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地力，注意综合经营，是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在南方尤为突出。万历时人谢肇淛曾说：“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也。”(1)他还说：“湖（按指湖州）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而别墅山庄求竹木之胜无有也。”(2)明中叶常熟有谭晓、谭照两兄弟，“俱精心计”，其经营方式，可称为当时农业综合经营的典型。据记载，他们居住在湖乡，田多低洼荒芜，不少居民弃农就渔，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谭晓和谭照乘机低价买进，用供给伙食的代价雇佣乡民百余人加以改造。最低的，凿以为池；其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之”，每岁得到的收入，相当于平原地带的三倍。开凿出的池塘有上百个，都用来养鱼，池塘之上又架木为窝圈，喂养鸡和猪，它们的粪便遗落水中，恰好成为池鱼的食物。围田的高塍遍植梅桃等果树，污泽地带则种植菰茈菱芡，能够作畦的地方又用以种植各种蔬菜。此外，举凡鸟凫昆虫之类，“悉罗取而售之”。种种收入，备有收贮专柜数十个，每天分别投进；柜满则打开；每月要打开好几次，这些杂项收入与土地相较，又当其三倍。谭氏兄弟把低洼荒芜土地进行改造以进行综合经营，总计所得收入，竟达一般平原土地的六倍；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进行综合经营促进生产发展的惊人成果。史料记载中说，谭氏兄弟“其取利也穷天极地而尽人”(3)。这是对谭氏兄弟的热烈赞颂，也是对明代中、后期充分利用地力、大搞综合经营的整个事业的高度评价。

明代中、后期兴修水利的活动相当活跃，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治理黄河是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兴修水利活动。明政府在成化七年任命王恕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总河之设，即以王恕为始。这表明明政府对治河比前代更为重视。明政府的重视，是明代中、后期治河成绩显著的原因之一。

当时在治理黄河中，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治河组织者和专家，他们的名字与这个时期的治河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其中第一个是徐有贞，第二个是刘大夏，而最有贡献的是潘季驯。

潘季驯一生共办河务四次：第一次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翌年因丁忧离职；第二次在隆庆四年（1570年），翌年受弹劾落职；第三次在万历六年（1578年），至八年秋擢南京兵部尚书而离职；第四次在万历十六年，至二十年罢去。四次当中以第三次成绩最突出。当时河决崔镇（在泗阳县西北），“宿（宿迁）、沛（沛县）、清（清河县，即今淮阴）、桃（桃源，即今泗阳）两岸多坏，黄河日淤垫，淮水为河所迫，徙而南”(4)，“高堰（即高家堰，在淮阴县西南四十里）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5)。在这种情况下，潘季驯被任命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挑起了治河的重担。那时，朝廷上关于治河的方案议论纷纷，有的“请多浚海口，以导众水之归”，有的“请塞崔镇决口，筑桃、宿长堤，修理高家堰，开复老黄河”(6)。潘季驯没被朝廷上的各种议论所束缚，他与督漕侍郎江一麟详细观察了水势，最后得出结论：“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广必不能如今河”，应“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高家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7)。于是，他便上疏神宗，提出了治河的六条办法：“塞决口以挽正河”；“筑堤防以杜溃决”；“复闸坝以防外河”；“创滚水坝以固堤岸”；“止浚海工程以省糜费”；“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8)。他的报告获得明廷批准，于是按照这个计划治理黄河。自万历六年夏至第二年十月工程结束。共“筑高家堰堤六十余里，归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余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余里，建崔镇、徐昇、季泰、三义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于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自此“连数年，河道无大患”(9)。万历八年春，潘季驯因功加太子太保，进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同年秋又升南京兵部尚书。

潘季驯不仅实地组织领导了成绩卓著的治河工程，而且很注意对治河的经验进行总结，写出了《河防一览》、《宸断两河大工录》等许多著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治河方法。他的治河方法以束水攻沙为基本原则，即“缮治堤防，俾无旁决”，从而使水由地中，沙随水去(10)。他的这个治河原则是合乎科学道理的，因为黄河之水“合则流急，急则荡涤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积”(11)。为了贯彻这一基本原则，潘季驯提出的治河方法中，非常重视河堤的修建。他提出的修堤方法有很多个，其中主要有三个：“缕堤以束其流”，“遥堤以宽其势”，“滚水坝以泄其怒”。缕堤筑于接近河滨的地段，这是平时用来约束河水使之奔流于河床之中的。洪水到来之后，流量太大，河床往往不能容纳，因而须事先离河二三里另外筑堤一道以防洪水侵及陆地，这便是“遥堤”的用途。至于滚水坝，那是选择地势低洼而又地基坚实的地段，用石头建成，当洪水涨到一定高度时，洪水会通过减水坝宣泄一部分，贮于低洼地带，以分水势。由于减水坝用石头筑成，因而不会被水冲溃造成灾害。为了使缕堤遥堤等坚固不坏，潘季驯对于筑堤所用的泥土等也非常注意，他说，必真土而勿杂浮沙，高厚而勿惜巨费，让远而勿与争地，则堤乃可固也(12)。潘季驯总结的这些治河经验，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今天治理黄河，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代中、后期对运河的修筑主要有两大工程：一是开凿南阳新河，一是开凿泇河运河。

经过明初宋礼、陈瑄等人的治理，大运河全线通航，全长三千余里。当时淮、扬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谓之转运河；而由瓜、仪达淮安者，又谓之南河；由淮安至徐沛，借用黄河作运道，“曰中河”；“由山东达天津曰北河，由天津达张家湾曰通济河，而总名曰漕河”。山东境内的北河即“会通河”，“北至临清，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在徐州北），与黄河会”(13)。所谓开凿南阳新河的工程，是对会通河南段的一次改造。这里的南阳是今山东鱼台县境内的一个镇子，会通河从此通过。明中叶以前，会通河由南阳镇起沿着昭阳湖的西岸经沛县西北而南下。这里地势很低并且靠近黄河，这就给运河带来两大威胁：一是黄河在单、丰、沛一带极易决口，一旦发生决口，河水就会冲坏运河的河堤；二是“泥沙易集，以故累浚累塞”(14)。这是引发开凿南阳新河的原因所在。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水溢入漕渠，沛县北庙道口淤数十里，粮艘为阻，吴江人盛应期被任命为右都御史前往治理。他提议在昭阳湖东，“北进江家口（应作‘汪家口’(15)），南出留城口（留城今已沦入微山湖），开浚百四十余里”，并认为开这条新河比疏浚原来的河道“力省而利永”(16)。当时规定开凿新河的期限为六个月，但进行了四个月之后，“工未成，会旱灾修省，言者多谓开河非计，帝遽令罢役”(17)，盛应期也被免了官。这一下，工程被耽误近四十年。嘉靖四十四年秋，“河决沛县飞云桥，东注昭阳湖，运道淤塞百余里”，改南京刑部尚书朱衡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朱衡来到决口处，发现“旧渠已成陆，而故都御史盛应期所开新河，自南阳以南东至夏村，又东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决至昭阳湖止，不能复东，可以通运”，于是定议“循新河遗迹成之”(18)。第二年，新河开凿成功，运粮船得以通行。隆庆元年，“山水骤溢，决新河”，朱衡又根据给事中吴时来的建议，开四条支河，“泄其水入赤山湖”(19)。至此，南阳新河的开凿工程最后完成。新河与旧道相比，向东移了三十里，旧河自留城向北，中经沛县等地而至南阳，新河则自留城而北，经由夏镇等地到南阳，与旧河合。南阳运河的开凿成功，使此段运河航行通畅。

明代大运河的中河一段是利用黄河作运道的。黄河多变易决，遭运常常被阻，因此为了保证运道的畅通，应当避开对黄河的依赖。这导致了泇河运河的开凿。“其议始于翁大立，继之者傅希挚，而成于李化龙、曹时聘。”(20)时在隆庆至万历年间。泇河运河自夏镇（微山）向南经韩庄（山东枣庄西南六十里）、台庄，到邳州直河口，入黄河，长二百余里，代替了原来自夏镇经徐州到达直河口的长三百三十里的黄河运道。此后，继续作运道的黄河河床只剩下了邳州直河口以南至清河一段，运船的来往安全多了。

除了治理黄河和运河之外，明代中后期还兴建了不少其他水利工程，这些工程遍布各个省份，而且陆续兴建于各朝，《明史·河渠志》因此称“终明世水政屡修”。

江浙地区是当时的重要经济区，而且江湖浦港交错，地势很低，一旦水利失修便会造成严重灾害。因此历代都很重视这里的水利事业，明代中后期也未放松。弘治七年（1494年）至八年，工部侍郎徐贯和右副都御史何鉴因江南发生水灾而前往治理。他们在主事祝萃的协助下，进行调查研究，“究悉源委”，从而确定了比较完善的治水方案。“是役也，修浚河、港、泾、渎、湖、塘、陡门、堤岸百三十五道”(21)，从而使洪水通过“吴淞、白茆诸渠”泄入海中，“水患以除”(22)。嘉靖元年（1522年），巡抚李克嗣用华、上海、嘉、昆四县民力，“开吴淞江四十余丈”，此后“十余年无水旱之忧”(23)。隆庆三年（1569年），巡抚都御史海瑞疏浚“吴淞江下流上海游地万四千丈有奇。江面旧三十丈，增开十五丈”，起于黄渡，“至宋家桥长八十里”(24)。这项工程不仅使积水“通流入海，民赖其利”(25)，而且因为当时“岁大饥，畚锸云集，不两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工银，收到了以工代赈的效果(26)。明末朱国桢在《涌幢小品》卷上《堤利》中谈到：“堤之功，莫利于下乡之田……明农者因势利导，大者堤，小者塘，界以埂，分为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吴江人往往如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经见二十里内，有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朱国桢所叙述的吴江县的情形，反映了明末江南地区水利事业的继续开展。

北直隶地区在明代中、后期兴修水利的活动很多。万历十三年（1585年）江西贵溪人徐贞明因给事中王敬民的推荐，起用为尚宝少卿，“赐之敕令，往会抚按诸臣”(27)兴办北方水利。不久又令徐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有司阻挠者有权劾治。徐贞明于是首先在京东诸州县组织群众开办起水田，总数达到三万九千余亩，历时不到一年(28)。而后，徐贞明又欲治理真定府的滹沱河河边地，但妨碍了“贵势有力家”的利益，遭到反对，被迫停止。万历二十九年，朱国桢从磁州路过，发现遍野皆有水沟，深不过二三寸，阔有一尺，纵横曲折，随地各因其便，过往的行人、马匹可跨而过，在它的浇溉下禾黍蔚然，生机勃勃。他感到很惊奇，就问轿夫水从何处引来，轿夫遥指西山回答：它就是源泉。朱国桢又问：“泉水哪得平流？”得到的回答是：知州刘徵国组织人们在泉下筑堤丈许，泉水被障，与堤一起升高，这样便可引向地势与泉眼高度相似的地方了。大约水位被提高一尺，就可灌溉十里方圆的土地。依靠这种办法，“一州遂为乐土”(29)。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的这一记载，反映了当时磁州地区水利事业的兴盛。万历三十年，保定巡抚都御史汪应蛟建议在北直隶中、南部“设坝建闸，通渠筑堤”，“用南方水田法”，兴办水田。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议，他便于“天津葛沽、何家圈、双沟、白塘，令防海军丁屯种，人授田四亩，共种五千余亩”(30)，“为水田者十之四，亩收至四、五石，田利大兴”(31)。同一年，真定知府郭勉组织当地群众疏浚大鸣泉、小鸣泉等四十余穴，“溉田千顷”；“邢台达活、野狐二泉流为牛尾河，百泉流为澧河，建二十一闸二堤，灌田五百余顷”(32)。天启年间，太仆卿董应举“管天津至山海屯田，规划数年，开田十八万亩，积谷无算”(33)。在屯田的过程中，“浚渠筑防”(34)，水利工程也得到了发展。

江南和北直隶之外，其他省区在明代中后期也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著名者有：景泰五年（1454年），疏浚河南“灵宝黎园庄渠，通鸿泸涧，溉田万顷”(35)；天顺二年（1458年），修筑四川“彭县万工堰，灌田千余顷”(36)；成化十八年（1482年）“浚云南东西二沟，自松华坝黑龙潭抵西南柳坝南村，灌田数万顷”(37)；明朝末年汉中“筑堤亘十里，灌田万顷”(38)。

明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灌溉工具，如王征设计了“虹吸”和“鹤饮”。虹吸是用木材做成弯曲的长筒，用它可以将水引向高处(39)。鹤饮是用巨竹或木材做成的长槽，并配备有戽斗等装置，也是将低处水引到地势较高的土地的灌溉工具，虽然要用人力操作，但“视他水器则犹力省而功倍焉”(40)。虹吸和鹤饮都制作简单，使用方便，虽然未见推广，但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灌溉工具的革新和发展。

明代中、后期的农业工具和技术，有不少发明和改进。

“代耕”是当时新设计的一种耕地用具，也叫“木牛”。它由人字形的两个支架，架起安有十字木橛的辘轳。耕地时两个“代耕”距离三丈，相向而放；辘轳中缠上六丈长的绳索，绳索的两端各系一辘轳，其中间则安一个小铁环，小铁环上挂着耕犁的曳钩；人手搬动辘轳上的木橛，耕犁就移动起来。每次工作，共用三人，两个辘轳各用一人，扶犁用一人。两个搬辘轳的人“递相挽，亦递相歇”(41)，“此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42)。

这一时期，农肥及施肥技术也有了相当发展。《天工开物》卷一《乃粒》在讲到“榨油枯饼”（油饼肥）时，一下子就列举了脂麻籽饼、萝卜籽饼、油菜籽饼、油桐籽饼、樟树籽饼、乌桕籽饼和棉籽饼等七种，并认为脂麻籽饼、萝卜籽饼最好，油菜籽饼差些，油桐籽饼又差些，而樟树籽饼、乌桕籽饼和棉籽饼最差。这种分析跟现代科学分析的结论相比，大致相符。这反映了当时对饼肥的使用和认识，比以前有了发展。当时人们还知道“土性带冷浆者（按指土温低而含水多的稻田），宜骨灰蘸秧根（飞禽、走兽的骨灰皆可），石灰淹苗足（指在秧根撒石灰）”(43)，这是我国农业施用磷肥的最早记载。土温低而含水多的土地，一般是酸性土壤，施用磷肥，正好符合其需要；撒上石灰，可以中和土壤酸性，促进土壤形成团粒结构，改进其理化性质。当时劳动人民的施肥知识已如此丰富，如此合乎科学道理，后人不能不为之赞叹。

明代中、后期劳动人民已经懂得用砒霜拌种防虫：“陕、洛之间，（小麦播种后）忧虫蚀者，或以砒霜拌种子”(44)，这种杀虫防害技术，以前的农书没有记载。

明代中、后期粮食作物的品种很多，这是当时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的一个表现。

稻子历来是中国人民的重要食粮，据嘉靖《吴江县志》卷九《物产》载，吴江一县的粳和糯稻米就有一百零七种之多，其中粳有七十种，糯三十七种。其他州县当时所种植的稻子品种也相当多，如南直六合县有四十六种(45)，泰州有三十五种(46)，天长县有二十二种(47)。一个州县所种稻子品种，动辄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这反映出当时稻子的品种不仅总数多，而且各个品种种植的地区都很广。

中国人民的另一重要食粮粟，在明代中、后期也有很多品种。如河南鄢陵，“五谷惟粟类最夥，其色有青、白、红、黄，其名有六月先、七里香、八百光、钱坝齿者，皆嘉，他如鸡肠、兔蹄、龙爪、猴尾，随象立名，动以百计焉”(48)。再如河南尉氏县，其所种植的粟有青、白、红、黄、黑、大青、小青、六月先、独觉旱、龙爪、七里香、搭过梁、瓦屋里、驴驮糙、箭簳糙、京里糙等十六种(49)。

从文献记载看，豆子和麦子的品种也不少。如麦子，吴江县种有十四种(50)，颍州种植豆子共二十二个品种(51)。尉氏、泰州、江阴和内黄所种植的豆子，分别为二十一种、十八种、十六种和十二种(52)。

此外，当时还从域外传进了一些粮食作物，品种主要有甘薯和玉米。

甘薯在明代的文献中称为“白蓣”、“红蓣”、“紫蓣”、“红薯”、“金薯”、“番芾”、“白薯”、“番薯”、“红山药”等。它产量高，并且极易栽种，“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对于水旱的适应性也很强(53)。甘薯原产地是美洲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自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把它传到非洲沿海地区、印度和印尼等地，而西班牙人则将它传到包括菲律宾的西太平洋区。在此基础上，甘薯便从陆、海两路传进了中国。陆路的传播路线是自印度、缅甸而云南，时间约在十六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代。海路的传播路线是由菲律宾到福建，时当十六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海路传进甘薯的还有广东地区，其时间与福建相差不多。南直和浙江在明代也传进了甘薯，其中南直是从福建引进的，而浙江则不详其是直接从海外输入的，还是经由其他省份引进。甘薯的传入，对于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于杂粮种植的多样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玉米的原产地也是美洲，在明代文献中有“御麦”、“玉麦”、“番麦”、“西番麦”、“玉蜀黍”、“玉高粱”等名称。它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十六世纪，一由滇缅陆路传到云南，一从东南沿海传到浙江、福建和广东。玉米传入中国后，直到明朝灭亡之前，在中国内地的种植尚不广泛，所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二三称它：“种出西土，种者亦罕。”但已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据道光《遵义府志》卷一六《农桑》记载，在明代的贵州北部玉米早已是山地的杂粮之一。明亡以前，玉米也在四川四周丘陵、高山的边缘扎下了根(54)。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明代河南已有不少县种上了玉米，嘉靖十四年《鄢陵志》卷三、嘉靖二十七年《尉氏县志》卷一、嘉靖三十年《襄城县志》卷一、嘉靖三十四年《巩县志》卷三，都将玉米列入了该县物产项目之中。何炳棣曾撰文指出：巩县是云南土司向京师进贡的必经之地，这里的玉米大概就是云南土司进贡时带来的；由巩县种植玉米的开始时间，可以推测，云南种植玉米的时间不会晚于十六世纪的上半叶(55)。

除了上述地区外，明代已种植玉米的地区还有广西、南直、甘肃、山东、陕西、河北等地，其文献记载的年代分别是嘉靖十年（1531年）、嘉靖三十八年、嘉靖三十九年、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五年、天启二年（1622年）。这些年代，不代表实际引种的先后，因为文献记载有漏载，有的所记并非开始栽种的时间(56)。玉米的产量较一般粮食作物要高，并且可在山地种植，它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生产的发展，无疑也有积极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粮食作物不仅品种多，产量也比较高。松江西乡地区，“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57)。南通州一带“每田一亩，丰年得谷三石，次则二石，又次之则一石”(58)。“河内之田……上田岁收亩不下两石，多或至三、四石，下田岁收亩不及一石，少或至三、四斗，大抵上田一亩之收，抵下田五亩”(59)。万历年间汪应蛟在天津葛沽、白塘一带“募民垦田五千亩，为水田者十之四，亩收至四、五石”。后来他又建议在天津搞军屯，认为这里“荒土连封，蒿莱弥望，若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以此计，亩产为三石。上面所讲亩收至四、五石当为个别高产田的产量，而三石则应为大面积土地的平均亩产）”(60)。综观上述几个地区的材料可知，明代中后期尽管各地情况不一，但产量高的土地亩产均在三石以上，高者甚至达到四、五石。这样的单位面积产量，不能不说是相当高的。

经济作物种植广泛，是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的又一重要表现。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初以来得到推广的植棉业，在明代中、后期继续发展兴盛，“种遍天下”(61)，“率土仰其利”(62)。有的地方“种植之广，与秔稻等”(63)，有的地方“独托命于木棉”(64)，有的地方“郊原四望，遍地皆棉”(65)。由于种植广泛，品种也多起来，《农政全书》卷三五说：“中国所传木棉，亦有多种。”它所列举出来的品种，达到八个，包括产于楚中的“江花”、“出畿辅山东”的“北花”、出自余姚的“浙花”、“蒂有黄色”的“黄蒂穰”、“核青色、细于他种”的“青核”棉、“核细、纯黑”的“黑核”棉、“核白而穰浮”的“宽大衣”、“浮细而核大”的“紫花”棉等。

由于棉布代替丝织品充当一般人衣料这一变化，明代中、后期植桑业有衰落下去的趋势。但丝绸之类仍是上层社会和对外贸易不可缺少的商品，植桑业在某些地区非常发达。当时浙江的湖州和四川的阆中是植桑业的中心，从这两个地区经过的人，都可以看到各种桑树“参差墙下”(66)。湖州有的一家植桑达万株，茅氏即一例，唐顺之《荆川集》所载《茅处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铭》说：“湖俗以桑为业，而（茅）处士治生喜种桑”，“种桑万余唐家村上”。浙江的嘉兴、严州、绍兴、台州等地种桑树的也很多(67)。

烟草是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一种经济作物。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〇说：“烟，一名相思草，满文曰淡巴菰，初出吕宋，明神宗时始入中国。”重纂《福建通志》卷五九也称：“（烟草）万历间始有种者。”最早传入的地区是福建，清人王士禛《香祖笔记》卷3记载：“吕宋国有草，名淡巴菰……初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广东也是较早传入烟草的地区，崇祯七年（1634年）广东《恩平县志》卷7《地理志·物产》说：“（烟草）出自交趾，今所在有之。”

当烟草刚刚传入中国时，人们认为可以用它“辟瘴气”(68)，“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69)。因此，向各地传播很快。

崇祯皇帝对此曾下令禁止，“民间私种者问徒”。然利重法轻，民种植如故，“寻下令犯者皆斩”(70)。崇祯皇帝之所以作出这种规定，相传他“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也”(71)。可是，这种主观臆想的害处抵不住现实需要的冲击，“不久因军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72)。

到了崇祯末年，烟草的种植已发展到许多地区。如嘉兴地区这时“遍处栽种，虽二尺童子，莫不食烟”(73)。上海地区在崇祯末年有彭姓从外地搞来了种子，“种之于本地”(74)。苏州地区，乾隆《苏州府志》《物产》云：“（烟草）向无此种，明季始种。”北方也有种植，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记载：“烟酒（即烟草）古不经见，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年中始也。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

甘蔗种植在南方，共有果蔗和糖蔗两大类。果蔗似竹而大，“截断生啖，取汁适口，不可以造糖”。糖蔗似荻而小，“口啖即棘伤唇舌，人不敢食”，白糖和红砂糖都是用它榨成的(75)。福建和广东是最主要的出产地，福建南部“其地为稻利薄，庶（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76)。广东的番禺、东莞、增城一带，据明末清初人屈大均说：“蔗田几与禾田等”(77)。四川也是重要的甘蔗产地，“今蜀中种盛”(78)。浙江出甘蔗的地方也不少，如弘治《绍兴府志》载：“山阴县灵芝乡出蔗。”(79)

染料作物的种植中引人注意的是蓝和红花。《天工开物》卷三《彰施》中所记蓝有五种：茶蓝、蓼蓝、马蓝、吴蓝和苋蓝。其中苋蓝是新出现的一种品种，是“蓼蓝小叶者”，“种更佳”。该书还记载了种植茶蓝的方法，这在古代文献中是第一次，反映了种蓝业的发展。当时种蓝最多的是福建和江西。红花可以染出猩红等色，明代中、后期有的地方种植相当多，如《二刻拍案惊奇》卷4描写：四川新都县，“杨佥宪（按察使司兵备佥事）有所红花场庄子，满地种着红花，广衍有一千余亩，每年卖那红花有八九百两出息”。嘉靖《鄢陵志》记载：红花在成化以前“种者多”，“鄢陵尤盛”。万历《温州府志》记载：温州地区所种红花，大量运销外地(80)。

落花生的输入，是这一时期油料作物种植中的一件大事。落花生起源于南美洲的巴西。在中国文献中也称为“地豆”、“番豆”、“白果”、“长生果”、“万寿果”、“人参果”等。嘉靖《常熟县志》的物产中，已经列有落花生(81)；苏州十六世纪初的学者黄省曾在他所著的《种芋法》中，也提到了“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嘉定有之”(82)。这说明，早在十六世纪初期落花生已经传到江南地区了。除了江南以外，福建沿海地区也是当时落花生输入的主要地区。葡萄牙人在嘉靖元年（1522年）被驱逐出广州后便在漳州、泉州等港非法通商，除了交换其他物资之外，落花生也随着输入，并且进而由福建传到浙江。万历年间的《仙居县志》记载说：“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种植之。”(83)万历三十七年《钱塘县志》也著录了落花生(84)。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说：“万寿果，一名长生果，向出徽州。”(85)这说明徽州在明代一定早就种植落花生；由于徽商遍布各地，可能徽州的落花生就是经由这些商人之手而传过来的。落花生的传入，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食品和油料；而且它适于在沙地生长，对于利用沿海、沿河及其他沙滩地带，具有很大意义。

(1)　《五杂俎》卷4。

(2)　《西吴枝乘》，《浙江通志》卷99《风俗》上引。

(3)　《昭常合志稿》卷48《轶闻》。

(4)　《明史》卷84《河渠志》2。

(5)　《明史》卷223《潘季驯传》。

(6)　《明史》卷84《河渠志》2。

(7)　《明史》卷223《潘季驯传》。

(8)　《明史》卷84《河渠志》2；《明神宗实录》卷76。

(9)　《明史》卷84《河渠志》2。

(10)　《明史》卷84《河渠志》2。

(11)　《明史》卷84《河渠志》2。

(12)　《明史》卷84《河渠志》2。

(13)　《明史》卷85《河渠志》3。

(14)　《明世宗实录》卷84。

(15)　《明史》卷85《河渠志》3；《明世宗实录》卷84；《行水金鉴》卷113。

(16)　《明史》卷223《盛应期传》、《朱衡传》。

(17)　《明史》卷223《盛应期传》、《朱衡传》。

(18)　《明史》卷223《盛应期传》、《朱衡传》。

(19)　《明史》卷223《盛应期传》、《朱衡传》。

(20)　《明史》卷87《河渠志》5。

(21)　《明史》卷88《河渠志》6。

(22)　《明史》卷88《河渠志》6。

(23)　《明史纪事本末》卷25《治水江南》。

(24)　《明史》卷88《河渠志》6。

(25)　《明史》卷226《海瑞传》。

(26)　《明史纪事本末》卷25《治水江南》。

(27)　《明史》卷223《徐贞明传》。

(28)　《明史》卷88《河渠志》6、卷223；《明神宗实录》卷172。

(29)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上《堤利》。

(30)　《明史》卷88《河渠志》6。

(31)　《明史》卷241《汪应蛟传》。

(32)　《明史》卷88《河渠志》6。

(33)　《明史》卷88《河渠志》6。

(34)　《明史》卷242《董应举传》。

(35)　《明史》卷88《河渠志》。

(36)　《明史》卷88《河渠志》。

(37)　《明史》卷88《河渠志》。

(38)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上《堤利》。

(39)　王征：《新制诸器图说》《虹吸图说》及《引水之器二图说引》。

(40)　王征：《新制诸器图说》《鹤饮图说》及《引水器二图说引》。

(41)　王征：《新制诸器图说》《代耕图说》。

(4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木牛》。

(43)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1《乃粒》。

(44)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1《乃粒》。

(45)　顺治《六合县志》。

(46)　见抄本崇祯《泰州志》卷1《职方志》。

(47)　嘉靖戊申《天长县志》卷4《物产》。

(48)　嘉靖《鄢陵志》卷3《田赋志·土产》。

(49)　嘉靖《尉氏县志》卷1《风土类》。

(50)　嘉靖《吴江县志》卷9《物产》。

(51)　嘉靖《频州志·物产·土产》。

(52)　嘉靖《尉氏县志》卷1，抄本崇祯《泰州志》卷1，嘉靖《江阴县志》卷6，嘉靖《内黄志》卷2。

(53)　周亮工：《闽小记》。

(54)　见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载《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55)　见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载《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56)　参见万国鼎：《五谷史话》。

(57)　《四友斋丛说摘抄》。

(58)　万历《通州志》卷2《疆域志》。

(59)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第112页。

(60)　《明史》卷241《汪应蛟传》。

(61)　《开工天物》卷2《乃服》。

(62)　《农政全书》卷35。

(63)　《阅世编》卷7。

(64)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0江南8。

(65)　崇祯《太仓州志》卷14。

(66)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1引郭子章《蚕论》。

(67)　《浙江通志》卷99《风俗》上引弘治《嘉兴府志》，卷102《物产》2引万历《嘉善县志》，《纪录汇编》卷185陆容《菽园杂记摘抄》卷6。

(68)　《香祖笔记》卷3。

(69)　赵翼：《陔余丛考》卷33《烟草》。

(70)　赵翼：《陔余丛考》卷33《烟草》。

(71)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

(72)　赵翼：《陔余丛考》卷33《烟草》。

(73)　王逋：《蚓菴琐语》。

(74)　《阅世编》卷7。

(75)　《天工开物》卷6《甘嗜》。

(76)　《泉南杂志》卷上。

(77)　《广东新语》卷27《草语》。

(78)　《天工开物》卷6《甘嗜》。

(79)　《浙江通志》卷104《物产》所引。

(80)　《浙江通志》卷107《物产》所引。

(81)　参见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载《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82)　《种芋法》（百陵学山本）第2页。

(83)　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第35页。

(84)　见《纪疆·物产》。

(85)　《阅世编》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