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工是指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这种人在明代中、后期极多。前面已有多处涉及佣工的情况，这里再作些补充说明。

佣工之多，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察：一为使用地区广泛。都城有佣工，《蓬轩别记》载：“京师西郊多贫民，每晨入佣，取直资养，迄暮归。”(1)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佣工，正德《姑苏志》载，苏州地区“无产者赴逐雇倩，受直而赋事，抑心殚力，谓之忙工，又少隙则去捕鱼虾、采薪、埏埴、佣作、担荷，不肯少自偷惰”(2)。在偏僻的山区，仍有佣工，明人丘濬说：江西流民来到荆襄山区后，有的“专于贩易佣作”，应称为“营生户”(3)。二为使用的部门多。手工业、农业、商业等都有佣工在活动。关于手工业、农业方面使用佣工的情况前面已经述及，这里再举例说明商业中佣工的存在。《东西洋考》卷七说：“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稛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这是商业中使用佣工的例证。

明代中、后期佣工的身份地位比较复杂。如前所述，从法律上讲，短工是依“凡人论”的自由人，但“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佣工，却被定为地位介于“凡人”与“奴婢”之间的“雇工人”。这种“雇工人”之所以说地位介于“凡人”与“奴婢”之间，主要体现在下列两点：第一，在明律中，“雇工人”被编入了雇主的家族体系之内。当他触犯雇主及其亲属时，要比照子孙或卑幼者触犯其父母、尊长的行为进行处罚，因而比一般“凡人”犯同类罪行要加重若干等。相反，当雇主及其亲属侵犯“雇工人”时，其处罚都比“凡人”相互侵犯轻许多。如“凡人”斗殴，没有成伤时，只笞二十至三十，而“雇工人殴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者”，在不成伤的情况下，却要“杖一百，徒三年”(4)。至于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亦“减凡人三等”。由此可见，“雇工人”对雇主及其亲属的法律地位，低于一般“凡人”的地位。第二，在明律中，有些犯罪的处罚办法，“雇工人”与奴婢相同，如谋杀雇主及其亲属罪、奸雇主妻女罪等；但更多的规定是，雇工人触犯雇主比奴婢触犯主人判罪要轻，如“奴婢殴家长者皆斩”。这与上述雇工人殴家长的处罚相比，显然要重许多。这说明，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较之奴婢略高一些。

明代中、后期佣工身份地位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其法律地位与实际地位不尽一致。这主要表现在“雇工人”方面。明律对“雇工人”所规定的介于奴婢与凡人之间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醒世恒言》卷二九描写濬县知县陆光祖在处理监生卢柟案件时，所下的判词是：“雇工人死，无家翁偿命之理。”这正是反映了雇工人低于“凡人”的这种法律地位在现实生活中是被承认的。然而，现实生活中，“雇工人”也有地位不低于“凡人”的情况。前面论述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时，对此已有说明。

法律上具有自由身份的短工及在现实生活中已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人”，和其他一般佣工有很大的差别。后者乃是封建社会的旧物；前者则为新的生产关系的组成者，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正是由于他们以较多的数量聚集在某些生产部门之中。

既有封建社会的旧物，又有自由身份的雇佣劳动者，这便是明代中后期佣工的基本特征。

奴婢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它的名称很多，在当时的文献中，诸如婢仆、奴仆、仆从、家人、奴、家奴、仆者、仆人、厮养、童仆、家童、小奚、婢、养娘、丫鬟、侍儿、侍婢等，都是指奴婢。明朝政府从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出发，对什么人可以拥有奴婢及其可以拥有的奴婢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和规定。《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一记载：“律称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盖谓功臣家方给赏奴婢，庶民当自服勤劳，故不得存养。”《明会要》卷五二说：“（洪武）二十四年定：役使奴婢，公侯家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然而，事实上这类规定并没有彻底实行，甚至可说是完全等于一纸空文。

明代中、后期奴婢的数量极多，“大家童仆多至万指”的记载(5)，比比皆是。固然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役使奴婢的贵族官僚使用奴婢者极为普遍，顾炎武说，江南“仕宦之家（役使奴婢）有至一二千人者”(6)；那些按法律无权役使奴婢的各种庶人，也在大量使用奴婢。钟祥县庶民地主李钦，“居介钟、荆之间，家僮千人”(7)。凤阳商人葛容菴，“僮婢三百余指”(8)。有的家境不过是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但也使用着奴仆，《明史》卷二九七《阿寄传》所记载的分家前的淳安徐氏，就是这种情况。明代小说中对这种情形也有反映，就《醒世恒言》等书统计，其中所写役使奴婢之人，有文官（上起尚书、学士，下至太守、知县），武将（卫指挥和千户等），一般吏员（如县令史），世代簪缨之族，刚刚拾到钱的暴发户，田广业大的大地主，薄有土地的小地主，丝织业等作坊的主人，贩卖粮、布、马、盐的商人，开设当铺的高利贷者，专在河湖搞“私商”的水盗、青楼的妓女等，真是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奴婢使用的部门和领域很广泛。农业中有使用的，当时人徐显卿的“勤箴”反映了这种情况，它说：“厥躬克勤，倡率家人，妇女缫织，僮仆耕耘，惟勤有获，垂裕子孙。”(9)手工业中也有使用的，大学士徐阶“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10)。这里的“织妇”，就是一种奴婢。商业活动中也使用奴婢，《明史》卷二九七所叙述的淳安徐氏的奴仆阿寄，主人分家后就是为主人经商的。《云间杂志》卷中也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松江人焦慎君曾“偕一仆”至吕宋经商。官僚富户的各种家内杂役，更是多半由奴婢来承担。

奴仆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为买卖。如嘉靖时官僚杨继盛有个奴仆名叫曲钺，他“原是四两银子买的”(11)。万历四十三年，汪某即用三两三钱银子买得王成祖的第三个儿子王有礼为仆，其时王成祖出具的卖子婚书写道：“立婚书父王成祖，今因无钱支用，自情愿将三男王有礼，己酉年十二月廿九日辰时（生），托弟社文，出卖与房东汪　名下，三面得受礼银叁两叁钱整。其人随即过门听主使用，日后成人长大，无得私自回家，并无生情异说。所有家下门户一应等情，尽是兄弟成当，不累房东之事。倘有风烛不常，天知命也。倘有私自逃外，听主闻公理治，依律背主之论。”(12)二为掠卖。明代法律中规定有关于掠卖编户齐民为奴婢的禁令，《明会典》卷一六八说：“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法律上的禁令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物而规定的，所以关于掠卖编户齐民为奴婢的禁令的规定，即反映出当时“掠卖”是奴婢的来源之一。三为投靠。顾炎武说：“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13)

奴婢在人身上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分家时要把他们与其他财产一起分配，主人可以将他们随意出卖和转让。《明史》卷二九七《阿寄传》说：“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析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阿寄。”这是关于弟兄分家时要分奴婢的明确记载。

在身份地位上，奴婢不仅对主人中的家长，而且对其全家，以至其同族中的其他亲属，也都低其一等或几等。这种情形，在明代法律有关主奴互相触犯的处罚条文上有明确的反映。明律规定，“（奴婢）若殴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伤者皆斩”，但“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对奴婢“无罪而杀者”，仅“杖六十，徒一年，（奴婢的）当房人口悉放从良”(14)。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不平等的，处罚的不平等说明了身份的高低差异。奴婢对于主人宗族以外的其他编户齐民，地位也是不平等的，这在明代法律中也有明显的反映。《明会典》卷一七〇载：“凡奴奸良人妇女者，加凡奸罪一等，良人奸他人婢者，减一等。”同书卷一六九又载：“凡奴婢殴良人者，加凡人一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其良人殴伤他人奴婢者，减凡人一等，若死及故杀者绞。”

奴婢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他们进行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经商所需要的本钱全是主人的，其生产收益和经商所得，统统归主人所有。如前面提到的淳安徐家的仆人阿寄，被身为寡妇的主人派去贩漆，其本钱靠的是“寡妇尽脱簪珥，得白金十二两”。他入山贩漆一年“而三倍其息”，“历二十年，积资巨万”，这些利润全归了主人，“自是寡妇财雄一邑”。当他去世之后，“或疑其有私，窃启其箧，无一金蓄。所遗一妪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15)。奴婢的生活资料，从实质上看自然全是奴婢自己创造的，但奴婢却不具有所有权，其表现形式是主人掏腰包来养活奴婢。因此，在史籍中多有“仆之婚配衣食皆仰给于主家”的记载”(16)。

为了保证“奴婢的再生产”，主人允许奴婢结婚。这反映在明代的小说中，便是所描写的奴仆多数拥有自己的家眷，因此“一房人”、“两房家人”、“几房家人小厮”、“家僮数十房”(17)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这些家眷同样属于主人，主人可以随意役使。《醒世恒言》卷三四描写：景德镇地主朱常带着十来个家人去割稻，后来又让家人卜才回家将“媳妇子”（指家人的妻子）“叫五六个来”。这便是当时奴仆的家眷可被主人随意役使的一个反映。奴婢的子女也要听从主人的役使，其奴婢地位是世袭的。松江地区，“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18)。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万历八年（1580年）十二月七日的一个“招亲婚书”，这个契约提供了当时奴婢地位世代相承的一个具体例证，其中说：“立招亲婚书仆人余又什”，“因家贫，自幼将身出卖十二都三图渠口家主汪名下为仆，今年十八岁，无妻，求媒张瑞、朱卑切招到老仆胡昭法寡媳为妻，以遂终身大事。自招之后，夫妻二人在家主地屋住歇，小心供使。生育子孙，永远服役，一遵家主法度，不得生奸逃拐背逆等情”。这里的“生育子孙，永远服役”，明确地规定了世代为奴的身份地位。

为了诱使奴婢老实为主人服役，主人有时对个别称心的奴婢给予奖赏，甚至改变其奴婢身份。奴婢倘有厚资，也可赎身。嘉靖时官僚杨继盛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中说：“（奴仆）钺他若守分，到日后与他地二十亩，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里要回去，你就合你两个丈人商议，告着他。原是四两银子买的他，放债一年，银一两得利六钱，按着年问他要，不可饶他。恐怕小厮们照样儿行，你就难管。”(19)这里所说给予村宅和土地，就是说要改变其没有独立经济的情况，即准备改变其奴婢身份；所说当其“心里要回去”时，按高利贷办法要债，就是准备在索取高额赎金的情况下，答应其脱离主奴关系。不过，主人主动改变奴婢身份的情况是极个别的；奴婢用金钱赎身的办法也是不易行通的，因为很清楚，一般的奴婢是难于积累起那样多的金钱的。所以，一般说来，当时劳动人民一旦陷于奴婢地位，那就休想脱身，只能世世代代在这种低贱痛苦的地位中呻吟。

上述种种，说明明代的奴婢同奴隶社会的奴隶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但他们并不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从严格的科学意义讲，他们的阶级属性，也应该是封建社会的一种依附民。

家主虽与奴婢有主仆名分，但已不能随便杀死他们，一些较重的惩罚，一般也要禀官处理。明律规定，“若奴婢有罪，其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不告官司而殴杀者，杖一百”(20)。前引万历八年十二月七日的“招亲婚书”中也写着，仆人余又什倘对主人不履行契约上规定的义务，“听从家主呈官究治”。由此可见，明代中、后期的奴婢已不像奴隶社会的奴隶那样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已被当成了人。

当时奴婢和主人的关系，虽有占有和被占有的性质，但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奴婢对主人有所触犯时，法律上往往像对待“雇工人”那样，把奴婢比照家族中的子孙辈来处罚。《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一九《刑律·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条纂注说：“若奴婢及雇工人谋杀家长之期亲、外祖父母若缌麻以上亲者，罪与子孙同……盖奴婢、雇工人虽无伦理，而名份之重，与子孙不异故也。”

将奴婢与前面谈到的佃农、佃仆和钦赐佃户等的地位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他们有相同之点，这就是都属于封建依附民。但还有不同之处，这就是佃农、佃仆和钦赐佃户等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可是佃农的人身依附较小；佃仆和钦赐佃户等与奴婢都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但佃仆和钦赐佃户等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而奴婢则没有；另外，在人身依附性上，奴婢比佃仆和钦赐佃户等也更强一些。列宁曾说：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21)。明代中、后期的奴婢，就是最粗暴的农奴制之下那种类型的依附民。如果依照地位的高低，将奴婢等依附民排列顺序，其自高至低应为：佃农、佃仆、钦赐佃户、奴婢。

上面所述是当时奴婢的一般情况。而实际生活是十分复杂的。有的奴婢是主人的心腹，被主人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担任比较特殊的任务，对其他奴婢和主人的其他役使对象有管理、指挥之权，过着优裕的生活。在土豪劣绅鱼肉小民时，这些特殊奴婢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者，他们还乘机狗仗人势，大施淫威，谋取个人的私利，有的因而成为大富豪。这正如《研堂见闻杂录》所说：“其人任事，即得因缘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主人）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扞。”史料中有不少关于这种特殊奴婢为非作歹的实例。严嵩的仆人永年，“号曰鹤坡”，张居正的仆人游守礼，“号曰楚滨”，他们“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搢绅为宾主”(22)。常熟某势宦的家奴黄元，为主收租任阳乡，“恃主威，禾未登场”，即来骚扰，“叫嚣乡里，鸡犬不宁，农人苦之”，在其逼迫下，农民们“每亩出斗粟劳之，名曰脚步钱”。其子黄洪，“尤凶暴，恃其拳勇，酗酒渔色，乡人目为黄二伤司，谓触之祸即立至也”(23)。从这些特殊奴婢的地位和所作所为看，他们已不能算依附民，实际上是主人的帮凶、走狗，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佃仆与主人有主仆名分，因此有些人实际上身份是佃仆，而其名义却称仆、奴等。这在前面谈佃仆时已经涉及。这种情形也是当时奴婢问题中的复杂情况之一。

总之，当时的奴婢一般说是最粗暴的农奴制之下那种类型的依附民，而有些人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有奴婢之名，实际上并不属于奴婢阶层。

综观明代中、后期的阶级状况，可以看出，这时的阶级构成基本上仍是封建统治阶级和被其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两大阶级，前者包括皇室、诸王和公主、功臣和外戚、缙绅地主、寺院地主、庶民地主、大商人等阶层和集团，后者包括小商人、小手工业者、自耕农、佣工、佃农、佃仆及钦赐佃户，奴婢等阶层和集团。两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和集团，又各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地位，形成不同的等级。这些情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态仍是完整的封建制度。这时的各阶级虽然基本上仍像以往那样从事各项政治、经济活动，但又有一些新情况。他们大都与商品生产和商业交换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了这些活动之中。在此基础上，与商品生产和商业交换关系最密切的某些大商人、庶民地主、小手工业者和佣工等，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使原有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缓慢的演变。这些情况，是当时社会经济新发展在阶级关系上的反映。

(1)　《蓬轩别记》卷下，第5页，《古今说部丛书》本。

(2)　正德《姑苏志》卷13《风俗》。

(3)　《明经世文编》卷72。

(4)　以上见《大明律集解附例》卷20《斗殴》。

(5)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0《江南》8。

(6)　《日知录》卷13《奴仆》。

(7)　《震泽先生别集》附《郢事纪略》。

(8)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11《葛母传》。

(9)　《西园闻见录》卷15。

(10)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4。

(11)　《杨忠愍公遗笔》。

(12)　王链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版，第453页。

(13)　《日知录》卷13《奴仆》。

(14)　《明会典》卷169。

(15)　《明史》卷297《阿寄传》。

(16)　乾隆《宝山县志》，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95页。

(17)　《醒世恒言》卷20、36、10、18；《警世通言》卷22。

(18)　《研堂见闻杂录》。

(19)　《杨忠愍公遗笔》，见《学海类编》第四函。

(20)　《明会典》卷169。

(21)　《论国家》，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6页。

(22)　《日知录》卷13《奴仆》。

(23)　《过墟志感》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