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尤其是冲刷了封建势力最为腐朽的部分，这就为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元朝时期地主和佃户之间“贵贱等分甚严”，佃户对地主“拱侍如承官府”，在路上遇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复行”(1)。元朝的法律规定：地主与佃户以主仆礼相见，地主打死佃客，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了事(2)。可见元代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地主把佃户完全看成为自己的奴仆。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之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动。这些变动，在明朝有关制度和法令中有所反映。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政府规定：“佃见田户，不论齿序，并以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3)明朝制度，父辈曰“尊”，兄辈曰“长”。明朝政府规定农民与地主是兄弟辈的少长关系，虽然仍以地主为长，用封建宗法关系来统治农民，但这比元代的主仆关系要放松些。明朝政府还取消了地主打死佃客仅赔烧埋银五十两的法令。元朝时期，蒙古贵族在战争中大批俘掠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为“驱口”、“驱丁”。这种“驱口”、“驱丁”有极强的依附关系，类于农奴。明初时，不再有“驱口”、“驱丁”的称呼，可见他们已在元末农民战争中争得了解放。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政府下令：“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4)并规定非贵族官僚地主不得有奴婢，“若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5)。事实上，一般地主仍有奴婢，但这一规定反映元末时许多奴婢获得了解放；同时，它对一般地主蓄养奴婢多少起些限制作用。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经过元末农民战争，土地所有关系得到了部分调整，明初农民部分地占有了地主的土地，明初又进行了垦荒，使得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耕地。明初地主，尤其是新兴地主，虽然也抢占土地，但这是一个兼并过程的开始，土地集中较之元末还不那样严重。由于社会生产关系上述的一些变化，再加上明朝政府采取的“休养生息”重视生产的政策，以及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这就使明初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封建王朝国力的强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衰落，皆与耕地、户口的增减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朝初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可以从当时耕地和户口的迅速增加中反映出来。先看洪武时期耕地的增辟情况，《明太祖实录》曾有粗略的统计：

洪武元年，增辟耕地七百七十余顷；

洪武二年，增辟耕地八百九十八顷；

洪武三年，增辟耕地二千一百三十五顷二十亩（只是山东、河南、江西的数字）；

洪武四年，增辟耕地一十万六千六百二十二顷四十二亩；

洪武五年，缺载；

洪武六年，增辟耕地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顷有奇；

洪武七年，增辟耕地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

洪武八年，增辟耕地六万二千三百八顷二十亩；

洪武九年，增辟耕地二万七千五百六十四顷二十七亩；

洪武十年，增辟耕地一千五百十三顷；

洪武十一年，缺载；

洪武十二年，增辟耕地二十七万三千一百四顷三十三亩；

洪武十三年，增辟耕地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

洪武十四年，没有登录当年开垦荒田数字；

洪武十五年，缺载；

洪武十六年，增辟耕地一千二百六十五顷(6)。

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洪武三十年，在《明实录》中没有再记载每年增辟耕地的数字。从洪武元年到十六年，除其中五年、十一年和十五年缺载外，十二年中累计增辟耕地一百八十万五千余顷，占洪武十四年全国官民田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余顷的一半。洪武二十年开始，明朝政府在全国普遍丈量土地，编制了鱼鳞图册，清出了不少豪强地主所隐瞒的土地，同时仍不断鼓励人民开荒，所以到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垦田数猛增到八百五十万七千余顷(7)，比洪武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总数增加了四百八十多万顷。虽然在丈量土地或垦荒中地方官吏难免有谎报成绩的地方，但当时政府所掌握的耕地大幅度增加，却是事实。

明朝初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全国户口也有显著的增加。洪武十四年（1381年）统计，全国户口就已达到户一千零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零五(8)。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统计，户一千六百零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9)。与元代全盛时期相比，户增加四百四十多万，口增加近七百万(10)。

朱元璋对人户土地是非常重视的，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就对到北方上任的地方官说：“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11)以后还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地方官来朝觐的时候，必须携带“土地人民图本”及“事迹文册”，以供考察(12)。土地和人户是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来源，是封建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事实也反复证实了这一点：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人户与土地的多少，往往成为这一王朝盛衰的主要标志。明朝政府为了保证赋税徭役的供应，除了夺回豪强地主隐漏的土地人户以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控制极为严厉，不许百姓随便迁徙，如因灾荒或其他原因流亡他乡的，也要押回原籍入册当差。如果在政府编造黄册时，人户有逃亡的，“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仍令复业”(13)。从这些方面来看，明代户口、土地统计数的迅速增加，包含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内容。

伴随着社会安定，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也有明显的增加。这一点从当时政府向人民收取的税粮上可以看出来。洪武十四年（1381年），岁征麦米豆谷二千六百一十万五千二百五十一石。洪武十八年，征天下田租二千零八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七石。洪武二十四年，征米麦豆粟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三石。洪武二十六年，计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14)。这一赋税收入数字，在以后的永乐、洪熙、宣德各朝，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动。洪武二十六年，岁入粮数比元代岁入粮数（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零八石）多两倍(15)。所以，明朝在地方上的仓储就很充裕。洪武时“山东济南府广储、广丰两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蓄积既多，岁久红腐”(16)。永乐九年（1411年），陕西所属储积仓粮千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五十五石有奇，足支官军俸粮十年(17)。宣德时，福建汀州府所储积的粮食竟可支官军百余年俸粮(18)。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固然说明当时明朝政府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但也反映了粮食确实是增产了。由于仓储丰富，明朝地方政府的官员在遇到灾荒时才敢于“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19)。

棉花自传入中国后，首先在闽、广、关、陕地区种植。丘濬《大学衍义补》载：“宋元之间，始传其（棉花）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关陕壤接西域故也。”到元代时，江南地区也竞相种植。到元末江南松江就成为重要的棉业中心。朱元璋十分重视棉花的种植，龙凤十一年（1365年）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20)。洪武元年（1368年）又把这一规定推广到全国。明初，由于政府的推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也普遍种植起来。洪武二十五年，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棉花丰收，产量高达一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21)。由于棉花在全国普遍种植，因此，棉花、布帛就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部分。永乐十七年（1419年），共征收布帛一百二十万六千八百八十七匹，丝绵二十四万六千五百七斤，棉花绒五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四斤(22)。明朝政府供应军队的棉花、棉布的数量也十分浩大。洪武十三年（1380年），供给辽东诸卫士卒棉布四十三万四百余匹，棉花十七万斤。洪武十六年供给四川等都司士卒，棉布九十六万一千四百余匹，棉花三十六万七千余斤(23)。由于棉花、棉布产量的增加，明朝政府往往用棉布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换马。如洪武三十年，以棉布九万九千匹往“西番”换马一千五百六十匹(24)。

明朝初期的手工业如矿冶业、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制盐业等都有相当发展。

明代的矿冶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的是由明朝政府派遣官员直接经营管理，民营的则需取得政府的许可，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课额。

明代的官矿计有金银铜铁铅等矿业。金银矿在明初时的产量并不多，但其对人民的苛扰却极为严重。洪武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的规模较大，设有炉冶四十二座。其他如浙江温州、处州、丽水、平阳等七县，也开设有银场。永乐时又于陕西商县、福建浦城、贵州太平溪、云南大理等地开金银矿场(25)。洪武时金银矿课甚少，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金二百两，银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两(26)。到永乐、宣德时，金银矿尤其是银矿的产量逐渐增多起来。永乐十二年（1414年）金四百九十五两，银三十九万三千九百四十九两(27)。宣德九年（1434年）金三百三十五两，银三十二万七千六百八两(28)。银课增长了十倍多。但这些数字，是明朝政府硬派给当地的岁征额数，而不是实际产量。陆容《菽园杂记》曾指出这一情况说：浙江银课八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两，坑冶户只能办银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余两。明英宗正统时，罢金银铜铁等官矿，封闭坑冶，从此银矿时采时闭，其产量也再无多大起色。

官营的铜矿和铅矿，在明朝初年发展不大，因此，在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较少。洪武时，在济南、青州、莱州三府每年役民二千六百六十户，采铅三十二万三千多斤，后以凿山深而得铅少，罢采(29)。洪武时，池州府采铜十五万斤(30)。宣德年间，江西德兴、铅山每岁产铜五千余斤。一说作五十余万斤。(31)

明初官营矿业中，以铁矿的规模最大。洪武六年（1373年）在全国设置了十三个铁冶所，计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太原、泽、潞，上述十一个地方各建一个铁冶所，吉州地区设铁冶所两个。以后在河南、四川和湖广茶陵也设置了铁冶所(32)。共计岁输铁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五千二十六斤(33)。洪武十八年罢各布政司铁冶。工部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旧贡十万斤，缮治兵器，他处无有。”复行开采。接着武昌、吉州依次恢复铁冶。洪武二十八年内库贮铁三千七百四十三万斤，又命罢各处铁冶，并允许人民自由采炼，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洪武三十一年，以内库所贮铁有限，又命重开铁冶(34)。永乐时，又设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铁冶。

官矿开采和冶炼的劳动力，是采取劳役制的形态，以户为单位向人民征调的，一切器具也都出自民间(35)。人们一听说要佥发矿夫，就四散逃窜。由于直接劳动者没有生产兴趣，官矿也往往无利可图，形成这样的情况：“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36)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宣德十年（1436年），在这六十余年中，官矿屡停屡开，其生产量也时涨时落。洪武二十八年和宣德十年两次全面停罢金银铜各官矿，令民得自采炼(37)。这表示了明朝初期官矿趋向衰落和民矿逐渐发展的情况。

明代各类民营矿业的生产量有多少，没有统计数字，只好根据《明实录》所记载的国家岁征课额来推测它的大致情况。洪武朝在实录中没有记载，永乐和宣德两朝的情况如下述。铜课，永乐十二年（1414年）最多，为二千八百四十九斤。最少是永乐十六年，为二千一百二十八斤。永乐十六年到宣德朝，每年的铜课都是二千一百二十八斤。从这种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来看，显然是与明朝政府规定的每年的定额指派有关，这在开始时，可能会参照当时的生产量，但经过几十年后，老是停留在原来的数额上，那就不能作为衡量生产高低的标准了。铅课，最多的是永乐七年，计二千七百四十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斤。其次是永乐九年，计六百七十一万八千一百七十一斤。永乐六年，计九十四万九千四百三十七斤。最少是永乐十六年，计二万零七百八十斤。从此以后，也就成为固定的数额，没有变动。从铅课的情况来看，其变动的幅度很大，尤其是永乐七年的课额竟达二千七百多万斤，如以每三十分取二计算折算成产量，就要达到四亿多斤了，其中恐有错误。铁课，在永乐、宣德两朝，小有升降，但总的趋势则是上升的。从永乐元年到十一年，波动在七万到八万左右（永乐元年为七万九千八百零六斤，十一年为八万六千六百二十六斤），永乐十二年跃增到三十八万九千六百零五斤，过了三年又增到五十一万四千三百零九斤。以后曲折发展，到宣德九年（1434年），为五十五万五千二百六十七斤。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朝政府规定，铁课率为“每三十分取其二”(38)，即产量为课额的十五倍。依此推算，则永乐元年的铁产量为一百十九万七千余斤，宣德九年的铁产量为八百三十二万九千余斤。宣德九年的产量约为永乐元年（1403年）的七倍。明代的民矿，除了取得政府许可的以外，还有的是政府控制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去进行开采的。这种被明朝政府视为“盗矿”的非法矿场，大多是银矿。因为当时银矿是不许民间开采的。民矿的产品，除了用作矿课而上交给国家一部分以外，其余部分则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而官矿，则主要是供给国家的军用、建筑以及铸钱等之用。

明朝初期矿冶业的技术水平已相当高，遵化炼铁炉，深一丈二尺，前宽二尺五寸，后宽二尺七寸，矿石入炉后，“用炭火置二扇之，得铁日可四次”。产品有生铁、熟铁和钢铁三种，“生铁之炼凡三时而成，熟铁由生铁五、六炼而成，钢铁由熟铁九炼而成”(39)。永乐年间铸造了一个大铜钟，叫华严钟，现存北京西直门外觉生寺（俗名大钟寺），它因钟内铸有华严经而得名。钟身通高五点八米，重八万四千斤，钟口铸有《金刚经》，钟内铸有《华严经》、《金光明经》，钟外铸有诸佛菩萨名称，约有二十二万字，全部为楷书。文字铸造得极其精致，至今已逾五百多年，仍清晰可辨。形体如此高大、文字如此精美的大铜钟的铸成，可见当时冶炼水平的高超。

明代瓷器手工业在宋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江西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是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宣德年间其所烧造的青花瓷器，采用麻仓（景德东乡麻仓山）的陶土作瓷胎，青花的原料是由南洋输入的“苏泥勃青”（也称“苏离勃青”），烧成之后，洁白细腻，色调幽雅。除了白地青花以外，还有黄、紫、红、绿、蓝等诸种色彩。当时瓷器的产量也很高，宣德时，饶州烧造的瓷器一次就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40)。

明初，制盐工业的直接生产者称为“灶户”，登记为灶籍。这是因为当时两淮、两浙、山东等主要产盐区，大多用灶煎熬制盐，所以称为灶户。但有的地方称为“盐户”，或仍宋元之旧，称为“亭户”。明初的灶户，除元时遗留下来的以外，又有从民户中拨充和因“罪”发遣煎盐的。灶户也和匠户一样，不准随便改籍。

明代全国的盐务由户部掌管，在户部之下，于各产盐地设都转运盐使司（简称转运司、盐运司或盐司）。洪武时设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转运司。另外还设有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定盐井、五井等七个盐课提举司（简称提举司）。这两个官衙，是明代管理盐务的最高地方机构。其下又设有分司、盐课司等管理机构(41)。灶户最基层的生产单位则是“团”，相当于民户中的里甲。

明朝政府核定各地岁办盐课的定额，一直落实到灶户。政府并拨给灶户草场，供其樵采，作为煎盐时的燃料。灶户每煎盐一引四百斤（此为大引四百斤，小引则为二百斤）给工本米一石(42)。灶户所缴纳的盐课称为“正盐”。除了缴纳盐课以外多余的部分称为“余盐”。灶户对余盐也不能自由处理，明朝政府规定，灶丁如将余盐夹带出场及货卖的处绞刑。所有余盐都要送交政府，以二百斤为一引，官给工本米(43)。洪武初，盐课的数额是“仍依旧额”(44)，即按照元代的定额下达。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户为单位按丁产多寡对盐课作了调整。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由于“两淮盐场，煎办盐课，其役不均。灶户有一丁而办盐三十引者，有七八丁而办盐三十引者”，因此，明朝政府再次改定了盐课的标准，规定“两淮、两浙各灶户，每丁岁办小引盐一十六引，每引重二百斤”(45)。全国定额盐课总数“大小引目二百二十余万，解太仓银百万有奇，各镇银三十万有奇”(46)。明朝政府的这笔财政收入“几与漕运米直等”(47)。盐课在明代的财政收入中，处于仅次于田赋的重要地位。

(1)　黄溥：《闲中古今录摘抄》。

(2)　《元典章》卷42《主户打死佃客》。

(3)　《明太祖实录》卷73。

(4)　《明史》卷2《太祖纪》。

(5)　《明律》卷4《立嫡子违法》。

(6)　见《明太祖实录》卷34、47、59、70、86、95、102、110、128、134、140、158。

(7)　《明史》卷77《食货志》。

(8)　《明太祖实录》卷140。

(9)　《明史》卷77《食货志》。

(10)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为元代的盛世，据《元史》卷93《食货志》载，当时户口为户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二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

(11)　《明太祖实录》卷34。

(12)　《明会典》卷13《朝觐考察》。

(13)　《明会典》卷20《黄册》。

(14)　《明太祖实录》卷140、176、214、230。

(15)　《元史》卷93《食货志》。

(16)　《明太祖实录》卷241。

(17)　《明太宗实录》卷77。

(18)　《明宣宗实录》卷67。

(19)　《明史》卷78《食货志》。

(20)　《明史》卷78《食货志》。

(21)　《明太祖实录》卷223。

(22)　《明太宗实录》卷115。

(23)　《明太祖实录》卷150、156。

(24)　《明太祖实录》卷252。

(25)　《明史》卷81《食货志》。

(26)　《明太祖实录》卷206。

(27)　《明太宗实录》卷94。

(28)　《明宣宗实录》卷115。

(29)　《明太祖实录》卷150。

(30)　《明太祖实录》卷77。

(31)　《明宣宗实录》卷47；《续文献通考》卷23。

(32)　《明史》卷81《食货志》。

(33)　《明会典》卷194。

(34)　《明太祖实录》卷176、242、256；《明史》卷81《食货志》。

(35)　《明太祖实录》卷150；《明宣宗实录》卷47。

(36)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9《山泽之利》下。

(37)　《明太祖实录》卷244；《明英宗实录》卷2。

(38)　《明史》卷81《食货志》。

(39)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6“工部铁厂”。

(40)　《明会典》卷194《陶器》。

(41)　《明史》卷80《食货志》。

(42)　《明史》卷80《食货志》。

(43)　《明会典》卷34《盐法》。

(44)　《明史》卷80《食货志》。

(45)　《明太祖实录》卷199。

(46)　《明会典》卷32《盐法》。

(47)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8《江南·盐法考》。