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历政权以大西军余部为支柱而据有云贵及流亡到缅甸之时，川楚交界处有几支大顺军余部也在坚持着抗清斗争。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来通过何腾蛟、堵胤锡的“招抚”而实行过拥明抗清，但由于遭到南明官吏的歧视和排挤，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前，陆续脱离南明（即永历）政府的直接控制，来到川楚交界处。由于他们有许多支（主要首领有贺珍、袁宗第、刘体仁、郝永忠，李来亨、塔天宝、马腾云、党守素等），而明末以来，起义军在有若干支的情况下，往往被泛称为十三家，他们所居住的川楚交界处，山高林密，由湖北方面看来，地在西，因而，史书中称之为“西山十三家”，封建文人也骂之为“西山寇”。永历六年（1652年）以后，西山十三家在拥明的旗帜下坚持抗清斗争十余年，其最后失败的时间（永历十八年八月），比永历政权还晚。西山十三家是大顺军的最后阶段，随着西山十三家的失败，整个大顺军及其抗清斗争也宣告结束。另外，内地以南明为旗帜的大规模抗清斗争，至此也是终点。不过，这还不是南明抗清斗争的最后结束。唐王政权覆灭后，抗清斗争的主力一直在西南，但这时在东南沿海地区有郑成功及其后裔进行的抗清斗争，他们的斗争也值得重视，他们在永历政权覆灭、西山十三家失败后，把明朝的旗号又保持了一段时间。

当郑芝龙降清并被挟持到北京后，郑成功正式起兵抗清。他在安平誓师，誓词慷慨激昂。起兵后近三年，主要在闽南沿海活动。永历三年（1649年）十一月之后，开始进入广东东部沿海活动。截止到永历四年六月，所部并未取得太大的胜仗，所得城池旋得旋失，但活动范围在扩大，作战能力在逐渐提高，呈现着发展壮大之势。其所以比较顺利，一是由于其起兵乃是为了反对民族压迫，因而大得人心；二是由于郑成功出身于在当地影响较大的郑氏家族，从而具有较大的号召力；三是由于郑成功具有出色的指挥才能。

永历四年（1650年）下半年之后到第二年年底，郑成功所部的境况更明显好转，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永历四年（1650年）八月占据了厦门。厦门四面环海，对于善于骑射的清朝兵将极为不利，而对于郑成功的擅长水战的部队来说，则是很好的用武之地。郑成功之占有此地，使之具有了相当可靠的根据地。

第二，统一了东南沿海的郑氏部队。隆武帝在世时，其政权主要靠郑芝龙弟兄等率领的郑氏部队作支柱。隆武政权灭亡、郑芝龙降清北去后，几支郑氏部队（除郑成功部外，还有其同族兄弟郑彩部、郑联部以及其叔郑鸿逵部）仍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抗清力量，他们在抗清斗争中虽有协作，但最初并未统一。永历四年（1650年）秋至永历五年，郑联、郑彩、郑鸿逵等部依次归于郑成功的统率之下，从而使郑成功的军事力量大为增强。

第三，张名振等所率领的鲁监国余部来归。鲁王于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流亡海上后，收集了原鲁王政权和唐王政权的残余力量，在浙闽沿海一带继续坚持抗清，重建了其政权。这个政权在公元1647年正月到次年正月，曾在福建取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但它毕竟敌不过清兵的进攻，于公元1651年被清兵击败于舟山，鲁王在部将张名振等的护送下逃至郑成功占据的厦门。郑成功深受隆武帝的赏识，被特地赐姓朱（此即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的由来），因而对隆武帝感情极深，他又知鲁王曾与隆武帝互争帝位，仇恨极大，所以对鲁王甚为反感。他决不肯拥戴鲁王，在他刚起兵时，虽然隆武帝已死而鲁王尚在，他用的年号却是隆武而不是鲁监国。公元1649年他得知永历政权成立的消息而改用永历年号，才使他克服了用其纪年而现实生活中已无此帝君的矛盾。公元1651年鲁王逃至厦门后，郑成功仍不拥戴他，他只好过起寓公生活，两年后又自动去掉监国名义，其政权正式灭亡。不过，鲁王当了寓公之后，张名振等人则与部下士卒归属了郑成功。这一变化，标志着东南沿海地区原隆武、鲁监国两个系统的抗清力量的最终会合，郑成功成了这一地区高举永历旗帜的抗清力量的最高指挥者。

截止到永历五年（1651年）年底，郑成功的军事力量虽已相当强大，而就全国来说抗清斗争的中心仍在西南地区。因此，清朝的兵力这时只能主要用于西南，对郑成功部则一面武力进攻，一面诱降，用招降和谈弥补兵力的不足。其诱降活动主要在永历八年以前进行。如永历七年正月，郑芝龙奉命派出的招降信使自北京到达厦门，来诱骗郑成功降清；同年八月，郑芝龙派出的招降信使再次来见郑成功；永历八年春，清政府派人以封海澄公、给靖海将军敕印为条件向郑成功诱降；同年秋，清政府又派内院学士叶成格等到福建找郑成功谈判。对于清朝的诱降，抗清意志坚决的郑成功决不肯上当，但他答应与之谈判；其所以如此，乃是为了以此为手段，使清朝对自己的用兵有所弛缓，而后自己可到比较广阔的沿海地区去征取兵饷。郑成功的谈判目的既然如此，这就使之在谈判中不得不运用巧妙的策略，以保证既进行谈判而又不使清朝达到招降目的。这时他所运用的策略，主要是提出清朝不可能答应的颇高的受抚条件（如要求清朝划给他三省地盘，再如要求像高丽朝鲜那样仅作藩属，不作地方长官）。郑成功在谈判中的表现，使清朝终于在永历八年年底发现招降失败，改用专藉武力，派世子济度率军往征，并将郑芝龙下狱。

除了用巧妙的策略在谈判中发展自己、打击敌人外，郑成功主要的还是用战斗的手段进行反清斗争。从永历六年到永历十五年进军台湾之前，郑成功领导所部进行了许多抗清的战役。这些战役大体上是在闽南、闽北至浙东的沿海以及安徽至江苏的长江沿岸进行，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者有十几次，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三次北入长江之役。第一次在永历七年，郑成功派张名振、陈辉率军北入长江，“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1)。第二次在永历八年，张、陈两人率军再入长江，直至金山寺，遥祭孝陵而回。第三次在永历十三年，此役声势最为浩大。郑成功亲率大军打至南京城下，将南京城包围起来。前驱张煌言（张煌言系鲁监国旧将，永历九年张名振病故，遗言以所部归煌言率领）率部西至芜湖，江之南北闻讯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等，“州则广德、无为以及和阳，或招降，或克服，凡得府四、州三，县则二十四焉”。“即江楚鲁卫豪雄”，亦“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祃旗相应”(2)。惟因郑成功见胜而骄，中敌狡计，最后反被南京守敌打败。郑成功撤回厦门。张煌言归路梗阻，兵溃于铜陵，后历尽艰险，辗转逃至浙江天台。

郑成功虽然尊奉永历政权、使用其年号，但因相距遥远，其决策实是均由己出。不过，他毕竟自认是永历政权属下的一个将领，因而与永历朝廷的交往经常不断。由于李定国在永历政权中地位相当重要，所以郑成功除了与永历帝发生关系外，与李定国也有许多信件往还。

郑成功与永历帝、李定国的交往，主要有如下数起：第一，永历六年（1652年）李定国进军广西逼孔有德自杀，而后遣使与郑成功联络抗清事宜，郑成功即派效用官李景“往广西约会师期”(3)。第二，永历七年六月，永历帝封郑成功为漳国公。同月，郑成功收到李定国来信，信中通告了其自四月开始围攻肇庆的情况，并邀郑成功前往支援(4)。第三，永历八年夏，永历帝派兵部主事万年英赍敕晋封郑成功为延平王。第四，永历八年十月，根据李定国的要求，郑成功派左军辅明侯林察等率舟师南下，支持李定国进攻广东新会等城邑。次年五月，因李定国战败西退梧州，林察等应援不及，退回厦门。第五，永历十年夏，李定国写信给郑成功，信中叙述了永历帝入滇经过，勉励郑成功“枕戈靡懈”，“整帆饬旅”，“待我于长洋”。翌年二月郑成功回信告诉李定国他正“提水陆精锐收复闽浙，薰风盛发，指日北向”，要求李定国“卷甲长驱，鼓行迅击”，以便形成“首尾交攻”之势，然后“扫清宫阙，会盟畿辅”(5)。第六，永历十一年九月，郑成功的一件奏疏送到永历帝那里，其中写道：“欲躬督舟师从瓜洲、镇江而入，直取金陵”，请命李定国等领兵“由楚泛洞庭会合恢复，以迎圣驾”。(6)

由上看来，郑成功与永历帝、李定国之间经常互通情报，郑成功对永历政权在军事上不仅有间接的配合，而且有直接的支援，李定国十分重视这种支援，永历朝廷对郑成功异常器重。如果将郑成功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北伐等战役，与他跟永历帝、李定国的信件往来联系起来考察，还会发现，在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上，他们相互间也是有商量和协调的。这些无疑都有利于抗清事业。不过，这两大抗清力量始终没能直接会师。这当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有关。已经相当强大的清朝军队，不允许李定国一支向东发展；而郑成功所部的根基在东南沿海，他们尽管可以派出一定的力量西向支援，但绝不可能丢下东南沿海的根据地不管，尽其全力去争取与李定国所部的会合。

永历十四年（1660年）以前，郑成功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主要是靠习于水战、机动灵活而取得，至于其军进行持久性的陆上阵地战的能力则远不如清朝，因此除厦门少数岛屿外，他并无稳固的立脚点。从全国的抗清斗争形势讲，这时西南地区的大西军余部是在日趋衰微，到永历十三年甚至丢掉了云南，这使清朝渐可拿出更多的兵力来对付郑成功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甚需一块比厦门更可靠、更不易受到清军攻击的根据地。于是，与大陆隔着台湾海峡从而使不善舟楫的清军不易进攻的台湾岛，成了他理想的物色对象。永历十五年他毅然决定进军台湾，驱逐了盘踞其地的荷兰殖民者（详前文）。由于收复台湾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郑成功为此而付出了许多心血，被搞得疲劳至极。此外，他的父亲郑芝龙及在北京的家人于永历十五年十月被清朝处死，他的留守厦门的长子郑经与乳母通奸之事在他入台后被人揭发，这两件事在精神上都对他产生很大的刺激。如此等等，终于使郑成功不堪重负，于永历十六年五月八日病死于台湾，年仅三十九岁。

郑成功死后，在台大将黄昭等伪造遗命，数郑经罪状，拥郑成功之弟郑袭为主。郑经闻讯不从，自厦门入台，夺回了延平王的继承权。从此，台湾郑氏政权内讧不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这时清朝在全国的统治日趋巩固，这便使台湾的郑氏政权在此后的对清作战中，反而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永历十七年（1663年），厦门岛被清军夺占。清康熙十二年（永历二十七年，1673年）吴三桂举兵反清，挑起著名的三藩之乱；次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在闽反清，响应吴三桂。趁此机会，郑经曾率军西征，取得闽南粤东一带地盘；但因与耿精忠关系不协，进展大受限制。后耿精忠再度降清，形势更加不利，康熙十九年春郑军被迫退回台湾。次年春，郑经死，其长子郑克本应继位，但握有大权的侍卫冯锡范发动政变，杀死郑克，另立自己的女婿、郑经的次子、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继承延平王之位，这使台湾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这时，雄才大略的康熙帝了解了台湾的上述情形，马上决定派原郑成功的降将、熟悉海战的施琅，以靖海将军充水师提督，赴闽相机攻台。康熙二十二年（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六月，施琅开始正式发军攻台；七月，郑克塽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缴印投降。八月，施琅到台。十月，郑克塽离台赴京。至此，台湾纳入了清朝的版图。郑氏政权在台湾一直沿用永历年号，随着它的覆灭，这个年号也便停止使用。郑氏政权是南明政权的最后一股残余势力，它的覆灭也标志着朱元璋所建明朝的最终结束。

台湾的郑氏政权自郑成功永历十五年（1651年）入台算起，共存在了二十多年。它未能实现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把清朝打败的初衷，但在形势对己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以拥明的旗号将抗清斗争又坚持了二十余年，其所表现出的顽强地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却是极其伟大的。郑成功在世时，曾按照内地的办法，在台湾设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权机构：永历十五年五月，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名承天，县名天兴和万年，这使台湾在政治上大有进步。他还在台湾大搞军屯，鼓励东南沿海汉族居民移入台湾，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当地土著高山族的利益，促进民族融合，这些对台湾经济、社会的进步，无疑都有重大意义。郑成功死后，其继承者继续发展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史载：永历二十三年（1669年），郑经“改天兴、万年二县为州，置凤山、诸罗二县。深耕种，通鱼盐，安抚土番，贸易外国，向之惮行者，今喜为乐土焉”(7)。可见，郑氏政权在开发台湾方面，也有很大贡献。当然，将台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过来，更是它的重大贡献。台湾之最后被清朝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是康熙帝、施琅以及其他一些清朝文臣武将顺应历史潮流所做的一件好事，从长远看，对台湾和大陆的发展，都有好处，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完整，而且大大方便了台湾与大陆的人员往来，有利于经济上的协作和交流。而被统一的郑氏政权，在其存在期间，也是历史上的积极因素，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作了上述应予肯定的好事，另方面它之与清朝相对立而存在、台湾之暂时不能与大陆统一在一起，也是当时客观形势之必然，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过程。历史上的许多事情，看起来似乎矛盾，实则不然，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1)　《先王实录》；《明通鉴》附编卷6；《小腆纪年附考》卷18。

(2)　《张苍水全集》卷12《北征录》。

(3)　《先王实录》。

(4)　《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先王实录》；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120～121页。

(5)　《先王实录》将郑成功收到李定国此信并作复记于永历八年二月，误。兹从郭影秋《李定国纪年》及其论文《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之说。郭文载《新建设》1961年第12期。

(6)　《台湾外纪》卷10。

(7)　《海上闻见录》（定本）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