反映。如嫩江下游黑龙江省肇源县白金宝文化遗址，约相当中原西周晚期，其中出土的陶鬲，仿金属的骨镞，陶器上仿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如回纹、蝉纹等，表明了中原地区商周青铜文化对这一地区影响之大。(4)

从文献记载看，最先出现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是肃慎。肃慎又称息慎，公元前二世纪我国著名历史著作《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周本纪》，还有更早的文献《尚书》都提到肃慎和息慎。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国语·鲁语》也有这一方面的记载：“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其各以方物来贡，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孔子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追述，与上述记载是相符合的，说明当时肃慎族与周王朝已有长期交往。所以周朝的官吏都把肃慎族的居地作为周王朝北边的疆土。他们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5)上面所说的“楛矢石砮”，是古代肃慎族创制的武器。“楛矢”是用楛木（类似荆条的木条）作的箭杆；石砮是用当地的青石制成的石镞。这种武器的创造是肃慎族对古代文明的贡献。

我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处在东北地区的满族祖先，从秦汉以后，与各个王朝中央政府的联系更加密切。根据史籍记载，居住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两汉（前206～220年）出现了鲜卑、乌桓、挹娄。两晋（265～420年）南北朝（420～581年）出现了勿吉。隋（581～618年）唐（618～907年）出现了靺鞨、渤海、扶余、室韦等。这些少数民族中的挹娄、勿吉、靺鞨等，都属于古肃慎族。《后汉书·东夷传》说：“挹娄，古肃慎之国也。”《魏书·勿吉传》说：“勿吉国在高丽北，旧肃慎国也。”《旧唐书·北狄传》说：“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靺鞨，元魏时曰勿吉。”九世纪初，唐代名著《通典》总结说：“详考传记，挹娄、勿吉、靺鞨，俱肃慎之后裔。”(6)他们一直居住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直到黑龙江下游入海口的滨海地区。楛矢石砮之外，貂皮这一东北地区的特产，也成为这一时期其输入中原的重要物资。

隋唐时期，居于东北地区的满族祖先称为“靺鞨”，他们与唐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到了新的时期。北魏时，靺鞨内部分为七部：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白山、黑水。到唐初，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两部最著名，其他五部就不大听说了(7)。“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8)，分为十六部，居住地域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东抵海滨，北达鄂霍次克海。唐武德（618～626年）初，唐朝政府以黑水靺鞨的部落设置燕州，以其首领突地嵇作总管，后来以战功封他为蓍国公。突地嵇死后，他的儿子谨行承袭其职，并累任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死，“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9)。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唐朝政府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会合处，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地区设置勃利州，任命当地黑水靺鞨首领倪属利嵇为该州刺史(10)。开元十四年（726年）唐朝政府又于其地置黑水都督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唐王朝委派中央官吏前去作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直接参与黑水靺鞨地方的行政管理。(11)

粟末靺鞨“依粟末水以居”(12)。粟末水即松花江上游。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率领部众到了营州（今辽宁朝阳），接受唐朝营州都督管辖。武则天执政时期，封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乞仲象死后，其子大祚荣统领部属，合并乞四比羽等部众，以忽汗河（牡丹江）流域为中心建立震国，自称震国王。“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唐朝以震国辖地设立忽汗州，任命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又封他为渤海郡王。《旧唐书·渤海传》载：“睿宗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遣郎将崔诉往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崔诉于归途在金州黄山凿井刻石以为纪验。《辽东志》记载：“鸿□井二，在金州旅顺口黄山之麓，井上石刻，有‘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凿井两口，永为纪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凡三十一字。”(13)

粟末靺鞨在大祚荣被封渤海郡王之后，即“去靺鞨号，专称渤海”(14)。后来它日益强大，建立了少数族的地方政权渤海国。渤海国王仍由唐朝政府册封，服属唐朝中央政府管辖。在唐朝时期，渤海经常派遣王子和使臣到唐朝的首都长安去朝贡和述职，唐朝政府也常派官员到渤海地区去巡视。渤海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当时，唐朝在青州设有一个专管与渤海贸易的“渤海馆”(15)。渤海以其貂皮、人参、鹰、马等特产与中原交换绢、帛、金银器皿等。渤海还派学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16)。渤海的通行文字，“大抵汉字居十之八九”(17)。当时渤海到中原来的王子、学者和中原地区的不少文人交了朋友。如唐朝著名诗人温庭筠有《送渤海王子归国》诗作一首：“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留中华。”(18)渤海计持续二百二十九年，传十五王。

五代十国时期，渤海势力渐趋衰弱，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在其领袖阿保机的率领下，统一了契丹各部，于916年建契丹国，即皇帝位。后经过十多年战争，灭掉了渤海政权。辽大同元年（947年）阿保机改契丹为辽，原属渤海政权管辖的地区转归辽统治。五代时，靺鞨改称为女真。《三朝北盟会编》、《文献通考》和《大金国志》，俱对女真族的渊源作了考证，指出：“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讹为女真，或以为黑水靺鞨之种，而渤海之别族。”后来因辽兴宗叫耶律宗真，为了避讳，把女真改称为女直。

辽朝把女真分为两部进行管理，开原以南为“熟女真”，其居地在辽东和内蒙古地区，归辽朝南枢密院所属的东京道管辖；开原以北为“生女真”，其居地在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带，归辽朝北枢密院所属的东北路统军司等官署管辖。

到十二世纪初，生女真的完颜部在其首领阿骨打的领导下，逐渐强盛起来，辽天庆四年（1114年）阿骨打兴兵大败辽军。第二年，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建都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金天辅四年（1120年）金军攻下了辽的都城监潢（今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金太宗天会三年、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军俘获，辽朝灭亡。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灭北宋。从此，金朝占有淮河和大散关以北地区，成为与南宋并立的政权。

金朝建立后，它的主要敌对方是南宋与西夏，这样，战略重点必然需要南移。因此，金朝便于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把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迁到燕京（今北京），而在他们的故地设置了上京路、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胡里改路等。据《金史·地理志序》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列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19)这里所说的吉列迷、兀的改，在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直至库页岛，这是金朝东极的疆域。金朝北部边疆在火鲁火疃谋克（谋克是金朝基层行政单位，一谋克约管辖三百户），它在蒲与路（路是金朝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域，相当元代以后的省）之北三千里。蒲与路治所在今黑龙江克东县(20)。从此再向北三千里，当在外兴安岭一带。

十二世纪末叶，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蒙古族兴起。蒙古原受金朝的管辖。金朝统治者把蒙古族人民编为“萌骨乣军”(21)，派“小龙虎大王镇守蒙古”(22)；对蒙古族上层人物则封赠官爵，加以笼络。金朝后期，国势日趋衰微，蒙古族在其首领铁木真领导下乘机崛起。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大会蒙古各部首领于斡难河源，被推为大汗，称“成吉思汗”。金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军队进入东北地区。这时，金咸平招讨使蒲鲜万奴割据自立，称东夏国。他于1218年东迁至南京（吉林省延吉市）建都。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子窝阔台继汗位。这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尚为蒲鲜万奴所占据。直到1233年，蒙古军队攻占南京，俘虏了蒲鲜万奴，灭“东夏国”，统一了东北地区。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于开平继汗位，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从此，结束了我国自唐末五代以后宋、辽、夏、金长期分裂的局面。

元朝把全国分为十二个行省，东北地区设置了辽阳行中书省（简称辽阳行省）。辽阳行省管辖辽阳、广宁、大宁、东宁、沈阳、开元、水达达七路。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着黑龙江中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这里正是当时女真族的分布地区。元朝政府对女真族采用“设官牧民，随俗而治”(23)的办法，除征调女真族人从军以外，对“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24)，向元朝政府缴纳貂皮、海东青等特产。这些隶于民籍的“钱粮户数二万九百六”(25)。元朝还在黑龙江入海口奴儿干设置了征东元帅府，对特林地区和库页岛进行管理。元朝政府为了加强对黑龙江流域的管理，密切内地与东北地区的联系，建立了驿站制度，从辽东地区一直通往奴儿干地方。

从先秦的肃慎到辽金元的女真，他们和满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是满族的先世，但并非其后裔后来全部成为满族的成员。满族是在明朝时期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所属爱新觉罗氏这个部落发展壮大统一各部女真中逐渐形成的。明代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明人称“野人女真”）三大部。努尔哈赤所属爱新觉罗氏属于建州女真这个系统。后来的满洲贵族在追述他们的祖先时，曾流传着这样一段神话传说：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的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26)

后来佛古伦生一男孩，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长大后，乘舟至牡丹江与松花江汇合处的斡朵里（今黑龙江依兰南），正遇到“三姓夷酋争长，终日互相杀伤”，布库里雍顺对他们说：“天降我定汝等之乱。”“众皆惊异”，“三酋长息争”，共推他为主，成为满族的始祖。

神话故事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27)。佛古伦吞朱果成孕生布库里雍顺的满族神话，与简狄吞玄鸟卵“因孕生契”(28)的商族神话非常相似，它反映了满族祖先同样地经过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原始社会。

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其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是元末女真三万户之一。原来元朝在东北辽阳行省所辖的合兰府水达达路之下，设置了“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29)，并由女真各部的首领世袭万户。这五个万户府中间的斡朵怜、火儿阿、桃温三万户为元朝北边的重镇，习称“移阑豆漫”。“移阑”意为三，“豆漫”意为万，即三个万户。《龙飞御天歌》记载：“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伦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这三个万户中的火儿阿（即胡里改）万户阿哈出和斡朵里（即斡朵怜）万户猛哥帖木儿，居住于现在的松花江和牡丹江汇流处的依兰县境内。元末明初时，他们因不堪“野人女真”的侵扰而向南迁移。

胡里改部在万户阿哈出的率领下，约在明朝洪武时期迁徙到了绥芬河流域的凤州地区(30)。永乐元年（1403年）阿哈出到明廷朝贡，刚登上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以胡里改部设置建州卫，以阿哈出为该卫指挥使，赐姓名李诚善(31)。阿哈出可能在永乐七年（1409年）死去。第二年，朱棣率兵北击鞑靼时，已由其子释家奴承袭为建州卫指挥使，因“从征有功”，升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32)。释家奴死后，其子李满住承袭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33)

建州卫在凤州地区设置二三十年后，由于遭到鞑靼骑兵的侵扰，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迁徙到婆猪江（今浑江）流域(34)，即至与“鸭绿江相距一日程的瓮村等处”。建州卫迁到婆猪江后，和明朝的关系十分密切，李满住于洪熙元年（1425年）和宣德五年（1430年）先后两次亲自到北京朝贡，并派人贡献马和其他土特产。但当时朝鲜对建州卫贴近他们居住，十分反感，多次向明朝政府要求准许“备兵追捕”。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朝鲜军队越过鸭绿江袭击了建州卫。李满住乃于正统三年（1438年）率部众“移住灶突山浑河上”。建州卫在迁到灶突山后，李满住即派人向明朝政府报告迁徙经过。史载：“建州卫掌卫事都指挥李满住，遣指挥赵歹因哈奏：‘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明朝政府认为“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35)。灶突山，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的烟突山。

斡朵怜部万户猛哥帖木儿，也因受“故元遗兵”及“野人女真”等势力的挤压，于洪武五年（1372年）率领部众迁徙到斡木河（即阿木河今朝鲜境内会宁）一带居住。阿哈出在接受明朝政府授为建州卫指挥使后，曾向明廷举荐猛哥帖木儿。永乐三年（1405年），猛哥帖木儿到南京朝见，明朝政府“授猛哥帖木（儿）建州卫都指挥使，赐印信”(36)。猛哥帖木儿害怕朝鲜军队的袭击，于永乐九年（1411年）四月，率部迁徙到建州卫李显忠的居地凤州。第二年，明朝政府于其居地增设建州左卫，封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37)。建州左卫和建州卫一起在凤州设置了十二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因遭受鞑靼和兀良哈部的骚扰，猛哥帖木儿“率正军一千名，妇女小儿共六千二百五十名”，重返斡木河“旧居耕农”(38)。猛哥帖木儿回到斡木河后，仍和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先后三次亲自到北京朝贡。宣德八年（1433年）猛哥帖木儿协助辽东都指挥佥事裴俊招谕杨木答兀儿的军丁。杨木答兀儿本是鞑靼人，后在明朝开原三万卫任千户，当鞑靼和兀良哈骑兵在辽东地区扰乱时，杨木答兀儿乘乱肆行抢掠。明廷几次招谕他，杨木答兀儿都拒不从命。这次裴俊前来收编，途中也遭到杨木答兀儿的袭击，幸有猛哥帖木儿率军救援，才得脱险。猛哥帖木儿为明朝立了大功。于是，杨木答兀儿“纠合各处野人，约有八百余名人马”(39)，袭击建州左卫的驻地，猛哥帖木儿及其长子权豆（阿古）被杀，次子董山（董仓）被俘，弟凡察脱逃。这次，建州左卫遭到了极惨重的打击。第二年，明廷任命凡察为都督佥事，仍掌建州左卫事(40)，因旧印失落，重新颁给新印。后来，董山被“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赎回”(41)。正统五年（1440年）六月，凡察和董山经呈请明朝政府的允许，率所部迁徙到苏子河流域与建州卫李满住同住。

董山是猛哥帖木儿的次子，凡察是猛哥帖木儿的同父异母弟，两人为争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纷争不已。董山藏有明朝政府颁赐的建州左卫的旧印，凡察则持有后来明廷所重颁的新印。一卫新旧两印，叔侄两人争袭指挥使的官职，一直闹到明朝中央政府。明廷感到“一卫二印，于法非宜”(42)。正统七年（1442年）明朝政府分建州左卫，增设建州右卫。《明英宗实录》载：

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新印收掌。(43)

从此，建州女真先后设置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为“建州三卫”。他们在一起居住，互相联姻，成为后来满族的主体部分。苏子河流域“土质沃饶，水草丰美，适于耕牧”。他们在这一带“累岁住居，营建家舍，耕牧自在”(44)。这里就成为以后清朝统治者的发祥地。

海西女真原来住在松花江中下游两岸及牡丹江流域，和建州女真一样，因遭受“野人女真”和蒙古骑兵的侵扰而不断南移。根据他们迁徙的地点，形成了叶赫、辉发、哈达和乌拉四部，称为海西四部，或叫扈伦四部。

叶赫部原来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塔鲁木卫，明武宗正德时（1506～1521年）该部首领祝孔革率众迁徙到开原东北的叶赫河而得名。因靠近明朝所设的马市北关，因此明人也称叶赫部为北关。

辉发部原先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嘉靖时迁徙到松花江上游辉发河（又称灰扒江）流域，因地得名，称辉发部。其首领王机砮合并邻近的一些小部落，在辉发河畔扈尔奇山上筑城以居。(45)

哈达部原居松花江北岸呼兰河以东之塔山左卫，后由其首领王忠率领部众迁徙到静安堡广顺关外小清河流域居住，小清河又名哈达河，因以为名。它的治所在哈达河北岸的哈达城(46)，在开原南边，到明朝京师去朝贡，由广顺关进，所以又称南关。

乌拉与哈达同祖，当哈达部南迁时，乌拉部也迁徙到乌拉河流域。它的治所在乌拉城，与金州城隔河相望。(47)

建州女真的南徙，在英宗正统时已稳定下来，他们分布在抚顺以东苏子河流域。海西女真的南徙，大约在嘉靖时期也已稳定，他们分布在开原以东以北地区。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向南迁徙后，更加接近汉族地区，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使得本部经济加快发展，军事势力也不断壮大。这对明朝自然是一种威胁。因此，明朝政府除了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加以控制外，同时采用分而治之、互相牵制、互相削弱力量的办法：“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48)女真各部“各自雄长，不相归一”(49)。当其中的一个部落强盛起来时，明王朝就采用军事袭击加以牵制和平衡。

建州三卫于明英宗正统时在苏子河一带定居下来以后，由于居地环境比较安定，三卫又都聚居在一起，加强了联系，势力逐渐壮大。这时李满住、凡察皆衰老，而董山正值壮年，他起而兼管三卫，成为当时建州女真的首领。于是明朝政府采取遏制措施，削减建州女真的朝贡人数，“旧时入贡人数以数百，天顺中裁之无过五十”(50)，并大幅度减少入贡赏赐。这就引起建州三卫的不满，“皆忿怨思乱”(51)。董山乘机侵犯辽东地区进行抢掠。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四月，明廷借朝贡为名诱骗董山到北京，在他返回途中拘留杀害。同年九月，明朝派李秉、赵辅统率五万军队进攻建州，俘斩建州一千一百五十七人，并“焚其巢寨房屋一空”(52)。李满住等退到婆猪江畔，朝鲜受明朝的胁迫，派兵一万，自满浦攻入婆猪江，斩李满住等(53)，建州三卫部落残破，遭到了一场浩劫。

明朝到世宗嘉靖时，政治腐朽，边防废弛。而建州三卫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隆庆时，建州右卫王杲在浑河上游，建州卫王兀堂在婆猪江，重又壮大起来。“（王）杲为人聪慧，有才辩，能解番汉语言字义，尤精通日者术，舞智而慓悍，建州诸夷悉听杲调度。杲乃视杀汉官如艾草菅，弗为意。”(54)此时，辽东形势十分危急，嘉靖隆庆之际，“十年之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大将皆战死”(55)。“辽人大恐”。

同时，海西四部的势力也日益强大起来。叶赫部在其首领逞加奴、仰加奴的领导下，在北关建东西两城，附近的一些部落都“望风归附，拓地益广，军声所至，四境益加畏服”。哈达部在海西四部中最为强大，在其首领王忠的领导下，“部众强盛，凡建州、海西、毛怜等一百八十二卫二十所五十六站皆畏其兵威”(56)。王忠死后，由其侄王台袭职，海西各部“尽服从台”。

隆庆四年（1570年）明朝政府擢名将李成梁镇守辽东。李成梁“乃大修戒备，甄拔将校”，“军声始振”。辽东的危急情况趋于稳定，李成梁对女真各部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压制。

万历二年（1574年）建州右卫王杲因明绝贡市，“大会八家儿五千余骑”犯辽沈。李成梁分部诸军直捣王杲驻地，毁其寨落，斩首一千余级(57)。第二年，王杲准备再次聚众犯辽沈，又被明军所败。于是王杲投奔海西哈达部王台。当时明朝正在利用王台控制女真各部，“（王）台素忠顺”，执缚王杲，“槛车致阙下，磔于市”(58)。王杲死后，由其子阿台袭职。阿台一直想报父仇，时常袭击明军。万历十一年（1583年）阿台率部众深入浑河两岸，李成梁亲自率领军队直驱阿台驻地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堑甚固”(59)，久攻不下，后以计赚杀阿台，并“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女老幼，尽屠之”(60)。建州右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明朝对海西女真同样采取镇压手段。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总兵李成梁等设“市圈计”，诱骗叶赫部首领清佳努、杨吉努进入圈定的市场内，杀害了清佳努、杨吉努以下一千五百余人(61)。叶赫部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

明朝政府利用哈达部王台，达到“北收二奴，南制建州”的目的(62)。但明朝政府也不会放任王台势力坐大，所以在王台死后，由其子孟格布禄袭职时，万历十五年（1588年），明辽东巡抚顾养谦领兵突袭其驻地，“拔其二栅，斩首五百余级”(63)，并革除了孟格布禄承袭的“龙虎将军衔”。

明朝政府采取“分其枝，离其势”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没有一个女真部落的力量能强大到统一各部，反而被割裂成为更多的部落，造成“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的局面(64)。这种分裂割据、互相厮杀的局面，破坏了社会生产，给女真各部和东北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女真族的广大人民希望有一个统一安定的局面。而明朝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朱翊钧荒淫腐朽，一度出现的振兴局面迅即消失，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万历十九年（1591年），镇辽二十二年的李成梁被罢职，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史载：东北地区自李成梁解任后，“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65)。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建州部的努尔哈赤崛起，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历史任务。

(1)　《黑龙江日报》1977年1月22日《黑龙江右岸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

(2)　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　黑龙江省博物馆：《乌苏里江流域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载《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

(5)　《左传·昭公九年》。

(6)　《通典》卷286《边防典》2《东夷下》。

(7)　《金史》卷1。

(8)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9)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10)　《新唐书》卷219《北狄传》。

(11)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12)　《新唐书》卷219《北狄传》。

(13)　《辽东志》卷1《地理》。

(14)　《新唐书》卷219《北狄传》。

(15)　《册府元龟》卷971《朝贡》4。

(16)　《新唐书》卷219《北狄传》。

(17)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

(18)　《全唐诗》卷583。

(19)　《金史》卷24《地理志》。

(20)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流域历史的新见证》，载1977年2月9日《光明日报》。

(21)　《金史》卷44《兵志》。

(22)　《三朝北盟会编》卷343引《炀王江上录》。

(23)　《元史》卷59《地理志》。

(24)　《元史》卷10《世祖本纪》。

(25)　《元史》卷59《地理志》。

(2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61页。

(28)　《史记》卷3《殷本纪》。

(29)　《元史》卷59《地理志》。

(30)　《辽东志》卷7；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24。

(31)　《明太宗实录》卷25。

(32)　《明太宗实录》卷71。

(33)　《明宣宗实录》卷15。

(34)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24。

(35)　《明英宗实录》卷43。

(36)　朝鲜《李朝太宗实录》卷11。

(37)　建州左卫设置的年代有不同的记载，这里根据《明会典》卷125；《满洲源流考》卷7。

(38)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20。

(39)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62。

(40)　《明宣宗实录》卷108。

(41)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80。

(42)　《明英宗实录》卷38。

(43)　《明英宗实录》卷89。

(44)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82。

(45)　《吉林通志》卷12。

(46)　《吉林通志》卷18《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47)　《满文老档》“太祖”卷2。

(48)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类》卷1。

(49)　《明经世文编》卷453杨宗伯奏疏《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

(50)　何乔远：《名山藏》“王亨纪”。

(51)　马文升：《抚安东夷记》。

(52)　《明宪宗实录》卷47。

(53)　朝鲜《李朝世祖实录》卷44。

(54)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杲传》。

(55)　《明史》卷238《李成梁传》。

(56)　《三朝辽事实录》“总略”、“北关”。

(57)　《万历武功录》卷11《王杲列传》。

(58)　《万历武功录》卷11《阿台阿海来力红列传》。

(59)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60)　《满洲实录》卷1。

(61)　《明神宗实录》卷117。

(62)　《明神宗实录》卷203。

(63)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6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65)　《明史》卷238《李成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