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得到永历皇帝承认的秦王爵衔之后，他与李定国的矛盾并未得到缓和，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两者的矛盾也在发展。永历皇帝迁到大西军余部辖区后，由于不满于孙可望日益增长的“僭逼”行为，积极介入两者的矛盾，拉拢李定国，反对孙可望，从而使形势更加复杂，斗争更为激烈。这终于导致了孙、李的彻底决裂，给清朝以可乘之机，使大西军余部的抗清事业遭到失败，永历政权归于灭亡。

永历四、五年（顺治七、八年）大西军余部占领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时，正逢清兵向西南地区继续进逼。在四川，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占领了龙安(1)。八年（1651年）秋末起，清政府决定扩大在四川的军事进攻，又特派平西王吴三桂和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领大军，入川征剿”(2)。到第二年四月为止，吴三桂和李国翰所率清军先后夺得了大西军余部控制的成都、嘉定、重庆、叙州等地。(3)在湘、桂、黔，驻湘桂地区的清兵于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由孔有德带领，出广西河池州，向贵州进发(4)。清兵的进逼，使大西军余部不得不奋起抵抗，战争愈演愈烈。

永历六年（1652年）三月，为了抵御清军的进攻，孙可望派出了两路大军。一为派刘文秀入川，将步骑六万，出叙州、重庆。一为派李定国出湖南、广西，以征虏将军冯双礼为副手，将步骑八万，计划由武冈经全州，进取桂林(5)。刘文秀一路最初进军很顺利。八月，连取重庆和叙州，吴三桂屡战不利，率清军撤向保宁，刘文秀跟踪追到保宁。但十月保宁一战，刘文秀骄傲麻痹，吃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最后收集少数残余，退向贵州，被罢职。李定国一路四月克黎平；五月连下沅州、靖州、武冈和宝庆。七月四日攻克桂林，清朝坐镇桂林的孔有德自焚身死。不久，又收复平乐、梧州、柳州、南宁等地。九月，挥师北上，夺得永州、衡州，十月所派北取长沙的部将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另外，所派另一支部队还攻下了永新、安福，“遂围吉安”。至此，李定国“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军声大振”。(6)

李定国出征旗开得胜，令人欢欣，但他与孙可望的矛盾，随着捷报的频传而日益激化起来，严重地影响了对清作战。

当桂林之役的捷报传到贵州后，孙可望题请封李定国为西宁郡王兼行军都招讨，冯双礼为兴国侯，并准备派人前去犒军。但未曾出征的驾前军（孙可望的护军）却产生了嫉妒心，表示不满。“诸往来使命者”，复“多增饰喜怒，谓（李）定国闻郡王封，滋不悦，曰：‘封赏出自天子，奈何以王封王！’”于是对李定国本有忌心的孙可望，这时猜忌更重了。他自贵阳率兵东出湖南，“欲夺定国兵柄”(7)。这年七月，清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抗清力量的镇压，命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兵征湖南、贵州，十月抵湖南。李定国闻讯，令屯驻长沙的部将主动放弃长沙，而后在衡州境内布下埋伏，以夹击敌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时已带兵至武冈的孙可望却故意破坏，密令李定国的部将违背李定国的部署行事，结果在十一月下旬的衡州之役中，李定国部虽击毙了尼堪，而从整体上无法战胜敌人，只好收兵走邵阳、退至宝庆。接着，孙可望招李定国赴武冈议事，李定国得到武冈将被孙可望杀害的密报，行至中途引兵转向广西。第二年三月，孙可望率驾前军与清兵战于湖南西南部岔路口，大败，逃归贵阳，清兵遂陷武冈、靖州、沅州、黎平等地，大掠千里。后孙可望又以刘文秀挂招讨印，领兵恢复常德，亦败归，可望令之回云南驻守。

李定国转移到广西后不久，又东进广东，从此在两广地区东西转战。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败于肇庆，退驻柳州。七月取高州府境内化川、吴川、信宜、石城。又率兵二万围攻桂林七昼夜（永历六年桂林被李定国攻克后，由于李定国率兵入楚，不久重陷清手），不克，闻清援兵自武冈开来，撤围而去。八年四月，兵至雷、廉，攻克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地。五月，下高州。进围新会，十一月清兵援军大至，李定国撤围而去。九年二月，败于广西兴业，再败于横州，收余众退保南宁。

李定国自永历六年至九年的出征，对清朝打击很大。遗憾的是，由于内部分裂，最后遭到了失败，这对后人是一个极深刻的教训。

孙可望之请封秦爵和迎永历帝入境，本非从扶明政策出发，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满足权势欲望，所以永历帝迁到安龙后，不受礼遇。一切诏命，“悉非帝出”，“可望假天子号令，行中外”，“生杀予夺，任意恣肆”(8)，并“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位”。(9)

永历帝不能忍受孙可望的简慢无礼，孙可望阴谋禅位的活动更使之寝食不安；他了解到李定国很久便与孙可望有矛盾，而且永历六年（1652年）春天以后率军出征在外，屡打胜仗，声势颇振，遂决定秘密召之前来护驾。经过与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吏科给事中徐极、兵部员外林青阳、首辅吴贞毓等相商，于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商定由林青阳将密敕送出。年底，林青阳“抵定国所，定国接敕感激，许以迎王（指永历帝）”。但他未能马上来迎，因他拟于“恢取东粤”之后再行。由于林青阳久去未归，次年六月，永历帝又差使往催(10)。永历帝的上述活动，很快被身在安龙但一心投靠孙可望的明官马吉翔得知，马即向孙可望告密。孙可望马上派亲信部将郑国查处。在性喜投机、极力向孙可望献媚的太监庞天寿的帮助下，永历八年三月初六日，郑国在安龙逮捕了有关人员；并用严刑拷问的方法查清了详情，惟永历帝受到有关人员的保护，其参与情况未能查到。最后此事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八字结案，内监张福禄等三人被判为首犯，凌迟处死；翰林蒋乾昌等十四人被判为从犯，处以斩首；首辅吴贞毓因地位特殊，仅令自缢。十八人被合葬于安龙北关马场(11)。这一事件，史称“密敕之狱”。它是永历帝与孙可望围绕最高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斗争。此后永历帝周围“莫非可望私人”，永历帝“笑啼言语不敢自由”。(12)但是，孙可望的这次胜利只是暂时的，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永历九年（1655年）李定国退至南宁后，所部只有六千人，其势甚衰，孙可望乘机派部将关有才等统兵来袭，李定国大惊。记室金维新向李定国献计说：“王无患焉”，来者“虽盛，皆王旧部卒，必不敢相敌。今我疾引兵从间道出其后，彼必惊溃。我乘胜入安隆，迎天子入云南，大势在我，秦王无如我何也”。李定国听后甚觉有理，决定按计而行(13)。关有才等来到广西后，屯兵于田州，李定国兼程疾进，偷袭其营，关有才跨马而逃，其军士全部投降。永历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来到安龙，永历帝从此进入李定国军营中。时大西军余部重要将领白文选正在安龙，即留在李定国营中。由于永历帝与李定国的会合，使李定国在政治上获得了永历帝这面有一定号召力的旗帜，从而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此后不久，大西军余部中起决定作用的第一号人物，便由李定国代替了孙可望。

正月二十六日，在李定国、白文选的拥戴下，永历帝自安龙出发，迁向云南。二月二十一日到曲靖。李定国将永历帝暂时安置在这里，自己先率兵赴云南省城。这时云南省城驻军不多，且主要守将刘文秀欢迎李定国的到来，因此李定国到后即顺利入城。三月，李定国与刘文秀遣兵自曲靖把永历帝迎至省城。不久，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各处镇守、都督、总兵、都司、守备以及马步军兵”，悉归其“统领调遣”；刘文秀封蜀王；白文选封巩国公；善于花言巧语的马吉翔本被拘禁，但经大施谄谀伎俩，迷惑了李定国，很快得以文安侯“入阁办事”。对于孙可望则派白文选前往相招，令其回滇。孙可望见状大怒，但“以妻子在云南，蓄谋不敢动”。(14)

李定国之迁永历帝入滇，是他在与孙可望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但入滇之后，他不能不考虑到清兵对西南的进攻仍在继续，他必须采取措施，缓和与孙可望的矛盾，以便共同对敌。所以李定国入滇不久即派白文选至黔招孙可望回滇。这一措施失败后，李定国仍未停止这类活动。永历十一年（1657年）五月，他又让永历帝出面，派张虎把尚留云南的孙可望家属送往贵州，临行前还特地在后殿由永历帝接见张虎，要他设法调解孙李关系。可是，张虎系孙可望心腹，对永历帝入滇后给他的封爵不满意，因此至贵州后竟不顾大局，不仅不调解，反而造谣说永历帝要他找机会杀死孙可望。对于张虎的挑拨，孙可望信以为真，十分恼怒，加之妻子已离开云南，无所顾忌，遂不顾一切地决定向云南发动军事进攻。至此，李定国缓和与孙可望矛盾的努力完全失败。

八月，孙可望开始正式向云南进攻，出兵号称十万（或说十六万，或说十四万等），自己亲自督领，留冯双礼守卫贵阳。时李定国的全部兵马不过三万，双方力量相当悬殊。然而孙可望所为不符合团结抗清大计，部下多不为所用。这决定了孙可望兵多而反败。九月，方接战于交水，孙可望军临阵反戈，孙可望只剩下五十余骑，奔还贵州。十月一日到达贵阳。不久，因李定国派刘文秀领兵来追，又继续东逃，十日到偏桥，随行仅剩二十余人。及过镇远、平溪、沅州，各守将俱闭营不纳。睹此情景，孙可望懊丧地感到：人心俱变，惟有降清才有出路；遂狼狈赴长沙，降于清经略洪承畴军前。冯双礼投向李定国一边。孙可望降清后被封为义王，送往北京，不久因病身亡。一说后随出猎，被射身死。

孙可望降清时，云南永昌府尚有其心腹王自奇所率一支部队没有归服李定国。这年十一月，李定国进兵永昌，擒王自奇而诛之。至此，孙可望诸营兵部将，俱归服于永历帝的旗帜之下，滇黔再度统一，而“事权专归定国”。(15)

孙可望攻滇失败后，滇黔虽统一在永历帝的旗帜之下，而大西军余部的处境此后却极困难。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内讧严重削弱了大西军余部的力量；孙可望降清后又把大西军余部的虚实报告清朝，这便给清军向大西军余部发起总攻、打败这支起义军提供了条件。另外，在战胜孙可望之后，李定国由于“计虑筹划不及可望”，对善后事宜的处理多有失误，其中重要的是不信任原孙可望的部下，致使他们心中有所不满，这对大西军余部之抵抗清军入犯，也极为不利(16)。所以李定国战胜孙可望之后没多久，大西军余部就遇到了空前的无法克服的困难。

清朝经略洪承畴早在永历七年（1653年）五月，也就是孔有德、尼堪相继丧命于抗清斗争火焰之后半年，受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同年六月出都，十一月抵武昌受事，“以长沙为湖南北总汇之区，身自弹压”。他很想把大西军余部早日镇压下去，以期不负清朝皇帝的厚望。但“在楚五年”，几乎毫无进展。后来只好借口有病而“予告”。然而就在他准备离任而尚未动身之时，孙可望投降一事发生了。他看到立功的时机从天而降，于是身上的病马上“痊愈”，不再要求离任“调理”，而是“上方略，言滇黔可取状”。清政府接到报告，马上于同年十二月下令三路进攻贵州：洪承畴同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为一路，自湖广；平西大将军吴三桂为一路，自四川；征南将军赵布泰为一一路，自广西。第二年正月，又令宁远靖寇大将军多尼自北京出发入黔，在罗托等攻下贵州后，仍与吴三桂、赵布泰等分三路取云南，而罗托回防荆州。(17)

进攻贵州的三路清军进展皆很顺利。吴三桂接到取黔命令时正在汉中，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抵保宁，四月初至重庆，接着占领遵义。同年五月，罗托和赵布泰两路同时进入贵州。十月五日，多尼率军至黔，与赵布泰、吴三桂、洪承畴等会于平越杨老堡，讨论三路取滇事宜，决定：多尼军出中路，经关岭铁索桥至云南省城；吴三桂军自遵义经七星关，先于中路十日出发；赵布泰自贵州、广西边境平浪、永顺坝、威透山，出安隆所、黄草坝、罗平州，先四川兵十五日行。

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李定国同主要将领白文选、冯双礼等全部出兵抵抗（时刘文秀已死）。李定国与冯双礼扼盘江河，据鸡公背，谋攻贵州，白文选受命守七星关。但这时清朝大兵聚集，起义军已不是其对手。李定国等连吃败仗，只好后撤。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撤到云南省城。省城里得到了前线失利的消息，人心惶惶，永历帝急忙出逃，时在十五日；后经楚雄、大理等地，于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四日到达永昌。李定国在永历帝西逃时，以大兵断后，晚于永历帝三天离开省城，至大理追上永历帝，后又跟到永昌。

在李定国、永历帝向西撤退时，清兵紧追不舍。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三日，吴三桂等率兵进入云南省城。闰正月二日，清兵向永昌方向进发，十五日至大理之玉龙关，白文选与战败走。消息传到永昌，永历帝西撤腾越，十八日到达。李定国亲自率军在潞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设伏以待清兵。此山箐深路曲，本有胜敌希望，但清兵至后叛徒告密，李定国终被打败，于二十二日夜半撤走。永历帝逃至腾越后继续西逃，二十五日至盏达土司，二十八日入缅关，二月一日至缅甸境内大金沙江。二日，缅甸王派人以四只船只来迎。十八日至井亘。五月八日，迁至距缅甸京城阿瓦甚近的赭硁。(18)

磨盘山之役后，吴三桂等对永历帝又追击了一段路程。闰正月二十四日取腾越，二十五日过南甸，追至孟村，“离腾越百有十里，为云南迤西尽界”。三十日“振旅班师”。三月（清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三日，“旋师昆明”。四月二十四日“会奏全滇平服”。“以荡平功”，清帝命“三桂总统全师，镇守云南，而经略及将军、贝勒等俱覆命”。(19)

缅甸原是明朝“西南徼外属国，旧同土司，隶地云南”，至万历以后始“绝贡”不来(20)。当永历帝要前来避难的消息传来后，缅甸作为一个小国，不敢贸然加以拒绝。但为了本国的安全起见，在永历帝入境时，缅甸要求其随从尽解弓刀盔甲，赤手空拳而入。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永历帝委曲求全，答应了这一要求。永历帝既至缅甸，清平西王吴三桂随即派人找缅甸王，气势汹汹地要他从速缚献永历帝。一方是软弱可欺，一方是气势压人。缅甸当何去何从？在刚刚见到吴三桂的使者时，缅甸王很想把永历帝献出。但后来想到永历帝虽软弱可欺，而沐天波等常侍左右，对付起来并非易事；清使虽至，兵马并未开来，其威胁尚非燃眉之急。因此最后决定暂不接受清使的要求。不过，缅甸王也不肯让永历帝离去。因为缅甸王在接受永历帝入境时，不肯答应永历帝的各支部队来缅，但实际上这些部队纷纷前来，遇到这种情况，缅甸出示永历帝的一纸敕令，即可使来者退回，所以缅甸需要将永历帝“拘执以为退师之具”。为了便于控制，还“潜阻内外”，使之“声闻不通”(21)。缅甸对待永历帝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忠于永历帝的部队的反对，李定国、白文选都因此而率军入缅作过战，但由于缺乏对缅甸内情的了解，加之水土不服，人力物资均无必要的补给，结果皆未成功。

清兵在永历十三年（1659年）占领云南后，由于感到条件不成熟，没有继续进军缅甸以彻底消灭永历政权。但奉命镇守云南的吴三桂急于再立“新功”，第二年四月便上疏要求立刻出兵缅甸。经过一番研究，清朝皇帝批准了吴三桂的计划，这年八月派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禁旅会三桂南征”(22)。不久，吴三桂传檄缅甸，“令执由榔以献”。这时，缅甸已因李定国、白文选等的屡次进攻，吃尽了苦头，所以改变了以前不交出永历帝的决定，一接到吴三桂的檄文，就答应一旦打败了李定国等，即将永历帝献出。永历十五年春天，吴三桂派人到缅甸，商定了出兵日期；三月，吴三桂派出的一支部队已开到了猛卯(23)，与之相配合，七月缅甸王制造了咒水事件——以吃咒水盟誓的名义，将永历帝左右的大臣骗出，杀死四十二人，其中包括沐天波等，从此永历帝左右再无有力反抗之人。十二月初一日，吴三桂所督清兵到达缅甸京城附近，初三日缅甸送永历帝至清兵营中；同月九日，吴三桂等带着永历帝班师回国。永历十六年三月到达云南省城，四月永历帝被杀死。至此，永历政权最后灭亡。

永历帝被俘时，李定国正在九龙江（澜沧江下游），闻报，东走景线。翌年五月至孟腊，患病。不久，永历帝被害的消息传来，李定国“恸哭发丧，命军士缟素”。病情继续恶化，六月二十七日死去。一说死于景线。当其病重，托其子李嗣兴于部将靳统武，并且留下遗嘱：“宁死荒外，毋降也。”但其死后不久，靳统武也死去，嗣兴无所依而降清(24)。李定国在大西军余部的后期，作为最主要的领导人，正确地坚持符合形势需要的扶明政策，影响很大，值得肯定。不过，他注意了大西农民军与永历政权的合作，对于大西军内部的团结却注意得不十分周到。他与孙可望的矛盾，主要责任无疑应由孙可望去负，而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不是毫无缺点可言。孙可望降清后，他对其余部所做的争取工作，又欠周全。而这些，对于大西军余部和永历政权的最后失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注意到李定国的功劳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他的缺点。就总体来看，李定国的功劳要远远超过其过错，这一点正好与孙可望相反。李定国不愧是当时的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农民起义领袖和抗清将领。

(1)　《蜀龟鉴》卷3、卷4。

(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60、卷61。

(3)　《蜀乱始末·自纪》；《荒书》；《清史稿》卷236《李国翰传》；蒋氏《东华录》卷7；《小腆纪年附考》卷18第679页。

(4)　《明季稗史初编》卷26《定南王孔有德传》。

(5)　《小腆纪年附考》卷18；《小腆纪传》卷65《孙可望传》。

(6)　《永历实录》卷14《李定国传》；《皇明末造录》卷上；《南疆逸史》卷52。

(7)　《小腆纪年附考》卷18；《皇明末造录》卷上；《永历实录》卷14。

(8)　《安龙逸史》卷下；《明末滇南纪略·发兵图蜀》；《皇明末造录》卷上。

(9)　《安龙纪事》。

(10)　《安龙纪事》；《安龙逸史》卷下；《小腆纪年附考》卷18。

(11)　《安龙纪事》；《明季南略》卷14“续孙可望踞云贵事”条；《小腆纪年附考》卷18；《明史》卷279《吴贞毓传》。

(12)　《续编绥寇纪略》卷2《滇黔窜》。

(13)　《安龙逸史》卷下；《南疆逸史》卷52《李定国刘文秀列传》。

(14)　《安龙逸史》卷下；《南疆逸史》卷52；《明季南略》卷14“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条及“续孙可望踞云贵事”条；《皇明末造录》卷上。

(15)　《明季南略》卷14“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条；《南疆逸史》卷52。

(16)　《南疆逸史》卷52《李定国刘文秀传》。

(17)　蒋氏《东华录》卷7；王氏《东华录》顺治朝卷29～30；《明季南略》卷15“吴三桂率清兵取云贵”条，卷16“洪承畴传”条。

(18)　《狩缅纪事》；《也是录》；《求野录》；《皇明末造录》卷下；《行在阳秋》卷下；《安龙逸史》卷下；《行朝录》卷5《永历纪年》；《明季南略》卷15“吴三桂率清兵取云贵”条。

(19)　《明季南略》卷15“吴三桂率清兵取云贵”条；《明季稗史初编》卷26《平西王吴三桂传》。

(20)　《续编绥寇纪略》卷4《缅甸散》。

(21)　《求野录》；《狩缅纪事》。

(22)　《清史稿》卷236《爱星阿传》，卷474《吴三桂传》；蒋氏《东华录》卷8。

(23)　《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24)　《南疆逸史》卷52《李定国刘文秀传》；《续编绥寇纪略》卷4《缅甸散》；《行在阳秋》卷下；《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上），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