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夜，李自成起义军全部撤出北京后，这个消息马上就有人报告给多尔衮。多尔衮遂于四月三十日下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率八旗兵往追，吴三桂也受命追击(1)。从而形成李自成起义军在前面跑，清军在后面紧追的形势。

出京后，李自成起义军以左光先、谷大成率两万骑兵断后。又从卢沟桥至固安，丢弃“盔甲衣服盈路”，引诱吴三桂等所率军队拾取，延缓追兵。从而暂时摆脱了敌人，得以西走(2)。五月一日，李自成率军来到涿州，遭到当地原明朝官绅冯铨等人的抗拒，攻城失利，加之追兵即到，只好弃之而去(3)。五月二日，在保定为追兵所及，还战而败。五月三日，再战于定州北清水河岸，谷大成牺牲，左光先负伤。五月五日，李自成至真定，同日至获鹿之上安，第二天出固关，而后大队向太原，留部分精兵驻防于固关。时清朝刚刚开进山海关，所得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尚需巩固。因而，吴三桂等所率追兵至固关之后，便停止追击，并很快撤回北京。于是，李自成起义军与清朝之间以固关为界暂时休战。(4)

但是，这种休战形势是短暂的。不久清朝就调集兵力向李自成起义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加上原明朝文武官绅的破坏等原因，李自成起义军竟连受挫折，以致大顺政权到第二年便遭覆灭。

李自成起义军的追赃助饷政策，不仅在北京实行，而且在所控制的其他省区照行不误。如《豫变纪略》记载：“（归德）府属一州八县，并管河通判，一时伪官贾士美等十人来上任……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初犹谓贾令之虐则然，既而闻各州县皆然。”(5)《再生纪略》记载：“伪（济宁）州牧王某、伪防御使张向行，俱于（永昌元年五月）初五日到任，出示索饷，乡绅位至八座（尚书级官吏）者十万，抚按五万，府县三万，翰林二万，道部司官一二万不等，举监生员富民千伯不等。乞哀求免，立置重刑。”(6)《平寇志》记载：“畿内、山东、河南诸伪官，单骑之任，士民胁息不敢动，恣意行虐，首勒绅衿助饷。”(7)一个明朝武官的塘报记载：“（李自成起义军在秦晋）凡破一处，定要拷取乡绅并富民金银，或要十万两，或要五万两，地方罄劫一空。”(8)

这一政策，再加上原明朝官绅对农民革命原本就怀有敌意等因素，使大顺政权控制区内的原明朝官绅多半与大顺政权格格不入。在大顺政权势盛之时，他们一般采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的态度，而一旦形势对大顺政权不利时，他们就会纷纷公开起来反对农民军。因此，在山海关之战前后，特别是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之后，晋冀鲁豫地区的原明朝官绅，掀起了屠杀大顺政权地方官吏、颠覆大顺地方政权的恶浪。其中发生于同年五月底以前的、规模大、影响广的叛乱事件，主要有：四月二十八日，诸生、明大学士谢升之弟谢陛在德州杀大顺政权防御史阎杰和州牧吴征文，推明宗室朱帅为主，称济王；五月初一日，原明尚宝司卿程正揆联络明山东参将王桢等，在沧州杀大顺政权地方官；五月初六日，原明职方司主事凌于临清起兵，十日俘大顺防御史王皇极等；五月十日，原明宣化镇总兵姜瓖杀死大顺政权的大同守将张天琳等降清；五月二十六日，原明归德知府桑开第等，俘获大顺地方官商丘令贾士美（一作贾士俊）、鹿邑令孙澄等，解往南京。

晋冀鲁豫地区原明朝官绅的反叛活动，使大顺政权在这年五月底之前基本上丢掉了山东、河北两省以及晋北、豫东地区，形势更为恶化了。(9)

是年五月初，李自成起义军设防固关、清方追击部队撤回北京后，顺、清双方形成了暂时的休战状态。利用这一机会，李自成起义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地处最前沿的山西地区进行整顿，藉以加强对敌军进攻的抵抗力量，并准备以之为基地，向清朝控制区发动反击。这些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反叛势力进行军事镇压。在李自成起义军由北京西撤时，山西中部的一些县也出现了反叛势力，而这些地区从宏观上讲，当时尚处于起义军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当顺、清休战的局势形成后，李自成不失时机地指挥起义军对这些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从而巩固了革命阵地。这些县主要有三：一是榆次，史称：“闯贼败后，榆次人拒贼”，五月十二日，起义军“攻破之”，“屠杀数千人”。二是太谷，史称：“闯寇自京败回，伪令不纳”，五月，起义军“西过太谷，怒其曾守拒，杀二万七千人”。三是定襄，史称：“定襄亦杀贼官”，五月二十二日，“为（起义军将领）刘芳亮所攻屠”。(10)

第二，迁徙缙绅富民。缙绅富民是当时叛乱活动的发起者和社会基础。因此，把这里的缙绅富民迁徙出去，割断这些地头蛇与当地的社会联系，便成了起义军巩固山西地区、加强其防守力量的重要策略。其迁徙地点，多为西安，有的是全家一齐被迁。除了山西之外，与其相毗连的河南地区，也有被迁者。(11)

第三，部署军队、配备文武将官。六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来到平阳，“分兵守山西诸隘”。同月，“留其将陈永福、府尹韩文铨守太原”，据传，太原“城内兵马约有一万”。(12)

上述措施，从总体上看不能算充分、全面，但无疑是正确的。在后来的清、顺战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永昌元年（1644）七月，李自成起义军在五六月整顿防务的基础上，开始对清朝发动反攻。

据《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所载档案，永昌元年（1644年）七月十三日，清朔州城守备姚印业报告，七月七日李自成起义军曾发来行牌二面，其一内称：“今报长安二府田、绥德汉中高、赵，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又报皇上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13)该书所载档案还说：七月初九日，大名府地方传来李自成的行牌，上称：“权将军刘亲自领兵十万，由彰德磁州一带，指日攻取大名。”(14)同一天，清朝的侦报探知，潞安府有起义军三万人，涉县一万，武安县五千。七月十三日，清顺德府威镇营前部千总井得久得哨探报告：七月初九日驻扎武安地区的起义军“发出寇贼三百名上临洺关去讫”(15)。

上述档案所记起义军发出的行牌，难免有夸大其词之处。如李自成本人，根据有关记载可知，同年六月他驻于山西平阳，七月初一西渡黄河赴韩城，二十余天后离开韩城去西安(16)。但上引七月七日发出的行牌却称：“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七月上旬开始，李自成起义军确实对清朝辖区发起了反攻，上述档案中关于清朝所得情报的记载，即是证据。有关史书也记载过这一时期李自成起义军向外出击的活动。如《明季南略》卷二“李自成杂志”条即记：永昌元年（1644年）七月十三日，“顺贼出关，道洛阳，攻密县李际遇小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国榷》卷一〇二、《流寇志》卷十三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李自成起义军的反攻活动，比上述行牌中所讲的规模小得多。当时清朝官吏在评价这些行牌时，就说过“兵数多寡”，“未见的确”。(17)

同年八月，李自成起义军的反攻活动仍在继续进行。突出的一件是东取井陉。据记载，这一月，井陉知县莫某以为“西事稍缓，秋成在即”，将防守固关的士兵减少至二百名。当月二十一日，起义军精骑千余，自太原兼程东来，从固关山略入口，走小路至井陉城下，“假称固关官兵，赚开西门”，驰入城中，直至县衙前。时知县莫某与典史古某等尚在饮酒作乐，起义军遂将古某杀死，把莫某俘去，而后回据固关。(18)

总体上看，李自成起义军在永昌元年七八月发动的反攻活动，规模一直不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从主观方面讲，主要的当是由于起义军将领这时已经严重不和。《国榷》卷一〇二崇祯十七年六月丁丑（二十一日）条记载：

初，李自成自井陉入故关，吴三桂东返，自成整兵而西，至平阳，分兵守山西诸隘，益发汉（按：“汉”当作“关”）中兵西掠汉中。自成起戍卒，刘宗敏等皆锻工屠人，不谙号令部伍。自牛金星创制僭号，群盗环听。已李岩、李牟兄弟来奔，岩本诸生，知文墨，拜制将军，稍严纪律，人心倾向，牛金星因忌岩。贼称尊号，将率多据地杂坐，不辨等威。有户部郎中吴篪降贼，每呼曰吴虎，吴尝掩口笑之。李岩心轻自成。及败奔，贼臣多亡去，势稍衰，河南、山东多杀伪吏，李岩等心知无成，怏怏不得志。适闻丁启光尽杀归德诸伪官，自成计无所出，李岩请兵二万复下河南。自成逡巡未应。既退，密语金星曰：“李岩有枭雄之姿，穷而归我，苟予以兵，俾其得志，难制矣。”金星曰：“河南为三秦门户，晋楚屏障，在岩则故乡也。以大兵予之，举中州之豪杰，争衡天下，事未可知。且又同姓，十八小儿之谶，彼尝自负。今闻河南变乱，辄自请行，意可知矣。不若因而除之。”明日，自成发兵饯之，遂杀岩及讨北将军李牟于席，以其兵攻汉中。

《绥寇纪略》卷九在记述了上述事件后，还有如下几句话：

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席卷归秦矣。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及《流寇志》卷十三等处。李岩兄弟之被杀，牛金星难逃罪责，李自成之多疑信谗亦应负一定的责任，而李岩本身也有其可予批评之处。在这里，我们不对三者的责任去过细追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悲剧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给李自成起义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正是从永昌元年（1644年）六月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李自成起义军“文武不和，军士解体”，“遂不能复战”；紧随而来的七八两月的反攻活动，不难想象，绝不可能成为规模浩大的行动。

就在李自成起义军无力对清朝发动大规模反击的时候，清朝却开始向起义军所占领的山西地区大规模进攻。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六月十四日，清朝派固山额真叶臣率军平定山西一路，七月三日，又下令平定山东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等移师，会叶臣军平定山西。九月十三日，再派前锋统领席特库率军往助平定山西的叶臣军。一方是无力大规模反攻，一方是大军接二连三地大举进攻，其结果很清楚，是清军步步进逼，而起义军则节节败退。这正是九月顺清战局的基本态势。在这个月里，双方的角逐主要在山西地区。农民军首先是基本上丧失了晋东南地区，九月二十日叶臣已自军中向清朝朝廷报告：“潞泽所属州县，俱已委员管理。”(19)其次是太原已处于兵临城下的危局。九月十三日，清兵开到太原，大顺军守将陈永福“搜野为固守计”，而清兵因“西洋神炮未至，休士马以待”(20)。以后，清兵继续开来，太原局势日益危险。但直至九月底，太原尚未被清军攻陷。其陷落，乃是十月初三日之事。时清军已运来“西洋神炮”，集于城西北角，开炮后“城垣立毁十余丈”，清军乘机一拥而上。起义军向城外撤退，又遇伏兵，损失严重。陈永福出东门南逃，不知所终（一说被杀，一说降清），太原遂被清军占领。(21)

至此，大顺政权在山西保有的地盘所剩无几，主要是晋西南一隅。经过七月至九月三个月的较量，李自成起义军所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不利了。

是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由于清军集中在太原附近，河南地区成为其薄弱环节。为了改变日益不利的处境，十月中，李自成起义军决定利用清朝的这个薄弱环节，从自己尚控制着的晋西南地区和关中地区出发，向河南地区出击。这次出击的重点是怀庆府属各县，使用的兵力至少有骑兵一万余、步兵两万余。当起义军开到济源时，清怀庆总兵金玉和急忙率师往援，至柏香镇西，马陷稻塍间，为流矢所中而死。起义军乘胜攻下济源、孟县两城。时，清卫辉总兵祖可法死守怀庆府城，起义军围攻十余日不下，后来起义军的火药库起火，加之统兵将领牺牲，才被迫撤去(22)。除了怀庆地区外，起义军还向黄河以南发展势力。史载，十月下旬，李自成起义军东出潼关，“三营向归德，三营上裕州，二营踞郏县”。(23)

起义军的十月出击，特别是其中的怀庆之役，表现了起义军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但是，这番出击并未能改变起义军的处境。因为同月，清朝加强了对李自成起义军的进攻，首先派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军自北路，接着派和硕豫亲王多铎率军自南路，对起义军实行两路夹击。起义军的处境更加困难。

两路清兵中，首先对李自成起义军形成严重威胁的是阿济格一路。李自成起义军自北京西撤时，原明降将唐通随同西撤至府谷，不久以起义军“势蹙，不足恃”，“还驻保德州”，以晋西北地区降清。顺治元年十一月，阿济格统军至宁武关，唐通遂往迎谒。阿济格即“令往保德州河岸，造筏”以备清军西渡陕西(24)。不过，从晋西北渡河入陕的，只是阿济格在宣大山西征调的清军，至于他自己率领的部队主力与相随而来的尚可喜、吴三桂所部，则是“出边自榆林”入陕西。自晋西北渡河入陕的清军，至“十二月二十日俱已过尽”；阿济格所部入陕的时间也在十二月之内(25)。榆林附近很快被清军控制，只有高一功在榆林城里“坚拒相抗”。阿济格于十二月三十日委姜瓖为总督，统摄诸军围攻榆林，自己则带领兵马南下绥德，前往对付被围在延安、然而却英勇抵抗的李过所部起义军。(26)

多铎所率领的清军继阿济格之后，也很快对李自成起义军形成严重威胁。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十四日，多铎已经自军中向清朝廷报告：其所率部队到达孟津，“遣护军统领图赖先率精兵渡黄河，流寇伪都司黄士欣、果毅将军张有声各遁去，沿河十五寨堡兵民，俱望风归附”。“今大军俱向潼关进发矣”(27)。接着，十二月十五日，多铎所部开至陕州，二十二日，距潼关二十里立营，候红衣军炮。(28)

面对清军的两路夹击，李自成起义军最初是以陕北为防御重点，后来随着多铎所部威胁之日益严重，防御重点又改为潼关一带。就地理位置讲，潼关离西安要比陕北近得多，起义军之作出上述转变，是合乎情理的。防御重点的转移，反映在李自成的行踪上。在永昌元年（1644年）十二月，他先是自西安率军北上增援，而后又南下赴救。《顺治白水县志》卷上及《康熙洛川县志》卷上记载了李自成的这一行踪(29)。当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兵来到潼关附近时，李自成亦“率援兵至”。(30)

由于顺、清双方在潼关集结了大量部队，一场激烈的决战随即展开。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宗敏据山为阵，以拒清军，首战失利。第二年正月四日，刘芳亮领兵千余去攻清营，清护军统领图赖、尼堪等率正黄、正红、镶白、镶红、镶蓝五旗各牛录护军迎击，起义军又受挫折。李自成闻讯，亲率马步兵拒战。五、六两日夜起义军又连续发动攻势，惜俱为清军所败。初九日，清红衣炮军至，起义军处境愈益困难。十一日，清军进逼潼关口。起义军凿重壕立坚壁，截其进军之路，又以骑兵三百横冲清军，还分兵绕至敌后加以牵制。无奈前阻、后牵、迎头痛击者，皆未成功，李自成见大势已去，只好带领大部分兵马撤回西安。第二天，起义军将领、据守潼关的巫山伯马世尧率所部七千余人伪降。十三日，清军开进潼关，而马世尧派往李自成处的信使被清朝察获，马世尧被杀。潼关之役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终。(31)

当潼关行将陷落、李自成西撤西安时，阿济格所统清军正在围攻延安的李过部起义军，不日即可南下西安。时至今日，对起义军来说，西安已守不住，关中也已无法立足。于是李自成决定放弃关中，向豫楚转战。永昌二年（1645年）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开东门主动撤出西安，至蓝田，而后经商州龙驹寨朝东南方向开拔。(32)

永昌二年（1645年）正月底，李自成起义军开到河南内乡县(33)。二月五日向邓州进发，二月二十三日至襄阳，二月二十五日到承天(34)。而后赴荆州(35)，东逼汉阳府和沔阳州境。时南明左良玉部尚在武昌，驻守九江的南明总督袁继咸亲自督率属部往屯蕲春，与左良玉部相呼应。李自成起义军受扼而不便东进，即“从潜沔之沙湖，出上簰洲”，南渡长江，败左良玉的属部马进忠、王允成军于荆河口。这时，袁继咸估计起义军“避重兵，必不趋武（昌），必由岳（阳）犯（长）沙”。但事实上是，左良玉见到起义军开来，十分害怕，很快即寻找藉口，“起全营，水陆俱下，往南京”，武昌形成一座空城，李自成起义军遂顺利开进武昌。其时在三月底之后、四月底之前。(36)

当李自成起义军主动撤离、多铎部清军占领西安后，清政府命令多铎所率清军立即进击江南，消灭弘光政权，对李自成起义军则责成阿济格率领所部进行追击。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阿济格用尚可喜之议，攻克李过坚守的延安城(37)。接着赶到西安，并紧急南下，尾追李自成起义军。三月，所部到达襄阳(38)。李自成起义军撤出西安时，约有马步十三万人，进入豫楚，又会合了原来守御在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所属州县的起义军七万人，总人数达二十万。(39)兵力不能说少，但由于处在被清军尾追的恶劣环境之中，心理状态不佳，战多失利。当李自成率主力进入武昌时，清军马上赶了上来。史称：“自成走武昌，（清军）纛章京哈宁噶将兵围武昌城数匝，贼将伪刘侯（刘宗敏）、田侯（田见秀）引兵五千人出城迎敌，大败之。”(40)在清军的围逼之下，起义军在武昌驻了两日后，即被迫撤离东去(41)。不久，哈宁噶又追及李自成于富池口，直逼其庐帐，俘其“总兵、知府、推官各一人，知县四人，守备把总五人，获马匹船舰无算”，李自成只好东避九江。阿济格再令固山额真谭泰率大队清兵乘舟相追，在距九江四十里左右之处两军相遇，经过激战，起义军大败失利。(42)

起义军九江失利后，因东有左梦庚军挡路，为摆脱遭敌前后夹击，掉头自东向西转移。清军继续紧追。起义军在慌乱中，各部无法紧密配合，有些部分在突遇大队敌兵时因孤立无援而全部覆没，这使起义军损失极大，而其中对起义军成败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李自成竟因此而在今湖北通山九宫山被乡间地主团练杀害。关于李自成之死，南明将领何腾蛟的一个奏疏和清人费密《荒书》中描写比较具体，前者说：

臣自遭左变，投身江涛，遇救得生（按：弘光元年左良玉起兵东下时曾胁当时任川湖黔郧总督的何腾蛟参与其事，何腾蛟不从，投水逃免；见《石匮书后集》卷47）。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所逼，自泰（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聂（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按：当作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43)

费密说：

后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上述两项记载互有出入，但都说李自成是在身边只有少数随从的情况下被乡间地主武装杀死的。这与当时李自成所率起义军的基本状况符合，应是可信的。至于李自成牺牲的具体时间，由于《康熙通山县志》卷五记载：“程九伯，（通山）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劄委德安府经历。”同书卷八又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日，闯贼数万入县。”一些史家判断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二年五月四日或初旬，这大概与事实无大出入。(44)

关于李自成之死，史书上说法很多，如有的说是在罗公山得病而死，有的说是隐居于石门夹山为僧而死，有的说是在九宫山自缢而死，有的说是在五台山出家而死(45)。但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比较可靠的说法，应是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上旬为乡间地主武装杀害于通山九宫山一说。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主石门说者发表了多篇论文，用大量新发现的文物为证据，论证其主张，而主通山九宫山被乡间地主武装杀害说者，激烈反驳。两者辩论热烈，各持己见(46)。

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他领导农民推翻了当时已经腐败透顶的明朝中央政权，并与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歧视政策的满洲贵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中国历史的前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也犯过一些错误，因而给他领导的农民起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但这与他的功劳相比是极其微小的。他在世之时，受到了革命农民的真诚爱戴；死后，受到人民的深切怀念，他的名字将与其丰功伟绩一起永垂青史。

据顺治二年闰六月四日阿济格向清朝廷的报告，自李自成退出西安到李自成牺牲前后，阿济格率领的清军主力追击李自成及分遣别部对付李自成起义军的其他部分，“凡十有三战，获驼三十一，马骡六千四百五十，船三千一百八艘”。除李自成被杀外，还“俘自成两叔”赵侯和襄南侯、汝侯刘宗敏、总兵左光先、军师宋献策等。赵侯、襄南侯及刘宗敏皆被处于斩刑(47)。丞相牛金星则在刘宗敏等被俘之前开了小差(48)。这样，大顺政权的主要领导者已丧失殆尽，至此这个政权应该说是基本完结了。

大顺政权刚退出北京时，所控制的地域还很辽阔，军队人数也很多，但仅一年的时间，竟在清军的进攻下，屡屡失地丢城，导致政权完结。这不是偶然的，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可以找出若干条原因。

首先，是由于大顺政权辖区内原明朝官绅的破坏。前面已述及大顺政权刚刚退出北京前后，晋冀鲁豫地区的原明朝官绅，曾掀起屠杀大顺政权地方官吏、颠覆大顺地方政权的恶浪，这对大顺政权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后来这些原明朝官绅仍有不少人对大顺政权搞破坏活动，只是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随着清军对大顺辖区展开进攻，许多原明朝官绅乘机脱离起义军，投降清朝，有的不仅自己投降清朝，而且利用自己的社会联系，帮助清朝搞招降。如原明朝宁夏花马池副总兵董学礼，李自成起义军势盛时向起义军投降，顺治元年（1644年）清豫王多铎兵下河南时，他驻扎怀庆，又降清朝。因他原系陈之龙的旧将，他降清时陈之龙正任李自成起义军的宁夏节度使，于是为了向清朝献媚，就写信给陈，动员其降清。由于书信为起义军权将军牛成虎所获，这次招降活动没有成功，陈之龙险些被杀，而且也使董学礼留在宁夏的家属遭到起义军的惩处。但陈之龙最终还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胁迫牛成虎一起将宁夏献给清朝(49)。再如肤施人南一魁，原为明副将，曾降李自成起义军，顺治二年又降清于山西，清令其充当攻打起义军的“前驱，西渡河”，他即“同明降将康镇邦招抚延绫东路”，致使“自黄甫川至安定边十七堡”，俱降清(50)。又如原明大同东协副将王大业，顺治元年（1644年）于大同东路天城降清，被阿济格调去参加进攻李自成起义军的战斗。据他自己在一个揭贴中自供，他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抵米脂，被委延绥总兵，“料理镇务，收服西路地方”。当日他便“抵向水，差人招抚”，因其“系本土之人”，进行得相当顺利，“至二十八日止，自向水起宁塞止，共计一十营堡，俱倾心迎降”。当时陕西最北部对清坚持抵抗者，仅剩有榆林的高一功；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由于王大业等人为清大力招降所致。(51)

上述三例不过是信手拈来。阿济格在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十七日向清朝廷报告“平定三秦”情况时说：“大军入边，沿途剿贼，八战皆捷，秦属州县，攻下者四城，投降者三十八城。”(52)从各种资料综合观察，导致关中地区大部分城邑不战而降的，多数正是由于原明朝官绅的降清或为清招降。由此可知，原明朝官绅的破坏，对于大顺政权退出北京后的迅速溃败，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其次，是由于大顺政权领导集团发生内讧。这在前面已经谈过。

再次，是由于李自成犯了急躁的毛病。李自成是经过长期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活锻炼的农民起义领袖，政治经验丰富，个人修养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在起义军诸将领中，不仅地位最高，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也最老练。但他也不是超凡脱俗的完人。撤出北京后政治形势变得对起义军极为不利，起义军从旗开得胜、蒸蒸日上，突然成为进退维谷，处境窘迫，这时作为起义军最高领导者的李自成，本应处变不惊，然他却因忧虑、苦恼而急躁起来。犯了急躁病，处事就会举措失当，这必然会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史载：“自成性好杀，为众意所矫，强诈称仁义，以扇惑愚民。兵既败，见齐晋多杀伪官以背之，辄复狠强自用。尝住韩城二十五日，鞭挞县官，斩斫掾吏，召里甲而刑劓之，发壮夫为丁，多所造作，徭役繁兴，米豆刍茭责之民者万端，韩人莫必其命。”“在道怒吏政尚书宋企郊私其亲故，选补多用乾州人，锁其颈，至西安释之，使视事如故”。“以故太常卿张第元为兵政尚书”，“第元之从于韩城也，自成猝问之曰：‘尔家在河北，无恙乎？’第元仓卒，不识忌讳，谩应曰：“人皆以其为贼官，相屠害。’自成大怒，立诛之”。“户政侍郎李天笃初论戍，寻缢杀之，妻子财物皆赏军。延安府尹贾我祺以赃秽死于市。直指伍中恺谪为军。牧守以下如知鄜州袁某，三水令李三楚，朝邑令某并其教官某等，坐受纳，用铜斩。胥隶不敢下乡，民有盗人一鸡者论死，惴惴莫敢犯法。”(53)旧史书的这些记载，不无夸大以至诬蔑之处，但确实反映了李自成这时因急躁而用法过严的实际情况。而这只能是加速起义军队伍的分化解体，削弱大顺政权的基础。

第四，是南明政权错误的“联清灭顺”方针与不间断的内部争斗，使清朝在南明、清、顺三方角逐的政治格局中，可以毫无顾忌地专力对付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这在前面已经论述。

(1)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小腆纪年附考》卷5第153页。

(2)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流寇志》卷12。

(3)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59～461页。

(4)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流寇志》卷12、卷13；《虎口余生记》。

(5)　见该书卷7。

(6)　《玄览堂丛书》本。

(7)　见该书卷10。

(8)　《甲申纪事》附录《副总兵刘世昌塘报》，中华书局1959年版。

(9)　《再生纪略》下；《流寇志》卷13；《豫变纪略》卷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0)　雍正《山西通志》卷50第31页、第33页，卷54第16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绥寇纪略》卷7；《明清史料》丙编第3本第253页；《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85页。

(12)　《国榷》卷102第6122页；《绥寇纪略》卷9；《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62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13)　见该书第458页。

(14)　见该书第465页。

(15)　见该书第467页。

(16)　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绥寇纪略》卷9。

(17)　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65页。

(18)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4～475页。

(19)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8。

(20)　雍正《山西通志》卷50。

(2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0；《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上），第20、28～29页；《清史列传》卷78；雍正《山西通志》卷5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22)　《豫变纪略》卷6；《清史稿》卷231《金玉和传》，卷234《祖大寿传》；《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75页；《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上），第24、25页；《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9～480页。

(23)　《明季南略》卷2“李自成杂志”条；《流寇志》卷13；《国榷》卷103第6158页。

(24)　《清史列传》卷79《唐通传》。

(25)　《清史稿》卷234《尚可喜传》，卷217《阿济格传》；《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上）第31页。

(26)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上）第29页；《清史稿》卷234《尚可喜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

(27)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2。

(28)　同上书卷14“顺治二年二月乙卯”条。

(29)　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十三章；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

(30)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乙卯”条。

(3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乙卯”条；《清史稿》卷235《图赖传》。

(3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乙卯”条；《绥寇纪略》卷9；《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

(33)　《康熙内乡县志》卷10。

(34)　《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

(35)　《张文贞公集》卷7。

(36)　《浔阳纪事》；《国榷》卷104第6206页。

(37)　《清史列传》卷78第18页。

(38)　《守郧纪略》。

(39)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条。

(40)　《张文贞公集》卷7。

(41)　《烈皇小识》卷8附《逆闯伏诛疏》。

(42)　《张文贞公集》卷7。

(43)　见《烈皇小识》卷8“附录”。

(44)　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十三章；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

(45)　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10第372～374页；《明通鉴》附编卷2（下）第3595～3596页；李文治：《晚明民变》第六章及上引柳义南、顾诚两书。

(46)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李自成结局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47)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8。

(48)　《绥寇纪略》卷9。

(49)　《清史列传》卷79第53页、55页；《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8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75页。

(50)　《清史列传》卷79第61页。

(51)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上）第29页。

(5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4。

(53)　《绥寇纪略》卷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