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府在明代中、后期，继续提倡纺纱织布，万历时许守恩在山东邹县做知县，发现“邹民不织而资布于邻，枣土宜也，民又不树枣”，于是“令有地百亩者，树枣百，种木绵十一，又教以种法。至秋而绵成，又限以纺期，稽其匹丈，亲下闾阎视勤惰而赏罚之。明年，邻不来鬻布，又明年有鬻布于邻者”(1)。再如万历年间，吕坤做山西巡抚，也曾大力提倡妇女纺纱织布(2)。明政府提倡纺纱织布，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秩序，但对于棉织业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明代中、后期，在原棉的加工工具上，除并条外，都有明显的进步，这是当时棉织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去籽方面，明末仍用元代的搅车，但有改进。元代的搅车用两个人操作，明末“止用一人”，其效率据徐光启指出“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所见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在弹松方面，元代用“弹弓”，明末仍用弹弓，但明末的弹弓易竹为木，其弦易绳为蜡丝，这样，振动力得以加大，工效随之提高。在纺纱方面，元代用手摇纺车，明末也同样用它，但明末的这种纺车，“间有容四者，江西乐安至容五”，比元代的仅“容三”有所提高(3)。用手摇纺车纺纱时，棉纱的牵伸由人手挟持棉条来进行，一个棉条牵伸出一条线；纺车容四或五，操作者就需同时挟持四个或五个棉条、牵伸出四条或五条线，这显然是极不容易办到的；而当时有的地区办到了，这不能不令人赞叹其纺纱技术的高超。

明代中、后期棉纺织业不仅技术有提高，工具有进步，而且分布广泛。所谓“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等记载(4)，说明棉纺织业已成为当时普及各地的手工业。松江府地区是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方，史载其“家纺户织，远近流通”(5)，“以棉布衣被天下”(6)。松江府的上海县产有一种“上阔尖细”称为“标布”的棉布，极为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7)。苏州府也是“诸县皆有”木棉布，“而嘉定、常熟为盛”(8)，有一些地方，如昆山县的三区，“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绩”(9)。浙江的嘉善县纺纱织布都很发达，纺纱尤甚，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谣(10)。由于北方“风气高燥，绵毳断续，不得成缕，纵能作布”，亦质量不佳，所以“不便纺织”；但聪明智慧的劳动人民却想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如明末北直隶“肃宁人乃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棂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因而提高了质量。肃宁所出布匹“初犹莽莽”，后来其细密几与松江的中品相类(11)。

棉纺织业的发展，还引发了与之相关联的一些手工业的发展。清人顾公燮记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12)踹坊是将染过棉布用大石块压平整光的作坊。上引材料说明，伴随棉纺织业的发展，棉布染整业兴盛起来。芜湖是当时棉布染整业的中心。汪道昆《太函集》卷35记载了一个在芜湖染布贩卖的徽商，说其产品“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另外还在其他的交通方便处设立了“分局”。从这一个大徽商所经营的规模，可以想见当时棉布染整业是如何的兴盛。棉布染整业的兴盛是伴随棉纺织业的发展而来的，由其兴盛也就可以反过来想见当时棉纺织业的发达。

具有悠久历史的丝织业，在明朝中、后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丝织业从缫丝算起，要经过络丝、牵经、治纬和开织等许多工序。明代中、后期这些工序在工具或操作技术上，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缫丝工序，当时注意了“出水干”，从茧锅中抽出的丝上车时，要用适度炭火烘干。这个“出水干”与结茧时的“出口干”（蚕吐丝时用炭火将之烘干）成为当时治丝的“六字”诀窍。按照这六字诀窍办理，缫出的丝洁净光莹，并且坚韧有力。牵经工序这时所用工具包括溜眼、掌扇、经耙、经牙等装置，其完善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朝代。治纬的工具主要是纺车，这时的纺车运用了曲柄和轮轴的机械原理，构造简单，操作方便，纺车的铤（即锭）上套有粉笔大小的竹管（管），“摇车转铤”，籰丝便可层层绩于管之上。当时所用的织机有两种：一是织平面纹的腰机，这是小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机”。另一种是花机，机长达一丈六尺，其构造包括有楼门、涩木、老鸦翅、铁铃、花楼、衢盘、衢脚、叠助、眠木牛、的杠、称庄等多种部件，十分复杂。工作时要有两人协作，一人司织，一人“坐立花楼架木上”负责提花。综观前此所有关于织机的记载，可知这时的花机确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由于它构造完备，再加上织者技术高超，可以织出画师所绘任何花纹和图案。明人宋应星记载说：“凡工匠结花本（织花的样稿）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某种花色于纸上，结花本者用丝线按着画面量度，计算得十分精细，而后编结成花样，“张悬花楼之上”；这样的花本，即使织者也看不出“成何花色”，但依法织去，“梭过之后，居然花现”；“天孙（牛郎织女神话中的织女）机杼，人巧备矣！”(13)

江南地区是当时丝织业的中心。苏州集中了数量很大的丝织业工人。江南有许多村镇成了丝织业发达的地方。如嘉兴的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14)。嘉兴的濮院镇，“机杼声札札相闻，日出锦帛千计”(15)。湖州的双林镇，“俗皆织绢”(16)。

山西潞安府是当时丝织业的又一中心。这里出产的潞绸很有名，质量高，当时有“西北之机，潞最工”之称(17)。潞安丝织业之盛起自明初，最盛时“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利薮。其机则九千余张，分为六班七十二号”。即使有时政府征取，但“如捐碎璧于宝山，分零玑（不圆的碎珠）于瑶海，易易耳”。后来潞安丝织业由于“兵火凶荒”逐渐走下坡路，规模变小，但织机直至“明末尚有二千余张”(18)。

瓷器的装饰艺术，在明代以前已有相当发展，诸如魏晋南北朝的雕贴，宋元的印花、划花、凸雕和剔花等，都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到了明代，在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之外，大量兴起用笔画彩的方法，这种用彩料画出花纹后烧制的瓷器，叫做“彩瓷”。彩瓷有“釉下彩”和“釉上彩”之分。在胎胚上先画花纹而后上釉入窑烧制的是“釉下彩”；先上釉烧制而后加画花纹、并再经炉火烘烧的，叫做“釉上彩”。明初已经烧得十分精美的青花瓷，就属于釉下彩。明代中、后期，青花瓷的烧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由此还发展出著名的斗彩和五彩。

所谓斗彩，是先在釉下用细线描好青花图样，入窑烧制，然后再在釉上就青料勾画的轮廓用彩填绘。由于釉上和釉下的色料互相争妍媲美，所以称为斗彩。斗彩创始于成化年间，现在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斗彩葡萄纹杯，就是当时烧制的斗彩精品之一。杯上的纹饰以红彩为枝，红中闪紫，极为粗壮；绿彩为叶，绿油油的叶子透视出青花的叶茎，非常逼真；黄彩为蔓，娇嫩的蔓须似正在生长；紫彩为实，正如熟透了的紫葡萄悬挂枝头。这件瓷器上的纹饰如此形象逼真，充分反映出“斗彩”技法的高超(19)。

嘉靖万历时期的五彩瓷器负有盛名，它是在斗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五彩，并非实指五种颜色，而是指多种颜色。其彩绘方法与斗彩基本相同，不过五彩虽有釉下青花，但它不仅是用以勾画轮廓，多数还绘成完整或部分图案，并常用褐黑或褐赤色代替青花作为图案的线描，甚至还有的不用青花作为线描，而直接在上了釉的白瓷上加彩。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个万历五彩鸳鸯莲花纹瓶，青花上加绿、黄、茄紫、矾红各种色彩，并用褐黑或褐赤色作为图案的线描。整个纹饰秾艳可爱，自然生动，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五彩瓷器之一斑(20)。

这时瓷器的装饰艺术不仅技法有所提高，而且图案花样也很丰富。有龙、虎、象、麒麟、鹿、鹤等各种动物，有莲、桃、石榴、葡萄、西瓜等各种花果，有仕女、儿童、仙道等各种人物，此外还有山水、八卦等各种图案。

明代中、后期瓷器的品种也极为繁多，在万历时期尤为突出。当时除了普通用品诸如碗、盘、碟、盅、瓯、盏、盒、杯等之外，还有酒海、炉、瓶、罐、坛、花缸、渣斗、醋注、烛台、花尊、笔筒、笔架、凉墩、扇匣等各式各样的用品。清人朱琰评价说：“明瓷至隆万，制作日巧，无物不有。”(21)

明代中、后期制瓷业的规模很大，中心地仍是景德镇。万历时萧近高曾说：景德镇的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22)。《景德镇陶录》引黄墨舫《杂志》记载，景德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两者说法大体一致，由此可以推知当时景德镇制瓷业规模之大。规模宏大的制瓷业使景德镇成为繁富之区。明人王世懋记述其亲身经历说：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光火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23)。景德镇之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县、河南禹州、北直隶曲阳县、南直隶宜兴等地，制瓷业也有相当的规模。

明代瓷窑有官办的官窑和民办的民窑两大类。官窑财力雄厚，集中了大量技术工匠，不惜成本，因此制品特别讲究，体现了当时的瓷器最高水平。但民窑的经营者“窑户”为了谋得生存，也努力提高质量。明代中、后期有不少窑户因为制品优良，得以成名起家，产品被争相购买，这也是当时制瓷业空前发展的一个表现。著名的民窑有崔公窑、周窑、壶公窑等。崔公窑的主人是崔国楙，“嘉（靖）、隆（庆）间人，善治陶、多仿宣（德）、成（化）窑遗法制器，当时以为胜，号其器曰‘崔公窑瓷’，四方争售”。周窑的主人是周丹泉，“隆（庆）、万（历）中人”，“（制瓷）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价）购之，周（丹泉）亦居奇自喜，恒携至苏松常镇间，售于博古家，虽善鉴别者，亦为所惑”(24)。有一次他路过毗陵拜访朋友，看到朋友的一个古定鼎，“以手度其分寸，仍将片楮摹鼎纹袖之”，回家后比照仿做，“半载而旋”，拿着那个仿制品让朋友看，朋友“大骇，以所藏古鼎较之，无纤毫疑”。其友遂以为又得一古定鼎，“询何所自来”。周丹泉讲明真情，朋友始悟，“售以四十金，蓄为副本，并藏于家”。万历末年，有一淮安人又用千金的代价，从其友的孙子手中将周丹泉所仿造的古定鼎买去(25)。壶公窑的主人是吴十九，万历时人，“号壶隐道人”，其制品“色料精美，诸器皆佳，有流霞盏、卵幕杯两种最著。盏色明如朱砂，杯极莹白可爱，一枚才重半铢，四方不惜重价求之”(26)。上述民窑都在景德镇，此外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少著名民窑匠人，如宜兴龚春、董翰、赵梁、元畅、时朋、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陈仲美等就是有名的制造陶器的匠人。龚春出身家僮，在宜兴县东南四十里金沙寺伺候主人读书，从寺僧处学到烧制技术，所制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27)。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号为“四名家，并万历间人，乃龚春之后劲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28)。时大彬是时朋的儿子，李仲芳、徐友泉是时朋的高足，他们都善于制壶，故“陶肆谣云‘壶家妙手称三大’”，所谓三大，就是指“时大彬及李大仲芳、徐大友泉”(29)。陈仲美，婺源人，最初在景德镇造瓷，后“以业之者多，不足成其名”，遂迁至宜兴，所烧造的香盒花杯等，“重锼迭刻，细极鬼工。壶像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至塑大士像，庄严慈悯，神采欲生，璎珞花，不可思议”(30)。

造纸业在明代中、后期有一定的进步。明代以前的史籍中少有关于造纸技术的记录，偶有记载者也多是语焉不详，谈不上完整系统。但明代中、后期却出现了两个比较详细地记载造纸工艺的书籍。一是王宗沐《江西省大志》，一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两本书籍的出现应该说是明代中、后期造纸业发达的一种反映。

由《天工开物》卷一三《杀青》的记载看，造纸业当时广泛地存在于南方和北方。其具体叙述到的造纸地区就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份。有的地方规模还很大，如陈九韶《封禁条议》载：万历二十八年时，江西铅山石塘镇有“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31)。依照上述记载推算，这时石塘镇的纸工当有五六万人之谱。当时纸张的品种也很多：“近世（用竹新制）阔幅者，名大四连”；在制作工序上，“不用烘焙”，仅“压水去湿、日晒成干”者，叫“火纸”、“糙纸”；“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没种庄稼的隔年田）晚稻稿所为也”；若“柬纸则全用细竹料厚质荡成”，“最上者曰官柬”，富贵之家用它作名片，倘将它用白矾水浸过，再染上红花汁，就成为办喜事的“吉柬”；用楮皮和绝嫩竹麻等制成的纸是皮纸；坚固的皮纸，“纵文扯断如绵丝，故曰绵纸”；“其最上一等”供皇宫“糊窗格”，“长过七尺，阔过四尺”，名叫“棂纱纸”；“其次曰连四纸，连四中最白者曰红上纸”；名叫皮纸而实际上为“竹与稻秆参和而成料者，曰揭帖呈文纸”；“芙蓉等皮造者统曰小皮纸”；“桑皮造者曰桑穰纸”；“永嘉蠲糨纸，亦桑穰造”；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烂后加入芙蓉花汁，“其美在色，不在质料”。各种不同名目的纸张，或原料不同，或制法各异，或尺寸不等，或品格相殊，品种繁多，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在蒸煮纸浆时，明代中、后期已知道应用石灰，《江西省大志》在叙述江西省生产楮纸的情况时说：“（将制纸原料）甑火蒸烂，剥去其骨，扯碎成丝，用刀锉断，搅以石灰，存性月余，仍入甑蒸。”(32)这实际就是现代造纸工艺中所用的化学处理法，对于提高纸的质量很有好处。福建顺昌等地，造纸时以水碓为动力，这便大大提高了效率(33)。

通观中国印刷史，明代中、后期是作出一定贡献的重要阶段。

铜活字的开始流行，是在明代中、后期。无锡富人华珵、华燧、华坚曾用铜活字印了许多种书。华珵印过陆游的《剑南续稿》和《渭南文集》等书。华燧印过《宋诸臣奏议》、《容斋五笔》、《君臣政要》、《文苑英华纂要》等书，他印的书，板心下方注有“会通馆活字铜板印”字样，其《宋诸臣奏议》印于弘治三年（1490年），这是现在所知道的我国最早的一部铜活字印本。华坚印过《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和《蔡中郎文集》等书，他印的书都有“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版印行”的刊语。与华家同县的另一个富人安国，也用铜活字印了很多书，他印的《正德东光县志》，是我国惟一用铜活字印的一部方志。

福建也是当时利用铜活字印书的一个地区。嘉靖年间这里印出了最出名的蓝色印本“芝城（建宁的别名）铜版”《墨子》。万历年间福建人饶氏又用铜活字印行了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

与无锡相距不远的常州、苏州和南京，当时也都有铜活字印书。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常州，成书于弘治、正德间的《金台纪闻》（作者陆深）说：“近日毗陵（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这说明当时除用铜活字印书外，还应用了铅活字。可惜的是，常州的铅活字印本今已无遗存，而且当时铅活字也未见推广(34)。

套印和饾版、拱花技巧的发明也在明代中、后期。套印是将同一版面分成几块同样大小的版，各着一色，依次加印在同一张纸上。现存最古的套印书《闺范》，刊于万历中期。万历末年以后，浙江吴兴的闵齐伋、凌濛初、凌瀛初、茅兆河等人用套版印刷了很多种书籍。套版经常用来印制文字书籍，而饾版则用以复制美术图画。饾版是把同一个版面分成若干个大小不同的版，每块版只是整个版面的一部分，将它们分别刷上不同的颜色，逐个印在同一张纸上，就可拼集成完整的具有复杂色彩的画面。这时出现的饾版代表作是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胡正言是安徽休宁人，侨居南京，斋前种竹十余竿，故称其斋为“十竹斋”），完成于天启七年（1627年），印有翎毛、兰、竹、梅、石、果等。胡正言还印了《十竹斋笺谱》，完成于明清之际，上面印有商鼎周彝、古陶汉玉、山水、人物、花卉羽虫等，它除了使用饾板印刷法，还兼用拱花技法。拱花是把雕板压印在纸上，使纸被压出凸出的花纹，这种花纹多是白云、流水、花叶的脉纹，与其他画面相映衬，素雅大方，极为精彩。饾板和拱花技巧的结合，使彩色印刷更上一层楼，广泛开辟了利用木版来复制艺术图画的领域，无论色彩多么复杂的图画，都可以照原作复制出来(35)。

明代中、后期的印书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这也反映出当时印刷业的发展。如天启崇祯时常熟虞山富翁毛子晋就开办了一个很大的印书作坊。据清人钱泳说：为了藏书和刻书，毛子晋“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36)。他的儿子毛扆后来曾追叙说：“吾家当日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扆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呼扆曰：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务，今版逾十万，亦云多矣。”仅印匠就有二十人，倘再加上刻字匠、装订匠等，数目相当可观。毛子晋所刻印的书籍，范围很广，数量极多，清末叶德辉说：“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汲古阁为最著，当时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诚前代所未有矣”(37)。

明代中、后期矿冶业的发展极为显著，在采煤业和钢铁业等部门尤为突出。

中国是世界上用煤最早的国家之一。到了明代中、后期，煤被作为燃料更广泛地应用在日常生活和许多手工业部门之中。当时人李时珍曾说：“石炭，南、北诸山产处亦多。昔人不用，故识之者少，今则人以代薪炊爨，煅炼铁石，大为民利。”(38)其所谓“古人不用”虽不正确，但明代中、后期广泛应用“大为民利”的叙述，则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应用的广泛，促进了采煤业的发展，各地采煤的记载比比皆是，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载：含山县城北三十里有牛头山，“山产煤，明正德中，居民采以为业”。《明会典》卷一九四载：“嘉靖七年（1528年），以居庸关官军无处樵采，白羊口镇煤窑准照旧开取。”很多地方采煤业相当兴盛，山西尤其突出。方以智说：“（山西）平定所产（煤）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39)

随着采煤规模的扩大，采煤的知识和技术空前提高。由于地质的变化，煤层往往有露头，这是勘察煤藏的有利条件。当时经验丰富的采煤工匠，能从土面辨别有无之色，然后挖掘，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利用露头找煤的方法。煤炭在生成过程中，伴随产生以沼气（即甲烷）为主要成分的瓦斯，无味、易燃，对人体有毒害作用。为了安全生产，采煤之先，必须设法将之排出。明代中、后期已经发明了排除瓦斯的方法，“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40)，这是一个很合乎科学道理的方法。瓦斯的比重比空气轻，倘含有瓦斯的空洞直接和地势较高的空间接通，瓦斯就会立刻上升。由于排除了瓦斯，当时在采煤的巷道里已经能够用灯照明而不怕引起瓦斯燃烧爆炸。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附有采煤图一幅，画面偏右部位画一高于人体顶有横担的竿子，上悬烛灯两个，人在灯下采煤(41)。这与当时的欧洲煤矿相比，显得相当先进。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时，欧洲的煤矿因为没能解决瓦斯问题，采煤工人还只好在暗中摸索着工作，没有任何照明设备(42)。支撑巷道顶部预防发生事故的办法，在明代中、后期也已应用。当时采煤工人在井下掘进时，其上支板，以防压崩(43)，这就为扩大采煤面和加深井下巷道提供了保证。据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二《石炭》注引崔铣修弘治《彰德府志》，当时安阳县龙山煤矿的巷道长度，已经“深数百丈”。这也是当时欧洲煤矿远不能及的(44)。这时中国的工匠已经懂得把煤炼成焦炭，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说：“煤则各处有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欧洲最早炼焦炭的，是十八世纪后的德国斯陀夫（Stauf），比中国至少晚了两百年(45)。

明代中、后期钢铁业的兴盛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产量的增加。当时的全国总产量数字没有留下记录，但可找到部分地区的数字。如山西从《明会典》卷一九四《冶课》可知，明初所定铁课为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当时，私营铁冶未获批准，这个官矿产量，可看作全省的总产铁量。《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九记载，天顺五年（1461）六月，陕西总兵官保定侯梁瑶报告：“山西阳城县铁冶甚多，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这时阳城县的铁冶已是私营铁冶，其课税率是十五分之一。由此推算，天顺年间山西阳城一县的铁产量已达七百五十万至九百万斤，相当于明初山西全省产量的七八倍。

其次是炼铁炉具宏大，用人很多。正统三年（1438年），官营遵化铁冶，“凡烧炭人匠七十一户，该木炭一十四万三千七十斤，淘沙人匠六十三户，该铁沙四百四十七石三斗。铸铁等匠六十户。附近州县民夫六百八十三名，军夫四百六十二名”。“又有顺天、永平轮班人匠，原额六百三十名，岁分为四班，按季办柴炭铁沙。又有法司送到炒炼囚人”(46)。可见遵化铁冶使用人力是十分庞大的，有烧炭、淘沙、铸铁、炒炼等不同的专业分工。当时，不仅官营铁冶如此，民办矿冶的规模也很可观，如福建蒲城的“坊长大户，招集四方无赖之徒，来彼间冶铁，每一炉多至五七百人”(47)。

再次是兴起了不少以制铁著称的城镇。如广东南海县佛山镇，据景泰二年陈贽《祖庙灵应祠碑记》说：“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辐辏焉”(48)。檀丘市，据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称：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

第四是出现了许多靠铁冶致富的商人。如正德时海阳“詹安以铁冶起富”，嘉靖时歙州（今歙县）“郑次公少服贾，以铁冶起家”(49)。在文艺作品中，铁冶起富的商人形象也被塑造出来。《古今小说》卷三九描写遂安人汪革由于“因山作炭，卖炭买铁”，铸造铁器，“出市发卖”，“数年之间，发个大家事起来”。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铁冶致富商人形象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这类商人的广泛存在。

第五是钢铁生产技术的进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明代中、后期钢铁业中所用的鼓风装置，已是装有活塞、活门的木风箱，这在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八《冶铸》所附图谱上可以普遍看到。它的形式和解放初铁匠铺工匠所用者相同。这种装置，结构巧妙，供风充足，是冶铁史上的一大改进。在欧洲，使用靠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装置开始于十八世纪后期，比中国至少晚一百年以上(50)。

在冶炼生铁时，明代中、后期已实现了操作过程的半连续性，当炼铁炉出铁孔流完铁水后，用泥塞住出铁孔，马上可以加料，鼓风再炼。这比当时欧洲的办法——等炉冷却后才把炼成的铁取出来，要先进得多(51)。

炼铁炉与炒铁塘串联使用，是明代中、后期钢铁生产中又一种先进技术。《天工开物》卷一四《五金》载：“若造熟铁，则生铁（自炼铁炉腰孔）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塘内，数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干，舂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撒，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这种串联工艺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可以节约时间，降低成本，是现代冶金技术上的一个重要起点。用撒入污潮泥干粉和柳木棍疾搅冶炼熟铁，也很值得注意。污潮泥干粉在这里起熔剂作用，其中含有硅酸铁和氧化铁，撒进它能促使碳氧化成二氧化碳飞走，从而减少碳含量，使生铁变成熟铁。其中的硅，能与氧化铁化合而形成易熔氧化物渣，这种渣的形成可以促使熟铁凝成大块。柳木棍的疾搅，能扩大生铁水和空气的接触面积，从而促进氧化作用，加速熟铁的形成。由此可见当时钢铁生产技术的先进程度。

中国钢铁生产发展史上，有一种引以自豪的创造，即灌钢冶炼法的发明。它是利用生铁的铁液灌入未经锻打的熟铁，这样不但可以产生强烈的氧化作用，较快除去渣滓，而且能较快渗入碳分，炼成硬度极高的灌钢。明代中、后期继续沿用这种炼钢法，而且加以发展，其中之一是将它应用在工具锋刃的锻制上，创造出“生铁淋口”的方法。就是先用熟铁制成坯件，然后熔化生铁，在坯件的刃口淋上一层生铁水，这实际上是用灌钢炼铁法的原理，将刃口加工硬化。这种炼制工具钢刃的办法，既不需要夹进炼好的钢条，又不需要把工具加以熔化，简便易行。

采煤业和钢铁业之外，铜、银、锡、铅、锌等的采炼，在明代中、后期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　《实政录·风宪约》卷6。

(2)　《实政录·民务》卷2。

(3)　《农政全书》卷35。

(4)　《天工开物》卷2《乃服》。

(5)　《农政全书》卷35。

(6)　嘉庆《松江府志》卷6引《梧浔杂佩》。

(7)　《阅世编》卷7。

(8)　正德《姑苏志》卷14《土产》。

(9)　《震川集》卷8《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10)　《浙江通志》卷102《物产》2引万历《嘉善县志》；魏塘为嘉善县城所在地。

(11)　《农政全书》卷35。

(12)　《消夏闲记摘抄》中，第13页。

(13)　《天工开物》卷2《乃服》。

(14)　《明神宗实录》卷361；光绪《嘉兴府志》卷4引万历《秀水县志》。

(15)　《濮川所闻记》卷4引李培《翔云观碑记》。

(16)　民国《双林镇志》卷12碑碣（明）《重建化城桥碑铭》。

(17)　《农政全书》卷31引郭子章《蚕论》。

(18)　乾隆《潞安府志》卷8《物产》。

(19)　参见李辉炳：《略谈明清的“彩瓷”》，载《文物》1974年第8期。

(20)　参见李辉炳：《略谈明清的“彩瓷”》，载《文物》1974年第8期。

(21)　《陶说》卷3。

(22)　光绪《江西通志》卷49《舆地略》。

(23)　《二酉委谭摘录》。

(24)　以上两段引文见《景德镇陶录》卷5第9页。

(25)　《景德镇陶录》卷8。

(26)　《景德镇陶录》卷5。

(27)　《阳羡名陶录》卷下引《重修宜兴县志》（《美术丛书》本）。

(28)　《阳羡名陶录》卷上（《美术丛书》本）。

(29)　《阳羡名陶录》卷上（《美术丛书》本）。

(30)　《阳羡名陶录》卷上（《美术丛书》本）。

(31)　康熙《上饶县志》卷10《要害志》。

(32)　光绪《江西通志》卷49《舆地略》。

(33)　《闽部疏》。

(34)　以上参见张秀民：《铜活字的发明与发展》，载《光明日报》1954年3月6日。

(35)　参见王伯敏：《中国版画史》；刘国钧：《中国的印刷》；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36)　《履园丛话》卷22《梦幻·汲古阁》。

(37)　《书林清话》卷7《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

(38)　《本草纲目》卷9。

(39)　《通雅》卷48《金石》。

(40)　《天工开物》卷11《燔石》。

(41)　见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光绪十一年张氏味古斋刻本。

(42)　赵承泽：《由明嘉靖后期至清顺治末中国的煤炭科学知识（约由1555年到1661年）》，载《科学史集刊》第四期，1962年8月出版。

(43)　《天工开物》卷11《燔石》。

(44)　赵承泽：《由明嘉靖后期至清顺治末中国的煤炭科学知识（约由1555年到1661年）》，载《科学史集刊》第四期，1962年8月出版。

(45)　赵承泽：《由明嘉靖后期至清顺治末中国的煤炭科学知识（约由1555年到1661年）》，载《科学史集刊》第四期，1962年8月出版。

(46)　《明会典》卷194。

(47)　载张萱：《西园闻见录》卷40第14页《蠲赈》。

(48)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志》上。

(49)　汪道昆：《太函集》卷28、46。

(50)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

(51)　参见钟广言注本《天工开物》卷14《五金》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